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的演进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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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的演进与政策取向
孙 豪 毛中根

摘 要：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居民消费发展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中国居民消费总量巨大，但居民消费率偏低；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但消费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表现出扁平化和分化特征，供需结构性错配抑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程。针对当前问题，政府需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居民消费不平等。

关键词：居民消费；消费率；消费结构；消费不平等

一、引 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居民消费始终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们生活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居民消费随着经济增长而发展，同时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增强。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亿元增长至827122亿元(1) 数据均为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数值，下同。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75%提升至15.17%(2)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通过计算得出。 ；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5元提高至59660元，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从27.7∶47.7∶24.6升级为7.9∶40.5∶51.6，第一产业比重大幅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至58.52%；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外贸依存度从9.7%提升至33.6%。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提高至2016年的21285元；截止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3046万人(3)世界上关于贫困的标准并不统一，各国有各国的政策。当前中国的贫困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按照当前汇率计算，这一标准高于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成功使8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8岁提高至2017年的76.7岁，婴儿死亡率下降至6.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9.6/10万(4)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0.499的低人类发展水平，上升至2015年0.738的高人类发展水平(5)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促使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相互联系。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基本理论认为，生产与消费直接互为中介、互相创造，生产决定了消费的对象、方式及动力，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同时，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没有消费的需要，就没有生产。因此，生产扩大促进消费改善，消费改善促进生产扩大，二者共同作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生产与消费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均会影响经济健康运行：当生产不足、消费旺盛时，表现为商品供不应求，物价上涨，经济萧条；当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时，表现为商品供过于求，库存增加，严重时出现经济危机。

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商品大面积供不应求的现象已很鲜见，但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时常发生，因此，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逐渐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动力逐渐从投资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进而转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6)孙豪：《消费主导型大国：特征、测度及政策》，《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在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视角下，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内需主导型，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属于大国，经济发展更需发挥大国优势，特别是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7)欧阳峣、罗会华：《大国的概念：涵义、层次及类型》，《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经济环境波动较大，国际贸易摩擦逐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在供求两侧取得巨大成就，表现为生产能力提升和居民消费发展。虽然居民消费发展成就不如社会生产能力提升那样瞩目，但居民消费发展切实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政府长期将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减贫工作，并取得非凡成就。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相结合，从供需两侧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的历史演进，提炼出当前居民消费发展的新问题，对于认识当前消费领域的发展问题和指导未来居民消费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二、居民消费的历史演进
本文从消费发展和消费政策两个方面研究居民消费的历史演进。

(一)居民消费发展的历史演进
1. 消费总量：市场规模彰显优势

从需求的角度看，国民收入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投资和进出口受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波动较大，消费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中央政策中多次提出扩大内需和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波动最小(见图1)，是经济发展中最稳定的拉动力量。最终消费需求由1978年的2057.8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437152亿元。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6%，拉动经济增长3.9个百分点，成为三大需求中最重要的需求。2017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消费品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彰显大国经济优势：一方面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稳定性，使大国具有更强的外部冲击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会促进规模化生产，发挥产业或区域内生优势，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整体居民消费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农村居民消费占总体居民消费的比重由62.1%下降至21.4%，城镇居民消费占比由37.9%上升至78.6%。因此，居民消费主体由农村居民消费转变为城镇居民消费。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偏低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对中国居民最优消费率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8)毛中根等：《中国最优居民消费率的估算及变动机制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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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大需求对GDP增长贡献率

2. 消费水平：消费改善生活质量

随着消费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11元提高至2017年的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80年的162元提高至2017年的10955元；人民需要从追求温饱到追求消费数量、再到追求生活品质，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随着消费改善，人民需要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

从消费物品数量上能更直观地考察居民消费改善。表1以耐用品和食品为例，揭示了居民消费的变化。耐用品较好的反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状况，体现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食品属于必需品，食品消费是人类再生产的重要过程，对居民健康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影响。表1显示，耐用品消费中，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计算机数量大幅增加，汽车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耐用品数量的增加过程，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向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的消费变迁过程。食品消费中，对粮食的消费逐渐减少，对食油、猪羊牛肉、鲜蛋、鲜奶的消费不断增加。除了耐用品消费和食品消费外，居民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消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表1城乡居民耐用品消费和食品消费增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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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独立开展的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计算机的单位为台，汽车的单位为辆，均指平均每百户居民拥有耐用品的数量；粮食、食油、猪牛羊肉、鲜蛋、鲜奶的单位为千克，指平均每人消费的食品数量；食油、鲜蛋、鲜奶，对于城镇居民分别指食用植物油、鲜蛋、鲜奶，对于农村居民分别指食油、蛋及制品、奶及制品；a，该数据为2000年数据；b，该数据为1982年数据。

消费水平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体现。消费的过程，是人的再生产过程，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增加，劳动生产率提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延长等。经济发展提高了消费水平，消费发展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

3. 消费结构：升级扁平化与分化

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居民恩格尔系数看，从1978年到2017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至28.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至31.2%。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按照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转变为富足，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贫穷转变为相对富裕。不仅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在降低，食品消费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比例正从传统的8∶1∶1的粮食、蔬菜、肉食结构，转向4∶3∶3较高级的食物消费结构(9)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恩格尔系数不能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全貌。除恩格尔系数降低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还表现为高层级消费比重上升和消费者对品质消费的追求提升。其一，服务性消费、发展型消费比重提高。服务性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实物性消费，发展型消费增长速度快于生存型消费，引起服务性消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比重提高。比如，近年来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迅速崛起，智能家电、智能手机、可穿戴智能设备等行业快速发展，并成为新兴消费热点。其二，消费者对品牌、品质、设计等因素的追求持续提升。随着收入提高，消费者对消费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更加关注商品的品牌、设计等因素，引领中国各行业品牌经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品牌崛起，比如，华为、海尔、联想等中国品牌快速、广泛地融入百姓生活。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除了不断升级的一般特征外，还表现出两个典型特征。

(1)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于扁平化发展，即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在缩小。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从1980年的4.9个百分点，扩大到1999年10.5个百分点，又降低至2017年的2.6个百分点。因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距，经历了先发散再收敛的演变(见表2)。耐用消费品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勾画了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轨迹。耐用消费品经历了从数量方面“有与无”、“多与少”的差异，逐渐转变为品质方面“好与差”的差异。以汽车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少有家庭拥有汽车；到了20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城镇家庭开始拥有汽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开始拥有汽车。汽车消费的结构升级逐渐从数量差异转变为品质差异。

表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及其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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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分化。随着房价上涨和商业模式变迁，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逐渐拉大。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房贷负担率不断攀升，房价上涨对消费的“财富效应”越来越弱。收入和财富的分化以及不同阶层预算约束的分化，引起消费分化：富裕阶层的消费趋于奢侈化，中产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开始追求高性价比的商品，形成M型消费结构(10)宋雪涛：《M型中国消费》，参见：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385559。。消费升级过程同时面临消费升级机会和“消费降级”风险(11)“消费降级”指在不降低消费品质的前提下，选择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的现象。参见李晓嘉：《消费降级”缘何出现——“消费降级”是更为理性、实惠的消费方式》，《人民论坛》2018年第19期。。

消费结构升级中的扁平化和分化，看似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其实二者同时存在。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商品供给依然处于短缺状态，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生产效率，城乡收入差距减小，因此，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较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确立，城市发展开始快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导致城乡恩格尔系数拉大。新世纪以来，耐用消费品逐渐普及、更新，恩格尔系数不断靠近富足标准，引起城乡恩格尔系数差距再次缩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房价上涨、服务业发展等，改变了收入分配方式，导致不同群体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巨大，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消费阶层。富裕阶层的消费更加注重追求消费品质和文化内涵，其他阶层则在强弱各异的消费约束下推进消费升级，从而产生消费分化。中国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巨大，不同群体的消费结构升级进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错落有致。因此，扁平化和分化的发展趋势，共同勾勒着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真实图景。

4. 消费方式：网购改变生活方式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在不同的环境制约下，不同的消费方式产生不同的消费。随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消费业态等变化，我国居民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从消费内容上改善居民生活不同，消费方式变迁从消费形式上改善居民生活。

总结而言，居民消费方式有以下几点变化：

(1)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随着彩电、电冰箱、空调等基本家庭电器消费趋于饱和，人们开始追求汽车、手机、智能穿戴等个性化产品，衣着、教育、医疗服务消费等出现多样化发展，消费逐渐分化，消费分层日益明显。

(2)网上购物迅速增长，移动支付不断深入。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全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7.18万亿元，同比增长39.1%，网络零售渗透率达到19.6%(见表3)。

(3)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共享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消费业态总体上经历了从传统百货、大型超市到电商、新零售等新业态的演变。随着技术进步，体医融合、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

(4)消费倾向开始提升，消费信贷迅速发展。长期以来，受儒家消费文化影响，中国居民总体上偏爱储蓄。随着新生代逐渐成为消费主体，消费倾向开始提升，推动居民消费率提升。消费倾向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消费信贷迅速发展。根据《2017年中国消费信贷市场发展报告》，截至2017年末，中国消费信贷(不含房贷)市场规模将达9.80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2.32%。

上述四种消费方式的变化中，网上购物是消费方式变化中的最突出特征，对居民消费方式的影响最大。一般而言，与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相比，消费方式的变化对收入之外其他因素的依赖较强，比如，网上购物的发展，依赖于网民数量的增长、智能终端的普及和消费习惯的变迁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人，普及率为57.7%，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和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占总体网民的比例均为71.0%。随着网民数量急剧增长，网上购物发展速度远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网络零售交易在消费中的渗透率快速提高(见表3)。

表3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及其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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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艾瑞咨询集团，部分数据经过计算得出。“网络零售交易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单位均为亿元，“增长率”和“渗透率”的单位均为%；第三、五列的数据分别为网络零售交易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率；“渗透率”指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消费方式变迁，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第一，网上购物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的供给种类和范围，延伸了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及其满足程度，促进了规模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商品价格。第二，新兴消费业态加速了消费升级过程，提高了消费便利程度，促进了行业发展，提升了业态效率，优化了商品供应模式。第三，消费信贷放松了消费约束，优化了消费决策。

(二)居民消费政策的历史演进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消费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载体，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和居民消费发展。居民消费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发展逐渐发生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政策重点关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供给能力依然有限，短缺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和促进消费品生产增长，是这一时期的重点问题，预防消费膨胀成为处理积累与消费问题的关键。

第二阶段(1992-2012年)，政策重点关注扩大消费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供给能力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但由于文化、消费习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原因，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以及协调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成为该阶段居民消费政策的重点问题。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政策重点关注促进消费升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市场供求结构性错配导致产能过剩和消费外流等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发展中高端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成为当前和未来消费领域的政策目标。

三、居民消费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居民消费发展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和消费不平等问题。

(一)居民消费率：持续性偏低
经济结构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需求结构问题是经济结构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消费率偏低又是需求结构问题的主要内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属于内需，净出口属于外需。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居民消费行为，而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惯性，因此，消费需求的发展轨迹比较平稳，是“三驾马车”中波动最小的需求。投资是经济起飞阶段重要的增长源泉，其波动受经济环境和政策影响，波动幅度大于消费。净出口受国际经济环境、贸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其波动幅度最大。对于大国而言，更需要重视内需发展，即通过国内需求的规模性，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在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的稳定性高于投资需求。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因为扩大消费需求，有助于减缓经济波动。

虽然关于居民消费率是否偏低存在一些争议(12)罗云毅：《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朱天：《破解中国消费不足论的迷思》，《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9月6日。，但居民消费率偏低是主流观点，也是客观事实。一些学者重新估算了居民消费率(13)王秋石、王一新：《中国居民消费率真的这么低么——中国真实居民消费率研究与估算》，《经济学家》2013年第8期。，估算结果并不改变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事实。表4报告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995年的46%降低至2008年的36%，然后又逐渐上升至2016年的39%。从横向上看，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低于亚洲国家印度和韩国，也低于金砖国家巴西和俄罗斯。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平均居民消费率12-15个百分点。从纵向上看，1995年到2016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逐渐发展为中低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率均低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居民消费率。因此，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需求结构中的主要问题。

居民消费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下降是一种规律性趋势，其他因素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是在这种“规律性趋势”上的跳跃或波动，基本不影响消费率下降的走势。“其他因素”波动加剧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关键。这些“其他因素”包括成长经历、消费习惯、消费文化、住房价格上涨等。比如，早年的饥荒经历提高了人们成年后的储蓄倾向，对居民消费和储蓄产生了深远影响(14) 程令国、张晔：《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偏爱储蓄的儒家消费文化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深度抑制，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15)叶德珠等：《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住房价格上涨和住房资产的低流动性属性，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16)李涛、陈斌开：《家庭固定资产、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城镇家庭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臧旭恒、张欣：《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需求结构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成为改善需求结构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在过去较长时期里，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之所以出现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需求结构问题，是因为消费需求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和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保证居民消费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是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进行消费决策的结果，要扩大居民消费，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另一方面要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改善居民消费预期。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发展，导致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在国民收入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资本收入比重上升，这种收入结构变化不利于居民消费扩张，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恶化导致有消费能力的人消费倾向较低，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消费能力较低，二者共同抑制了消费需求增长。

表4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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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表中数据经作者计算得出。居民消费率指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为“%”；第一行中，“俄”指俄罗斯，“中低”、“中等”、“中高”、“高”分别指中低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经合”指经合组织成员。

(二)消费结构升级：供需结构性错配
消费结构升级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巨大，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因此，消费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层次性。特定品质的商品适合特定消费层次的群体，即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追求具有阶段性。比如，一方面，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和广大的农村，有大量的低收入群体，他们对价格较为敏感(17)拼多多上市和“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单日巨大销售额等现象，从侧面映衬出中国居民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较高，不同消费结构层次下均存在较大的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升级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根据麦肯锡《2017中国奢侈品报告》，中国约有760万户富裕家庭(18)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奢侈品报告》。，他们对奢侈品有较高的需求，消费结构升级处于高级阶段。对于处于不同消费阶段和具有不同消费需求层次的消费者，需要对应富有差异化的产品市场。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出现了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表现为产能过剩和消费外流现象同时存在。供需结构性错配将引发产业结构升级减缓、经济“脱实向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消费结构升级的动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表现出层次性，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当较低层次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得以显化，并成为最迫切的消费追求。这是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侧动力。二是部分商品特别是耐用品，使用周期较长，随着居民收入提高，消费需要逐渐得到满足，最终市场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其需求收入弹性经历了从富有弹性到缺乏弹性的变化。这类商品的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产品本身的更新换代。这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供给侧动力。

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侧动力出现消费外流，供给侧动力出现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二者共同形成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见表5)。

表52015年供需结构性错配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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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产能过剩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WIND数据库以及各行业协会，数据通过计算得出；消费外流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a：该数据为2014年数据，来源于全球购物退税服务公司环球蓝联(Global Blue)。“奢侈品境外消费比重”指居民奢侈品境外消费量占奢侈品总消费量的比重。

在需求侧，由于消费结构升级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中低端的消费需求。企业面对创新和研发的风险，使大量企业徘徊于中低端供给，国内市场没能很好地满足大量新出现的中高端消费需要，导致消费外流。比如，2015年中国境外消费达1.5万亿元，占GDP的2.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中国游客在国外购买奢侈品和高端品牌，出现狂购日本的“马桶盖”“电饭煲”等日用品现象，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消费外流问题。

在供给侧，一方面，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在地方政府竞争机制驱动下，资本过多地涌入低端产业，导致低水平建设严重，引起产业结构升级减缓和产能过剩。2015年工信部认定的落后及过剩产能主要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等14个行业，其中，粗钢、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或接近75%，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19)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超过90%为产能不足，79%-90%为正常水平，低于79%为产能过剩，低于75%为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中国在精密仪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造、现代服务业、奢侈品等方面，创新能力不足，对国外技术依赖性较强，产生有效供给不足。消费外流、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导致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表现出弱有效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相结合，成为新时期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三)消费不平等：更严重的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表达了人们对均等的普遍偏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分配相对均等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收入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左右提高至0.46左右(20)此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关于收入基尼系数的测度结果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比如，西南财经大学甘犁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测度结果为0.61，参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收入差距报告》，第1页；Xie和Zhou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五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的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53-0.55之间，参见：Xie, Y. Zhou, X.“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111(19): pp.6928-6933。，分配状态从相对均等发展为贫富差距较大。中国收入分配的发展过程，基本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轨迹。消费是在收入、预期、信贷约束等一系列条件下进行消费决策的结果，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消费是对收入的平滑，因此，消费不平等程度应该低于收入不平等。根据孙豪等人的估算结果，中国居民消费基尼系数处于0.4左右，低于收入不平等程度，但仍处于高位(21)孙豪等：《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估算及社会福利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第12期。。

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常以GDP或收入的不平等为对象。然而，相比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具有更好的性状，能够反映出更多的信息，是对经济不平等更好的度量。中国隐性收入比重较高(22)白重恩等：《中国隐性收入规模估计——基于扩展消费支出模型及数据的解读》，《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收入不能完全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消费是更好的指标，特别是对于资源相对贫乏的家庭(23)Deaton A. Paxson C.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Inequa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3)；Meyer B. D. Sullivan J. X. “Further Results on Measur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Poor Using Income and Consumption”，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1).；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居民习惯平滑一生的消费。对收入不平等的测度一般指当期收入，而非持久收入，波动较大。消费的波动性较小，可测度性更强；收入水平不能反映财富积累状况、不确定性、获取信贷的能力等，而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消费体现出来(24)Cutler D. M. Katz L. F.“ Rising Inequality?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1980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2)；Carroll C. D.“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消费能更好的反映社会福利状况(25)Blundell R. Preston I.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Income Uncertaint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2).。最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效用函数是用消费度量的，世界银行也以消费水平定义贫困人口(26)1990年世界银行将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不足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2005年贫困线上调至1.25美元，2015年上调至1.9美元。；在现代社会，随着财富的积累，收入分配结构与消费分配结构发生分离，对社会稳定性而言，与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相比，消费不平等更加剧社会和政治危机(27)陈志武：《消费不平等更加剧社会和政治危机》，参见：http://news.ifeng.com/a/20160722/49520464_0.shtml。。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转向消费不平等。

基尼系数反映了总体的消费不平等，居民消费不平等还体现在城乡、区域、群体等维度。表6以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为依据，刻画了中国居民城乡、群体以及区域维度的消费不平等。在城乡、群体以及区域维度，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表现出以下特征：(1)居民消费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且电商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28)刘长庚等：《中国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年第11期。。(2)群体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经济发展的新特性，包括技术变革、经济市场化、货币化、金融化等，更有利于富裕群体积累财富，恶化群体间的财富分配，重塑收入分配格局。比如，网络空间的服务业发展，倾向于形成“赢者通吃”的收入分配方式(29)江小涓：《网络空间服务业:效率、约束及发展前景——以体育和文化产业为例》，《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群体间的财富分配恶化，导致群体在身份、地位等方面形成消费分化，进而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完成消费分层。(3)区域消费不平等在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同时存在。比如，河南、甘肃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与上海存在较大差距，除成都外的四川其他区域的居民消费与成都存在较大差距。在城乡、群体、区域等维度，居民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存在诸多相似性特征。正如谢宇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30)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表6不同维度的居民消费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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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和《成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计算得出。城乡维度和区域维度为2016年的数据，群体维度为2012年的数据；“城镇最高”、“城镇最低”、“农村高”、“农村低”分别指城镇最高收入户(10%)、城镇最低收入户(10%)、农村高收入户(20%)、农村低收入户(20%)的群体。

在分配的意义上，收入是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消费是对社会资源的索取。因此，消费分布具有更丰富的社会福利涵义。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提升的主要支撑，但消费分布恶化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发展是分配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经济发展起来，分配才有意义。因此，增进人民福祉，中国政府需要在发展与分配之间权衡。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政府政策在发展与分配之间的权衡经历了从“重发展”到“重公平”的转变。在发展战略上，政策导向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追求“实现共同富裕”；在分配制度上，政策导向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在发展理念上，中国政府将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是人们获取生活机会的两个系统。在市场机制、技术变革和现代商业模式等扩大经济不平等的条件下，政府有必要通过政策干预缩小消费不平等。

四、居民消费发展的政策取向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居民消费发展的历史演进，并思考当前发展中的新问题，对于指导未来居民消费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居民消费发展经验总结
1. 是什么推动了居民消费发展？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需求。生产能力发展和人民素质提高，共同推动了居民消费的发展。在生产能力方面，通过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促进生产能力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升至2017年的15.2%，稳居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谷物、肉类、花生、籽棉、茶叶、水果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小麦、玉米、豆类等产量位居世界前列。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19.8%，超过美国的19.4%，居世界第一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包括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等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发展为居民消费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中国政府推动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为生产能力提高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人民素质方面，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由1978年的89人提升至2016年的2530人，网民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3。消费者素质提高，为居民消费发展、消费方式变迁和消费观念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居民消费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居民消费对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远比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深远。居民消费发展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居民消费发展丰富着人民生活实质，扩展着人民生活形式，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了居民消费结构，形成了新的消费方式。居民消费发展是对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实践，是摆脱“有经济增长而无人类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生产能力提升改变社会供给，影响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发展改变社会需求，重塑生产能力。

3. 政府在居民消费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需要协调供求关系，正确处理居民消费发展问题，并不断调整政策导向——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供给能力不足，政府通过权衡消费与积累问题，努力避免消费膨胀问题；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政府施策扩大居民消费，协调消费、投资与出口三者的关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政府积极改善供需结构性错配。当前居民消费领域存在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结构升级迟缓、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等问题，政府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高端消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深入推进精准扶贫。

(二)居民消费未来发展政策取向
居民消费发展经历了从供给不足到供需结构性错配的变迁，居民消费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以史为鉴，把脉居民消费发展，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启示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居民消费发展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 协调需求结构。无论是需求动力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演进规律，还是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消费率先下降再上升的运行轨迹，都表明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外部经济环境波动较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需要继续扩大居民消费，提升居民消费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扩大居民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收入，保持收入同步于经济发展；调控财富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发展消费金融，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提供有效供给，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2.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消费结构升级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的一般性规律，扁平化发展和消费结构分化是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两个典型特征。同时，中国市场规模巨大，需要注意消费结构升级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挖掘不同群体消费结构升级途径。化解供需结构性错配，扩大中高端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化解产能过剩，推进“中国制造2025”，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新消费增长点，包括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

3. 缩小消费不平等。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时，需要更加重视不平等问题，特别是消费不平等。首先，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依法取缔非法收入，减少灰色收入。其次，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机会平等保障，减少制度性不公平，努力通过税收手段减弱收入代际传递，提高消费资源分配公平性，增强社会流动性。最后，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优化精准扶贫方式，通过提高社会底层消费水平缩小消费不平等。

4. 培育新兴消费业态。随着技术变革和互联网逐渐普及，网上购物、无人零售、在线旅游、网络直播、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消费业态不断涌现。培育新兴消费业态，既要保持开放态度，又要加强运行监管。一方面，新兴消费业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消费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更有品质的商品或服务，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是新生事物，可能在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安全等方面存在漏洞，需要对新兴消费业态保持谨慎，加快健全相关法律，加强产品质量监管。

The Evolution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Consumption
Sun Hao Mao Zhonggen

Abstract: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the three main issues in current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total consumption in China is huge, but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is still low;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esident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problem of consumption inequal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there has been a flat and differentiated feature, and the upgrade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suppressed by the structural mismatch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response to current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xp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nd reduc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This study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sident consump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sidents'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Rate;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nsumption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