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药地炮庄》的成书与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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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药地炮庄》的成书与省称
——兼答对蒋国保观点的质疑
蒋国保

摘 要：《药地炮庄》因觉浪道盛所托，始撰于1653年—1655年，后再三增补、修订，于1664年雕版，最终于1667年由福建“大集堂”梓行。“大集堂”本标明系“此藏轩”版。“此藏轩”版《药地炮庄》，在该书现存四种版本中刻印质量最优，学术价值最大。有学者断言：《药地炮庄》系方以智解《庄》两书——早期的“炮庄”著作与因觉浪所托而写的《炮庄》——“合为一书”，证之《炮庄发凡》关于该著形式架构的交代：“训词，注之于下；诸家议论，汇之于后；别路拈提，列之于上，”此论断难以存立。《药地炮庄》称引诸家议论，多采取省称。省称方式各异，其中以人名、书名的一字省称最难解。但运用“内证法”，不难考明：所谓“一曰”即“三一曰”之省，亦即“吴应宾曰”之省；所谓“笑曰”即“笑翁曰”之省，亦即“方以智曰”之省。而所谓“正曰”即“《正语》曰”之省。《正语》当为吴应宾解《庄》的专著，其全名可能是《庄子正语》；其解《庄》特色，可能同于觉浪道盛的《庄子提正》。

关键词：方以智； 《炮庄》； 此藏轩本； “炮”法； 内证法

《药地炮庄》刊行于康熙丁未（1667）年，迄今已流传了354年。虽流传了三百五十多年，但从未见有古今学人予之以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不能归咎为古今学人轻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只能怪它太难读懂，致使古今学人虽欲亲近它、读懂它，然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不得不无奈地放弃对它的认真研究。《药地炮庄》之难读、难懂，主要原因不在于较之《东西均》《易余》它在思想上更深奥、更晦涩，而是在于它以“炮”的方式表达深奥、晦涩的思想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出个头绪。初读《药地炮庄》的学者，想必和我当初读它时的感觉一样：要理解它，如同捉刺猬、无处下手。从我第一次翻阅《药地炮庄》至今已经历了39个春秋。这期间，我多次读之，但直到写这篇论文时，对自己是否真正读懂了《药地炮庄》，我仍然心中无数，不敢明确断定。所以，写这篇论文与其说是出于自信——我已真正把握了《药地炮庄》的学术真谛，不如说我想藉这篇论文初步整理我读《药地炮庄》的心得，以求得批评指正。

一、《炮庄》四个版本，大集堂本最优
34年前，我于拙著《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中，就《药地炮庄》成书与刊行断曰：“始撰于闭关高座期间（1653—1655），修改于庐墓合明山之时（1655—1658），定稿不迟于一六六三年。康熙甲辰（1664）由萧孟昉捐资由庐陵人唐玉祥① “唐”字系“曾”字之误，致误原因，下文有解释。雕版，于一六六七年由福建潭阳（建宁）的‘大集堂’印行。这即《炮庄》的原刻本，又称之为‘此藏轩本’，现仅安徽省博物馆有藏。”①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我的这一结论，后来遭到质疑。质疑来自两个方面，一曰我虽知安徽省博物馆所藏“大集堂”本系《炮庄》原刻本，但不知其特别价值；另曰《炮庄》之成书与刊行未必如我所断。现在我有责任对这两方面的质疑作出回答。先回答前一个质疑，后一个质疑，待下一部分回答。至于所答能否解疑，有待方家评断。

张永义、邢益海师生为校点《药地炮庄》辛勤搜寻《炮庄》版本，发现《药地炮庄》“现有四种古本及其影印和排印本”。② 邢益海：《方以智庄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 他们所谓“四种古本”，即梓行于1667年的潭阳大集堂本（藏安徽省博物馆）、似梓行于1704年的崇安天瑞堂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木斋1857年补本（藏台湾中研院）、四川省图书馆藏九卷本。这四个古本的关系，据邢益海的勘对：大集堂本为原刻本，天瑞堂本系大集堂本“增补重印本”，而王木斋补本与四川图书馆藏九卷本均为“天瑞堂残本而不可能是大集堂本”。③ 邢益海：《药地炮庄版本考》，见氏著：《方以智庄学研究》，第234页。 由此可明，《药地炮庄》古本之异，其实只是大集堂梓行本与天瑞堂梓行本的差异。民国以来影印或排印行世的《药地炮庄》，都是源自天瑞堂本，查阅它们就很容易弄清楚天瑞堂本对于大集堂本的增补，不但量极少，而且无关《炮庄》主旨，属于有无均不必太在意的文字。既然天瑞堂本学术价值绝不优于大集堂本，那么，我当年不知有天瑞堂本，④ 当年我到北京查阅方以智文献时，因黄宣民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的关系，曾到历史所查阅多日，不知何故未能查阅到天瑞堂本《药地炮庄》，现在想来，也只有自叹：咄咄怪事。而只提大集堂本《药地炮庄》，又怎么能说我不知其特别价值？若反过来，假设我不知有大集堂本《药地炮庄》而只提天瑞堂本《药地炮庄》，因而说我不知大集堂本《药地炮庄》的特别价值，我倒会完全信服。海内外学者知有大集堂本《炮庄》，毕竟因为我的介绍。我因最先介绍《炮庄》而被批评不知其特别价值，其中的批评逻辑，我很难理解。

张永义、邢益海师生校点《药地炮庄》以王一斋补本为底本。⑤ 这想必是因为该本有影印本容易被复印的缘故。 该本，据王一斋“题词”所称，系其先后两次购得之《炮庄》残本互补所成：“先购得的仅卷首一本（册），后购得的‘首卷复缺四序一题咏，查前购残本有此六叶，遂以补入此书，联成完书’。”⑥ 转引自邢益海：《方以智庄学研究》，第241页。这里所谓“题咏”，显然是指苗番的《炮庄咏二十四韵》。苗番的“炮庄咏”，不见于大集堂本《炮庄》序中，却见于天瑞堂本《炮庄》序中。这足以证明王一斋先购得的《炮庄》一册系天瑞堂本收有序及总论三篇那一册，而后购得的是缺卷首6页的大集堂本4册。理由是：王一斋补本既有苗番的《炮庄咏二十四韵》亦有萧伯升《刻炮庄缘起》，那么，他先购得的只能是天瑞堂本，因为大集堂本无苗番的“炮庄咏”而天瑞堂本有此咏；后购得的只能是大集堂本，因为大集堂本有萧伯升《刻炮庄缘起》而天瑞堂本无该文。我尚无条件查阅台湾文广书局影印出版的王一斋本《炮庄》，无法准确判断其究竟，如果真的如邢益海所断：“王一斋本的主体辑自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可能性为大，因为二者版面及字迹漫漶情况均与天瑞堂本相似，故均判为天瑞堂残本而不可能是大集堂本，”⑦ 邢益海：《方以智庄学研究》，第242页。那么，与我上面的论断显然冲突，因为照上面所断，王一斋本的主体当同于大集堂本而不可能同于天瑞堂本。

大集堂本《炮庄》列萧伯升《刻炮庄缘起》于目次之首，则王一斋所谓“卷首缺四序一题咏”，应该是指缺列在《刻炮庄缘起》之后的“四序一题咏”。“一题咏”原本就不收于大集堂本，则所缺实际上只是列在萧氏《缘起》之后的四序。哪四序？现难详考，但从王氏说所缺序共占6页篇幅来推断，该四序共计大约为2 400字。⑧ 此藏轩本版式一页正反两面共20行，1行20字，6页共2 400字。 从这一字数可以推断：所缺四序中，似包括陈丹衷与何三省的《药地炮庄序》、大成的《读炮庄题辞》（或方以智《炮庄小引》）、《炮庄发凡》，因为这4篇字数相加最接近6页篇幅的字数。王一斋并未说明“复缺”究竟是指未收而缺还是指破损而缺，但从上面的分析可推测，它应该是破损所缺而不可能是未收所缺。

张永义、邢益海师生在《校点说明》中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天瑞堂本《药地炮庄》，共29处出现“甲申年崇安补”字样。我为勘核其补是否系多出大集堂本的文字，特意查阅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之《续修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中的《药地炮庄》（通过电子本），结果有一发现，亦产生了一个推想。一个发现是：卷三《大宗师》篇有该补字样者只1处，卷六《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4篇有该补字样者共24处，加上“总论中”有该补字样的2处，共27处有该补字样；一个推想是：这27处补，极有可能属于原刻板丢失或破损无法重印而重刻，不大可能属于新文字（亦即大集堂本没有的文字）之增刻，因为若为增刻的新文字，则该文字应只关乎“诸家议论”① 张永义、邢益海师生校点本改称“集评”。“别路拈提”（闲翁曼衍）而不应该关乎《庄子》原文，但实际的情况是该补关乎《庄子》原文者却不在少数。《庄子》原文有什么必要非得增补不可。既然天瑞堂本所补多关乎《庄子》原文，那么，其补只能是补刻已丢失或破损的大集堂本原刻板，决不可能是增刻大集堂本没有的新文字。我的这个推想是否正确，有待来日再与安徽博物馆藏大集堂本勘核才能最后确定。

二、《炮庄》成书过程
对于《药地炮庄》的撰、刻与梓行过程，现在尽管出现了几点与我当年的看法有分歧的见解，但在仔细考量了与我看法相左的那几点见解之后，我现在仍坚信自己三十多年前的看法大体不误。为证明此自信非盲目自傲而有其根据，下面就有关分歧一一作答。

其一，方以智撰《药地炮庄》并非始于其闭关高座寺看竹轩期间，该著始撰时期，“不光要早于癸巳密之闭关之年，而且还应早于壬辰秋密之北返庐山之时”；②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换言之，“《炮庄》一书，不光壬辰年前业已写成，甚至可能早年就已动笔”。③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2页。 这是彭迎喜在《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中提出的观点。此非出于臆断，因为彭迎喜就该观点做出了详细地论证。但我越认真推敲，越觉得其论证在有关史料的理解上、在论证的逻辑上有问题。其论证有逻辑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

1.他以《炮庄》正文九卷各卷之首所题“三一斋老人正”以证明《炮庄》定撰于吴观我逝世年（1634）之前；否则，在他看来，逝世于崇祯七年（1634）的三一老人（吴观我），就不可能“指正撰写于二三十年以后的《药地炮庄》”。④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2页。 这一论证的逻辑问题是错将所谓“正”判断为专就方以智《药地炮庄》的指正，殊不知《炮庄》特意题“三一斋老人正”并不是因为吴观我生前已指正了《炮庄》而是因为该书辑有吴观我正解《庄子》或勘正解《庄》之作的大量言论，方以智才特意那样题。这与觉浪道盛生前并没有评说《炮庄》却因为其评点《庄子》的大量言论被辑录于《炮庄》而被他特意题曰“天界觉杖人评”是一样的道理。方以智之所以特意那样题，固然是为了凸显其外公（吴观我）、其师（觉浪道盛）“正”“评”言论的学术价值，也与他诚心敬佩其外公、其师不无关系。

2.以方以智从年轻时就喜好《庄子》并有评《庄》的言论来证明“少年时代的方以智就萌发了‘炮庄’之意”，⑤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3页。《炮庄》“可能早年就已动笔”。⑥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2页。 这一论证的逻辑问题是错将方以智早年有关《庄子》的所有言论都断为即早年所写之《炮庄》言论，殊不知《药地炮庄》之所以名为《药地炮庄》，由其特殊的撰著原因、① 因觉浪道盛“托孤”而作。道盛将其评点《庄子》一著寄予方以智，嘱方以智著一部合乎其著主旨的解《庄》书，时在1653年。撰著体式、② 分上下两栏，上栏收“别路拈提”（闲翁曼衍），下栏收《庄子》原文、训词、诸家议论。命命缘由③ 所以，取《药地炮庄》之名而不取“某某炮庄”，是因为“药地”别号与“炮”意十分贴合，而方以智取“药地”别号，据任道斌《方以智年谱》所引方氏《意在笔先图》自题所志——“壬辰冬药地头陀写”以及孙晋《药树堂碑文》，见《青原志略》卷四所载——方以智“得药地图章，因随所在（似指以智时居药树堂），名为药地愚者”，时在壬辰，即1652年冬季。方以智编，张永义校注：《青原志略》卷四，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决定的，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即便以后真的又发现了一部方以智早年撰成的评《庄》著作（其可能性极小），也不应该据之以断言《炮庄》始撰于方以智早年。

3.从方以智早年已撰有“炮庄”性质的著作的推断基础上，彭迎喜进而断言现存的此藏轩《药地炮庄》系两书——密之早年写的“炮庄”书与他因觉浪道盛所托而写的《炮庄》——“合为一书”。④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6页。 这个推断，如果以《炮庄发凡》第一则所交代的《炮庄》形式架构——“训词，注之于下；诸家议论，汇之于后；别路拈提，列之于上”——来考量，其与事实不合是很容易判定的。问题是，彭迎喜对这一交代避而不谈，他只是从刻板样式来谈。就版式来看，此藏轩《药地炮庄》每页（正反两面）皆分上下栏，上栏窄、下栏宽。上栏字体小，每页40行，每行6字，共240字；下栏字体大，每页20行，每行20字，共400字。上栏文字，只包括密之与他人的评《庄》言论，不包括《庄子》原文及其语词之训解；下栏文字，既包括《庄子》原文及其语词之训解，也包括密之与他人的评《庄》言论。下栏就上述三类文字作这样的形式区分：凡《庄子》原文顶格、凡语词之训解随文小字双行、凡密之与他人的评《庄》言论置《庄子》原文各段之后，并比《庄子》原文低一格。这样的版式，照彭迎喜的论证，是表明上下栏互不关涉，“两栏的内容是平行的，并无谁主谁次之别”，⑤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7页。上下栏文字各对应《庄子》原文，分别属于两部“炮庄”之书。推敲彭迎喜的论证，不难把握其重点有二：一是否认上栏文字系眉批，二是否认上下栏在内容上互相关涉。但在我看来，这两点都有可商榷之处。关于后一点，因为有《炮庄发凡》关于上下栏内容关系的交代——“然时有互见重言者，此筌蹄也”，⑥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0页。这里不想多谈，容他日仔细核对上下栏文字后再细论；这里想就前一点多谈几句。如果真如彭迎喜所说，上下栏文字（除《庄子》原文）分别属于密之早晚所写之“炮庄”书，那么，无论它们谁早写、谁晚写，都绝不可能出现这一现象：上下栏在相同的评说处一并出现吴观我与觉浪道盛言论，因为按照彭迎喜的论证，吴观我的评《庄》言论，只会出现在密之早年写的“炮庄”之书中而不会出现在他晚年写的《炮庄》中；反过来，觉浪道盛的评《庄》言论，只能出现在密之晚年写的《炮庄》中而不会出现在他早年写的“炮庄”书中，可事实——此藏轩《药地炮庄》在相同的评说处一并出现吴观我与觉浪道盛之言论的现象并不少见（主要见于下栏）——却不支持彭迎喜的论证。以确凿的史料为据，我们相信，密之闭关看竹轩、庐墓合明山、驻锡新城廪山寺（寿昌寺）期间，都撰写了《炮庄》，它们都应该在此藏轩《药地炮庄》留下各自的痕迹。臆之，似乎可以这样区别之：写成于看竹轩之《炮庄》初稿之总论，似只有一篇，即现可见于此藏轩《药地炮庄》中的“总论上”；写成于庐墓之《炮庄》修补稿，又增补两篇总论，并接续初稿之“总论”依次题曰“总论”上中下；而总括三篇总论、九卷正文以及各家序跋之定稿，更是在廪山寺修订稿基础上增补而成。若《炮庄》的最后完成，不是经历了这样复杂过程，那么，许多冲突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写成于看竹轩的《炮庄》初稿，如本就包括总论三篇，则“总论中”出现《黄林合录》就无法解释，因为占“总论中”之三分之二篇幅的左锐的这篇“合录”，左锐自己明确交代录于丁酉（1657）年，它怎么能够出现在至迟于乙未（1655）年秋季之前就已写成的《炮庄》初稿中；又如，如果庐墓及居廪山寺期间修订稿，后来未再修订或增补，那么，陈丹衷的序（作于1658年）、弘庸的序（作于1661年）、萧伯升的缘起（作于1664年）、大成的题辞（作于1666年）等，又怎么能都出现在此藏轩《药地炮庄》中？

彭迎喜对有关史料之理解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几点，下面不妨一一揭示其问题之所在。

其一，彭迎喜据《浮山文集后编》卷一《货殖传评题词》所载方以智居“合明山栾庐中”“时方《炮庄》”断密之庐墓期间“亦在撰《炮庄》”，①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48页。其实这并非说方以智于庐墓时（1655—1658）才开始著《炮庄》，而是说他在庐墓期间仍在增补、修改闭关看竹轩所写之《炮庄》文稿。方中通于《庚辰同四弟省亲寿昌》一诗自注云“时老父著《药地炮庄》”。彭迎喜为了说明《炮庄》之著不应晚于壬辰（1652），在其著中将方中通称其父1660年（庚子）居寿昌时著《炮庄》解释为“应理解为增补、修订之意”。②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48页。 两则记载都使用了“时”字，一个“时”著《炮庄》被理解为撰写《炮庄》（言下之意似在暗示非修订、增补），一个“时”著《炮庄》则被理解为增补、修订《炮庄》，其在理解史料上的标准不统一之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彭迎喜据《浮山文集后编》卷一《惠子与庄子书》末傅笑（一作傅关）所记——“此愚者大师五老峰头笔也……苟不达此，不须读庄，又何能读炮庄……壬辰秋，玉川学人傅笑识”，断定“《炮庄》在密之北返庐山时（壬辰，1652）即已成书”。③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49页。又，彭迎喜引文将其中的“庄”与“炮庄”，均标上书名号。 彭迎喜如此断定，我认为问题有二：一是以《炮庄》二书，即《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与《惠子与庄子书》写于壬辰来证明整部《炮庄》在壬辰秋已成书；二是将上面引文中的“炮庄”理解为密之《药地炮庄》之略称。可我不这么理解。按我的理解，傅笑此识语，只是交代《惠子与庄子书》写于壬辰秋，并非交代整部《药地炮庄》于壬辰秋已成书；至于该识语中的“炮庄”二字，当泛指密之《惠子与庄子书》一类的评《庄》著作，不能视之为特指方以智的《药地炮庄》。

顺便提一下，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于傅笑该识语末，并未明确注曰《药地炮庄》作于壬辰秋。④ 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351页。但张永义有别于彭迎喜所断在于他未明说壬辰秋《炮庄》已成书，而只认为《炮庄》作于壬辰秋。由此可推断，张永义的看法实际是以为《炮庄》始作于壬辰秋而非密之闭关时。因未见张永义否认《炮庄》始撰于密之闭关时（癸巳，1653）之有关论证，不应妄加评断，这里所要强调的只是一点：张永义也是因与彭迎喜一样将傅笑识语中的“炮庄”理解为《药地炮庄》略称⑤ 这从他将“炮庄”也标上书名号便可明白。才认为《炮庄》作于壬辰秋。

其三，彭迎喜据《浮山文集后编》卷二《徐巨源榆墩集序》所称——“十年前竹关寄《三子会宗论》、《炮庄》二书”，断“《炮庄》在密之闭关高座时（1653—1655）业已成书”。⑥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48页。 此断不妥问题出在将所谓“二书”理解为指觉浪道盛的《三子会宗论》与方以智的《药地炮庄》，殊不知此所谓“二书”实际是指收于《炮庄》中的《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与《惠子与庄子书》。问题是，我这么认为，有什么根据？根据有三：1.方以智此序不得早于壬寅（1662）年，似作于壬寅下半年，由此年向后倒推十年为壬辰（1652）。上面已证《炮庄》成书不可能早于壬辰，则方以智壬辰年寄给徐氏的“《炮庄》二书”只能是收于《炮庄》中的《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与《惠子与庄子书》；2.查《天界觉浪禅师全录》见《三子会宗论》收在该书卷一九，系论孟（轲）庄（周）屈（原）三子同归孔子儒宗的一篇仅3 294字的文章，并不是一部书。假如密之寄给徐氏者非那两篇书信体之文，而是《炮庄》，那么，他就是将本是单篇文章的《三子会宗论》错说成书，对亲手寄该文的密之来说，出这样的错误，于道理上说不通；3.将那两篇书信体文章称为“《炮庄》二书”，在方以智父子之间，似乎是习称，证据是：方中通作于乙巳（1665）年的诗中有《又编次浮山后集》。据此可知《浮山文集后编》在方以智生前业已编成。既然如此，方中通在编次时，特意在《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末加上“系《炮庄》二书”① 张永义校注：《浮山文集》，第339页。这样的交代，就非私自所为，一定得到其父的首肯。

其四，彭迎喜据《冬灰录》卷一《天界老和尚影前上供拈香，焚〈炮庄〉稿》所云——“十年药地，支鼎重炮”，断曰：“这岂不明白地告诉我们，‘十年’之前，密之已经炮过一次《庄子》，而竹关受觉浪道盛委托之后，又重新炮了一次。”②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8页。彭迎喜特意将“支鼎重炮”4字下标4个着重号（圆墨点），以提醒读者方以智前后两次炮《庄》。就泛指方以智评《庄》而言，说方以智两次炮《庄》，甚至说他多次炮《庄》都不为过，但如果将“支鼎重炮”解为方以智前后撰著两部炮《庄》书，那么，我只能说这是误解了“重炮”的真实含义，未能正确理解它非指密之前后两次著炮《庄》书，而是指方以智在觉浪道盛炮《庄》的基础上（觉浪道盛将自己评点《庄子》书稿托于方以智，嘱他撰著炮《庄》书）再炮《庄》。我这样解所谓“重炮”，佐证以密之座师余飏《炮庄序》所云：“自天界老人发托孤之论，药地又举而炮之……庄氏之书……今无端被浪老人一凿，又被药地再凿，槌钳锻灶，不多乎哉，”应该是正确的。

上面的回答，只涉及对我主张《炮庄》始撰于密之闭关高座寺的质疑，并未涉及对我以下看法——《炮庄》定稿不迟于1663年而于1664年由唐玉祥雕版，然后于1667年梓行——的质疑。下面再回答这几方面的质疑。③ 有的并未明说系针对我，那么，我的回答，不妨视为是对与我有分歧之见解的回答。概括一下，我与其他学者在这几方面的认识分歧，主要有这几点：1.彭迎喜从任道斌说，认为《药地炮庄》最终定稿于丙午（1666）年，并谓我的主张——定稿不迟于1663年——“不知何据”；④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157页。2.张永义指出我所谓“唐玉祥雕版”是将“曾玉祥”错成了“唐玉祥”；⑤ 张永义：《药地炮庄笺释·总论篇》，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6页。3.张永义、邢益海认为《炮庄》“约康熙五年（1666），正式梓行”。⑥ 张永义、邢益海：《药地炮庄·校点说明》，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页。 对这三点，我首先要回答的是第二点：我的确是将“曾”错成了“唐”，原因是我在手抄“庐陵高唐曾玉祥刊”时，不慎错抄成了“唐玉祥刊”，然后据以著述时，又未与《炮庄》刊本核对；再一并回答第1和第3这两点。我认为，对这两点的回答，任何逻辑推证都不足以服人，要想使人信服，就要以史料说话。所以，下面就着重谈我根据什么史料提出上述见解。需要申明的是，34年前写《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时，我未必认识得如我下面所谈一般清楚。

《炮庄》定稿不迟于癸卯（1663）年，就史料而言起码有二个证据：一是陈丹衷《庄子提正跋》所记：“杖人癸巳又全标《庄子》，以付竹关。奄忽十年，无可大师乃成《炮庄》。”方以智师觉浪道盛后闭关高座寺看竹轩，所以，陈氏以“竹关”⑦ 似隐含“竹轩闭关者”之意。代指方以智；癸巳为1653年，后此十年，正是癸卯（1663）。癸卯年距密之廪山寺修订《炮庄》（时在庚子，1660）又逝三年，那么，陈氏说方以智于此年“乃成《炮庄》”显然实指《炮庄》最后定稿。况且，只有将《炮庄》最后定稿定于癸卯年，才能合理的解释萧伯升于甲辰（1664）年捐资刻《炮庄》事；否则，岂不等于说方以智同意将《炮庄》未定稿付与雕版；另是《冬灰录》卷二⑧ 此据邢益海《冬灰录》校注本，任道斌《方以智年谱》作卷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43页。《天界老和尚影前上供拈香，焚〈炮庄〉稿》。在觉浪道盛遗像前“焚《炮庄》稿”是为了祭祀其师，告慰其师在天之灵他已完成了师之“托孤”重任。方以智用以焚烧以告慰其师在天之灵的“《炮庄》稿”，一定是抄在副本上的《炮庄》定稿；否则，岂不等于说他以《炮庄》未定稿糊弄其师在天之灵。

既然焚于觉浪道盛遗像前的《炮庄》稿是定稿，那么，它焚于何时呢？这可以间接考证。觉浪禅师己亥（1659）秋逝世于南京，早于方以智廪山修订《炮庄》，故所烧定是经廪山时期修订过的《炮庄》稿。方以智于廪山修订《炮庄》系庚子（1660），至甲辰（1664）《炮庄》雕版，中间隔三个年头，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方以智“焚《炮庄》稿”定发生于癸卯（1663）？该理由亦可以从“十年药地，支鼎重炮”这一说法推出。这8个字，系上列《天界老和尚影前上供拈香，焚〈炮庄〉稿》中的文字。联系前后文，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之：方以智这是要告诉其师在天之灵：自癸巳（1653）接受觉浪的托付起，他在禅门经过十年不断的著述、修订，终于在其师炮《庄》的基础上“炮”成了《药地炮庄》。后癸巳十年正是癸卯（1663）年。既然“焚《炮庄》稿”事发生于癸卯，而所焚稿定为《炮庄》定稿，那么，说《炮庄》定稿不迟于癸卯（1663）年，还有什么可置疑的呢？除非有学者将所谓“不迟于”理解为早于癸卯，但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当我们说“不迟于某年某月某日”时，通常是包含其后的“某年某月某日”的。

《炮庄》于1664年雕版，但并不能据之说《炮庄》同年梓行，《炮庄》正式梓行应在此年之后。可具体是哪一年呢？张永义认为是1666（丙午）年，我认为是1667（丁未）年。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合乎实情？从张永义“约康熙五年（丙午，1666），正式梓行”的说法来看，他也未敢说死；否则，他不会用“约”字以限定之。既然不敢说死，张永义为何又不放弃丙午梓行说呢？我推想这与他阅过《青原志略》卷八所收沈寿民《寄青原药地大师》以及傅笑《与刘雪林》有密切关系。两者都是书信。沈氏的信中有谢方以智赠书语：“再承贶《寂历图》及《炮庄》大刻，实变化《时论》而出之者。”傅笑信中有让雪林读《炮庄》及寄《炮庄》语：“公既赏《庄》而读《易》，何不以《炮庄》激扬、以易几征格之乎？特奉一部，并致商贤，还当久住青原，获真益也”。这两封自青原寺寄出的信，一封说寄了“《炮庄》大刻”，一封说特奉《炮庄》“一部”，足以说明《炮庄》在方以智驻锡青原寺期间已梓行。方以智甲辰（1664）冬入驻青原寺，至“粤难”离开，他驻锡青原寺七年。从道理上讲，只要两部《炮庄》是由青原寺寄出，那么，据沈氏及傅氏说将《炮庄》梓行无论定于丙午（1666）年还是定于丁未（1667）年，都说的通，那么，我为什么不认同丙午说而恪守丁未说呢？这是因为我认为较之丙午说，丁未说更令人信服。理由是：现尚未发现佐证丙午说的史料，却发现能证明丁未说的史料。该史料就是方中通《陪诗》卷三《省亲集·忆亲闽中》一诗的“自注”：“书坊熊、郑诸公皆皈依老父，《周易时论》、《药地炮庄》、《物理小识》三种书板，游子六向寄熊叔明、熊长吉家，刷行后，揭子宣转托郑玉友……”任道斌《方以智年谱》正是根据方中通这一“自注”，将《药地炮庄》“已刻成”，系于丁未（1667）年，但不知何故，他忽视了“刷行后”三字，所以，他未能进一步断定《炮庄》丁未已梓行。也许有学者要置疑，说这里所谓“刷行”，也未必特指于丁未年“刷行”，也可能指在丁未之前某一年“刷行”。如果真有学者提出此疑，那么，我只能这么回答：在没有找到确凿的史料以证明《炮庄》刷行于丙午（1666）年之前，我们还是相信《炮庄》刷行于丁未（1667）年为妥。

三、《炮庄》人物省称常例
《药地炮庄》之难读懂，就技术层面论，当归咎于其“炮”法之繁复。《炮庄》“炮”法之繁复，表面看，只可见其将各时各派各家的“庄学”论述如炮制中药似的混在一起，所列论述，不分主次，亦不立统绪。但深入研读之，就会发现其“炮”法之繁复，主要在于其“炮”法在体式上的多样性与随意性。《炮庄》“炮”法之体式上的多样性与随意性，既表现在引文的格式上是多种格式兼用，也表现在引文内容上是以转述取代照录原文，然最为明显的是人名、书名之称谓上的因随意而造成的繁复。一一剖析《炮庄》“炮”法之体式上的种种特征，是本文篇幅所不容许的，也是无必要的，但为了揭示《炮庄》“炮”法之繁复性，这里还有必要就《炮庄》所使用的人名称谓做比较具体的分析说明。

《炮庄》总共提及多少人物，一时难以统计，容他日有机会再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一点：对一部二十多万字（不包括《庄子》原文）篇幅的著作来说，《炮庄》所提及的人物之数量之多，恐是同等篇幅之著作所不堪比的。不但数量惊人，《炮庄》所使用的人物称谓，也相当复杂，且不说各类杜撰的人物，即便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的人物（指与方以智同时代者）的称谓，也是五花八门——有称姓名者、有称字号者、有称别号者、有称官职者、有称褒谥者、有称籍贯者，并不刻意求体例上的统一。更让人难以琢磨与把握的是，《炮庄》对所提及的人物，通常绝大多数使用略称。《炮庄》对人物的略称，通常做法是先使用姓名或姓字号全称，然后再略称，例如刘辰翁，先称刘须溪，后省称“须溪”或“辰翁”，再后省称“须”。但《炮庄》中的人物略称，并非都如此先省姓再省名或字号的首字（单字之名字号则径直省姓），也有省名或字号第二字的现象，如将“天刖”省为“刖”、“大别”省为“别”；在《炮庄》中，还有一种人物略称，即省名或字号而只以姓称之。这一类的略称，像郭象略称郭，屈原略称屈，由于其人为读者所熟知，把握起来当然不难，但像以“刘曰（云）”“陶曰（云）”“谭曰（云）”一类形式出现的姓，要想了解其究竟指称何人，把握起来却十分困难。根据我自己研读《炮庄》的体悟，对于此类之人物略称，我下判断的原则是：凡无同姓者，只要某姓名全称于《炮庄》中出现在先，则其后① 紧接其后勿用说，即便相隔十几页，甚至几十页，都作其后视。仅以某姓出现者，即是出现在先的该某姓名全称者的略称；凡有同姓者（不论数量多少），只看其于《炮庄》中居先还是居后，凡某姓名全称者居先，则其后（不论其相隔多少页）仅以某姓出现者，即是出现在先的该某姓全称者之略称。我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将《炮庄》中以“刘曰（云）”“谭曰（云）”“陶曰（云）”字样出现之“刘”“谭”“陶”分别一律断为“刘须溪”“谭友夏”“陶石篑”，因为尽管在《炮庄》中，还出现了其他姓名全称人物，诸如刘真长、刘舆父、谭梁生、陶渊明等，但他们在《炮庄》中出现都后于前者。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原则的使用，须佐之两点，一是看谁著有“庄学”著作，二是比较“曰”之内容，看某姓名全称者所曰（例如“刘须溪曰”）与某姓所曰（例如“刘曰”）在思想上有无相通、相同性。这两点，有助于保证上述原则实践上的正确性。

把握《炮庄》之人物略称，还要特别注意一种情况，即有许多以某曰字样出现者，“曰”前的那一个字，看似人之姓或名、字、号，其实不是。属于这类情况者，有的——例如“或曰”“又曰”，依据前后文之语境上的内在关联，就能明白它之确切含义；有的——例如“一曰”“笑曰”，仅根据前后文之语境逻辑来推断，却未必能确切把握其含义。“一曰”与“笑曰”，在《炮庄》中，确实有“‘一’这个人说”“‘笑’这个人说”的意思，因为“笑”显然是“笑翁”之省，② 方以智曾别号“笑翁”。而“一”则极有可能系“三一”之省，③ 吴应宾别号“三一老人”。“一”系“三一”之省的理由，见下面论证。但因此断定《炮庄》中所有“一曰”“笑曰”都等同于“三一曰”“笑翁曰”，就会犯误解或曲解原文的认识错误。问题是，如何去判断《炮庄》中的“一曰”“笑曰”究竟是这二种含义④ 此是指“一曰”“笑曰”当解为“吴应宾、方以智说”还是应解为“一种说法、笑着说”。中的哪一种？处理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先根据原文之语境逻辑确定它们是实指还是泛指，然后以“内证法”求“一曰”“笑曰”与“三一曰”“笑翁曰”在思想上是否相通或相同。

以原文语境逻辑判定“一曰”“笑曰”系泛指，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也要不同语境不同处理，否则会犯教条主义之误。比方说，看到“一曰此心休之则深，心不知心，便谓无思，若能随缘平怀，即是入寂乐定。一曰此心置之则浅，实无无思时，惟有读书穷理，当作无厌足王。合此二者，可谓因物用物，而不徇物者矣”，⑤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73页。仅从其中所谓“合此两者”也不难判断这段论述中的两个“一曰”都是泛指“一种说法”，而非实指“三一曰”；可再看到“刘曰：见龙固奇，说龙更奇。一曰：刘累豢龙，岂不更奇？即如欧阳《集古》载张路斯九子化龙，只堪一唾。王志远之闲规，其饭龙乎？”①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306页。或再看到“左藏一尝问愚者曰：放不下，担将去。叶石林以为从此出。然耶？愚曰：将谓严阳放不下耶？石林犹惭。子谓严阳担将去耶？依然犹惭。一曰：惭个什么？愚曰：还我话头来”，②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375页。若也将这二段论述中的“一曰”径直断为泛指一种说法，我辈想必于心戚戚不安，因为仅从语境逻辑论，将这两段论述中的“一曰”无论理解为“一种说法”还是“三一曰”，都能说得通。像这样难以轻易断定者，也见于冠以“笑曰”的论述：“李端愿问金山观曰：死后心归何所？观曰：未知生，焉知死。李曰：生则某已知之。观曰：生从何来？李罔措。观揕其胸曰：更拟思量甚么？李曰：会也。曰：如何会？曰：只是贪程，不觉蹉过。笑曰：既会了，还有世出世否？”③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58页。此语中的“笑曰”，无论解作山观“笑着说”还是“笑翁说”，就语境逻辑讲，都无不妥之处，未必只能解作“笑翁曰”。至于究竟作何解，就非仅靠语境逻辑所能解决的，须进一步以“内证法”考究。

所谓“内证法”，是指以确凿为某作者的言论来证明某异议言论实系某作者的言论。具体到本节立论来说，就是以《炮庄》中“三一曰”④ 亦有必要包括《药地炮庄》中吴应宾所有言论。“笑翁曰”的言论考究“一曰”“笑曰”是否即吴应宾、方以智的言论。这一考究，由于十分繁琐，这里无法一一具体介绍，只能侧重介绍我考究这个问题的过程，希望能起到举一反三之启迪效果。

在《炮庄》中，所提及之姓名中有“一”的人物，除“三一”老人外，尚有“李衷一”“一菴”“魏子一”等；所提及之姓名中有“笑”的人物，除“笑翁”外，尚有“笑峰”等。既然如此，那么，以什么理由断定“一曰”“笑曰”字样内的“一”和“笑”一定是指“三一”老人（吴应宾）与“笑翁”（方以智）。这没有什么客观证据，只是依据我的主观体知。上面已提及，我认为方以智在《炮庄》中实际上遵循如下人物姓名（字号）省称原则：凡略称（无论以姓略称还是以名字号略称）定置于全称之后。按照这个原则去检索，我很容易就发现那些姓名中有“一”或姓名中有“笑”的人物，其在《炮庄》中出现都要后于“三一”“笑翁”之出现。这个发现，让我将排除在“一种说法”“笑着说”意思之外的“一曰”“笑曰”毫不犹豫地断为“三一曰”“笑翁曰”。

四、《炮庄》“正曰”系“《正语》曰”略称
在考究“一曰”与“三一曰”关系的同时，我还考究了“正曰”与“《正语》曰”的关系。与上面考究“一曰”系“三一曰”所依据的原则不同，我对“正曰”与“《正语》曰”的考究，主要是以“内证法”求两者在思想上是否相通或相同。我的这一求证，具体分两步进行。首先求证“正曰”是否“三一曰”，然后求证“正曰”是否“《正语》曰”。

冒怀辛曾推断《炮庄》中的“正曰”实系“吴应宾曰”（三一曰），但未给出论证。我通过论证，认同冒怀辛的这一推断。《炮庄》中，采录吴应宾的言论较多，然冠名不一，或为“吴观我曰”、或为“吴应宾曰”、或为“观我曰”、或为“观我氏曰”，或为“吴观我宫谕曰”、或为“观我氏颂曰”、⑤ 凡所引者系吴氏诗歌，取此式。又，《药地炮庄》中，凡所引属诗歌，均取某某“颂曰”式。或为“三一曰”。我以为，通过这些已确定不误的吴应宾曰与不确定为吴应宾的“正曰”相比较，看两者在思想上是否相通或相同，就能把握冠以“正曰”的言论是否系吴应宾的言论。这一比较，似乎必须面面俱到，但就道理论，只要侧重就“三一曰”与“正曰”作比较就能达到此目的，与面面俱到的比较。于是，我专挑“三一曰”与“正曰”作比较，结果发现两者相通在以下两方面得以证明：1.《炮庄》第151页① 系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张永义、邢益海师生校点本页码。上的“三一曰”与“正曰”，最能反映两者思想上的相通，同属吴应宾的言论。这页上的“三一曰”与“正曰”是上下相列举的，上列“三一曰”、下列“正曰”，② 所以，要上下分列，我理解这是因为“正曰”录自《正语》，而“三一曰”非录自《正语》，而取自吴观我的其他论著。“三一曰”所谈，以“中之用”立论，强调既不“过”又“不及”之含义的“中”，只有概念意义，若谈“中”之实践意义，就不能局限其概念意义，必须把握“圆中、正中、时中之说”，真正明白正确的“用中”（循“中”以实践）即意味着真正懂得“时中即正中、即圆中”的道理。一旦弄懂此道理，对于“中节之和即未发之中”的道理，就自然明白，再无累赘探讨“两截三中”③ 将三中——中和、已发之中、未发之中——截然对立起来把握。④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51页。之必要；而“正曰”所谈，则以“公私”立论，强调“公则无私，恶皆化为善矣”，因为一旦公心立而私心泯，便意味着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哪怕是吓俗的行径，都只是表象，若内心“志于仁矣，无恶也”。从中可以“证知大本化育，而时出经纶，自然不纵欲、不绝欲，而从容中矣。圣人以至善之体统一切，以中节善用贯有无，故名教、刑书皆是天理增损不得者。正所谓不执相、不破相，而享因物付物之实相者也”，④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上（三一曰）论如何“用‘中’”，下（正曰）论如何“从容‘中’”，两者存在呼应关系，更不用说，两者不但使用了相同的关键词——中、中节，而且在对“中”的本质的把握上是一致的：一个（三一曰）以为“中节之和即未发之中”，一个（正曰）以为“中节善用贯有无”，其实都是以为“用‘中’”的高尚境界为“从容‘中’”，而“从容‘中”就根本讲无非指“中节之和“，然“中节之和”就实践层面讲又无非指“中节善用”；2.“三一曰”与“正曰”中有相同的概念与说法，例如“三一曰”中有云“无所可用，正在无用有用之中……不见两端用中”，⑤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19页。而“正曰”中亦有云“理家多不知无用之用，偏高在不知有用之用……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时中正中”，⑥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396页。两者不但都使用了“无用”“有用”相同概念，而且说法接近，一个（三一曰）正面阐述从经验意义上的“无用有用中”见抽象意义上的“无所可用”，一个（正曰）则批评理学家“多不知无用之用”，他们偏重关注的只是“有用之用”层面的“不知”；再如“三一曰”中有云“时中即正中、即圆中”，⑦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51页。而在“正曰”中亦有云“时中正用”，⑧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396页。两种说法在“时中即正中”的意思上相吻合。

此外，“正曰”中不乏“至善统善恶”、⑨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32页。“是相待，即是绝待”、⑩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46页。“至善之体统一切”、⑪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51页。“仁智交圆”、⑫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64页。“三本两交，而中五藏六”、⑬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238页。“舍一无万，舍万无一”、⑭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276页。“主自统仆”⑮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365页。之类的说法，看到这些说法，大凡对吴观我及桐城方式学派之学术有所了解的学者，都会立即明白那些说法是吴观我及方以智等习用的说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阐释“舍一无万，舍万无一”，“正曰”使用了这样一个譬如：“辟如全树体其全仁，而根干枝花，各中其节，岂必执树未生前之核哉？”⑯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276页。这个譬如，也是方以智论述“一多”关系常用譬如。由此也足以佐证“正曰”无疑是方以智外公吴观我的言论。

上面证明了“正曰”为吴观我言论。现在接着证明“正曰”是否为“《正语》曰”之省称。从“《正语》曰”在《炮庄》中比“正曰”先出现这一点来推断，说“正曰”是“《正语》曰”之省称，是不违背方以智在《炮庄》中所遵循的人物与著作之省略原则。但由于循该省略原则《正语》亦可省为《语》，则“正曰”是否一定是“《正语》曰”之略称，还有必要就两者在思想上是否相同加以证明。而这一证明，也只有具体比较两者思想这唯一的途径。

“《正语》曰”在《炮庄》仅一见，即只见于张永义、邢益海师生校点本第103页，是关于《逍遥遊》题解语，字数不多，这里全部照录：“《正语》曰，篇首两端表法，而圆中、正中、时中可悟矣。似乎举大化小，实是本无大小，而大小时宜各适也。无己而无所不己，丧其天下，即藏天下于天下，曾知不落有无之提宗乎？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遊无待，曾知不落其不落之正旨乎。”① 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第103页。从这则论述看，“《正语》曰”省略为“正曰”，起码有一个证据：上面已证明“正曰”即“三一曰”，而“三一曰”中有“圆中、正中、时中”这一形式的表述，那么，从“《正语》曰”中也出现了同样形式② 指该三范畴在表述时采取这一结构：“圆中”居首，“正中”居中，“时中”居末。的表述，就可以凭A即B、B即C、则C即A这么简单的逻辑，推证出“正曰”系“《正语》曰”的省略之称。此外，从其中的“不落有无”“不落其不落”的说法，也可以判断“《正语》曰”出自桐城方式学派某人之口，理由是：同样的说法，也出于方以智之口，这只要查阅其著《易余》之《太极不落有无说》《一有无》，就立马会发现两篇都有“不落有无”的说法，而《一有无》篇更有“不落其不落”的说法。既然如此，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正语》曰”系“方以智曰”的前提下，那么，只能将“《正语》曰”断为“吴观我曰”，因为若在桐城方式学派中找出一个该提法（不落有无、不落其不落）的首创者，那么，唯有吴观我最堪其选，这只要分析《炮庄》所收录的吴观我言论，想必不难明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就论证的周洽性而言，本文在这里应给出该分析以及综合该分析的结论性的意见，所以未给出，考虑篇幅所限并非重要原因，重要的原因是想先提出这个见解，如果遭到严厉的质疑，我再仔细作该分析，以便认真回答有关质疑。

此节论证至此本该结束，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再简单地谈自己的一个大胆的推想。这个推想就是：《正语》为吴观我诠解《庄子》的专著，全名为《庄子正语》，解《庄》特色可能同于觉浪道盛的《庄子提正》。我所以有此推想，就认识论原因而言，取决这样的感悟：《药地炮庄》正文九卷卷首都题有：“天界觉杖人评、极丸学人弘智集、三一斋老人正，涉江子陈丹衷订。”每看到此卷首题，我都这样想：觉浪道盛、吴观我都绝不可能在《炮庄》定稿后评《炮庄》、正《炮庄》，那么，在《炮庄》每卷卷首都题上觉浪道盛“评”、吴观我“正”究竟何意？反复想反复琢磨，最后冒出了这样看法：觉浪道盛曾将一部点评《庄子》的书稿寄予方以智，嘱咐他进一步著评《庄》论著；而这部书稿，并非《庄子提正》，因为查收于《全录》中的《庄子提正》就会清楚，《炮庄》中大量题着“杖曰”的言论，并不出于《庄子题正》，那么，它只能出自道盛那部现已不知何名的评《庄》书稿。因为《炮庄》中大量收录了道浪道盛的那部书稿中的言论，为表对其僧门师的尊敬，便于卷首特意题上“天界杖人评”。同理，由于《炮庄》中也较多地收录了《正语》③ 本文作者推测应为《庄子正语》。中的言论，为了表达对外公的敬意，方以智也特意在卷首题上“三一斋老人正”。我还推想，除了“观我氏颂曰”“《宗一圣论》曰”（省称“《宗一》曰”），《炮庄》中所收录的吴观我言论，尤其是冠以“三一曰”“正曰”以及部分冠以“一曰”的言论，都出自吴观我所著《正语》。④ 本文作者推测应为《庄子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