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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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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 10: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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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闫海潮

(天津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当前,在网络空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着三重风险:图像化的表达方式导致观点碎片化、认知浅层次化以及泛娱乐化,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整体性和深刻性;智能化算法产生的“信息茧房”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和整合功能;“立场先于事实”的“后真相”思潮导致价值相对主义,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有效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风险重在创新技术载体,改变话语宣传方式和提高网民网络素养,从而切实提高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中心化;智能化算法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1]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已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娱乐和生活的新空间,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网络空间既是广大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价值碰撞、激荡和交锋的主要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使网络空间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我国网络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着新风险、新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网络空间的新变化、新问题,以及其对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形成良性的网络空间价值秩序。

一、“去中心化”网络空间的新特点
“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2],致使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众的生活空间不再局限于现实空间,而是不断向网络空间拓展。与“中心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不同,网络空间形成了众多的中心,有着“去中心化”的结构。在网络空间中,个体获得更多自主权,表达方式更加多元化,社会和网民的关系也被重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表达方式、信息分发方式、信息选择方式等均呈现新特点,形成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环境。

(一)网络信息表达方式图像化
现实空间中,抽象化的语言和文字是人们主要的交流方式。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交流方式“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3](p10),“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4](p2)。网民获得经验和知识的途径被前所未有地视觉化、图像化和感性化了,这促使网民凭借视觉体验去认识和理解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图像的时代”来临了。图像成为网民在网络空间交往的主要话语。“在当今社会,我们不仅‘读图’,不仅走进了视觉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正以图像化的方式进行生存。”[5](p19)

网络空间中图像化的话语主要表现在:(1)场景化。网络空间中网民通过立体化的场景实现了与世界的连接。场景能够让用户感受到沉浸式体验,从而使其长时间地停留在场景之中。在场景中,任何事项的传播和阐释都已脱离传统的文字性阅读的范畴,成为一种群体性和景观化的社会活动。图片、视频等场景化的构图,配合着特有的视觉和听觉背景,使网民的话语表达呈现为特定语境的整体景观。网民表达方式从平面化、口述化的抽象用语转变为生动、简洁的图像。(2)思想传播隐喻化。在现实空间,进行宣传教育的载体是清晰明了、指向明确的文字,强调理论之间的理性叙事、因果关系,并指向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在网络空间中,网民更加注重图像表达,主体的意图被图像遮蔽。图像的形式、隐喻、场景切换等既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又要符合知识传输和意识形态等需求,是政治、资本和网民立场等三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网民对图像的接收和认同不仅依托于理性叙事和逻辑演绎,而且借助于情感共鸣、图像想象和感官愉悦等非语言的隐喻路径。

(二)网络信息分发方式算法化
算法推送是指根据网民的性别、年龄、职业、上网习惯、需求倾向等特征来给网民推荐特定的信息内容。其原理可以被形象地概括为“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当前,算法推荐已经成为网络空间运行的基本法则。它在各类搜索引擎、浏览器、资讯客户端、商业平台等互联网产品中的广泛运用,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门槛,让“知识普惠”从口号变成了现实。

智能算法实现了信息生产和传播逻辑从“传播者本位”到“用户本位”的变革。在传统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依据一定的价值观选取、采编和分发信息。信息内容呈现出规模化、标准化和千人一面的特点。信息分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传播者掌握着信息采编和分化的控制权,依靠“传播者本位”的逻辑运行。在智能化时代,网络空间中信息的生产权和分发权呈现“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个人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成为信息生产和分发的主体。

智能算法实现了信息推送的精准化和个性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把海量的信息传送到网络空间。那么,如何选择信息、选择什么样的信息成为网民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算法推荐技术颠覆了传统的“大水漫灌式”的信息选择和分发模式,它通过对用户信息和网络行为数据的挖掘,利用算法模型将其内容特质、环境特征进行匹配,实现精准对接,让人们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从而节约了信息寻找成本,解决了信息生产、分发以及反馈滞后的弊端,提高了信息的利用效率。

在网络空间,算法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手段,而且具有了权力性质。它能够塑造社会文化,对个人的生活品位、思维逻辑以及价值观念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权力是一种软权力,即它不强迫他人去做事情,而是通过迎合偏好、抚慰情绪来吸引、引导他人从而达成自身的目的。当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影响我们生存方式的重要因素的时候,权力逐渐隐匿于算法之中。算法通过“用户本位”、个性化精准推荐以及隐藏其中的权力,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三)网络信息选择立场化
“后真相”思潮是指在网络空间中越来越多的网民以个人立场、情绪、偏好和信仰代替事实本身的网络生态。它表明网民不再追求“绝对客观”的真相,而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情感来寻找“真相”,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合理”的理由。网络空间中网民行为呈现出“立场先于真相”的趋势。

“后真相”思潮反映了一种不同于主流价值观的另类真相。后真相是一种边缘社会的共同性,是没有被现有体系和价值观关注到的客观存在。“后真相的深层本质是一种没有得到适当反映、认知、规范的共同主体需要、共同利益诉求、共同情感需要。”[6](p30)所以,“后真相”并不一定是假象,而可能是一种没有被关注到的另类真相。它是社会共同体、共同知识和价值观以及利益诉求的新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新型集体行动力量。“后真相”并不意味着真相的破产,而是原来没有被我们所认识的真相的浮现。

“后真相”思潮的深处是相对主义、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它主张“立场先于真相”“情感信念先于事实”。网民对是非对错的判断不再基于客观事实和理性探讨,而是基于自己现有的立场和情感。传统的“从事实证据推出结论”或者“结论服从事实”的逻辑转变为“让事实证据服从既定的结论”。在基于共同爱好和情感需求的群体中,网民在对事实进行讨论之时已经用立场给讨论和结论定下了基调,并以此搜集相应的客观资料,自由讨论演变成对既定观点的支持或者打压。人们基于价值情感传递信息,使得圈层内的价值取向日益趋同,与圈层外的人相互隔绝,视野逐渐窄化甚至“极化”。这将产生“过滤气泡”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后真相”思潮中,客观事实与理性分析不再是价值判断的依据,情感和立场成为价值判断和塑造价值观的依据。

二、网络空间的新表征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国家发展的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此,与传统社会空间一样,网络空间既提倡自由,也需保持秩序。在以自由和开放为特征的网络文化形态中,错综复杂的多元价值观被置于同一平台,这对主流价值观的构建提出了诸多新挑战。

(一)图像化表达方式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深刻性和思想性
图像所表达的感性话语是网民非周密思维的产物,容易在网民之间形成“不知不觉”却又“自然而然”的情感和价值上的共鸣。同时,图像化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传播带来变数。其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使网民陷入“感性迷狂”,用感性化方式理解世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碎片化。网络空间中,碎片化的图像满足了网民通过碎片化的方式获取资讯和进行社交的需求。这些缺乏因果关系和逻辑性的各类图像,既没有一以贯之的历史视角,也没有整体性的现实语境,更无法呈现图像背后的意义。网民无力也不能还原图像的完整意义,只能以纯粹感性的本能对碎片、单一的图像照单全收,沦为图像存储器。网络空间中,碎片化的内容和传播方式解构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整体性。

2.浅层次认知。网民通过图片、短视频看到的是真实世界的摹本和复制品,是别人呈现出来的所谓的“事实”与价值。网民用感官去感知这些图像,弱化了深度思考的能力,难以洞察图像背后隐藏的信息和深层次的意义。这容易使其在思想上被操纵和绑架,进而影响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沦为图像世界中的被动接受群体。图像化导致的浅层次认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深刻性存在着矛盾。

3.泛娱乐化。泛娱乐化是指娱乐元素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表面上表现为娱乐化的信息内容,实质上潜藏着“娱乐至死”的价值倾向。人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放弃了对深刻价值的追寻。娱乐化的感官内容解构和冲击着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性与精神超越性。人们开始对主流价值观提不起兴趣,出现了将主流价值观“污名化”“边缘化”“庸俗化”的现象。

(二)算法推荐式的分发方式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整合功能
智能算法推送一方面提高了人与信息之间的有效匹配度,另一方面算法的工具理性被资本逻辑所裹挟,把网民的需求和个性量化为标准数据,无视他们背后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心理动机,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

1.算法的工具理性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言简意赅、意义丰富、叙述宏大、概括性强、注重理性分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7](p42)在现实空间中,信息由专业人员采编完成,经过“把关人”的严格筛选,使其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然而,智能化的算法推荐颠覆了信息生产模式,信息的选择权、主导权基本上由用户决定。在网络空间中,网民往往喜欢点击能够激起好奇心以及夺人眼球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以标题党、低俗内容甚至戏谑化的表达方式呈现。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算法推荐失去了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追求,使得用户陷入价值观迷茫的困境。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内容在网络空间中容易被网民所忽略甚至排斥,点击率不高,往往被淹没在多元、无序的网络信息之中。

2.“信息茧房”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功能。作为当代网络空间信息生产、分发的主要运行法则,算法推荐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预测用户兴趣点,并向他们推送感兴趣的内容。这无形中搭建了一个只有同质性而没有异质性的封闭信息体系,将用户的喜好固化在“茧房”之中。美国学者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信息茧房”的命题[8](p7-9)。他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茧房”之中[8](p15)。算法推荐越精准,网民越被束缚于“茧房”中,接收的多元化信息越少,社会共识越难以达成。算法推荐使网民接收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被技术遮蔽,网民逐渐脱离社会公共议题,远离社会真相和主流价值观,加剧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分化。“失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引领的‘精准推送’所导致的信息个人化,对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社会成员个人的社会化,是存在着不良影响的。”[9](p9)这容易使网民盲目自信、心胸狭隘乃至产生偏激心理,难以形成自我反思性的批判精神,拒绝其他合理性观点,这无疑严重影响了核心价值观整合功能的实现。

(三)立场化的信息选择方式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价值秩序
“立场先于真相”“情感大于事实”的“后真相”思潮以揭露另类真相为由挑战现有的价值秩序,同时又使网民困于“过滤气泡”中,难以接触到事实真相。

1.“后真相”思潮将导致现有主流价值失序。在网络空间中,深受“后真相”思潮影响的网民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来构建“真相”,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权威被解构。“后真相”所追求的另类真相,必将对主流价值观和既有的社会秩序构成挑战。并且它不再以传统的方式对现有秩序进行挑战,而是根据网络空间特点、以某种集体无意识和知识隐性传播方式,瓦解现有秩序和体系的合法性。“后真相”通过主张追求真相背后的“真相”,解构了真相的真实性,让人们对现有价值秩序背后的理论、信仰、知识等产生怀疑。“后真相”解构了现有体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无疑也就瓦解了制度的合法性和秩序的合理性,从而使现有价值秩序进入无序和失序的“后秩序”状态[6](p31)。

2.“后真相”思潮使得网民陷入“假象”的“过滤气泡”中,忽视真相。过滤气泡是指在网络空间,智能算法推荐根据用户的偏好,主动为用户树立信息“隔离墙”,阻止异质信息,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信息世界。“过滤气泡”效应使得网民不易接触到与自己价值观相左的信息。这种过程加剧了群体极化,“仇富”“仇官”等现象充斥网络空间。他们在群体内通过情绪宣泄、情感共鸣传导价值追求。一旦发生某些公共事件时,网民就会用“过滤气泡”内形成的经验、思维方式、价值观参加到情感动员中,对与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信息进行强化,对不同观点进行过滤,加以拒绝。由此,网民评价事物的标准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是自身的价值立场、道德与情感共鸣。这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成为评价网络空间是非的标准,使真相与客观性终结,阴谋论盛行。总之,“后真相”思潮既降低了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又加大了网络空间的治理难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在网络空间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10](p12)党和政府应从创新技术手段、优化宣传方式、提高网民的网络素质等方面综合施策,切实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作出贡献。

(一)创新技术载体,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11](p31)将新技术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之中,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网络空间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顺应信息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紧跟网络空间发展新特点,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载体形式。一是顺应网络空间图像化表达的新趋势,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话语的创造性转换。要把核心价值观特有的规定性融入图像的“编码”和“解码”之中,切实反映核心价值观内涵,创造符合网络空间需求的真善美符号,形成强大的图像情感磁场,使受众产生强烈的共情心理,实现图像符号的价值预设目标。二是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任何算法都内嵌着运营者和设计者的价值观,蕴含着他们的特定目标和任务,目标实现的路径,任务完成后的预期效果。“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智能化算法的“方向盘”。算法技术创新要符合主流价值导向。这就要求项目投资者、算法设计者、运用算法的机构,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则和行业规则,真正做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驾驭算法。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压缩乃至刺破“过滤气泡”。网络空间中的“回音室效应”“过滤气泡”导致价值极化,政府应引导技术创新,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技术来打乱拥有相似价值观数据的聚集,增强技术识别能力。基于技术创新营造网络空间中包容开放、理性有序的格局,增大多元价值信息共享的空间,正确反映网民的利益需求和情感需求,减少“后真相”思潮的影响,让辩证思维、科学理性成为网民的共识。

(二)改进宣传话语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
首先,应以情感话语为切入点,提高核心价值观的亲和力。与以事实信息偏向的社会空间传播相比,网络空间更直接的是情感偏向。情感偏向是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重要特征。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要发挥情感的柔性力量,强化网民的情感共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抛弃情感缺席的话语独白和灌输,用网言网语来感染网民,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表达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生活世界的温度。其次,应改进话语叙事方式。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话语主体的多元化以及话语议题的大众化、平民化,平民叙事被网民热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增强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响力就要构建平民叙事的话语策略,善用极简化、个性化、娱乐化的表达方式,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大众化。最后,应合理设置话语议程。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议程设置要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切实反映民生民意。议程设置内容应是网络空间网络舆论的热点、突发事件以及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呈现,激发网民的共鸣,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

(三)提升价值主体素质,提升网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能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14]首先,应提升网民的视觉素养。作为新的话语交流方式,图像在表现形式、交流方式、构图造型、价值意蕴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网民用以往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储备难以理解和认同这些图像。这就需要提高网民的视觉素养,重视图像自身的形式规律、形式结构以及给人的视觉和心理感受,走出用文字文本思考的习惯,以全新的视角感受网络空间的图形图像。应依据网络空间图像话语的特点,切实提高网民对图像的审美和欣赏能力、鉴赏和辨识能力。其次,应提高网民数据素养。数据素养是网民在人工智能技术环境下选择、理解、创造、生产和消费数据时,所具备的批判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拥有良好网络素养的网民能够正确处理大数据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不过分崇拜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不压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善用技术而非将其视为“万能神器”或“洪水猛兽”。网民要有鉴别和自制能力,有意识地避免“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带来的消极影响。这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 747816.htm,2020-09-29.

[2]习近平.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N].人民日报,2015-12-27(01).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4][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曾庆香.图像化生存:从迹象到拟像、从表征到存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5).

[6]陈忠.从后真相到新秩序:别样共同性及其公共治理[J].探索与争鸣,2017(4).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9]宋建武.信息精准推送中主流价值观算法实现[J].新闻与写作,2018(9).

[10]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2]本报评论部.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构建健康活跃的新媒体内容生态[N].人民日报,2018-06-20(05).

[13]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

[14]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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