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时发展”：1926年—1928年蒋介石对滇川黔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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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时发展”：1926年—1928年蒋介石对滇川黔的策略研究
段金生

摘 要：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曾计划借川黔力量牵制滇唐对北伐的干预；蒋介石虽知诸实力派与其之接触系投机行为，但仍对他们表示笼络。唐继尧执掌滇政之时，蒋介石视云南为敌对力量，二六政变后则逐渐调整了对滇政策。宁汉对峙时期，蒋介石对滇川黔地方实力派多予怀柔，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亦在宁汉之间选择支持蒋介石。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对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主要仍实行怀柔之策，但其间亦根据形势变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三省政局走向，但并未触动三省政治之根本核心。滇川黔三省地方实力派并无角逐中央政治的欲望，对南京政府主要采取“观望”或象征性的拥护策略。蒋介石与滇川黔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平衡，但伴随形势发展变化，这种脆弱的关系极易破碎。基于政治现实利益形成的暂时平衡关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最易裂变，成为民国时期“非常态”社会场景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常态”景象。

关键词：北伐； 宁汉； 蒋介石； 地方实力派； 滇川黔

1926年—1928年是民国政局演变的重要转折时期，一度在南北政争中以“西南”团体力量角逐全国的滇川黔地方实力派经过复杂的更替，逐渐向省域势力转变。① 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自国民党发展成为取代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力主体后，蒋介石因其掌握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国民党的权势结构中占据着关键角色。经过激烈的权势与军事博弈，蒋介石虽然没能取得国民党唯一领袖的地位，但事实上居于国民党权势格局的中心位置。胡汉民、汪精卫与其之不断的合作与分离，正是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权势博弈关键人物的表现之一。蒋介石的政治视野是以获得并巩固唯一最高领导人的目标而进行的，其政治及军事权势博弈则是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由于“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制中一个十分幽微而又突显的政治现象”，是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②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17页。在国民党高层派系相互不断颉颃掣肘之下，自易形成多种可见或不可见的边缘区域，滇川黔诸省正属这种阈限区域。

自北伐开始后，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如何处理与滇川黔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透视出其对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政策及利益考量。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蒋介石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的研究颇多，尤其是关于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地区后蒋介石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政策、抗战全面爆发时期蒋介石与四川政潮、蒋介石与龙云关系等专题的研究颇为深入。① 较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年；汪朝光：《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等。此处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但既有研究对1929年之前蒋介石与滇川黔地方实力派彼此之间的政治考量与策略运用等问题，仍缺乏较全面的探讨。本文试对1926年—1928年间蒋介石对滇川黔的政治考量，三省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抉择，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过程展开探讨。这一时期蒋介石与滇川黔地方实力派彼此互动的过程，其影响及于蒋介石统合全国政治的具体策略运用、西南区域政治秩序的重构等，对理解编遣会议之后蒋介石与滇川黔地方实力派关系变化的前后经纬，乃至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等复杂面相颇有裨益。

一、北伐时期蒋介石对滇川黔形势的认识
由于地理、政治、历史诸因素，北洋势力在西南诸省较为薄弱，西南诸省多为地方实力派所实际控制。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包括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时期，滇川黔诸省长期是国民党与北洋军阀博弈时争取甚至引为依恃的重要力量。唐继尧、熊克武等实力派在政治上都曾与孙中山进行合作，双方发生过密切关系。不过，滇川黔诸省实力派并非国民党的真正“信徒”或实际掌握的力量，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利益的权衡。在国民党与北洋势力长期斗争过程中，西南诸省地方势力居渔翁之位，一度发展成为双方之外能够“独树一帜”的影响时局的重要军政力量，时人谓之为“西南”团体。在滇川黔三省中，云南唐继尧常以“东大陆主人”自居，时有争雄全国之政治欲望，其军事、政治行动，影响着川黔的政治形态；加以驻粤滇军的存在，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成为国民党北伐决策时不得不思考的政治因素。

国民党党内高层对于北伐的态度十分复杂，作为国民党军事领域重要领导人的蒋介石，其对北伐这一关系国民党未来政治空间的行动不得不做周全思考。1926年1月11日，蒋介石对北伐战略进行了思考：“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问中原为上乎？其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再问中原乎，殊难定也。”② 《蒋介石日记》，1926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件，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此文献以下不再标注具体信息。此处之“西南”，所指为北洋时期形成的“西南”团体，主要就是滇川黔桂等地方实力派，表现了蒋介石在北伐战略选择上对滇川黔三省之作用是有所考虑的。不过，此时广东政局动荡，正处于新陈代谢的过程。③ 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身处广东政局中心的蒋介石面临诸多难题。他在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深思广东政局，甚难处理，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之间亦难调理，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也。”④ 《蒋介石日记》，1926年4月11日。直到10月，蒋介石仍认为“政治复杂，困难已达极点，令人不能处置也”。⑤ 《蒋介石日记》，1926年10月1日。

是时，滇川黔三省内部也正经历着复杂的新老更替过程，政治权势结构正在重组，与广东国民政府既非盟友，亦非首要敌人，双方关系若即若离，居于相互观望形态。不过，伴随国民党北伐首战告捷，北伐军进军顺利，如何对待西南各省实力派以稳定西南区域局势，蒋介石对此不得不慎重考虑。而滇川黔各省实力派看到北伐军进展顺利，其态度则开始发生变化。

北洋时代的滇川黔三省，川黔政局受云南牵制甚大。云南唐继尧势力较为强大，与国民党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因驻粤滇军问题，此时双方直接矛盾突出。早在1926年4月30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提请研讨北伐计划时，分析了当时国内时局，就认为中国当时的势力均衡状态已有所改变，而英日两国可能支持吴佩孚，使其进攻广东，云南唐继尧亦将接受外援以出兵阻挠北伐；国民党的策略应是“谋取冯玉祥之合作，劝其退至西北，联合山西阎锡山之晋军，以牵制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向南伸张。同时，争取贵州及四川之地方部队，用以防止唐继尧之阻挠北伐”。①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四），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387页。此时，蒋介石计划以川黔力量牵制滇唐对北伐的干预。8月5日，蒋介石与李仲公专门讨论滇川黔相关事宜。②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印，1974年，第335页。从其后的发展来看，8月的讨论并未改变蒋介石在4月底对滇川黔政局的总体考量。

北伐开始不久，国民党派遣吕超与四川地方势力接触，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吕超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称：“超（吕超，引者注）元日过万（应指万县，引者注），当与杨军长子惠（指杨森，引者注）晤商。铣日抵渝，刻正与甫澄（刘湘，引者注）、德祥（赖心辉，引者注）商洽一切。旬内拟赴省，与邓、田、刘各军长晤商。现在各军颇有觉悟。”③ 《吕超致蒋介石报告入川与各军接洽情况电》（1926年8月19日），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4页。8月19日，吕超还向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成勋诸人提出解决川局的建议：其一，统一全省军政财政，具体是废除防区制度、缩减军费、减轻人民负担、实行反奉战争、禁止私造武器及劣币；其二，服从国民政府决议，违者以反革命论；其三，各军长自行整理内部，并在一个月内亲自到达重庆进行协调；其四，“实行总理遗嘱，建设党务的新四川”。表示“诸兄关怀党国，川事亟待提携，如荷赞同，弟当静候驾临，追随于后，如有先行商决之处，弟亦不难早日西上，面聆教益”。④ 《吕超致邓、田、刘说明解决川局原则电》（1926年8月19日），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295页。可以观察出，吕超与川军各派力量进行了较密切的接触，并且各实力派都对国民党表现出了较友好的态度，政治上日益向北伐军倾斜，故其才能提出上述建议。当然，川军各派的这种态度并非真心，而是形势使然。此前，川军刘湘、赖心辉等在8月13日就联名发出讨伐吴佩孚的宣言，否认北京政府的一切措施，实际上是看到四川见重于南北双方，企图在南北之间搞“地方自治”，故宣布“惟有本自决之精神”及“南北一家”的理念，共建“独立自由之国家”；在9月初，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形势突变，川军各将领“派赴武汉接洽党军之代表，纷纷搭轮东下”，与北伐军接触，请求给予国民革命军名义。⑤ 雷云仙：《北伐胜利声中川军易帜经过》，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39—40页。

在1926年11月12日，蒋介石接见了川黔两省各实力派所派之代表，“均为向国民革命军输诚，请予以加委者”。⑥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42页。其实，蒋介石内心对川黔政局颇多不满，在11月15日表示：“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棼乱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⑦ 《蒋介石日记》，1926年11月15日。1926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四川及贵州之刘、杨、袁、周及其部下皆私来通款，思谋独立。二星期来，均是如此纷忙。山阴道上，几应接不暇。可叹可恨可怜又可笑也。”⑧ 《蒋介石日记》，1926年11月23日。然而，出于对北伐大局的考虑，蒋介石对川黔势力也积极笼络。在10、11月，先后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在11月27日，还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以刘湘任主席。川军另外两大实力派邓锡侯与田颂尧，在观察形势后，也要求委任为国民革命军军长。12月1日，蒋介石在给陈铭枢的电文中，就邓、田二人的安置问题称：“四川情形复杂，三刘与杨、赖，皆已委为军长”，现“邓、田要求军长名义”，当时因“未得四川特务委员会通过”，故不能擅自委任，现“特务委员会既不坚持反对”，则可“由武昌行营委令”。① 《蒋介石致陈铭枢商委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电》（1926年12月1日），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299—300页。同一时期，委任贵州周西成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川黔地方实力派投向国民革命军，其实是在国民党与北洋系之间斗争形势逐渐明朗后的政治选择；而国民党此时亦需各实力派投诚以尽快瓦解北方势力，也自然要接受各实力派的示好。

对于云南，蒋介石则仍坚持此前之考虑。11月30日，蒋在分析时局时认为：“一、奉天，二、孙传芳，三、吴佩孚，四、陈仪，五［、］陈调元，六、阎锡三［山］，七、河南，八、云南……以上为敌方。”② 《蒋介石日记》，1926年11月30日。唐继尧最初并不看好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北伐开始之时，他“勾结吴（指吴佩孚，引者注）、孙（指孙传芳，引者注）两逆，实欲出兵以蹑我”，后因军心涣散，而北伐军很快攻下武汉，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才“反而静视”；但仍一面派遣由人龙及唐锡畴联合杨森、袁祖铭，一面派钟翠亭往日本购械，以“暗中准备”应付时局。③ 《云南现状报告》（1927年2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2。唐继尧此举，在蒋介石的视野中，自属敌人之列。

对于北伐开始后的川局，1926年吴玉章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就观察到：四川内部有速成系、保定系等诸多派系，然“此种派别均为一时势利之结合，可以随各个人当时之利害关系朝合夕变”；各个将领都企图扩张个人势力，而其部下亦效尤，“故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在革命潮流高涨，“广东政府势力向外发展和吴佩孚势力失坠之时”，一定有大群投机军人倒向国民党。④ 《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00页。蒋介石对于与其接触的各方势力的心态十分清楚：“四川邓锡侯、田颂尧派人来要求委任，各处输诚者，惟恐不允也。革命至今已入一新时期，寄生与观望自全者，皆欲借此投机，此种兴我恨我以及患得患失之情形，可笑可叹。”⑤ 《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9日。四川各实力派要求委任，并不是对国民党方面的坚定支持，而系吴玉章所言的投机行为，故蒋介石谓此为“寄生与观望自全者，皆欲借此投机”。蒋介石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还写道：“四川情形复杂，代表之多，无以复加，殊令人心烦也。”⑥ 《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17日。在南北角逐剧烈的形态下，蒋介石此时并无实力直接干涉西南诸省政局，虽然知道四川诸将领与其之接触系投机行为，但仍不得不对他们表示笼络，以减轻北伐压力，同时也密切关注西南政局发展。此时，形势仍然严峻。1927年1月3日，陆荣廷亲到北京，与张作霖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其中就有联合滇川黔及陆氏本人旧部，对国民革命军进行夹攻的计划；此外，陆荣廷还派代表秘密入川进行联络。⑦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49页。虽然陆氏此举未得到各方之重视，但却从另一维度呈现了滇川黔时局的复杂性。

此时，云南唐继尧成为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重要敌人，蒋介石积极部署各种力量试图推翻唐继尧的统治。反对唐氏的驻粤滇军范石生在1927年1月18日向蒋介石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向广西黄绍竑借兵两旅讨伐唐继尧；二是接济范石生部枪炮弹药；三是国民政府每月拨给范石生部军费2万元。对于这些要求，蒋介石全部答允。⑧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1月18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1页。此时蒋介石也对贵州周西成表示笼络，其主要目标虽是为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以壮北伐声威，但直接目的则是希望利用周西成的力量来牵制云南唐继尧势力。1927年3月18日，蒋介石致电贵州周西成，称：“执事远处边陲，滇唐逼处，居不易之势，建不朽之勋。义旗既张，全神胥振，热忱毅力，洵属难能，不胜欣慰……我边疆局势严重，舍努力革命，不足图存。所冀服膺主义，致力党务，刷新政治，扶助民权，经武整军，共襄大业。党国前途，实嘉赖之。”对于蒋介石而言，笼络周西成投诚，使“革命势力真逮于边陲”，不仅是对北伐的支持，也对其防备云南势力具有积极意义。①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3月18日，第126—127页。

很快，在内外交困下，云南政局发生变动。胡若愚、龙云、李选廷、张汝骥四镇守使联合发动二六政变，唐继尧被迫下野。胡若愚、龙云等掌握地方政权，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为之转变。3月11日，蒋介石致电胡若愚“商滇局”，称已与胡氏所派代表窦子进见面，当此“艰难缔造之秋，诸职共同努力，促我党主义之实现。滇局敉平，闻尚有待，具何伟略，亟愿闻焉”。②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3月11日，第118页。在二六政变后，胡若愚等新一代地方实力派立即与蒋介石联系，表现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与选择。在双方初始接触时期，滇局尚待敉平，“具何伟略，亟愿闻焉”之语，则从另一维度说明蒋氏对云南政局尚存观察之意。

二、宁汉对峙时期蒋介石与滇川黔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伴随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权势日甚，滇川黔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多选择投向南京国民政府。4月2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联名通电，表示“欣悉政府业于巧日改建南京，逖听下风，曷胜庆忭”，此时东南大定，“重奠新都，树用中建极之宏规，定正本清源之至计，党基巩固，国本奠安，视听同新，群情翕服”，誓竭全力拥戴。③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51页。在宁汉对峙格局下，蒋介石急需各派支持，川军之表现正合其心意。此前，蒋介石就认为川黔实力派的支持对于其稳定西南诸省关系甚大；而伴随北伐发展，云南形势亦发生变化，蒋遂计划调遣川黔军队参与北伐。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专门致电刘湘、周西成，称“据确报，第四军在驻马店为奉军歼灭，第八军已退广水，我军到达荆澧后须以主力占领长岳（长沙、岳阳）”，对川黔参与北伐的部队表示寄予厚望。④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4月16日，第214页。对川黔诸地方实力派力量之运用，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

宁汉对峙形成后，滇川黔实力派成为蒋介石与武汉方面博弈的重要依恃力量。5月5日，刘湘奉蒋介石之电令出兵武汉，委任杨森为前敌总指挥，于是日率军东下。⑤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52页。蒋介石对于川军动向极为关注，在1927年5月10日的日记中专门记载：“杨森代表来言，川军各部已联合东下攻汉云。”⑥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10日。5月12日，蒋介石又写道：“四川杨、刘对汉讨伐，云南亦表示拥戴我政府，唐生智军闻已退广水，以防汉水之于张，其或防杨森东下宜昌乎？”⑦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12日。蒋认为川滇的举动是“革命基础益固，环境益日佳”的表现，其“于心稍得自慰”。因云南表示拥戴，故除了“对滇另电联络外”，还专门致电李济深，称“张发奎既绝望，则其入豫，无论胜负，终必回粤”；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时对滇应先联络，如有缓急，使桂军可全部东移也”。⑧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5月12日，第425—426页。5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各方来电讨共益多。四川杨刘，贵州周李，湖北于张，皆有表示。闻汉口现金运往湖南，恐其失败时向粤桂退却也。邓泰中应派其入滇，以后滇事切须注重也。”⑨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13日。此处，蒋介石对云南的态度由之前的观察发展到要主动派员入滇联络，这是其政治考量的结果。在5月14日，蒋介石与胡汉民联名致电唐继尧，称唐氏为“同盟老友，硕果仅存”，言“迩年以来，虽因政见所歧，致扬镳而分道。推诸爱国之志，宜殊途而同归。今幸滇省政体，业已革新，同以三民主义为标帜，吾兄大才硕望，国家柱石，谅不固执门罗主义，及时奋起，本爱乡之心，出而爱国。尚希克日命驾来宁，共图党国大计。引领西望，无任欢迎。何日命驾，并希示复，掬诚奉布，站候面教”。①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5月14日，第455页。云南已为胡若愚、龙云等实际控制，并在政治上倾向于蒋；唐继尧此时虽非云南实际控制者，但资望甚深；蒋、胡联名主动请唐氏到南京，既有借重唐氏资历、威望之考量，亦未尝不有调虎离山，避免滇局再生变化而影响西南区域稳定的政治考虑。

蒋介石对滇川黔三省政情的关注渐增，其中之重要缘由是其与武汉对峙亟需各方力量支持。5月16日，在唐生智已明确反共的情况下，蒋介石因担心吴佩孚趁机攻打武汉，除电令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展开军事行动外，还要求四川杨森、贵州李燊等部“向汉、岳进取”。②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5月16日，第459页。5月17日，因认为“各方有协以谋我之势，我方非将孙、张两逆于最短期间肃清，则以后更难应付”，故要求北伐各军积极推进；贵州周西成亦有所行动，蒋称“黔周（指周西成，引者注）时亦已出兵五师响应”。③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5月17日，第463—464页。在5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还专门致电川军各将领，对他们支持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行为进行慰勉，言川军各将领“义愤昭著，慷慨陈词，卓识宏猷，良深嘉慰”，“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表示极力笼络之意。④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56页。此时，云南因形势变化，新一代地方实力派主动与蒋联系，蒋对滇局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如此前视云南为敌人。而经过双方密切接触，云南胡若愚、龙云等在7月1日正式通告归顺国民党。⑤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册，1927年7月1日，第548页。

苏碧辉向本刊记者出示了林运娘的病历本，病历本显示：林运娘自述曾在十年前出现过无明显诱因的头晕头痛，经常晕倒。不过，医生并未给出明确的诊断，而是建议进一步检查，同时建议其尽量卧床休息。

唐继尧下台后，云南胡若愚、龙云发生军事争斗，四川刘文辉曾公开派兵支持胡若愚攻打龙云。⑦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66页。滇川黔三省政情的动荡，成为困扰蒋介石的难题之一。6月22、27日及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都提及川黔，提及原因则是两省动向会影响其军事战略的总体部署。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就这样写道：“此次讨唐，以朱培德主张最烈，胜利后以其所部驻武汉，是非妄想，或有可能。桂军非入粤即回宁，将来有湘系组织之可能，其军阀竞争，以湘与粤合而倒桂，或湘与朱合而倒桂，或粤与黔合而倒桂，皆有可成之望也。”⑧ 《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31日。蒋对贵州的关注，就是因为黔局动向将影响其对桂系的策略。当然，蒋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斗争中维持其地位，但在桂系逼宫下，他还是被迫下野了。

1928年1月5日，蒋介石决定了以后工作的主要政策：“一、先复总司令职。二、召集中央全体会议，提高党权，重申党纪。三、整理旧部，以为他军模范。四、解决对英外交，以免共产造谣。五、专心北伐，不问西南局势之变化如何，更不计较过去之恩怨。六、先求北伐之完成，再谋全国之统一。”⑨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册，1928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32—233页。蒋介石此处之西南，并非专指滇川黔区域，亦非专指以后的两广势力，应指与解决桂系问题联系紧密的相关区域，滇川黔及湘桂粤等都包含在内。蒋介石的目标是尽快完成北伐以统一全国，并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在国民党中央层面展开权力博弈是其谋略的重心。他虽言不关心西南政局的变化，但此时滇川黔政局又处于变动之中。

三、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对川局的观察与应对
四川政局变动频繁，一直存在速成系与保定系之争。1927年6月，刘文辉与刘成勋爆发冲突，刘成勋被迫下野，宣布辞去第二十三军军长职务，其控制的川康边区遂为刘文辉所取代。事实上，这一变动是四川内部速成系刘湘、赖心辉、刘成勋等人与保定系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人之间矛盾的表现。① 魏煜焜：《刘文辉吞并刘成勋之战始末》，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139、142页。杨森因与在四川活动的吴佩孚关系密切，1928年1月6日被国民政府以“纵庇吴逆佩孚在该军防地，图谋不轨”，免去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等本兼各职。在四川政局动荡之际，云南、贵州也不平静。六一四事件后，龙云、胡若愚之争斗仍然继续，川黔地方势力都先后卷入。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专门致电刘湘、赖心辉，要求他们维持滇川黔政局平稳：“滇黔川壤地毗连，谊关唇齿，建国以还，迭树勋绩，袍泽同忾，实共成之。迩来滇黔多事，乃眷西顾，殊为怅然。除业经统筹部署政务，并努力安民外，特此电达，尚望勉相维系也。”②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69、370页。此电用语虽然委婉，但实则是劝告刘湘等人不要卷入滇黔纠纷。

川省政局复杂，尤让各方关注。2月27日，旅沪川籍政治人物黄复生、卢师谛、谢持、熊克武等就川事专门发表意见，颇能表现四川政局的复杂走向：

今之施政之方，合谋全省之统一，实无他法。而统一之道，尤非迁就成一省政府之形势，便可慰情聊胜于无，而无切实办法以充实其间，则对于人民无丝毫之利益，莫如勿为。故成一省政府之形势，则不可蹈川康抚绥委员会经年不能成立之覆辙，亦必陷于若有若无，反为政府整理四川计划之累。若更不幸因此而酿成纠纷，或竟促成川省战祸，则非吾人所忍言矣。吾人惩前毖后，特提出最低限度，而确认为吾川现在不容再缓之办法（办法十四条附后），省政府成立，第一步即应施行，亦即省政府成立时，中央政府应严饬四川官吏奉行者。必如此施行有效，而后始臻民财军政之实，而后省政府之成立，乃不落于徒具形式之空谈，此则不能不希望国民政府应加注意者也。省政府委员会主席一职，在职务上关系重要，而在吾川割据情势之下，各军尤认为权力所集，足以伸己而抑人，故皆钩心斗角，极其取撄迎拒之术，吾人对此，引为深忧。欲令免除争夺及防止以主席为急于内战之工具，特一致主张，吾川省政府，绝对不得以现任军职人员充任主席。③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73页。

持以上认识者，均系川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多亲历过川省军政的复杂斗争过程。是故，对川省政情的观察十分深刻，而对如何稳定川局也有独到之见解。他们关于建立实质的统一省政府及军人不能任省主席等建议，一语道破了军人割据是川省政治复杂的根源。但此时，蒋介石并无实力真正地使中央权威贯彻于地方各省，对于川政，也只能采取调解政策。这是现实使然，也是其对西南局势持观望态度的客观原因。然而，四川地位重要而复杂，其政局稳定与否易对全局产生影响，故南京国民政府专门委托李烈钧主持，在3月1日下午召集四川民众请愿代表、在南京与上海的川籍要人、川军将领之代表28人，举行会议商讨川事。李烈钧称“现在全国隶于革命政府下者共已十六省，其中十五省均已就范，独四川至今仍然纷乱。惟四川地位与党国关系甚大，中央以不明白川中真象，设施不易，故派烈钧约集各位一此会议”，希“望尽所见，以备中央采纳，则一切纠纷，不难迎刃而解”，将围绕“川中真象”“公共意见”“制度及办法”三项进行讨论。④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75页。李烈钧的这一表态，说明国民政府虽无直接干预川省政局的实力，但对川局十分关注。

对于四川内部的激烈争端，蒋介石并无力西顾，只能采取调解政策，希望求得川局安定而缓解紧张局势。在杨森解职之后，刘湘、刘文辉又因利害各殊，冲突隐现。为此，蒋介石在2月21日专门致电二刘，称“希各自爱，早著祖鞭，而为政府释西顾之虑也”。①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册，1928年2月21日，第435—436页。蒋介石还专门派遣杜文渊在万县召开川军会议，试图调和各方分歧。但蒋介石又担心刘湘对此不满，专电要求询问刘湘态度，称若其反感，应向他“声明此为杜文渊个人行动。并令文渊回宁，另派代表赴川可也”。②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册，1928年3月14日，第515页。于此可见，蒋介石对四川的政策十分谨慎。4月23日，蒋介石一方面“电勉龙云努力主持滇政”，一方面也“电勉李仲公慎重布置川局”。③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1928年4月23日，第173页。此时内外政局复杂，蒋介石不希望各方矛盾激化，自然只能在继续观望形势的同时，在各方之间采取平衡之策。但是，蒋介石也认识到，“西南一隅，关系国家甚重也”，不能忽视对西南局势的关注。8月25、26日，蒋介石在上海与李仲公商谈西南局势，其后分别致电龙云、刘湘，表示对西南政情的态度。8月26日，蒋介石在给龙云的电文中言：“兄整军治民，滇政刷新，言念劳勋，可胜慰仰。现在北伐军事虽终，如巩固西南半壁，企图全国统一，需助正多。凡有为兄及滇害者，中当制止，望兄放手做去。所商军事、党务诸端，俟数日后回京决定。”同日，蒋介石致电刘湘称：“日来川情，正深系念。仲公归，更悉内容甚详。子惠（指杨森，引者注）果能合作亦好，中始终无成见，仍听兄主持。此时总以应付环境、维持现状，待时发展为上策。”④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8月26日，第106—107页。“总以应付环境、维持现状，待时发展为上策”之语，表现出蒋介石对云南、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慎重态度。

总体来看，在西南各实力派中，蒋介石对龙云、刘湘的态度更为重视。然而，对于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权威之外的地方实力派来说，彼此之间的相互猜疑一直存在。川政向来复杂，刘湘因私购外械，引起川省内外众多关注。刘湘计划与杨森合作攻打邓锡侯部，亦遭到郭汝栋、赖心辉反对；同时，国民政府“中央亦不准刘之计划”。在此形势下，刘湘遂以退为进，表示辞去第六路军总指挥职务，并愿意裁军。⑤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85页。对此，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挽留，在9月3日专门致电刘湘，称“我兄顺从众望，锐意裁兵，福国利民，深堪嘉许。惟川省远处西陲，军事尚未大定，我兄擘划周详，中央倚畀方殷，所云第六路总指挥一职，应俟对川有统盘计划时，再行撤销。目下希兄暂勿辞也”。对于刘湘私购军械事，蒋介石表示“整理内部，充足实力，以副中央之倚畀，殊为欣慰。请发械事，希兄以实告，必设法照办”。⑥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9月3日，第131—132页。9月19日，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致电拥护中央，蒋介石复电称“执事等拥护党国，绥抚川民，言念贤劳，至堪嘉慰”。⑦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9月19日，第158—159页。20日，又专电刘文辉，称赞刘氏“努力边陲，巩固吾疆圉，［智勇方略，允冠时贤，转弱为强，端资干济（被划去，引者注）］，忠谋尽画，仍盼时陈。［党国前途，实深利赖（被划去，引者注）］”。⑧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9月20日，第160页。上引被划去之语，对刘文辉称赞甚多，但最终划去，有可能是为避免因过于褒奖刘文辉，而引起刘氏对其四川政策的猜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彼此冲突不断，但蒋介石对诸人均表示笼络，实如其自身所言，这是川省“军事尚未大定”之下采用的平衡之策。

9月23至25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为磋商彼此妥协的条件，召开了“资中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缩军队”“组织省政府”“统一军民财政”等进行商谈。⑨ 陈书农：《川军八部同盟反对刘湘的经过》，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147页。对此，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李家钰、陈书农、黄隐、罗泽洲等通电表示质疑，称此次会议由少数人包办，“若中央为慎重川事起见，必须采纳民意”，由中央指定全川将领等一体参加；并且，他们还组成“国民革命军四川同盟军”，一致反对刘湘。面对这一情势，蒋介石仍在30日致电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人，首先称“资州会议，和衷共济，协谋川局，从此得有具体解决办法，非惟桑梓之幸，抑亦党国与民众之福”；接着话锋一转，言“惟请派外省兵入川，或将引起内战，则中央绝对不许，希诸君明察”。①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86—388页。蒋介石的电文内容说明，一方面他担心川局再次动荡，强调“中央绝对不许”之意；另一方面，蒋氏也对川省诸实力派特别隐忍，语气婉转。但如前引李烈钧之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已基本统一全国，也不能让川省一直无统一之省组织而影响国民政府中央形象，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对四川政局不得不逐步采取主动措施。

通过对川省政局的不断了解，并伴随形势发展，11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定组织四川省政府，由刘文辉、邓锡侯、向傅义、谢持、任鸿嶲、刘湘、杨森、田颂尧、黄复生、吕超、卢师谛、熊骅、卢仲琳担任省政府委员。其中，刘文辉为省主席、邓锡侯兼民政厅厅长；杨森免予查办；刘湘、杨森、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郭汝栋、胡若愚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刘湘为委员长。②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11月2日，第320页。11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整理川政令，称“政府关怀川局，无时或忘。惟治病须去其标，振衣先提其领，业经任命委员，尅日成立省政府，树统一之机关，破防区之弊制”；要求军政、民政、地方行政制度、财政、币制、教育、民团、司法各方面均需统一，“此为政府整理川政最小限度之计划”。还言，“所令各节，事在必行，不容丝毫敷衍。政府即以能否切实施行，觇该省政府之成绩，务宜励精图治，急起直追，解川民之倒悬，致川政于上理，政府有厚望焉”。从政令内容及其表述语气可以观察出，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省政府成立后能否切实推进川政统一，内心并无把握，故才有“不容丝毫敷衍”“政府有厚望”等语出现。这既是警示，亦是安抚之态。此次成立四川省政府，虽是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对川局采取的一种主动方式，但事实上他们内心也深刻地认识到川局复杂，故才有上述整理川政仅是“以至低之限度，为初步之筹维”的表态。③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2—1936）》，第390页。他们的观察及担忧很快变为现实，成立省政府并未使川局平定，反而很快就爆发了川军八部同盟军反对刘湘的战争。

四、宁汉合流后滇黔政局的变化与蒋介石的态度
宁汉合流后，云南内部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之间的争斗仍然继续，而范石生又有率部回滇之意。龙云对范部回滇甚为猜疑，曾致电蒋介石询问此事。为安龙云之心，蒋介石在9月4日复电龙云，称“中央决无调范部回滇之事，如他方或有此意，中央必设法制止，希兄勿虑”。④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9月4日，第133—134页。此时，龙云为取得中央支持，也积极配合蒋介石，还专门派遣周钟岳到南京争取支持。9月23日，周氏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对周“意甚殷勤，谓诸事皆可商办”。⑤ 《周钟岳陈述会见蒋介石经过及奉商云南军事财政等情况函》（1928年9月28日），《云南档案史料》1988年第4期。而龙云在云南省内的权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对蒋介石亦较为恭顺，蒋介石很快就对龙云表示了较大的信任。

贵州当时由周西成掌权，虽然政治上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融洽。蒋曾派人面见周西成，争取其拥蒋讨桂，周氏未予理睬。⑥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页。不过，蒋介石因忙于国民党高层的派系角逐，又视贵州为贫瘠之地，于政局影响甚小，故对黔采取长期羁縻、不直接干预的策略。⑦ 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页。但在1928年秋，借黔籍将领李燊决定率师回黔之机，蒋决定以此制约周氏。李燊本为袁祖铭部所属第五师师长，到湖北后被蒋介石委为暂编第七军军长，后改为四十三军。蒋介石原计划将其先安排驻扎湖北，然后再调华北，以此牵制桂系。而李燊在袁祖铭死后，深感孤军在外难免受人宰割，计划返黔并争夺贵州省权，遂通过何应钦、王伯群向蒋氏进言：“周西成割据贵州，背叛党国”，希中央给予明令讨伐，“如能打倒周西成，则使中央政令能达到贵州，以利党国之统一”。蒋介石通过权衡，认为此举是替换与其作梗的周西成的一个机会，遂同意“四十三军准免北调，并准补充部分器材”。事实上就是支持李燊返黔夺权。① 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87页。同时，由于周西成与龙云矛盾甚大，龙云亦决定与李燊联合倒周。在此形势下，蒋介石认为这是西南局势变化的一个转折契机，对于他与桂系争斗十分关键。

在此之前，如同处理川滇问题，蒋介石对黔政也是“待时”观察，对周西成亦多表示笼络之意。在1928年5月25日，蒋曾致电周西成、李仲公二人，“勉以庶政修明，为黔省多谋一分福利，而可以助中央多作一分建设事业也”。②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1928年5月25日，第427页。蒋介石对周西成嘉勉有加，周氏表面对蒋也表示恭顺，在蒋提出辞去各项职务时，周西成于6月11日曾致电挽留。③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1928年6月11日，第500页。13日，周西成又主动电告蒋介石，谓“已奉命派兵，助奠川局”，蒋亦复电慰勉。④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1928年6月13日，第509页。周西成在观察到蒋介石地位日固后，为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也随时将黔局报告于蒋。对此，蒋介石还在7月11日致电周氏，称“兄主持贵州军事，不必事事详商，恐道远费神，贻误戎机。凡有要事，中当负责请放手办去可也”。⑤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1928年7月11日，第624页。8月25日晚及26日早晨，蒋介石虽然在上海的医院疗养，但仍与李仲公详商西南局势。25日，为“巩固西南问题”，蒋电告周西成：“仲公归，具道兄（指周西成，引者注）治理黔疆、军民各政，成绩斐然，而于交通民生诸端，尤三致意。良深佩慰。更闻顾全邻交，与滇复好。排斥众议，巩固西南，益征（证，引者注）拥护中央之至意。现在北伐军事虽终，如解决川局，企图统一，以立我中华复兴之基。所需兄之助力正多，苟不利于兄及黔者，中当力为制止，望兄安心努力，勿为浮言所动。国家民族幸甚。”⑥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8月25日，第105—106页。9月3日，又称“希兄专力整理内治，辅佐中央，促成统一，以树革命之模范”。⑦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9月3日，第132页。蒋介石发给周西成的电文，纯属两面手腕。蒋对周早有不满，而周对此亦非不知，周对蒋借李燊之手以争夺黔政的企图心知肚明，蒋电文中让周勿为不利于周及黔政的“浮言所动”，事实上正说明了周对蒋的防范已十分明显。由于其时周、李胜负难料，蒋不愿轻易表态，是故才有此安抚之语。

由于李燊部进军不顺，为避免西南局势恶化，蒋介石在11月25日，电告李燊：“值此全国统一，训政开始，各部利害即有冲突，应陈请中央处理，何可遽出军事行动，致起黔战，影响大局”；要求所部立即停止入黔，“听候解决为要”。同时，通过刘湘电告杨森不要介入黔省之争，应“专力川省建设，勿启川黔战争为要”。⑧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11月25日，第424—425页。蒋介石虽对周西成不满，但亦不愿意黔局动荡而影响整个西南稳定。在李燊入黔受阻的情况下，蒋又担忧“西南地方不定”，在得知李部仍然继续入黔，多次要求李部“凛遵前电，迅退原防”。⑨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12月11日，第526页。蒋介石因担心西南区域政局动荡将影响全局，故不愿周、李冲突持续。李燊入黔虽系贵州省内事务，但却牵动着滇川黔各省实力派，故蒋介石对此之应对格外谨慎。在与桂系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需要西南地方势力支持，故不希望因李部入黔而引发西南不安。在12月26日，蒋介石就龙云、周西成之间的猜忌，专门致电二人，称龙云“巧皓两电，称邻省袒庇胡（胡若愚，引者注）、张（张汝骥，引者注），密谋扰滇各节。查滇黔唇齿相依，谊如兄弟。比年以来，微生嫌隙，旋复盟好。际兹川黔多事，张部（张汝骥，引者注）密迩滇境，即无他故，误会易滋。黔省方面，应即将张汝骥部调离毕节；滇省方面，亦应将调赴东防各部队撤回原防。彼此开诚相见，避免冲突。兄等深明大义，当不忍轻启衅端。中央眷顾西南连年兵燹，抚恤不遑，所望善邻守土，努力建设，以利民生，以福桑梓。查李部入黔，及此次川乱哭发，中央经分别严令查办制止。当此全国统一之际，编遣会即日开始，各方军事正图收缩，岂容一隅之争，牵误大局。中央为顾全威信，亦有相当制裁。兄等捍卫西南，拥护党国，庶能善体斯意，力尽守土之责，以副倚畀之重也。并盼即复”。①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册，1928年12月26日，第595—597页。蒋介石之语软硬兼施，事实上是担忧西南区域政局动荡而影响其统合全国的政治部署。

五、小 结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伴随北伐军事进展的顺利进行，蒋介石之地位更加突显，“革命军胜利的声浪震憾［撼］全国，虽妇人孺子亦能举蒋介石之名并附会以许多神话”，达到“不可一世”之态。②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第2册，第492、494页。不过，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尚处于重组之中，并未定型，蒋介石并不能完全左右国民党。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分析，国民党内部左、中、右派的势力仍在变化，北伐军各将领之间关系“并不能十分融洽”。③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第2册，第492、497—501页。当然，中共中央局也认识到，由于蒋介石掌握军事力量，在国民党的权力重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直到1927年1月8日，中共中央仍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各领袖间的冲突，最致死命的是汪蒋不相容”，认为“只有蒋容忍汪的公平处置，或者汪容忍蒋的专断，才能够相安无事”，否则“汪蒋冲突势不能免”。④ 《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七）》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页。中共中央的上述分析，充分凸显了蒋介石在国民党权势重组中的重要性。

蒋介石对滇川黔局势认识颇为清晰，对各实力派的政策总体上是置于其全国政略下进行考量。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虽然掌握着军事力量，但国民党高层军事、政治权力结构并未稳定。诚如蒋氏自身所言“岂容一隅之争牵动大局”，故其对滇川黔三省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总体上是按照前述建议刘湘采取“应付环境、维持现状，待时发展为上策”的方针进行。事实上，这也是他此后处理西南地区滇川黔事务的基本思路与策略。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对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主要实行怀柔的“羁縻”之策，其间他亦根据形势变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三省政治局面。在四川，蒋介石在以刘湘为代表的速成系和以刘文辉为代表的保定系之间采取平衡政策；在贵州，则对周西成使用两面手腕；对于云南，由于龙云地位的相对稳定，蒋对龙云表示了相当重视。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触动三省政治的根本核心。滇川黔三省地方实力派受限于自身实力，并无角逐中央政治的欲望，更愿“保境安土”而维护自身利益，对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采取“观望”或象征性的拥护策略。总体上，这一时期蒋介石与滇川黔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平衡，但伴随形势发展变化，这种脆弱的关系自然极易破碎。基于政治现实利益形成的暂时平衡关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最易裂变，成为民国时期“非常态”社会场景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常态”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