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尺牍热：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一股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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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尺牍热：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一股逆流
——民国时期《秋水轩尺牍》流行考论
陈兆肆

摘 要：在民国尺牍文化热中，清道咸年间幕友许思湄之《秋水轩尺牍》影响极大，以60余种版本流布于世。该尺牍能于教育、文学、社会等领域影响广泛，不仅在其文辞之简洁、典雅及切合时用，还在于其间所透出的幕友志意难酬的情绪情感，颇能引起当时众多失意之读书人的共鸣。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旧时文言尺牍的出版和流行，直面“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挑战和冲击。力推“文学革命”的文士们，从形式、内容、思想上，对该类尺牍极尽批判之能事。在时潮的逼压下，一些出版者及编者选择守经行权，纷纷出版《秋水轩尺牍》“言文对照”版。这种做法，不无两全其美的生意考量，但其“文言为主，白话为宾”的编排思路，却也彰显出抗拒时潮的文化理想。《秋水轩尺牍》作为旧时文言尺牍，其于民国中后期的广泛流行，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一股逆流，亦系时代高歌中“执拗的低音”。

关键词：民国时期； 新文化运动； 秋水轩尺牍； 言文对照

书札尺牍作为“通情报事”的重要媒介，素为传统社会所重视。① 按，符、书、简、札、信、启等称谓，虽有小异，但大体相同。古代亦有鱼雁、尺素等雅称。关于古代源远流长的尺牍历史的梳理，可见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一良:《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黄维华:《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郑逸梅:《尺牍丛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晚清以来，随着礼教松弛、人潮流动、邮政发展，② 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86—123页。加之民众读写能力随教育事业俱进，人们的交际范围大为拓广，交际活动亦更趋频仍，而作为社交工具的尺牍，其重要性遂日益彰显。民国时期，书信教育亦适时被列入部颁中小学课程标准之中，以应时需。③ 晚清癸卯学制即规定，初等小学堂在第五年须学写简短书信。而至民国十八年（1929）、二十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小学生的信札练习作出了日趋严密的规定，小学三、四年级的实用文部分注重寻常书信的训练，五、六年级则注重书信格式的练习。民国二十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也有对书札练习的要求。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4页；盛朗西编:《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小学课程沿革》，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7—53页；乐嗣毅:《国语学大纲》，上海:大众书局，1935年，第383页。除具有实用性的一面，尺牍自古以来也是文学形式之一种。降至民国，文人学者公开印行私人尺牍，借以抒发情性、示范文体，更是蔚为风尚，如鲁迅的《两地书》、④ 按，《两地书》为鲁迅与许广平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通信结集，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沈从文《湘行散记》、⑤ 按，1934年初，沈从文因母病自北平返乡，后践约每日写信一封报告沿途见闻。回北平后，在这些书信基础上整理成《湘行散记》，于1936年出版于商务印书馆。后于1992年，将相关信件整理，以《湘行书简》出版。张森:《沈从文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朱湘《海外寄霓君》，⑥ 按，此书收朱湘致妻子霓君信106封，于1934年1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即为个中典范。缘于上述之因，民国时期的尺牍文化可谓极一时之盛。不同出版商家包括各色盗印机构，更是乘“实用文教科书”尚未定于一尊之际，竞相印行各家尺牍范本以应时好，从而极大地助推了这股“尺牍文化热”。① 据尺牍文学史专家赵树功的研究，民国期间是尺牍出版的高峰期，分类社交、商业、女子等尺牍、增广名人尺牍，多如牛毛。此外，民国时期针对学生的尺牍数量也十分惊人。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第78页；蔡丹妮:《民国学生的书信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14年，第15—19页。

当此之时，值得注意的是，清道咸年间幕友许思湄之《秋水轩尺牍》异军突起，一印再印，竟能一编风行，洛阳纸贵。这本作为昔时失意文人写就的文言尺牍，何能在诸多尺牍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下白话文声势日涨之时，又何能以“言文对照”的版本而“逆潮流行”，并受到非同一般的青睐？在时贤评论及后世名家追忆早年读书生涯的文字中，我们或能一窥该尺牍之深广影响、流行之因及其背后争议，尤其是该尺牍与“新文化运动”等时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关于《秋水轩尺牍》一书，冯尔康曾藉此勾稽出许思湄的生平，特别是其北往南来的作幕生涯。② 冯尔康:《许思湄年谱》，见氏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78—290页。而王振忠曾以《秋水轩》《雪鸿轩》等尺牍作为主要资料，分析清代华北地区“无绍不成行”的师爷网络。③ 王振忠:《十九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衙”》，《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笔者也曾依据该尺牍，从“谋馆不易而游辙无常”“寄人篱下而入仕无望”“背井离乡而时思归里”“经济贫苦而俯仰乏资”等四个方面，揭示当时幕友贫苦之境遇。④ 陈兆肆:《人如秋水，宛隔蒹葭:从〈秋水轩尺牍〉看清代幕友之贫苦生涯》，待刊。上述研究乃以该尺牍为史料，注重尺牍内容的挖掘，以揭示作者之生平及其时代。然而，若从文献传播的角度着眼，有关《秋水轩尺牍》一书在民国时期的重印风行、背后之因及所引发之物议，则目前尚未有人论及。尤有进者，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尺牍文献史的专题研究，似集矢于明末清初，⑤ 关于这一时期尺牍历史的代表性的专题研究，可见魏爱莲（Ellen Widmer）:《十七世纪中国才女的书信世界》，刘裘蒂译，《中外文学》1993年第22卷第6期，第55—81页；David John Pattinson，T he Chidu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Ph.D.dissertati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8；陆学松:《清初尺牍选本研究》，博士论文，扬州大学文学院，2018年；刘双:《晚明尺牍小品研究》，硕士论文，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2019年；罗琴:《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文献》2019年第1期。而对作为尺牍发展黄金期的民国，未予足够重视。笔者在此管中窥豹，抛砖引玉，冀望学界能有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民国期间《秋水轩尺牍》的流行
20世纪80年代曾为《秋水轩尺牍》重新作注的萧屏东，如是提起缘于少年读书时的尺牍情结:

我在少年时期，曾读过这本书，并从这里获得不少的知识，其中有些篇章和警句，迄今隔了四十多年，还能背诵出来……它自问世之后，在我国知识界以至民间广为流传，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三十年代，上海的广益、广文、世界等书局，曾把它和《雪鸿轩尺牍》并称为尺牍的模范，而一再重印，深受读者欢迎。⑥ 《秋水轩尺牍·序》，萧屏东注，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萧氏在上世纪80年代选择对此书注解而为人作嫁，是与其早年从书中“获得不少知识”及对此书印象极深有关。其所论“（该尺牍）自问世之后，在我国知识界以至民间广为流传，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固未尝基于细密考证，但却是其当年切身观感，所言非虚。

清代道咸年间幕友许思湄，初乃绍兴山阴一失意文人，后辗转担任地方刑幕数十年。期间，交游极为广泛，后集其往来尺牍凡229篇，汇订成书，殁后由其姻亲冯璞山付梓。⑦ 冯尔康:《许思湄年谱》，见氏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第278—290页。清人朱熙芝对《秋水轩尺牍》推崇备至，并指其在本朝业已十分流行，所谓“骖古人，甲今人，四海之内，家置一编”。① 周作人:《关于尺牍》，见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文选（1930—1936）》，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第579页。但据笔者的统计，“家置一编”似不无夸张之嫌，此时流行程度远不及后来之民国时期。② 据周作人整理及笔者寓目所及，民国之前，除咸丰年间冯氏芸香堂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外，其他版本有:《秋水轩尺牍》，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重刊秋水轩尺牍》，同治十年（1871）刻本；《续秋水轩尺牍》，光绪十年（1884）铅印本；《管注秋水轩尺牍》，娄世瑞注，管斯骏补注，简玉山房光绪十四年铅印本；《秋水轩尺牍》（增补详注），龙文书局宣统二年（1910）铅印本。晚清之际，该尺牍在江浙文人幕友之间局部流传，亦有山阴娄世瑞、吴县管斯骏、吴江陆翔等三家作注。③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文光书局，1930年，第1页。降至民国，该尺牍方才大放异彩，备受青睐。对尺牍甚有研究兴趣且“因乡曲之见也留心绍兴人著作”④ 按，周作人关于尺牍的文章有《关于尺牍》《再谈尺牍》《日记与尺牍》《王湘客尺牍》《拜环堂尺牍》《饼斋尺牍》《实庵尺牍》《曲庵尺牍》《五老小简》《名家书简抄存》《书与尺牍》等。的周作人曾说过:

这尺牍的势力，却是不可轻视的，它或者比板桥还要有影响，也未可知。它的版本有多少种我不知道，只看在尺牍里有笺注的单有《秋水轩》一种，即可以见其流行之广了。⑤ 周作人:《关于尺牍》，见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文选（1930—1936）》，第579页。

实际上，民国期间，尺牍中有笺注者尚有《雪鸿轩》《小仓山房》等，但《秋水轩尺牍》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对其笺注者络绎不绝。近年来，笔者广求博讨，搜集到60余家版本，⑥ 按，笔者所统计的版本中，有不少未具出版时间和注译者，或有可能是盗印。但即便为盗印，以之作为史料一种，亦足以说明该尺牍风行程度，故一并统计在内。盖见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20世纪前二十年，一些江浙士人在前述三家注解基础上，踵事增华，以“补注”“详注”“增注”“广注”“详校”等形式，再版此书，且打破年序编排法，以类系文，分“叙候、庆吊、劝慰、请托、辞谢、索借、允诺、戏谑”八类主题，以增强其适用的针对性。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后，“言文对照”版本（或冠之以“新体”或“语体”等名）开始大行其道，其在前已出现的“句解”基础上，按篇以白话译出全文，分置于文言之后，再作新式标点。

据民国方志及教育史专书可知，《秋水轩尺牍》主要是作为私塾三年级以上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在当时流布于全国。民国期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无不力推新式“洋学堂”，唯仍有不少坚持送孩童在私塾就学者，⑦20世纪30年代中期，私塾的规模逐渐为新式学堂反超。但抗日战争后，出于躲避或抵制日伪教育等因，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私塾数量又有回升。至20世纪40年代，各省乡村之间私塾开设十分普遍。吴寄萍:《改良私塾》，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13页；蒋纯焦:《中国私塾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59—560页。其间固有新式学堂学费高昂、科目繁杂以及“游戏教法”致效果不彰等因素使然，⑧ 白刃谈及幼年读书生涯时指出，其父亲认为“洋学堂成天出操，唱歌、打球，学不了什么东西，因此，我八岁才上私塾，学描‘上大人，孔乙己’的红帖，念‘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读‘人手足刀尺’的教科书，以后又读了《秋水轩尺牍》等一些老古董”。梁松生也提及:“中、小学所设的科目如:体操、手工、唱歌、图画等项，一时不能为市民所接受，认为教学科目及活动过多，自由散漫，管理松弛。故对子弟入学问题，未有信心，甚至认为管教不如私塾，因此送子弟就读于私塾的很多。”私塾中所教课本多为《秋水轩尺牍》等类。白刃:《有心栽花花不发》，见氏著:《白刃文集》第7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第664页；梁松生:《清末民初广州西关私塾概况》，见《广州文史资料》第35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2、154页。但持以旧学及传统教法来对抗新学及新教法的用意亦彰彰甚明。私塾里普遍采用文言尺牍而非新式白话书信范本，即能显此用意。

沈从文自述其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来源，即早年所读之《秋水轩尺牍》。⑨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32页。启功回忆，其12岁时进入汇文私立小学，亦以《秋水轩尺牍》作为国文教材之一种，唯因教师水平有限，将尺牍中“久违麈教”错念成“久违尘教”，引起学生哄笑。① 晓莉:《启功的坚与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5—36页。冯其庸就读私塾时，曾秉烛夜读《秋水轩尺牍》之类的尺牍书籍。② 冯其庸:《瓜饭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8页。张伟仁幼时就读于私塾，亦研读过《秋水轩尺牍》，但其更为关注幕友的生存境遇而非尺牍的工具性，故“每每为其穷愁潦倒，叹息不已”。③ 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注释107，见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徐开垒忆及20世纪30年代初期读小学时，“白话文已开始流行，翰香小学语文课仍读古文，读《秋水轩尺牍》，从而开拓了眼界，提高了读写能力”。④ 徐开垒:《难以忘怀的师教——我的少儿时代》，见北京大学中国名人丛书编委会编:《风雨年代》，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342页。由上可见，虽经新文化运动的推动，白话文至20世纪30年代久已流行，但秋水轩这类文言尺牍，在社会上仍具强劲的生命力。上述回忆者此后皆成一代大家，留下一些读书回忆文字，成为我们蠡测该尺牍影响的重要凭依，而未立文字但确曾幼时深受此尺牍影响者，实不知凡几。

早年既攻读此尺牍，则日后往来书信不能不受之影响。先后执掌华西协和大学的张凌高、方叔轩，幼时曾浸淫于《秋水轩》之中，后其往来书信中在在遗有该尺牍的痕迹，⑤ 雷文景、刘振宇:《民国书札的文本信息及其特征》，见党跃武主编:《上林春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如1946年1月25日张凌高致马寅初的信中有“蓉渝暌隔，想念时深。迩维精神鹤健，研著鸿深，为颂无量”一句，1945年10月6日方叔轩致陈寅恪的信中亦有“蓉中邻比，惭谢斛斯，每怀清风，犹深神往”等句。⑥ 党跃武主编:《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3、290页。俞平伯在清华大学任教国文“高级作文”课程时，曾以《秋水轩尺牍》为教本，终日相伴。⑦ 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我们从其与周作人往来信件来看，后期尺牍文字渐偏古奥，实因受到此类尺牍的一定影响。⑧ 孙玉蓉编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秋水轩尺牍》的流行及其广泛影响，不仅体现在出版界及教育领域，即从当时的文学创作来看，亦能见该尺牍或明或暗之影子。⑨ 陈平原曾对近代以尺牍进入小说叙事的现象，进行过细致的梳理和分析。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9—21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常用“四六文”格式，且喜融尺牍于小说之中，即受其习染甚深之《秋水轩尺牍》骈体形式的深刻影响。⑩沈知方于1917年在苏州设立编辑部，定名为“学术研究会”，曾编撰《广注秋水轩尺牍》等书，交由大东书局出版。后于1919年在学术研究会基础上，创立世界书局，继续出版《广注秋水轩尺牍》等书，同时办《红玫瑰》杂志，刊载鸳鸯蝴蝶派小说。集聚在该书局麾下的鸳鸯蝴蝶派等人，颇受同社所出版的旧式尺牍之默化，而像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人物徐啸天，早期自己亦直接参与《秋水轩尺牍》的编注。另，据陈定山《春申旧闻》记，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代表性人物徐枕亚（即徐啸天弟），即以《秋水轩尺牍》等书之笔法写《玉梨魂》，集合了种种“香艳”的“四六文句”来组织故事。映芝:《文化事业中一段掌故》，见氏著:《书斋志异》，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16页；陈定山:《春申旧闻》，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 钱钟书在《围城》中写出“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愁殷，怀抱剧有秋气”的信札，不无该尺牍的印迹。⑪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7、356页。 张天翼在小说《皮带》中，曾借主人公之口，也认为《秋水轩尺牍》是一部“极切用的书”。⑫张天翼:《张天翼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有意思的是，迟至20世纪50年代，早年熟读该尺牍的作家王鼎钧，在其散文《诗》这部作品中，戏以不同文体来指代太太的类型，即以具备实用性的《秋水轩尺牍》来对应“佣人型”的太太。⑬王鼎钧:《情人眼》，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128页。

二、民国期间《秋水轩尺牍》流行之因
针对《秋水轩尺牍》风靡一时，孙犁在回忆1949年前的书肆和教育界状况时，颇为不解地说道:

当时流行之《秋水轩尺牍》，名声很大。其实名不副实，不知为何能名噪一时也。盖读书人，亦分层次，其修养素质，则如宝塔状，其根基越广，人数越众，受教育的机会越少。群众需要普及的文化，则通俗者能传远，亦能畅销，书籍为商品，易懂易看能购者认为实惠有用，故声名大，卖得多。① 孙犁:《曲终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孙犁的言外之意是，白话通俗之书籍乃为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自能流行日广，而这些文言尺牍曲高和寡，又何能流行而名噪一时呢？对此，钟叔河认为《秋水轩尺牍》有其自身之优长，一在其文辞，二在其寓有暗合时代特点的情绪情感，如其指出:“平心而论，它们的文辞还比较讲究，所反映的中下层士人的生活，也有一些社会文化史的价值，亦不必一笔抹杀。”② 钟叔河:《念楼学短》，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40页。笔者认为，钟叔河较为全面而准确地捕捉到了当时《秋水轩尺牍》流行之主因。下面我们借助时人评价，就其文辞、工具性及其所寄寓的时代心理等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其流行的直接之因在于该尺牍文辞本身的简洁和典雅。如著名出版家戴克敦指出当时坊间尺牍多则多矣，但大多为“古奥艰涩者不易学，堆砌板滞者不必学，空疏平淡羌无故实者人所不屑学”。③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广益书局，1925年，第2页。而江忍庵更是指出:坊间所出尺牍“或失之浮泛，或失之浮廓，或失之浅陋，或失之深晦，且有因贪多务得，并蓄兼收，致使瑕瑜互见、驳杂不精者，亦比比皆是”。④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广益书局，1935年，第1页。在上述两人看来，尺牍要在“文”“质”之间寻求平衡，文过则浮，质过则野。相形之下，《秋水轩尺牍》具备简洁且典雅之美感，文质彬彬，如戴克敦认为:“其笔气如秋之爽，如水之清，如白雪之洁，如惊鸿之翩，勿论何时何地何事何物，均可藉尺素以增其美感！”⑤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广益书局，1925年，第1页。江忍庵则认为该尺牍“文情并茂，义理兼详，雅俗咸宜，浅深合度，较之《小仓山房尺牍》，诚何多让？宜其风行已久，至今勿衰，而为世人所啧啧称道者也”。⑥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广益书局，1935年，第1页。曾对《秋水轩尺牍》详加注解之宋晶如，也对之推崇有加，认为:“文辞生动雅丽，曲尽情理，堪称尺牍中之模范。”⑦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1页。1929年，上海媚古居士在给上海文光书局《秋水轩尺牍》作序时也指出:“以其腹笥充韧，文辞雅丽，变化错综，流动生姿，绝枯窘板滞之弊，书札中之妙手也。”⑧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文光书局，1930年，第2页。上述评论人多系受邀为尺牍作序者，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当年在私塾里熟诵此书而后成一代名家者，也对之啧啧称道，认为习此尺牍，可增书信之“古雅”，⑨ 潘光旦:《尺牍的资料》，《华年》第2卷第26期，1933年7月1日。如刘绍铭言及:“老一辈的人给朋友写信，要想‘文雅’一类，也有范本，如《秋水轩尺牍》。笔者那一代的文人，拉稀叫‘河鱼之患’，丧偶不叫‘死了老婆’，而是‘鼓盆之痛’。”⑩刘绍铭:《八股·情书》，见氏著:《烟雨平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所谓“古雅”“文雅”者，即主要在其有故实。应当说，文言形式与书札尺牍这类实用文体，具有天然的亲近性:第一，意欲在有限篇幅中写出全部感情和诸多事项，所谓“纸短情长”“言简义丰”，非文言莫办；第二，书信要营造一种“见字如面”的庄重感，故以带有适当典故的文言形式来呈现，则显得庄重而典雅，诚如有学者所言:“简牍往还，礼俗攸需；言之不文，有愧大雅。《秋水轩尺牍》一书，为清代名幕许思湄所著，久已脍炙人口，堪称书简之正字，函牍之瑰宝。”① 《秋水轩尺牍·凡例》，上海:新华书局，1927年，第1页。

其次，《秋水轩尺牍》的流行还在其有切合时代情势的实用性一面。如林语堂即认为当时《秋水轩尺牍》所以风行一时，是因其分门别类的尺牍格式很实用，“应酬庆吊”之文所在多有，尤其是“请托谋差”等内容合于时用，“因为中国寒士多，书中多觅馆求差语，甚有用处”。② 林语堂:《杂说》，见氏著:《林语堂散文》，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彼时科举已停，学优而仕之途已断，毕业即失业者如过江之鲫，而这本尺牍有较多内容涉及求职谋差，自然受到欢迎。此外，随着商业的发达，人际交流和应酬增多，而该尺牍在“裨益于交际和应酬”方面，有其突出的实用价值。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回忆当年因工作应酬所需，专读《秋水轩尺牍》等书，同时发现不少店员也在看。③ 荣德生:《荣德生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8页。20世纪30年代，一名湖州的银行职员，因早年在洋学堂上未学过“信札客套”，“最不会写含有应酬性的信札，而且尤其不善于写毫无事实、空空洞洞、敷衍长辈的八行信，但是长辈讲虚套头的极多，逼迫得非写不可”。后来其在书坊里，发现了一本《秋水轩尺牍》，如获至宝，朝夕捧读，寝食两忘，自觉受益匪浅。④ 寒松编:《读者信箱外集》第2集，上海:生活书店，1932年，第26—27页。在这位青年人的本意，传统尺牍中不免有一些言之无物的客套语，令人鄙厌。但碍于现实应酬，尤其需与特别重视“书信旧仪”的长辈们写信，是故“信札客套”断不可废。⑤ 按，饶有兴味的是，这种含有“尊卑长幼有序”之提称语以及固定致意落款形式的“信札客套”，在西方书信研究者来看也是必须的，即所谓“书信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etter），它有“一种独特的形式，一套特别的特征”。Ceelile Dauphin，Letter-Writing Manua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Roger Chartier，eds.，Correspondence:Models of Letter-Writ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3-134。近代以来，从某种程度来看，往往正是出于“情感压力”和“权势压力”的代际交流需要，人们才并未完全放弃包括传统尺牍在内的旧学，从而使之赓续不断。

最后，《秋水轩尺牍》中寓有暗合当时读书人失意愤懑的情绪情感，也是助推其风行的重要原因。张伯存曾指出:“《秋水轩尺牍》之类，是没有功名的下层文人、官府幕僚所作，不免有怀才不遇之感，措辞富丽，意绪缠绵。”⑥ 张伯存:《知堂尺牍观》，见氏著:《青灯的趣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确如所论，该尺牍中幕师那种夙志难酬的失意愤懑情绪在在皆是。而这种情绪，在清代中后期部分仕途无望的读书人中仅是局部存在，但在业已“制度性”（Institutionally）失去“学优而仕”机会的民国读书人中间，无疑是普遍弥漫的。因此，《秋水轩尺牍》中这种失意愤懑的情绪，颇易引起民国读书人的共鸣，甚及成为当时知识阶层中的边缘人不满时局而激起反抗志意的潜在助力，⑦ 按，在清末民初，作为传统社会中边缘知识群体的幕友本人及其后人，如何因其不满现状的心理而激发反抗志意甚及参与革命的事业中，是值得研究的。这是该书在当时备受读书人青睐的重要一因。也唯有从此方面着眼，我们方能深刻理解前揭钟叔河所言该尺牍背后的“社会文化史的价值”。

三、白话新潮对《秋水轩尺牍》流行之冲击
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对旧时文言尺牍的眷恋和温情，则势必要直面“文学革命”浪潮的挑战和冲击。是时，“白话文运动”的大潮浩浩荡荡，不仅要在文学表达形式上新其面貌，以求“状物写意而不失真”，还要在人格上追求平等、自由等思想启蒙。是故，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及其追随者，则必对“充斥套语典故”“过求排偶对仗”的文言尺牍力加反对，⑧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又见《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1917年3月。更对旧式尺牍中通过上行、下行、平行等提称语以及双抬、单抬的书信格式而在在体现出的不平等的身份关系，痛予驳斥。① 钱玄同即曾对传统书信中“双抬”“单抬”所反映出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进行过批判。而西方学者Altman曾关于书信生产和传播中所涉及的身份关系问题也有过令人启发的研究，此一问题尚未引起研究中国近代尺牍文化的学者的注意。钱玄同:《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Janet Gurkin Altman，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Letter Manu，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Vol.18，1988，pp.104-122。故在这些学者文人看来，《秋水轩尺牍》的流行是悖时逆潮而不可容忍的。

站在“文学审美”和“新文化运动”双重立场上的周作人，对《秋水轩尺牍》评价总体都不高:从审美层面来看，周氏认为，虽则该尺牍不属于下品之作，略见作者的“性情才气”，但其逞才肆情，文过于质，“成了滥调信札的祖师，而为识者所鄙视”，因而远不如苏、黄等上品之作。② 有意思的是，后世之陈平原在讨论传统书信文体渗入近代小说时也持此种认识，其认为，《板桥家书》《小仓山房尺牍》等颇具性灵，而《秋水轩尺牍》影响甚大，但俗不可耐。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脚注2，第211页。周氏对该尺牍“滥调”的批评，与胡适“务去滥调套语”的新文化主张同符合契。尤有进者，总体上秉持“新文化”立场的周作人，认为《秋水轩尺牍》是“旧文学的典范”，其流行是逆潮而动的，因此他说:“看《秋水轩尺牍》，在现代化的中国说起来，恐怕要算是一件腐化的事情。”③ 周作人:《关于尺牍》，见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文选（1930—1936）》，第579页。与此观点一脉相承的是，其晚年痛斥傅斯年为“伪君子”“旧文学的叛徒、新文化的奸细”，亦以“其参入《新青年》阵营，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枕头底下却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等事为说辞。④ 据周作人自述，他听过曾与傅斯年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替傅如是宣传过:“经常听到他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章，有一天在傅的枕头下面看到一本为他所痛骂的《秋水轩尺牍》，觉得有些意外，便替他宣传了一番。”按，此为周作人一家之言，笔者尚未找到毛子水相关言论的旁证。不过，周氏此番言论，足见其将《秋水轩尺牍》打入“落后”的“旧文学”的范畴。周作人:《傅斯年》，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650—651页。施蛰存在谈到《中国文学大系·信息》收存的关于书信的内容时，认为“《秋水轩尺牍》之类，是供给秘书、文书工作者套袭用的，其内容大多是拟稿，不是实用过的书信。此等资料，亦不宜选用”。⑤ 范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44—45页。换而言之，该尺牍中典故和套话充斥，不实不确之词亦多，皆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主张不相合拍。据刘禾的研究，在现代文学史的知识谱系中，《中国文学大系》起到为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确立经典和树立丰碑的作用，⑥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08—323页。因此其对《秋水轩尺牍》这一虽于新时期流行但仍属旧文学范畴之作品，作深闭固拒之态，则势所难免。在新文学主张者看来，过分使用套语和典故，除会造成“辞难达意”外，还会因“言非己出”而出现胡适所批评的“文过则伪”“言之无情”的弊病，如董桥即对早年奉命背诵《秋水轩尺牍》余恨不已，称“其实那些信都虚伪得很，硬插入四六骈体的阴魂”。⑦ 董桥:《英华沉浮录》第4册，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

胡适的弟子魏际昌后来回忆，童年时从《秋水轩尺牍》那里学到写信“大人膝下，敬禀者，钧安万福”之类的套话，但在北大读书期间“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诸先生接触，屡受教益”，于是，将那些旧体书信的“陈词滥调，立予荡除，基本廓清”。⑧ 魏际昌:《胡适之先生逸事一束》，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保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保定:河北省供销社保定印刷厂印刷，1989年，第94页。又据唐弢的回忆，在念私塾四年级时，陈先元先生曾为其讲授《秋水轩尺牍》，而他本人能将《秋水轩尺牍》里骈四俪六的句子，用抑扬顿挫的调门背出来，屡得先生赞扬，初则感觉“对仗读起来，旋律起伏，音调铿锵，和散文相比，别有一番滋味”。⑨ 唐弢:《唐弢全集》第34卷“年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33页。然至五年级，受到“新文化”洗礼的唐弢，便不再读《秋水轩尺牍》这类书籍，转觉“这样满纸‘恭维’‘恭维’，令人学起来索然无味”。⑩唐弢:《我想起了童年》，《浙江日报》1980年9月14日，第4版。 从起初的“别有一番滋味”，到一年后的“索然无味”，固然体现出“形式美感”和“精神鄙陋”之间的张力，但其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如此之大的逆转作用，则耐人寻味。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刘半农，曾对文言尺牍中滥用典故所带来的言之无物及令人费解，极尽嘲讽之能事，其将尺牍中常用的“久睽麈教，时切驰思”，曲加解释为“长久离开了鹿尾巴的教训，时时刻刻很深的跑马般的想念”，而将“道履绥和”故意释为“道德的鞋子平安而且和气”。虽则这种过分的嘲弄，也可能会引来别人对其“不知古典之蕴藉”和“更显白话之啰嗦”等反向讥讽，故连同一阵营的胡适都批其此行实属孟浪之举，但他这种视文言尺牍为腐朽旧物而必欲扫除的态度，则颇为激烈而决绝。① 刘半农:《言文对照的尺牍》，《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此外，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批评者据以否定《秋水轩尺牍》的重要理据之一，乃在其“不合时需”。而“时需”到底为何，则又言人人殊。一位生活书店的编辑在与读者来信中讨论书札问题时，认为《秋水轩尺牍》一书“诚系旧式而不合现在时代之需要”，转而推荐梁任公《盾鼻集》以及各种日报上“合于实用”的函牍文。② 寒松编:《读者信箱外集》第2集，上海:生活书店，1932年，第26—27页。在这位编辑看来，“时代之需要”是“白话文的表达形式”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曹聚仁认为“书信套语，贤者不免”，其肯定西洋书信中平等语气的提称语，但“总劝外国朋友，千万莫看《秋水轩尺牍》一类书”。③ 曹聚仁:《论应用文》，见氏著:《书林又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556—557页。曹聚仁厌烦这类尺牍的背后，高扬的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对“平等精神”的追求。不过，关于旧式尺牍文学与时代之间“离奇的隔阂”感，朱光潜则在1937年年初撰文中有另一番解释:

北平仍在罢课期中，闲时气闷得很，我到东安市场书摊上闲逛，看见“八折九扣”的书中《袁中郎全集》和《秋水轩尺牍》《鸿雪因缘》之类的书籍摆在一块，招邀许多青年男女的好奇的视线。我回头听到未来大难中的神号鬼哭，猛然深深觉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④ 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熟悉20世纪30年代关于晚明小品文之争者可以看出，朱光潜显然是将《秋水轩尺牍》纳入晚明以来的小品文脉络之中，认为这类作品过分渲染“闲适”而罔顾“时艰”。⑤ 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傅德岷等:《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8—173页。《秋水轩尺牍》究竟可否纳入晚明以来的“小品文”之列，恐不无争议，但该尺牍过于突出“一己之境遇和情绪”，则确与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迥不相融。可见，朱氏据以批评《秋水轩尺牍》之类书籍的“时代环境”，乃是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

四、言文对照版《秋水轩尺牍》的本意及对白话新潮的回应
1917年后，上海等地的出版商及编者大量印行“言文对照”版的《秋水轩尺牍》，显然是受到“提倡白话文”浪潮的一定影响。

首先，白话文运动的舆论大潮及随后而来的行政指令，给《秋水轩尺牍》的出版带来了双重压力。自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行者，利用全国报刊媒体，不遗余力地倡导学校及政府机构统一使用国语及新式标点。受此影响，至20世纪30年代教育主管部门便明确发出通令，要求全国中小学校“实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⑥ 《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民国日报》，1930年2月3日第3版。在此种舆论大潮和行政压力下，欲使《秋水轩尺牍》之类文言书籍能继续保留下来，一些出版商及编者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性的改变，即作白话翻译，并加新式标点。

其次，从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推出言文对照版本，似为最佳选择。① 瞿骏提醒我们在讨论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启蒙问题时，要注意其“教科书”背后的“生意诉求”和“启蒙理想”之间的张力。受此启发，我们在探讨一些民国时期逆潮流行的古籍出版问题时，实际也当重视“生意诉求”和“文化理想”之间是否同步相合的问题。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6—246页。20世纪20年代以后，作为文学革命风暴汹涌已至但旧式文学仍未消亡的“过渡期”，沿用旧式尺牍者有之，尝试白话书信者亦有之，因此为使利益最大化，出版商及编者推出言文对照版本，不失为两全其美之策，正如时人所言:“白话书信，风行一时，舍难就易，心理所同。本书特将每函分编文言、白话两式，一以标本来之程式，一以顺社会之潮流。新旧并顾，雅俗共赏，既便练习，尤合适用。”② 《普通新尺牍·例言》，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第1页。

透过上述，“言文对照”版的《秋水轩尺牍》的出现，似是对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时潮的趋合和逢迎。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从根本用意来看，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言文对照，加入白话，是为了便于读者更好理解和掌握文言尺牍，洵非突出白话。编者鉴于尺牍中确实典故甚多，不易理解，学习者或引以为憾，或视为畏途，是故“取白话以演述之，增注以申言之，正字音以考订之，并加标点符号，趋合潮流”。③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新华书局，1927年，第2页。他们相信:经一番白话译介，便于学习者在明晓句义后，更准确地运用文言尺牍，所谓“务使邯郸学步之人，不蒙西施效颦之诮”。④ 《秋水轩尺牍·序》，江荫香注，上海:广益书局，1934年，第1页。出版这些表面上“趋合时潮”的“言文对照”尺牍，旨在以“白话为宾，文言为主，非使之研究白话，实仍使人研究其文言也”。⑤ 《增广详注秋水轩尺牍》，吴骏公注，上海:中西书局，1928年，第2页。按，从这种“文言对照”版本的编排体例上来看，文言和白话的顺序，实则能反映出出版者和编者内心更倾向推广何种文体。如王一鸣即曾提出“白话信列前，文言信列后，和普通出版言文对照本不同，须知儿童学习文字，白话易，文言难，自然从白话入手。况且言文对照四个字，言字在前，也是白话居首列的意思”。同理，从言文对照版《秋水轩尺牍》多于“原文之外，附列详注，殿以语译”来看，也是强调文言为旨归。王一鸣:《小学生新尺牍·例言》，上海:大东书局，1937年，第1页；《广注语译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封底页。从实际效果来看，此一意旨似乎也能有效达成。傅璇琮在论及“古书今译”对年轻人的影响时，忆起少时读书情景:

我在读高小一年级时，一次忽然发现家中后屋桌子下一只旧书箱，我打开来拿出几本书，有一套书却吸引了我，那是两本平装书，上下册《秋水轩尺牍》……这本30年代出版的书，却有“新式标点，言文对照”，每篇都有白话翻译。就是这白话翻译吸引了我，我在小学时就把这两本书看完了，倒很欣赏其词句，长大后在给友人写信时，用什么“伏枥如故”“差堪自信”之类，就是引用少时所读的这部尺牍的。⑥ 傅璇琮:《学林清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显然，傅先生是得意而忘筌，初则因白话翻译而对该尺牍发生兴趣，但最终印入脑海的，还是“伏枥如故”“差堪自信”之类的文言表达。

其次，我们通过编者之言可知，其持“言文对照”版的尺牍以抗拒白话时潮的用意十分明显。1930年，一位为该尺牍作序者即旗帜鲜明而语含激愤地反对汹涌澎湃的白话时潮，其言:

文字之厄，至今日可云极矣！试披一新作家所著之出版品，莫不有别风淮雨、鱼目混珠之处，即号为夷场博士，而其所阅之本，纰漏百出，不知所云！稗官九陌，充栋汗牛，而书名之恶俗不通，及专事诲淫、陷害青年者，滔滔皆是。世道人心，学术文章，不大可咄咄浩叹乎？文而降乎话，话又降之于白，固无怪其不通之甚也！辞达而已矣，何必话也，又何所谓白！东施效颦，海夫逐臭，随波委流，

往往矫枉过直，流而不返，何其无丈夫独立骨气哉？效趋欧风，全忘国体，打倒帝国主义之谓何？① 《秋水轩尺牍·序》，上海:文光书局，1930年，第2页。

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白话文”的取鉴之资主要有两处:一是传统的市井小说及闲适文学中的语体文，二是通过翻译外国作品而形成的欧体文。② 朱自清:《论白话》，见氏著:《你我》第2版，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80—186页。上文中“专事诲淫、陷害青年者”及“效趋欧风，全忘国体”的责难，即由此而来。从上述所引文字来看，其反对白话而倡行文言的理由有三点:首先，“文而降乎话，话又降之于白”，带来了出版市场中版本不通、文字不通者比比皆是。其次，追求新潮，尤其是欧体文表达，殊丧独立风骨。显然，这种倡文言、保国粹而抵制“夷场欧风”言论，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感。最后，文化新锐们所推崇的昔时不入流之小说等，其间颇多纵欲享乐思想，有害世道人心。曾极力主张编印言文对照尺牍的郁慕侠，也希望以此对抗白话时潮，其称:“唯今潮流所趋，写信亦喜用白话者，然而同是白话，有造句不清，令人难解；有一句长至数十字，使人看了更觉烦闷，亦当有良好之范本，作为参考之助，此本书所以每信必用言文对照也。”③ 郁慕侠:《言文对照青年同志尺牍·序》，上海:永昌书局，1933年，第2页。

综上可见，民国时期一些出版机构及编者推出“言文对照”的尺牍版本，其间白话毋宁是工具，而文言才是旨归，最终读者所习受者也终还是文言表达。对尺牍等古籍进行“言文对照”式的改造，显然是在白话文运动浪潮下的一种“守其经而行其权”的策略选择，既成全了出版生意，也维护了文化理想。

不过，我们仍应看到，一些熟悉且钟情于文言表达的学者文人，对这种“言文对照”版本的尺牍，亦抱有微词:首先，一些对传统文化深造有得者认为大可不必译。陈桥驿忆说，祖父陈质夫是清末举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小学家，便极不喜这类言文对照的尺牍，认为翻译此类尺牍，除“常有译得不妥当甚至错误”外，根本上无此必要。而在陈桥驿看来，其祖父本身即是“翻译机器”。④ 陈桥驿:《郦学札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0页。其次，一些学人认为“至情至美之文，万不能译”。1926年常州犹龙子主张:“凡一往情深之文，决不能为之译。即译，亦甚难得其似，或形似而神失，或神全而貌乖，且往往在文言中只一字，而译成白话，须费数十言者。又或在文言中极典丽矞皇，而译成白话，毫无意义者。故至情至美之文，万不能译。”⑤ 《增广详注秋水轩尺牍》，吴骏公注，上海:中西书局，1928年，第2页。

上述两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总体上又有偏蔽之失:首先，并非人人都能如陈质夫一样，对传统文化及文言有很好的掌握。相反，早在清末民初即有人慨叹:“古人浅近之语言，自今人讲习之，无一非非深邃之文义，童年索解尤苦其难”；⑥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47—548页。其次，除“至情至美之文不能译或难译”外，鉴于“古今心理攸同”的道理，大多数文言表达尚可以白话来译。有鉴于此，朱自清于20世纪40年代曾提倡“努力好好的编出些‘言文对照’详细注解的古书”。朱氏此议，虽直接肇端于青年学子普遍不解古书的背景，但其根本用意则仍望青年学子对“历史和旧文化”存留一份温情和敬意。⑦ 朱自清:《文物·旧书·毛笔》，《大公报》，1948年3月3日第4版。

余 论
从20世纪20年代后江浙士人推广《秋水轩尺牍》时“守经行权”的做法及相关争议中，我们能感受到该尺牍与“时潮”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时潮”具体为何，以及该尺牍之于时潮的回应是“顺”抑或“逆”，恐不能一言蔽之。不过，就其与文化时潮的关联而言，《秋水轩尺牍》作为文言尺牍，其于民国中后期的广泛流行，确为“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一股逆流，系时代高歌中“执拗的低音”。

20世纪以来，西风东渐，国难日亟，民族主义成为乱世中一股声势浩大的洪流。饶有兴味的是，持此“时代洪流”为依据，反对该尺牍流行者有之，主张该尺牍流行者亦有之，如前揭朱光潜从文本内容着眼，认为该尺牍中突显“一己之境遇和情绪”，其流行与日亟的“民族危机”及“民族主义情感”毫不相干，实在不合时宜；而《秋水轩尺牍》的编者们则从文本形式入手，认为这种倡文言、保国粹的尺牍文本，大有抵制“夷场欧风”之效，倒是十分贴合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此外，20世纪以来，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涌动，追求平等的理念渐入人心。顺此思潮者，有的鉴于传统尺牍中的称谓及书写格式在在强化身份等级观念，而反对该类尺牍的流行，如钱玄同等；但也有人认为该尺牍本身的流行，即足以折现出尺牍书写者作为边缘读书人对世道不满、志意未酬的一腔愤懑，一定程度上又暗合并强化了追求平等的时代思潮，如钟叔河等。

抛却外在的时代洪流不谈，就内在的文化潮流本身而言，20世纪30年代后，“白话文运动”既经学术巨擘们的推动及新式报刊的凌厉宣传，蔚为“显流”和“大潮”，并对《秋水轩尺牍》之类的文本形成堵截逼抑，也迫使一些旧式尺牍的出版者和编者作出一定的权宜之变。而在传统文化荟萃且根深蒂固的江浙之地，由士人们发动而四方响应的“文言之好”，也浸为“暗潮”和“逆流”，对《秋水轩尺牍》之类的文本流行起到推波助澜之效，且对白话文浪潮作出一定的阻抑。民国之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书札尺牍成为“文言派”和“白话派”竞争角力的重要场所。在固守文言的士人来看，欲在有限的篇幅中，书信的“纸短情长”“言简义丰”，非文言莫办；而文言尺牍中的适切典故和格律，既可增添情感的蕴藉和文字的典雅美感，亦可强化书信“见字如面”的庄重感。正因如此，在民国时期的尺牍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似有更深情结而又具出版实力的江浙士人，才将文言尺牍推到一个虽短暂但却空前的繁荣境地，尤以《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三大尺牍为显例。不过，在1917年白话文运动甫一发动后，书信尺牍便因其实用文的主体属性及相关使用主体的广泛性，受到白话运动拥护者的密切关注，成为其推动白话文实践的重要场域。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都曾先后加入相关讨论，试将胡适“务实求真”的文学改良主张践行于书札等实用文体之中。1917年7月，钱玄同发表有关实用文写作方面的专文，即指出文言尺牍中无谓之浮文典故，以及反映人际等差关系的格式、称谓、落款等，必须要改革。① 除了前述之周作人、刘半农以外，钱玄同对白话尺牍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钱玄同:《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此外，钱玄同对传统尺牍中充斥着四六骈体的“选学妖孽”也嗤之以鼻。② 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显然，从民国时期《秋水轩尺牍》的流行及其背后的争议中，我们可看到“文言派”和“白话派”出于“文化理想的固执”，而对文言尺牍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无论如何，以长时段的后见之明来看，提倡白话文的时代潮流最终演进为狂潮巨浪，裹胁和吞没了渐趋为末潮细流的文言主张。在此历史趋势下，《秋水轩尺牍》之类的文言尺牍的流行，只能作为过渡期的昙花，最终还是要被雨打风吹去，趋于凋零没落。尤有进者，在日后一波更为汹涌的科技洪流中，出现电话、电邮、视频等诸多通讯手段，整个纸质书信亦逐渐隐入历史。

基金项目：浙江省师范教育创新工程项目“研思与力行:文史专业卓越教师之养成途径”

作者简介：陈兆肆，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王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