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会通与中西会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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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会通与中西会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再思考
秦彦士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6；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当代人类面临着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一方面是文明、宗教、政治、经济的冲突不断，人类遭遇的史无前例的疫情更是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各国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以及人员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本来应该加强团结共御时艰，但政治文化的巨大分歧却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在“历史的终结”之喧嚣声音刚刚过去不久，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就已经感到惊讶了：中国的命运不仅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发展，反而“风景这边独好”。不过我们还是必须保持头脑清醒，看到自己存在的各种问题，更不能妄自尊大地自视中国很快就可以“统治世界”。无论是在当下还是未来，如果人类要走向和谐美好的将来，就必须在求同存异的共生中寻找各种问题尤其是所谓“文明冲突”的解决之路。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的儒墨激烈斗争的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发：所谓“势不两立”的两种思想实际上依然是能够“譬如水火，相灭相生”。

一、历史上的儒墨会通
这里我们首先对儒墨会通的事实进行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众所周知，原创时期的墨家本就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儒墨两家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时候，学派之间的学术辩难甚至弟子之间的相互攻击在所难免；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对墨子思想激烈攻讦的孟子那里，对于观念对立面的墨家学派的思想与方法，都有或多或少的吸收，再往后的创造性儒家大师荀子，他对墨子的思想观念与逻辑方法更是有深入的研究与大量的借鉴。

除了这类大师级的人物之外，产生于秦国的《吕氏春秋》也明显地反映了战国后期儒墨合流的现象，仅从书中的篇名如《劝学》《尊师》《先己》《孝行》《至忠》，就可以看出它明显的儒家倾向。另一方面，书中对于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思想也有明显的吸取。但它对儒墨各家思想的吸收更多的却是儒家大师荀子，因此书中“兼儒墨，合名法”的倾向十分明显。此外，在战国中后期的其他诸子著作中同样有儒墨会通留下的思想遗迹，比如在人们很少注意到的《尸子》这样的著作中就有融汇儒墨两家思想的论述(1)关于《尸子》的作者对于儒墨思想的会通，蒙文通曾经有过专门的论述，他指出：“《尸子》有《止楚师》一篇，即止公输般攻宋事。《尸子》曰：‘禹之丧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市，衣衾三领，款木之棺，葛以缄之。’皆本《墨子》以为说也。《尸子》书虽不完，然本诸儒墨者十八九。”(蒙文通著，蒙默编：《儒学五论·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94页)。

在传世文献中，战国时代儒墨会通最靓丽的思想结晶就是《礼记·礼运》作者对两家思想的创新性提炼，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的便是篇中“大同”“小康”这两个在两千多年学术话语中占据了关键地位的语词(就个人倾向而言，其实作者对于墨子的思想显示了更加倾心的态度——墨家“兼爱”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明显高于儒家“子其子”的“小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同”理想不仅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美好理想的最高愿望，更是可以融通人类多元文化的美好愿望，这种可以包容人类共通的美好理想由于超越了种族、宗教、政治的差异，因而具有了普世的意义。

令人惊奇的是，不仅在传世文献中，当代出土的大量文献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两千多年之前儒墨会通的第一手信息：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以及清华简等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都在不断提供最确切的证据。

这类古代的珍贵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儒家与墨家的思想由于适应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需要，产生了值得人们汲取的思想营养，相对于儒墨对立的传统印象，上述传世与出土文献为儒墨会通的事实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刻的历史资料，从而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误解。即使在法家思想成为学术文化主流的秦国，儒墨两家的思想依然有明显的影响：秦统一中国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之前，秦始皇也曾专门征询过他们的意见。在秦王朝中央政权的智库中，儒家学派的学者不仅在人数上占有相当的比例，在思想上也有独特的不容忽视的影响。据《史记》等史料记载，秦博士70人中，羊子为儒家，黄疵为名家，叔孙通“从儒生弟人至百余人”，淳于越等也都是著名的儒家学派人物，尤其是伏生等人，更在秦汉思想与政治文化以及学术思想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2)据《水经注·漯水注》记载，伏生“以明经为秦博士”(郦道元：《水经注·河水》，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146页)，可见秦国选拔人才的考核标准并非仅仅是法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传播甚至儒家典籍传入秦国也有历史的依据，事实上，儒家典籍在秦国的传播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个事实也证明，战国后期儒墨的会通合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只是由于后来汉代的“独尊儒术”，学者们因此也不断将儒法、儒墨等不同学派对立起来。但实际上汉代大儒董仲舒这样的人物暗地里也将墨子思想进行了肢解式的改造，并把建构新儒学所需要的思想成分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3)详见拙作《从董仲舒看汉代儒墨合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等论著。。

从此后的历史来看，民间宗教、汉代“游侠”以及“水浒式”侠义精神源远流长的影响，这也构成一种无形中的儒墨会通的事实。而在学术思想方面，除了韩愈这样的大家直接倡言“儒墨相用”之外，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如明代的李贽、宋濂以及清代的颜元、孙诒让等，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今天我们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就两千多年一直是占据中国主流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而言，它对时代的超越使其并没有随着农耕帝制时代的结束而丧失自己的价值，儒家“和而不同”等超越时代的社会治理思路依然具有相当深刻的现代价值。在当前疫情肆虐的现实面前，西方极端自由主义已经给疫情防控造成极大的阻力，而中国“和合”传统形成的上下一心的合力则有效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当然，对于“集中”的传统悠久而民主法制的建设相对欠缺的中国，儒家必须在现代社会进行刮骨疗毒式的创新，诸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等违背法制公平正义的思想以及与皇权政治结合的“人治”等非理性的弊端更是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与墨家在新时代的会通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先秦平民思想代表的墨家，其中的科学理性与平民化特质对儒家都是重要的补充。对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儒墨会通可以把过去对立的“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进行有机对接，并以墨家思想最优秀的文化基因——技术“科学”与逻辑“理性”补充儒家的欠缺。早在近百年之前胡适就曾经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之路：在中国古代非儒家的墨家、名家学派中，可以找到移植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最佳土壤。如果说在那个时代这种期望还难以实现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自信日益增长的当下，这种文化的创新就有了更为充分的条件。经由儒墨的会通进而吸收并且整合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适应我们当代民主法制建设的精华成分，我们就会像汉末魏晋—盛世唐朝一样，因融汇异域文化而形成中华民族更具活力的创新文化。

就现实而言，“儒墨互补”对当今新文化构建以及社会治理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其多重意义：在哲学上，“儒墨互补”能使“以人为本”的理论更具体化；在政治上，“儒墨互补”能让社会主义政治更加民主化；在经济上，“儒墨互补”能使公平和效率这二者更为平衡；在思想上，“儒墨互补”能使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墨家理性经验主义结合得更为合理；在文化上，儒墨的互补与会通能对当今中西文化进行更好的交融，从而更有效地避免因各种矛盾造成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并通过这种交融最终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

二、由儒墨会通到儒墨道释诸家会通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儒家与墨家有不同情况之下的会通交融之外，还有“儒道互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交融。这些不同思想文化因素的融汇对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弊端有着很好的纠偏作用，尤其是就起源于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相对封闭的古代传统文化而言，域外的佛教文化的传入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更为丰富而且更加具有活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儒墨会通，还需要儒墨道释各家精华的融会贯通，并以其思想精髓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融汇。

从历史上看，儒家定为一尊形成的汉代经学最终在政治权威崩塌之后被“玄学”所取代，其中的社会背景就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比儒家更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此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庙堂”与“江湖”两种文化催生了中国知识分子适应不同政治现实的精神需要，同时又通过历代文人影响到普通大众的心理。在当代，道家的思想依然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其“道法自然”的理念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倡导，为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哲学基础。在这种精神境界中，人就获得了一种“上德若谷”的胸怀与气度，成就了“与人而愈有”的精神，从而在与人为善中获得崇高境界的精神自由。同时道家还从珍视个体生命的原则出发，依据“人道”合于“天道”的理念，提出了“不以兵强天下”“战胜以丧礼处之”等重要的反战理论。老子的“以无事取天下”和“胜而不美”的理念不仅是一种高尚的和平思想，而且包含了下面三个重要的含义：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所以不能夸耀武力，胜利之后绝不能得意忘形；“恬淡为上”，不以杀人为乐；战争毁灭生命，所以战胜之后要以哀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处理战后事宜。比起斥责暴力，庄子更多的是探讨人类如何战胜人性的贪欲，寻求心灵的和平。这些伟大的和平反战思想与墨子的思想和精神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高尚的和平性格。道家的种种思想元素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具有包容的精神。

如果说道家是由内部精神力量的增强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那么佛家则从外部为民族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而它与本土文化的会通更是为当代民族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历史的经验。

在历史上，佛教的传入正逢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时，在经历了道家、佛家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纷争整合之后，在学术史的诸子学、经学之后的“佛学”时代，中华文化再一次焕发出崭新的生命活力，并由此诞生了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而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散发出至今为全世界称道的特殊魅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被问及如果可能你愿意生活在何种时代何种地点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唐代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汇地带。由此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盛唐不仅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而且对于世界上各种文化、各个民族的人们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不仅是我们今天要推动儒墨道释融汇乃至中西文化会通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我们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

有关佛教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我们的学术界的研究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概括而言，它的当代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佛教的慈悲与众生平等观念可使得人类与万物自然平等相处，这在当代人类不断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二，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于消除人际的矛盾与冲突显示出深刻的价值；其三，佛教注重人类内心精神力量的提升，力求克服永无止境的贪欲，这对于人类道德境界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4)此外，佛教的传入对古代中国的文化比如语言文学影响极大，对于丰富汉语词汇以及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重要的影响不仅在于中国文学本身，而且以禅宗为主的中国化佛学的“平常心是道(佛)”与我们民族和平精神的提高也有重要的关联。。此外，相对于世界三大宗教中其他两种宗教的传播方式而言，佛教是唯一以和平方式进行传教的，这对于当代人类和平交往的启示意义尤为显著。

在谈及儒墨会通的时候，还有一个常为人所忽视的巨大现实意义就是，墨家的科学精神，尤其是理性的逻辑思维对于改造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重大价值。在历史上由于墨家与名家过早地受到排斥，儒家与道家的内省直觉思维遂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思维方式，再加之皇权专制的独断论，我们的历史上一直就充斥着大量非理性的思维与判断方式，唯权论、复古论、“为尊者讳”等观念数千年绵延不绝，直到今天，民族思维方式的变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从儒墨会通到中西文化的会通
近代中国一方面曾因受到外来侵略而蒙受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学习了现代的科学技术，而紧随其后的经济、政治、教育等一系列的发展与进步，都与此相关(5)即使在近代中国最贫弱动乱的时候，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也有极佳的融汇案例，比如“留美幼童”这个异域文化交流的典型。清朝的这些十二三岁的孩童在美国学习十年之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军事家、工程师，对中国的现代科技、工业、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们在美国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加深西方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历史影响至今依然在发挥着促进异质文化交流的有益作用。。由于这一历史进程并非出于自愿，此后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也就产生了极端对立的两种态度。然而，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之后，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当下，我们对待历史应该具有更加理性的态度。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由儒墨会通到儒墨道释等中华传统文化各种思想精华的会通，再到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会通，这不仅是我们丰富民族精神文化的需要，而且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在理性的基础上来谈论儒墨会通与西方社会治理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的会通问题。

讨论西方文化必然不能避免谈及其社会治理与核心精神的自由主义，而谈到自由主义，我们其实有许多误区，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不仅思想来源非常复杂，而且历史发展与内部派别也是非常复杂纷纭的。就前者来说，当代西方学者公认的是：“希伯来预言”、“登山宝训”、前苏格拉底学说的历史文化遗产导引西方世界产生重视人的个性这样的自主意识，近代以来的平等观念与个人解放更是成为西方文化的独特成就。在这一历程中，经济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个人”消失之后，随着欧洲商业化、城市化的兴起，在反抗教会与君主压迫的斗争中，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加之宗教改革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产生，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发源于古代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在经过了近代“启蒙运动”等历史巨变之后，尤其是经过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如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狄德罗、斯宾塞、托克维尔等人的深入研究，发展成为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加之亚当·斯密《国富论》提出社会经济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之后，自由主义对西方的思想解放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治理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这些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有超越时代、地域的思想内涵，比如洛克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人民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力夺回自己让渡的权力，而且更为根本的是，他还提出了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即人类的认知如何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这其实就是人类所面临的终极问题。正是由于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西方自由主义与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学习交流才有了对话的基础。同时，近代以来从黑格尔到罗尔斯对于自由主义的思考与批判，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会通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比如针对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对观念的强调，以及对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忽视。黑格尔就指出：自由的政府既不是自然的馈赠也不是纯粹理性反思的产物，而是长期艰难的历史进程的结果。这不仅对我们过去学术界过分重视西方的理论而忽视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针砭之效，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样具有重要启迪。再比如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自由主义必须考虑社会“解决稳定性”的理论，同样可以成为国际学术界进行中西方文化会通的交融点。

对于我们而言，当代西方社会虽然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并没有死亡，它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依然具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吸取的地方。同时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也向我们提出了值得反思的问题：当西方殖民主义在近代的不断扩张对殖民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为何没有发出过去他们前辈那种反对暴政、反对压制平民的声音？而当代西方文化的种种危机以及自由主义的左右两派分裂同样值得深思：为何主张“平等”“法制”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后果？左右两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西方政治的走向有何种关系？他们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尤其是前段时间发生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暴行，更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西方学术界也正在对这些问题开展新的学理思考，而这些社会与学术新的动态都直接涉及东西方文化融通的未来。

从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普世”思想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历史文化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时代产生的，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点已经不断受到西方学术界的质疑。随着东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经济文化的崛起，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也重新以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国际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就说：“中国转型带来的启迪是它如何成功地将从西方和东亚邻国学习到的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开发和释放本国的活力之源。”(6)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一种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7)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第2页。

在抗击疫情取得巨大胜利的情况下，伴随着经济的逆势增长，中国成为2020年世界上唯一的经济指标正增长的大国，但我们也切不可认为中国的一切已经尽善尽美，形势大好之下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仅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有不少问题:地区的差异仍然很不平衡，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问题不少，尤其是民主法制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上付出极大努力，同时还要在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不利环境下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在反腐的制度建设等重大课题方面我们更需要创新性的努力(8)最近被法院判处死刑的赖小民一案更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为什么位居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主任高位的人能够贪污17.88亿？对于这位监管者的贪腐那么多反贪机构为什么没有能够有效加以制约？未来的制度性反腐应该如何推进？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仅靠目前的方法和“自查”“自律”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仅要传承发展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需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人类文化的精华。因此，儒墨会通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会通也就成为未来中华文化创新的应有之义。

在这个历史的演进中，经由儒墨会通而儒、墨、道、释诸家思想精华的会通进而达成的中西文化的会通，将在未来人类和谐相处的“大同”理想实现的历史进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如何汲取一切人类文化的精华，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为未来的人类提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智慧，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