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阁功臣额敏和卓画像：流往德国的原委及目前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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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阁功臣额敏和卓画像：流往德国的原委及目前下落
王 丁

摘 要：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宫苑文物遭到劫掠，包括额敏和卓画像在内的大量紫光阁功臣画像被劫掠带往西方，其中以流往德国的数量为最多。通过对德国官方档案等同时代材料的调查，可以确信，额敏和卓画像由瓦德西的随军医生从北京带回德国，寄存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并被纳入展览。以往认为，1945年柏林大轰炸使该博物馆严重损毁，该画可能已不在人间。但是根据最近俄国学者的报道，苏联红军曾将至少7幅紫光阁画像带回苏联，目前公布出来5幅，所以额敏和卓画像仍有继续追踪的希望。额敏和卓画像的最终下落目前虽不明朗，但新发现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厅照片，提供了该画像的整体视觉数据，不仅弥补了以往对额敏和卓形象一无所知的缺憾，也为进一步追踪画像的下落给出了线索。

关键词：紫光阁功臣画像； 额敏和卓； 八国联军；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档案

紫光阁功臣画像是乾隆为褒奖颂扬在平定西域准部、回部叛乱战役中功劳卓著的文武官员而降旨制作的系列肖像画，由西方传教士画家与宫廷画师合作绘制。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紫光阁文物遭到劫掠，这部分画像随后星散，其踪迹下落一直是中外学界追寻的目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藏在德国的一部分紫光阁画像出现在展览会。① 聂崇正：《谈清代紫光阁功臣像》，《文物》1990年第1期，第65—70页；曾嘉宝：《纪丰功述伟绩——清高宗十全武功的图像记录功臣像与战图》，《故宫文物月刊》第8卷第9期，1990年第12期，第38—65页；曾嘉宝：《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像卷残本》，《文物》1993年第10期，第53—56页。 近年又有一些据称出自紫光阁的画像出现于国际拍卖会，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要讨论的额敏和卓画像就是紫光阁功臣像中最为重要的一幅，如今下落仍然不明。

乾隆二十五年（1760），西域准部、回部叛乱最终得到平定，乾隆皇帝“嘉在事诸臣之绩，因葺新斯阁，图功臣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以下一百人于阁内。五十人亲为之赞，馀皆命儒臣拟撰”。② 于敏中、英廉、窦光鼐、朱筠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二四《国朝宫室·西苑》四，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1785—1787）武英殿本，第一页a。这就是紫光阁功臣画像制作的缘起。西域地方头人额敏和卓名列首批得到画像殊荣50功臣中的第12位，也是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

额敏和卓（1694—1777），吐鲁番回部首领，出身于吐鲁番望族，祖父素丕和卓为喀喇和卓阿訇，父尼雅斯和卓为吐鲁番大阿訇。额敏和卓家族世居鲁克沁。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率部众内附清朝。雍正年间，额敏和卓积极参与了清朝平定准噶尔的斗争，并于雍正十一年（1733）按照清廷的旨意，率部内徙瓜州。在瓜州时期，额敏和卓受封札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十一年，他返回吐鲁番，随即投身于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木叛乱的战役，为统一新疆做出了贡献。由于额敏和卓屡建功绩，三次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赐，并被封为吐鲁番回部札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因“额敏和卓老成谙练，命其参赞军务”。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级，回乱彻底平定，但劳苦功高的额敏和卓仍然要留在南疆善后，清廷认为：“叶尔羌等城，俱属新附，必得熟悉回俗、老成历练之人驻扎办理，额敏和卓以旧人效力军营，颇著劳绩，深悉机宜，是以暂令留驻。”这样，额敏和卓留在叶尔羌办理善后直至乾隆二十八年。一年后，额敏和卓回到吐鲁番，三年后，又奉诏“入觐，命乾清宫行走。每昼接，辄询诸回部情习”，仍为乾隆所倚重咨议，在京五年，直到他68岁之年才获准回到家乡领地养老。乾隆四十二年，额敏和卓病殁于吐鲁番。① 和宁：《回疆通志》卷四《额敏和卓列传》，1925年吴兴沈氏排印本，第1—12页。

平定西域回部功臣100人像之外，紫光阁后续又增加了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像、平定金川后五十功臣像。到了乾隆后期，又增加了平定台湾功臣像50幅、平定廓尔喀功臣像30幅。这样，仅乾隆一朝，历次绘制并悬挂在紫光阁内的功臣像，总共有280幅之多。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0年至1901年间联军总部驻扎在紫禁城，使清宫遭受一些破坏和前所未有的掠夺，无数珍贵物品被劫载而去，紫光阁画像也大量流往西方国家，近年在境内外拍卖中屡屡有据称出自紫光阁的人物画像现身，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和学术界的关注。② 《聂崇正先生谈紫光阁功臣像》，《紫禁城》2008年第1期，第138—169页。

一、额敏和卓像：柏林的著录情况
本文讨论的额敏和卓像，正是随着八国联军的撤离回国流往德国。1903年德国柏林王家民族学博物馆③ 本文提及的柏林王家民族学博物馆（Königli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下文称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柏林民族博物馆（Ethnologisches Museum der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有前后沿革、分合关系，为避免名称混淆，本文在旧馆的名字中加一“学”字，以示区别。又柏林民族学博物馆（Völkerkundemuseum zu Berlin），旧译人种学博物馆、民俗学博物馆，系误解，不宜沿用。简言之，Völkerkunde既非人种学（Rassenkunde；因有种族主义问题，此词在德语国家现只作为历史名词在特定的场合使用），也非民俗学（Volkskunde），现采用“民族学”的译法。此处学科术语说明，曾与民族学专家刘志扬教授讨论确认，谨表感谢。助理馆长米维礼（F.W.K.Müller，1863-1930）在德国《民族学杂志》上公布了如下的消息：

一幅绘有出生于吐鲁番的畏吾尔王公的清代绘画，由高级军医希尔德布兰特博士于二十世纪之初出借给柏林王家民族学博物馆，双方约定，至少由博物馆保存一段时间。④F.W.K.Müller，Einige neue Erwerbungen der indischen und chinesischen Abteilungen des kgl.Museums f.Vökerkunde Berlin，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米维礼：《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印度部与中国部的几件新近入藏品》，《民族学杂志》）Jg.35（1903），S.483-484.米维礼，F.W.K.Müller的这个真正汉名据清末驻德中国学者与该氏的汉文通信（私人收藏）。学术界通常译为米勒、缪勒、缪莱。

这是额敏和卓像到达德国后最早的一次公开报道。

原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档案（现藏柏林民族博物馆）记载，这位住在柏林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140号的医学博士同时一共向该博物馆提供了五件中国艺术品作为长期借展品（Leihgaben），馆方出具的接受清单转录如下（档案原文为汉字，仅第4项“月光菩萨”后括号中的词语系德文说明，本文译为中文）：

1.生擒撚首赖汶洸战图

2.平定两金川紫光阁次五十功臣像赞原副都统加赠都统博灵阿

3.绰斯甲布土舍绰尔嘉木灿

4.月光菩萨（右十）（出自中海莲花池畔所谓“猎人寺”⑤ 原文是 “sogennanter‘Jäger-Tempel'Peking（am mitteleren Lotusteich）”，Jäger-Tempel字面意思是“猎人寺”，原文加了引号，似指示它并非正式名称。具体所指待考。）

5.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①Museum für Völkerkunde，Acta betreffend die Beschreibung ethnologischer Gegenstände aus Asien.Vol.37，Vom 16.Juni 1902 bis 31.Dezember 1902.Pars I.B.，E.No.1353／1902.

代表博物馆签名接收者也是米维礼。米氏是一位渊博的东方学家，掌握多种语言，他当即对《额敏和卓像赞》的满文标题加以转写（.hebei amban doroi giyôn wangÄmin.hodscho，即“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

清单所列第1幅，当系描绘同治六年（1867）清廷官军剿灭东捻军首领赖文光所部、于扬州俘获赖文光的一幅得胜图。有关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绘画与紫光阁有何关系，待考。这幅画是否还见在，目前也不得其详。第4件月光菩萨像，似曾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览中陈列。② 见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Führer durch da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I．Schausammlung．19．Auflage.Berlin／Leipzig：Verlag Walter de Gruyter 1929，S.29，Raum XXII China Buddhismus（“第二十二号展厅 中国佛教”）。 第2、第3、第5三件，都属于清紫光阁功臣画像：平定金川功臣博灵阿像，下落不明；③Annette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Porträtmalerei im 18．Jahrhundert，Frankfurt am Main：PL Academic Research，2015，S.480.绰斯甲布土舍绰尔嘉木灿像，有立轴国画和油画半身像两种，均原藏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目前油画半身像藏亚洲艺术博物馆，立轴不知所在。④Annette Bügener，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S.482：“绰尔嘉木灿，旧藏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一次拿得出五幅清宫收藏的名贵绘画的这位高级军医，是个什么人物呢？

二、八国联军医生希尔德布兰特与紫光阁画像
这位向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出借中国美术品的希尔德布兰特（见图1），德文名字是August Hildebrandt，1868年5月20日生于汉诺威。他是一位医学博士，服务于德国军队。目前所能查阅到有关他的职业情况的资料，是一本提到其医务工作的德国官方报告——《普鲁士及其他德意志邦国军旅外科医生与野战医生图鉴》，由普鲁士军部医务署学术总办、时任柏林大学军事外科学讲席的柯勒（Albert Köhler，1850-1936）教授编撰。书中提及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1899年前后曾作为红十字会医生随军开赴非洲投身第二次布尔战争，在救治布尔方面的伤员之余，还撰写了相当多有关野战医疗的医学论文，如“小口径火器腹部贯穿伤的野战治疗”“野战枪炮伤的预后诊断”“开花弹是否人道”等，发回德国在学术刊物以及红十字会出版物发表。⑤Albert Köhler（hrsg.），Die Kriegschirurgen und Feldärzte Preussens und anderer deutscher Staaten in Zeit-und Lebensbildern，IV，Kriegschirugen und Feldärzte der Neuzei，Berlin：Verlag von August Hirschwald，1904，S.33，38，350 ff.根据论文标题内容可以推断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外科军医。战后于1901年8月归国，1903年完成教授论文，此后任职于柏林大学医学院、埃伯斯瓦尔德维多利亚医院，生涯颇为坎坷，1945年8月15日去世于慕尼黑。⑥Lugwig Arendt，Prof.Dr.August Hildebrandt：eine späte Rehabilitation，Eberswalder Jahrbuch für Heimat-，akaulturund Naturgeschichte，2002／2003（路德维希·阿伦特：《为奥古斯特·希尔德布兰特教授正名》，《埃伯斯瓦尔德年鉴2002—2003年度》），Eberswalde：Verein für Heimatkundezu Eberswalde e.V.，2002，S.103-118，希尔德布兰特肖像照片见S。112 A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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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奥古斯特·希尔德布兰特

1900年他从南非回到德国不久，适逢克林德事件爆发，德国藉口增兵中国，希尔德布兰特报名前往中国，在八国联军总司令部任高级军医。①Albert Köhler（hrsg.），Die Kriegschirurgen und Feldärzte Preussens und anderer deutscher Staaten in Zeit-und Lebensbildern，IV，S.38.因为他的这个任职单位属于联军中枢机构，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正驻扎于紫禁城内，希尔德布兰特以近乎“御医”的特殊地位，② 瓦德西的扈从副官封劳赫在1900年11月25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一大早与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及封葛明根上尉一起骑马到克林德大街（今东单北大街近西总布胡同一带）游观的见闻。见Fedor von Rauch，Mit Graf von Waldersee in China：Tagebuchaufzeichnungen（费多·封劳赫：《跟从瓦德西伯爵远征中国随军日记》），Berlin：Verlag von F.Fontane，1907，S.172。理论上说有条件进入几乎任何地方，所以他获得紫光阁画像和上文清单中提到的其他清廷艺术珍品，便不是什么出人意表的事了。

另一种可能是希尔德布兰特这笔清宫收藏得自他人的转让或转卖。因为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14日攻占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之后在京城就地举行过拍卖。瓦德西受德皇之命担任联军统帅是在当年8月初，8月12日任命正式发布，而8月中旬联军业已攻陷北京。待他率援军2万人乘船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已是他国军队完全控制北京之后一个月有余。我们无法确知希尔德布兰特是否在大军抵达之前已到中国，并曾亲自参与8月中的抢劫活动，但是他作为随军医生，跟随年近70的瓦德西乘坐“帝王级萨孙号”大型铁甲舰（SMSSachsen）一起开赴中国的可能性应该稍大一些。

无论如何，1900年8月之时，德军也已经有队伍在中国华北地区，在封许普夫纳（Paul von Hoepfner，1849-1924）少将的率领下参与攻打北京的战役。就抢劫京城之事，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1900年10月22日）中写道：“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③ 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刘鑫宁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0页。德文本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BandⅢ1900-1902（《陆军大元帅阿尔弗莱德·瓦德西伯爵回忆录》第三卷1900—1902年），Stuuttgart＆Berlin：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23，S.36.同年11月12日日记中，瓦德西写道：

德国军队当时未能参加公开抢劫之事……只有余之住所，尚藏许多宝物，一切犹系无恙。倘若我们一旦撤出，则势将落于中国匪徒之手，最后当然加以焚毁。一八六〇年的夏宫（引者按：指圆明园），其情形正复如此。所有当英、法军队之未曾毁损者。一自彼等撤出之后，旋被当地居民（？）焚毁。④ 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第76页。“居民”后括号中的问号，系中译本所加，德文本S.48无。

从1900年10月17日抵达北京，至1901年6月4日撤离回国，瓦德西在北京的“住所”设在中南海仪鸾殿。那里本是慈禧太后的寓所，瓦德西居留期间曾起大火一次。随军医生希尔德布兰特将从中国带回的五件清宫绘画寄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尤其是流往德国的紫光阁画像数量在各国比例上看显得突出的高，这一事实表明，不能排除德国派遣军因驻扎紫禁城而得近水楼台之便涉入了后期劫掠清宫文物珍宝的可能性。⑤ 当然也有紫光阁画像，为联军的德国军官在北京购买、然后带往德国。如车木楚克扎布像，于2012年9月11—12日香港苏富比（Sotheby's）拍卖246号692 500美元成交，卖家是德国学者Hartmut Walravens（魏汉茂）。拍卖图录及苏富比官方网页 http：／／www.sothebys.com／zh／auctions／ecatalogue／lot.246.lotnum.html／2012／fine-chineseceramics-and-works-of-art-n08872（2019年6月8日）所说“军士长温施于1901至1905年间于北京购之（Acquired by Sergeant-Major Wuensch in Beijing，1901-1905）”，却与该卷背上的德文手书题字有距离：Feldw Wuensch，3.im I.S.B.Peking，den 7.Juni 1905，即“海军陆战队军士长温施，1905年6月7日于北京”，（http：／／www.battle-of-qurman.com.cn／e／list.htm，2019年6月 8日）。因为画卷有破损，“1905”这几个字不是很清楚，也有可能是1901年。1901年5—6月正值八国联军陆续撤离中国之时，有一些文物交易，德国军官因此机缘购得此画并题记留念，也有可能。

三、额敏和卓画像的展出
至迟到1929年，额敏和卓画像尚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陈列中，对此有如下证据。

领导了德国第二次和第四次吐鲁番探险的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曾在鲁克沁与第八代吐鲁番郡王叶明和卓有过十分密切的接触，在1926年出版的探险记中他这样写道：

鲁克沁王是一个突厥种的年青小伙子，他的直系七世祖是额敏和卓汗，曾于1760年前后统治吐鲁番。我们博物馆拥有一幅大约这个时期的为乾隆皇帝绘制的老郡王画像，画中人物尺寸与真人相仿，他鼻子长，鼻翼窄，鼻梁挺直，眼睛是蓝色的。在这个人身上还存有已经消失了千年之久的吐火罗种的特征！①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Chinesisch-Turkestan，Leipzig：J.C.Hinrichs，1926，S.51.

勒柯克这里说的博物馆，就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此时他已经是那里的副馆长。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直接说该画为博物馆所拥有，没有提及是租借展品。不知这是勒柯克的简化说法，还是当时该画已经由原主人希尔德布兰特博士正式让渡给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除了上文引述的米维礼报道、博物馆档案记录、勒柯克探险记记述，笔者还查找到第四个关于额敏和卓画像作为展品公开展出的线索：《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览指南》，内容是博物馆的展品说明。目前看到这个小册子的两个版本，其中1926年的试行本，在“吐鲁番—犍陀罗”部分，有这样一段描述：

10号展厅，右侧第4隔断……展柜：公元469年汉文碑碣，高昌故城出土。墙柱朝向展厅一侧：吐鲁番郡王画像，约1760年。②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Vorläufiger Führer durch da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Schausammlung.Berlin／Leipzig：Verlag Walter de Gruyter，1926，18.Auflage S.16.

三年后，该博物馆又出版了展览指南的第19版，书名删去“试行本”（vorläufig）一词，内容略有增补：

10号展厅，右侧第4隔断……展柜：公元449年汉文碑碣，高昌故城出土。墙柱朝向展厅一侧：吐鲁番（蓝眼睛的）郡王画像，约1760年。③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Führer durch da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I．Schausammlung.19.Auflage，Berlin／Leipzig：Verlag Walter de Gruyter 1929，S.17.

所谓蓝眼睛的细节，应来自前文提到的1926年出版的勒柯克探险记中的容貌描写。1929年版负责撰写吐鲁番展品部分说明词的博物馆馆员，是后来做了哥廷根大学教授、以印度学名家的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当时他在民族学博物馆供职，平素与勒柯克合作关系密切。对新疆的“人种学调查”，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一项计划内的工作，勒柯克在他的书中对他认为属于印欧人种在现代新疆住民中的遗存做了专门的描述，其中不乏当时德国学术界的肤浅狭隘之见，甚至有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泛滥为“雅利安主义”的反科学狂热。对额敏和卓面相特征的关注，再次透露出他在这方面的“敏锐”。勒柯克的这类“调查”，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课题。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当时的另一件展品值得顺便一提：展览指南手册中提到的陈列在同一展厅、放置在展柜中的“公元469年汉文碑碣”——这就是著名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简称沮渠安周碑），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在吐鲁番高昌故城M遗址发现并运回柏林。当年端方利用五大臣赴欧洲考察宪政的机会，曾专门前往民族学博物馆观摩、捶拓，据说，当时在制作拓片的过程中对碑体略有损伤，馆方人士表示不安，婉拒了端方继续拓完第二张。大约在1920年代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安周碑都陈列在民族学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中。但是这方北凉石碑今已不存，一般认为是毁于1945年盟军对柏林的空中轰炸，整个博物馆基本被夷为平地，碑石难以幸存。唯一令人略能欣慰的是目前有砂岩底座作为劫后的留存。① 这件碑座现在存放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地下仓库，图片见 Rong Xinjiang，Juqu Anzhou's Inscription and the Daliang Kingdom in Turfan.In：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eds.，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 and Culturesof the Silk Road，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4，pp.268-275.有关安周碑的全面情况，参见 Otto Franke，Eine chinesische Tempelinschrift aus Idikutšahri bei Turfan（Turkistan），übersetzt und erklärt.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 1907；Otto Franke，Das Datum der chinesischen Tempelinschrift von Turfan，T'oung Pao，ser.2，Vol.10（1909），pp.222-228。如此，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端方孤本拓片就更加弥足珍贵了。铭文中的大凉承平三年（公元445年）是造祠开始的时间，承平七年是竣工立碑之时。“试行本”中说的469年是沿袭了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1907年初次刊布该碑时的错误。② 参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见《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记念论文集 历史编》，东京：平凡社，1985年，第102—120页；蒋文光：《孤本〈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研究》，《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55—74页。

1926年、1929年两版《柏林国立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展览指南》都没有这两件展品的照片。

十多年前，笔者因为做德藏吐鲁番文献的普查，曾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全面检索、调阅德国探险队的资料，期间在该馆档案室看到过一张大幅黑白照片（图2），尺寸为宽23厘米，高28.5厘米，照片右下角有日期“1926年3月8日”，日期上面还标有数字“25”，大约是当时拍照或洗印的某种序号。这幅照片成为额敏和卓画像曾在柏林的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一项证据。

照片展现的是一个展厅全景，四周是巨幅佛教壁画，应是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木头沟、七康胡和高昌故城佛寺割取并运回德国的壁画精品之一部分。

在展厅的中后景可见一个展柜，展柜旁边比较宽大的墙柱上悬挂着一幅镶装在玻璃镜框中的全身人物像（图3），根据画面的一些特征，笔者推测就是失踪的额敏和卓画像。据同一照片中所见高昌壁画的相对比例判断，画像大约如勒柯克所说“画中人物尺寸与真人相仿”。③ 紫光阁明亮画像立轴的长宽尺寸为180厘米×91.5厘米（数据来自收藏单位科隆东亚博物馆）。不过明亮画像属于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系列，这一系列的画幅尺寸似乎比额敏和卓画像所在的前五十功臣系列小很多，据目前掌握的数据，属于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系列的紫光阁画像尺寸为：策卜登扎卜（280厘米×102厘米），博尔奔察（312厘米×105厘米）、由屯（302厘米×111厘米）、福锡尔（283厘米×110厘米）。画中人物是一个立姿老者，白髯飘飘，头戴尖顶宽檐深色毡帽，身着浅色过膝袍装，右衽斜领（不知是否为新疆和中亚地区习见男装“袷袢”的一种），袖长不见手，足踏云头靴。整个体态是侧首回眸，右手上扬半张于体侧，左手伸向背后，两足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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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厅（1926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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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左图展厅局部放大图：紫光阁额敏和卓画像

照片中人物头顶之上诗堂有题字，限于清晰度，无法逐一辨识，不过可以看清行款，文字左右分两部分，右边部分可以确定是楷体汉字，其中汉字部分有三个单元，从右向左分别为2行、5行、2行文字。左侧当为满文。以上三个特征——与真人大小相仿的人物画像、头顶部有较长题词、双语题词分两个部分（左满文右汉文），均符合紫光阁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画像的画面构成体式。特别是这幅画像题词汉文部分的首二行12个字，各6字，字数正合民族学博物馆档案保存下来的米维礼转录的汉字画题：“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

紫光阁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图的像赞中，12个字的题名，除额敏和卓外，还有另外5人：参赞大臣固山贝子扎拉丰阿、散秩大臣哈坦巴图鲁噶布舒、散秩大臣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原散秩大臣骑都尉达什策凌、副都统克特尔克巴图鲁由屯。其中由屯画像尚在人间，图像不同（详见下文），可以排除。细审照片，画像题词当中笔画较少、结构比较明确的字，如“参”“大臣”“王”“额”“卓”等基本可以辨认。上述12字题名的其他4人画像，标题文字没有这些字眼重合，也可以排除是展厅陈列的这幅画像。循此线索，笔者查阅了乾隆御撰《紫光阁五十功臣像赞》中的额敏和卓一首：

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

土鲁蕃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弗可转移。① 多部清代文献收录了《紫光阁五十功臣像赞》，本文据《乾隆御制文初集》卷三〇，嘉庆五年内府刊本，第四页b；《日下旧闻考》卷二四《国朝宫室·西苑》四，武英殿本，第五页b。

照片中的题词共32字，可以识读的“土鲁”“正命赞军务”“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石”“弗可”“乾隆庚辰春御题”等字，都见于乾隆御撰的额敏和卓像赞。总之，在文字方面，展厅照片所显示的信息与乾隆额敏和卓像赞无不相合。

因此，上述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厅照片中的立轴绘画，有极大的可能就是紫光阁功臣画像中的额敏和卓画像。

四、额敏和卓画像今在何方
到目前为止，这幅画像是否曾经在书籍图录中有图片形式的公布，我们既没有肯定的线索，也没有否定的证据。在柏林民族博物馆、东亚艺术博物馆没有查询到该画的存档照片。近年，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过一个题为“紫光阁绘画：乾隆时期的功臣画像与战役图”的展览，并由副馆长布茨博士主编出版了一册附有比较详细解题文字的图录《紫光阁画像与西域战图》，当中收有当时仍保存在德国公私藏家的紫光阁功臣画像17幅，也收录了同属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下属柏林国家博物总馆的柏林民族博物馆全部有关藏画。②H.Butz（hrsg.），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Chinesische Offizier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Ära Qianlong（1736-1795）（布茨主编：《乾隆时期紫光阁绘画》），Berlin：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2003.年轻学者毕格娜以18世纪中国人物画像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10年在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系完成答辩，2015年出书。③Annette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Porträtmalerei im 18．Jahrhundert.德国学者魏汉茂公布了柏林民族博物馆（Ethnologisches Museum zu Berlin，Staatliche Musee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重新发现的该馆旧藏16幅紫光阁功臣画像中的15幅画像黑白照片，额敏和卓画像不在其中，但是馆藏号ID 23932有记录。④Hartmut Walravens，Die ehemalige Sammlung von Porträts verdienter Offiziere der Feldzüge des Qianlong-Kaisers（China，18.Jahrhundert）（魏汉茂：《乾隆朝平定西域功臣画像旧藏情况考》），Baessler-Archiv，Band 61（2013／14），S.138“kein Foto vorhanden（无照片）”.以上德国学者的两本书、一篇论文对紫光阁功臣画像历史和现状都做了比较全面详细的勾稽，但均不见额敏和卓画像的踪影。

然而，曾历尽庚子劫掠、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紫光阁功臣画像，又一次经历了颇具戏剧性的转折：根据俄国学者报道，二战结束之时攻占柏林的苏联红军将包括紫光阁功臣画像共7幅在内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品作为战争损失的“赔偿”（reparation）发运回苏联，1946年运抵列宁格勒，之后很长时间存放在一处秘密仓库，2007年这些绘画作品转给圣彼得堡冬宫艾米塔什国立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文物修复部，至2014年其中4幅得到修复。2011年塔吉亚娜·庞（汉名庞晓梅）与尼古拉·蒲切林就这项收藏合作撰文，公布了如下4幅：定边右副将军亲王品级超勇郡王策卜登扎卜、领队大臣内大臣博尔奔察、副都统克特尔克巴图鲁由屯、原二等侍卫哈布台巴图鲁福锡尔，① Т.А.Пан-Н.Г.Пчелин，ПортретывыдающихсявоеночальниковпериодаправленияимператораЦянь-лунаиз коллекц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огоЭрмитажа，Письменныепамятникивостока（塔·庞、尼·蒲切林：《艾米塔什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乾隆皇帝时期的功臣肖像》，《东方文献》），2011，2（15），262-278.均属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系列。2017年，这两位作者再次发表论文，用英文详细介绍了以上4幅已经得到修复的紫光阁画像，并对另一幅尚在修复中的画像做了简要的介绍。文章附有修复前后状态的照片。②Tatiana Pang and Nicholay Pchelin，Portraits of Qing Meritorious Office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tate Hermitage：Scroll Restoration and Revised Reading of the Texts，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塔吉亚娜·庞、尼古拉·蒲切林：《艾米塔什国家博物馆藏清朝功臣画像：卷轴修复与题记补考》，《东方文献》），2017（2），pp.88-110.

另外两幅尚待公布，具体名目两位作者没有说明。不过，作者指出，7幅画像中只有这5幅为满族官员，文章对5篇像赞的满、汉文本均作了英译和注释。③Tatiana Pang and Nicholay Pchelin，Portraits of Qing Meritorious Office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tate Hermitage：Scroll Restoration and Revised Reading of the Texts，p.92. 言外之意，剩下的两幅或许不是满族官员的画像。

当年由八国联军军医希尔德布兰特出借给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额敏和卓画像，是否尚在人间，是否转藏到俄罗斯，目前不得而知。本文搜罗百年来的德国档案记载、期刊著录、博物馆导览手册记录以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存档旧展厅照片，勾连线索，额敏和卓相貌的仿佛已具，其属于紫光阁前五十功臣画像系列的必要特征满足，希望能为落实紫光阁额敏和卓画像的下落提供一些帮助。

在过往十多年寻访搜集本文原始材料的过程中，作者得到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现并入亚洲艺术博物馆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和柏林民族博物馆（Ethnologisches Museum zu Berlin）的大力协助，在此谨向两馆及其当时的馆长雅尔迪斯（Marianne Yaldiz）教授、那泽（Siegmar Nahser）博士表示谢意。刘道远、肖彤、周运、宋希於诸位先生对北京宫苑史料提供信息，张惠明博士、茨默（Peter Zieme）教授协助了解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有关信息，荣新江教授对本文初稿的一处引文疏漏提出过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统申感谢。

此外，本文未标注译文出处的引文及文献均为作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