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战国竹书“同篇异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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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战国竹书“同篇异制”现象①
贾连翔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①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竹书形制及出土竹书整理方法研究”（17CZS05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先秦两汉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16LSC020）；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古代竹书形制及出土竹书整理方法研究”（2016THZWJC05）阶段性成果。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曾收录一篇题为《治邦之道》（以下简称《治邦》）的政论性文献，共有27支简，简长约44.6厘米，三道编。这组竹简原无次序编号，简背虽有刻划痕迹，但若全依划痕排序，一些文句又扞格难通，加之竹简篾黄一面顽固污垢较多，部分文字受之影响而无法确释，在竹书编连复原方面难度颇大。整理报告最终确定的编连方案也还存有两处疑虑：一是该篇第27号简文末已有截止符，可确定为尾简，而其余诸简中不见篇首，只好认为篇首已残；二是根据简背划痕，第14号简应排在第13、15号简之间，但第13、15号简内容可以连读，其他各简之间从文义上也排不下第14号简，同时此简“地脚”处还标有一个墨点，故整理者刘国忠认为此为“衍简”。② 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35、143页。其实若将这二者综合考虑，第14号简最大可能应是属于篇首所缺的部分，可惜此前受到资料和认识的局限，我们未能对这一想法做出可靠的论证。随着第九辑整理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不仅上述问题的解决出现了转机，而且一种特殊的竹书形制现象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本文试对此进行讨论，请大家批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中收有一组与《治邦》关系密切的竹简，共43支，简长约44.2厘米，三道编。这组简在正面“地脚”处编有序号，第1号简开头言“昔者前帝之治政之道……”，简文总体内容亦属政论性质，整理者李守奎因之题为“治政之道”（以下简称《治政》）。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简的序号只从“一”编到“卌二”，无编号的1支（以下称“第X号简”）文字书写极密，前42简每简写有46±5字，第X号简则有65字，且末字已写至“地脚”处，占了编号位置。我们起初很自然地认为，第X号简是本篇的尾简，其上字距密集是因书手想要在43支简内完成此篇所致。类似情况可参考清华简《摄命》，该篇有32支简，简背均有编号，满简书写30±2字，唯尾简书写39字。按此思路，《治政》末尾三简的内容是这样的：③ 本文所录释文除需要讨论的文字外，一般都用通行文字转写。以下为行文方便，用“41”“42”指代原编号“卌一”“卌二”的简，后文对本篇其他有编号简的称引道理相同，与整理报告略有差异。

……彼其行李使人来请其故，不听其辞，唯纵其志。彼乃播善执怨，亦戒以待之。【41】□□□非山川、丘社、后稷，以及吾先祖、皇示、庶神，是其愠懠于我邦，以不佑我事，灼龟，鳏祀，磔禳，祈佐，沉□珪璧、牺牷，馈鬯，以祈其多福，乃即以复之。彼【42】为时以相见平邍之中，凿杜除轫，被甲缨胄，以众相向。夫乱者乃违心悒怨，不辑君事，以辱其君，事无成功，疲敝军徒，露其车兵，以不得其意于天下，则或咎天曰：“毋乃pagenumber_ebook=48,pagenumber_book=43（乎）！”【X】

细吟简文不难发现，第41、42号简之间的内容有跳跃，逻辑关系不清，二者仅仅是靠编号排在一起的。末句“则或咎天曰”后的“毋乃pagenumber_ebook=49,pagenumber_book=44”也颇为不辞，而第42号简起始的“□□□非山川、丘社、后稷，以及吾先祖、皇示、庶神……”一段，则更符合“咎天”的内容。

若能将第42号简和第X号简的顺序对调，上述问题便可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如此一来，势必要打破竹简的原编号，这须要有坚强的证据来支持。竹书不按原编号编连的例子过去是出现过的，如在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原编号为“十”与“十五”的两支简，整理者就根据文义将其位置互换，我们也曾据该篇竹简上的反印墨迹，证明这一调整是完全正确的。① 参见贾连翔：《反印墨迹与竹书编连的再认识》，《出土文献》第6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244页。 幸运的是，《治政》中也出现了不少反印墨迹，其呈现出的规律恰可证明，将末尾两简顺序对调的设想是成立的。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治政》末尾的12支简曾以第37、38号简的中缝为轴对折过，从而依次在第32、33、34、35、36、37号简与第42、X、41、40、39、38号简之间形成了有对应关系的反印墨迹。这里选出较为明显的第32、33、34号简与第42、X、41号简上的3组图像作为主要证据，具体情况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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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治政之道》第32、33、34号简与第X、42、41号简的反印墨迹对应关系

另从文义看，第32、33号简衔接部分为“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32】尽自失秉……”，第33—34号简衔接部分为“苟其兴【33】人不度，其废人必或不度……”，内容连接都密合无间，可见第32、33、34号简按照原编号编连并无问题。因此，根据反印墨迹的对应关系，末尾三简的原编连顺序应是第41、X、42号简。

简序确定后，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面前，《治政》第42号简最末一字是“皮（彼）”，内容显然没有结束，这组简成了有首无尾的残篇。此时我们又联想到之前那篇有尾无首的《治邦》，方才悟到这两组竹简很可能是一篇竹书。

在《治政》文本的整理过程中，李守奎就发现它与《治邦》内容关系密切，思想也多吻合，很可能是同一作者。关于二者思想内容的一致性，陈民镇后来写有《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思想性质初探》，专门进行了讨论。另从论述逻辑上看，简文作者每每采用“今”“昔”对比的方式，《治政》《治邦》也是一以贯之的。还可补充的是，二者在断读符号使用上所反映出的语言“特色”，亦具有相同性。比如《治政》第6—7号简：“古天下之贤民∠皆兴∠而盗贼∠无所中朝立∠”（∠表示原断读符），按一般句读习惯，此句只需在“兴”后为断，简文则在“贤民”“盗贼”这种词下也点断。类似情况在《治邦》中也有，如简17：“古兴善人必熟闻∠其行∠焉观其貌∠焉听其辞∠”，“熟闻其行”是一个动宾短语，简文在“熟闻”后标点，也是以词为单位。这种断读特色在以往发现的竹书中是殊为罕见的。

根据简文的内容及其特点，《治政》与《治邦》当编为一篇文献，其顺序是《治政》第1—41号简、《治政》第X号简、《治政》第42号简、《治邦》第14号简、《治邦》第1—13号简、《治邦》第15—27号简。两组简衔接部分应无缺简，今将这部分释文重编抄录如下：① 两辑整理报告未提及或与之不同的意见，随文略作注释。

……彼其行李使人来请其故，不听其辞，唯纵其志。彼乃播善执怨，亦戒以待之，【治政41】为时以相见平邍之中，凿杜除轫，被甲缨胄，以众相向。夫乱者乃违心悒怨，不辑君事，以辱其君，事无成功，疲敝军徒，露其车兵，以不得其意于天下。则或咎天曰：“毋乃吾【治政X】□□□非山川、丘社、后稷，以及吾先祖、皇示、庶神，是其愠懠于我邦，以不佑我事？”故灼龟，鳏祀，磔禳，祈佐，沉□珪璧、牺牷，馈鬯，以祈其多福，乃即以复之。

彼【治政42】其刑政是不改，不谋初过之不立，无顾于诸侯。其民pagenumber_ebook=50,pagenumber_book=45（偷）敝（弊）以解（懈）pagenumber_ebook=50,pagenumber_book=45（怨），② 偷，怠惰。敝，疲困。原简“解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间有断读符，疑此当分作两辞，“解”读为“懈”，懈怠也；“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读为“怨”，哀怨也。pagenumber_ebook=50,pagenumber_book=45（讬）固（痼）以不pagenumber_ebook=50,pagenumber_book=45（孚）于上，③ 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从门，厇声，读为“讬”。固，读为“痼”，固疾也。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旧未释，字右从风，左从肉、子，肉当为爪之讹，原当从孚、风，该字曾见于清华简《耆夜》简7，可读为“孚”，训为信从。命是以不行，进退不pagenumber_ebook=50,pagenumber_book=45（耆），④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读为“耆”，训为强。至（致）力【治邦14】不pagenumber_ebook=50,pagenumber_book=45（勉）。⑤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原读为“免”，重编后顺前文义当改读为“勉”，努力也。 乃断pagenumber_ebook=50,pagenumber_book=45（忒）杜慝，⑥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原释“迀”，恐非，字当分析为从辵、弋，疑读为“忒”。以免其屠，古（怙）倝（捍）为弱，⑦ 古，原读为“固”。倝，原释为“㚄”，恐非，疑为“倝”之讹。古倝，试读为“怙捍”，“怙捍为弱”，义近于“恃强凌弱”。以不掩于志。以至于邦家昏乱，翦小削损，以及于身……【治邦1】

每简连接处已划线标出，这里略疏文义。第一处内容讲拒绝诸侯来使，弃善执怨，剑拔弩张，伺机与诸侯开战。第二处前文已论及，是“咎天”的言辞，推测战争不利是因未得到神明、先祖的庇佑。第三处以“彼”开头，转入下一个议题，论述不改刑政、不避初过的弊病。第四处内容稍显复杂，其中论述对象有转换，从“其民偷弊”至“致力不勉”，对象为民，是说在“刑政不改”情况下，民众惰殆，政令不行；从“乃断忒杜慝”至“以不掩于志”，对象为君，意为君主为免遭国家毁灭、志向被遮蔽，对民采取极端的治理手段；“以至于”以下则是上述情况的结果，邦家混乱，自身难保。

以上是关于这篇文献文本内容的讨论，下面再来看一下如此编排，这篇竹书在形制上所具有的特点。

《治政》《治邦》两组简的形制是有明显差异的。首先是修治情况不同。从简背竹节位置看，《治政》用了三段竹筒：第1—9号简、第10—27号简、第28—43号简，《治邦》也用了三段：第1—15号简、第16—23号简、第24—27号简，其中并无共同的竹材。《治政》简长约44.2厘米，《治邦》长约44.6厘米，长度差别虽小，却是因为非同批修治而造成的。再者是编连时间不同。《治政》43支简上的文字全都避开了编痕位置，即便是书写最密的第X号简亦不例外，说明这组简大概是先编后写的。而《治邦》第2、5号简则见有中道编痕压盖文字的现象，这一组应是先写后编的。同时《治政》有编号，《治邦》则无，更能说明二者在最初编连上有别。更显著的是书手不同。《治邦》的字迹笔锋纤细，《治政》的笔锋相对较顿，总体风格迥异。表1略举几个常见字，可说明二者在文字结构和书写笔势上的区别也很明显。差异是导致过去误将《治政》《治邦》分篇整理的主要原因。再经细察，我们发现另有一些形制现象可以作为二者原为一篇的积极证据。比如，《治政》《治邦》虽简长不同，但其编痕、契口的位置是一致的，这是二者能够编连为一卷的基本条件。⑧ 《治政》第17号简背面有可与第18号简文字相对应的反印墨迹，可见这卷竹书的部分反印墨迹是在编绳朽烂竹简散开后形成的。目前尚未在《治邦》中找到能与《治政》相对应的反印墨迹，因此，这篇竹书的编连和收卷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再者，《治邦》第14号简在“地脚”所记的“·”符，显然具有特殊意义，现在看来可能就是续接前文的一个标记。更重要的是，《治政》第42号简的字迹与《治邦》完全相同，这支简应是《治邦》书手所写。表2以7个共见字作比较，其关系一目可知。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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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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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竹书在传抄和阅读过程中经常会被校改，因此一篇竹书中混有个别其他书手字迹的情况时有发现。① 参见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78—179页。 然而，像《治政》《治邦》这种前后分两人书写，前者又有后者字迹的情况，是十分特殊的。可与之比较的是上博简《竞建内之》（以下简称《竞建》）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以下简称《鲍叔牙》）。陈剑曾指出《竞建》《鲍叔牙》内容上应属同一篇文献，② 参见陈剑：《谈谈〈上博（五）〉的竹简分篇、拼合与编联问题》，见氏著：《战国竹简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8—173页。而其字迹特征在总体上却大相径庭。后经学者们深入研究发现，《竞建》在第7、8、9号简中也出现了与《鲍叔牙》相同的字迹，③ 参见禤健聪：《上博楚简（五）零札》（一），简帛网，2006年3月5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6；郭永秉：《关于〈竞建〉和〈鲍叔牙〉的字体问题》，简帛网，2006年3月5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李松儒：《战国简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简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5—322页。由此进一步证明了二者的关系。根据原整理者公布的形制数据，我们发现《竞建》《鲍叔牙》虽简长有别，但三道编绳的位置也是一致的，① 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5、181页。说明它们原本也极可能编连为一卷。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上述情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郭永秉在讨论《竞建》《鲍叔牙》的关系时认为：“不应该排除《竞建》经后一书手校对笔削，然后接抄《鲍叔牙》的可能。”② 郭永秉：《关于〈竞建〉和〈鲍叔牙〉的字体问题》。这一推测置于《治政》《治邦》也有合理的一面。然而《治政》《治邦》仍有一些特别现象需要关注。比如《治邦》第15号简也出现了文字削改现象，所记“上有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不加之于下 有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不敢以怃上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之所才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智而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之古莫敢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以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亓攸君”一段，自“上有”以下31字是校改的内容，其中“pagenumber_ebook=52,pagenumber_book=47以”之间还留有刮削未尽的半个字，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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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治邦》第15号简削改后的残留字迹

校补的31个字不同于《治政》《治邦》的字迹，尤其是其中三个“之”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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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文所举的两种“之”字区别明显，当是第三位书手所写。再者，若如我们所想，《治政》的书手用了编连成卷的简进行书写，他显然对这篇文献的整体规模估计不足，其后才会出现27支散简的补入，从第X号简上密集的字距可进一步看出，他连后面内容是多是少都全然不知。这样一些现象很难用照着“底本”抄写来圆满解释。结合简文内容的时代性特征来考虑，这篇竹书是否可能并非“抄本”而是原作“底本”？前两位书手是否有可能是作者先后使用的书记员，而第三位书手是作者本人？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不足为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治政》《治邦》是由不同书手抄成的一篇文献，两组竹简原或编连为一卷，共70支，现存3 165字（合文、重文以1字计），是一部前所未见的政论性长篇竹书，可仍取首句“治政之道”来命名。

新编《治政之道》与上博简《竞建》《鲍叔牙》所反映的这类情况目前已非个例，可将其称为“同篇异制”现象。这一现象的揭示，丰富了我们对于战国竹书形制及古书抄写复杂性的认知，也为竹书的整理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过去我们曾将竹简长度（含竹节位置、划痕）、书手字迹、有无次序编号等，视作竹书整理分篇的基本依据，在“同篇异制”的竹书中，这些内容悉数被打破，而反印墨迹、编痕契口位置以及细致的字迹比对等，则提供了更精确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简文内容的贯通性，才是我们校验编连是否正确的核心标准。这同时也提醒我们，竹书整理不能仅限于文字、文本的释读，需要更多地藉助考古学视角，充分利用竹简形制信息（包括出土状态等），尽可能地复原竹书的原始面貌，进而呈现和挖掘出更多的古书编撰、流传信息。在这一工作中，对竹书文字内容的释读和形制信息的分析，每每是相辅相成的，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