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与死——论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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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与死
——论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
李玉明 郑 直

摘 要：“鬼”是魂灵，意味着死亡，《野草》是鲁迅面对着“鬼”的自言自语，也就是与“死”对谈。鲁迅直面着“死”，不仅“死之恐惧”再也无法将其绳缚，而且对于个体命中注定的悲剧性死亡以及多少有些夸饰的生命虚无感，鲁迅则大胆地反复地加以盘诘。不仅如此，在鲁迅那里，对死质疑，是跨越生死之鸿沟、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终极关怀，它显现为“存在”的某种自由形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在死亡中产生或形成的，鲁迅的“形成”或“形成鲁迅”的那个东西是死亡，鲁迅的生之路也是从这里——死亡——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关键词：鲁迅； 《野草》； 生命； 死亡； 存在； 自由

章衣萍说:“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① 章衣萍:《古庙杂谈（五）》，《京报副刊》，1925年3月31日。《野草》的生命哲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论题。但是，这一生命哲学在《野草》中是如何具体呈现、展开的呢？我认为，将其具体落实于《野草》文本，从《野草》文本内在的客观性要求出发，并且抓住两个关键因素，所谓《野草》的生命哲学或许能有力地掘发并被揭示出来。一个是“自我”，它是哲学范畴内的，也是《野草》的基本单元。《野草》是一个精神上处在爆裂状态下的诗人内心世界的大矛盾大冲突；这些大矛盾大冲突纠缠拉扯，左冲右突，在文本中以互相对立的倾向得以呈现，而就是这些对立的倾向构成了《野草》中自足自主的不同的“自我”。换言之，是各种既对立冲突又消长起伏的、不同的“自我”构成了《野草》最基本的抒情方式和结构方式。“自我”既是《野草》诗式的基本“意象”，也是《野草》在哲学层面上的基本“单元”。所以，掘发《野草》的生命哲学，必须首先辨析《野草》中不同形态的“自我”，——也可以说，“自我”是“存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二，所谓从文本出发，就是抓住使诗人纠缠其中的关键词，那些两两对立的在文本中呈现为某种“复调式”结构方式的哲学命题，具体在《野草》中，就是:生与死、有与无（或实与虚）、希望与绝望、牺牲与复仇、明与暗、人与兽等，对这些问题的求索从来都是在形而上层面展开的，这使《野草》深蕴着哲思。这种形而上叩问是以两两对举的方式呈现的，然而它们不是并列的。虽然不能说它们是主与次、纲与目的关系，但是诗人能够从自身的精神危机中走出来，主要有赖于其所抱有的独特而深湛的“生死观念”。1927年《野草》结集时，鲁迅写了一首置于其前的散文诗《题辞》，其中明确写道:“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② 鲁迅:《野草·题辞》，见《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作证”在这里含有哲学思考的意味）实在是，相对于其他方面，生与死是根底性的，是母题，是《野草》生命哲学的主干或最高部分。

一
在《野草》诸篇中，《墓碣文》起着一个特殊的具有整体性指引的作用。它是一篇“告白”，关于诗人（即鲁迅）“为什么写作《野草》”的告白。然而，怪诞的是，这一告白是诗人（“我”）面对墓穴中的“死尸”进行的，是“我”与“死尸”的“对话”。墓碣文即墓志铭，是分别刻于墓碣阳面和阴面的“碑文”，它具有盖棺论定的总评性质，但在这里则主要是一种自我“注脚”——关于墓主人（“死尸”）“为什么死亡”的问题:“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一个深陷阴冷、黑暗、虚无、绝望中的“游魂”，因为无以名状的大创痛而失去理性自制，咬向了自身，“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死亡而掩埋在这里了。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野草》有一个抒情主人公，那么这个抒情主人公此时已然死掉了，诗人／“我”解读着墓碣文，实质上是面对“死尸”／“鬼”在说话，或者换个说法，《野草》是某个“游魂”的自言自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部《野草》首先是关于“死亡”的，生存与死亡这个哲学的最高问题，同样是困扰着鲁迅的生命的根底性问题。而通过生与死，来审视并把握个体生命之“存在”，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位置、角色以及选择（行动），既是探求这一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也是《野草》在意蕴上的基本表现形式。

无独有偶，日本两位鲁迅研究学者竹内好和丸尾常喜针对鲁迅文本都提出了“鬼”的观念。1936年，在弥留之际鲁迅写下了《死》，丸尾常喜凭借深入的文本细读，对其作了颇具启发性的分析。他认为，鲁迅在其晚年所写的杂文《死》里，从正面论述了“死后”这一问题，他并且从中国宗教和民俗里借用了“鬼”这一观念加以阐发。丸尾常喜认为，中国人一般相信“人死变鬼”，“鬼”的问题是关联到中国传统的生死观的根本问题，“对于他们来说，生与死并非截然相隔，死后的世界与现世乃是毗连之地”。① 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3—174页。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考察鲁迅所抱有的生死观，其来源或思想资源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源自于或接近于佛教的“生命之轮”呢，还是民间的“鬼世界”，这是无法明确的，亦不宜“坐实”，因为这两种思想资源均为鲁迅所熟悉，均对鲁迅的人生和思想深具影响。如果要笼统地说，佛教之于鲁迅的联系是整体性的，这尤其体现在死亡意识这种根底性的“谛念”中，佛之“生命之轮”所昭示的对于“死之大欢喜”，以及因此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欣然和从容（《野草·题辞》），在其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中的浸渍和渗透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可谓“充盈其间”。而世俗的民间的轮回和转世的生死观，以及广泛盛行于民间的“鬼世界”，是鲁迅少年时期最熟悉最感兴趣的，也是最为推崇的，《无常》《女吊》和《五猖会》等鲁迅文本中的情景是那样震撼人心，令人向往，其中活跃着的鬼神又是那样令人恐惧令人激动，他（她）们对于死之坦然，对于生之急切，崇信着一定会转世的气度万千的生死观，恐怕是渗透至鲁迅骨髓的，戏台的世界，鬼神的世界，同时更是民间的世界和人的世界。这些戏剧的脚本往往取材于佛教故事，应该是本于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所以二者在“民间性”上又是融合的。

竹内好则说:“我想像，在鲁迅的根柢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的面前（散文诗《野草》及其他）。这个人肯定不是靡菲斯特，中文里所说的‘鬼’或许与其很相近。”②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页。依我的理解，竹内好是以整个鲁迅文本、尤其是以《野草》甚或就是以《墓碣文》《影的告别》为背景形成上述印象或结论的，——当然，这个“鬼”也不能理解的太死，比如《一觉》中的这一诗行:“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鬼”“影”和“魂灵”，应该是竹内好将它们撮合而成。和“鬼”对谈，也就是直面着“死”，鲁迅文学的主题是关于“死亡”的。同时竹内好也提示了鲁迅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鲁迅文本是“自我与自我的对话”，这尤其适用于《野草》。上面我也提示过，“自我”是《野草》的一个基本单元，不从“自我”这一基本单元入手，《野草》将一直被视为“晦涩难懂”。上引《墓碣文》，“我”暗示了诗人的一个“自我”，“死尸”则暗示了诗人另一个“自我”，甚至“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的那个“我”，也隐喻着诗人的又一个“自我”，这样，一首《墓碣文》中就出现了内涵不同的三个层面的“自我”，他们共同指向了诗人隐秘的内心世界，是诗人矛盾冲突着的内心世界及其不同意识特征的某种呈现，正是在这一由“自我”所构成的对话结构方式中，鲁迅关于“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态度被完整地揭示了出来。

还有一点，《野草》是不可化约的，这是因为:其一，《野草》文本意蕴繁复，意义彼此勾连，相互参照，而每一首散文诗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蕴；其二，它是象征主义的，是一个灵魂的多种侧影，具有暗示性、多义性和多层次性的特征，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完整的”心灵世界，因而又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凡此种种均要求，对于《野草》，不仅不能望文生义，止于现象表面，亦不能断章取义，流于穿凿附会。下面从《死后》《腊叶》《死火》《影的告别》《过客》等几篇主要文本出发，将鲁迅在这一层面上关于生与死的探索作一掘发。文本细读是我探讨鲁迅《野草》生死观念所选取的一个有力视角。

二
如果人死了灵魂还在，那么这个灵魂就是那个“鬼”，他目睹着自己的“死亡”和“死后”。这是《野草》中另一篇殊异文本《死后》所展开的。同样，《死后》也是一个梦境，“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然而诡异的是，肉体死亡了，神经感觉还在:灵魂醒着。这是荒诞的，陷在这种境地的诗人其内心的痛苦和恐惧是不难体察的，“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文本着力呈现的是死后自己的种种“遭遇”，因为诗人的灵魂醒着，所以他痛苦地“感觉着”，并“目睹”了自身从异化到走向“非我”的全过程。所谓种种“遭遇”，是以三个我称之为“意象”的情景呈现的。第一个意象:横尸在路上的“我”，被路人“围观”，——围观或示众是鲁迅文本的典型场景，只是现在被围观的是“我”。不仅如此，死后的“我”，或成为青蝇们做论的材料、蚂蚁们舐吮的美食，被任意阐释，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切都是“围观”、消遣，都无成效和无意义，都将化为乌有。——还是一种无聊感无意义感。第二个意象同样混乱而嘈杂:死后的“我”被人随意处置，钉在了“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的棺材中。“死后”不能动弹了——在散文诗中，诗人几乎在每一节都点出了“一点也不能动”，显然，诗人在暗示死后人的不能自主的困境，因为无能为力，一种强烈的无力感攫住了“我”:“死后”任人摆布，甚至任人欺侮的窘境被诗人夸大了。第三个意象稍微简单一些:一个“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跑来了，向“我”推销“明板《公羊传》”。何以即使是“死后”，“我”所面对的还是“他们”，还被“他们”所包围。这个意象暗示了什么呢？是另一种形式的异化状态:死后的“我”其“战士身”被遮蔽了，即“死后”的诗人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显然，“死后”的“我”被纳入到了既定的秩序和规范当中，仍然逃脱不了被同化、因而同时也被消解的悲剧性命运。这是自我的真正的死亡。

这三个意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嘈杂的，可笑的，闹剧式的，也就是说是讽刺的，显现着某种无价值的状态或倾向。它们是诗人对自身境遇的审视，是某种自我嘲弄:它直抵诗人的现实处境和现实角色，反观的、并彰显着的是“生前”，——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或现实的“当下”的意义和价值，在“死后”的这种喜剧式的自我嘲弄中变得一文不值。在散文诗中，至少有四处点出了“当我生存时”或相近的意思，显然，诗人有意将生与死置于一种对比中，不仅“死后”的遭际是这样的，它还洞穿了“生前”的人生，使得鲁迅现实的人生状态显得这样的刺目，无聊，难堪。在这里，当鲁迅面对和正视死亡时，他揭示了死亡的另一面，当然，是其自身死亡的另一面。确切地说，鲁迅揭示了死亡非人的闹剧的一面，这种死亡是对（当下）自身存在的嘲弄和否定，他无法从这种死亡中（或从对死亡的“目睹”中）寻找到积极的肯定的因素，“他悬在虚空中”。（《复仇（其二）》）写“死”，落脚点反而在“生”，在“当下”，这是否就是木山英雄所谓“返回日常世界”的那种状态呢。①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至少在这一层面上我还不能够完全赞同（下面还要分析）。

如果对《野草》稍作分类，那么《死后》这样的散文诗在《野草》中还有5首，它们均被研究者贴上了讽刺诗的标签，而且大多把其看成是对所谓不觉悟的民众、尤其是正人君子的批判，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的社会批判。显然，这是误读，以“现实”比附《野草》，是《野草》研究普遍存在的一大误区。《死后》是讽刺性散文诗，但是却并非批判外在的客观现实，它只具有讽刺的喜剧的外表或色彩，和其他散文诗一样，仍然是鲁迅审视自我的产物，是向内的，而与外在的东西无关。因此《死后》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和视角，其目的在借助于“死后”自身的种种“遭遇”，来反观“生前”及生前的“所作所为”，说明“生”，为“生”寻找意义。换言之，它指向了诗人的现实角色或身份，他需要确证自己所扮演的改革者／启蒙者角色，为其成立寻找积极的和支撑的因素，而在根本意义上则是诗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对其自身“存在”和存在之“意义”的寻找和确证。所以，在《野草》中鲁迅关于“死”的思考和探索，从来都是指向自身的，是关于个体生命之“自我”和“存在”这一根本问题。

面对着“死”，有时候鲁迅就站在“死之面前”，深切地经验和体味着死亡的威胁和恐惧，这就是身体的病痛以及它引发的肉体的消亡。咳血，大病，死之张牙舞爪，巨大的死亡压力使其坠入某种精神危机中。这时候，死就成为一种局限，它以一个有限的长度将生命孤立分离出来。这甚至于左右着鲁迅关于人生的计划、安排，以及自我估计。而这些带给鲁迅的，同样是痛苦的，负面的。这是指散文诗《腊叶》，一个关于身体的病和肉体死亡的隐喻文本。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鲁迅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② 鲁迅:《二心集》，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365页。许广平在《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一文中说:“在《野草》中的那篇《腊叶》，那假设被摘下来夹在《雁门集》里的斑驳的枫叶，就是自况的。”③ 转引自《鲁迅全集》第2卷，第225页注释［1］。是的，《腊叶》不仅仅是关于病和死，还揭示了温情、爱我者的爱之于鲁迅的宝贵、珍惜，然而，自喻为“病叶”，总是暗示出鲁迅思想意识中的消极情绪，至少体现了鲁迅对自我人生道路的悲剧性估计。查鲁迅日记可知，《腊叶》写作和发表于鲁迅肺病病重期间:1925年9月23日到次年1月5日，大病，历时三月余；1925年12月23日，开手写作《腊叶》，发表时注明的写成时间为1925年12月26日，非一日完成，可能有修改；1926年1月4日，刊发于《语丝》周刊第60期；第二天即1月5日，大病初愈。就此，钱理群说:“在写《腊叶》的时候，鲁迅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写《腊叶》，是留给后人的遗言。”④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页。鲁迅也曾说:“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⑤ 鲁迅:《两地书·二四》，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81页。显然，疾病和死亡的阴影造成了鲁迅心理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所以他才会自喻为“病叶”，这“病叶”灼灼的目光也将随时光的转移而消失，并且逃脱不了随秋叶一同飘零的可悲结局。——“爱我者”的爱是温馨的，诱人的，珍贵的，但她改变不了“我”的现实处境和指向死亡的悲剧命运。在这里，可以发现鲁迅对自我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命运的清醒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不仅是心态上的，可以说其身心两个方面都陷入尴尬而难堪的境况中。这时候，死亡不免令人悲戚，因而它是悲剧性的；不仅如此，死亡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灭亡，格外凸显了人生“万事皆空”的无常及其虚无感。

实际上，生之无聊感、对生之价值的怀疑、“死后”的战士其死亡也如“生前”一样，成为“看客的材料”，一直是《野草》的基本主题。同样，“死”所激起的对于自身价值和人生道路的摇摆不定，犹豫彷徨，在《野草》中也并非个别的现象。如果从外部看，整部《野草》扑面而来的，既有诗人的痛苦绝望和黑暗体验，同时也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从其第二首散文诗《影的告别》始，到最后一首《一觉》中的“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或显或隐地几乎在《野草》所有文本中，“死亡”都是一个令诗人困惑究诘的大问题。《野草》是关于自我及其存在的，生与死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从来并首先是第一义的。《死火》同样弥漫着死亡的的气息。“死火”是一种死灭的状态，它是如何熄灭的？应该是遇着说不出的“冷”，被冰封冻灭的——文本并没有明确的暗示；从死灭状态中被唤醒以后，“死火”却面临着与《影的告别》中的“影”一样的两难境地:或冻灭，或烧完，无论哪一种都围绕着一个轴心——死亡的轴心旋转。更消极的是，将“死火”唤醒的“我”则被大石车碾死，这或许可看作一种英雄主义牺牲，但是它同样是一种悲剧性的死亡命运。

同样，笼罩着《墓碣文》的是萧索，黑暗，可以说它呈现的是“死之神秘”，死亡是生命的本然，如影随形而使人摆脱不掉。在这里，死亡是某种寂灭，是将生命整个儿掏空，使之趋于虚空、虚无:“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① 鲁迅:《墓碣文》，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207页。

作为个体生命之本义或本质，和“生”一样，“死”也是与生俱来的。同样，在存在主义那里，和偶然的“生”是荒诞的一样，“死”也是荒诞的，因为个体生命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走近它，越是“前行”，越趋近于那个终点——死亡。这是《过客》，也是过客深陷其中的困扰，他困缚于这种关于自我的悲剧性死亡中而悲悼不已。过客一路走来，失去了血气和水分，羸弱困顿，渴望“休息”。然而他也遭遇了西西弗斯那个“诅咒”，过客“息不下”，“前行”是他的绝对律令，然而“前面，那是坟”——无可逃避命中注定的死亡！不管“前行”有多远，它总是一个“阶段”，换言之，死亡就是这个阶段的终点，即“坟”，“坟”揭示了死亡的本然状态，所以死亡指向了某种“有限”，是生命及其存在之有限性的某种呈现。

三
如上述，“死”，在《野草》诸篇中是以不同的形态呈现着，但是在生与死的对比中呈现、揭示则是它的基本结构或抒情方式。作为《野草》哲学的基础性意识特征与最高部分的生与死，鲁迅的求索有两大特点:一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生与死是诗人（鲁迅）具体而现实的生存感受和生存体验，是某种切肤的“死之面前”的人生经历，这使得鲁迅关于生与死的拷问具有了某种强烈的现实性个人性特征。二是，直面死亡，旨在审视自我的现实角色和历史归宿，是对个体生命其“存在”的拷问，也就是说，从自身具体而现实的生存与死亡的体验中上升至对个体生命生存方式及其展开过程的求索，叩问“存在”的本体性方面。所以，在鲁迅的死亡意识中潜藏着某种形而上追问，是对人的有限和无限关系的体味，是对生命的相对和绝对关系的把握，究其实质，是对人的和生命的一种终极关怀，是在终极意义上关于“生与死”的求索。所谓鲁迅的形而上哲思或生命哲学主要体现在这里。

《影的告别》主要在时间的纬度上展开，是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和转换，“在黑暗中”也有空间感，但更是一个历史过程:黑夜与白昼，黄昏与黎明，明暗之间，等等，突出的是时间的向度。关于人的审视，关于自我的存在，一个生存于时空交错中的个体的“存在”位置及其选择——时空所联结的那个“点”就是个体的存在空间，在这首散文诗中已经整体性地展开了。

这首诗构思了一个奇特的意象:（人的）“影”向“形”告别。“形”暗示了一个困于自身或肉体的现实自我，因对这样的“形”不满或不安，“影”从“形”那里分裂了出去，所以“影”指向了一个觉醒了的自我；“形”与“影”是相对的，是诗人矛盾对立的意识状态的象征。然而，觉醒了的“影”，几乎无路可走，陷入两难境地里。接下来，文本以三个自然节的长度，以回旋重复的抒情方式有力地传达了诗人内心世界的这种犹疑、徘徊和反复，是一个巨大的反复:无路可走的痛苦，面临死亡的痛苦，一而再地、反复地敲击着诗人的灵魂！终于，“影”的悲剧性归宿指向:或沉没于黑暗里，或消失在黎明中，“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影”沉没于黑暗中，那就是消失或淹没，也就是一种死亡。显然，“影”即是鲁迅“当下”自我的隐喻，是其所体味到的自我在现实关系中的位置的象征性揭示。在这里，“影”的两难境地和游移不定表明，诗人的自我已然分裂为两种方向上的张力与相互冲突，而且这两种张力同样都围绕着一个方向——“死亡”的中心旋转，象征着鲁迅精神上失去自我和自我的悲剧性死亡。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在这里，当然首先是一种黑暗的生命体验:生命落入幽邃的黑洞中，“自在暗中，看一切暗”，① 鲁迅:《夜颂》，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203页。黑暗把一切打上了黑色的印记。正如时代是过渡性的（明暗之间），这样生存的生命也首先是过渡性的，是一种相对性的现实存在，因而他是有缺陷的，有限的。从散文诗的内在趋势看，对于生命以这种方式存活，对于生命的这样一种形态，诗人是不满的，甚至是否定的。——“我”之甘愿被沉没被消失，固然透露出生命的担当和选择的坚定，但何尝不是因为不满意于这样的生命形式而决绝地欣然地注视着他的死亡呢，仍然是决绝的否定倾向。在这里，死亡体验首先是对于人的有限性和相对性的意识，是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正视，所以它也是一种原罪意识，是在罪感支配下的关于自我的一种反省意识。或者可以说，承担黑暗，是因为鲁迅认为“影”只能苟活于黑暗中（“罪”），倘若生命以这样一种方式苟活于世，他也只配沉没于黑暗中。在这里，“影”暗含着有缺陷的人生方式和有缺陷的生命形态，从而也是一种有罪的生命形态。在承担中也暗含着因自我的“缺陷”而赎罪的罪感，上引的竹内好关于“鬼”的一段话，引在这里作为注脚也是合适的。

是的，重要的是对自我的反省。这就是转折的契机！历史是过渡性的，然而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大转折呢，——由暗趋于明的向度，“黑夜”被“白天”所消失的向度，过渡性的性质已然内含着“转折”的向度，钱理群说:“你落入一个生命的黑洞之中，这黑洞将所有的光明吸纳、隐藏其中，这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光明。”②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第275页。黑暗与光明形成一种对比，但是光明内在于黑暗，是“充盈着黑暗的光明”，③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是鲁迅所谓“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④ 鲁迅:《夜颂》，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203页。这是就“进化的链子”之于整个人类而言的。那么，个体的、自我的生命和道路是否也预示着一个大转折呢？选择了黑暗，就必须承担黑暗，从而也就是反抗黑暗。而选择、承担和反抗，都显现为人的生命行动，预示着一种生命的感觉，预示着自我生命的觉醒，预示着以自我的生命之光烛照幽冥的黑洞。沉没于黑暗中的“影”是与黑暗一体的，是被黑暗所包含的，但是我们分明感到了“影”的不满、骚动不安和强烈的反抗欲望:就是要苟活于生存于黑暗中，“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⑤ 鲁迅:《250530·致许广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93页。——这是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它深蕴着鲁迅的生命感觉，正是在偏与黑暗捣乱中，鲁迅的自我与存在有了附丽，生命因此而深具意义和力量，“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①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46页。不仅如此，这一选择还以生命的活动充盈着黑暗的空间，充盈着自我的生存空间，黑暗的空间因此有了动感，被注入了生命的意义，此其一；其二，“我”始终面临着一种悲剧性的“沉没”或“消失”——死亡，但是在自我生命不可逃避的悲剧性死亡中，自我却获得了新生:我将伴随着黑暗世界的消失而消失，而这样的旧世界也将被“黎明”或“白天”所消失，我以自我的死亡欣然地“自证”着“黎明”或“白天”的到来，“从思想上看，或许是希望之影映射在黑暗之底也未可知”，②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6页。依然是光明内在于黑暗，生之欢欣内在于承担之艰难，在这时候，生与死不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人生过程！这是否定之否定，在对旧我旧生命的否定中，在死之大欢喜中，同时新世界的曙光也穿透了幽暗的黑洞，露出了她的微弱的影像。竹内好并没有解读《影的告别》，但是我想，他关于鲁迅的整体性把握是不可能脱离这一文本而有如下定位的:“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新的价值不是从外部附加进来的，而是作为旧的价值的更新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某种牺牲的；而背负这牺牲于一身的，是鲁迅。”③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51页。至此，在《影的告别》中，鲁迅走过了从自我分裂、失落、死亡到新生的完整人生过程。它也使我们窥见了鲁迅死亡意识的真正含义:死亡意识不是在意识到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之后，拘囿于这种相对性，或者漠视人的生命和选择，从而消泯人的价值，而是更高扬人的尊严和独立，是冲破这种相对性有限性，是在相对中看取绝对，是在生命的刹那的爆发中滤沥人生的真正的价值！

跨越死亡，是选择和承担，即将黑暗／死亡背负于一身，但对于诗人即鲁迅更有意义的是“行动”。相比于静态的“冻灭”，即使“烧完”，也要“重行烧起”，跃出冰谷的死火就意味着行动。因为这行动，《死火》也深蕴着“再生”的因素。李欧梵认为:“‘死火’隐喻着鲁迅的内心状况，陷入自己心中那冷的、荒凉的深处是一种受难，他并不愿意永远蛰伏下去，因而呼唤一种有行动的生活。但是按诗中矛盾的逻辑，这行动又终将导致死亡。”④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13页。这是失之偏颇之论。于诗人而言，“烧完”——意识到的死亡，并非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因为生命之灿烂在于燃烧过程本身——一种有动感有内容的人生选择，所以“走出”冰谷这一最决绝的行动才是《死火》的主旋律。也因此，生与死在鲁迅那里不再是尖锐的静态对立，而是一个勃勃有生机、深具生命活力的动态过程。如此，鲁迅才能从方生方死的忧戚中走出，以“战士身”在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中，在现实斗争的实践中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特指鲁迅杂文与杂文创作，及由此展开的“论战”这一“行动实践”）。

同样，《过客》的最强音——“走”更是行动，这时候“走”已然成为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是其自由形态的展开过程，进一步说，《野草》又把关于死亡的思考，上升至对生命形态和生命自由的叩问。也因此，我认为，“死孕育着生，而生不过是走向死”，⑤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0页。——竹内好的这一断语，比照《过客》，是颇令人费解的，因为断语中所暗含的某种消极的妥协倾向，与以“走”来“抵抗”死亡和虚无的、过客身上所爆发出来的“韧性”的探索精神并不相符，是否表述为“生不过是走向死，而死孕育着生”更贴切呢？我后来才注意到，木山英雄也持有相近的见解。在《〈野草〉的诗与“哲学”》中，木山将《野草》的所谓哲学，归结为“死”（生）。但是，他的解读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这其中就包括关于《过客》中的“死”（坟墓）:“坟墓不用说乃是死的符号。而且死在这里又是欲一览生之一切者找到的终极视点，或者说是一面生存一面又怀疑其生存的绝望者之逻辑终点。”木山认为，不仅催促过客的“前面的声音”，而且作为“冲动”的“步行”也是空洞而主观的，“这个映象极端抽象”。① 木山英雄:《〈野草〉的诗与“哲学”》（下），赵京华译，《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在下面的解读中，我试着分析，在过客的意识中已然完成了对于死亡的两次“超越”:坟上的野花暗示了“死孕育着生”——死不是其他，死即生本身；而《过客》中的最强音——“走”，正是其前过客“一路走来”的延续，它揭示了作为“日常性生活”连续性的展开及其所具有的抵抗的特征，是对死亡的又一次颠覆或超越。

在《过客》中，过客听从于内心的“前面的声音”的催促:向前走！可悲的是，“前面”是坟——自我的必然的悲剧性死亡！然而，在荒坟上却生长着“野百合野蔷薇”——又预示着自我从悲剧性的死亡中重生。正因为一切“走”都意味着终点，愈是“走”，愈是一步步接近终点，一步步走向死亡，所以才更要“走”，以“走”来抵抗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宿命——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终点就是一种宿命。走下去是走向死亡，然而走向死亡的“过程”本身则意味着对死亡宿命的反抗和超越。表面上，“走”和“死亡的宿命”是同胎同体的，没有死亡的宿命，“走”这一反抗行动本身毫无意义，然而，“走”这一行动在反抗不可避免的死亡宿命过程中，又将自己剥离:“死亡”完结了停息了，“走”却留下了，“走”这一行动本身具有了独立的终极的意义，它触摸到了“实有”即存在，凸显了某种肯定和永恒（“实有”就是过客一路上留下来的坚实的“足迹”，有触感、能够被明确把握到的，能够被“证实”的只有“走在路上”这一行动。然而，“走”很多时候对于人来说不啻一个无法承受的苦斗）。——死亡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可以被超越的。这时的死亡是一种生命感觉，犹如“走”体现为一种生命跃动一样。因此，“走”的过程就是一种将生命充实、使之饱满的过程，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吹进点什么的过程，这样的生命一旦走向了终局——死亡，那么这种死亡就是饱满的、有内容的，就是可以“朽腐的”，因而也是可以把握的。可以把握的死亡，在其根本的意义上体现为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是生命的一种最高的超越性存在状态。——死亡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就不再可怕，不再忧心忡忡，不再是一种羁绊和捆缚，而是唤醒生命感觉的某种力量。这就是鲁迅意念中的生与死，以有限与无限、存在与超越、生死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为其内质的死亡意识。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说:“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仅是一个现在存在的生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使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② 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余灵灵、徐信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209页。鲁迅的思想并非源自于西方存在主义，但是他关于自由／生命、自我／存在的形而上追问，却是存在主义的，是“鲁迅式”的存在主义。

四
还要回到《死后》。这不仅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探析以《淡淡的血痕中》为代表的几首现实性愈发强烈的散文诗，而且因为木山英雄最看重《死后》，在生与死关系问题上，他把《死后》看作整个《野草》的一个“转折”。所以，在对《过客》作了那样的分析和定位——以“走”这一行动，冲破必然死亡（坟）的悲剧性宿命——以后，就需要加以讨论了。木山的这个界定是富有启发性的:《野草》是一个深陷在“死和幻想”中“连续性探求”的文本，然而，即使在死和梦境的世界里“也不可能有完结性的东西”——某种借助于死本身或在自身的死亡中把握肯定或永恒的信息，通俗地说就是没有找到生或生存下去的依据。而《死后》出现了，“从《墓碣文》到《死后》的跳跃是《野草》运动发展中最惊人的一例。作者完成了一系列托于梦境的死之探索，而这最后一个死的形态，是应该在运动着的生之日常性世界里被估定其价值的又一个极具人间具体性的事件”。③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62、49页《死后》几乎是诗人“生前”境遇的“复制”，其所渲染的日常性画面较之其他散文诗确实更有具体性，但是——如前述——那三个意象式情景是一种闹剧式的反讽，它凸显并指向了诗人生前的窘境和难堪，木山也称之为“生之无聊”，但却置换为“日常性”而从正面阐释。——如果这样的日常性是正面的，又如何解释文本扑面而来的喜剧性色彩。并且，《死后》是“我梦见”系列的最后一首散文诗，但并非梦的终结，而是仍在“梦”中，换言之，从其内在的抒情方式和结构方式看，它与《墓碣文》《死火》《过客》的“死之形态”是同构的。①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49页。加上《死后》，木山分析了“死之形态”的四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死后》中，首先是死后陷入困境、不能动弹的自我——任人摆布无力反抗的“死尸”，因为女师大风潮而与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论战正酣的鲁迅，将某种具有混乱噪杂特征的所谓现实性日常性带入了文本，使得这个自我格外地“有皮没毛灰头土脸”，而不乏自我嘲弄，所以才成为一种“讽刺”（讽刺诗）——自我及其环绕着的环境（“日常性”）都是喜剧性的。自我的这一角色，是鲁迅大为痛恨的，也因无法摆脱而令其大为痛苦的。——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论战”，无论从鲁迅的立场看来多么高尚庄严，但是作为当事人，它犹如噩梦般纠缠了鲁迅一生，这样才有了其后不久他的“愤激之辞”:“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② 鲁迅:《〈华盖集〉题记》，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这也就是真正的日常性现实性最为强烈突出的文本《一觉》中所谓“粗暴的魂灵”（我一直强调，这种现实性是诗人走出梦魇的“一觉醒来”）。粗糙，粗暴，对应着《死后》中的嘈杂混乱，在诗人的生命感受上是一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每一战斗固然是豪气万丈，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疲惫，无聊，是“可笑的胜利”，以及甚至于“无物之阵”的虚无——所谓的战斗，连敌人都没有，只能是透底的虚无，——《这样的战士》的这一个侧面与《死后》互为对照。总之，“死尸”的这个状态是一个否定性的自我。“然而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只看见眼前仿佛有火花一样，我于是坐了起来”。——这是另一个自我或自我的另一种倾向，他与“死尸”的那个自我构成了一种对应和对立的关系，是对“死尸”的拒斥，是对陷在那种“日常性”的自我的那种无聊、因而也是无意义状态或角色的否定。两个不同的自我的这种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几乎是《野草》的一种基本结构方式。《墓碣文》:“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颓败线的颤动》:“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狗的驳诘》:“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它们构成了《野草》特有的张力，但是犹如一根绳子，是一种张力的这一端和另一端，是向两个方向拉扯的力。所以，木山所谓《死后》是一种新的“死之形态”或“转折”，是大可以商榷的。必须辨明:《死后》中的“日常性”并非现实性，或并非一个层面的东西。③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154页。也可能是我误读了木山，因为他还这样说:“这样，作品中无处不刻上与现世社会抗争的痕迹，而活过来的主人公正是于这种现实的葛藤中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根据。”但是，我也认为，愈来愈紧迫的现实战斗，尤其是紧接女师大风潮的“三·一八惨案”，这种短兵相接的肉搏，是诗人鲁迅从《野草》“巨大的梦魇”中“走出”的动力之一。（也仅仅是“之一”而已，一个深陷于某种“精神危机”中的人，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外在的东西战胜自我的）如此，在“我梦见”系列之后，诗人写下了《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尤其是《一觉》这样非象征性的诗篇，也就是说，“一觉醒来”的诗人，还是要回到现实性／日常性，虽然这种日常性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戕害。——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战士无可逃避的“宿命”:“但他举起了投枪！”

在这个意义上，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鲁迅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④ 鲁迅:《二心集》，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365页。它的副题就是“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也就是说他同时写给未生者即未来的，在诗人那里，死亡不仅意味着某种过去，还连结着现在，更指示着未来。死亡不再是简单的死亡和过去，它不是完结，更不是停止，而是一种新生，或开始。这首散文诗表明，不仅执着于现实和现实的流血，而且突入人类和历史运动的内部，诗人尝试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探究关于生命的和人生的答案。刘和珍等青年学生的流血和牺牲，这个被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改变了鲁迅。所以，是否可以这样简单地说，其前，鲁迅陷在个人的生死天地和悲戚里，目睹和体验的是个人从身体到精神的死亡，而且陷在其中，无以自拔，他在尝试着从中走出，但是总是羁绊，挣扎。现在，直面流血和死亡，诗人从“梦境”中惊醒了（《野草》就是一个巨大的梦魇），走出来了，他是“一边和死较量一边持续着生的。这使他在某一时刻超越了死”。①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35页。所以诗中才出现了那样罕有的近乎昂扬的调子: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三·一八惨案”中青年学生的死难，鲁迅已然“出离愤怒”，不仅因为他们青春早逝，更因为他们的牺牲将很快被庸众遗忘，这样的人间不过又增加了几片废墟和荒坟，世界就在点缀着废墟和荒坟中得以维系着平衡着。这是怎样的人间啊！然而，“东方发白”，这个僵滞的历史形态和稳定的世界秩序终于被冲破了，碎散了，其标志就是: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这是一种刚刚萌生着的历史力量，它还十分微弱，但是它的代表——“叛逆的猛士”却是在现实的层层淤积的凝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出现的，他是在“废墟和荒坟”中，在“深广和久远的苦痛”中，在“重叠淤积的凝血”中一路走过来的，他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回到大地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深厚的、有力的、强大的: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因为有了这样的调子和基础，确切地说，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努力已经凸显于《淡淡的血痕中》这类后半部文本中，那么《题辞》的写作、出现，以及那样地“估计”作为个体生命的基本形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这个意义上，《题辞》与《墓碣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作《野草》？”前者则是“如何评价自我的生命形式？”二者都是在整体性层面上究诘生命的本源问题，并使它们与《野草》其他篇目稍稍有别。1927年4月鲁迅将《野草》结集，并同时写下了最后一首散文诗《题辞》，这是在集末《一觉》（1926年4月）整整一年以后，因此可以说，《题辞》既是《野草》的一部分，又是诗人“回望”《野草》的结果，这样它就具有了一个宏观视野，是鲁迅对自我心灵和全部人生道路的整体性“总结”，显现的是鲁迅对自我人生和生命形态的一种整体性态度和评价。鲁迅在《题辞》中明确拈出了“生与死”和“生与死之际”这一核心概念，加以拷问。更重要的是，呈现于《野草》中的这一个体生命，如何“评价”他的“生存”和“死亡”呢？这样的一个殊异的灵魂以这种方式“存活”于世，是其幸也，不幸也？整首散文诗就是从这一整体性的高度看待这一个体生命的: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是这样，作为生命的一个阶段，它是休止符，但又是进化的链条上的一环，而且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以诗篇中所暗含的情感基调言，可以说，这是诗人人生过程中最关键的时期之一。在整部《野草》中，死亡是被作为个体生命的本然形态得以呈现的，在《影的告别》中，它犹如“彷徨于无地”的“影”一样，其宿命是沉没于“黑暗”中；而在《过客》中，过客一直在向前走，他的前路是坟——象征着精神上必然的死亡；但是，“影”是在“明与暗”之间、并在壮烈的苦斗中被黑暗所吞噬的，过客是付出了困顿和劳累、一步一步地自己走过来的，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是的，重要的是通往死亡的路，重要的是过程——他留下了沉厚而坚定的印迹，留下了他“曾经存活”的瘢痕。从《题辞》中可以发现，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自我生命的这些形态是满意的:可以“朽腐”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五、结 语
如果关于“死”的思考和探索，只止步于“死”，那么，其一，这只是渲染了死之恐惧、威胁，向死低头、妥协，可以说凡是在这个层面上的，他的人生输掉了，其生命或存在是干瘪的；其二，还是二元对立结构，生与死是两分着的，没有构成某种生动而丰富的“关系”或有机联系，因而也不可能从死之悲戚、恐惧、威胁中走出。鲁迅的探索揭示了如下内容: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是死亡／虚无以及意义或价值的沦落，重要的是大胆地决绝地质疑和直视这种虚无，所谓对虚无的盘诘；同样，死亡因其将生命截为一段，是生命的终点，突出了生命的短暂和局狭以及虚空，然而直面死亡，却是在这种“无”中肯定“有”，“死”中知“生”、问“生”，是探求生之为“生”的实证。也就是说，不是就死亡论死亡，当将死亡看作生命本身，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一种基本存在状态，是“存在”的固有表现形式，那么生命作为一种“存在”也将被确证或把握。

但是，在鲁迅那里，“生”，不能亦不可以简单地转换为希望或光明之色，他不允许这种过渡或转换，因为二者不是直接的或对等的东西。① 参阅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汪晖“反抗绝望”的命题影响很大，是一个有力的视角。但是，切忌从中直接导出光明希望之类，那样的话，指涉着的是两个事物。只能说，鲁迅对绝望、希望都是怀疑的，但也只能说其语义指趋更强调“绝望之为虚妄”而已。对他来说，生就是死本身，即鲁迅所谓死之“大欢喜”。所谓死本身，是说从死亡开始，起步，生命死亡和朽腐的产物或结果即是“生”，“生”是与生命的朽腐相伴生的，朽腐是沃土，在其中孕育着生或生命。竹内好说，鲁迅形成于“无”、绝望或黑暗，是从绝望产生的，“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②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07页。这是洞悉鲁迅者的发见。——虽然国内鲁迅研究界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竹内好这一结论是有根据的。它源自鲁迅的两处自述。其中一处，鲁迅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③ 鲁迅:《250411·致赵其文》，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7—478页。竹内好深化了鲁迅的这一自述，或者说似乎比鲁迅自述更好地掘发了鲁迅的意识特征。但是，鲁迅“形成于死亡”，鲁迅人生的第一步是从死亡开始，我认为换成这种表述，似乎更切近鲁迅本体，更能说明“鲁迅之为鲁迅”的“产生”或“形成”。说得机械简单一点，除了鲁迅自述，考之《野草》，完整地体味、逼视“绝望”的，只有《希望》一首散文诗，即大家所熟知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过客》有绝望的色彩，但对于死亡的超越却是其主干，不能说它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绝望”。就是《影的告别》，也是“死亡”与“黑暗”并峙的。——当然，这种划分是化约的，因为很多时候我是这样表述的:整部《野草》是在一种黑暗、死亡、虚空和绝望的心绪支配下，鲁迅凝视自我的产物，黑暗、虚空、绝望与死亡是对举并列的。这是就写作《野草》时诗人的情绪、尤其是其处在“精神危机”状态下的心境而言的。从意识特征和哲学思辨的角度考察，显然，死亡是《野草》的基础性意识特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15BZW131）

作者简介：李玉明，青岛大学文学院（青岛 266071）；郑直，青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心

（责任编辑：王 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