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理学“巧贼拙德”的涵蕴、诗歌表达及后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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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理学“巧贼拙德”的涵蕴、诗歌表达及后世接受
王培友

摘 要：在承继先民使用惯例的基础上，两宋理学家在使用“巧贼拙德”及其相关、相近话语时，对其内涵进行了转换。周敦颐《拙赋》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对“巧”“拙”这一对范畴进行了界定。北宋理学“五子”门人及其后学，继承了其理学前辈的“巧贼拙德”思想，而从本体论、价值论、目的论、工夫论等方面，对“巧贼拙德”话语进行了深入开拓。胡寅、张栻等湖湘学者在性理层面上论证了“巧贼拙德”的合理性，提升了其在理学体系中的价值与地位。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及其后学，在理学工夫论、价值论及诗文批评标准等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巧贼拙德”的义蕴及功用性。两宋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的多方探讨，对彼时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的诗歌书写等产生了影响，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理学、诗学、书法、绘画等多个文化部类的历史发展进程。

关键词：宋代； 理学家； 巧贼拙德； 诗歌

在北宋中期理学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先民之“斥巧”，不是排斥或否定有关“技术”“技艺”“技巧”之“精熟”“熟练”“工巧”等，而是反对实践主体“作伪”“使用权谋”以及重视外在修饰、超越事物本身等做法。也就是说，在技艺、技巧等层面上，先民对于“巧”是肯定的、赞许的；在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等层面上，先民是“尚拙”而“斥巧”的。在一定程度上，先民之“尚拙”“斥巧”，重在推崇“质朴”“本真”等人性之“善”，由此亦与强调人之“初心”、养“蒙”等联系起来。① 王培友：《“巧贼拙德”文化渊源及其语义关联进程》，《齐鲁学刊》2018年第6期。

先民对于“巧”“拙”话语的使用惯例，伴随着北宋中期理学家登上文化舞台而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其显著标志，就是周敦颐在《拙赋》中把“巧”与“贼”、“拙”与“德”相联系，从而生成了可以被称之为“巧贼拙德”的重要理学范畴。经过两宋理学家的递相发挥和不断探讨，原本先民以之为政治伦理、道德伦理准则的“尚拙”，逐渐成为包括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的重要评价标准，并深刻影响到后世诸文化部类的走向。考虑到学术界尚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对两宋理学“巧贼拙德”的涵蕴、诗歌表达及后世接受等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两宋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多方探讨
先民“尚拙”而不一定“斥巧”的文化习尚，至北宋中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重要标志，即为周敦颐《拙赋》“尚拙”而“斥巧”思想的提出，以及邵雍、张载等人对于“巧”“拙”问题的相关探讨。周敦颐《拙赋》较为系统地表述了其“巧贼拙德”思想：“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① 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页。这里，“巧”“拙”相连，“贼”“德”对举，“贼”指邪恶、有害的品质，“德”则是关乎美好的特性。依《拙赋》所云，“巧”简直就是口舌辩给、处心积虑、作伪成凶等的代名词，而“拙”则兼有了“默”“逸”“德”“吉”等美好品质。于此而作引申，如果世间人人“尚拙”，那么也就实现了海清河晏、国泰民安的治平境界。周敦颐《拙赋》对“巧”“拙”的表述，涉及三个层面：诗作头四句，是从“言”与“默”、“劳”与“逸”的角度，谈及“巧”“拙”的外在表达形式，此即“巧”“拙”之“文”。第五句、第六句则强调“巧”“拙”之“性”，强调“巧”“拙”分别对应着“贼”“德”这两种与道德有关的品质。此即“巧”“拙”之“体”。第七八句则强调“巧”必产生“凶”，而“拙”必与“吉”相联系，此即“巧”“拙”之“用”。诗篇最后四句，则强调了“巧”“拙”之于“刑政”等政治伦理和政治风气的作用，这是从政治功用层面上而言的。总之，周敦颐《拙赋》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对“巧”“拙”范畴进行了严格界定。周敦颐对于“巧”“拙”这对范畴的系统阐释，较之其前后的北宋人物是有明显差异的。如年长周敦颐28岁的范仲淹有诗句：“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②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68页。只是从功用性方面来推扬“拙”，而尚未从体、用、文等层面予以深究。而小周敦颐22岁的苏辙，在《上刘长安书》中亦提及“以拙养巧，以讷养辩”，③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9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但也只是以“拙”“讷”为行为方式而罔顾其体用。再如彼时重要的文化领袖人物如欧阳修、刘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或对于“巧”“拙”问题没有重视，或所见甚浅，远比不上周敦颐《拙赋》所具备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于此之际，理学家邵雍亦有诗句：“谁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表达出他以“拙”处世济身的沛然自信。他又有诗句：“吾曹养拙赖明时，为幸居多宁不知”，直以“养拙”为政治清明的景象，“尚拙”意味显豁。在“尚拙”之同时，邵雍也有不少“斥巧”思想的表述。如其《观棋大吟》在指出弈棋“算余知造化，著外见几微”之同时，批评弈棋表现为“好胜”“好争”“夺利”“尚杀”“不义”“无情”，而历史兴废轮替恰如弈棋：“比观之博弈，不差乎毫厘”，④ 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1、421、181—185页。表达出其“尚拙”而“斥巧”的思想。与周敦颐所不同的是，邵雍是从史学角度来表达其守道随运、“尚拙”与“斥巧”之“理”的。他认为只要做到“穷理尽性”，循道无私，就能实现“天道”。大约受到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影响，张载、程颢、程颐也对“巧”“拙”范畴有所探讨。如程颐强调：“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文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认为“巧文”难以“至于道”，“斥巧”意味显豁。而张载以“便佞”来释“巧言”，⑤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3、725页。从道德论角度来阐释孔子所批评的“巧言令色”，“斥巧”立场明显。考虑到“尚拙”“斥巧”的伴生性特征，⑥ 王培友：《“巧贼拙德”文化渊源及其语义关联进程》。因此，可以推知程颐、张载一定是“尚拙”的。可以说，“巧贼拙德”话语引起了北宋理学“五子”的关注。

北宋理学“五子”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重视，为之后的宋代理学家所注意，从关注重心和探讨路径来看，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其一，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两宋理学家常常把“拙”“巧”等与实践主体之道德之性、气质之性等相联系，来论证实践主体之“拙”具备“近仁”“为仁”等属性品格，而“巧”与“作伪”“乱德”等相关。如游酢讲：“仁者，诚而已矣，无伪也。何有于巧言者？仁者，敬而已矣，无謟也，何有于令色？巧言入于伪，令色归于謟。其资与木讷反矣，宜其鲜于仁也。使斯人之志在于巧言令色而已，则孔子所谓朽木粪墙，孟子所谓乡原，终不可以入德。”⑦ 游酢：《游廌山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0页。他认为，“巧言入于伪”，故“巧言”与“诚、无伪”等相矛盾，“终不可以入德”。这里，“木讷”为实践主体德性的外在表现，自然是与“仁”“诚”“敬”等相一致的。胡寅更进一步，把“巧”“拙”看作是“气质之性”的类属特性：“人之禀气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静或躁，或刚或柔，千条万端，非一言可尽也。”①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第1344页。依胡寅所论，“拙”“巧”成为了实践主体之“气质之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巧”“拙”由此也就具备了本体性的基本属性。胡寅所言，正可视为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本体性论证。据此，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周敦颐《拙赋》的价值，也才能理解湖湘学派高度推扬周敦颐《拙赋》及“巧贼拙德”思想的深层用意。亦因如此，胡宏门人张栻才会把周敦颐《拙赋》《通书》以及“孔颜乐处”话语相提并论：“先生著《通书》及《拙赋》，皆行于世，而又尝俾学者求‘孔颜所乐’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谓深矣。”② 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11页。周敦颐的《通书》论证了宇宙论与道德论的同一性问题，奠定了其理学“鼻祖”的崇高地位。而“孔颜乐处”被杨时、朱熹、陈淳、黄榦等人认为是程朱理学一派一脉相传的“密旨”。③ 王培友：《两宋理学“孔颜乐处”话语之诗学价值》，《南开学报》2018年第3期。 张栻以《拙赋》与之并列，说明他认定《拙赋》也是周敦颐理学体系的理论核心。张栻此论，提升了“巧贼拙德”话语的理学地位，为后世理学家所公认。张栻又就“士病于不拙”之弊展开分析：“予又病夫学者之不拙也，旁窥而窃取耳。受而口传，恃臆度而凿空虚；难之不图，而惟获之计。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务，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诸其躬也，难矣。予是以病夫学者之不拙也。”④ 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第940页。张栻以“不拙”而“惟获”“惟速”等为“病”，而把“拙”视作学者应具备的禀赋本性，“尚拙”意味显豁。宋末欧阳守道《讷斋铭》亦云：“古人之言，辟之古乐，和平从容，典则质朴……巧言孔任，帝舜所畏，利口惟贤，乃败商季。”⑤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7册，第141页。以“质朴”为“讷”之本，而强调帝舜警惕于“巧言”，此正为商覆亡之由。欧阳守道从本体论入手论及“拙”“巧”之功用，见识高卓而精妙。上述可见，有赖于胡寅、张栻等湖湘学者的努力，周敦颐之“巧贼拙德”话语得到了理学性理本体论层面上的合理性论证，由此，这一话语实现了其价值论上的跃升。

其二，从功用论、工夫论和价值论的角度来探讨。两宋理学家往往基于处世为官、“求道”等目的来探讨“巧”“拙”之功用或方法。如吕本中曾对唐代著名道士司马子微《坐忘论》予以分析，赞成其“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并认为“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寡简而见功多”，⑥ 吕本中：《官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2册，第2页。从功用性角度来认识“巧”“拙”。在注重从“用”之角度来探讨“巧”“拙”的同时，两宋理学家逐渐开始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赋予“巧”“拙”新的意义。如张九成强调：“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动不如静，进不如退。”他从人的社会实践性上来审视“拙”“巧”之价值，这与周、邵等人一脉相承。朱熹则对“巧贼拙德”范畴的义蕴、功用和价值等进行了探索。他指出：“为学当以存主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废。纵使己有一长，未可遽恃以轻彼，而长其骄吝克伐之私……但当坚守，常自警觉，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别求妙解。”⑦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第1313、1531页。朱熹强调以“拙”来力行察识、存养，这显然是从功用性层面来“尚拙”而“斥巧”。他又强调：“吾宗循下学上达之序，口讲、心思、躬行、力究，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从容潜玩，存久渐明，众理洞然，次第无隐，然后知夫大中至正之极，天理人事之全，无不在是。”⑧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45册，第40页。这是从方法论、工夫论的角度来看待“巧”“拙”的。他又云：“抑尝闻之天下之事，不可胜穷，其理则一而已矣。君子之学，所以穷是理而守之也。其穷之也，欲其通于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于拙。盖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从。”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2册，第8页。经此论证，“拙”就成为了“格物”以“明理”的外显特征，而“巧”则失去了“求道”之工夫论的存在性基础，由此，“巧”“拙”便融入了“格物明理”之目的论、工夫论，而成为朱熹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提升“巧贼拙德”话语的理学价值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的这一做法，成为后来元、明、清三代理学家的基本共识或研究理路。至此，原始儒家“尚拙”而不完全“斥巧”的传统，在周敦颐提出“巧贼拙德”命题后，逐渐向着抬升“拙”而排斥“巧”的方向发展，经过两宋理学家的递相阐释，至朱熹时代而最终实现了“尚拙”而“斥巧”的基本认知理路。

其三，从道德论的角度来探讨。两宋理学家对于“巧”“拙”话语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实践主体的心性存养或道德目的而展开的。如曾丰曾云：“问鲁渊源，大朴方寸……忠恕一唯，鲁骨皆融。”①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8册，第49页。把“拙”“鲁”“朴”等视作与“忠恕”“一唯”等相关联的道德属性。姚勉亦云：“巧言鲜仁，惟讷则近。若昔君子，言讷行敏。曾惟以鲁，颜喟以愚。默而识之，其知道乎。”把“巧”视为“鲜仁”，而把与“拙”“讷”“鲁”等视作“近仁”而可“知道”的道德属类。其《木斋铭》亦有句：“刚毅木讷，子曰近仁。惟性固有，惟质是存。矧木之毅，于时为春……是木亦质，于仁为亲……彼巧令者，志在悦人。”②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2册，第122、123页。强调“木”“讷”等“拙”之属类，为“近仁”之德。与之相似，连文凤有文称赞他人道德品行：“谦于己，恭以待人，言语动作，融智进退，无一不于鲁之学得之。”③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9册，第336页。连氏把“拙”“鲁”等视作实践主体的道德禀性，强调“谦”“恭”等道德品质因实践主体具有“讷”“鲁”等道德禀赋而后可习得之。比较而言，南宋末年的家铉翁对“拙”“鲁”等的道德属性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可视为两宋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探讨的标志性成果。家铉翁讲：“夫鲁之与拙，非容色之外见者也，根诸天禀之自然，加以学问之日益，义精理明，纯一无杂，故能以道自任……而况拙之字义与巧为对者也。夫子尝有云‘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于一巧一拙之间，有仁不仁、公与私、义与利之辨。圣人之虑后世深矣……盖天禀之厚者，为朴为纯，由是而加之以审问慎思，益之以明辨笃行，若绘事之后素，其施功也有地，其进徳也有本，何往而不为仁乎！而人伪之滋者，为巧为诈，巧而乱徳，巧而足恭，口给之御，便佞之友，如张锦帆，饰桂棹，而涉沧溟万里之险，何行而可济乎！是故圣人示人以求仁之方，常有取于确钝而深戒乎巧令，亟言之不一言之，为是故也。”④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9册，第172页。他认为，“鲁”“拙”等为“天禀之自然”亦即人之本性所在，实践主体正因此而加以磨砺学问，方能求得道体。进而，他又把“巧”“拙”相比，认为“朴”“钝”“拙”“鲁”等为进德之“本”、求道之“地”，而“巧”为“伪”“诈”等为“乱德”之根。故而，他得出结论：圣人以“拙”“鲁”“朴”等为“求仁之方”，故“求道”当“常有取于确钝而深戒乎巧令”。家铉翁的上述论述，精当而透辟，代表了两宋理学家从道德论角度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认识高度，同时也反映出两宋理学家从道德论角度来探讨“巧贼拙德”话语意蕴的基本路径。那就是，他们往往是基于本体论、功用论的探讨进而从道德论角度来提升、生发其对于“巧”“拙”问题的认识。

其四，从审美论的角度来探讨。两宋理学家对于“巧”“拙”的本体论、工夫论和道德论等的深入探讨，客观上也就产生了以“巧”“拙”等为标准来评判实践主体的心性境界和道德行为，当此为理学家所熟知并成为其认知、判断的标准而得到固化之时，理学家自然就以“巧”“拙”来论文、论诗，因此，“巧贼拙德”顺乎自然地成为其审美理想和审美尺度。尤须提及的是，在从心性存养或道德实践领域向着文学审美领域迈进的进程中，朱熹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除了从功用论、工夫论展开对“巧贼拙德”命题进行深入探讨外，又从求学路径、诗文创作等方面展开对“巧贼拙德”义蕴的探讨。朱熹在评论“国初文章”时，称赞“国初诸公”文字“拙”，欧阳修文字亦有“拙”处，而批评苏轼文字“巧”。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2页。朱熹的这一做法对后世文艺观念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家的门人及其后学，普遍把“尚拙”而“斥巧”应用于“求学”及诗文批评。如《宋元学案》记舒璘“先生尝自言，朴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诏正文体，特举先生文，称其厚重质实，以为世鹄”。①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第2546页。 这里以“朴拙”为文学技巧、技艺的特征。张栻门人宋甡亦有诗：“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须参造化，此身何必问穷通。”②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4册，第98页。这里的“拙”与“平易”连用，是就诗歌写作的内容、技艺、技巧而言的。而南宋晚期的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多引理学家诗论，其卷三有云：“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诗文独外是乎！”③ 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7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18、7619页。其以“拙”论诗文，受到理学家论文的影响，“拙”居于“巧”之上，且与“道”关系密切。稍后，理学家王柏亦云：“自诗之六义不明，而后世始伤于太巧。诗益巧而正气益漓，不复有宽厚温柔之气矣……三百五篇之作，虽有出于闾巷小夫幽闺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性情之正者，岂必刻苦用心于琢句炼字之工哉。”④ 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9册，第8765、8766页。王柏强调，作诗求“巧”则正气漓而有伤于“性情之正”，则可知其亦有以“尚拙”为论诗之宗旨的意图。可见，理学家以“巧”“拙”来论诗、论文，除了表现为与“求道”有紧密联系之外，也涉及对于诗文内容、形式、功用等问题的探讨，宜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土壤”和“武库”。

总之，自先秦时期开始到宋代末期，先民对于“巧”“贼”问题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巧”“拙”逐渐同实践主体的技艺、技巧、道德、性理等产生了联系，并逐渐成为两宋理学家重要的文学批评话语范畴。对此，南宋晚期理学家魏了翁有所认识：“人之一心，广大而精微，宽裕而密察……故孔子论仁勇，必知为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则巧，盖圣贤之论，贵知而贱愚，未闻拙之尚也……至老、庄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汉以来，疾世之以善官深文为巧者，则于是激而为守拙之说。其后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为赋以发之。行父之伯父宣公为《记》以申之，而此义盖广。然而未能以释然于心者，彼老庄以拙用巧也。汉魏以来，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则假拙而饰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计。而二先生之言，乃若与圣贤异指者。夫言亦各有攸当也，物欲之知，与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驰……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张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遏其逐物之萌，而返诸德性之知。与圣贤异指而同归也。”⑤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0册，第401页。魏了翁《拙斋记》所叙述的先民对于“巧”“拙”范畴的认识及其语义变化发展过程，客观上说明了“巧贼拙德”思想的重要性，及儒、道关于“巧”“拙”范畴的语义差异性。由此可知，两宋理学家之所以对“巧贼拙德”命题孜孜以求其精义，并就其体、用、文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正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文化属性和其可供开掘的文化涵蕴。当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以之为诗文创作的内容、目的或诗文批评的标准来规范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行为时，“巧贼拙德”话语也就顺乎自然地具有了审美性品格，进而成为理学家诗人及受其影响的文人的重要审美理想了。

二、两宋理学“巧贼拙德”审美理想的诗歌书写与话语表达
周敦颐《拙赋》所倡导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经过程颐、杨时、胡寅、张栻、朱熹等人的发挥，“尚拙”而“斥巧”观念已经从纯粹的功用性层面发展为具备本体论、价值论、目的论的特征，并与“求道”“向学”“为文”等相联系，成为两宋理学家颇为重视的理学命题。从两宋理学诗的总体情况来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思想及其影响下的审美理想，对理学家诗歌创作及理学诗呈现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致而言，主要表现为三点：

其一，两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呈现为“尚拙”“斥巧”等理学诗主题。对“巧贼拙德”义蕴的探讨、以“尚拙”而“斥巧”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是这一类诗歌的主要内容。一些理学诗，往往把“拙”视为传统儒学的根本特征加以凸显。如张栻有诗《叶夷中……今独成两绝句寄之》：“聪明用处翻多暗，机巧萌时正自痴。若识圣门持敬味，临深履薄更何之。”① 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第818页。他认为，作为技巧与方法的聪明、机巧等，往往与昏暗、自痴相联系，与“求道”毫无关联。要实践“持敬”以见“性”体，只有从慎独、自讼等工夫上下手方可为正途。从宋代理学家的诗歌作品来看，越是晚期的理学家越“尚拙”。如王柏有诗《赠吴晠》：“襟佩青青白面郎，未成占毕已飞扬。深嫌实学规模拙，只把时文日夜忙。志气峥嵘谋富贵，身心荒落败纲常。他年穷达皆无据，却笑儒冠误可伤。”②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60册，第38019页。诗篇对彼时文人以“时文”谋取富贵，而以包括事功之学、性理之学等在内的“实学”为“拙”深为不满。他把“时文”与“实学”相对立，实际上正说明了王柏思想的狭隘性，须知“时文”内容亦往往言性理及事功。一些理学家看到了“拙”具备价值属性和超越属性的特征，在其诗歌中有所表达。如魏了翁《虞退夫韵》之三：“假拙济奸真是拙，认奸作巧巧何曾。须知我自灵于物，一点光明万古灯。”③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6册，第34970页。这里的“拙”“巧”只是作为抽象的概念，而不仅与技巧、技能等相关。上述可见，正是鉴于对“尚拙”而“斥巧”的价值属性、超越属性的赞许，因此，理学家在其诗歌中，先验性地主张“拙”而排斥“巧”，并把这一观点视作其表述思想的理论“元点”。

既然“拙”具有超越性、先验性的价值，因此，以“懒拙”“拙”“谋生拙”“知拙味”等表达自谦、自嘲、自许之意，也就成为理学家诗歌的常见内容。如周行己《次渠仅老韵四首》之一：“痴拙时无用，归来老罢休。夜寒为客梦，岁晚异乡愁。鸟有南枝宿，川皆东海流。凭高望归路，云重失沧洲。”以“痴拙”自许，表达其人生不遇的怅惘之情。其《次李荥泽韵》又有诗句：“为儒生用拙，老去更宜休。”④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2册，第14368页。表达出其罢官寓居，生计窘困而以“拙”自嘲的心境。范成大则有《晚集南楼》：“浪随儿女怨萍蓬，笑拍阑干万事空。宇宙勋名无骨相，江山得句有神功。掉头莫觑秋高鹗，留眼来宾日暮鸿。懒拙已成三昧解，此生还证一圆通。”⑤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41册，第25795页。前六句总结其官宦生涯，以飘荡东西、勋业无成来概括，而令作者苦闷的是，此一遭际竟有益于诗作。后两句以“懒拙”自称，颇有安于其中而自适的意味。与之相似，陈著《春日偶成二首》之一亦云：“老景还逢春一番，尚能消受自温存。蚕寒风雨梨花屋，蕨熟人烟桦角村。无事课儿多闭户，有时见客一开樽。旁观莫笑谋生拙，元是诗书旧子孙。”诗作表达出作者以“拙”自处的心志。其《二月九日偶成》亦云：“老境何须更问年，得须臾活便翛然。平生交际无金谷，穷健中闲自葛天。终日闭门知拙味，有时放杖信嬉缘。儿孙子曰一声处，已觉诗书世的传。”⑥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64册，第40216、40242页。显而易见，处“拙”而安于“拙”，不为“拙”所带来的生活遭遇、物质条件等所困，安适自处以养全德性，正是周行己、范成大、陈著等人诗歌“尚拙”主题之价值所在。而正是缘于理学家以“处拙”“养拙”“守拙”等存养心性，由此导致了理学家以之衡量人物道德高低。如吴芾有诗《和陶咏贫士七首》之一：“光景如春花，身世似秋蓬。渊明洞此理，养拙不求工……安贫抱全节，虽穷亦如通。九原傥可作，我欲以身从。”诗篇揣度陶渊明因物明理故“养拙不求工”，表达出作者的追慕之情。再如其诗句：“寄语天河牛女星，人人乞巧望聪明。老夫养拙生憎巧，只要冥心度此生。”⑦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35册，第21838、21976页。亦强调“养拙”的人生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理学家在诗歌批评方面，亦表达出“尚拙”而“斥巧”的思想追求。如仇远有《和子野四首》其一：“诡遇非吾事，支离笑我身。文章宁可拙，仕宦岂宜贫。乡故多新鬼，年荒少佚民。休嗟华黍废，阳谷易回春。”①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70册，第44187页。明确提出文章以“拙”为尚的思想。而车若水在《偶书呈雪溪葛守正》认为，自秦而后的“斯文”发展，多不得要津，要想探得精奥十分不易。他对自己的诗作虽亦有“不能全吾神”之憾，但已经颇为自负，强调其“功深道更拙”。②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64册，第40425页。 理学家这种不分事物种类、属性而一概“尚拙”“斥巧”的审美理想，毕竟是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相悖离的。因此，从理学家的全部诗作来看，表达“尚拙”而“斥巧”的诗歌数量并不多。

其二，两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还表现为一些理学家以“拙”为名号，一些理学诗围绕着诸如“拙斋”“拙轩”“拙室”“拙庵”“鲁斋”等名称而展开。两宋理学家，有不少人的字号是以“拙”“鲁”等取名。如以“拙斋”为号的就有林之奇、张忠恕、王大受、王过等。以“鲁斋”为号的，有蒋堂、王柏、邹近仁、吕洙等。这一现象，显然受到了儒学或理学的影响。而以“拙”“鲁”等为堂、斋、轩等取名，亦应如是。与之相联系，一些理学家以之为诗题，写作了不少诗篇。这些诗篇的内容往往以近乎注疏、笺释等形式，来阐释、说明“拙”“鲁”等话语精义。如吕本中《李城拙轩》：“念彼巧者劳，知此拙者安。拙者固无营，一生长得闲。子岂真拙者，托此以自安……赠子拙轩诗，留子静处看。当蒙一笑许，敢言愁肺肝。”③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8册，第18182页。前四句阐释“拙”之在“安”“闲”等“用”之益处，后八句肯定李城因“拙”而修身明理。与之相似，许纶亦有《黄叔万……并以为饯》：“堂堂张也竟难为，一唯工夫鲁得之。得兔故应忘百虑，亡羊正尔失多歧。千林摇落青还在，孤月当空影自随。昔日校官今作县，鲁斋行处即吾师。”④ 许纶：《涉斋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第464页。首二句以子游论子张“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入题，继之书写颜回答孔子问唯“唯”，用意在于强调“鲁”才能“得仁”。五六句以物象为喻，强调心性之“本”不为外物摇动之重要。再如杨万里《拙庵》：“天下无个事，巧着事便生。濂溪一赋在，座右不须铭。”⑤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42册，第26570页。推扬周敦颐《拙赋》之“巧贼拙德”思想。而刘宰有诗《拙斋铭》，自注：“京口郡寮陆君以拙名斋书来速铭因为之书。”诗云：“仰而盱，俯而趋，揣势视时，如盘走珠。求之而得，如鼓应桴，兹巧之为，而巧者劬。言之质，扣之实，介然自守，泊乎其无术，或乘流而止，或投机而失，兹拙之为，而巧者逸。去拙而巧，以逸代劬，其可得兼，熊掌与鱼……拙者既逸，得之则荣。不幸而失，非念所经。进退绰然，山高斗明，拙者诚巧，巧者大拙，因君名斋，遂我拙说。”诗篇对“巧”“拙”之辨析，涉及处身、养德等之权谋、操守，推崇“大巧为拙”，表达“巧贼拙德”意味显豁。刘宰又有《拙斋颂》，阐发“巧”“拙”之“用”，表达其“尚拙”而“斥巧”的政治主张。其诗云：“斋以拙名，厥义维何……拊之字之，惟日孜孜……我政之拙，尔民之纾。拙岂有心，巧亦所欲……民力之殚，吏责以宽。兹其为巧，则予敢安。予非素餐，以拙自恕……兹所谓拙，直在其中。”⑥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00册，第161、177页。诗作主要探讨为政之“拙”的问题，亦为“尚拙”张本。方回的《题赵继孙拙斋》亦有句：“众人笑我拙，囊萤披蠹鱼。我亦笑尔巧，技止黔之驴。”⑦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66册，第41796页。诗作表达出以“拙”自许而“斥巧”的态度。上述可见，两宋理学家大量写作的一些与以“拙”命名的室、轩等相关诗作，与彼时理学家“巧贼拙德”思想有紧密关联。

其三，两宋理学家“巧贼拙德”审美理想，也在两宋理学诗形式、风格方面有所表现。在宋代理学家登上文化舞台之前，先民并不“斥巧”而完全“尚拙”。但是，在周敦颐提出“巧贼拙德”命题之后，复经胡寅、张栻、朱熹、刘宰、魏了翁等人的探讨，“拙”逐渐取得了“德性之知”的属性特征，并成为“问学”“作文”等的判断标准。由此，“斥巧”而“尚拙”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见闻之知的全面覆盖，“以拙为美”“尚拙”等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

与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相关，两宋理学诗表现出有意识地对传统诗歌艺术技巧和表现方式的疏离。一些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不讲究押韵、用典，也不注重字面用语的锤炼，近乎用一种随口漫吟的方式写诗。如邵雍《人灵吟》：“天地生万物，其间人最灵。既为人之灵，须有人之情。若无人之情，徒有人之形。”① 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第486页。虽然用了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人为万物之灵的看法，但其诗歌的标志，除了诗题中的“吟”之外，文体特征并不明显。其他如《忠厚吟》《名利吟》《内外吟》《十分吟》等，莫不是假以诗体的名义来表述观点，单就其诗作来看，显然是与传统意义上讲究艺术技巧与表现手法的各种诗歌体式有着不小的距离。之所以产生这一诗歌体式，可能“尚拙”而“斥巧”思想是其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既然“拙”具有存养、识察等方法论的特质而与“德性之知”发生关系，那么，“养拙”“用拙”等必然成为理学家乐于从事于其中的、具有方法论价值的途径与手段。从目的性而言，这与邵雍在《击壤集序》中所表达的“经道之余”而“因静照物，因时起志”等写作诗歌以“吟咏情性”，其所达到的存养心性的目的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随口漫吟、不讲押韵、用典等诗歌技巧、诗歌表达方式等创作诗歌，恰恰就是实现了“斥巧”，其目的确与存养心性有关联，而这正好是理学家反复标榜的“用拙”“尚拙”“养拙”等用意所在。由此不难理解，在邵雍之后，南宋一些理学家如陈淳、曾丰、陈普、杨简等人，往往在写作诗篇时，并不遵循惯常的诗歌写作规范，动辄就会出现用叠字、不押韵、不讲究对仗等诗歌表达方式。这种情况，与他们的另外一些严格遵循诗歌体式要求的诗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仍以邵雍诗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况。我们知道，邵雍诗作中有不少诗篇不讲究押韵、对仗，其表达方式并不遵循中国古代业已形成的诗歌体式要求。但是，亦应注意的是，邵雍写作了大量的诗篇，其中绝大多数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体式要求。如其《观棋大吟》由观棋而起兴，继之总结历史上的王霸兴衰之迹，复以倡导穷理尽性、天运重道而结束，诗作结构谨严，对仗工整，押韵精熟，言理精辟，文辞华妙，即使与宋代苏、黄等诗坛大家相比，此诗艺术水准也不遑多让。再如，以邵雍与文彦博、司马光、程颢等人交游唱酬而写作的诗篇来看，其诗歌的艺术技巧、表达方式等，也往往多有高华圆妙之处。这说明，邵雍对于古诗、五七言律绝等是当行的。从这一背景而言，邵雍写作的那些不遵从传统诗歌体式的诗篇，应受到了“尚拙”“斥巧”审美理想的影响。推而广之，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创作了数量不少的不讲究对仗、押韵、锤炼字词的诗篇，可能亦受到了彼时“巧贼拙德”思想的影响。

除此之外，两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也对一些理学家的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从历代诗论、目录学著作等来看，两宋时期不少的理学诗人，其诗歌风格具有质朴、朴质、笃实、质俚等特征，而从前文对于“拙”的语义考察来看，这些特征为“拙”话语义蕴所统摄或包含。如在杨时《龟山集》条下，四库馆臣论曰：“（杨时）本不以文章见重，而笃实质朴，要不失为儒者之言。”在陈渊《默堂集》条下论曰：“为诗不甚雕琢，然时露真趣，异乎宋儒之以诗谈理者。”在袁燮《絜斋集》下论曰：“大抵淳朴质直，不事雕绘，而真气流溢，颇近自然。”在陈文蔚《克斋集》下论曰：“其诗虽颇拙俚，不及朱子远甚。其文则皆明白淳实，有朱子之遗。”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44、1363、1377、1389页。当然，这里也必须提及的是，不能把理学家的理学素养等与其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作简单化的联系。诗歌作者的性情抱负、人生遭际、诗歌取法范式、交游唱酬对象、诗歌功用观念等，都会对创作主体的诗歌风格产生重要影响。不过，两宋理学家的“巧贼拙德”审美理想，无论如何也是影响到理学家诗风生成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理学家的思想观念、诗学主张还是从诗歌创作实践而言，都是毫无疑义的。

三、两宋理学“巧贼拙德”话语的后世接受及文化反响
元、明、清时期，理学家承继宋贤而不断发挥、完善，“巧贼拙德”遂成为贯通于认知与践行的“直上直下”的理学重要范畴。元人对周敦颐《拙赋》及“巧”“拙”问题仍然非常关注。如元好问《拙轩铭引》、吴澄《拙逸斋庐记》《拙闲堂记》等，都对周敦颐《拙赋》及“巧”“拙”有所阐释。元代理学家也对“巧贼拙德”话语范畴义蕴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家铉翁、吴澄、陈旅、郝经、范梈、陆文圭、安熙、王寔、戴良、钱宰、倪瓒、谢应芳、谭景星、杨维桢、郑元祐等，大都接受了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观点而有所发挥或完善。如元张伯淳亦提及：“天地间一自然之理尔。何营何为，何巧何拙？犹之水焉……一出于自然，而殊状异态，有不胜其巧妙，水何心哉！君所谓拙，亦直见于谋身而已。”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张氏认为，“巧”“拙”只不过是“谋身”的方法而已。“自然之理”较之“巧”“拙”之“谋身”之法具备更高的价值和地位。又如杨维桢《存拙斋记》因有人采杜诗句为斋名，而对“存拙”问题有所思考：“少陵非存拙也，因拙以存道耳……是知拙之存者道之在……则知圣人之道得于颜子之愚、曾子之鲁者，愚非真愚，鲁非真鲁也。”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1册，第474页。杨维桢之“以拙存道”观点仍不出朱熹等人之思想范围，但他把颜回、曾子之“愚”“鲁”等皆视为“拙”，仍属高明识见。杨维桢另有《彀斋铭》《钝之字说》《痴斋志》等作品，来对“巧”“拙”之体、用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探讨，于此可见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范畴的重视程度。

明、清两朝理学家或受其影响的文人，如刘基、宋濂、曹端、薛瑄、吕坤、湛若水、归有光、袁宗道、李攀龙、王阳明、孙奇逢等，对“巧贼拙德”话语均有所关注。其中，明初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大多重“拙”之“用”而不及其“体”。刘基《拙逸解》：“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劳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劳，此拙而逸。”③ 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119页。正话反说，实则表达对社会的强烈愤懑。宋濂《拙庵记》亦以“身拙”自许，似污而实傲。方孝孺《讷斋记》则云：“工于辩者非能言者也，惟讷于言者为近之……天下之事莫劳于过用其心，莫逸于弃其智巧而不用。有意于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于工，其机辨至不能言者也。”④ 方孝孺著，徐光大校点：《逊志斋集》卷一七，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年，第578页。则从“用”之角度探讨“巧”“拙”之义蕴。比较而言，自明中期开始，理学家才更重视对“巧贼拙德”话语本体、义蕴、功用等方面的探讨。王阳明即认为，朱熹所云之柳下惠、伯夷、伊尹“力有余而巧不足”，此“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为何物，便自了然”。⑤ 王阳明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7页。 以此而言，王阳明是把“巧”“力”视作“发明”本体（性、良知）的手段或方法，本无所谓的“贼”属性。显然，他的这一看法是对周敦颐、朱熹等人观点的重大改变。稍后，理学家吕坤则云：“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远而相责益深也。惟有道者，智能谅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不能也。”⑥ 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之《呻吟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25页。吕坤察觉到“相去之远”因而“相责”才是造成了群体之人我有“巧”“拙”之分，故唯有“有道者”才可据智巧而容人量己。吕坤对于巧、拙的认识，显然超越了单纯以“贼”“德”来两分其利弊的绝对论，其关注视角与宋、元直至他之前的明代理学家有明显差异。需要提及的是，明代理学家对“巧贼拙德”话语义蕴的探讨，基本是沿着周敦颐、朱熹一路发展的，王阳明的上述观点并没有为明代后期理学家所重视。如明张岳云：“为学别无门径，只在日用间著实切己，随处用工……处事应物……宁迟毋速，宁拙毋巧，宁讷毋辩，常常提省，不至间断。久之，则天理自明，践履自固。”⑦ 张岳著，林海权点校：《小山类稿》卷一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268页。其观点与朱熹并无不同。

总的来看，明代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之关注，远超清人。但清代理学家对“巧贼拙德”义蕴的探讨，仍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如孙奇逢言：“巧字便与耻字相反。耻则守正而有所不为，巧则行险而无所不为……耻是忘其羞恶之心，若不知人间有廉耻事也，病痛全在以巧为得计。周濂溪《拙赋》不可不读。或曰：‘机变之巧，全是为纵横捭阖辈发。’”① 孙奇逢：《四书近指》卷二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8册，第815页。孙氏把“巧”与“耻”相联系来阐发其义蕴，观点颇为警醒，发前人之所未发。从明、清两朝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重视程度来看，显然明人更为注重探讨其义蕴、功用等，清人则对“巧贼拙德”话语似乎冷淡了不少。李光地等人对于“巧”“拙”认识之浅陋，已较明代理学家逊色。而清代较为著名的理学家如张履祥、陈确、李颙、潘平格、黄宗羲、戴震等人，对“巧”“拙”问题亦几无关注。清代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探讨，确乎是戛然而止了。

“巧贼拙德”话语为后世理学家所广泛重视，“巧贼拙德”亦成为元、明、清三朝重要的诗歌主题类型。特别是元代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写作了不少数量的“巧贼拙德”主题诗歌作品。任士林有《赋用拙斋》，诗作因观“帘蛛布晴网，野蚕作春甕”② 任士林：《松乡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583页。而悟知物化代谢，故倡导洁身自好，用拙而遗世。元好问则有《周才卿拙庵》：“诗笔看君有悟门，春风过水略无痕。庵名未便遮藏得，拙里元来大巧存。”③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2页。点明周氏以拙存巧，富含人生智慧。比较而言，郝经诗《影答形》，虽为“和陶”诗，但其对于“巧”“拙”的认识，却大有深意：“静阴乃道影，范围无巧拙。大车转通逵，辙迹岂能绝……生死无加损，得失岂内热。因物不遂物，原原靡衰竭。君终复随我，兹时见优劣。”④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册，第211页。诗作以影为道、性，以实体（形）为用，来阐述道、性与心之关系，强调道体不灭不变，无巧拙，无加损。“巧拙”被视作道之体用的外在变化、发展表现。其诗意已与陶诗相去甚远了。安熙《蒙泉》有句：“作圣有奇功，谁知在蒙养……迂愚抑何幸，久矣绝群想。果行复育徳，服膺未云爽。”⑤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3册，第338页。诗篇认为，以“蒙”“迂愚”而用“拙”，能实现“绝想”以求心静，进而体悟道体之用。除了上述所引之外，元人许衡、虞集、陆文圭、张养浩、杨维桢、郑元祐、黄溍等也写有一些“巧贼拙德”主题诗歌。总的来看，元代“巧贼拙德”主题诗歌，在其主题类型、书写内容等方面，较之宋代尤其是南宋同类诗歌而言并不逊色。

明、清两代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也创作了一些“巧贼拙德”主题诗歌作品。从数量上看，明人所书写的“巧贼拙德”主题诗歌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诗人或受其影响的诗人，有陈献章、曹端、方孝孺、谢榛、袁中道等。如方孝孺《次王仲缙感怀韵十首兼呈张廷壁》有句：“野性拙生理，大化无停机……人生尚闻道，富贵何奚为？”⑥ 方孝孺著，徐光大校点：《逊志斋集》卷二三，第775页。诗句表达出其以“拙”自守而尚道之心志。谢榛《自拙叹》：“出门何所营，萧条掩柴荆……千拙养气根，一巧丧心萌。巢由亦偶尔，焉知身后名。不尽太古色，天末青山横。”⑦ 谢榛撰，朱其铠等校点：《谢榛全集》卷一，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8页。诗作表露出其以“拙”养气，而惕惧因“巧”而丧心。他又有《守拙吟》：“世人得意笑pagenumber_ebook=115,pagenumber_book=109轲，多营寡营无不可。一时争巧鸟与虫，百年守拙谁知我……力疾正披老庄书，邻翁扣门送药裹。”⑧ 谢榛撰，朱其铠等校点：《谢榛全集》卷三，第68页。诗作同样表达出其“守拙”以藏身之意图。袁中道《作字》则有句：“作诗惟伫兴，作字亦任意。未常强心为，虽拙大有致。”⑨ 袁中道撰，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诗作表达出“拙”中出“巧”、随运自然的思想。总的来看，明、清两代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所创作的“巧贼拙德”主题诗歌，从数量上远少于宋代。一些重要的理学家如王阳明、高攀龙、刘宗周、陆世仪及其门人，在其存世诗作中基本没有书写或者表达“巧贼拙德”话语义蕴。从诗作内容而言，明代理学家的“巧贼拙德”主题诗作较之宋元时期同类诗歌而言，是远为逊色了。而至于清代书写或者表达“巧贼拙德”主题的诗人及诗歌作品，较之明代就更少了。如陈确、黄宗羲、王士禛、沈德潜、李光地、姚鼐、方东树等，均没有诗作涉及这一主题。清代较有特色地述及“巧贼拙德”主题诗歌类型的诗人，有袁枚等数人。而袁枚的部分“巧贼拙德”主题诗歌，其内容却与表达或书写“尚拙”“斥巧”义蕴相背离。如袁枚写有《藏拙》：“昼赢宵缩，天不两隆……善藏其拙，巧乃益露。右师取败，敌必当王。霍王无短，是以无长。”①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〇，《四部备要》第87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43页。诗作所表达的思想，乃是事物两相倚伏而相生，颇近于老庄。可以说，与理学的遭遇相一致，为宋、元、明时期理学家所广泛重视的“巧贼拙德”主题诗歌的书写，在清代无可避免地陨落了。

尚需提及的是，“巧贼拙德”话语因其具有审美性品格，而成为后世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重要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评价的标准。实际上，由于“巧贼拙德”话语的影响，两宋理学家及其影响下的文人，已经开始推崇绘画、书法等重“拙”审美标准。黄庭坚、杨时、陆游、杨万里、黄幹、刘克庄、周密等人，已经开始在论画、论书法等方面，崇尚“拙笔”“拙意”。如黄庭坚云：“凡书要拙多于巧。”② 黄庭坚：《山谷集》外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第446页。黄氏与周敦颐二子均有交往，受到理学深刻影响。而元代郝经《叙书》亦云：“工而不巧，拙而不恶，重而不滞，轻而不浮，笔死则痴，笔缓则弱，笔疾则浅。”郝经把“拙”视作书法之重要审美标准。至于明代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如杨慎、王世贞、项穆、袁中道等，在论画、论书中更是把“尚拙”推崇到了新的高度。③ 郑楠楠：《明代画论“拙”范畴研究》，《美与时代》2018年第7期。 此后，清代钱谦益、周亮工、蒋衡、奚冈等亦在论画、论书中承继了这一传统。当然，书、画之“尚拙”传统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不过，就普遍意义上的“尚拙”而言，从南宋才蔚然而盛，进而成为书法、绘画理论的重要审美评价标准，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对此，已有研究成果亦有相当坚实的结论。研究者认为，宋代“尚拙”观念对后来书法、绘画等推崇“拙笔”“拙意”和“拙趣”等有重要影响。④ 李梦媛：《“巧”“拙”之辩》，《中国书法》2018年第1期；李梦媛《“拙”的内涵变迁》，《中国书法》2018年第14期；赖志明：《书法中“拙”的风格特征》，《中国书法》2018年第4期。 本文的相关考察表明，宋代“尚拙”审美风尚无论如何绕不开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持续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宋“巧贼拙德”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形塑后世绘画、书法等文化部类的基本发展走向和某些面貌特征之功。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宋代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义蕴的递相阐释和诗歌书写，对之后的理学家及其影响下的文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巧贼拙德”话语成为了宋明理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实现了从哲学话语到审美话语的内涵转换，并在自北宋中期直至清代的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书写或表达。此外，“巧贼拙德”话语亦形塑了后世文学、绘画、艺术等文化部类的审美标准和作品面貌，表征了理学思想对于其他文化部类的浸润或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整个理学发展史兴衰相伴而绵延于近古多数时期的“巧贼拙德”话语，是中西文明广泛存在着的“哲学—诗”会通、“自然界—道德界”相统一的关键节点之一，对此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可望为开拓崭新学术境界而添一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