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从经国大业到吃时下饭：文选、文话、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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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国大业到吃时下饭：文选、文话、文运
田晓菲著 刘 倩译

摘 要：检视中古时期文学选本编纂历史中的三个重要时刻，分别以南朝时期特别是公元6世纪的《文选》和《玉台新咏》、唐代特别是公元8世纪的唐人选唐诗、12世纪至13世纪的文章选本和一部兼 “文话”与 “选本”为一身的著作为代表进行论述。通过这样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长镜头观察，从选本角度出发，对比南朝与南宋对 “文”的认识，可见 “文的扩散化”，也就是说，在 “文”的领域，发生了一种范式的改变。在中古时期，对 “文”或者说 “文学”的认识和四部分类中的集部基本重合，但南宋以降，“文”的疆域扩展到了被萧统排除在《文选》之外的经、子、史部，而且对儒家经典作出纯属修辞学方面的技术性考量。从表面上看来也许可以说 “道”凌驾于 “文”，但在实际上看来，在 “四部”边界日益模糊的情况下，“文”呈现出扩散的趋势，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现代，促使我们对 “文学”概念的生成、变化、发展进行自觉的思考。

关键词：《文选》； 《文则》； 《文章正宗》； 文话； 文学选本； 唐人选唐诗

从早期到中古晚期，我们看到了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转变，转变的关键不在于一部文学选本收录了哪些文本，而在于收录的是哪种文本。3世纪初，曹丕（187—226）认为 “文”是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 曹丕：《典论·论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1页。12世纪，朱熹（1130—1200）则称 “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文”相当于为主食——理学话语中的 “道”——添味、下饭的佐食之物。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05页。本文检视自曹丕的时代到13世纪的文学选本以勾勒这种变化，文中所论包括一部特殊的 “选本”，它同时还是最早的 “文话”之一。我想表明的是，“文”一方面从 “经国之业”变为 “吃时下饭”，另一方面也借各种文学选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维度，取得了某种暧昧的胜利。在中古时期，对 “文”或者说 “文学”的认识和四部分类中的集部基本重合，但是南宋以降，“文”的疆域扩展到了被萧统排除在《文选》之外的经、子、史部，而且对儒家经典作出纯属修辞学方面的技术性考量。从表面上看来也许可以说 “道”凌驾于 “文”，但在实际上看来，在 “四部”边界日益模糊的情况下，“文”呈现出扩散的趋势，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现代，促使我们对 “文学”概念的生成、变化、发展进行自觉的思考。

题目中的 “文选”指文学选本，选本是应对文本繁增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动机，是借选本推行编纂者的特定文学趣味。本文不准备讨论《诗经》和《楚辞》。只有相信孔子从三千首诗中选了三百首的说法，《诗经》才是一部 “选本”。《诗经》的 “文学性”也应历史化，因为在前现代时期，《诗经》始终都被视为 “经”的一部分。至于《楚辞》，就我们所知，从刘向（前79—前8）首次编集、王逸（活跃于130—140年代）补充并作注，实际上可以说是同类作品的汇集（collection），而不是选本（selection）。

中古时期文学选本编纂历史中出现了三个重要时刻。严格意义上的 “选本”在中古早期开始出现并繁荣，而南朝（420—589）正是选本编纂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公元5世纪出现大量美文作品，作者个人编纂自己的文集盛行一时，选本编纂也是如此，这些现象全都势头不减地延续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一时期的众多选本中有两部得以幸存，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选本标准和价值观，但都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是涵盖多种体裁的《文选》；一是明确针对上层女性读者的主题性诗歌选本《玉台新咏》。8世纪是选本编纂的第二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同时代人（或约略同时代人）诗歌作品的单体选本，与早前选本收录从 “古”至 “今” 不同朝代的诗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们所知的第一部地域性选本，有意识地以边缘抗衡中心、以外省抗衡宫廷。选本编纂的第三个重要时期是12—13世纪，单体文章选本繁增，常伴有编者评论，而 “文”的范围也随之扩散甚至无限放大。

宋代不少文学选集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其特定的编纂议程自不待言，学界对此也已有详细讨论。本文侧重于用历史长镜头才能观察到的大的变化。只有在广泛地检视从3世纪到13世纪这一千年间的转型时，特别是在我们对比南朝和南宋的时候，这些大变化的轮廓才能真正浮现出来。

一、选本编纂与排除
编纂选本的精髓，就在于排除。看选本，我们自然而然看的是它收了哪些文本，但是，如果也看它不收哪些文本，我们会所获甚多。作为多文体选本的《文选》，有助于我们深入洞察中古早期对美文作品的“标准”观念。幸运的是，编者萧统（501—531）在《文选序》中清楚阐明了该选本不收何种类型的文本。

首先，他说不收 “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这些文本当归入 “经”的范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

接着，他说不收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的作品，这些文本属于子书的范畴：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然后，他说也不收史书、子书中谋夫辨士的 “美辞”：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傍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最后，他说不收史书文字：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①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3—165页。

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萧统《文选》排除在外的，正相当于3、4世纪以来图书目录学采用的四部分类法中的 “经”“史”“子”三类。四部分类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定型为 “经”“史”“子”“集”四部，尽管明显以此前的书籍目录为基础，但第四部 “集部”更为同质化，它包括 “总集”和 “别集”，构成了美文的核心。不言而喻，收录各种美文体裁的《文选》，划入 “集部”无疑。

整饬的四部分类法影响深远。如已故学者杜德桥（Glen Dudbridge）所说，这个分类法在后代传统中保持不变，只有轻微波动：

尽管各部在数量上越来越不均衡，尽管接下来一千年里非正式文学、白话文学和说唱文学表现出了多种创造性革新，这个古老的分类法依然主导了由政府所领导的中国文学观。在惊人的程度上，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①Glen Dudbridge，Libraries，Book Catalogues，Lost Writings，Wiebke Denecke（魏朴和），Waiyee Li（李惠仪）and Xiaofei Tian（田晓菲），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1000 BCE- 900 CE），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53.

不过，就像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其他很多因素一样，这个看似稳定的系统在其表面的延续性下其实是被复杂化了的、被折中过的。南宋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选本编纂从南朝到南宋中间几百年里的一些新发展，以它们作为背景，更衬托出南宋时期的非常不同的特色。

二、相互争竞的选本与相互争竞的价值观
8世纪是选本编纂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我们知道，诗歌是唐代选本偏爱的体裁，而且很多唐人选本只收本朝诗。今人整理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共收诗选18部，其中8部出自8世纪，这8部诗选中，又只有李康成编选的《玉台后集》收录了不同朝代（梁至唐）的诗人。这里，除了看到唐代编选者对诗歌的偏好之外，我想强调这些唐人选唐诗的其他两个关键方面：首先，它们代表了编选者有意识的互相竞争，选录标准往往刻意与其他选本带有针对性的不同，编选者非常自觉地用选本来推行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其次，竞争特别发生在中心与边缘、京城与外省之间。

相继问世的三部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标志着文化史与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部《国秀集》的文本传递史值得注意：它最早由一个在京城等待科举考试的太学生芮挺章于744年或稍后编纂而成；但是后来，芮挺章的朋友楼颖（楼颖自己的诗作也出现在集中）在757—760年间为之作序，进行编辑，甚至还很有可能作了修订。楼颖的干预或许可以解释芮挺章本人何以会有两首诗作收入集中，这种做法在其他选本中是看不到的。今本《国秀集》明白记载了诗人的职衔，据此可知85位诗人中有83人是官员或等待科考的 “进士”。② 楼颖《序》称共选诗人90家，目录载88家，但实际上集内有3位诗人名下无诗。集中诗歌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了宫廷口味的 “近体诗”。

如果我们在《国秀集》中看到的是繁荣于上个时代的宫廷文学的影响，那么，殷璠（活跃于727—755年之间）的《河岳英灵集》则充斥着一个圈外人对京城与宫廷文化的不满。《河岳英灵集》选收诗人24家，诗234首，今天在唐人选本中享有盛名，因为它保存得相当完好，还因为它在唐代及唐代以后似曾广泛流传，宋代书目文献多所著录，而相比之下《国秀集》却基本无人提及。殷璠来自南朝旧都建康附近的丹阳，强烈的地方自豪感促使他编纂了我们所知的第一部地方性文学选本《丹阳集》（今残），以及似乎同样以地方为重的《荆扬挺秀集》（今佚）。对来自外省特别是像他自己这样来自南方而且并非出身名门的才士在政治领域遭受不公对待的郁愤，更是加剧了这种地方自豪感。

殷璠用了一系列编选策略来宣扬自己的审美观念和鼓吹自己所推崇的才高位卑的诗人。这些策略包括诗体的选择（收录很多与宫廷口味背道而驰的古体诗）；把中等诗人与大诗人相提并论（特别表彰当时至多只有中等名气的丹阳同乡储光羲，把他与出身名门的当代著名诗人王维、王昌龄并列）；③ 戴伟华对储光羲在《河岳英灵集》中地位的提高有很好的论述，见氏著：《储光羲与〈河岳英灵集〉》，《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第37—46页。用排序和篇幅传达价值观念（把同为南方人的常建置于诗选首位，选诗15首，数量与王维相同，仅次于王昌龄）；充分利用选本大序和诗人小序反复阐述他的文学价值观（常建小序称其 “高才而无贵仕”，这一情绪弥漫于整个选本，无论是诗人品藻，还是选诗行为本身；在序言中他专门强调，如果诗作不佳，纵达官贵人亦不收录，这样的强调并非绝对必要，但却构成了非常有战斗性和针对性的宣言）。最后需要指出，这个选本的标题，“河岳英灵”，特别值得一提。我认为这个标题是在有意呼应集中所收的一首王维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歌开篇四句：“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① “来”，一作 “未”。此异文仅见于何焯（1661—1722）本，可能是何焯的校改。何焯似乎认为 “归”指的是 “回归隐逸生活”。但此处 “来归”与 “圣代无隐者”相承，显然指 “归顺效忠（朝廷）”。见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6页。东山、采薇，都是关于隐逸的典故，但随着诗歌展开，我们意识到了反讽：本是“东山客”的綦毋潜决定弃隐出山（不顾采薇），寻求仕进，但却得不到朝廷的赏识，落第后只得还乡。所以，用 “英灵”为选本命名，正意味着有很多像綦毋潜这样的英灵被朝廷拒绝，不得不散居河岳之间，被迫成为隐士。② 綦毋潜直到726年才最终通过进士考试。《河岳英灵集》收其诗6首。殷璠序言以开元十五年（727）作为唐代诗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认为标志着诗歌艺术的完善，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曾引起学界的很多讨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知：727年以及此前的726年，《河岳英灵集》所选诗人中有六个人通过了科举考试，其中常建、綦毋潜和储光羲都是南方人。

在传世的8世纪诗歌选本里，最后一部值得一提的是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收诗人26家，诗134首，诗人全都出自肃宗（756—762在位）、代宗（762—779在位）朝，即安史之乱后的 “中兴”时期。高仲武在序言里批评了早前选本的各种偏失：“《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③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451页。这里《英华》指僧人惠静编选的《续古今诗苑英华》（今佚），它很有可能是萧统《古今诗苑英华》（今佚）的续集；《玉台》指《玉台新咏》后集；《珠英》指崔融（653—706）编选的五卷本《珠英学士集》，这些学者在武周朝是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编纂者；《丹阳》指殷璠的《丹阳集》。高仲武的编选目的很明确：他希望做到无所不包，诗人不分官员布衣，诗作无论古体近体。高仲武对前人选本的批评表现出他对前人选本的强烈意识，竭力想避免前人在主题、社会地位和地方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 “偏见”。如果我们把高仲武的选本放在8世纪末文学景观的背景下阅读，虽然不能说他真正做到了无所不包，但他的选本确实给这些相互竞争的选本和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带来了更多的面向。

我们今天仍知其名的唐代选本，绝大部分是诗歌选本，唐前及唐的文章选本相对极少，而且从标题来看很多都是特定的体裁文类，如碑文、章表、策问或诏令，比如说《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碑集》《设论集》《诏集》《俳谐文》等等；④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6—1089页。《新唐书·经籍志》著录有《荐文集》《国朝哀策文》《类表》《唐名臣奏》等等。⑤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20、1623、1623、1624页。《新唐书·经籍志》著录了一些含糊的标题，有时让人疑心某佚书可能是文章选本。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柳宗直（784—816）编纂的《西汉文类》。虽然此书已佚，但编者大名鼎鼎的堂兄柳宗元（773—819）所作的序文却保存了下来，称编者从班固（32—92）《汉书》中选录了诗、赋、书、赞等各体作品。如此说来，《西汉文类》并不能算是选本，而是以《汉书》作为文本来源的一部西汉文学作品集，或者，可以说是一部有专门设定的《〈汉书〉钞》。⑥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31页。关于 “钞”，参见笔者：Literary Learning：Encyclopedias and Epitomes，Wiebke Denecke（魏朴和），Waiyee Li（李惠仪）and Xiaofei Tian（田晓菲），editor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1000 BCE-900 CE），pp.143-144。

在选本已佚的情况下，推测一部选本具体文体内容的难度在于题名的含糊，早期的 “文”或 “文章”可兼指有韵之诗赋和无韵之散文，比如说《文选》。所以，像《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一部由女性作者撰著的《杂文》，或《新唐书·经籍志》著录的一部由谢沈（活跃于340年代）编纂的《名文集》，都很有可能诗文并收。①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五，第1082页；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18页。但无论如何，相较于一眼可辨的诗歌选本，这类标题含混的选本数量是很小的。但南宋时期就不会再出现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了，因为到了南宋，选本题名中的 “文”或 “文章”，通常特指无韵之文。

三、文的扩散化
当然，北宋也出现了数种重要大型总集和选本，《文苑英华》《唐文粹》《百家诗选》仅是其中几例。就其精神、特质而言，它们是前面所论唐前及唐代选本的延续。但是到了12世纪，我们目睹了一场巨变。

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部很有意思的混合型作品，兼 “文选”与 “文话”为一身，这就是陈骙（1128—1203）的《文则》（序署1170年），虽然篇幅不长，却通常被现代学者誉为中国传统中第一部谈文法修辞的专书，② 刘明晖：《校点后记》，见刘明晖校点：《文则 文章精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初版，1998年再版，第83页。谭全基《〈文则〉研究》（香港：文学社，1978年）对此书推崇备至。另见蔡宗阳：《陈骙〈文则〉新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第1—4页。此外还有一些具体探讨陈骙文学、语言观的文章，但都没有超出上述专著的讨论范围。也是现存第一部讨论 “古文”（相对于骈文）的 “文话”类作品。③ 《文则》以前的几种现存 “文话”讨论的都是四六文或曰骈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陈骙，浙江临海人，1154年进士，曾在朝廷担任高级官员，1177年编纂《中兴馆阁录》，1178年编纂《中兴馆阁书目》，还曾参与修撰国史。《宋史》有传。④ 脱脱等：《宋史》卷三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16—12018页。《文则》分为十个部分，以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序，每个部分包含一定数量的简短条目，讨论文章的写作技艺。这些条目松散地汇合在一起，没有明显的组织结构，很像 “诗话”类作品。这部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所举范文全都限于经、传以及子书。

如陈骙《文则序》所言：

且《诗》《书》二《礼》《易》《春秋》所载，丘明高赤所传，老庄孟荀之徒所著，皆学者所朝夕讽诵之文也，徒讽诵而弗考，犹终日饮食而不知味。⑤ 前现代时期，《文则》曾多次重刊，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77—1878页。即如东邻日本也有1782年刊本，见卞东波：《日本江户时代文话对中国文章学的受容》，见氏著：《域外稽古录：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2—349页。今印本，除前引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外，尚有《历代文话》本（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135—193页），白话注译本（刘彦成：《文则注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蔡宗阳校注本（蔡宗阳：《陈骙〈文则〉新论》，第52—149页）。下引《文则》仅随文夹注章节序号，不再一一出注。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陈骙推崇的文章写作典范，正是萧统《文选》略而不收的作品。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早在刘勰（约460—520）《文心雕龙》里，文学写作就被视为源出于 “经” 了。⑥ 蔡宗阳对此有详细探讨，见氏著：《陈骙〈文则〉新论》，第527—531页。确实，刘勰强调 “经”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各种文学体裁的源头，是文体原则的具体体现，但即便以 “经书”作为范例，他也只是泛泛援引，《文则》却把 “经”还原为修辞技巧的特定细节。换句话说，陈骙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文章写作的技术性问题上。他说：“作文不难，难于炼句。”（6.3）甚至就连礼与乐，儒家思想的两大核心，也成了隐喻和他的修辞辅助手法的一部分：

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2.1）

《文则》对具体作文方法的讨论非常丰富和引人入胜。这些方法包括 “倒文”（2.2）、“取喻”（3.1）、“援引”（“援引诗书莫不有法”，3.2）、“相接”（4.1）、“交错”（“取庄子而法之则文斯邃矣”，4.2）、“重复”（4.6）、“答问”（4.7）等等。他对语言的历史性（“当时”）和地方性（“风土所宜”）充满兴趣（5.2、5.3）。他罗列了 “数句用一类字”的44种方法，如 “或法”“者法”“之谓法”“谓之法”“之法”“可法”“可以法”“矣法”，等等（7.1）。

最令人瞩目也最发人深思的是全书的最后三个部分。在 “辛”部中，陈骙条列八种正体：“命”“誓”“盟”“祷”“谏”“让”“书”“对”，这八体全部见于《左传》。他先是概括每一种体的根本特点，再援引一至两篇《左传》文作为范文。在 “壬”部，他开列 “箴”“赞”“铭”“歌”（“歌”又分为 “谣”“讴”“诵”）“祝嘏辞”“诔谥辞”各体，最后一条则举出各种杂文辞。每种体后同样附有一篇范文，而这些范文全都选自于 “经”：《尚书》《左传》《礼记》《周礼》《仪礼》《论语》。从《论语》中选的是《接舆歌》，他对《接舆歌》的评论说：“《庄子》亦载此歌……虽小有增损，气象与《论语》不同。”（9.4）

《文则》最后一个部分（“癸”）很独特，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条目，就是 “辞命”，也即王者之言、臣工之辞。条目开头的按语说：

唐虞三代，君臣之间，告戒答问之言，雍容温润，自然成文。降及春秋，名卿才大夫，尤重辞命，婉丽华藻，咸有古义。秦汉以来，上之诏命，皆出亲制。自后不然，凡有王言，悉责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束带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笔端，徒盈篇牍，甚至于骈俪其文，俳谐其语，所谓代言与夫奏上之体，俱失之矣。今采摭尚书及左氏内外传之语，可以代言奏上者录之，庶使古人之美，昭然可法。如汉武帝初作诰以立三王，各以土俗申戒，文辞气象，未远于古，俱附于后。（10.1）

后附44篇范文，分别选自《尚书》（24篇）、《左传》（14篇）、《国语》（6篇），以及选自《史记》的3篇西汉诏书。这些内容大大改变了《文则》的性质：它不再只是 “文话”，而是变成了一部 “文选”。

在一定程度上，《文则》可能也曾受到北宋以来兴盛一时的诗话的影响。在诗话著作里，对诗的评论往往与引用的诗句（有时也会征引全诗）混杂在一起。但真正成熟的兼具诗选和诗评的混合型作品，即何汶（1196年进士）《竹庄诗话》、蔡正孙（生于1239年）《诗林广记》，时间上都晚于《文则》，而且侧重于保存别人的评论而不是编者自己的看法。《文则》以文章为中心，把文法的技术性评析与范文结合在一起，而且所有范文全部选自经书和子书。在《文则》里，儒家经典成了 “文”的技巧的体现，其重要性与 “道”无关。

这把我们直接带到我想讨论的另一部南宋选本，《文章正宗》。《文章正宗》的编纂者是朱熹的门徒真德秀（1178—1235），著名的理学家。此书序署1232年，较《文则》晚出六十多年，收诗文近千篇，分 “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个部分。

真德秀的分类标准，试图把内容与功能相结合，并跨越文体；也就是说，首先区分一般的表达形式，再按文体细分。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高度概括的分类法的原创性。① 如钱仓水：《文体分类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赵逵夫：《〈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序》，见朱广贤：《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0页；郗文倩：《文体功能——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基本参照标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68页；任竞泽：《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史地位》，《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第2页。但事实上，真德秀的创新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那么绝对。在他这个选本看似新颖的结构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图书四部分类法的影响：“辞命”对应 “经”，“议论”对应 “子”，“叙事”对应 “史”，“诗歌”对应 “集”。

更重要的是，《文章正宗》是最早从 “经”“史”中摘录节文的一个选本。此前，吕祖谦（1137—1181）影响颇大的《古文关键》只收唐宋散文；吕祖谦弟子楼昉（1193年进士）编纂的《崇古文诀》也只收录了为数不多的先秦散文，也即《乐毅报燕王书》、李斯《谏逐客书》，以及系于屈原名下的几篇作品，然而儒家经典中的文字一篇未收。但是，自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问世后，其门徒汤汉（1202—1272）编选的《妙绝古今》（序署1242年）明显受到了真德秀的影响——《文章正宗》刚编完，汤汉就收到了一份抄本——不少文章选自《左传》（8篇）和《史记》（11篇），占全书所收79篇文章的近四分之一。① 参见张海鸥、罗婵媛：《南宋古文选本中的文章学思想》，《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168页。可见，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文章选本编纂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尽管从来不曾明确予以承认，真德秀显然受惠于陈骙《文则》。《文章正宗》第一部分 “辞命”，正是《文则》最后一部分（“癸”）的关注焦点。真德秀说：“《书》之诸篇，圣人笔之为经，不当与后世文辞同录。”② 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但他在前言中仍把 “诰”“誓”“命”作为 “王言”的三种最重要的形式开列出来，而且前言中提及的范文大部分也见于《文则》的 “辞命”部分。

一旦在前言中把《尚书》之诸篇剔除出去，真德秀就能从《春秋内外传》也即《左传》《国语》中大量选文了，而《尚书》《左传》《国语》正是在《文则》“辞命”部分中所占比重最多的三部书。《文章正宗》从《左传》中选取了150余篇文字，占整个选本的15%，与《文则》所举范文多有重合。《文则》第八部分（“辛”）提到的11篇范文，其中6篇都被《文章正宗》收录。《文则》在 “命”下举出了两篇范文，其中仅举其篇名的第二篇《周襄王命晋重耳》，正是《文章正宗》“辞命”部分所收的第一篇文章：《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隧》（卷一 “辞命一”）。

《文则》第八部分（“辛”）为最后四种文体——“谏”“让”“书”“对”——所举的范文，全部都被《文章正宗》收录，分别编入 “议论二”（卷四 “议论二”《臧哀伯谏纳郜鼎》）和 “辞命一”（卷一 “辞命一”《景王使詹桓伯责晋》《晋叔向诒子产论铸刑书》《子产与范宣子论重币》《子产对晋人问献捷》）。除了重合之外，《文章正宗》对《文则》的学习还表现在 “变本加厉”和 “多多益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文则》收录西汉诏书3篇，《文章正宗》则把选文范围延展到东汉，而且扩充到100个篇名（有些篇名下面包括好几篇文章）。

相较于《文章正宗》，《文则》十分留意子书，包括《庄子》。相比之下，真德秀作为朱熹的忠实门徒，在选文时坚持了更加严格的儒家标准。但是，作为 “补偿”，他从《史记》和《汉书》中选取了大量篇章。回想萧统曾经明确把 “经”“史”“子”三类排除在外的做法，我们意识到，我们离《文选》已经很远了。

最后，我们不妨提及另一部文话著作，这就是与《文则》一起以现代标点排印本的形式合出的《文章精义》。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 “文的扩散化”所带来的后果。《文章精义》系于李淦（活跃于1290年代）名下，③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文章精义》以为作者系 “李涂”，编者系 “于钦”。陈杏珍最早以确凿证据（程文海［1249—1318］所撰墓志铭）证明，《文章精义》作者应为 “李淦”。见陈杏珍：《〈文章精义〉考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3／4期，第77—80页。马茂军《〈文章精义〉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62—66、71页）首次对编者名字提出新见，认为应为 “于钦止”而非 “于钦”。其他得出相同结论的尚有王树林：《〈文章精义〉作者考辨》，《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第114—118页；袁茹：《〈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378—384页；钟彦飞：《〈文章精义〉编者新证》，《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69—72页。由101条短评组成。编者于钦止（约1273—1332以后），在十八九岁师从李淦时记录下了很多李淦对文章写作的口头评论，四十多年后的1332年，他最终决定把这些笔记付梓刊行。

这部文话，实则是一部属于《论语》传统的 “语录”。在这些评论里，李淦对儒家经典（含“四书”）及《春秋内外传》《史记》《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都大力称赞其 “文字”之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甚至认为《维摩诘经》也有作文之法，而且称唐代散文大家柳宗元就曾从中取法。① 刘明晖校点：《文则 文章精义》，第73页。在这些言论中，“文”的疆域被越推越广了。

到了明清时期，从唐顺之（1507—1560）收选荀子、韩非子、庄子甚至孙子篇章的《文编》，到17世纪之交广受大众欢迎的《古文观止》，文章选本收录儒家经典、正史、诸子节文已成为常态。我们不妨从反方面再举一例：1733年，著名文章家方苞（1668—1749）以《御选古文渊鉴》（序署1685年）为基础，编纂了一部主要供年轻满族贵胄学习的教科书——《古文约选》，在前言中，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不从《国语》《战国策》《史记》中选录文章，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被视为不同寻常和不合正统的决定，就连他自己也承认，《国语》《战国策》《史记》是 “古文正宗”。而且方苞这么说，并不是仅仅为了取悦他的皇室恩主，因为他曾独立撰写过一部《左传义法》，讨论《左传》的文章写作手法，把《左传》和《史记》一起，视为文章写作的最高典范。

传统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逐渐解体，到了20世纪而臻于极至：《诗经》被当作 “纯文学”研读，《庄子》的文学价值被分析讨论，司马迁被视为 “叙事文学”之祖。尽管习惯上还在沿用四部分类之称，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中国古代 “文学”经典之塑造生成的新阶段。

结 语
讨论中古时期选本编纂的历史，我们得以看到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些显著变化。首先，散文（“古文”）写作的地位日益重要和突出，很多以 “文”或 “文章”为题的选本开始专指散文；其次，文章选本的编纂越来越以教学为目的，意在指导年轻学子的文章写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 “文” 的领域看到了一种范式的转变。

在前现代时期，无论人们如何崇奉《诗经》并将之纳入教授日程，《诗经》对晚期帝国的诗歌写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诗话或诗法、诗格在探讨或教授诗歌写作技艺时通常也不会以《诗经》作品为重。但是文章写作的情况非常不一样。宋元之际，自从早期中古时代以降就被用来判断和定义文化生产的 “经史子集”四部范畴，虽然表面上维持下来，但实际上不断变形，甚至彻底分化瓦解，而且，其边界模糊化的过程还将继续。这种模糊性成了晚期帝国文章选本的常态。

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的序言里说他选文的标准是 “明义理、切世用”。② 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第1页。对真德秀这样的理学家而言，“文”无疑从属于道，但悖论的是，“文”挣脱了 “集部”的传统局限，发现了一个更广大的新天地。从6世纪的经典选本《文选》，到12世纪静悄悄地带有革命性的《文则》，以及表现和演述了陈骙文章观念的《文章精义》，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文的扩散化”的轨迹。

有时候，在一个学术分工日趋细致的领域，我们必须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来摆脱人为隔离开的时期划分，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把握更大的历史图景，认识到在一个以文化连续性著称的传统中出现了多少变化，这些变化又有多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