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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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应对*
——以绍彝、绍英未刊函札为中心的考察
李在全

摘 要：：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京之行，是历史进入“五族共和”时代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的一次互动。从逊清要员绍彝、绍英的未刊函札等珍贵史料来看，清室内部虽意见不一，但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清室之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体认：各界均欢迎孙中山，“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五族共和时代，“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民国之建立，包含清室之功；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此中也隐含着清室对辛壬鼎革的事后自我解释与认同。这时，双方均已离开政治权力核心区，但在互动交好、把酒言欢的背后，各有诉求与坚守。政治人物行事，理想与务实并存，敌友之间转换往往基于时局变化。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由此可窥一斑。

关键词：孙中山； 逊清皇室； 辛亥革命； 北洋政府； 五族共和

1912年9月11日（旧历壬子年八月初一日）晚，位于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的那桐宅邸（西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已经逊位的清皇室在这里举行一场宴会，受邀主嘉宾是清廷曾经的“通缉钦犯”、此时已卸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是日刚刚抵京的黄兴、陈其美等亦在邀请之列，临时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汤化龙，步军统领江朝宗，禁卫军统制王廷桢等北京军政要员，清室成员溥伦、世续、绍英等，数十人出席了此次宴会。

这次宴会，逊清摄政王载沣本应出席，但因“小恙”未能参加，由贝子溥伦代表主持。筹划并亲历此事的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在日记中载述了宴会活动过程：

入座，上香宾酒时，伦贝子代为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乃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而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康健。同座均鼓掌。孙中山令黄克强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今者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云云。八钟入席，十钟散。① 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9月11日（八月初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45—348页。

在此前后，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这次宴会，① 参见《清皇族欢迎孙中山》，《大公报》1912年9月11日，第5版；《清皇室欢迎孙黄之盛会》，《大公报》1912年9月14日，第4版；《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申报》1912年9月18日，第3版；《黄克强入京记》，《民立报》1912年9月19日，第7版等。一时间，此事广为人知。无疑，这是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京之行（8月24日至9月17日）与逊清皇室互动交往的重头戏。原本互视为最大敌人的双方，为何能共聚一堂，把酒言欢呢？

当然，这得益于辛亥鼎革后的民国肇建、优待清室、五族共和的时代大环境，也与双方冰释前嫌的意愿与努力有关。长期以来，以孙中山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北洋集团斗争为主轴的民初历史叙述中，或多或少遮蔽了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逊清皇室或许就属于被遮蔽或忽视的存在。有鉴于此，本文根据稀见的逊清要员二十五通密函（详下文），结合相关史料，力图在民初多元因素共存、互动的共和时代中，重建清室如何应对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的相关史实。② 关于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学界已有一些史料整理与研究成果，例如黄宗汉、王灿炽编著：《孙中山与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淑兰：《评孙中山的三次北京之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桑兵：《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高翔宇：《民元孙中山北上晤袁与迁都论争》，《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等。前述桑文与本文论题颇为接近，实则两文有所区别：在史料挖掘与利用上，桑文主要利用公开的报刊史料，本文除报刊史料之外，还重点利用清室要员之间函札等私密史料；由于核心史料不同，桑文主要考察孙中山与清室交往之“台前”，本文不仅考察“台前”，也关注“幕后”；桑文试图与“新清史”对话，本文更多的是在辛壬政权更迭之际的政治变动，尤其是多方政治势力互动的脉络中探讨该问题。

一、中山北行与清室顾虑
1912年4月，孙中山正式解除南京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在南方多地游历，此间袁世凯迭次邀孙北上，共商国是。几经思量，8月2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告以即将北上入京，电称：“国基新创，缔造艰难。我公雄略伟画，夙深景仰。久欲一亲謦欬，以慰私衷。拟缓数日，即同北上。”在孙准备北上的同时，袁也筹备迎接事宜。袁亲具手书两封，派专员分别南下迎接，又派赵秉钧、梁士诒等前往天津迎候，并在北京安排好住所。③ 参见《欢迎孙黄北上之前提》，《申报》1912年8月13日，第3版。 在获悉孙、黄将于8月17日北上消息后，北京内务部派秘书洪述祖率警队赴天津，预备欢迎并负责保护工作。④ 参见《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8月16日，第3版。8月18日，孙中山（黄兴因故未能同行）从上海启程北行，随行者有居正、魏宸组等十余人及卢夫人。

以历史后见之明观之，孙中山此行似乎风平浪静，无甚惊险；然而，若重返当时历史情境中，此行实则颇为危险。这时，革命党人与北洋集团矛盾日显，孙离沪北行的前两天，即8月16日，袁世凯以黎元洪之电请，捕杀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一时舆论哗然。这时在京津活动的郑孝胥在日记中载述：“阅京、津各报。因杀张振武、方维，参议院欲自行解散。各省革命党皆欲再起，袁世凯已电饬戒严。”⑤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2年8月22日（七月初十日），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30页。不难想象，此时全国政治气氛之凝重。在孙中山抵达北京当天晚上，北通州发生兵变，“京中谣诼纷传，人心惶恐”，袁世凯旋即宣布京城戒严。⑥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2—333页。 不甘交出政权的宗社党人活动猖獗，据报道：各省宗社党活动潜滋，且有私运军火之说，对共和前途大有妨碍，为此，北京政府饬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极力防遏；传闻有杭、荆两州驻防旗人数名尾随孙中山北上，宗社党人在北京某处谋炸孙，等等。⑦ 参见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7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8—246页。 在如此时局氛围中，各种谣言满天，甚至谣传：“孙文北上之前，已有派遣敢死队，暗杀袁世凯等传闻”；稍后“黄兴出发之际，亦有率领炸弹队等之谣言”。①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320页。 如此传言无疑加剧了当时国人的不安全感。综合这些信息，不难推测孙此行实则颇为危险。故当孙离沪北行时，就有人坚决表示反对，但孙还是坚持北行。② 参见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0—341页。 孙中山等人北京之行，关乎国事走向，不仅国内民众为之瞩目，而且引发国际关注，例如，日本方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行踪与言论，即保持高度关注。③ 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216—223页。

8月23日中午，孙中山一行抵达塘沽，下午五时抵天津，受直隶都督张锡銮、袁世凯代表梁士诒等及各界人士欢迎。在马队保卫下，孙中山住宿利顺德饭店。当晚，各界在利顺德饭店宴会欢迎孙。④ 参见《孙中山抵津志盛》，《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第8版。 次日，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燕支部欢迎会，直隶省议会、学界、报界、政界联合欢迎会，于午后三时乘专车赴京。⑤ 参见《天津电报》，《民立报》1912年8月24日，第3版。约五时三十分，孙中山抵达北京火车站，受到北京政要和各界团体代表的隆重欢迎，孙“与各总长及各团代表接见后，高举其帽，从人丛中穿行，两旁人士争睹先生丰采，拥挤异常，巡警弹压亦不之顾，西洋人多携写真机械摄影”。当孙步出车站时，“正阳门一带断绝交通，沿途瞻望者，楼间房上皆满，无不举帽欢迎”，可谓“万人空巷看英雄”，轰动京城。⑥ 《孙中山先生莅京记》，《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第6版。 次日，报纸即评论，“此次欢迎之礼，足与袁世凯至京复位之日相颉颃，孙君之意态，颇形愉悦”，“一般舆论皆谓孙君抵京，可谓民国历史之一大纪念，即最守旧之人民，以孙君虽经多人力劝其勿作此行，并尚有人加以恫吓，而孙君竟置之不顾，毅然来京，其度量自超人万万。故北人咸相钦忭，诚不负英雄之望也”。还特别指出：“孙君抵此后，人心已大为感动，并公认其为中国资格最高之伟人。”⑦ 《特约路透电》，《民立报》1912年8月25日，第3版。

虽已卸任临时大总统，但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北京之行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那么，曾经的革命对象，此时已经逊位的清室如何应对孙中山此行呢？无疑，这需要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

武昌起义后，京师震动，清廷很多亲贵避居天津，辛亥鼎革后，这些亲贵多半也留居天津。清廷民政部右丞绍彝即其中一员。宣统三年（1911）冬，绍彝奉母避居天津，同时与北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极为难得的是，民国元年绍彝亲笔致其胞弟、时任逊清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的密函二十五通，⑧ 绍英（1861—1925），字越千，镶黄旗满洲人，马佳氏。绍英之祖升寅，历任热河将军、宁夏将军、成都将军、绥远将军、署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绍英之父宝琳，曾任保定知府。绍英早年以荫生授职兵部员外郎，先后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商部参议、商部右丞、户部右侍郎、度支部左侍郎，宣统三年署度支部大臣，辛亥鼎革后，为逊清内务府大臣，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遗有《绍英日记》存世。绍彝，字叙五，绍英之胞兄，清末曾任清廷民政部右丞，辛亥革命爆发后，避居天津。绍英有五兄弟，绍英最小，四位兄长中，同母仅四兄绍彝一人，兄弟二人往来甚密。有关绍彝、绍英家族与生平介绍，参见刘小萌：《绍英日记》第1册（前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几经离乱，依然存世，珍贵之至。⑨ 绍彝致绍英二十五通函札，长期保留在绍彝、绍英后人马延玉先生手中。2003年这批函札进入北京拍卖市场（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主办的“中国书店2003年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拍品号为第38号），供职于中国书店的晓尧先生在《几页书札 一段历史——孙中山先生1912年在北京会晤摄政王载沣之探源》（《艺术市场》2003年第Z2期）一文中，根据这批函札对相关问题作了考察与分析，颇具贡献。但晓文过于简略（全文两千余言），且有误（如认为函札中第一次言及孙中山北行之事的是8月18日，实则为8月8日），基本未参照、利用其他相关史料，故结论亦存可商之处。笔者利用的是马延玉先生提供的复印件（文中注释不另标注），谨此对马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同样难得的是，收函人绍英亦留存有日记。从二十五通密函与绍英日记所见，避居天津的逊清亲贵与北京清室、亲友联系极为频密，京津之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员、信函、钱款之往来。绍彝、绍英兄弟的信函、日记相互参证，大体上可以重建清室如何应对孙中山北京之行台前幕后的相关史实。

这二十五通信函，多函涉及绍英、绍彝、奕劻等清室成员筹谋如何应对孙中山北京之行。函札中最早言及孙中山北行之事是8月8日（六月二十六日），函曰：“黄、孙均要来京，不知又谋划何事，实为可虑。”①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8日（六月二十六日）。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23日（七月十一日）。如前文所述，8月2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接受邀请即将北上入京，② 参见《欢迎孙黄北上之前提》，《申报》1912年8月13日，第3版。虽未确定何时启程，但这消息很快即传开，身在天津的绍彝不日即知晓此事，但绍彝对于孙、黄赴京，实不知意欲何为，故甚为“可虑”。同在8月8日，绍英日记写道：“进内，写家信，李厨赴津。”③ 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8月8日（六月二十六日），第340页。记述非常简约，不难推测，绍英乃谨小慎微之人。④ 在溥仪眼中，绍英也是一位“谨慎小心”“胆小怕事”之人。参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十天之后，8月18日（七月初六日）绍英日记：“进内，发天津家信”；绍彝应看到其弟这封家信后，回函，再次言及孙中山北行之事：“近日京中又忙欢迎孙、黄二人，天津车站亦预备彩牌楼欢迎。至今尚无到期。此次二人到京，不知又有何举动，亦可虑也。”落款时间为“七月初六书初七早寄”。⑤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18日（七月初六日）。函札中很多是当日晚上写信，次日早上发出。根据当时京津之间火车往来，单程最快二、三小时可达；不少信函是由专人（如家中佣人）递送，故从天津发函至北京收信，估计时间约为半天。 从此函所见，孙、黄北行之事，已经确定，但绍彝等人仍不知确切行期。实际上，两天前，上海报纸已报道孙、黄将于17日北上的消息，⑥ 参见《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8月16日，第3版。在绍彝发此函（8月19日）之前一日（8月18日），孙中山已从上海启程赴京了。由此来看，绍彝的信息不免有些滞后。对绍彝等人来说，孙北行未必是好事，但必须应对，他关切的是孙、黄此行“不知又有何举动”（注意“又”字），因不知底细，故仍旧“可虑”。“可虑”二字，反映了绍彝等人此时对孙中山北行的心态，某种程度而言，绍彝、绍英等人的心态代表了逊清皇室之真实态度（详下文）。

8月21日（七月初九日），绍彝函曰：“今闻孙文下午到天津，住德界利顺德饭店。”事实上，孙中山是8月23日抵达天津，并非21日。不过，当时天津报纸报道孙是21日抵津的，是日天津《大公报》报道：“兹得确切消息，孙中山先生准于今日到津。”⑦ 《预备欢迎》，《大公报》1912年8月21日，第6版。这时也在天津的郑孝胥于8月21日在日记里写道：“报言，孙文今日到津。”⑧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2年8月21日（壬子年七月初九），第1430页。可见，绍彝很多信息也是来自报纸。这段时间，本是绍彝五妹的“千秋之喜”（寿辰），家中大姪拟23日（七月十一日）“回京叩祝”，绍彝“阻其前往”，原因是“孙文将到天津，路中火车来往，均不甚便，况到京不知有何举动，亦不可不慎，故令稍缓进京叩祝”，相关事宜，“俟大局稍定再令进京叩祝也”。显见，孙中山北行明显影响了绍彝、绍英等人的日常生活和行程安排。同函中，绍彝特别写道：“孙文到京，京中人心恐又动摇，亦甚可虑”；并且特别提醒绍英：“吾弟每日入值不必由陆军部左右走为妥，以防兵乱也。”⑨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21日（七月初九日）。临近孙中山抵达京津，绍彝、绍英等人的顾虑、小心、紧张之情，溢于言表。

应在收悉前函之后，8月22日（七月初十日），绍英“进内，发天津家信”。⑩ 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8月23日（七月十一日），第341页。 “进内”，估计将包括绍彝来函中所言的孙中山北行信息，向清廷最高层（隆裕太后等人）做了汇报。23日，绍彝再函绍英，云：“孙仲〔中〕山欲来京，黄克强缓来，盖因张公之事也。今晤崔鹤云，云天津接到电报，孙公十一日早可到津，天津亦有欢迎会，席设公园，不知到否？尚在未定也。”①可见，对于孙中山北行，绍彝不仅关切，而且多方探听消息（虽然消息未必准确、及时，实际上孙中山23日下午五时抵达天津），函告北京的绍英。同日，绍英日记：“郭嬷来，接家信，津寓均吉。”① 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8月23日（七月十一日），第342页。

8月23日（七月十一日）下午，孙中山抵达天津。次日，绍彝致绍英函中，较详细告知孙抵津情况：“孙公昨日下午五点钟到天津，下船换车直到中街利顺德饭店住宿，接者甚多。天津欢迎会拟留住几日，在劝业场设筵恭迎开说；或可住一日，明天赴北京，均尚未定知。”②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24日（七月十二日）。24日，孙中山在天津出席多项活动后，于下午三时乘专车赴京，约五时三十分抵达北京。北京的绍英对孙抵京情况，自是清楚，当天日记：“是日，酉刻，孙中山到京。”③ 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8月24日（七月十二日），第342页。酉刻，即下午五时至七时，记载如此精准，说明绍英对此事关注之切。不仅绍英关切，其实很多逊清方面的人士都很关注。同日，蛰居天津的前清要员荣庆在日记中写道：“孙中山北来晋京。”④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1912年8月24日（七月十二日），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这时期，京津地区确实存在很多不安定因素，谣言漫天。8月25日（七月十三日），绍英“进内，发家信”。⑤ 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8月25日（七月十三日），第342页。 26日，绍彝致绍英函曰：“昨日天津亦有兵变，谣言不确”，“前日通州又有兵变之事，今阅报已经安靖，京中又有戒严之意，现在当必平安，不胜念念”。⑥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26日（七月十四日）。 27日，绍彝再函曰：“孙中山到京，通州豫军兵变，京中亦小有谣言，人心有不定，甚多可虑。所幸通州已经安靖，或可不致再有变乱之事。孙中山尚欲赴山西张家口游历，约月余南旋，总不如不游为佳。”⑦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27日（七月十五日）。此时，孙已在北京，身处天津的绍彝仍然将所知消息函告北京的绍英，有确切的，也有不确切的。从后来行程来看，孙中山9月7日、8日确有张家口之行，9月18日离京赴晋，估计这时孙已将此后一些行程向外界有所透露，故绍彝也能获取这些消息（未必确切）。

二、“化解前嫌”：从观望到交好
孙中山等人北京之行，这时已是举国皆知之事了。面对如此重要的国事活动，不管内心如何，愿意与否，逊清皇室不能没有举动。据《大公报》报道，早在孙中山抵京之前，隆裕太后“拟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君，除已派定世续、伊克坦、绍英、溥伦为代表外，所有远支近族清室人员，皆可随意到会”。⑧ 《关于孙中山来京之种种》，《大公报》1912年8月24日，第5版，不管隆裕太后真实意图为何，如此报道即通过媒体向孙氏传递友好之意。此事也被其他报纸报道，《申报》也有相近之报道：“清太后隆裕拟在颐和园接见孙中山时，派世续招待，并命陆润庠随同宣统谒见。”⑨ 《专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8月27日，第2版。除了媒体报道之外，清室确有所举动，在8月24日北京火车站欢迎孙中山的团体之中，“清后亦派代表”。⑩ 《孙中山先生莅京记》，《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第6版。 《申报》注意到清室在迎接孙氏北行中的友好举动，报道曰：“孙逸仙君此次游京，有种种极有兴味之事，其一则为前清隆裕太后注意此举是也，隆裕太后闻孙逸仙君寓于外交部，即谓该处系办公之地，恐供张不能周到，谓政府如需器用陈设诸品物，可向宫内借用。俾孙君于其住室得以安舒，并以白纸书折交与政府，令将应用各物填入，以便检交，且言不日拟在内苑宴待孙君及其眷属，日期则随孙君之便择定可也。”隆裕太后的友好举动，符合主流社会之期望，此举无疑是为逊清皇室“加分”，《申报》称赞道：“隆裕太后之礼贤，深为外间称美，预料此举可以感动满人，而得极佳妙之影响。孙君游京所生美满之效果，殊难偻指述也。”① 《特约路透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8月27日，第2版。当然，清室如此举动，是否出自本心，外人不得而知。故外界也不免有所揣测，有报纸言，清室此举是被迫的，是摄于袁世凯之“威势”：“孙中山到京后，各界奉总统传谕，不得不竭力欢迎，所有总统府之接待，备极优隆，即外人亦为之惊诧。至于一班皇族，慑于威势，亦不敢不先后趋跄。”② 《孙中山到京后之八面观》，《新闻报》1912年9月3日，第1张第3版。

从实际情况看，在孙中山抵京后的前几天里，清太后接见孙中山之事未能实现。据报纸透露，隆裕太后未能接见孙中山一行，原因是“满亲贵竭力反对”，故只能作罢，③ 《中山亦知皇帝之贵乎》，《神州日报》1912年9月3日，第4版。可见，清室内部意见分歧。④ 当然，这也与隆裕太后之性格有关。载沣胞弟载涛晚年忆述：载沣“遇事优柔寡断”，而隆裕太后之“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参见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283、286页。从孙中山方面来看，在其抵京的前几天中，确实未收到来自清室的邀约。8月29日，孙中山与某记者谈话时，记者问：闻前清裕隆太后欢迎先生，有此事否？孙答：未闻此说。⑤ 参见《译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8月30日，第3版；《在北京与各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6页。 由此可证，直到此时，清室并未向孙中山接洽过。在此过程中，不排除隆裕太后本人确有接见孙氏之意，但兹事体大，清室内部意见不一，难以形成一致之策。这也从侧面说明前文所述绍彝等人内心的“可虑”，实际上更能代表清室成员的整体心态。这一心态表现出来的是采取不主动与孙中山接触之策。

此前表示接见孙中山（且经由媒体报道），而事实上又不能兑现，清室如此言行不一，不免引起某些媒体的“调侃”。例如，此前报道过清室“友好举动”的《申报》，9月2日在“自由谈”栏目上刊登一篇“游戏文章”，标题为“清太后邀孙中山赴宴柬”，请柬文为：“旧历七月二十四日，新历九月五日，前清太后率小犬皇帝，恭备汉满全席，请民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驾临冷宫，赐教一切。先生不弃孤儿寡妇，惠然肯来，从此联结情感，消泯嫌疑，则不特敝后与小犬两人之幸，抑亦我满洲亿万众前途之福也。”⑥ 累赘：《清太后邀孙中山赴宴柬》，《申报》1912年9月2日，第9版。这篇报道，虽名曰“游戏文章”，其实不无所指，其调侃、挖苦清室的用意颇为明显。

在如此状况之下，对清室而言，只能是再观察，然后再决定应对之策。接下来的几天里，事情发生了变化。经过数日观察和权衡，清室（包括避居天津的逊清要角）重新考虑如何应对孙中山等人北京之行，逐渐从顾虑、防范、观望转向接洽、示好、宴请。9月3日（七月二十二日），绍彝致函绍英，曰：

孙中山，各界均欢迎，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总以略为周旋为妥。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一请孙中山，实作共合之国，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王（奕劻，引者注）意以伦四爷（溥伦，引者注）代表尤为得法，请世相（世续，引者注）与伦四爷、赵智庵（赵秉钧，引者注）商酌妥协，地方以城内为佳，能在迎宾馆尤为妥当，以便保护，并预备颂辞，措辞尤当得当，并请派接待员，亦要合格之人，好与南来之人接洽也。此事吾弟又是大劳神之事，定有日期，望先为示悉为盼。⑦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3日（七月二十二日）。

此函包含多层讯息：从表面看，信函是绍彝写给绍英的，是兄弟之间的家函，事实上，绍彝的身后是一班避居天津的逊清成员，如奕劻等人，⑧ 补充说明：宣统三年，绍英的长子与奕劻之八女结婚，两家是联姻关系。参见马延玉：《绍英、奕劻两家联姻记》，《紫禁城》2003年第3期。同样，绍英身处北京，位居清廷内务府大臣，直接服务于隆裕太后、皇帝等，因此绍彝、绍英之间的联系，可视为分居天津与北京的清室成员之间的联络。此前对于孙氏抵京，由于清室内部意见不一，无法拿出一个应对之策（背后反映的是清室多数成员的顾虑、防范心理），故采取不主动接触策略，静观其变，经奕劻、绍彝（应该还有清室其他人员）反复思量、权衡后，现改为“略为周旋为妥”，筹划接洽并宴请孙中山。这一转变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各界均欢迎，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其二，在五族共和时代，“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最后，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原因考虑，皇族有资格、有理由、有必要出面宴请孙中山。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接洽、宴请？此时已避居天津的奕劻等人认为，此事由清室的世续、溥伦出面，通过袁世凯集团的赵秉钧运作此事，较为稳妥。这一人事筹划，可谓非常得法。

世续（1852—1921），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由一个文举人，逐步升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资政院正总裁，最后赏戴双眼花翎，授为太保，加太傅衔。世续能成为清廷重臣，与其善于观察风势、小心谨慎密切相关，一生信守“作事务取和平，居心常怀警惧”的处事原则。辛亥革命后，世续赞成清帝逊位，隆裕太后令其磋商优待条件，在整个清帝逊位过程中，尤其是退位诏书相关事宜，常是通过世续“来往于隆裕与袁世凯之间进行商量折冲”，①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95页。他是北洋集团、革命党人都可接受的清廷要角。史籍记载，清帝逊位后，世续“对逊清皇室仍然是忠心耿耿，总管清室事务，奔波斡旋，支撑残局”。②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第56—59页。 如果说世续是清廷老辈代表的话，那么，溥伦则是新生代的代表人物。溥伦（1874—1927），字彝庵，爱新觉罗氏，隶属满洲镶红旗，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玄孙，道光帝嗣曾孙，隐志郡王爱新觉罗·奕纬嗣孙，贝勒爱新觉罗·载治第四子，袭封贝子爵位，时称“伦贝子”。1904年溥伦率团出席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回国后受重用，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等。辛亥革命后，溥伦亦赞成清帝逊位，接受优待条件；同时，溥伦思想也较为趋新，与革命党人也保持联系，在民国元年北京国民党改组成立大会上，溥伦当选为名誉参议，是国民党领导层中唯一的满人。③ 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元年七至十二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2年，第166页。 可见，溥伦是满汉、南北、新旧方面均可接受的清室成员。

由此二人出面接洽此事，自是上选。至于宴请地点，天津方面给出的建议是：“以城内为佳，能在迎宾馆尤为妥当”，原因是“以便保护”；同时，要精心准备宴会上对孙的“颂辞”，强调“措辞尤当得当”；再者，要慎选“接待员”：“亦要合格之人，好与南来之人接洽也。”此函，将为何、如何接洽、宴请孙中山一行人说明的甚是清楚。

值得提及的是，在二十五函中有一纸，写道：“以愚见，此次恭请孙中山，预备酒筵或仿照总统府或仿照外交部样子办理尤妥。若用膳房菜品，此次开支又不得了之事，请酌商各位为妥。此条千万不可对外人言也。”（另注：“城内，或借那宅，均可”）此纸无抬头，无落款，无时间，很可能是写完前函后绍彝临时建议草成，附于前函之中。不过，此函纸也透露了许多信息：此前袁世凯、外交部已宴请孙中山，因此绍彝建议，不妨效仿；这时清室确实经费无多，一次宴请即深感难以筹资，费力劳神；绍彝特别提醒绍英，“此条千万不可对外人言也”，足见此事是在极为秘密状态下运作的，知情者极少。

从事后接洽、宴请的实际情况来看，基本确实是按照上述筹划来运作的。④ 由此事也可重新审视辛壬鼎革后清室内部的权力结构，隆裕太后、载沣虽然身处北京皇家禁地，是为清室权力重心所在，但避居天津等地的逊清权贵，如奕劻等人，依然享有较大权威。 绍英收悉此函后，应很快与清室高层商议，议定后即着手布置，积极与孙中山联络，而且很快就与孙中山方面谈妥了，故9月6日（七月二十五日）绍彝函曰：“皇族请孙中山，有八月初一日在那宅举行之说，交伦四爷承办，甚为爽神，办理甚为得法也。”①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6日（七月二十五日）。 《清皇族欢迎孙中山》，《大公报》1912年9月11日，第5版。后来这次宴请确实是9月11日（八月初一日）在金鱼胡同的那桐宅邸举行。需提醒的是，这时离宴请尚有多日，可见不仅清室向孙中山接洽过，而且孙中山方面已经接受了清室之邀约与安排，以致身在天津的绍彝（应包括参与筹划此事的奕劻等人）都知悉此事进展，并表示满意。

9月9日（七月二十八日），绍彝致绍英函，言：“请孙中山定初一日在那宅举办，布置周妥，当不致有意外之虞。黄克强、陈其美昨晚到天津，仍住英界利顺德饭店。今日能否到京，尚在未定也。”②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9日（七月二十八日）。可见，宴请孙之事，此前已经安排妥当；至于黄兴、陈其美等人能否到京一同出席，现在尚是未知数，只能届时根据情况再定。这几天，绍英每天“进内”，③ 参见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9月7日（七月二十六日）至9月10日（七月二十九日），第345页。想必将相关进展情况不断向清廷最高层（如隆裕太后、载沣）报告，并且与相关人物（如世续、溥伦等）协商，共同推展。

清室与孙中山的接洽工作，进展颇为顺畅。对于清室的示好，孙也表现出积极姿态。9月10日（七月二十九日），孙中山赴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拜访逊清摄政王载沣。对于此次晤谈，一些报纸事后有所报道，上海《申报》报道：9月11日（八月初一日）上午，孙中山访晤逊清摄政王载沣；下午，载沣答拜，双方晤谈，讨论大局逾一小时之久；④ 《特约路透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天津《大公报》报道：9月10日，孙中山往晤前清摄政王载沣，11日下午，载沣到迎宾馆答拜，与孙中山畅叙至一钟有余，陪座者为步军九门提督江朝宗。⑤ 《孙中山与前清摄政王之酬酢》，《大公报》1912年9月13日，第4版。 实际上，《申报》报道的孙中山、载沣晤谈之时间为9月11日，有误；⑥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405—406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27页）也都认为是9月11日。天津《大公报》报道则基本准确。根据当事人载沣日记：“七月二十九日（新历9月10日）己丑。申刻，孙中山来晤谈，江大金吾陪坐。”⑦ 《载沣日记》（稿本）第15卷，壬子记要，1912年9月10日（壬子年七月二十九日），见黄宗汉、王灿炽编著：《孙中山与北京》，第128页。申刻，即午后三时至五时，由此可确定孙拜访载沣的具体时间是9月10日下午三时至五时。这次晤谈之内容与细节，据《大公报》报道：“孙中山日前谒前清摄政王时，只带随员二人。摄政王接见后，道及优待皇室条件多赖先生之力，孙则颂扬清皇太后皇上及摄政王逊位美德，并云将来出京，必在南省宣布清廷德意，摄政王甚为感谢。”⑧ 《孙中山与摄政王之谈话》，《大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2张第1版。另据载沣之子溥任忆述：此次晤谈，事先袁世凯派当时任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来府中等候，当孙中山到达后，由载沣迎入至“宝翰堂”会晤，江也陪同就坐。略事寒暄后，孙中山以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致以慰勉之意，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共跻富强。孙又谈到：为了达成南北统一，已辞去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自己将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建设工作，拟于十年内实现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同时，面赠亲笔签名像片一帧。⑨ 参见金友之（溥任）：《孙中山先生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小记》，《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第3版。溥任，出生于1918年，很可能是后来听闻载沣述说而得以听闻此次孙、载晤谈。除拜访载沣之外，孙中山还赴北京东城拜访了皇族成员溥伦和清室重臣世续。⑩ 参见《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12日（八月初二日）；《孙中山访谒清皇族》，《爱国报》1912年9月12日，第3版；刘宗汉：《孙中山拜会清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记闻》，《北京文史》2009年第2期。此事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等书中，均未记载。 应该正是这一天，即9月10日，清室方面正式函约孙中山等人参加欢迎宴会。9月11日《大公报》报道，“清皇族定于昨日欢迎孙中山”，①即9月10日晚宴请孙中山，报道显然有误；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清室宴请孙氏等人的消息，在宴会举行之前已经公开了。三天之后，《大公报》声明更正：“系初十日（即9月10日，引者注）函约，故前报误纪初十。”① 《清皇室欢迎孙黄之盛会》，《大公报》1912年9月14日，第4版。由此可见，在宴会之前数日，清室即与孙中山接洽，且互动效果不错，但正式函约则是在宴会举行之前一天，如此安排，甚是妥当。

9月11日（八月初一日）下午二时，黄兴、陈其美抵达北京，亦受隆重欢迎，五时谒袁世凯，畅谈甚久，晚上一同参加皇族在金鱼胡同那桐宅邸举行的欢宴。② 参见《欢迎黄克强到京纪》，《申报》1912年9月17日，第2、3版。这次宴会活动的详细过程，如前文所述，在此不赘。值得琢磨的是，宴会中清室对于孙中山等人的“颂辞”。对推翻爱新觉罗氏江山、迫使清帝退位的乱党头子之赞美，如何能够拿捏到位、恰如其分呢？这着实让逊清方面的载沣、世续、溥伦、绍英等人颇费心思，正如奕劻、绍彝等人提醒绍英曰：“预备颂辞，措辞尤当得当。”③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3日（七月二十二日）。从宴会上溥伦所言的颂辞来看，清室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化约为“非常之人”，“非常之功”。其实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孙中山的恭维之语，如实业界人士马云骧等人就赞颂孙中山，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乃能竞非常之功。”④ 《马云骧等上孙中山书》（1912年9月），见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67—368页。对清室来说，如此措辞，既赞颂了孙及革命活动，又仅点到为止，让自身不失尊严，可谓恰到好处。于清室而言，颂辞中最重要一点，是明确指出：民国之建立，不仅是孙、黄等人的功劳，也包含清廷的重要功劳，“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而且这也为革命党人所承认，故黄兴答曰：“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⑤ 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1912年9月11日（八月初一），第345—348页。清室中人牢牢记住这一句话（详下文），并由此不言自明：清室优待条件，革命党人是承认与保证的。总体而言，藉由此次宴请与互动，双方共赢，均有益。对孙中山、黄兴等人来说，接受清室邀约，并与之交好，收获颇多，如某些报纸所言：宴会上“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而散，孙黄两君亦释然于清皇室之承认共和系为真意，并无别项异图”，而且在缓和满汉矛盾、推进五族共和、化解边疆危机等方面，逊清皇室之独特作用不可小觑。⑥ 参见《孙中山密函伦贝子述闻》，《大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2张第1版。

清室宴请孙中山等人之举，备受各方关注，亦获致舆论好评，故有报纸说：“满人对待南方各领袖之情谊，深足令人感动，舆论极为评赞。”⑦ 《特约路透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对于参与此事的逊清相关人员，对此更是关切。宴会次日，绍彝函绍英，言：“皇族昨晚请孙中山，电询甚为平安，慰甚。孙中山往拜醇邸、世相，彼此当有周旋之意，前嫌亦可化解矣。”⑧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12日（八月初二日）。可见，绍彝虽未亲临宴会现场，但极为关切，故有“电询”之举，得知宴会“甚为平安”，由此推测宴会之“和谐”。在绍彝看来，宴会之外，孙中山拜访载沣、世续等，用意不言自明：“彼此当有周旋之意”，如此一来，“前嫌亦可化解矣”。由此可见，在绍彝等人看来，清室与孙中山的接洽、宴请已经基本达到预期效果了。数日后，绍彝由天津回京，兄弟相谈甚欢，⑨ 参见绍英：《绍英日记》，1912年9月17日（八月初七日），第350页。想必谈及接洽、宴请孙中山之事。此时避居天津的前清权贵那桐，这几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北京不同人士借用其宅邸宴请孙中山之事，9月11日：“今日皇族等借京宅西院公宴孙中山先生”；12日：“京信言昨日皇族之约，黄克强、陈其美亦在座，主客三十人。”⑩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1912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1日、9月12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727、728页。

此后两天，孙中山等人与清室继续交往。据《时报》报道，9月12日（八月初二），孙中山、黄兴由世续陪同，“游览清内宫与颐和园等园苑”。①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409页。 该报之报道不完全准确。在世续陪同下，孙中山、黄兴确实游览了皇宫和颐和园等地，但孙、黄二人并不同行，而是分为前后两次。据清宫档案记载：“（9月11日）八月初一日，外交部函称，孙文请于八月初二日瞻仰颐和园，初三日瞻仰三海”；“八月初二日，外交部函称，孙文请于八月初三日瞻仰景山。”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80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53—354、356—357页。可见，这两天孙中山确切行程是：9月12日，颐和园；13日，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和景山。至于为何由民国政府外交部呈请清室准允此事，因为根据《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故由民国外交部呈请此事。值得交代的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颐和园仍为清室所辖有，在清室优待条件中，曾规定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民国（北洋）政府准备把颐和园作为逊清皇室永久居住之地，但不少人士呈请将颐和园辟为公园，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才不得不允许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和团体“有限制地进行参观”。但园林的管理仍由清室负责。凡中外人士参观颐和园，须经外交部批准，缮给门照，并通知清室内务府后，方准入内游览。③ 参见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91—92页。

囿于史料，后人无法知晓孙中山颐和园、三海、景山之行的详细情况，亦无法得知皇室如何具体接待孙中山游览这些“皇家禁地”。但根据黄兴游览三海之情况，可推知大概。据清宫档案：“（9月25日）八月十五日，外交部函称，陆军上将黄兴请于八月十六日瞻仰三海。”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80册，第350—351页。如何准备接待黄兴？档案记载：“今日内务府传奉世中堂谕外交部来函，陆军上将黄兴请于本月十六日瞻仰三海，著本苑预备船只茶水，并在军机处德昌门外东朝房预备坐落处所等谕，本苑已将各项遵谕办理，其坐落处所，今日参谋部派人踏看，该二处均不敷坐落，随由本苑带领踏看，改在瀛台内瑞耀楼下屋内坐落，所有本苑预备桌椅等项亦预备妥齐，并照例呈报海司房知照禁卫军守卫处，今已禀覆中堂，并已禀启知王爷大人。八月十五日。”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80册，第377—378页。由此可见，清室对黄兴游览三海的接待安排，非常细致、妥帖、周全，据此不难推知，清室对孙中山的招待当不在此之下。多年以后，当年作为孙中山随行人员的居正忆述：民元北京之行，受逊清皇室及各蒙旗王公庶姓之招待，“热烈而亲敬”。⑥ 陈三井、居蜜主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第104页。 可见，在革命党人方面看来，此番与清室之间的交往互动，气氛融洽，效果良好。

值得提及的是，与此事本身没有关系、但密切关注此事的日本，认为清室所作所为“无耻凄惨”。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函中，报告了孙氏等人在北京的行踪、言论与政见，言及：“在此演出凄惨无耻之奇剧者，是清朝皇族高官一派。”在简单描述9月11日晚清室宴请孙、黄等人情况后，感叹：“如此说来真是隆替无常，其无耻凄惨的景象，不禁使读者感到颤栗。呜呼，满人朝廷真已到了应当灭亡的命运和时机欤。”⑦ 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卷，第323页。日本方面对清室现状及其所作所为持如此看法，多半与日本自身的天皇体制有关。

三、政治互动与五族共和
民国元年，中国初入共和时代。新纪元已经开启，旧传统仍在延续。对此，不同势力、不同角色都存调试之过程。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对清室权贵而言，无异于一场生死劫难。有学者研究表明，辛亥鼎革风潮中，旗籍权贵集团大体上可分为：鲜有“殉节死君”之士，多数“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人数最多的是“隐忍不发”“处之泰然”类型，他们一般表现相似，多赋闲在家、寓居租界，如那桐、奕劻、荣庆、载泽、载涛、载洵、寿耆，也有一些人继续为逊清皇室服务，如载沣、载润、世续、绍英等，也有一部分人出仕民国，如溥伦、荫昌、熙彦、荣勋、毓朗等，成为民初新贵。① 参见孙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总体而言，经过辛亥鼎革的震荡，先前掌握权柄、显赫至极的清室权贵多半变得小心谨慎，以求存活于失去政权的民国时代。1912年8月，当绍彝读阅天津报纸，得知前两天世续因索要皇室经费，与袁世凯发生冲突（报纸所载，未必属实），绍彝就立即要绍英“请劝世太保千万不可得罪前途，恐日后难办，仰求人事甚多”。②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8日（六月二十六日）。 当阅报获悉，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③ 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周学熙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1900年入袁世凯幕下，主持北洋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回国后总办直隶工艺总局。1905年，出任天津道，1907年任长芦盐运使，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周氏开办的滦州煤矿公司在数年后与英商投资的开平煤矿公司联合，组成开滦矿务总局。绍彝颇为心宽，因为周氏“系安徽熟人，遇有筹款之事，当不甚难矣”；④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18日（七月初六日）。数日后，再次提及此事，“周缉之（周学熙）今已到财政长之任，俟后皇室之款当不至膜视，皆是顺机也”。⑤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8月23日（七月十一日）。 为求优待条件，求生存于民国，清室成员接人处事之谨小慎微，显而易见。在这样时代氛围和生存状况下，对于虽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但仍为革命党人领袖的孙中山，清室自然谋求与之“化解前嫌”。

对孙中山而言，此番北行，一方面，为了宣言革命的正当性，必须将作为革命对象的清朝廷“负面化”。9月1日下午，孙中山出席军警界欢迎会，发表演说，讲述军警对于国家的意义及其责任，并指出：“专制时代之军警，专为保护皇室，残害同胞；共和时代之军警，则为捍御外侮，守卫同胞，共享利益。”⑥ 《九月一日孙先生欢迎会记》，《民立报》1912年9月8日，第6版。9月3日下午，五族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开会欢迎孙中山，孙演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⑦ 《初三四日之孙先生欢迎会记》，《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第6版。

另一方面，如今步入民国，面对从排满革命到共和建国的时局转变，革命党人必须正视政权革鼎之后的民族、种族问题新情况。作为政治人物，孙中山等人对此自是清楚，原先排满、反满的口号与言论必须更张。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孙中山等人在对待满人的态度上即有所变动，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明：“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⑧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其后公布的《临时约法》，在第二章“人民”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显然包括满人。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赓续此项工作。1912年5月，革命党人陈其美等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会”，其在呈袁世凯电文中言：“民国肇基，共和初建，亟宜联络五族协力维持，始能收美满结果。从前鼓吹排满各书，实为联络之障碍，若不禁止，终难融洽，且悖共和宗旨。”还特别指出：“况优待条件早经颁布，所有从前排满等说，显与民国宗旨不符，自应一律禁绝。”对此，袁世凯通令各地行政官员，“嗣后不得再售排满及诋毁前清各项书籍”。① 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10册，第59页。 此应不仅是陈其美个人之见，也代表了革命党人的集体意识。

在此次北行之前，孙中山似已预感将要面对新的一些民族、种族问题（包括满人在内）。据报道，孙北上前即手编《中华民国共和真理》一书，分类二十五部，“内中安置满族，抚慰蒙、藏人士，尤为详晰”，此次北行，孙“将此篇携之而往，意欲与袁世凯商榷一切，如果合意，拟赴外蒙古一行”。②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341页。 抵京后，孙中山与满蒙人士有不少的互动与交流。9月3日午后，孙出席五族共和合进会、西北协进会的欢迎会，参加者1 000多人，其中有喇嘛多人，孙发表演说，提倡五族平等，共建国家，指出：“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如今，民国建立，“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将来希望“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③ 《初三四日之孙先生欢迎会记》，《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第6版。 9月7日，孙在张家口发表演说，阐明共和国民之责任，谓：“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④ 《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1页。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些地方发生了种族杀戮，满汉矛盾一度凸显，在北京城，满汉冲突也曾一度剑拔弩张，后逐渐趋稳，⑤ 参见恽宝惠：《辛亥杂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第433—434页。但满汉对立情绪依然存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北京之行及其前述言论与举动，无疑缓解了社会中的满汉对立冲突情绪，故有报纸言：孙中山等人北京之行，“人心已大为感动”。⑥ 《特约路透电》，《民立报》1912年8月25日，第3版。

孙中山此番北行，还必须直接面对满人诸多现实问题（尤其是生计问题），并且与相关人士有所接触。8月28日晚，孙中山出席袁世凯在总统府的宴请，除军政要员外，还有“满蒙王族”等人。⑦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第3版。 清代八旗及旗人主要职业便是当兵，辛亥革命后，官兵的俸禄钱粮断绝了，又缺乏生活技能，于是旗人生计问题十分严重。为了筹计旗人的生计，民国初年，先后有满族同进会、京旗生计维持会、北京拯济极贫会、恤嫠会、八旗总研究所、八旗调查会、各省驻防八旗会馆等社团成立。这些会、所、社团，或调查旗人状况、或提出解决八旗生计的建议，或多方筹款拯救贫苦旗人，或组织互帮互救，等等。⑧ 参见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17—18页；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孙中山此番北京之行，这些社团也邀请孙参加。9月6日，孙中山出席在京满人假北京八旗生计会所举行的欢迎会，孙发表演说，倡议妥筹旗民生计困难，谓：“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会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据报道：参会旗民“鼓掌如雷，大有先生来迟之恨”。⑨ 《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9月8日，第3版。 9月17日，即将结束北京之行的孙中山，在北京广济庙与旗人谈生计问题，表示：“共和事业，虽势力拓展于南方，但旗人于北方，协力同心，故收效甚速。若所展施者能一如南方国民之筹设共和事业，则两方可受同等之荣誉。”有人问：关于旗人生计，民国有救济之方法否？孙中山答：“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苟起冲突，国必倾危。凡我国民，均应互相团结，以致共和政治于完善之域。人人之志愿，均应为人民求幸福，为国家求独立，而国家乃进于强盛，共和之目的乃可达到。”⑩ 《在北京广济庙与旗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9—470页。

若将考察焦点从政治中心北京放大到全国，尤其是边疆地区，也许更有助于理解孙中山此时所采取的对清室之态度。辛亥革命前后，边疆危机日剧，特别是满蒙危机严峻，这是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孙中山此次北行，与袁世凯会谈多次，满蒙等边疆问题是分量极重的议题。① 参见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10册，第149—150、162、186—187页。在此关键时期，对待逊清皇室采取如何的态度、立场、方式，对解决满蒙等边疆问题具有示范作用。长期以来，满蒙等边疆地区均臣服、顺从清皇室之统治，即使在清帝逊位后，其对这些边疆地区仍具影响力，时人即注意到：蒙人“对满清最为崇服，今虽逊位，蒙人奉之如故”，② 《那将军请得护身执照》，《大公报》1912年9月1日，第2张第1版。显而易见，若无逊清皇室之襄助配合，边疆危机不易解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清室的友好、积极姿态，冰释前嫌，化敌为友，对边疆危机的化解、五族共和的推进，无疑具有正面意义。如前文述及，革命党人将逊清皇族成员溥伦拉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领导层唯一的满人，即是一个例证，也是一个信号，当时报纸立即关注到这点，报道说：国民党某君介绍溥伦入党，如此不仅可以完成扩充党势之目的，且可以消除种族成见，“又可为满族倡，化五族为一家”；国民党也把蒙古亲贵贡桑诺尔布拉入党中，且位列国民党理事，示范效果不错，此举“更消种族界限，蒙藏入会者，联络不绝”。③ 《政党之隆替观》，《民立报》1912年10月7日，第7版。 此外，对于不甘交出政权，此时尚在各地（尤其是满蒙边疆地区）活动猖獗、频频“举事”的宗社党人，孙中山、黄兴等人与清室交好之举及主张也有相当的安抚作用。在与清室交好后，孙中山随即委托随行的魏宸组致函溥伦，请其转呈隆裕太后：“务即电召肃王、泽公、恭王等来京，以息外间浮言而杜隐患。”并且直言，若他们“或有别图”，将牵涉民国大势和“皇室安危”。④ 《孙中山密函伦贝子述闻》，《大公报》1912年9月16日，第2张第1版。肃王、泽公、恭王，即善耆、载泽、溥伟，均是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关键人物。

此外，尚需注意的是，袁世凯对于孙中山等人与清室交往互动，持何态度？目前虽没有直接材料证明袁世凯深度介入此事，但有不少间接材料能推断袁知悉并介入此事。天津方面的奕劻、绍彝致绍英函中，明确说道：接洽、宴请孙中山之事，要与赵秉钧（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商酌妥协”，⑤ 《绍彝致绍英函》，1912年9月3日（七月二十二日）。显见，在孙、清互动中，赵秉钧是一位关键角色。依据常理推测，既然赵氏深度参与此事，袁想必知悉，并有所指示；事实上，袁世凯也确实介入此事，并有所助推。例如，在孙中山到达醇王府拜访载沣之前，袁世凯已经派时任北京步兵统领的江朝宗“来府中等候”。⑥ 金友之（溥任）：《孙中山先生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小记》，《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第3版。 这些说明，对于革命党人与清室交好，袁世凯乐见其成，因为这无损自身的既得权势与地位。

结 语
民国元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北京之行，是历史进入“五族共和”时代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的一次互动。如何应对孙氏等人的此番北上进京，逊清皇室内部虽然意见不一，但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清室应对之策的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体认：“各界均欢迎，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五族共和时代，“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民国建立包含清室之功；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此中也隐含着清室对辛（亥）壬（子）鼎革的事后自我解释与认同。原先彼此视为最大敌人，不是你死即是我亡，如今双方均已离开政治权力核心区，在民主共和的政治结构中各得其所，清室与孙中山等人化解前嫌，互相交好，演绎了民元政治和解进程中极为出彩的一幕。

不过，在互动交好、把酒言欢的背后，双方各有自己的诉求与坚守。对孙中山来说，政权更迭问题已经（暂时）解决，自己正准备投身实业，但是，作为曾经的革命领袖与政治人物，孙中山等人深知，逊清皇室在缓和满汉矛盾、推进五族共和、化解边疆危机等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作用，与之交好，有利于诸多棘手问题之解决。对清室而言，虽已失去了对全国的统治，但在优待条件的框架之中，有形的（小）朝廷架构依然存在，无形的影响力也仍然持续着；在民元政局状况下，基于现实（利益）考虑，清室与革命党人“化解前嫌”，变敌为友，自是上选。值得让人琢磨的是，在与孙中山等人互动交好过程中，清室最高层两位人物，即隆裕太后、宣统皇帝，并未面见孙中山等人。在皇朝体制中，皇帝乃九五之尊，皇太后亦尊崇无比，怎能亲自接见迫使爱新觉罗氏江山易手他人的曾经的乱党头子呢？显然不可，至少现在还没到那份儿上。这估计也是隆裕太后起初欲接见孙中山一行而引起满洲亲贵“竭力反对”的重要理由之一。另外，在9月11日宴会之后，孙中山等人游览了颐和园、三海（北海、中海、南海）、景山等皇家禁地，但并未让孙氏等人游览皇家禁地的最核心地方——皇宫，因为这也可能与清廷的体面、礼制等不符。对满洲亲贵而言，这些或许是应该坚守的。政治人物行事，理想与务实并存，敌友之间转换往往基于时局变化。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由此可窥一斑。若淡化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民元政治蕴含着多元发展之可能。

时过境迁，及至1924年前后，中国形势剧变。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控制了北京政权，于11月5日将逊清皇帝溥仪驱逐出宫。清室成员纷纷谴责冯玉祥等人“毁信弃义”，并四出奔走，要求“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恰好1924年底，孙中山第三次抵达北京，① 孙中山一生中三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在清末甲午年（1894）；第二次即本文所述民国元年（1912）；第三次是1924年底，及至次年3月病逝。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致函孙中山，请求支持。绍英等人对民元清室宴请孙氏等人及宴会上孙、黄的表态，记忆犹新，故函中特别提到：“（民国元年）台从往京，亲在那园欢迎席上对众宣言：孝定景皇后（即隆裕太后，引者注）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请求孙“主持公道，力践前言”。② 《溥仪内务府致孙中山函底》，《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此事，绍英在日记中记述：“发致孙中山函一封，内务府大臣四人衔（即绍英、耆龄、宝熙、荣源，引者注），为优待条件，请其维持，以昭大信。”③ 绍英：《绍英日记》第5册，1925年1月2日，第480—481页。此时孙中山已身患重病，其秘书处代为复函：历数清室所作所为，认为“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人所认十一月间摄政内阁（即黄郛摄政内阁，引者注）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并指出：“所愿清室诸公省察往事，本时代之趋势，为共和之公民，享受公权，翼赞郅治，以销除向者之界限，现五族一家之实。使国人泯猜嫌之迹，遏疑乱之萌，较之徒拥一无谓之虚名者，利害相去何啻万万。”④ 《孙中山先生秘书处致溥仪内务府绍英等人函》，《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双方所言似乎都有理，但清室优待条件被废止、溥仪离宫，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事实上，国民党深度参与了驱逐溥仪出宫之事。⑤ 参见胡晓：《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溥仪这一离宫出走，走上了一条与民国决裂的不归路！这对民国政府（包括国民政府）而言，是得，还是失？是福，抑或祸？难下断语，惟有让人叹息不已。当然，这些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