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深化新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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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深化新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遵循
□易新涛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努力开创新中国史研究新局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纵深发展必须遵循几个基本原则：坚持历史性原则，将新中国史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把握它的逻辑起点，展现它的历史进程，充分反映历史的联系，凝练它的基本经验，要尊重历史事实，防止任意杜撰和裁剪，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整体性原则，突出全面性，强调连续性，注重宏观性，既不能否认或忽略差异性，又要防止碎片化倾向。坚持发展性原则，着眼于未来更好地发展，牢牢把握新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体现历史大势，善于用发展的眼光审视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防止片面化和僵化倾向。

[关键词]新中国史；历史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修课。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四史”学习。2019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在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2020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再次要求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四史”教育。2021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在全党展开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5月又印发了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或讲话，反复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早在2013年6月，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江西、甘肃、河南、上海、云南、吉林、贵州等地，在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的回信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2021年同党外人士迎新春座谈会和春节团拜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等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反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让初心薪火相传，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学习新中国史，就必须以深化新中国史的研究为前提。2013年12月，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2015年1月，在主持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他又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2018年10月，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他要求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上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事件、会议、人物，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深化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指针和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百年历史的新起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给新中国史的学习和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着力探讨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纵深发展的基本遵循，对于构建系统完善的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理论创新、经世致用、学科融合、服务公众等方面下功夫，努力开创新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是大有裨益的。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从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历史观点和历史性原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第一，任何事物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585），“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2](p643)。列宁说：“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3](p364)第二，将历史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考察。马克思说：“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4](p312)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p375)；“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6](p689)。可见，只有将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和问题放在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才能客观准确地认识它。第三，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列宁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一个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7](p26)。第四，历史研究要联系特定的历史范围内的各种历史条件、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既然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评价历史上的现象和事物就应从历史现象、历史事物产生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而不能“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如果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8](p206)。

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性原则。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或社会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析和概括，从而探寻和把握历史背后的规律，以得到启示和教益。第一，用长远的眼光和广阔的视角，将新中国史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接续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不断取得辉煌成就，逐渐走向美好未来新的历史征程。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历史中，它是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飞跃的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创业史、奋斗史和胜利史，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与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史是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这样，新中国史研究及其经验总结才能更客观、更公平，更经得起时间检验，更显得弥足珍贵。第二，准确把握新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客观认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时代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从而还原或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场景。第三，清晰地展现出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新中国七十多年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等历史阶段。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应然存在着差异性，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工作重点、方针政策、主要措施难免有所侧重，主要成就及其基本经验自然会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而且，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有大量具体事实（史实），包括一些具有开创性、标志性、典型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历史发展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每个历史阶段与其他历史阶段都有其内在逻辑，从而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要依据这些历史事实，深入研究各个历史阶段，分析典型的事件和人物，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展现出新中国七十多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鲜活生动的历史画卷。第四，充分反映历史的逻辑联系。新中国史研究要全面把握历史进程中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既包括国内各种历史条件、历史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也包括各种国际因素对新中国的发展进程、历史事件的影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不仅科学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经验，而且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不仅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而且科学研究世界各国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正是通过这种多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使党的建设工作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现实的把握中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提高了水平。”[9]第五，深刻总结和凝练历史经验。未来历史的创造者，需要以往历史知识的营养、历史智慧的启迪、历史情操的哺育、历史经验的垂询、历史规律的引导。既总结阶段性特征，更要总结新中国七十多年艰辛探索中所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的有机统一中更加深切领悟历史发展的大势，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胜利的合理性、规律性、必然性，坚定地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责任。第六，理性分析历史上的教训。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新中国是通过革命的手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废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难免会出现各种失误甚至出现全局性的错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10]因此，我们不仅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上发生过的曲折和错误，而且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分析错误的主要内容，找出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总结犯错误的教训，探讨出防止此类错误重犯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当然，在坚持历史性原则的同时，要避免和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拘泥于个别历史事例，模糊或忽视新中国发展的主线和主流的倾向。众所周知，历史事例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根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1](p39)但是，历史研究是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以勾勒出历史的主线，即“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2](p799)。如果“只凭史料说话”，必然会陷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个具体历史事实的漩涡中，孤立、片面地看待而不作具体分析，不仅看不清新中国发展的主线即贯穿历史整个过程、始终起支配作用、反映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脉络，而且看不到新中国发展的主流，突出表现为不能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主流，甚至一叶障目，全盘否定。二是任意杜撰和裁剪，用历史虚无主义来解构历史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挑选零碎的和随意的事实。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3](p364)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用无视历史事实、质疑历史事实、以假设否定历史事实、以臆造历史代替历史事实等“研究方法”，进行所谓“大胆假设”“科学论证”，推导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论断。包括矮化、丑化、诬蔑甚至于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贬低、否定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非凡的社会成就，夸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甚至认为前30年主要是失误和教训，是一连串错误的集合，属于专制主义的历史；质疑、否定改革开放，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认为“这些年改革开放是假改革假开放”，“改革开放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将各种社会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改革开放“离经叛道”、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均全盘否定，甚至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放弃领导地位，极力推崇西方国家的所谓“宪政道路”。作为一种唯心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目的就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党的领导。毛泽东说：“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13]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加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新中国史研究，让历史发声，用事实说话，让真理击败谬误，用真相戳穿谎言，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从而自觉地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

二、坚持整体性原则，防止碎片化倾向
坚持全面看待历史，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第一，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机体”的概念，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4](p298)；“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1](p17，102)；以往的历史事变，也往往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p697)。第二，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在逻辑严密、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4](p135)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5](p418)。毛泽东明确指出：“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15](p342)第三，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单一孤立的观点。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7](p419)，“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p364)。只有从整体上去认识事物，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第四，历史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6](p359)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到社会形态，小到具体的人或物，都处于相互联系中。各种历史现象在时间、空间上也是相互联系着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人类历史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联系中划分出经济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才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指出历史是“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5](p425)。

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整体性是指系统中诸要素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起作用。我们应该从整个国家的全面性、连续性、宏观性角度，研究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总结贯穿于各领域各行业的基本规律和共性经验。第一，突出全面性。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谈及近百年的中国史时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2](p802)同理，新中国的历史也可以分为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社会史、国防史、外交史、生态文明建设史、党建史等，必然涉及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和平外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和各方面；既有国家的整体历史，也有专史，包括地方史、单位史、行业史等。因此，在研究中，可以分别进行归纳梳理和科学总结，尽可能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全方位地展示新中国的历史全貌，既要求“真”，也要求“全”。第二，强调连续性。历史、现实、未来具有相通性。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又是未来的历史。七十多年来，新中国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推进、发展和全面深化等不断发展且彼此相连的各个阶段。而且，由于历史环境不同，党在各个阶段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工作重心、方针政策，以及主要成就等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每个历史阶段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整个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因此，在分阶段研究的同时，坚持连续性研究。这样，既有利于我们牢牢把握新中国的历史概貌和进程，深刻分析历史原因、规律、经验，从党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砥砺前行、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又能真实地反映出整个进程中跌宕起伏的阶段性。第三，注重宏观性。既要重视对影响和决定新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主流问题等宏观性问题的研究，更要重视对新中国进行综合、全局的考察；既要聚焦大寨、小岗村等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地区发展，也要审视全国范围的整体发展；通过对典型事件、先进人物以及某一阶段、某一局部的具体研究，准确地展示出党引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轨迹和发展脉络；既要总结不同区域的具体实践、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更要从总体上分析新中国七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凝练其宝贵的基本经验。

当然，坚持整体性原则的同时，要避免和防止两种倾向。第一，否认或忽略差异性。整体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前提或基础的，没有多样性、差异性就没有整体性。从历史纵向来说，新中国七十多年进程由多个阶段构成，每个阶段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有所不同，党的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就会有所调整，典型事件、人物的特质和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所呈现的特点、取得的成就、提供的经验都不尽相同。从横向而言，城乡、东中西部之间、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之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祖国统一、党的自身建设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都存在差异性。关注这些差异性，并不会影响新中国七十多年的整体性，反而使之呈现出错落有致、起伏跌宕、蔚为壮观、生机勃勃的特点。第二，碎片化倾向。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研究对象，新中国已经历了七十多年。无论是内涵外延、空间范围、发展过程，它都是由包括问题、事件、人物、场景、个案、片段等千千万万的“碎片”构成。但是，新中国的发展又是由众多因素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有机过程。它不是各个因素杂乱无章的随意堆积，也绝对不是各个“碎片”的简单机械相加，而是具有多样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新中国史研究，一方面离不开这些“碎片”，需要对历史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在联结这些片段、零星的“碎片”的基础上，“整体叙史”；另一方面，不能“碎片化”，既不能简单堆砌史料，不能仅仅拘泥于一个个细节和个案，不能用历史细节的研究代替对历史整体的研究，更不能将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任意撕裂成碎片进行所谓的“解构”。具体来说，我们要看到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不能加以割裂；要正确处理好全局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整体性研究与个案研究、主流与支流、历史与人物、功绩与所犯错误等方面的关系。

三、坚持发展性原则，避免片面化和僵化倾向
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亡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2](p270-271).尽管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有时还会出现大幅度的跃退，但从总体上看，“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7](p325)。因此，在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人的精神活动时，应该坚持发展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16](p733，736)；要精确地描绘人类的发展，“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8](p541，542)。列宁强调，“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5](p465)，“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19](p199)。斯大林也指出，辩证法把自然界“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因此，“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最重要的“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8](p202)。

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坚持发展性原则。所谓发展性原则，就是着眼于一定的价值目标，通过系统地搜集信息和评价分析，用发展的视角、观点和眼光，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充分肯定其功绩和进步，理性看待现存的问题、错误或不足，以促进事物不断地发展。如果用静止的眼光而不能用发展的眼光，得出的结论难免就是错误的。第一，应该着眼于未来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重要性。因此，新中国史研究就是要围绕新中国建设，清晰地展示这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高声颂扬这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大书特书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的辉煌成就，系统总结新中国建设和“中国之治”的宝贵经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这三大规律的认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从而更好地面向未来、走向未来。第二，要准确把握新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即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总体上说，新中国史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历史，是一部奠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里，历史主题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体现，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历史主线即贯穿并始终支配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脉络，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历史主流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践活动所呈现出的占据主导或中心地位的方面，就是党领导广大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并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历史本质即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第三，体现历史发展的大势。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0（]p196）新中国史研究应重点研究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是如何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变化，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发展，不断认识、准确把握、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要重点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如何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如何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向前发展，如何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紧紧抓住人民利益这个关键，积极回应各利益群体的诉求，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如何确保党同人民永远保持血肉联系等关键问题，要关注重大历史进程，重点研究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第四，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里，既有巨大成就，也有失误和挫折，有的失误甚至给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随后，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40多年的风雨同舟、披荆斩棘和砥砺奋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当然，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突出问题。究其实质而言，这些问题是改革开放还不够深入的反映，因而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和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21]。第五，强调“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虽然走过了千山万水，但仍需继续跋山涉水，这还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们既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也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还要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当然，要防止研究中的片面化和僵化倾向。第一，反对片面化。片面化就是不全面看待问题。在新中国史研究中，这种片面化表现为不能一分为二、把握主流，没有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片面地看待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支流、遭遇的顺境和逆境、大局和缺憾、出现的抑扬和顿挫、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分不清主要、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次要方面，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或只看到严峻的挑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甚至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并以此为依据，疑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至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妖魔化，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或一味地肯定成就，面对新情况、新矛盾和新挑战，却不敢正视问题；或不善于发现问题，即使看到了问题，也触及不到问题本质，抓不到影响事物发展最根本的症结，找不到改革的痛点、难点、堵点。这样，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不见本质，难以得出对历史的正确认识。第二，防止僵化。在新中国史研究中，僵化突出地表现为从本本出发，信奉教条，不顾实际，不敢创新；观念陈旧，存在着主观偏见和担当钝化、路径依赖的惯性思维定式；缺乏必要的自省、自查、自纠的意识和能力。显然，这种僵化倾向有碍于新中国史研究，不利于更好地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逻辑、大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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