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课”为旗——“东北作家”李辉英的抗日叙事（1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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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为旗
——“东北作家”李辉英的抗日叙事（1931—1937）
杨 慧

摘 要：李辉英是19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而研究者大多将其视作一位先声夺人但却终附骥尾的作家，这既未能揭示其文学特质，也遮蔽了彼时抗日叙事的多重面向。通过考察其《最后一课》的叙事特征与建构过程，可见与萧军、萧红等流亡来沪的东北作家不同，李辉英在上海完成思想启蒙、学术训练与文学准备，并在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引领下实现文学转向，可谓“东北作家群”中的“内部他者”。发轫于《最后一课》，继之以《地理课》《半天的功课》《这样的地方》《女学校中》《校长》《某校记事》等文本，在李辉英笔下形成了一个“课程”小说的谱系。对此作品的文本细读与知识考古表明，作家揭示了国人经由国民教育而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进而以此作为问题框架和思想链条，不断调试抗日叙事的姿态，深入思考在东北沦陷区反抗日本侵略者思想殖民、捍卫国家认同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一以“课”为旗的斗争方式，体现了李辉英在回应时代召唤、担当社会责任、开展文学行动时的独特选择。

关键词：李辉英； 东北作家； 抗日叙事； 左翼文学； 国家认同

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李辉英（1911—1991）的研究不断涌现，其作为东北作家、抗战作家、旅港作家、满族作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诸多面向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① 王吉有：《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评长篇小说〈万宝山〉》，《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4年第8期；徐塞：《评李辉英“九·一八”以后及抗战时期的创作》，《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陈思广：《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李洁容：《试论李辉英在香港的近作》，《暨南学报》1986年第2期；蔡宗隽、吕宗正：《李辉英与香港文学》，《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关纪新：《中华全民抗战期间的东北籍满族作家——关于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等》，《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古远清：《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在香港的开拓者》，《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然而在辨章学术的意义上，李辉英仍是一个知名但却模糊的存在。既有的研究普遍承认，在“九·一八”国难之后，李辉英以《最后一课》等抗日作品先声夺人，是为知名；然而其文学贡献似乎仅限于此，终因萧军、萧红等人的后来居上而特色不彰，是为模糊。

与“二萧”这般带着“抗日反满”文学斗争的硝烟、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不同，李辉英早年来沪，先后就读于著名的立达学园和中国公学，接受了现代的思想启蒙与学术训练，“九·一八”国难后思想开始出现转向，投入左翼文学实践。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在“东北作家群”中别无二人。② 即使与同为“九·一八”之前入关求学的穆木天、端木蕻良相比，前者不具备李辉英这般明确的思想转向过程，而后者则缺乏与左翼文学重要作家和中心场域的紧密联系。 如果仅就个体书写东北抗日斗争的“在场”程度而言，李辉英相对于“二萧”无疑是“第二性”的，甚至只具有“替代”和“补充”的价值。然而，正因如此，身处上海这一中国新文学中心的李辉英在接受现代性与革命性思想形塑的同时，开始自觉地以“虚构”的方式重审故乡，从民族国家认同的角度思考抗日，使其有可能成为“东北作家群”中一个独特的“他者”。

基于上述思路，通过细致的文本爬梳发现，在李辉英的笔下存在着一个由《最后一课》（1932）、《地理课》（1933）、《半天的功课》（1934）、《这样的地方》（1934）、《女学校中》（1935）、《校长》（1936）、《某校记事》（1939）等作品组成的“课程”系列小说。这些文本基本上完成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① 《某校记事》虽发表于1939年5月1日出版的《新中国文艺丛刊》第1辑，但据李辉英晚年回忆，这篇小说很可能在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前就寄给在上海负责《文学》编务的王统照，大概是由后者“辗转移给‘新中国文艺社’的”。李辉英：《从翻版书上看到的》，见氏著：《三言两语》，香港：文学研究社，1975年，第215—216页。不仅体现了李辉英作为东北作家坚定的抗日意志，而且取材于东北沦陷区教育，特别是在主人公身份、故事背景、叙事空间乃至核心事件的设置上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堪称以“课”为旗的抗日叙事谱系。本文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最后一课》这一起源性文本作为讨论重点，以期发掘李辉英抗日叙事的建构过程与思想链条，由此探讨其回应时代召唤和担当社会责任的独特方式。

一、从“某城记事”到“最后一课”：“改题”的“心机”
1932年1月20日，李辉英的《最后一课》首发于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第2卷第1期。② 本文引述之《最后一课》均为此版本，后文不注。 根据作家的回忆，这部短篇小说原名《某城记事》，后来题目“由编者改为《最后一课》……编者显然化［花］费了不少心机，就内容说，极易看出其中所受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影响”。③ 李辉英：《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原载《长春》1980年11月号。 李辉英此处所言的编者显然是指丁玲，而后者这一今天看来颇为突兀的“改名”之举又有何“心机”呢？

晚年丁玲自述，1920年前后她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时，深受“思想先进”的中学二年级语文老师陈启明的影响，而正是这位陈老师使其与“都德的《最后一课》”结下不解之缘。④ 丁玲：《致胡延妮》（1978年9月），见《丁玲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1—252页。 到了1922年至1923年间，丁玲在上海时的阅读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都德的《最后一课》仍然情有独钟，“觉得这同一般小说不同，联系到自己的国家民族，触人猛省”。⑤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而这样的爱国主义解读，并非丁玲一己之见。原《沈阳日报》总编辑刘黑枷曾在回忆录中写道，1931年初他在沈阳市郊施官屯老家读小学，“老师上课讲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那亡国的惨痛故事，尤其令人不忘”，使其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⑥ 刘黑枷：《笔墨春秋——未及完成的回忆录》，见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沈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编：《带露的鲜花：刘黑枷纪念文集》，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年，第7页。

都德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最后一课》最初收录于其187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故事集》（Les contes du lundi），⑦ 柳鸣九：《最后一课·作家作品简介》，见《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法国卷》上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32页。随即作为经典的“近代爱国学校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⑧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而“《最后一课》被介绍到中国来，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爱国主义”。⑨ 张伟：《都德〈最后一课〉汉译琐谈》，《出版史料》2010年第2期。1912年十一月初五，胡适率先以白话文翻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La Dernière Classe），并“易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⑩ 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117页。 1915年 3月，胡适在《留美学生季报》重发此文，并在文首小序中特别强调：“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① 都德：《割地》，译者小序，胡适译，《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第1号，1915年3月。此后发表于《湖南教育杂志》第2卷第1期（1913年1月31日）署名“匪石”的白话译本将《最后一课》归类为“教育小说”，而江白痕的文言译本则将其标明为 “爱国小说”，并“易名”为“小子志之”，与胡译之“割地”相得益彰，旨在强调“丧权辱国”之痛。② 张伟：《都德〈最后一课〉汉译琐谈》，《出版史料》2010年第2期。江白痕的文言译本见都德：《小子志之》，江白痕译，《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1915年5月1日。

而在为数众多的《最后一课》译本中，胡译的影响无疑最为深广。胡适在1918年春的演讲中，率先将自己翻译的《最后一课》作为“短篇小说”的典范介绍给中国文坛，③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期，1918年5月15日。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并在次年10月，将《最后一课》列为其所翻译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短篇小说第一集》之首，到1930年5月该书已发行14版。不仅如此，曾有学者考证，自1920年入选洪北平、何仲英合编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白话文范》起，胡译一直保留在民国时期的各类语文教科书中。④ 林长山：《〈最后一课〉在百年教科书中的呈现形态》，《语文建设》2017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颉刚、范祥善、叶绍钧编辑，胡适、王岫庐、朱经农校订，经当时的中华民国大学院审定的初级中学《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在这套教材的第二册和第三册中分别收录了胡译《最后一课》以及前述之《论短篇小说》（改题《什么叫做短篇小说》），由此完成了这部法国小说在中国的经典化过程。而从丁玲所述的陈启明老师鼓励白话文的情况推断，⑤ 丁玲：《致胡延妮》（1978年9月），见《丁玲全集》第11卷，第250—251页。她在周南女中读到的《最后一课》大概也是胡适译本。

综上所述，经由针对不同受众的反复译介，特别是通过国民教育的浸濡，都德《最后一课》的意义远超翻译文学的层面，已经成为彼时知识阶层的集体记忆，以至于人们在叙述这部小说时经常会使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⑥ 士元：《都德的〈磨坊文札〉》，《申报·艺术界》（本埠增刊），1927年6月15日，第21版。“我们大概都知道”等带有“社会评价”意味的话语。⑦ 勋：《读完了最后一课以后》，《我们的教育》第4年第8期，1930年12月28日。 职是之故，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国人自发地引述这部从屈辱中熔铸爱国精神的经典小说自况。不仅如此，可与李辉英《最后一课》彼此发明的例证，则是1932年9月天津《大公报》上的一篇从标题到内容完全照搬自都德的同名小说，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在9月19日，即日军占领沈阳次日所上的“最后一课”。⑧ 黄刊：《最后一课》，《大公报·小公园》第1640号，1932年9月19日，第9版。 因而，从“某城记事”到“最后一课”的“改题”之举，首先意味着丁玲发现《某城记事》在内容上对《最后一课》的借鉴之后，以一个成熟作家的果敢，帮助文学新人李辉英做出了一个“理应如此”的选择，⑨ 1969年4月，李辉英在回忆中已将这一改名行动视若自己所为，认为《最后一课》“大约也多少受了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影响，所以连题目都借用过来了”。李辉英：《港版〈松花江上〉后记》，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28页。从而以向经典作家致敬的方式，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不过，这只是丁玲“改题”的“心机”之一。回到登载《最后一课》的《北斗》杂志，可见“抗日”正是本期“特大号”的主题。而丁玲本人也发表了署名“彬芷”的中篇小说《多事之秋》，⑩ 丁玲在随后一期的《北斗》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小说的续集，但最终却未能完稿。与当期的楼适夷、胡风、芦焚（师陀）、白薇等作家一道，明确表达了彼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中心任务：从阶级的立场号召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国民党的统治。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7—550页。原载《红旗周报》第19期，1931年10月18日。 沿着这个思路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李辉英的《最后一课》中也嵌入了与此类似的革命话语。比如“校长”曾向学生静真指出：“现在正该急急奋起，用我们大众的力量，对内削除腐败的军阀与统治阶级，对外打倒吃人的帝国主义。”正是校长这体现了共产党阶级立场与抗日主张的教导，使得原本处在自发反抗阶段的静真获得了正确的思想意识。而在此之前，这位看似柔弱的女中学生不仅勇敢地撕毁了日军布告，甚至计划离开拘留所后，“立刻练习放手枪，练好了先打死贪官污吏，然后见日本兵就放”。在这里，主人公静真如此激烈的抗日思想，无疑是作家李辉英对于日本侵略者愤懑情绪的投射，而校长对静真的教诲，则犹如现实中的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对于文坛新人李辉英的引领。

此外，根据李辉英在篇末留下的两个标注，《最后一课》初稿“廿年秋日军进占吉林后十三日写毕于吴淞”，并在“廿年冬十二月十日改稿于吴淞”。吴淞是中国公学所在地，说明李辉英的写作是在大学校园的氛围中完成。而从第一个时间标记来看，此时的李辉英正处在如逢“国丧”的痛苦心境当中，甚至将日军进占吉林省城的1931年9月21日当作铭记国耻的“元日”，因而写作《最后一课》是他作为一个亡省亡家的东北人对于日本侵略者近乎本能的反抗。不过这篇小说的定稿则是在1931年12月10日，此时距离初稿完成的10月3日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这样李辉英很有可能在丁玲的建议下修改作品，尝试着以阶级革命的话语驾驭“反抗暴力的情绪”。① 李辉英：《我的创作上的一个过程》，《申报·自由谈》，1934年12月10日，第17版。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最后一课》这部已经内化为国人集体记忆和爱国精神的法国小说，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不同的政治阵营有着迥然不同的解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先后发起了9月26日上海学生反日大示威和9月28日南京请愿，李辉英就是这两次运动的参与者。② 马蹄疾编：《李辉英年谱简编》，见《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3页。但在当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当局为了安抚学生情绪，防止激起学潮，未雨绸缪地在9月28日发布了《中央告全国学生书》，文中要求全国学生发扬“刻厉沉着之民性”，坚守“步伐整齐之纪律”，并以都德的《最后一课》为范例，谆谆教导之：

昔普法战争时，法国学校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曾读《最后一课》者当能识之，法国民族因具有刻励沉着拼命读书之精神，终能复其世仇。吾全国学生而欲复仇雪耻者，更宜依中央颁布之义勇军办法，日夕不懈，努力于军人之修养，若见敌来乘，相率罢课，适隳吾淬厉之气，示弱于敌耳；其恶乎可！③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告全国学生书》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周报》第174期，1931年10月5日。

作为重要政令，这则《中央告全国学生书》在全国各大报刊乃至各地教育机关或大学主办之杂志广为宣导，而《安徽教育》“抗日救国国难专号”在刊登这则文告的同时，还特别附上了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可谓充分领会了“中央”精神。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告全国学生书》，《安徽教育》第2卷第9—10期合刊，1931年10月15日。另据端木蕻良回忆，彼时的南开学校当局在察觉到学生们抗日救国的政治斗争之后，也是以“找老师们宣扬‘最后一课’的精神”作为安抚手段。⑤ 端木蕻良：《别后悠悠君何处》，见氏著：《化为桃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9页。

而密切关注时局动向、并以揭露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欺骗的反动统治为其抗日叙事重点的左翼作家丁玲，很可能读过这份引述了都德《最后一课》的《中央告全国学生书》。退而言之，我们至少可以推断，丁玲将“某城纪事”改题为“最后一课”的“心机”，不仅为了进一步触发国人的集体记忆和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旨在藉由对于都德《最后一课》的革命化解读与挪用，完成一次狙击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文学战斗。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都德这篇小说在形塑国人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丁玲对于李辉英的启发和引领，但与此同时，后者的创作主体性也不应该被忽视。与上引《大公报》那篇照搬都德《最后一课》的同名小说不同，李辉英的文本显然有着独立的问题意识。一是小说中出现的“白旗堆子胡同”“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通天街”“三道码头街”“北极门”“九龙口”等真实地名，承载了作家本人的家国记忆；二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亲历者的视角“见证”历史；三是将主人公设置为与作家本人无涉的女中学生，暗示着李辉英在写实笔法中融入了隐喻性的话语修辞；四是以主人公静真因撕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占领布告而被警察拘留为核心事件，获得了都德原著所不具备的战斗精神；五是小说蕴含着“一明一暗”两堂“最后一课”，“明”是指静真谨记“张老师”“爱护中国”的叮咛，尽力多学“中国文”，然而张老师已被日军抓走，学校也即将被关闭，从前的学习已是“最后一课”，“暗”是指静真在拘留所中听到了“校长”的“革命”教诲，而在日伪当局的残暴统治之下，这很可能也是“最后一课”的绝唱。从上述布局谋篇的技巧来看，李辉英构思和创作《最后一课》的过程也是颇费“心机”，而要索解其建构的过程，恐怕还得从作家所受的文学训练讲起。

二、从“李连萃”到“李辉英”：“处女作”与“中文系”辨正
在学界有关李辉英文学生涯的介绍中，《最后一课》几乎被众口一词地称为“处女作”。① 李立明：《李辉英传评》，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36页；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李辉英小传》，见《李辉英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而这显然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只要翻检1988年版的《李辉英研究资料》就会发现，早在1932年1月以笔名“李辉英”发表《最后一课》之前，作家还有一个以学名“李连萃”进行文学创作的时期。② 马蹄疾编：《李辉英年谱简编》、《李辉英著作篇目系年》，见《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2—13、279—280页。 不过，研究者的这一误解倒也情有可原，因为李辉英本人曾多次强调自己的处女作就是《最后一课》。③ 李辉英：《〈雾都〉日译本序》，《春秋》第5年第3期，1948年8月1日；李辉英：《三十年初期文坛二三事》，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12页，原载《长春》1980年11月号；李辉英：《我从事文艺创作的一段经历》，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17页，原载《新文学史料》第2辑，1982年5月22日。难道时隔多年，李辉英真的忘记了自己李连萃时代的“少作”了吗？真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其在1981年5月14日致马蹄疾（《李辉英研究资料》一书编者）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初作，不应是《最后一课》，”在曾今可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发表的作品，应是初作……署名还是学名”。④ 李辉英：《书信中生平自述资料辑录》，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85页。今天很容易查证，这篇“初作”就是署名“李连萃”的短篇小说《庙会》，发表于1931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时代》月刊第1卷第4期。而我们随后的论述即将揭示，这篇“初作”也并非“作家的第一篇作品”意义上的“处女作”。⑤ 有关彼时“处女作”的定义，见戴叔清编：《文学术语辞典》，上海：文艺书局，1931年，第101页。 既然如此，李辉英又为何一再坚持《最后一课》的“处女作”地位呢？

在1980年11月发表的《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一文中，李辉英细说了自己当年的文学转向：“时当三十年代初，我本来就对写作饶有兴趣……也曾自己鼓励，仿效校中已有文名的同学们孜孜不息的写作精神，贯彻下去，苦无寸进，”而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个人身为东北人，对于东北的沦陷，不能熟视无睹”，痛感“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从而“在练习写作中，自自然然地插上反日的主题”。⑥ 李辉英：《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11—112页。 显然，这部旨在“反抗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的《最后一课》，意味着李辉英文学生涯的真正“开始”，⑦ 李辉英：《〈雾都〉日译本序》，《春秋》第5年第3期。而从“李连萃”到“李辉英”的更名之举则标志其走向文学的新生。

回溯历史，李辉英的自述无疑是真实的，但对于“李连萃”时代文学活动的介绍未免过于简略。事实上，除了1931年在《新时代》月刊相继发表了《庙会》和《闲情》以外，他还以“李连萃”的学名在1930年的《中国公学周刊》和《青露》旬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① 这些作品原文未见，其书目信息来自陈建功主编：《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230、550页。特别是1932年4月，李连萃在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中学生小说》（一名《母亲》）。该书有沈从文作的《序》，并收录8篇小说，其中5篇标注了创作时间，均在1930年9月至1931年2月之间。可见该书虽出版于1932年4月，但其中的大部分小说完成于写作《最后一课》之前，既是李连萃时代的文学总结，也是李辉英时代的文学准备。

1929年9月至1930年8月，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简称“中公”）担任讲师，开设“新文学试作”和“现代文学研究”等课程。②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一览》十八年度下学期，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5月，第94页；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6、96页。按，《年谱》所列课程与《一览》略有不同，为“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中国小说史”。 李连萃正是彼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几名学生之一。③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见《沈从文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修订本），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沈从文在《序》中赞赏：“连萃的作品，是已经能把眼睛所及的那世界的一面，加以朴素的描绘使成为故事了的，”但同时指出，这位“还年青得很”的文学新人只能“描写‘眼见’的状态”，还未能对生活有“各面的认识”，而这正是“动人的作品产生”的必要条件。④ 沈从文：《序》，见李连萃：《中学生小说》，上海：中学生书局，1932年，第2—4页。倘若读过李辉英这部杂糅了社会新闻、传奇故事与校园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可见沈从文的评价非常中肯。不过仍需补充三点：一是这些小说全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这恰恰反证了《最后一课》中的“第一人称”视点是作家有意为之的改变；二是在取材于社会新闻或传奇故事的小说中，李辉英努力尝试通过朴实的叙述来宣扬现代的启蒙思想，比如控诉逼死儿媳的婆婆的《母亲》，揭露包办婚姻罪恶的《爸爸的故事》和《突变》，讽刺贪婪与迷信的放高利贷者的《玉花会》等等；三是在这些作品中，最有文学价值的是颇具作家自传色彩的《一个男人》和《秋之沦落》。前者的主人公黎怀音是一位在吴淞学习的大学生，“他在作文章这条路上下苦工夫”，可是文学“既未曾给他些微的慰藉，又未曾给他丝毫的补益，徒然在浪费时间而已”。⑤ 李连萃：《一个男人》，见氏著：《中学生小说》，第89页。 后者的主人公王明清生长于吉林省城，如今在上海的大学里过着浮浪的生活，虽然常写文章自遣，但却难掩内心空虚。⑥ 李连萃：《秋之沦落》，见氏著：《中学生小说》，第173页。

透过这些稚嫩而质朴的作品，不难发现一个文学青年的追求与迷惘，进而回到李辉英大学时期学习与成长的历史语境。如所周知，胡适在1928年6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随即为学校争得庚款补助，藉此延聘名师，仅人文学科，陆侃如、冯沅君、梁实秋、赵少侯、郑振铎、马君武等群贤毕至。⑦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一览》十八年度下学期，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94—95页。 胡适虽在1929年5月卸任校长，⑧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中国公学大学部职员一览》十八年度下学期，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92页。但仍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并兼文史学系主任。当李辉英在1929年秋以“李连萃”的学名考入中国公学之时，正值该校“与南开、燕京、圣约翰齐名”的黄金时期。⑨ 顾超群：《记十五年前的中公》，《大地》第87期，1947年12月7日。有关“李连萃”录取信息，参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公学大学部录取新生揭晓》，《申报》，1929年9月1日，第5版。

多年以后，李辉英在回忆自己的“中公”岁月时强调：“使我能够执笔写作，养成这种习惯，沈从文先生的功力不小。”⑩ 李辉英：《〈山河集〉后记》，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26页。而这也印证了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日记中的看法，“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彼时的中国公学在胡适“中国文学系”应当兼顾“创作”的思想影响下，经由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等人的推动，文学创作蔚然成风。⑪ 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第61页。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当中，年轻的李辉英迅速成长。他先后上过沈从文、谢六逸、陆侃如、郑振铎诸先生的课，① 李辉英：《胖子谢六逸》，见氏著：《三言两语》，香港：文学研究社，1975年，第189页。还慕名选修并详细比较了赵景深的“小说原理”和李青崖的“小说作法”这两门前后相继、内容几乎相同的课程。② 李辉英：《胖子谢六逸》，见氏著：《三言两语》，第189页。 检视相关史料，赵景深的“小说原理”至1931年春仍在讲授，而李青崖的“近代小说”及“短篇小说”（两者之一或为李辉英记忆中的“小说作法”）则在1932年至1933年间开设。③ 上海市档案馆：《中国公学档案辑存》，见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 第九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因而，除了跟随沈从文学习“新文学试作”和“现代文学研究”，认真研修赵、李两位先生的课程也是李辉英写作《最后一课》之前重要的文学训练。

李青崖的授课讲义暂未得见，而在赵景深后来根据讲义单行出版的《小说原理》一书中，作者在第五章“小说的观察点”中专节论述了“第一身称的写法”，并特别指出与之相关的三个优点，即“亲身经历”“个人情感”和“结构紧凑”，也就是说，第一人称在叙述效果上“更容易得到读者的同情”，在结构上则必须依据叙述人所见才能展开描写，这样“也就不会不紧凑了”。④ 赵景深：《小说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6—37页。 回到《最后一课》的写作，年轻的李辉英要想驾驭这一并非“在场”的抗日题材，抒发自己的国破家亡之痛，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第一人称视点显然是最佳选择。进而言之，李辉英借鉴都德文本的初衷之一，恰恰在于《最后一课》以最为简单的第一人称叙事表达了最为深刻的民族情感。而如此这般对于都德小说艺术特质的发现，自然离不开赵景深和李青崖这两位老师的启发。

或许因为李辉英在自述中多次提及在中国公学选修过众多的文学类课程，后世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他曾就读于中国公学中文系，⑤ 李立明：《李辉英传评》，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32页；徐迺翔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小说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而这和“处女作”一样，也是一个流传甚广而又从未得到辨正的“误会”。事实上，李辉英在中公就读的是“外国语文学系”的英文专业。1931年9月9日，李辉英致信《新时代》月刊的主编曾今可，希望发表自己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农夫》，并且自谦地写道：“我现在中公外国语文学系三年级，但自信英文程度太糟，务请先生严加改正。”⑥ 李连萃：《读者的意见》，《新时代》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1日。如果说李辉英当年有关“外国语文学系”的自述尚属单文孤证的话，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约在1970年代中期李辉英曾撰文指出，何家槐“原本在中公的时候，好象是读中国文学系的。他大约高过我一年，说得再明白些，我入学的那年，家槐已是大二的学生了。他生了一副颀长的身材，穿的是中式长衫，说起普通话相当的费力，浙江人说普通话如果去不掉乡音，大约就会变成为蓝青官话了”。⑦ 李辉英：《何家槐和万迪鹤》，见氏著：《三言两语》，第171页。文中有关何家槐身材、衣着和口音的描述相当细致，可见李辉英对这位1930年代初的作家同学印象深刻。然而，如果李辉英本人就是该校中文系的学生，怎么会不确定何家槐——这位自己比较熟悉的二年级学长——是否就读中文系呢？而检视中国公学史料，我们发现何家槐其实与李辉英同级，也是在1929年秋入学，⑧ 何家槐1929年被录取为中国公学本科一年级学生，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公学大学部续招新生揭晓》，《申报》，1929年9月16日，第6版。不过当时读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系”。⑨ 1930年4月，何家槐已是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第一学年第二学期”的学生，此亦可证其1929年秋（第一学期）入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编：《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 商学院学生名册》十九年四月，《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120页。 显而易见，李辉英这一记忆上的“不确定”乃至“错误”，恰恰反证了他从未就读于中文系的事实。

更准确地讲，李辉英在1929年秋入学之后就读于“文理学院文史学系一年级”，⑩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十八年度下学期学生一览》，《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100页。直到1931年9月才算是“外国语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究其原委，1929年5月，接任胡适长校的马君武实施了新的学科系统，将全校分为文理、社会科学、商学三院，① 《私立中国公学概况》，《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会刊》第1期，1933年12月。其中的文理学院下设“文史学”和“数理学”两系，②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组织大纲》，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15页。“文史学系”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哲学、历史学四门”，学生在一二年级可在主任教授的指导下，“随性情所近”选修各门课程，但从第三学年开始“学生应该认定一门为主，一门为附”。③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学则》，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30、32页。另按，有关学校采取“活动分班，自由选课制”的情况，参见徐鸣亚：《回忆母校——中国公学》，《私立中国公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335页。 由此推断，李辉英的主门（主修）应是“外国语文学”，而“中国文学”可能是附门（辅修）。有必要说明的是，1929年下学期入学的李辉英是该校施行新《学则》后的第一届文史学系学生，不过当时文史学系内部仍然保持了“中国文学系会”“外国语文学系会”等组织，可见虽然取消各系名号，但实体仍然存在。④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课外作业一览表》，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90—91页之间插页。 而这也就是李辉英自称就读于“外国语文学系”的原因。

另外，从“文史学系”的教学来看，一二年级基本上以今日所言的学科主干课为主，诸如中国文学常识、史学通论、中国哲学史、英文之类。而自三年级起，各系课程设置明显趋于精深，前述沈从文的“新文学试作”和“现代文学研究”均属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课程”，而李辉英曾经选修过郑振铎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学则》中为“希腊悲剧”）、⑤ 李辉英：《四胖二瘦的说法》，见氏著：《三言两语》，第182页。李青崖的“短篇小说”及“近代小说”（《学则》中为“小说”）则属高阶的“外国语文学课程”，⑥ 中国公学大学部编：《学则》，见《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第34—37页。由此推断，赵景深的“小说原理”亦属此类课程。总之，外国语文学系英国文学专业的高阶课程，在确保学生达到相当程度外语水准的基础上，侧重人文鉴赏与文学研究方向，在全部32门课程中有23门与此相关。

在前引致曾今可的信中，李辉英特别说明，他翻译的《农夫》“尚无人译出”，不仅李青崖译《莫泊桑全集》（已出七集）中无此篇，“《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中亦无此篇译稿”。⑦ 李连萃：《读者的意见》，《新时代》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1日。按，该书准确题名为《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第一回），虚白（曾虚白）原编、蒲梢修订，1929年9月上海真美善书店初版。 可见李辉英对法国文学，特别是莫泊桑作品的汉译状况非常熟悉。事实上，李辉英在大学时不仅通读了李青崖“中译的法国文学作品”，还认真琢磨过李译的句法特征与翻译风格。⑧ 李辉英：《四胖二瘦的说法》，见氏著：《三言两语》，第182页。那么，李辉英一定也细致阅读过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李青崖所译《莫泊桑全集之四》的开篇之作《羊脂球》。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在中国广为人知，除了李青崖的翻译，胡适将其作为短篇小说的典范与《最后一课》相提并论也是功不可没。⑨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期。

如所周知，羊脂球作为一个法国女人所承受的来自德国军官的侮辱，不仅加诸一己之身，更是让整个法国蒙羞。或许也正是从莫泊桑的《羊脂球》开始，民族主义的话语将女性身体与国家尊严紧密缝合在一起，女性成为国家的最佳喻体。而沿着学习和借鉴《羊脂球》的思路，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李辉英为何在《最后一课》乃至此后的系列“课程”中一再坚持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

在此，我们不妨补充一个可与《最后一课》相互印证的例子，即李辉英大约完成于1937年夏的《某校记事》。在这部重新启用了《最后一课》“曾用名”的短篇小说中，作家将叙事背景设置为日军占领吉林省城之初的某所女校，比勘相关史料，我们很容易确定，这里指涉的就是彼时吉林省城唯一的“省立女子中学校”。⑩ 徐鼐霖主修，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整理，李澍田主点：《永吉县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63—464页。按，该书1931年4月1日脱稿，1939年付印，1941年面世。 不仅如此，《某校记事》也采用了女中学生的第一人称视角，并在叙述中明确提到了日本兵当街侵犯女中学生，甚至夜闯宿舍强迫女学生叫其“大爷”和“爸爸”的情节。① 李辉英：《某校记事》，《新中国文艺丛刊1·钟》，上海：新中国文艺社，1939年，第20、31页。 李辉英在1969年回忆《最后一课》的主旨时指出，小说“写的是‘九·一八’后东北某省城女中学生受到日军侮辱的故事，其中强调亡国奴们除了坚决反抗敌人外，别无其他途径可以苟安求活”。② 李辉英：《港版〈松花江上〉后记》，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28页。 表面上看，作家似乎将《某校记事》与《最后一课》的情节张冠李戴，但就更深的创作动机而言，则是对这两部姊妹篇共同蕴含的女性隐喻系统的揭示与“追认”。

而从文学本体论的层面来看，此一“由男变女”的叙事人身份设置，透露出李辉英对于文学“虚构性”的理解与重视。正如当代西方学者所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现实一旦被转化为文本，它就必然成了一种与众多其他事物密切相关的符号。因此，文本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它们所摹写的原型”，成为“虚构、现实与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结果”，而在这三者当中，“虚构化行为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是超越现实（对现实的越界）和把握想象（转化为格式塔）的关键所在”。③ 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不难理解，对于出身学院的李辉英而言，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并非“亲历”，即对于自身经验的发掘与讲述，而是“虚构”，即借助文学的训练，更新视阈与重审现实。而经过中国公学外文系的严格训练，李辉英对于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西方经典作品有了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深刻认识，并得以学习和操练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技法。正因如此，当李辉英从“外国文学”的学习回到“中国文学”的写作时，不仅能够敏锐地发现经由译介而蕴含在国人集体记忆当中的《最后一课》，而且可以创造性地借鉴这部世界名著来表达自己的文学态度。

显然，如果没有李连萃时代的学术与文学积累，就不会有《最后一课》的出现以及李辉英的“新生”。不过，正如李辉英自述，旧时致力于写作的他不仅面临着每个新人都可能遇到的文学瓶颈，而且还要承受着来自何家槐这般“名气响亮”的“中公”学生作家的“影响之焦虑”。④ 李辉英：《何家槐与万迪鹤》，见氏著：《三言两语》，第171页。 正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李辉英在国难面前发现了文学对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以此视之，《最后一课》的确堪称其精神上的“处女作”。

三、从“上海”到“东北”：左翼文学与故乡的“重述”
丁玲是李辉英走向左翼文学的领路人。正如作家自述：“使我能提起创作的兴趣的，那则要归功于丁玲先生。”⑤ 李辉英：《〈山河集〉后记》，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26页。追溯起来，李辉英在发表了“写作上靠近左联”的《最后一课》后，立刻引起了丁玲的关注，她在1932年2月邀请其参加《北斗》编辑部组织的“读者座谈会”。正是在丁玲的影响下，此后不久（1932年2月末或3月初），李辉英就成为“左联的一员”。⑥ 李辉英：《我从事文艺创作的一段经历》，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17—118页；马蹄疾编：《李辉英年谱简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4页；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见《丁玲全集》第10卷，第240页。

如果说《最后一课》是李辉英抗日叙事的“处女作”，那么《万宝山》则是其“引起了大家的瞩目”的“成名作”。⑦ 锡金（蒋锡金）：《鲁迅和东北作家》，《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1933年3月，李辉英的《万宝山》作为“湖风创作集之三”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与张天翼的《齿轮》以及华汉的《义勇军》共同组成了一套左翼文学抗日丛书。据李辉英回忆，大约在1932年3月中旬，丁玲女士来信询问，是否可以写个以东北为背景的长篇，“来表现反日的主题”，在回信答应丁玲“先来试试”以后，他“便开始搜寻材料，增增减减，写写改改，两个半月之后果然交了卷”。① 李辉英：《港版〈松花江上〉后记》，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29—130页。 如此看来，李辉英对于1931年7月爆发于故乡的“万宝山事件”想必非常关注，但却没有特别的文学准备，说其仓促完成也不为过。而丁玲对于如何在文学中呈现这一重大的现实事件则是早有思考，1931年8月，也就是“万宝山”事件爆发不久，丁玲在一次面向上海大学生的讲演中，就曾专门谈到“万宝山惨案的事实，以及怎样观察怎样表现的文字方法”。② 程鲁丁：《丁玲女士印象讯》，《新闻报》“本埠附刊”，1931年8月19日，第21版。 李辉英在晚年的回忆中还曾明确表示，《万宝山》是“丁玲授意我写的”。③ 李辉英：《我从事文艺创作的一段经历》，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17页。 可见李辉英写作《万宝山》的动机和选题均来自丁玲，而后者向李辉英约稿以及为丛书组稿的行动，则充分体现了“左联”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方式。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这篇小说展现出了左翼文学典型的斗争锋芒与叙事模式。④ 李晓明：《历史事件与左翼小说叙事模式——李辉英〈万宝山〉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第20—28页。

在《万宝山》中，李辉英生动地刻画了引发万宝山事件的罪魁祸首郝永德“无耻加无赖的汉奸”形象。⑤ 王吉有：《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评长篇小说〈万宝山〉》，《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8辑，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4年3月，第177页。 然而即使作为铁杆“汉奸”，“中国人”郝永德的内心深处也曾感受到“无法摆布的苦楚”：“亡国奴真不好当，要不做才好，不然，过几年就会有人骂着说：卖国贼，郝永德。”面对自己内心无法摆脱的“争斗”与“烦乱”，郝永德试图用唯利是图的市侩逻辑化解：“管它！钱是好东西，国亡啦……亡不到我名下！”通过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导致郝永德堕落为汉奸的根本原因是其民族自信心的丧失。郝永德敬佩日本警官中川：“他怎就那样为国家出力……中国官，一个这样卖力气的也没有！只知道吃脏钱，弄小老婆。”因而他才会心安理得地自轻自贱：“日本人是人，中国人连他爹的猪都赶不上。”⑥ 李辉英：《万宝山》，上海：湖风书局，1933年，第95—98页。由此可见，即使在《万宝山》这部颇具左翼叙事特征的小说中，通过对一个丧失国家认同的“汉奸”的灵魂拷问，李辉英继续呈现出自己的启蒙视角与批判精神。

深入考察彼时李辉英靠近左翼文学的思想进程，取材于上海反日运动的《咱们的世界》不容忽视。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年轻的作家无不焦虑地模仿“革命”性的写作，甚至饥不择食地“取其糟粕”。学院出身的李辉英文笔一向整洁，但在《咱们的世界》中却涌现出大量今天看来难以入目且远超叙事功能所需的脏话。⑦ 李辉英：《咱们的世界》，《文学月报》第1卷第5—6号合刊，1932年9月29日。正如张大明在《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一书中列举的那样，彼时的普罗左翼作家普遍流行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脏话，张天翼、白薇、葛琴、芦焚乃至丁玲都是如此。⑧ 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709、806、886、966、910、941、956、955、1002页。 而这显然是左倾错误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年轻的李辉英也被裹挟其中。

毫无疑问，左翼文学带给李辉英的绝不仅仅是“脏话”。其实从这一左倾的文学现象中，不难发现李辉英追随其他左翼作家，深入普罗大众的良苦用心。“文艺大众化”正是彼时“左联”的工作重心，而动员和组织左翼作家深入社会底层则是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主要路径。在此背景之下，大约在1932年6月，也就是《万宝山》完稿不久，李辉英“由左联派到东有恒路一所工人夜校教书”。⑨ 李辉英：《李辉英年谱简编》，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4页。 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李辉英谈及这段经历：他在读了六个学期大学之后，因“一·二八”而失学，正当其“被困在上海坐以待毙的时候”，终于有机会当上“一个弄堂小学校”的教师，而这只是个“白吃白作白住的职业”。⑩ 李辉英：《第一次找到我的职业》，《青年界》第9卷第1号，1936年1月。 另据艾芜的回忆，“左联”原本是安排他在这所夜校教书，而这所“学校对教员一点资助都没有，吃饭自己出钱，只有睡觉的屋子，不出房租”，但他还没教到一个学期，就因参加“飞行集会”而暴露身份，不得不改由李辉英接任。此后不久，李辉英“也立不住脚了”，就搬来与艾芜同住，后来又约诗人雷溅波加入，三人共同分担每月6元钱的房租，并且“一道煮饭吃”，有时“没钱买菜了，大家分头出去借钱。李辉英就大胆一些，直接向丁玲借钱”。① 艾芜：《有关丁玲的回忆》，见氏著：《病中随想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33—34页。

尽管在加入“左联”初期，李辉英一度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以教条性的阶级话语遮蔽了自身的文学特质，但在丁玲的帮助下，特别是经过困苦生活的历练以及左翼作家之间真诚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浸染，李辉英很快突破了对于左翼文学的简单模仿，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的文学追求。在李辉英1934年末发表的短篇小说《母女》中，一位母亲带着幼女沿街乞讨，她无法用最后的六个铜板满足孩子因饥饿而发出的哀求，因为这是她们的保命之钱。无奈之下，她只得央求卖大饼的老太婆，后者虽然也是生计艰难，但出于同情还是免费送给小女孩一个大饼。② 李辉英：《母女》（上），《申报·自由谈》，1934年12月12日，第15版；李辉英：《母女》（下），《申报·自由谈》，1934年12月13日，第17版。作家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与人性光辉，而这一选题显然与“九·一八”之后李辉英来自老家的接济被断绝，以至“掏不出三个铜板买一个大饼”的绝粮体验密切相关。③ 李辉英：《写点小品文罢》，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74—75页。 至于193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旧友》，则直接取材于作家那段夜校教书的经历。小说中的张海生是一位小学毕业的失业工友，他来夜校求学，但却要求“上英文班”，理由是在上海这种地方，学习中文百无一用，“不像学会点英文，能说能写，好了可以进写字间作先生，不好也可以骂那些欺负人的红头阿三，会英文，谁也不敢欺负你”。对于这位“老实人”幼稚和偏激的想法，叙述人“我”并没有指责和嘲笑，而是报以理解和体谅。④ 李辉英：《旧友》，《益世报·文艺周》第26期，1936年11月8日。 不难看出，李辉英在这部工人题材的左翼小说中，依然坚持了对于文化启蒙与国家认同问题的关注。

如若进一步探究李辉英“左联”时期的思想变化轨迹，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其1932年7月底至9月底的东北故乡之行。李辉英之所以“要回东北，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要看一看故乡残破的河山和帝国主义铁蹄下同胞们受到的一些涂炭，是否和我们在上海道听途说得来的情形一样”。⑤ 李辉英：《我的创作上的一个过程》，《申报·自由谈》，1934年12月10日，第17版。 伪满洲国在当年3月刚刚成立，李辉英做好了“十分冒险”的心理准备，所幸“敌人的检查还不十分的严厉”，于是有机会走访了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四大城市，“又深入了农村，了解一下农村的实际情况”。⑥ 李辉英：《港版〈松花江上〉后记》，见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32页。从东北回到上海之后，李辉英开始尝试“这很少有人取材，而事实上很应该取材的关于东北方面的故事”，因为“自己是个道地的东北人……能够写得真切一些”。李辉英对自身写作的这一要求，显然与他此前在《东方杂志》上读到楼适夷所作的短篇小说《白旗堡》不无关联，李辉英深感“那里面人物的对话，和景物的描写，全不像是写着东北的”。而正是通过持续发表东北题材的作品，李辉英很快在沪上文坛树起了“东北李”的招牌。⑦ 李辉英：《写点小品文罢》，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第78页。

在李辉英看来，此次东北之行是其继发表《最后一课》之后的另一个文学起点：经过这样“一番秘密的访查，再重回上海以后，所写的以反日为主题以东北为背景的作品，才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感”。⑧ 李辉英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第186页。按，该书初版本为香港东亚书局1970年版。 不难理解，作家此处所言之“真切”或“真实感”，不仅在于写实的笔法与鲜活的细节，更在于真实呈现了东北沦陷区人民深重的苦难、难言的愤慨以及不屈的抗争，而这正是中国文坛以抗日为主题的东北叙事的合法性来源。

然而，即便李辉英呼应彼时的社会关切，以“在场”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抗日叙事，但他作为一个身处“伪满洲国”的层层监视和封锁当中的“旅客”，显然不能如萧军那般抵近抗日前线。而正如“萧军是在遥远的青岛海边通过回忆和听说的消息”写作《八月的乡村》一样，① 顾彬：《中国文学史第七卷20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李辉英在叙述故乡时依靠的也是回忆。不过与萧军经由青岛的中转不同，李辉英是在上海重审与重述故乡，而正是在这一中国新文化和左翼文学的中心，这位年轻的东北作家形塑了自己的文学视野与问题框架。因而，李辉英有关抗日叙事的“真切”与“真实”的评价标准，最终取决于其“超越现实”与“把握想象”的“虚构”能力，借用福柯的分析，李辉英必须在文学中的东北故乡——这一“虚构地点”及其在现实中“截然不同的基地”之间穿行。②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四、捍卫“中国”认同：历史记忆与“课”的战线
李辉英自述，其此次故乡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证明出”东北的实况与“在上海道听途说得来的情形”迥然不同。③ 李辉英：《我的创作上的一个过程》，《申报·自由谈》，1934年12月10日，第17版。 而对于这些曾在上海舆论界占据主流的消息，作家在一年前的《“新京”杂话》中已经予以“真实的揭发”：报纸上“关于东北的通信，把东北的一切说得很乐观”，而“实际上，不但东北的收回，完全无望……就以东北的人民来说，他们对于中国，至少对于中国的‘政府’，由于不信任的原故”，将会逐渐遗忘，所幸“在这里仍然还觉得有一点乐观的，就是东北的民众们……由于二年来个人亲身受到的苦痛，刺激，束缚，从实生活中倒是切实地认清了自救的‘一条生路’”。④ 李辉英：《“新京”杂话》，《文艺》第1卷第3期，1933年12月15日。

李辉英此番对于东北的重审，显然是延续了写作《最后一课》时就已展露出的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关切，不过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李辉英对于左翼文学批判精神和革命意识的吸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的唐有壬对于东北民众国家认同危机的看法。1934年3月17日，唐有壬在外交日报社发表演讲：“东北四省收回，用武力固不可能，用外交亦有困难，所以吾人现在主要工作，是如何使东北的人，不要忘记了是中国人，因为民族意识消沉最为可怕，如东北人不能保留民族意识，则长此以往，就无办法。”⑤ 中央社：《各国公使回访唐有壬》，《申报》，1934年3月18日，第3版。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正如《社会新闻》“小评”所论，“由此以观，则我们对于收回东北的希望，仅仅只有民族性之一点，而这个民族性之发生作用与否，还须根据不为磨灭为条件”，以至“今日而图挽救者，实成聊尽人事之观念，能否收回，惟有委之于命耳”。⑥ 《唐有壬之言》，《社会新闻》第6卷第27期，1934年3月21日。 而《申报》一篇评论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见解正和这相反，我们以为要救东北，最主要的，倒不是使东北人民不要忘记是中国人，而是使中国人民不要忘记东北同胞也是中国人。”⑦ 梦若：《东北同胞永远不会忘记是中国人》，《申报》（本埠增刊），1934年5月22日，第1版。

通过故乡之行，李辉英不仅揭示了东北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更是指认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无疑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李辉英对东北民众抗日斗争的热情讴歌。显然，揭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这是左翼文学给李辉英留下的革命烙印。不过，在李辉英这一时期的东北叙事中，左翼文学典型性的阶级分析却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东北民众生存境遇的深刻体察。这让人有着切肤之痛的严酷现实，或许动摇了很多东北人的国家认同，但也可能抖落其思想深处累积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尘埃，从而在残酷现实斗争中获得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民族意识。在此意义上，故乡之行也让李辉英受到了最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课”。

李辉英曾在1937年3月发表的散文《通州渡口》中写道：“一直到上了中学，读上地理课，”才知道“一京二卫三通州”的具体所指。① 辉英（李辉英）：《通州渡口》，《申报·文艺专刊》第70期，1937年3月26日，第14版。 从这个小例子可见，“地理教育”使作家本人获得了关于国家行政区划的某种普遍性知识，而这无疑有助于国家认同的确立。然而，对于处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境遇中的中国学者而言，地理研究与地理教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更是捍卫国家认同的武器。1934年7月，顾颉刚在致友人信中写道：“年来受时势刺激，不得不发救国之心思，地理一学，清代甚发达，而民国以来沉寂逾恒，必东北已失始欲研究东北，必西沙被抢始欲查问西沙，实学术界之耻辱。以此联合同志，创办《禹贡半月刊》，以沿革地理为主，经济地理、自然地理辅之。”② 顾颉刚：《致黄淬伯》，1934年7月23日，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8页。

而在彼时的“伪满洲国”，民众的地理教育及其所勾连的国家认同问题已经深陷危机。日本侵略者大肆“摧残东北教育”，极力推行“愚民教育”，试图以此“抹煞”东北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③ 张松筠：《一九三三年之东北》，《外交月报》第4卷第2期，1934年2月。在1933年末问世的短篇小说《地理课》中，李辉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作为一位地理老师，如何向小学生讲解东北国土的沦丧以及伪满洲国的建立？在课堂上，面对着学生们单纯而赤诚的“锥心”之问，这位老师“由于自身处境的困难，一下子就想起都德笔下的‘最后一课’，比一比，他自己连同台下的学生，都比那小说中的人物更不幸些”。而他最终还是冒着被日本人“抓去砍头”的危险，告诉同学们真相：“‘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而这一回答不仅发自一个爱国者的本心，更是出于一个教师守护真理的天职：“怎么办呢？一个作先生的如果不能满足学生们的欲望，那学生们会要轻视他的，尤其是一些小学生们，更以教师的能否答覆问题，据为评定先生好坏的条件。”④ 李辉英：《地理课》，《申报·自由谈》，1933年12月27日，第15版。

从李辉英对这位坚守职业伦理的小学教师的颂扬中，我们可以发现，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不仅需要爱国的情感，更需要对真理的寻求。与之相反，在1934年7月李辉英发表的《这样的地方》中，哈尔滨某校一位留着辫子的前清遗老，根本不知“民族”为何物，却在课堂上大讲《孝经》中王祥卧冰的故事，而这在听讲的学生（主人公）看来，不过“是骗人的”罔顾人性的礼教宣扬，并且指认：“上《孝经》和上日文一样，同样使我们觉得头痛，日文课将使我们渐渐地忘去了中国字，上《孝经》课灌输我们一脑袋旧思想，又将束缚住我们奋发有为的头脑，并会因此失去了反抗力的，于是，日本人麻醉东北有为青年的计划赖以完成。”而比之于曲解《孝经》的冬烘先生，带着现代学术光环，贵为当地“教育界的领袖”的校长们在学生中的宣讲显然更具影响力，但这些“日本人造就出来的奴才”不遗余力地替主子麻木和毒化着东北青年，“几年之后，怕没有多少青年人知道自己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⑤ 李辉英：《这样的地方》（一），《新生周刊》第1卷第23期，1934年7月14日。在193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校长》中，作家重申了这一揭批日伪当局奴化教育的主题。⑥ 李辉英：《校长》，《大公报·文艺》（上海）第227期，1936年10月5日，第12版。

彼时的日伪当局正是“拿王道主义，为欺骗民众的招牌，伪文教部通令各省县各学校，实行春秋丁祭，设置‘燕乐传习所’……并制定孝子节妇表彰暂行规程，通令各县举报孝子节妇”。⑦ 张松筠：《一九三三年之东北》，《外交月报》第4卷第2期，1934年2月。 在李辉英看来，抗日战争的真正动力来自民众，但《孝经》与“辫子”之类正是阻碍民众思想觉醒的枷锁。正因为此，在直接反映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中篇小说《丰年》中，作家将“关帝庙”作为禁锢民众思想的符码，而随着日本飞机将关帝庙炸毁，就连庙里的和尚也都被炸死，从此以孙三为代表的“顺民”才从对关帝的膜拜中惊醒，决心投入与日本侵略者的战斗。⑧ 李辉英：《丰年》（续完），《新中华》第2卷第13期，1934年7月10日。

通过上述作品，李辉英深刻揭示了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以及东北民众捍卫国家认同斗争的复杂性。而如果继续沿着“地理”的角度思考李辉英的“课程”系列小说，可见“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是其念兹在兹的一个文学空间。1934年元月，李辉英发表了短篇小说《女学校中》，其叙事空间仍为吉林省城的某个女学校，即现实中的“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叙事时间则是日军已占领长春两日（1931年9月19日长春沦陷），但尚未进入吉林省城之际。因而，《女学校中》可谓《最后一课》的“前传”。在这篇被李辉英视作“速写”的短篇小说中，① 李辉英将其在1933年以后问世的东北题材短篇小说均称之为“速写”。李辉英：《写点小品文罢》，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第77页。作家以看似轻松的笔触描绘了七个“死守着”学校的女学生。其间流露出的在彼时的抗日叙事中难得一见的从容不迫的态度，不仅源自她们对于抗日斗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知：“想逃，那也不是好办法，除非逃出人世，不然总躲不过这灾难的，”② 李辉英：《女学校中》，《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11日，第17版。更有着对现实不能承受之“轻”的沉痛体验，由此李辉英表达了一位东北作家对于抗日战争之本质特征的洞察。而如此全民抗日、抵抗到底的斗争精神在李辉英后来的《吉林之秋》（1934）、《往那里逃》（1937）和《福地》（1938）等文本中表现得更为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李辉英1934年4月连载于《申报·自由谈》的中篇小说《半天的功课》的叙事空间还是“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主人公也是一位叫“静真”的女中学生，就连《最后一课》中那位在“事变时让日本兵抓跑的张先生”也在这个文本中再次出现，③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四），《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6日，第14版。不过小说的叙事时间被作家设置为日本侵略者在吉林省城的统治相对稳定后的“九一五一周纪念”，④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一），《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3日，第15版。即伪满洲国被日本政府承认的一周年纪念日（1933年9月15日）。显然，《半天的功课》是《最后一课》的“续篇”。而当这个“续篇”中的主人公在表达自己对于亡国奴教育的愤恨时，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反问：我们“是管日本人叫大爷么”？⑤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四），《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6日，第14版。这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前述《某校记事》中日本兵夜闯宿舍时对中国女学生同样的侮辱，从而再次印证了这几部“女校”小说内在的“亲缘”关系。

那么，李辉英为何对故乡这所“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念念不忘呢？考究起来，该校成立于1921年9月，是吉林省最早的女子中学，原址位于吉林省女子师范学校，一年后搬迁到蒙古旗胡同。⑥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吉林省志卷37教育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25页；吉林女中校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吉林女中校史》，内部出版，吉林市印刷制本厂，1991年，第43页。 这所学校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在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祝步唐担任第四任校长期间，传承和发扬了南开“允公允能”的爱国精神和优良学风。⑦ 吉林市女中教科室：《吉林女中六十五周年记实》，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市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10月，第101页。 据校史记载，女中同学们先后积极参与了1928年5月反对日本修建吉会铁路的“抗路斗争”、1928年下半年的“易帜请愿”，以及1931年7月抗议“万宝山”事件后“朝鲜排华案”的示威游行。不仅如此，女中学生还在吉林省城“易帜”后发起了“剪掉发辫的活动”，勇开风气之先。⑧ 吉林市女中教科室：《吉林女中六十五周年记实》，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市文史资料》第5辑，第105—108页。 到了1933年春，日伪当局“对历史、地理两种课本下达严格指示，凡有涉及满洲国主权、或不利于伪满建国的字句，无论事与人，都必须修改、涂抹或删除”。⑨ 罗久蓉访问，丘慧君纪录：《莽玉琴女士访问纪录》，见罗久蓉等访问，罗久蓉等纪录：《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第334页。在此奴化教育和白色恐怖的氛围中，仍有很多女中学生自发地抵制 “四书”“五经”和“日语”等课程。⑩ 吉林女中校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吉林女中校史》，第46页。

自1922年秋12岁住读“省立模范小学高小二年级”，一直到1927年夏17岁从“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并赴上海升学，李辉英已在吉林省城生活了五个年头。① 马蹄疾编：《李辉英年谱简编》，见氏著：《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0—12页。 因而，他对同城的这所“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并不陌生，即使远走沪上之后，他也有各种渠道得知包括“女中”动态在内的各类故乡消息。如此看来，李辉英一再重述这一文学空间，显然有意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寻找一个具有“生活真实”特征的典型环境。然而，作家对这所学校高度写实的描写，特别是对校名的强调，似乎另有深意存焉。

再回到《半天的功课》。主人公静真“早就不想进学校受这亡国奴的教育了”，但作为观察者，她还是勉强来到学校，并厕身在学校“九一五一周纪念”游行庆祝会的队伍中，见证了这座城市在日伪统治之下所承受的屈辱和痛苦。通过静真的眼睛，彼时的关内读者看见了这座城市到处都被贴上了诸如“庆祝新国承认一周纪念”之类的标语，②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一），《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3日，第15版。如同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刻在中国人心头的一道道伤痕。而最让读者心酸的大概是这样一幕场景：日本飞机散发“庆祝”的传单，一大群“可怜的穷苦的孩子们”“有如拾到什么宝贝”般争抢，“却不知传单上印些什么字。他们更不知道自己是作了亡国奴”。③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四），《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6日，第14版。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位在“庆祝会”上用“像蚊子那样小”的声音发表媚日训词的汉奸校长：“她的名字叫毛荷根，听说是日本一个女高的学生，事变后回省，在‘醉仙饭店’跟大卖国贼熙恰睡过一宿觉，又因为会说几句日本话，过几天就派她为女中的校长，要不然这样的一个品行不端学识不足的人，怎能作女中的校长。”④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三），《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5日，第19版。与其他“课程”系列小说中虚写的“校长”不同，此处的毛荷根就是现实中的女中校长。⑤ ［伪］国务院文教部编纂：《满洲国文教年鉴》（上），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伪满洲国史料17》，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2年，第659页。按，该年鉴刊行于1934年3月。 根据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新任校长毛荷根据说是中日混血，日本学历，人很年轻……她平时穿着典雅的旗袍，脂粉不施，很少出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只有在周会时，才在大礼堂听见她细声细语地站在台上简短训话。”⑥ 罗久蓉访问，丘慧君纪录：《莽玉琴女士访问纪录》，见罗久蓉等访问，罗久蓉等纪录：《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第334页。比勘两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李辉英对其学历背景和声音特征的把握非常准确，这表明他对这位毛荷根校长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有过近距离的观察。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追问，如果说《半天的功课》中的“时空体”是1933年9月15日的吉林省城，那么现实中的李辉英此时又身在何处呢？据《李辉英年谱简编》记载，作家曾在1933年秋“回长春与孙肇贤女士结婚，结婚后一起到上海”。⑦ 马蹄疾编：《李辉英年谱简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6页。 李辉英本人也在1936年9月发表的《忆旧》中写道，1933年的“九·一八”，“我正在沈阳，那是因为我从吉林回到上海路过那里的”。⑧ 李辉英：《忆旧》，《立报·言林》，1936年9月18日，第2版。 而在其1935年4月发表的《过沈阳》中，作家更是明确指出抵沈的时间是在1932年9月17日晚。⑨ 李辉英：《过沈阳——南行记之一》，《电影·漫画》第1期，1935年4月15日。 由此看来，1933年9月15日前后的李辉英就在吉林省城，因而《半天的功课》中包括毛荷根在内的叙述大抵出自作家的“实录”。那么，李辉英为何要将“实录”的焦点对准日伪当局的“九一五一周纪念”呢？

如前所述，《半天的功课》《过沈阳》和《忆旧》这三个文本的写作都缘于李辉英1933年9月自东北回上海的旅行，因而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小说群落。李辉英曾经指出，《过沈阳》“就是写当时眼见的事情”，⑩ 李辉英：《忆旧》，《立报·言林》，1936年9月18日，第2版。这主要是指沈阳日伪当局举办的“九·一八”纪念会，而它的“重头戏”就是日军为模拟两年前的“九·一八事变”而进行的“北大营的攻击演习”。正是这场引得无数国人竞相欣赏“国难”的悲喜剧，深深刺痛了“想到九一八之夜的战情”的李辉英。⑪ 李辉英：《过沈阳——南行记之一》，《电影·漫画》第1期，1935年4月15日。 于是，在一年后发表的《忆旧》中，李辉英重述了这一刺痛：“也有人谈笑自若如无其事的样子，此外还尽有些人乘着路局特备的火车，到北大营去观战，专心一致的看热闹去了。”① 李辉英：《忆旧》，《立报·言林》，1936年9月18日，第2版。因而，无论是“目睹”了吉林省城“九·一五”庆祝会的《半天的功课》，还是“听闻”了沈阳“九·一八”纪念会的《过沈阳》与《忆旧》，它们都表达了李辉英对于部分国人模糊中国认同的痛心，不仅如此，李辉英还敏锐地发现，日本侵略者对于历史记忆的篡改正在从根本上摧毁东北民众的国家认同。因而，通过叙述努力保存和复原现实真相与历史记忆就成为他义不容辞的文学担当。

惟有在此思想脉络中，方能理解李辉英为何在文本中一再地讲述发生在“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的故事，并且借助静真的游行突破学校及其所在的“蒙古旗胡同”区域，②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二），《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4日，第17版。不厌其烦地展现“尚仪街”“粮米行街”“省长公署”“新开门街”“老提法司”“朝阳街”“大东门河南街”等真实的吉林省城地名。这正如李辉英借由静真表达的担忧：“看到崭新的‘协和书局’的新招牌。（这即是以前的中华书局，是由教育厅下令更改的名字。）心想几年之后，恐怕单是‘中华’的字样，我们都无法见到了。”③ 李辉英：《半天的功课》（九），《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2日，第17版。在此前发表的《“新京”杂话》中，李辉英也曾痛切地指出：“长春一名的渐渐被一般人忘掉，像将来的中国，会被那边的人们忘掉一样。”④ 李辉英：《“新京”杂话》，《文艺》第1卷第3期，1933年12月15日。而作家与《半天的功课》（四）同时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吉林民谣》，⑤ 西村（李辉英）：《吉林民谣》，《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6日，第14版。更是以记录歌谣的方式呼应了前者书写故乡记忆的主题。不难理解，在《半天的功课》乃至整个“课程”系列小说的文学空间中，那个铭刻着个体记忆的故乡始终与承载着民族认同的国家血脉相连。

五、结 语
在1934年4月发表的短篇小说《逼》中，李辉英讲述了一个原本“助桀为虐”的“满洲国的小职员”蜕变为“义勇军游击队”新战士的故事。而这位小职员之所以能够实现革命的“新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世事原是不缺乏观察力，理解力，判断力的”。⑥ 李辉英：《逼》，《新生周刊》第1卷第11期，1934年4月21日。 与之相对照，在同年早些时候问世的两部短篇小说《可怜虫》和《乡下人》中，李辉英成功地塑造了因缺乏教育而对国家认同茫然无知、甚至“认贼作父”的蒙昧农人形象。

在李辉英看来，国家认同的塑造与国民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培植民众的民族意识，正是知识精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李辉英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书写，不仅出自启蒙主义的思想积淀，更有左翼文学批判精神的深刻影响。在此意义上，“课程”系列小说构成了李辉英展开抗日叙事的思想链条：作家从自己最为熟悉的国家认同问题出发，在文学实践中不断拓展和下沉观察的视角，进而突破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畛域，着力塑造作为革命主体的“抗日”的大众。然而，正是在此过程中，李辉英遭遇了新的叙述挑战。

如前所述，李辉英在塑造东北民众抗日“自救”的主体性时并没有采用在左翼文学中已经成型的阶级话语，而是将民众对于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仇恨作为“自救”的前提，前引的《丰年》可谓此类文本的代表。然而，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统治相对稳固，以掠夺资源和倾销商品为目的的“现代”建设掩盖了枪炮的杀戮，并制造了繁荣的表象，加之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这势必使得东北民众的“仇恨”有所衰减。不仅如此，国民政府的屈辱求和更使东北民众自发的抵抗“师出无名”，况且他们过去“并未受有关于民族性之特别训练，除语言文字之外，简直一无所有”。① 《唐有壬之言》，《社会新闻》第6卷第27期，1934年3月21日。 在此重重压迫之下，东北民众何以坚守自己的中国认同？

在李辉英1933年6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东北之夜》中，十四个农民义勇军深夜完成了破袭日军列车的壮举。然而，面对着铁轨上方被他们割断的电线，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句悲壮的慨叹：

“可是，咱们不同它一样么，悬在半天空不知道后事怎么样？”这句话，出乎意外的把别人的嘴全给塞住了，真的，他们，东三省的农民们，就正像电线一样，不知道会有个怎样的结果，因为横在目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凶狠不绝的实行着屠杀政策。

“咱们么？咱们的后事就是一个‘干’字！续（继）续干，人人干，就任什么都行了！”

这样的答话，是何等的有力量，多么雄壮！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② 李辉英：《东北之夜》，《微音月刊》第3卷第4期，1933年6月5日。

如此逻辑跳跃的“答话”恰恰表明，李辉英并没有“解决”由他本人提出的艰深问题。又如时人所论，李辉英的《丰年》“显露了他激昂高烈的热血，写出了农人百姓的实生活的痛创”，但其所着力塑造的那位最坚定的抗日者——孙三的二儿子——却成了小说的软肋：孙三及其长子都固执农人的传统心理，“而偏他的二儿子无缘无故的［地］成了一个叛逆”。③ 蠕蠕：《丰年》，《清华周刊》第4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7月26日。

这些在李辉英文本中一再出现的叙述裂隙，当然值得在“解构”的意义上继续发掘，不过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作家探究国家认同问题的不懈努力。不仅如此，沿着这一思想链条，李辉英在其后写作中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如果你是一个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东北某校小职员，但却被徇私舞弊的校长无理辞退，现在伪满政权给你一个“发挥才干”的机会，但要以做汉奸为代价，你是否应该入其彀中？这样的灵魂拷问来自李辉英1934年9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动乱中》。④ 李辉英：《动乱中》，《当代文学》第1卷第3期，1934年9月1日。 而在1936年9月问世的《参事官下乡》中，作家继续探讨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九·一八”以前，“县长到任四年，没有听说下过一次乡，参事官到任还不到一年，就下乡查访民疾”，那么这位“不贪赃，不受贿，不讲情面，办事认真”的日本参事官到底是不是好官？⑤ 李辉英：《参事官下乡》，见光明半月刊编：《东北作家近作集》，上海：光明半月刊社，1936年，第152页。 可以想见，李辉英的回答都是义正言辞的否定，不过我们更应当关注的则是否定的逻辑。在笔者看来，此时的作家经过艰苦的思考，从乡土与社群的内在精神纽带出发，构筑了一种类似于以赛亚·柏林所言的“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力量，⑥ 内森·嘉德尔斯：《两种民族主义概念——以赛亚·柏林访谈录》，陆建德译，见资中筠等：《万象译事》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4、261页。有效破除了“文明”“进步”抑或“国民性”的阐释陷阱，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而有关于此的讨论，正是学界亟待开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