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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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
王 华

摘 要：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1785年—1832年间出现在北美西北海岸和中国之间的特定贸易类型，它以海獭、海豹等海洋动物毛皮为主要货品，以美国贸易商主导的跨洋运销为路径，属兴起中的国际自由贸易条件下的转口贸易。该贸易以中国市场为中心，以欧美商业资本为核心驱动力，并以资本扩张性竞争条件下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为特征，经历了初兴和发展、鼎盛、平稳衰落、迅速消亡四个阶段。其骤兴与快速发展主要是奢侈性消费影响下中国传统市场需求和近代欧美资本的世界扩张相结合所导致，其衰落则首要归因于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的资源消失。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不仅对北美西北海岸地区和各贸易参与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造成了更宏观的经济政治影响：它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最后一块关键性拼板，北美太平洋海岸、夏威夷和中国之间直通贸易线的出现，以及新三角乃至多角贸易的形成，促进了近代世界贸易新体系的构建，推动了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海洋动物毛皮； 美国对华贸易； 太平洋贸易； 近代世界贸易体系

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上半叶，贸易全球化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莫过于太平洋贸易的骤兴和发展。欧美国家在“贸易帝国主义”的驱动之下，以清帝国的庞大商业市场为中心，寻找和拓展商机，在既有的欧洲和东方海上贸易网络基础上，进而开辟出直接联通东亚（中国）和北美的北太平洋国际贸易，基本完善了近代世界贸易体系架构。与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地理和观念上的全球化、“哥伦布交换”意指的物种和人员交流的全球化、殖民扩张带来的政治全球化、传教士带来的欧美宗教／文化全球化不同，近代国际经贸网络和体系的形成是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过程，是促成现代全球整体化格局诞生的直接基础。因此，作为近代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最后一块关键拼板，欧美商业资本驱动下的太平洋国际贸易的兴起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探究的主题。

近代太平洋国际贸易在1830年代以前的兴起和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以中国市场为轴心，以对华贸易为主体，其荣衰沉浮随该市场和贸易的变化而动易。从该贸易所涉的进出口两端来看，中国外销部分无论是贸易额还是商品种类均相对较为稳定，茶、丝／丝绸、瓷器等占据主体；销入中国市场的商品贸易额则呈逐步增加态势，商品品类也变化剧烈，西洋参、毛皮、檀香木、鸦片、棉花等在不同时期大致交替出现，各自经历盛衰。作为早期跨太平洋对华贸易的重要货品，毛皮称得上是推动该贸易形成的最关键因素。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的重视度并不高，迄今只有少数论著有所论及。① 国内史学界的研究中，周湘的《清代广州与毛皮贸易》（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是最早较系统探究此问题的成果；付成双的《动物改变世界：海狸、毛皮贸易与北美开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则重点集中在北美毛皮贸易及其与北美开发、印第安人的关系等方面，对美国对华毛皮贸易主题涉及不深。两者在对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定位、特点归纳和对其影响的全面性分析方面，还存有较大的补充和提升空间。国外学者对毛皮贸易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绝大多数以北美毛皮贸易为研究对象，专论对华毛皮贸易的不多，从中美太平洋贸易视角进行论述的就更少见。詹姆斯·R.吉布森的《海獭皮、波士顿商船和中国货》（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2）主要集中于海獭皮贸易，对海豹皮贸易情况涉及较少，并且在毛皮采集区域的设定上也重点关注哥伦比亚河以北地区，对加利福尼亚等南部海岸地区基本不涉及。埃里克·J.多林的《毛皮、财富和帝国》（Eric Jay Dolin，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2010）虽是一部通俗性史著，却比较严谨，对该问题有篇章论述。作为西北部毛皮贸易研究的拓荒者，弗雷德里克·W.霍维在20世纪20—40年代发表了十余篇相关论文。罗宾·费舍尔的《接触与冲突》（Robin Fisher，Contact and Conflict：Indian-European Relations in British Columbia，1774－1890，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77）是最早的有关北美印第安人和毛皮贸易的专论著作之一，其中对西北部对华毛皮贸易有简略而集中的章节，但由于在资料掌握方面不够全面深入，所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缺陷。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毛皮贸易的学术论文大量涌现，但基本偏重某个特定视角或具体问题，与本文立意和结构内容不同。本文欲对1785年—1832年间北太平洋地区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概况进行梳理，辨清其兴衰、特点、原因和意义。鉴于美国人在大部分时段中主宰了该贸易，且跨太平洋对华贸易的主导权也在此周期内渐趋向美国转移的历史事实，文章集中定位在美国早期对华贸易这一背景框架之下论述。

一、跨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初兴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近代北美毛皮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国际分销体系的一个分支形态，特指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上半叶北美太平洋海岸（广义上的西北海岸，北起阿拉斯加，南到加利福尼亚）与中国（广州）之间的动物毛皮跨域运销活动。就贸易的品类而言，主要是西北海岸出产的海洋动物毛皮，包括海獭皮和海豹皮。②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的海豹是泛指粗毛海豹，包括海豹、海狮、海狗等在内。就贸易的形态而言，在路线上表现为跨越大洋（主要是太平洋）和洲域（北美、亚洲为主，间或包括欧洲）的长途购／捕、运、销，并间以三角甚或多角贸易，广州所代表的中国市场是毛皮的集中销售地。该贸易发生于欧洲重商主义衰落和国际自由贸易兴起的大背景下，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在基本特征上，呈现明显的中国市场导向、欧美贸易商主导、资本投机以及激烈的贸易垄断权争夺倾向，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扩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内容。北美与欧洲间的毛皮贸易早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伴随着北美殖民的进程起步，17世纪后持续繁荣了三个多个世纪，对北美的经济和殖民开发以及欧洲的市场繁荣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北美毛皮贸易的分支类型，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出现较晚，却意义显著。这主要得益于三个关键性条件的具备：中国市场对毛皮的巨大需求和高利润率；西北海岸海洋动物毛皮资源的商业性开发；太平洋探险的完成和海路的开辟。

中国庞大的皮货需求市场和高利润率，为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明清以降，中国对外贸易整体呈现出口大于进口的特征，对外来贸易品的需求多集中在不能自产或自产数量有限的奢侈品原料。工业资本主义初兴及之前，欧洲能够提供给中国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品类有限，对华贸易基本以原材料销售为主。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广州贸易的进口品类主要是金属、毛皮、贵重木材、象牙、西洋参、白银等。嘉道年间，鸦片、棉花和棉毛纺织品等的比重才明显上升。因此，对西方贸易商而言，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市场的贸易商品，打开这个庞大的市场，平弥双方进出口贸易上的严重失衡，始终是首要问题。奢侈品消费市场就是这一时期留给他们的有限的贸易空间之一。毛皮作为中国社会传统的奢侈生活品类，市场需求持久不衰，也因此孕育了巨大的商机。清初，随着统治者放宽对毛皮使用的禁制，“尚裘之风”迅速兴起。以北京为中心，官民都以穿戴毛皮制品为时尚。继之，气候温暖的南方也受此风熏染。“自顺治以来，南方亦以皮裘御冬，袍服花素缎绒价遂贱”，康熙年间吴下“暖帽复尚海鹿皮”。① 此处之海鹿皮疑即海獭皮。叶梦珠：《阅世编》，来新夏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4、201页。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员安德逊也曾亲见广州毛皮服饰分布之盛。② 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费振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5页。毛皮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价格因此高居不下。不仅如此，拥有高等毛皮及制品与否，拥有数量之多寡，亦成为官民公开或私下显示身份地位的手段，以乾嘉朝尤甚。“各地的中国人都对奢侈品情有独钟，有理由相信，他们会竭尽所能去购买奢侈品”。③ Gary G.Hamilton，Chinese Consumption of Foreign Commodities：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2，No.6，1977，p.887.“尚裘之风”的流行，并非仅在于毛皮的舒适、“实用”，恰恰是因为它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用”。它是一种典型的奢侈品，高昂的成本带来的高价值限定了使用人群的狭窄，礼制对特定毛皮的等级分类和使用特权限制更赋予它们等级化的社会属性。优质毛皮及制品由此成为高等级阶层或所谓“上流社会”的专有品，被赋以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它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宣示着拥有者和穿着者社会身份之“贵”与“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皮消费成为一种“炫耀”。由于元狐、貂等毛皮制品在规制上受到严限，为避免因僭越惹来的麻烦，一般官富就从未列入规制名录的毛皮身上打主意，经由中俄恰克图贸易流入的外来高档海洋动物毛皮就成了他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康熙朝以来，俄罗斯享受藩国贸易待遇，在北京设馆并享贸易权，主要以官方商队形式来华贸易，毛皮就是当时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品类，海獭皮和海豹皮已在贸易之列。④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京师已开始崇尚海龙皮（海獭皮），见叶梦珠：《阅世编》，第200页。康熙末年，意大利神父马国贤曾见北京城的权贵“下雪的时候，他们还套一件海豹皮的长斗篷”，见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4页。1728年，中俄开辟三处边境贸易点，恰克图因地理上的便利，渐于1750年代后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集散地。毛皮是该市场上最大宗的货物，即便英国等欧洲国家也会将部分从欧洲市场运出的毛皮（其中就包括从北美运销到欧洲的毛皮）通过恰克图销进中国。俄国从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地区得到的海獭皮、海豹皮，也是经由恰克图运销中国。⑤ William J.Barger，New Players at the Table：How Americans Came to Dominate Early Trade in the North Pacific，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Vol.90，No.3，2008，pp.231－233.西北海岸海洋动物毛皮的开发，最先要归功于俄国人。早在1741年，俄国人白令在探险中，于亚洲东北太平洋岸的一个小岛上宰杀了一批海獭。第二年，这些海獭皮被售往中国，获利颇丰。由此，中国市场对海獭皮的庞大需求和蕴含的巨大利润商机被发掘出来，1742年也因此成为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纪元年。进而，1743年—1800年间，俄国毛皮商先后进入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猎捕的对象也从海獭扩展到海豹和陆地上的狐狸、河狸等。1790年代以后，他们还在阿拉斯加建立定居点，作为其从事北美西北部毛皮贸易的基地。18世纪末，俄美公司成立，集中经营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⑥ Kent G.Lightfoot，Russian Colonization：The Implications of Mercantile Colonial Practices in the North Pacific，Historical Archaeology，Vol.37，No.4，2003，pp.14－28；James R.Gibson，Russian Expansion in Siberia and America，Geographical Review，Vol.70，No.2，1980，pp.127－136.1790年代之前俄国人销往中国的海洋动物毛皮是通过陆路贸易。经由恰克图贸易，海獭皮和海豹皮成了中国市场广为接受的毛皮新品类，分别名为海龙皮和海虎皮。海獭皮因质量优良，更被视为高档毛皮。“海龙皮：每张比貂皮一张”。⑦ 梁廷枏等纂：《粤海关志》卷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76页。嘉庆后，海獭皮被宫廷选为贡品，内务府皮库常备，进入《大清会典》“舆服”统计，皇帝、皇子“冬吉服冠，有海龙，有薰貂，有紫貂，惟其时”。① 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七一、七三，光绪重修本。除专供宫廷外，海獭皮也有少量在市场出售。至于海豹皮，虽因质量略逊而不为宫廷所重，但仍比较珍贵，价格不菲，是达官富人的青睐品，市场分布很广泛。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俄国人不仅最早开发了西北海岸的海洋动物毛皮资源，并且在介绍给中国市场方面功不可没。② 1728年，俄商队在京贸易的货品中有“勘察加海龙皮”的记载（《俄国商队在北京的账簿（一七二七～一七二八）》，见张维华：《晚学斋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453、457页）。乾嘉时期对海獭皮、海豹皮来源的记载中，基本都言及其出自俄罗斯国。然而，官富对皮货的狂热追求，致使毛皮价格暴增，外来毛皮市场迅速拓宽，恰克图毛皮贸易的有限性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上升的需求。到1780年代，这一高利润市场终于向欧美商人主导的国际贸易市场敞开大门。中国市场自行培养出的不可估量的毛皮贸易潜力，为北美海洋动物毛皮的新贸易形态提供了市场可能性。正在此时，库克船队来到广州。偶然发生的一次高利润的海獭皮交易，彻底改变了对华毛皮贸易的历史。

太平洋探险和海路的开辟，为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实现提供了贸易路径，并成为贸易兴起的直接诱因。近代以来国际贸易之兴起，无疑直接得益于全球海洋航路的开辟。自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以来，欧洲各国探险者接踵踏入广袤的海洋，探寻“未知”的大陆和航道，太平洋探险遂成为17—19世纪最壮丽的“大航海”篇章。18世纪中叶始，对纵贯太平洋南北的航路探险和对北太平洋地区的勘探成为主要内容。詹姆斯·库克船长不仅“发现”了澳大利亚，让夏威夷等一些中、南太平洋岛屿为世人所知，而且还北上探寻“西北通道”：经俄勒冈海岸、温哥华岛，到达阿拉斯加海岸的阿留申群岛，又进而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抵达冰封线后转而向西南航行，沿亚洲海岸一侧返回太平洋。③James Cook，The Journals，selected and edited by Philip Edwards，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3.1779年，库克船队在克拉克和詹姆斯·金的率领下返程，在经停广州后，于1780年返回英国。库克船队的这次航行，最终将业经其他探险先行者、贸易商初步开拓出的纵横跨越太平洋的航路确定了下来，太平洋东北海岸和西北海岸从此进入西方人的视野。随着1784年库克和金的航海日记的出版，欧美世界对该航路及北美西北海岸广为知晓。④ J.N.Bowman，Cook's Place in Northwest History，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1，No.3，1907，pp.113－121；William J.Barger，New Players at the Table：How Americans Came to Dominate Early Trade in the North Pacific.

不仅如此，库克和金的日记还让欧洲和美国同时捕捉到了北美西北海岸蕴藏的毛皮贸易商机，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也就此开端。1778年3月—6月间，库克船队在温哥华岛、阿拉斯加海岸和阿留申群岛多次与印第安人实物贸易，以低廉的成本换取到约1 500张毛皮，并发现海獭皮是其中价值最高的。⑤ James Cook，The Journals，pp.540，542，546－547，551－552，559；John Ledyard，AJournal of Captain Cook's Last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and in Quest of a North-West Passage Between Asia＆America，Performed in the Years1776，1777，1778，and 1779（因篇名太长，后作部分省略），Hartford，CT：Nathaniel Batten，1783，p.70.10月12日，在与勘察加半岛的俄国毛皮商的接触中，库克得知一张海獭皮在当地的收购价高达80卢布。⑥James Cook，The Journals，p.585.1779年12月底，金在广州以每张40元⑦ 本文所论“元”，除个别注明外，均指西班牙银元。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Business History，Vol.7，No.1，1965，pp.34－56.的价格售出20张海獭皮。接下来的几天，毛皮售价急剧攀升，其中一个船员的几张优质海獭皮竟卖出了每张120元的高价。⑧James Cook and James King，The Voyages of Captain James Cook，Vol.2，London：William Smith，1842，pp.529－532.1784年，库克和金的日记在欧洲和美国出版，几乎在两地同时促发投身北美西北部毛皮贸易的热潮。库克在日记中特别提及加拿大西海岸的动物毛皮，说它们“的确要比任何我们已知的其他皮货都要柔软，质量更佳。北美大陆的这个部分蕴藏着如此有价值的一类商品，其发现当不会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金也写道：“在我看来，从美洲西海岸航行中可能获取到的利益，从商业视角来理解，足以引起公众舆论的相当重视。”①James Cook and James King，The Voyages of Captain James Cook，Vol.2，pp.273，532.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库克和金的日记引发商界的骚动。1785年初，英属东印度公司授权几艘英国贸易船开始从事西北海岸毛皮贸易，更多的英国船只则绕过东印度公司，冒他国船只的名义参与到贸易中。到1788年初，已有近十艘英国船投身于该项贸易。② 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299.法王路易十六派出拉佩罗斯赴太平洋探险，由此拉动个别法国商人介入太平洋商务活动。③ Donald Jacson，Ledyard and Lapérouse：A Contrast in Northwestern Exploration，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 y，Vol.9，No.4，1978，pp.499－507.美国商人是另一群积极的参与者，对于他们的介入，就得先从利雅德的活动说起。

约翰·利雅德出生在康涅狄格，1776年加入库克船队，并随船队参加了第三次太平洋探险，因此对北美西北海岸的海獭皮贸易和广州的市场需求情况有直观的了解。1783年，利雅德在费城出版了自己的航海日记，最早将海獭皮贸易的巨大商业前景介绍给了美国人。他日记中“以不到六便士购入的毛皮在中国售出了100元高价”等描述，④ John Ledyard，A Journal of Captain Cook's Last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p.70；Donald Jacson，Ledyard and Lapérouse：A Contrast in Northwestern Exploration.引发了新英格兰商界的关注。利雅德本人在勘察加与俄国毛皮商人的接触经历，使其对西北海岸与中国间的毛皮贸易前景极为看好，并萌生了从事该贸易的念头。为此，他设法说动费城大亨罗伯特·莫里斯支持他进行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⑤ Francis Wharton，ed.，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Vol.6，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9，p.735.此时正值美国新独立，对西印度群岛贸易中断，对欧贸易也受挫，国内商业资本失去了投资对象，传统贸易货源也被切断。寻找和开辟新的对华贸易内容和形态，成了美国商人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利雅德的游说让莫里斯等人看到了直接从事对华贸易的新商机。不过，令利雅德失望的是，莫里斯对开辟对华贸易的热情远大于他对西北海岸毛皮的关注。1784年2月22日，莫里斯等人投资的“中国皇后号”从纽约直赴中国，不仅西北海岸和毛皮没有被列入目标，利雅德本人也被排除了。失望之余，利雅德转而奔赴法国，在巴黎会晤了托马斯·杰斐逊，寻求支持和帮助。尽管杰斐逊的帮忙并没有给利雅德带来新的机会，却对今后几十年美国太平洋扩张意识和战略的形成带来了直接的影响。⑥ Paul L.Ford，ed.，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Vol.VII，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5，p.373，in Magdalen Coughlin，Commerci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Interest in the Opening Pacific，1789－1829，California Historical Quarterly，Vol.50，No.1，1971，p.18.利雅德还在巴黎说动美国人约翰·保罗·琼斯支持他的毛皮贸易计划，却终因英国人业已开始投身此贸易、“中国皇后号”成功开辟了对华贸易、西班牙宣布占有整个美洲西海岸以及资金短缺而流产。⑦ Eric Jay Dolin，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pp.145－146；Donald Davie，John Ledyard：The American Traveler and His Sentimental Journeys，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4，No.1，1970，pp.57－70；Jared Sparks，The Life of John Ledyard，the American Traveler：Comprising Selections from His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reviewed work，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27，No.61，1828，pp.362－364.而此时，西北海岸和中国广州之间的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已经开始运行了。

英国人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真正奠基者，最早完成西北海岸毛皮对华海运贸易的是英国商人詹姆斯·汉纳。1785年，他驾驶“哈蒙号”帆船（后更名“海獭号”），在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努特卡湾收集了560张毛皮，于次年销至广州，总售价在2.06万元—2.4万元之间。⑧Captain George Dixon，A Voyage Round the World，London：Geo.Goulding，1789，pp.315－316.1786年，英国已经有8艘船在专门从事该贸易。⑨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Kingston，Ontario：The Limestone Press，1973，pp.4－5.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成为西北海岸至广州之间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主力。紧随英国人之后，美国商人也迅速介入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国皇后号”的中国之行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也初步奠定了美国对华毛皮贸易的路线之一。1785年—1787年间，美国运销中国市场的最主要货品是西洋参。但西洋参的市场需求有限，美国商人的倾销很快导致市场饱和，价格大幅下跌。在此情况下，美国商人开始转向毛皮贸易。波士顿商人约瑟夫·巴瑞尔从库克日记中捕捉到对华毛皮贸易的巨大利润商机。1787年，他与其他几个商人联合出资5万美元，购置两艘商船，命名为“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女士号”，分别由约翰·肯德里克和罗伯特·格雷指挥，远赴西北海岸从事海洋毛皮贸易。①Katherine H.Griffin and Peter Drummey，Manuscripts on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at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Third Series，Vol.100，1988，p.129；Donald D.Johnson，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Policies，1784－1899，Westport，Connecticut：Praeger Publishers，1995，p.25.两艘船于9月底从波士顿出发，1788年初绕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北上。1788年8月14日，“华盛顿女士号”率先在俄勒冈海岸从印第安人手中换得第一批海獭皮。9月中旬，它抵达温哥华岛，与后至的“哥伦比亚号”会合。次年春夏间，肯德里克一行留滞努特卡湾贸易，“华盛顿女士号”则继续北上，在夏洛特皇后群岛和温哥华岛之间的海岸上搜集海獭皮，收获颇丰。②Eric Jay Dolin，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p.150.1789年6月，肯德里克和格雷结束毛皮搜集，两人交换了船只指挥权。肯德里克指挥“华盛顿女士号”前往广州交易，从此再没回到波士顿，船只也被他转卖。格雷则带领“哥伦比亚号”先取道夏威夷补充给养，后继续航行抵达广州。他带来的海獭毛皮卖了21 404.71元，刨去成本之后，用剩余利润购置了2.2万磅茶叶。③S.E.Morison，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1783－1860，Cambridge，MA：Riverside Press，1961，pp.43－44.在返回美国时，格雷选择了绕道好望角横穿大西洋的路线，在1790年8月回到波士顿。由此，格雷不仅最先开拓了美国对华毛皮贸易，而且成为完成环球航海的第一个美国人。他辟出的这条贸易线路，也成为此后许多美国商人的选择。至此，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全面开始。

二、早期竞争与美国夺取贸易的主导权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所具有的高利润回报率特征，导致它从兴起伊始就进入多国竞争的状态，俄、英、法和美是最主要的四个竞争者。就竞争过程来说，历经从俄国的陆路毛皮贸易主导向陆、海贸易并行、从英国人短暂主导向美国人实现垄断两个方面的演变。

新开辟的从太平洋东北部直通中国广州的毛皮贸易路线，打破了俄国人在对华毛皮贸易上的垄断。1785年之前，恰克图通市几乎是中国外运毛皮的唯一来源。然而，恰克图贸易并不稳定，1728年—1792年间，恰克图曾遭闭市12次，合计15年之久。④ 王少平：《买卖城——恰克图贸易停复原因初探》，《中俄关系问题》1988年第26期，第27—33页。库克船队在广州毛皮销售中遇到的高价，正是1778年闭市引起的货源紧张所致。1785年的闭市更长达近7年，直接引发了中国毛皮供应趋紧，从而为西北海岸海洋动物毛皮的海运进入提供了契机。俄国人的优势不仅在于陆路通商，作为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不仅最早占据了阿拉斯加地区的海洋动物毛皮资源，而且在毛皮搜集方面经验丰富，养成了阿拉斯加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意识，并在勘察加人和阿留申人当中训练出一批猎捕者。这保证了俄国人即便在美商牢牢把控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时期，依然可凭借捕猎优势在货源供给上占有一隅之地。然而，航海能力的不足，可用于与印第安人交换毛皮的物资的不足，缺乏政府的帮助，以及清政府禁止其广州通商等因素，大大制约了俄国人在参与海洋运输方面的可能性，成为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迅速被欧美商人垄断的关键原因。在整个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时期，俄国人不得不主要依赖恰克图贸易向中国输入毛皮。① 俄美公司曾试图通过海路将毛皮售入广州市场，遭到中国官方的拒绝。梁廷枏等纂：《粤海关志》卷二四，第1763—1769页。与此同时，欧美商人控制的跨洋毛皮贸易更是一片繁荣，甚至俄美公司等俄国大毛皮贸易商也不得不将所收集到的海洋动物毛皮就地转卖给欧美商人。②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p.5.

在一定意义上，跨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发生可以被视为英国北美毛皮贸易和对华贸易的自然延伸。就贸易的参与者言，投身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英国商人很多都具有北美毛皮贸易（北美—欧洲之间的跨大西洋毛皮贸易）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北美陆地毛皮贸易在地域上由东向西扩展的结果；就贸易的路线而言，当然并非大陆毛皮贸易路线的延伸，而是以中国这一终端市场为中点，向北太平洋上的单一性延长。因此，英国的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欧洲—北美和欧洲—中国之间传统贸易结构的附生部分，是为增利目的随机补充进的品类，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并且极其单一，甚至没有与其他贸易线路联通实现贸易互动，在英国对华整体贸易中的影响比较小。这也成为限制英国在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大幅扩展规模的重要原因。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特征则是导致其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发展受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18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了经好望角的东西方贸易，整个美洲西海岸的贸易则由南海公司独占。对这两个公司来说，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规模还太小，无法与其他传统贸易相比。加之其他原因的影响，两公司都没有大规模直接从事该贸易的动力。1785年以来参与该贸易的基本以英国小贸易商（散商）为主。因为对华海洋动物毛皮正好兼跨两公司的垄断性业务，如要以正常贸易形态进行，其他英商的参与必须经过两个公司的允许（获颁许可证）。向两公司上交不菲的费用，遭其盘剥，则是获得贸易许可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在销售环节，毛皮贸易商只能按照东印度公司的定价将货物在广州市场售出，通常会比市场价低20%左右。而且，东印度公司还不许这些船只从广州装运货物出口。即便得到了允许，公司也要从中收取每吨11英镑—12英镑的费用。③ 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25；Paul C.Philips，The Fur Trade，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1，p.42.为此，英国的毛皮贸易散商竭尽所能规避控制，悬挂他国旗帜是最常见的手段。1788年—1789年，英商约翰·米尔斯先后向西北海岸派出两艘毛皮贸易船，都未悬挂英国旗，而是注册在了葡萄牙公司的名下。④ David Lavender，Land of Giants，the Dive to the Pacific Northwest，1750－1950，Garden City，N.Y.：Doubleday＆Company，1958，p.27；F.W.Howay，A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pp.7－8.据统计，这一时期悬挂葡萄牙旗帜的毛皮贸易船几乎都是英国的。⑤ 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Report of the Annual Meeting，111，1932，p.7.同年，查尔斯·W.巴克利也将其“帝国之鹰号”商船注册在奥地利东印度公司名下，但在到达广州后被英属东印度公司发觉并驱逐。1790年和1806年，有三艘英国船分别悬挂丹麦旗和美国旗。⑥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1791年，科克斯将自己的船挂上瑞典旗，还改了个瑞典船名。⑦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pp.7，11.还有一些船只采用在一家公司取得许可，而逃避另一家公司抓捕的方式。⑧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后来的发展证实，正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垄断，成为英国最终失去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主导权的最大因素。⑨William J.Barger，New Players at the Table：How Americans Came to Dominate Early Trade in the North Pacific.

从1785年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兴起至1793年，是英国主导该项贸易的时期。1785年—1787年，所有贸易船只都来自英国，1788年以后才有他国商人介入。1785年—1794年十年间，总计有35艘英国商船忙碌在西北海岸到中国广州的航线上。美国同期只有15艘，其他国家更少。①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1798年，英商运入广州的海獭皮3 126张，海豹皮48 936张，价值约16万元，与其1811年—1828年总计11 900英镑的毛皮出口值相比，显然高出甚多，其繁荣可见一斑。② Earl H.Pritchard，Private Trade between England and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680－1833），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1，No.1，1957，p.133.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对毛皮贸易的主导主要是通过本国散商，它在北美的两家大型贸易公司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尽管早就在北美毛皮贸易中占据优势，却一直局限在以河狸皮为主的陆地毛皮贸易，基本不参与西北海岸的海洋动物毛皮购销。西北公司也曾注意到对华毛皮贸易的高回报，从1792年起向中国大量出口毛皮。但一则主要是河狸皮，二则也因为受到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的限制，只好通过与美国商船的合作，由后者转运，西北公司为此支付数量可观的佣金。③ Barry M.Gough，The North West Company's“Adventure to China”，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76，No.4，1975，pp.309－331；Marion O'Neil，The Maritime Activities of the North West Company，1813 to 1821，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21，No.4，1930，pp.243－267.所以，在贸易垄断的影响下，英国的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不仅难以实现规模的有效扩张，而且还呈日渐萎缩的趋势。与此同时，1788年至该世纪末，西、美、俄、法等国不断挑战它的贸易主导权，形成了多国贸易竞争的态势。西班牙是对英国贸易主导权造成威胁的对手。西班牙对加利福尼亚及以南地区拥有殖民权利，1774年胡安·佩雷斯又在后来成为重要的海獭皮贸易地的努卡特湾和胡安·德福加海峡建立了据点。西班牙商人也加入了毛皮贸易，1786年—1790年间，有9 729张加利福尼亚海獭皮等由他们经马尼拉销往中国。④ Adele Ogden，The California Sea Otter Trade，1784－1848，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1，p.24；William J.Barger，New Players at the Table：How Americans Came to Dominate Early Trade in the North Pacific.但由于西班牙更关注领土主权，且满足于对加利福尼亚以南地区的殖民经营，加之反法牵扯了主要精力，它并没有拓展其毛皮业务，更没有向西北部伸进，故此也未对英国贸易主导权带来实际的威胁。但西班牙还是在客观上影响到了英国毛皮贸易的扩张，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之所以未对海洋动物毛皮产生明显兴趣，担心与西班牙发生纠纷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俄国参与竞争主要是对货源开发和货源地的控制，其对英国贸易的影响也主要在这个方面。俄美公司成立后，对北美西北部的毛皮开发范围进一步扩展，甚至南下加利福尼亚与美国商人进行争夺。⑤ Walter R.Borneman，Alaska：Saga of a Bold Land，from Russian Fur Traders to the Gold Rush，New York：HarperCollins e-books，2003，pp.72－86；G.R.Elliott，Frontiers and Forms of Enterprise：The Case of the North Pacific，1785－1825，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24，No.2，1958，pp.251－261；John R.Bockstoce，The Opening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 at Bering Strait：Americans and Russians Meet the“Kang˙miut”in Kotzebue Sound，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Vol.95，No.1，2005，pp.1－29.但因为缺乏长途海运能力，基本在海运和销售环节缺位。鉴于英国在贸易中并不直接从事毛皮捕猎，所以俄国人对其形成一定的竞争，但还谈不上威胁。法国虽介入很早，但兴趣似乎主要就是殖民地的开拓，加之1789年后就陷入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中，海外商务发展几乎停滞。1791年—1818年间，法国总共只有4艘船参与过西北海岸毛皮贸易，几可忽略。⑥William J.Barger，New Players at the Table：How Americans Came to Dominate Early Trade in the North Pacific.美国人就不同，他们是英国贸易独占权的最大挑战者和最终的胜利者。1793年，英国在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的优势已经不明显，美国人则迎头直上。当年，西北海岸的英籍、美籍毛皮贸易船同为6艘。⑦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300.次年，英国商船数量开始锐减，同时美国商船则快速增长。1795年—1804年间，从事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英船总共只剩9艘，而同期美国船只数量升至50艘。最迟在1801年，美国已经实现了对该贸易的完全垄断。这一年西北海岸的23艘毛皮贸易船中，有20艘来自美国。①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S.E.Morison，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1783－1860，p.53；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p.300－302.1795年—1804年间的毛皮贸易船数字，吉布森的统计有出入，美国船总计为84艘（次），英国船为21艘（次）。1804年—1814年，共计有90艘美国商船在从事西北海岸与中国的毛皮贸易，与此同时，英国则只剩12艘。②A.Jon Kimerling and Philip L.Jackson，Atla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7th ed.，Corvallis，Oreg.：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p.11；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Richard Mackie，Trading Beyond the Mountains：the British Fur Tradeon the Pacific，1793－1843，Vancouver：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0，p.36.

美国之所以能够从竞争中胜出，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外部因素上，除了英、俄、法、西等国的自身原因制约甚至削弱其竞争力外，1790年代以后欧洲战事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占用了欧洲各国的主要精力，导致它们在毛皮贸易上的衰减，为美国人腾出了充分的贸易空间。美国贸易商及时抓住这一良机，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③William J.Barger，New Players at the Table：How Americans Came to Dominate Early Trade in the North Pacific.美国人的成功，还与其特有的经营方式和条件息息相关。首先，作为一个新独立并以商业立国的国家，美国并不存在对外贸易的垄断，企业和个人均享有自由参与外贸并平等竞争的权利，这就为商人们寻找并抓住商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④Donald D.Johnson，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Policies，1784－1899，pp.18－20.不仅如此，基于重商主义传统和观念，美国官方对海外贸易拓展持支持态度。因独立战争导致的英国市场的暂时性关闭，使得国家财政状况堪忧，通过拓展海外商务增加社会财富和政府收入，也是美国政府的迫切需求，政界因此对发展对华贸易给予了积极扶持。⑤ William A.Williams，The Age of Mercantilism：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763 to1828，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Vol.15，No.4，1958，pp.419－437.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等都通过各种手段对贸易予以积极支持，并将贸易发展与大陆开拓有机联系起来。⑥ Thomas Jefferson，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ed.by Paul Leicester Ford，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4，Vol.1，pp.103－105；Thomas Jefferson，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ed.by H.A.Washington，Washington，DC：Taylor＆Maury，1854，Vol.18，p.144；Vol.17，pp.145－146；Eric Jay Dolin，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pp.168－176.正是政治家和官方的务实和远见，使得毛皮贸易成为美国大陆扩张的推动要素。此外，在毛皮贸易的进程中，美国政府先后与法国、西班牙、英国和俄罗斯解决涉及西部和西海岸的领地权和贸易权问题，更是对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起到了直接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其次，有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美国商人自身的能力素质、投入度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就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投身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美国商人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尤以波士顿为主。“新英格兰人的习惯和惯常追求，使他们具备了适合从事此项贸易的特有素质”。⑦James Monroe，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ransmitting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a Resolu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pril 17，1822，North American Review，Vol.6，Boston：Hilliard＆Metcalf Printers，1822，p.372.这些素质包括：出色的海上贸易能力，把握商机上的敏锐性，勤俭的本性，以及灵活的经营头脑。波士顿商人自主意识很强，有坚韧的生存能力，能靠自己直面解决大多数困难。他们善于把握机会，懂得做出快速而正确的判断，又具备突出的谈判能力，不论面对印第安人还是中国人，都能游刃有余，在交易中将收益最大化。这些素质保证了他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美国商人在从事毛皮贸易中的灵活尤其值得一提。首先，在毛皮搜集环节，印第安人供货者对交换品的需求多变，新英格兰商人一方面尽可能及时把握需求变化，同时注意搜集跨地域的需求共性，寻找相对稳定和高价值需求的交换品，并及时互通信息，有效地提升了群体的竞争力。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交易态度相对其他国家商人更为温和，这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声誉，带来了更高的交易成功率。其次，与英商只单纯从事对华毛皮购销不同，美国商人一般采用三角贸易，即新英格兰—西北海岸—中国—新英格兰贸易方式，共发生三次采购，三次销售。“美国人拥有完美的黄金圈牟利模式：第一，在交换毛皮中通过最初的船载货物获利；其次，在用毛皮换取中国货物中获利；第二，在抵达美国后通过销售中国货再次获利”。①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58.这样就能充分保证单次贸易在收益方面的最大化。第三，美国商人懂得变通，不会放过一切可能的获利机会。除自己购运销外，美商还常与他国商人合作，上文业已提到的与俄罗斯人和西北公司的合作就是典型的案例。从中，美商均获利不菲，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美国人在该地区贸易中的地位。②Mary E.Wheeler，Empires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The“Bostonians”and the Russian-American Company，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0，No.4，1971，pp.419－441.第四，美国毛皮商并不拘泥于价值最高的海獭皮，而是将价值略低的海豹皮也纳入贸易品类，檀香木也成为毛皮贸易的附属货源。在货物搜集的地域范围上，美商也不像俄商和英商基本集中在西北海岸，而是扩及整个北美西海岸，甚至远及南美西海岸和太平洋岛屿。③Magdalen Coughlin，The Entrance of the Massachusetts Merchant into the Pacific，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Vol.48，No.4，1966，pp.327－352.这都为贸易货源的充足提供了保证，从而支撑起其贸易优势。故此，在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大多数时候，美商都保持了相对优势，并获得较高的收益率（一般在300%—500%，最高可达2 200%）。④ F.W.Howay，Early Days of the Maritime Fur-Trade on the Northwest Coast，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Vol.4，No.1，1923，pp.42－43；The Fur Trade Between the N.W.Coast of America and China，Nile's National Register，Vol.2，No.1，1843，pp.183－187；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57.

总之，较之他国，美国商人“在政府贸易管制上更自由，船只更优良、廉价，船长们的航海技能和商业能力更高，在外贸中用于小规模商品的投资体系更具弹性，从而能够保证他们快速把握机会，改变市场”。⑤Paul E.Fontenoy，Ginseng，Otter Skins，and Sandalwood：The Conundrum of the China Trade，The Northern Mariner／Le Marin du nord，Vol.7，No.1，1997，p.1.借助于此，美国不仅迅速取代英国主导了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并且将垄断性地位一直保持到1830年代初。

三、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基本运行模式
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属转口贸易，其贸易模式也具有相对的特殊性，这是近代工业化早期之前西方通过贸易开拓中国市场过程中的普遍特点。毛皮的采集主要由印第安人完成，他们与欧美贸易商完成第一次交易。中国提供了需求市场，是毛皮的终端销售地。美国为主的西方贸易商起到主导作用，把控了购、运、销三个环节，是其中最积极的能动性因素，也是整个贸易的驱动者。

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毛皮以海獭皮和海豹皮为主。海獭皮在从亚洲海岸的勘察加到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再到今天加拿大西部的哥伦比亚河河口、温哥华岛，以至加利福尼亚海域，都有广泛分布。其中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海獭皮质量较之其他地区略逊。海豹分布的范围就更广，除上述地区外，南太平洋、大西洋（福克兰群岛等）、印度洋等都有海豹的分布。正是海豹皮贸易的存在，使美国毛皮商的足迹跨出西北海岸，并对美国向南美海岸和太平洋其他地区扩展商务起到推动作用。⑥G.R.Elliott，Frontiers and Forms of Enterprise：The Case of the North Pacific，1785－1825.周湘认为海豹皮贸易与海獭皮贸易有别，不是对华“北皮南运”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吉布森则重海獭皮轻海豹皮。对此，笔者不以为然。海豹皮贸易同期存在于西北海岸，而且在美国对华毛皮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谓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贸易的繁荣。当然，海獭皮和海豹皮质量有高低之分，其价值也有较大差别。一般而言，在广州市场上大概十张海豹皮与一张海獭皮等价。尽管如此，“海虎皮”依然是中国市场上的珍贵紧俏之物，需求量很大。更何况，两者在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发挥着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海豹皮，海獭皮贸易也许早就衰落了，无法保持四十余年的贸易延续。此外，河狸皮、河獭皮、狐狸皮，以及蛇鼠皮、兔皮等其他杂皮，也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补充品类，几乎不间断地在提供给广州市场。个别年份这类陆地毛皮的销量在总数量中的比重还比较高，其中不排除有从美国东海岸直接售至广州的情况。①1805年—1806年贸易季，美商输广州的河狸皮为34 460张，其他毛皮3 400张，占到当年出口广州总量195 602张的约20%；1822年—1823年贸易季，河狸皮21 451张，狐狸皮20 410张，河獭皮16 318张，其他7 420张，占当年总量79 882张的82%。1832年—1833年贸易季情况类似。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315。当然，除河狸皮外，其他毛皮价值较低，在贸易收益中所占比重也比较小。另外，由于毛皮资源获取的相对不稳定性，贸易商还在从事毛皮贸易的同时不断开发其他适合中国的高利润商品，作为毛皮贸易的补充。檀香木贸易就是毛皮贸易的附生和附属部分，并曾一度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对填补毛皮贸易的空窗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 王华：《夏威夷檀香木贸易的兴衰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郭卫东：《檀香木：清代中期以前国际贸易的重要货品》，《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Dorothy Shineberg，They Came for Sandalwood：A Study of the Sandalwood Trade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1830－1865，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7。

毛皮的来源，除在勘察加、阿留申和阿拉斯加等由俄国人控制的地区，相当一部分由俄国人雇佣的阿留申人等直接猎捕外，欧美毛皮贸易商的主要货源特别是海獭皮基本来自印第安人。在北起阿拉斯加南至加利福尼亚的广袤海岸线上，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广泛参与到与白人的毛皮交易中。他们用矛、箭等原始武器，在海边捕获海獭，剥下毛皮，以部落（村落）为单位囤积，等白人贸易商来交易，从他们手中换取铁棒、铜片、镜子、玻璃珠、纽扣，后来升级到锅、刀、斧、凿、铁项圈、毯子、衣服、布匹、朗姆酒、乃至枪支弹药等。貂皮也一度成为交换品，曾有新英格兰商人从家乡购置了5 000张貂皮，向印第安人换得近1 700张海獭皮。③ 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Anya Zilberstein，Objects of Distant Exchange：The Northwest Coast，Early America，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64，No.3，2007，pp.599－600.因为往来时间并不固定，贸易船在到来后，会在离岸一定距离的海面上停泊，放三声枪，提醒岸上的印第安人可以进行交易。印第安人在与白人交易时，往往是由酋长出面沟通，谈妥后用独木舟将毛皮送上船完成交割。在其他情况下，印第安人似乎更喜欢让女人出面交易，因为觉得这样成功率更高。白人在收购毛皮中投入成本很小，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贸易的高利润。用貂皮换取海獭皮的那位新英格兰商人，投入的成本约每张海獭皮1.5元，最终却在广州卖出每张30元的高价。④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绝大多数贸易商到一个地方收集毛皮不会超过三次，加之海上贸易的逃脱方便性，白人毛皮商并不注意与印第安人维持良好关系，经常在交易中使诈，还不时与之发生冲突，甚至制造大屠杀。⑤F.W.Howay，A Ballad of the Northwest Fur Trade，New England Quarterly，Vol.1，No.1，1928，pp.71－79；Eric Jay Dolin，Fur，Fortune，and Empire，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pp.156－162；Anya Zilberstein，Objects of Distant Exchange：The Northwest Coast，Early America，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值得注意的是，在贸易的中后期，为进一步减低成本，美商在加利福尼亚以南地区一般以自行捕猎方式获取海豹皮。这与此类动物行动迟缓，易于猎捕有关。

海洋动物毛皮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必须通过广州（澳门）口岸，在“广州体制”下运行。一般来说，毛皮船先到澳门，向同知衙门申请印照，由引水官导至黄埔，通过行商，在粤海关缴纳归公（即船钞、货税，其中“料银”按船只大小征收）、进口规银和按货价计算的3%的行用。① 梁廷枏等纂：《粤海关志》卷八，第612—616、646页；卷二九，第2092页；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4页。贸易商在粤缴纳税费和贸易期间吃住耗费等随着贸易的发展渐趋增加，1789年—1790年时约4 500元就够，1820年代却要花上七八千元。② 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196.这也多少从侧面反映出毛皮贸易的繁荣。行商制度是“广州体制”的突出特点之一，当时主持广州毛皮贸易的洋行主要是美国的柏金斯洋行、罗素洋行（即旗昌洋行）、召和兰度洋行。中方买办、行商、通事等也是重要的保证。道光朝以前，“中国和外人在广东的贸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钱”。③ 张坤：《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茶叶易货贸易》，《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毛皮贸易自然遵循此例。在毛皮售量有限，而外商对茶叶等中国货有更高购置需求时，则常以外来白银直接支付，这也是鸦片战争前大量白银流入的重要途径。在实际运行中，毛皮销售环节的现银交割也是存在的。1800年，一个美国毛皮商提到，同样一张海獭皮，现银交割价为20元—21元，如直接易货则可折25元。④ Sullivan Dorr，Letters of Sullivan Dorr，eds.by Howard Corning，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Vol.67，Boston：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945，pp.242－243.在定价方面，市场供求的波动对其影响很大。总体而言，价格高低与皮毛数量的多寡有直接关联。整个毛皮贸易时期的总趋势是先降后升，短期内也会涨落频繁。以海獭皮为例，1789年前，一张海獭皮在广州的售价在37元以上，最高时达到91元。1794年以后，毛皮供应量暴增，价格跌至30元以下。除个别年份外，此情形一直维持到1813年。1815年之后，毛皮资源减少，价格又缓慢回升，从30多元最终回弹到1831年—1832年的60元—75元。⑤ 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317.贸易时机、行商定价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恰克图通市的影响等，都是导致价格短期或大或小变动的因素。⑥ 周湘：《清代广州与毛皮贸易》，第67—73页。与同时期其他对华贸易类型一样，“广州体制”的贸易环境让外国商人怨声载道，但依然不能阻挡他们的贸易热情。

在船只选择上，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最初十年中，英商多采用两三百吨以上的中大型帆船。这种船载货量大，但是难以靠近货源地海岸进行贸易，购船成本高，所需固定人手多（至少三四十人），非小商人所能承担，加之大船八、九月方能进抵广州口岸，渐渐不受青睐。随着美国商人占据主导，他们更愿意采用两百吨以下的小型帆船，船员配置以二十余人最佳。⑦ “其（米利坚）舶较他国差小，随时可至，非如他国必八、九月始能抵口也。”梁廷枏等纂：《粤海关志》卷二四，第1752页。1815年以后，随着海洋动物毛皮资源渐趋减少，船只小型化就更普遍了。这些船只中，三桅横帆船最常见，双桅横、纵帆船也很多，一般都外包铜皮、铁皮，船上尽可能配备“风枪铜铳弩矢”，以防印第安人、英法私掠船和海盗的袭击。

美国商人开辟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线路主要有三条：“哥伦比亚号”开拓的线路是从新英格兰出发，经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北上，直达西北海岸，收集毛皮后，经夏威夷（过冬或补给）前往广州，再从广州西行印度洋绕好望角北上，行经欧洲海岸西越大西洋返回新英格兰；第二条线路是从新英格兰绕合恩角抵达西北海岸，经夏威夷到广州，再绕合恩角返回新英格兰；第三条线路是从新英格兰东行横跨大西洋，沿西非海岸绕好望角入印度洋，经东南亚北上西北海岸，再返回经夏威夷至广州，交易后原路返回新英格兰。相较而言，三条线路中第三条最安全，但路程最长，所以采纳者不多。前两条线路，合恩角比较危险，但线路短，省时，故此更受青睐。特别是第一条线路，成了美国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最常见的贸易路线。由此，因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形成了所谓“扬基人著名的三角贸易：马萨诸塞人的廉价小玩意儿卖到西北部；西北部的毛皮销往广州；中国货物环球一圈进入波士顿的市场”。①David Lavender，Land of Giants，the Dive to the Pacific Northwest，1750－1950，p.23.不仅如此，一些美国毛皮商还将欧洲市场等也纳入贸易线路中，形成多角贸易。贸易线路的固定和丰富化，也明显延长了毛皮贸易的单位周期。最初，金建议英国毛皮商在春天从本土出发，整个夏天用于西北海岸收集货物，秋天到中国卖掉货物返回英国。但这是英国单一性毛皮贸易的运行方式，对从事三角贸易的美国商人来说显然不合适。早期从事毛皮贸易的美国商船，在西北海岸海獭皮资源极其丰富的情况下，完成一次三角贸易所需的时间要19个月—23个月。随着该地区海獭毛皮资源的日趋减少，毛皮商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毛皮搜集上，有时甚至长达两年，因此导致完成一轮贸易的时间不断延长。到1802年以后，美国毛皮贸易商完成一次贸易通常都要三年以上。②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p.10.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模式特点：从事该贸易的商船和商人更迭频繁，往往在完成一两次贸易后就退出，甚至连船也转卖掉，少有能长期坚持者。这种极端的不稳定性，其实也是中美早期贸易特别是奢侈货品贸易中的普遍现象，在檀香木贸易中也很明显。主要原因是：投资成本过大，波士顿的小商人们通常无力独自承担。用合股的方式成行后，又会面临很大的商业风险，一旦一次贸易失败，就或者导致破产，或者合作破裂。这也是造成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虽看似繁荣，却一直没有太大扩张的原因。③Paul E.Fontenoy，Ginseng，Otter Skins，and Sandalwood：The Conundrum of the China Trade，p.4.

四、美国主导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兴盛与速衰
1801年—1829年是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主要发展期，美国毛皮商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经常被用美国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直接代表甚至取代。美国的贸易垄断地位从这一时期从事毛皮贸易的商船占比数字中得到体现：1801年—1829年间的绝大部分时候，美国毛皮贸易船占各国船只总数量的比重都维持在70%—100%之间。④ 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p.299－309.

19世纪伊始，在美国毛皮商的主导下，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已进入鼎盛发展，延续至1813年。受第二次美英战争的影响，贸易业务曾一度衰退。⑤ Julius W.Pratt，Fur Trade Strategy and the American Left Flank in the War of 1812，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0，No.2，1935，pp.246－273.战争结束后，从1816年起，对华毛皮贸易一定程度上恢复，但囿于西北海岸海獭、海豹毛皮资源的急剧减少，加之檀香木贸易兴起带来的冲击，其兴盛程度已远不及战前的繁盛期了。进入19世纪30年代之后，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呈现断崖式衰败，1832年之后就近乎消失了。通过美国对广州贸易的皮货数量的整理，可以更直观地看出这一盛衰特征。

据表1可知，1804年—1812年间，美国向广州输入海獭皮数量每年都在近万张以上。最多的一季（1805年—1806年）达到17 445张，按当季广州市场价格17元—19元计算，价值为296 565元—331 455元。与此同时，海豹皮均有更大数量销售，除1809年—1811年两季外，⑥这两个贸易季的下降是因杰斐逊政府实施短暂禁运所致。James L.Clayton，The Growth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American Fur Trade，1790－1890，Minnesota History，Vol.40，No.4，1966，p.212。每年输入数量都在10万张以上，1806年—1807年贸易季更高达26.1万张。海豹皮在广州销售价格的系统数据缺乏，如按每10张海豹皮价抵一张海獭皮计算，美国商人在该贸易季海豹皮销售所得约为44万元，而同季海獭皮销售额约25万元。海豹皮销售额大致与海獭皮销售额齐平甚至超过后者的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共有5年。其他时候，海豹皮销售也相当可观，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重要支撑。1804年—1807年的高峰期，海獭皮和海豹皮的年均销售额约为80万元。①James L.Clayton，The Growth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American Fur Trade，1790－1890，p.218.1804年—1812年美商共计销入广州海獭皮107 308张，海豹皮1 045 297张。结合广州年度毛皮价格（见表2）粗略折算，九年间美国在广州的海獭皮和海豹皮销售总额可达约420万元，其中海獭皮约220万元，海豹皮约200万元。② 海豹皮的价值按照海獭皮价格的1／10估算得出，实际贸易中两者比价并不稳定，价差最高时可达1／30。

表1 美国船只运入广州毛皮数量统计表（1804年—1837年） 单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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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315。马士也提供了1804年—1828年间美国船只输入广州的各类毛皮总数量，与吉布森的统计数字大致相当。其中有几个年份数字不同，差别较大的是1810年—1811年贸易季（83 500）、1823年—1824年贸易季（168 000），相差近万。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四、五卷，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03页。

表2 广州历年海獭皮进口价格表（1785年—1832年） 单位：西班牙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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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317。

此阶段毛皮贸易的繁荣，与美国毛皮贸易商在西北海岸积极开拓，获取了充足的货源密切相关。海獭皮分布最丰富的区域莫过于阿拉斯加周边海域和俄勒冈及以北的一片地区。前者基本被俄国人控制，美国商人难以深入，所以俄勒冈海岸南北就成了美国毛皮商的重点进货区域。早在1792年，格雷就发现哥伦比亚河口地区蕴含丰富的海獭皮资源，并宣布该地区为美国所有。① F.W.Howay，Voyages of the Columbia to the Northwest Coast，1787－1790 and 1790－1793，Boston：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941，pp.425－436.从该地区到温哥华岛的一段区域，遂成为此后数十年间美国毛皮贸易的核心货源地。这个地区还分布着数目巨大的海豹皮资源。1790年代起，收集海獭皮的美国船已开始同时捕猎海豹。1800年，美国“米纳迪诺莫号”毛皮贸易船就在西北海岸捕猎和收集到约10万张海豹皮。1810年，“伊莎贝拉号”在西北海岸同时收集海獭皮和海豹皮。②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pp.19，47，84.布莱恩与斯德吉斯公司更是同时经营海獭皮和海豹皮业务。③Paul C.Philips，The Fur Trade，p.65.在毛皮贸易的这段繁盛期，美国的大毛皮公司也曾试图插手。1808年，著名毛皮贸易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组建美国毛皮公司，不仅与英、法在北美陆地毛皮贸易中开展激烈竞争，并且为建立横贯大陆毛皮贸易体系而插手西北海岸毛皮贸易。1809年，美国毛皮公司的“企业号”和“河狸号”完成首次阿拉斯加和广州间的毛皮贸易。1810年，阿斯特又组建太平洋毛皮公司，直接将目标瞄上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1811年，该公司在哥伦比亚河口建起一个贸易站——阿斯特里亚，成为美国在此地区毛皮贸易的重要据点。④Barry M.Gough，The North West Company's“Adventure to China”.但阿斯特的雄心最终遭受挫折。1813年，阿斯特里亚被转卖给加拿大人，由西北公司接手。阿斯特从此基本退出西北海岸毛皮贸易，西北海岸的海洋动物毛皮继续由美国其他小贸易商支撑下去。⑤ John D.Haeger，Business Strategy and Practice in the Early Republic：John Jacob Astor and the American Fur Trade，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19，No.2，1988，pp.183－202.

在西班牙加入后，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海獭皮和海豹皮资源便很快受到关注。随着西北海岸毛皮资源逐渐减少，1803年起，美商开始偷偷造访加利福尼亚海岸走私毛皮。⑥William J.Barger，Furs，Hides，and a Little Larceny：Smuggling and Its Role in Early California's Economy，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Vol.85，No.4，2003，pp.381－412.该地区属西班牙管辖，对外国商人采取警惕和排斥态度。为了既能开发当地毛皮资源，又可绕开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冲突，美国人设法将俄国人引来当地猎捕毛皮。1803年底，毛皮商约瑟夫·奥凯恩说服俄美公司负责人巴拉诺夫，合作开发加利福尼亚海洋动物毛皮。巴拉诺夫派去阿留申毛皮猎手负责在该地区捕猎海獭，再将毛皮交给奥凯恩销往中国，所得利润大致均分。他们的合作延续了10年，总体很成功，每年都有约数千只海獭遭猎杀。① C.L.Andrews，The Sea Otter in California，Overland Monthly，August，1918，p.132；Frank E.Ross，The Early Fur Trade of the Great Northwest，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39，No.4，1938，pp.397－398.1812年，俄国人在今天旧金山附近的领地拓殖行动引发与西班牙之间的摩擦，也最终导致这段合作于1814年终结。此后，美国人继续从当地人手中设法换得海獭皮。到182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的海獭和海豹资源都已开发殆尽。

1813年—1829年间，美国售往广州的海獭皮和海豹皮数量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其中1813年—1815年逢美英战事，贸易衰减明显。战后，毛皮贸易恢复，但盛景已过。此时期海獭皮年销售量一般在1 000张—4 700张之间，15年间销售总量为41 588张，还不及鼎盛期9年的一半。海豹皮年销售量在1万张—11万张间大幅波动，多数时候为2万张—5万张。15年总销量是649 870张，为海獭皮数量的15.6倍。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海獭皮价值在160万元，海豹皮价值约250万元，总价值约410万元。② 保罗·E.方特内对1817年—1829年美国销入广州的“优质毛皮”的总价值统计数字是313.94万元，考虑到1813—1816、1826这五年的数据空缺，本文估算的数字与之很接近。Paul E.Fontenoy，Ginseng，Otter Skins，and Sandalwood：The Conundrum of the China Trade，p.7。海豹皮实际已经占据此时期毛皮贸易的主导。与1804年—1812年相比，这一阶段的毛皮贸易在销售额上相差不太大，主要是因为销售价格的上涨，毛皮数量上的下降已经很明显。所以，毛皮贸易已经进入衰落期，只不过趋势还算平缓。1830年以后，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就基本走向终结。输入广州市场的海獭皮和海豹皮总量寥寥，即便海獭皮数量较多的1831年—1832年贸易季，其销售价值也不过10万元—12万元之间。这还是基于市场价格的强烈反弹，恰恰是海洋动物毛皮货源的匮乏所致，已属该贸易的回光返照。1832年，随着美国商人基本从西北海岸毛皮贸易中退出，北太平洋地区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③ 对于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结束时间，学界存在分歧。霍维从严格意义上的“西北部贸易”考虑定在1825年，周湘也赞同此观点。F.W.Howay，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Maritime Fur Trade：Presidential Address，Rapports annuels de la Sociétéhistorique du Canada，Vol.11，No.1，1932，p.5；周湘：《清代广州与毛皮贸易》，第41页。S.E.莫里森则认为1837年是“旧西北部毛皮贸易”的终结点，届时波士顿商人从该贸易中全面退出S.E.Morison，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1783－1860，pp.52－63。吉布森把1841年作为最终结束时间，考虑到海洋动物毛皮基本消失后陆地动物毛皮还延续了一段时间，该划分是从“海运毛皮”“毛皮贸易”的意义上做的判断，并非专指海洋动物毛皮贸易。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287。本文则根据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以海洋动物毛皮为主导的特征，将1832年作为其结束时间。

北太平洋地区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这种基于奢侈性消费风气、依靠对天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支撑起来的贸易，是断难持久的。一俟资源耗光，就会迅速走向衰亡。不仅是毛皮贸易，由其连带发展起来的檀香木贸易，以及更早出现的西洋参、晚些时发生的海参贸易，皆是如此。毛皮贸易从骤兴到速衰，反映出的恰恰是早期中美贸易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具体而言，北太平洋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衰落直至消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货源的匮乏以至断绝。贸易利润的获得通常由三个主要的方面决定：货源的充足；投入成本与销售所得之间存在合理的利润空间；比较性市场竞争的影响。其中第二点在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的负面影响较小，至少不是造成毛皮贸易衰亡的最重要原因。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市场一直保持着对外来毛皮的高接纳性，而且毛皮量剧增也没有导致价格下跌到使毛皮商失去利润空间。尽管与1789年相比，1790年—1825年间毛皮价格总体不高，但并非造成其衰落的重要原因。毛皮价格最低的年份是1796年—1813年，恰恰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正兴盛的时期。当然，1820年代以后由于毛皮采集期延长，导致成本增加，从而压缩了贸易商利润空间，也的确对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点是主因，第三点构成辅助性原因。毋庸置疑，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在西北海岸的海獭和海豹资源日趋减少之后就开始衰落了。早在19世纪初，西北海岸有几个早期贸易点的海獭已经接近绝迹，努特卡湾便在其列。1810年时，“该海岸今年的毛皮已经非常稀少”。①Anya Zilberstein，Objects of Distant Exchange：The Northwest Coast，Early America，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美英战争结束以后，传统西北海岸的毛皮资源就已严重匮乏，美商不得不在沿海岸南北的大范围内来来回回不断搜集积累，每次毛皮收集花费的时间从最初的几个月增加到后来的1年到2年，从而也将贸易的单位周期大幅度拖长。尽管如此，他们能够搜集到的毛皮依旧比以前少了很多，质量也逐渐下降，优质皮货越来越少。因无法获取足够利润而破产并退出该贸易的商人和船只越来越多。到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情况恶化到了极点，北美太平洋海岸的海獭皮和海豹皮资源开采殆尽。② Richard Ravalli，The Near Extinction and Reemergence of the Pacific Sea Otter，1850－1938，The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Vol.100，No.4，2009，p.181.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已无利可图，其结束也就是必然的事了。其次，在毛皮贸易吸引力下降的同时，檀香木、棉花、鸦片等其他高利润对华贸易类型的出现，也分流了很大一部分毛皮贸易商。檀香木贸易是毛皮贸易的衍生品，却在1815年—1829年间发展成相对独立的跨太平洋对华贸易类型。从事该贸易的美国商人大多从毛皮贸易中转过来，也有小部分两者兼做。这对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美国的鸦片贸易在19世纪初开始后迅速发展，其高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新英格兰商人的加入，客观上造成对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投入的缩减。棉花贸易等在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后期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对其形成一定冲击。总而言之，在获利空间逐渐压缩的情况下，其他对华新兴高利润商品贸易的出现有效地消解了毛皮贸易的发展。比较性市场的竞争主要是来自欧洲毛皮市场，这是美国／北美毛皮贸易的传统市场。1820年代，欧洲市场不仅对海獭皮等贵重毛皮有很大的需求，而且价格可观，③BPPC，37，p.308.转引自周湘：《清代广州与毛皮贸易》，第43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毛皮逃离对华贸易。

当然，西北海岸与中国间的毛皮贸易虽在1830年代初整体衰落，却并未彻底消失。美国基本退出该贸易后，英国商人却再次参与并很快接替了美国。只不过，海洋动物毛皮已经不是英国贸易的重要类型，它转而主要从事陆地动物毛皮的对华运销。英国的这次接手，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哈德逊湾公司及其他散商加入有直接的关系。④Francis D.Haines，Jr.，The Relations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with the American Fur Trader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The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Vol.40，No.4，1949，pp.273－294.尽管如此，这段时期的对华毛皮贸易从规模上看，已经与美国主导时期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繁荣情况无法相比了。总之，到1830年代初，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曾盛极一时并延续长达四十余年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走向结束（见表1）。

五、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影响和意义
1785年—1832年间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近代欧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殖民扩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有涉入该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都因之发生了或深或浅的改变。它对世界贸易体系结构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性影响，更是值得关注和分析。

西北海岸地区因为毛皮贸易而发生巨变。首先，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形态因毛皮贸易遭到改变，一种畸形的对外“开放”发生了。很多沿海部落基本放弃传统而封闭的渔猎生活方式，猎捕海洋动物毛皮成了他们日常经济生活的主题内容。白人贸易商带来的小商品冲击和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特别是枪弹等武器的输入，加重了部落内和部落间的分化和冲突。朗姆酒的泛滥恶化了人的品性，财富和私有财产观念、欧美文化观念等逐渐渗入他们的社会。更何况，白人带来的病菌的渐趋流布直接造成原住民人口数量的锐减。印第安人的传统社会形态在毛皮贸易的冲击下逐渐瓦解。①David Igler，Diseased Goods：Global Exchanges in the Eastern Pacific Basin，1770－1850，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9，No.3，2004，pp.702－704；Anya Zilberstein，Objects of Distant Exchange：The Northwest Coast，Early America，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Ann M.Carlos and Frank D.Lewis，Commerce by a Frozen Sea：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uropean Fur Trade，Philadelphia＆Oxfor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John.C.Yerbury，The Subarctic Indians and the Fur Trade，1680－1860，Vancouver：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6.其次，毛皮贸易初步奠定了欧美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长期对立和对抗的基础。通过接触，白人建构起印第安人是野蛮人、低等人种的偏见。印第安人则因为贸易商们的狡诈、蛮横甚至疯狂的屠杀，对欧美白人颇多敌视。这些都严重恶化了两者间的关系。② 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p.268－277；Anya Zilberstein，Objects of Distant Exchange：The Northwest Coast，Early America，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第三，因为对海獭、海豹等的滥捕滥杀，最终导致这类海洋动物资源几近灭绝，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第四，由于毛皮贸易，这个曾经被白人“暂时忽视”的地区，很快成为列强殖民争夺的目标，其被欧美殖民者瓜分的命运被最终确定。③ Katherine L.Reedy-Maschner and Herbert D.G.Maschner，Marauding Middlemen：Western Expansion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the Subarctic，Ethnohistory，Vol.46，No.4，1999，pp.714－718.

中国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非主动性参与者，尽管对贸易的存废本身很重要，但相较而言受到其影响和改变不算大。毛皮贸易在整体对华进口中占比有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宜夸大。充其量，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最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市场对毛皮奢侈品的庞大需求，保证了毛皮贸易得以有效运转下去。当然，毛皮贸易也跟檀香木贸易、鸦片贸易等一起，对182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中白银流入比例的下降发挥了直接作用。与此相联系，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入超格局也逐步被改变。另外，在毛皮等各类贸易的冲击下，单一化的“广州体制”的弊端愈发暴露，世界自由贸易发展趋势与清政府闭关锁国之间的矛盾愈益激化，从而预示和推进了1830年代末的政治巨变。④ Stuart C.Miller，The American Trader's Image of China，1785－1840，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36，No.4，1967，pp.375－391；Teemu Ruskola，Canton Is Not Boston：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 Sovereignty，American Quarterly，Vol.57，No.3，2005，p.866.对英国而言，鉴于其在对华贸易的传统领域基本处于垄断性地位，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确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其有无并不会对它的外贸格局和经济利益带来明显影响。尽管如此，英国商人在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的失败表现，也还是暴露了其传统东方贸易体制中的问题和缺陷，垄断性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外贸发展形势的需要，做出改变已迫在眉睫。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被取消，不能不说有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一定贡献。毛皮贸易对俄国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它直接促进了俄国对阿拉斯加的殖民占领和开发，并试图南下谋夺更多的地区，还因此引致与美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争端，对俄国19世纪上半叶的太平洋战略影响深远。⑤James R.Gibson，Russian Expansion in Siberia and America.

受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美国。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被视为美国在太平洋海岸“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之一。⑥ Herman J.Deutsch，Economic Imperialism in the Early Pacific Northwest，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IX，No.4，1940.客观地说，毛皮贸易在美国对华贸易总值中占比很小。若纯就美国对华实物贸易论，毛皮贸易所占的比重倒还可观。以1817年—1827年间贸易为例，在刨除白银之后，毛皮占美国对华出口总值的比例大概可占到10%—20%。⑦早年的占比可能更高，如1801年毛皮占美国对华贸易实货出口总值的30%。Paul E.Fontenoy，Ginseng，Otter Skins，and Sandalwood：The Conundrum of the China Trade，p.9。可按照总体贸易额来计算，毛皮贸易在美国对华贸易出口中的占比基本维持在3%—5%之间（见表3），① 方特内对同期毛皮占美国对华出口总值的比例统计与此有出入，但也总体没有超出3%—5%的范畴。Paul E.Fontenoy，Ginseng，Otter Skins，and Sandalwood：The Conundrum of the China Trade。甚至比它同期对欧毛皮贸易的出口占比（10%左右）还要低。②Magdalen Coughlin，Commerci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Interest in the Opening Pacific，1789－1829.再将它放到美国整个对外贸易中去考量，所占比重就更小。所以，单纯就经济利益而言，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对美国对外贸易和整体经济的影响甚微。但纯粹的数字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意义主要并不在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是它对美国国际贸易结构转变和政治发展的长效性显著影响。

表3 毛皮在美国对华出口贸易中的占比情况（1817年—1832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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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James R.Gibson，Otter Skins，Boston Ships，and China Goods，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1785－1841，p.316，Table 8。

美国40余年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总销售额估计近1 000万元，这并非一个大数字，可对于建国后正面临严重财政危机的美国来说，也不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美国以商业立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急于开拓欧洲之外的贸易市场。毛皮贸易对于这一目标来说是一剂强心针，其开拓性之功，以及在国内所激发出的信心和能量不容小觑。毛皮商威廉·斯特吉斯曾说：“通过给印第安人一些他们认为有更高价值的小玩意儿，换来毛皮。然后将这些毛皮卖到中国，拿到他们愿意支付的价钱。如此一来，就为这个国家增加了财富，代价却由外国人来承担。由个体商人所收获到的，远不止资本收益那么简单。”③William Sturgis，The Northwest Fur Trade，Hunt's Merchants'Magazine，Vol.XIV，1846，p.537.米尔斯也认为：“太平洋西北海岸地区（的贸易）为新英格兰船运集团增加了极其可观的资本积累，为新英格兰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④ Gustavus Myers，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New York，1936，p.65，from Herman J.Deutsch，Economic Imperialism in the Early Pacific Northwest，p.388.不仅如此，毛皮贸易稳固了由“中国皇后号”开辟的中美直通贸易，使得美国有机会逐步摆脱对欧洲和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单一性依赖。它还“使得美国商人能在对华贸易中与他国商人成功竞争，并发展起中美之间存续良久的友好关系”。⑤William Sturgis，The Northwest Fur Trade and the Indians of the Oregon Country，1788－1830，ed.by S.E.Morison，Boston：The Old South Association，Old South Meeting-house，1920，Introduction.也正是在对华贸易稳固之后，美国逐渐开始了它从大西洋贸易向太平洋贸易的重心转移。① Nancy J.Taniguchi，Jed Smith，U.S.Trade，and Global Connections，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Vol.88，No.4，2006－2007，pp.389－407.

经济利益的延伸，往往会引发外交上的反应。海洋毛皮贸易还对美国西进运动和太平洋扩张带来了直接影响，它促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提升，进而推动美国寻求太平洋上的扩张，并逐步追求自由贸易，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一步步建立其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②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No.1，1953，pp.1－15；D.C.M.Platt，Further Objections to an“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30－60，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26，No.1，1973，pp.77－91.毛皮贸易商是成规模涉足太平洋海岸开拓的首批美国人，“1788年—1825年间海獭皮贸易的船员总数高达5 000人，这是在贸易时代结束之际和俄勒冈大规模陆上移民开始之前，在太平洋海岸出现的最重要的一批美国人”。③Terrence J.Barragy，The Trading Age，1792－1844，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76，No.3，1975，p.198.而且，正是“由于美国商人对开放的太平洋的集中关注，新政府产生了某种显著的利益关切……不仅要制定合理而有利的贸易法规，还要保护那些新兴贸易的地区不致受到他国征服者的侵害”。④Magdalen Coughlin，Commerci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Interest in the Opening Pacific，1789－1829.毛皮贸易早在兴起的过程中就与美国政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杰斐逊对远西部和西北部的关注正是在毛皮贸易的刺激之下。对美国西部扩张有重要意义的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也可以说是西北海岸毛皮贸易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⑤ Donald Jacson，Ledyard and Lapérouse：A Contrast in Northwestern Exploration.George T.Renner，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United State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52，1930，pp.358－359.波士顿毛皮商还对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产生了影响。“马萨诸塞名流、中国和海獭皮贸易商们显然影响到了他（约翰·亚当斯）的想法，并使他将视野转向太平洋和那里所蕴藏的财富”，⑥ Terrence J.Barragy，The Trading Age，1792－1844；David W.McFadden，John Quincy Adams，American Commercial Diplomacy，and Russia，1809－1825，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Vol.66，No.4，1993，pp.613－629.“美国海獭毛皮贸易商使得美国成功地从英国手中争得了对西北海岸的控制权”。⑦Terrence J.Barragy，The Trading Age，1792－1844.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46年解决俄勒冈问题，“赢得一个太平洋双料帝国”，与1820年代之前毛皮贸易和毛皮贸易商对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⑧ Terrence J.Barragy，The Trading Age，1792－1844；Edward Gaylord Bourne，Aspects of Oregon History before 1840，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6，No.3，1905，pp.257－275；Richard W.van Alstyne，International Rivalries in Pacific Northwest，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46，No.3，1945，pp.187－191.不只是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的获得也有同样的原因。⑨ Frances Fuller Victor，The American Fur Trade in the Far West，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Vol.3，No.3，1902，pp.260－270.“波士顿、太平洋岸和中国间的西北毛皮贸易，在美国扩张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带来哥伦比亚河的发现，并导致两个大州并入美国。”⑩William Sturgis，The Northwest Fur Trade and the Indians of the Oregon Country，1788－1830，Introduction.就连美国1840年代“天定命运”论的兴起也与毛皮贸易密切相关，“如果没有马萨诸塞商团的利益，美国的天定命运可能就不会生成”。⑪Terrence J.Barragy，The Trading Age，1792－1844. 此外，正是在毛皮贸易的影响下，夏威夷进入美国扩张的视野。随着在该群岛经济利益的确立和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加深，美国最终在1890年代将之逐步吞并。⑫Harold Whitman Bradley，The Hawaiian Islands and the Pacific Fur Trade，1785－1813，The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Vol.30，No.3，1939；Harold Whitman Bradley，Hawaii and the American Penetr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Pacific，1800－1845，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2，No.3，1943，pp.277－286；George I.Quimby，Hawaiians in the Fur Trade of North-West America，1785－1820，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Vol.7，1972，pp.92－103；S.E.Morrison，Boston Traders in Hawaiian Islands，1789－1823，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12，No.3，1921，pp.166－201；王华：《夏威夷近代社会转型研究，1778—1854》，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还更新和巩固了新大陆与东亚的贸易线，涵盖全球的多维环状经贸网络才得以基本构建成功。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乃至贸易体系结构在荷兰和英国主导的欧洲—东方贸易体系之下已经形成。的确，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络已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乃至澳大利亚涵盖了进来。但这是基于欧洲中心的视角，并不能涵盖19世纪自由贸易新时代世界贸易体系的全貌，更无法描摹出该体系开始向“全球化”条件下多中心互动转变的真实情况。截至1780年代之前，两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地区，即东亚“旧大陆”与美洲“新大陆”之间的直通贸易线只有西班牙人开发出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该航线尽管缔造了世界最早的环状贸易通道，却并没有促成北美西海岸的现代经济开发，以及北美西海岸地区与东亚之间的常态化直通贸易，北太平洋地区尚未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世界性贸易网络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构建还未真正完成，或者至少可以说，世界贸易体系的太平洋板块还没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补上了这一块短板，打通了北美西海岸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线，并将这条贸易线与东亚—欧洲—美国东海岸的传统贸易线连接起来，也就是前文业已述及的三角乃至多角贸易所联系起来的贸易网络。这一多维全球经贸网络一旦基本成型，就展现出不竭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对19世纪中期以后整个太平洋地区人员、物资、文化的广泛交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推动，而且也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所以，1785年—1832年间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意义，远非其表面看上去那样微观而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