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圈”到“破圈”：Z世代青年群体的圈层文化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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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圈”到“破圈”：Z世代青年群体的圈层文化消费研究
张 琳，杨 毅

（西南大学 国家治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身处“液态社会”中的Z世代青年群体是文化消费增长过程中的主流群体。我国的文化消费模式经历了从无偿消费到专业俱乐部的转变，同时也出现了突破固有圈层边界的“出圈”现象。文化消费的“出圈”类型主要有新奇文化消费、情感文化消费和泛化的审美文化消费。Z世代青年圈层文化消费中的成瘾性消费、价值观偏移等问题不容小觑。需从文化产品供给端“破圈”，通过优化产业生态位，借助消费场景赋能，多产业融合等途径使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突破桎梏，世代相传、源远流长。

[关键词]Z世代青年；圈层；文化消费；出圈；破圈

一、研究缘起
2018年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显示，我国文化消费综合指数持续增长，由2013年的73.7增至82.2。其中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消费主力军[1]，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中就有2226元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消费[2]。Z世代通常指1995—2010年出生，受到互联网、即时通信、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3](p66)，在行为和态度上具有偏爱个性化表达，乐于拥抱新经济形态等特征的青年群体。中国的Z世代数量已经突破2.26亿，占人口总数的16%。近几年来，陆续出现文化消费从原来俱乐部式相对封闭的小群体扩大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体的“出圈”现象，且以盲盒、球鞋为例的消费“出圈”范围惊人，消费体量巨大。作为具有多维消费观，“生存危机”与“享受兴趣”并存的Z世代，无论是网络还是实体消费，其已经成为消费主流群体。其圈层文化消费的动机和影响因素是什么？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国外时尚产品销售增长乏力，文化消费回归对于我国本土品牌的关注的趋势下，如何突破圈层桎梏，在更大程度上继承与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从“出圈”到“破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1世纪是信息爆炸、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思想观念不断变化的时代[4]（p83）。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液态社会”理论认为前现代性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运行制度就像一块磐石般是固态而稳定的，而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原有的固化“圈层”被逐渐打破，“液态社会”成了消费者社会。流动的（液态）现代性阶段里的群体，成了受到即时性、可替代性和快乐至上原则宰制和统摄的消费者[5](p52)，其消费主义就是用“快乐原则”取代“现实原则”的过程。现代性的根本性质——流动性和追求“快乐至上”——使得传统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突破原有圈层——“出圈”成为常态。互联网和大数据一方面促发了“液态社会”圈层的流动，另一方面也在重塑消费社会的场景。19世纪末约书亚·美罗维兹提出“场景”概念时，认为社会的场景结构是跨越传统人际“圈层”研究的切入点[6](p189)。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也提出，由于在互联网背景下，“液态社会”中不同消费个体通过大数据、移动设备搭建的现实或虚拟的社交与消费场景其根本性质是易变的、破碎的、不确定的、无规则的，解构消费者社会的基底就变成了海量的“消费数据流沙”。通过大数据连接的“消费者社会”已经取代传统“生产者社会”，不断变化的消费已经占据了最为基础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文化的功能、自我身份的建构等都需要为了且通过消费才有可能实现。文化消费作为文化产业链的终端环节和文化市场发展的“晴雨表”，对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当以数字经济和新零售为代表的新消费时代来临，旧有的规则已经熔化，新的文化消费习惯或倾向尚未凝固成规则，就有可能被更新的习惯和倾向——“出圈”所替代。

二、Z世代青年群体文化消费的“出圈”
（一）文化消费的模式变迁：从无偿消费到专业俱乐部
2010年后，芯片存储和应用软件的飞速迭代促发了电脑、智能手机升级风暴，使人们获取信息和文化产品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人机相连更加紧密[7]。我国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属于基本由政府公共财政提供文化服务，群体无偿消费模式[8](p27)；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被动型消费开始向个体选择进行文化投资与娱乐消遣型转变；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后，文化市场上“国进民退”，付费性、个人性、排他性的文化产品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体的发展性文化及炫耀性文化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更多选择与可能，专业俱乐部式的文化消费模式也逐步成型。

伴随技术的简化和便利，不同时代的群体被连接起来，不同代际的边界逐渐缩小，托马斯·科洛波洛斯和丹·克尔德森指出身处Z世代的青年群体具有年龄包容性高、在线化、技术门槛低、文化跨界、创意思维等特征[4](p83)。Z世代效应使现有的小众专业俱乐部式的文化消费平衡模式更容易被打破，不同圈层的文化消费获得的关注也逐渐扩大，许多原本只属于某一圈层的文化消费开始被更多圈子外的群体所知晓和追捧，这种突破固有圈层边界的文化消费现象即“出圈”。近年来Z世代青年群体“出圈”消费的巨大体量和增速惊人的消费能力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密切关注。

（二）文化消费的“出圈”类型
1.新奇文化消费。新奇文化消费主要指由新奇事物或是新奇心理而促发的文化消费。英国学者坎贝尔认为现代消费的固有动力就是对新奇事物的无止境追求，这种渴望使人们不断地消费新奇商品[9](p68)。新异刺激更容易引起青年的兴趣，消费者永远无法满足已经达成的需求并持续产生新的需求，新的消费内容和新的消费方式都会被青年敏感地觉察到，并且最迅速地投身其中[10](p27-29)。

盲盒是新奇文化消费的典型代表。盲盒里面通常装的是动漫、影视作品的相关衍生产品，或者设计师单独设计出来的玩偶。盒子上没有标注，只有在购买以后打开才会知道里面是什么，故称之为“盲盒”。作为近两年出现的新兴事物，盲盒消费注重的就是体验新奇刺激的过程，消费者永远对下一个盒子里的玩偶充满好奇，期待下一个盲盒拆开后不同的玩偶产品。

行为经济学中经典的翻本效应（也称“赌徒效应”）认为人们在面对损失时愿意承担更大风险，以期通过小概率的回报来规避损失。Z世代的青年群体作为盲盒的目标客户人群具有猎奇心理强，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特点，结合盲盒奇特的定价策略，消费者在抽中两三个普通款盲盒后，为了减轻损失厌恶，体验随机回报带来的喜悦以及翻本效应带来的满足感，会不断地增加消费行为。且当网络和线下都布满盲盒抽取机，盲盒火爆随处可见时，在从众效应影响下，盲盒就从原有的小众圈层消费走进广大群体的社交圈，成为在社会中收获更多共鸣、爱与尊重的社交工具。以近两年中国最受欢迎的盲盒泡泡玛特为例：2017年“双十一”期间，泡泡玛特旗舰店的销售额近120万元；2019年的“双十一”期间，泡泡玛特的销售额为8212万元。短短两年时间，盲盒这一新奇文化消费的“出圈”带来了销售额的爆炸式增长，销售额翻了68倍。

2.情感文化消费。现代社会情感满足方式的匿名化、单向化、市场化和标准化导致真实情感的社会来源范围越来越狭小，而虚拟情感的需求越来越大[11](p110)。现代享乐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虚构的刺激物和刺激物带来的隐秘的快感上，而且更多地依靠情感而不是直接的感觉[12](p282)，并渴望在现实中体验那些幻想中创造的情感和享受的快乐。市场应运而生了对应的“情感”消费品，使消费者通过消费这一过程与产品建立某种情感的连接，抒发内心的某种情感，获得一种虚拟的情感满足和社会支持。

以近年来“出圈”火爆的AJ球鞋消费为例：AJ是耐克旗下的一个篮球鞋系列，第一双球鞋的出品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购买AJ球鞋能满足部分青年群体追求时尚，成为“潮人”的情感诉求；能够让部分消费者表达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寄托对美好青春的回忆；还有一部分青年群体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穿上了新版球鞋，为了表达对明星的爱慕之情，和明星产生虚拟的情感连接也去购买同款。加之最近几年很多球鞋不断进行复刻、联名，推出新配色，再配上综艺节目的推荐营销，使限量版球鞋成为潮流的标志。在上述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球鞋为代表的情感文化消费开始“出圈”：2018年第三方球鞋交易平台App——得物，每月的交易额已接近2亿元，全年达到20多亿元，而2019年则猛增至60亿—70多亿元[13]。“青年文化消费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是拥有表达自己态度的方式。这个方式不光是音乐，还可以是我要穿什么，我为何选择这个品牌，这个品牌让我表达了什么态度，传达了什么个人信仰。”[14]

作为“粉丝”和用户验证过的情感载体——IP，不仅容易为大多数人理解，并且更容易形成规模化的传播[15](p30-31)。例如，《西游记》在95后的成长过程中影响较大，《西游记》的电视剧、动画片或者是著作，都是很多95后儿时的回忆。冲着“西游”二字，很多人都会去购买相关的文化产品。而盲盒的Molly系列设计则能满足很多女性的审美。这一群体的消费者觉得购买盲盒能够让自己找回小时候没有烦恼的感觉，保持永远的少女心。与此同时，很多男性在成长过程中都有篮球或者足球明星梦。当他们买到和自己喜欢的运动员的同款球鞋时，好像他们离自己喜欢的明星距离又近了一点。无论是为了追忆儿时的情感，还是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喜欢，品牌若能精准定位IP，通过消费过程使他们的情感得到寄托，心理得到满足，其“出圈”就更容易。

3.泛化的审美文化消费。在后现代主义框架中，商品、设计甚至广告都可以在审美谱系中占位，界限消失了，边缘即是中心[16](p96)。美学与消费相连接，流行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各个维度都可以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进行融合，并开始步入“艺术殿堂”。在Z世代的消费体验中，美学是消费者满意度的主要标准之一，当产品或者服务在性能上没有什么差别时，像审美体验这样的无形价值就成为关键的推销点。各种艺术活动和艺术场所也开始改变原有的与大众日常生活空间严重隔离的状态，开始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空间中，成为公共领域精神消费无法忽视的重要环节。德国思想家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消费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审美化”过程，具体呈现为“浅表审美化”与“深层审美化”。“浅表审美化”就是通过文化产业和娱乐业法则的广泛运用，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活力。

为了更好地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各类媒介都在探索如何与泛化的审美文化融合。据统计，从2015年到2019年，文化类综艺节目上新数量突破111部。2015年开播的《中国诗词大会》《非正式会谈（第一季）》《一千零一夜（第一季）》等节目，推动了国内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开发热潮。借着这股潮流，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实现了井喷：2017年有35档文化类综艺节目播出，2018年突破了42档。传统意义上阳春白雪般的高雅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偏好，艺术和审美以公共资源的形式从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以人们更容易接受的休闲娱乐方式进行传播，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逐步实现“出圈”。各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不仅使文化类综艺节目实现了数量上的“腾飞”，更迎来了口碑上的显著提升：在以观众眼光“挑剔”著称的豆瓣上，《一千零一夜》《国家宝藏》《见字如面》等18个传统经典文化类节目的豆瓣评分超过9分，其中《国家宝藏》评分人数超过了七万人。与其同时段的其他综艺娱乐类节目《奔跑吧兄弟（第三季）》豆瓣评分仅为5.3分，评分人数一万八千多人；《挑战者联盟（第三季）》豆瓣评分仅为3.1分，评分人数仅有333人。对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高收视与高评分体现出Z世代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认可。“消费是一个仪式过程，主要的功能是在不断流动的事件中找到意义。消费者最为一般的目标是透过他所选择的物品，来建构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17](p15)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迅猛的技术迭代，Z世代比他们的上两代更早地出现成年式焦虑，忧患意识较强。而优秀的传统经典文化作品中蕴含的价值内核对Z世代群体有较强的包容性，能释放极大的吸引力，相较于注重品牌包装、依靠高频次更新与消耗实现价值的快消产品，传统文化产品消费产生的意义共鸣和精神共振显然更为持久。

三、文化消费的“出圈”现状与困境解读
（一）Z世代群体热衷于游戏性强的文化消费品，匮乏感促发“成瘾性消费”
Z世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新媒体在用户体验开发和支付方式上对先进技术的应用与同步迭代[4](p83)。智能手机的发展和普及为文化、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多元渠道。95后能在微博、微信等各种大众传媒的客户端上随时接收和上传各种文字、音频和视频。新媒体所创造的叙事方法使受众达成对其所呈现的（尤其是富人）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18](p233-234)。消费文化不但诱惑、开发各种虚假需要，而且在其所渲染出来的各种美好生活的追求中，Z世代群体实际上受控于生产商、广告商及经济体系的指引，越来越不能忍受欲望暂时满足后的空虚感。

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提出，伴随城镇温饱问题的解决，如何排解空虚和无聊成为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消费乘虚而入成为人们应对精神空虚的手段。商人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了消费社会的迷宫，商人依靠特定的手段促进消费，使自己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存在。而游戏因其可以低成本、安全、高效、快速地满足人类的根本需求，就未来而言，消费社会很可能走向游戏化时代[19](p108)。游戏化指的是利用数据达到激励效果。大数据可以被追踪，通过将其可视化并在其基础上采取行动，可以达到激励效果。关于游戏化有一点须谨记：最吸引人的是它的指引性，能让自己看清现在的位置，明白离目标还有多远，最终达到一种心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会不断接受挑战，从而保持进步，不会遇到让你感到沮丧的障碍[4](p83)。

行为经济学也从赌徒效应、成瘾行为等维度解读了影响青年群体非理性文化消费的原因[20](p117-118)。以盲盒的购买为例，这一消费游戏的指引性在于，它能让买家知道自己还差多少个才能集齐一个系列，其盲盒购买数量能够被记载。同时，这一游戏利用了赌徒效应，它让消费者永远有一种再多买一次就能抽中最稀缺款式的感觉，进而促发消费者的购买。而当盲盒开箱视频和抽取盲盒攻略随处可见，身边的朋友似乎都在讨论和购买时，那么个体很可能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跟上这股“风”去购买盲盒。研究表明，成瘾不仅是依赖大脑神经模式存在的一种行为，品牌、产品甚至观念的成瘾都是一门可以操作的技术。也就是说，自我情感和意志一旦附着在事物上，伴随人们的就是不断地想要借助品牌、产品和观念，通过这些新的刺激来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人就成了痛苦的化身，对于关系、情感乃至形象的匮乏感就会伴随左右——被抗拒的自我追着跑，同时又追着不断渴望新鲜刺激的自我奔跑，不断进行“成瘾性消费”[21](p7)。需要警惕的是，对于缺乏有效自控的青年群体而言，成瘾不是真需要，只是“心里想要”。一旦上瘾，成瘾者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当停止或解除某种消费行为甚至会带来破坏性后果，会突破保持用户黏度的界限，消费文化在成瘾性消费中将自身推向极致甚至是无法抽离的深渊。

（二）代际统一化刺激了文化消费的“出圈”，网红文化影响价值认同与选择
文化消费的习惯和偏好会呈现出代际传递的特点，即每一代人的文化消费都会受到上一代甚至上连两代人的影响。Z世代效应通过技术的简化和便利将不同代际群体之间的距离缩小，各代人之间能够互相学习交流并产生影响，Z世代的代际统一化趋势愈发明显[4](p83)。“Z世代能够激发我们的热情和创新力，是因为在这一时代，各代人之间彼此融合，逐渐消除了长久以来阻挡我们前进的代际障碍，让我们在迅速后世代化（post-genera⁃tion）的世界中保持创新的能力。”[4](p86)很多小众的文化品位因为科技的发展使代际之间文化交流传递的难度和成本降低，普及性与可得性大大增强。例如，京剧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观众结构老龄化，受众市场逐步萎缩的困境。而前沿动作捕捉、3D扫描等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使电子游戏与京剧的融合成为可能。2019年3月，爆款国风武侠网络游戏《天涯明月刀》春季新版本《曲韵芳华》与京剧成功实现了跨界合作。上海京剧院的3位青年演员亲自献唱，通过“动作捕捉”和“表情捕捉”技术，为游戏中的角色赋予生命力，向热爱游戏的青年一代传递京剧的声音和体态之美，在京剧传播的互动性上取得了突破，成功培养了年轻一代对京剧的兴趣[22](p40)。

此外，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京剧“名角儿”通过与各类传媒的合作，以年轻人更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和推广京剧。例如，上海京剧院著名余派表演者王珮瑜是被“票友”舅舅领进京剧大门的。她现在也积极致力于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使更多年轻群体感受到国粹的独特魅力。2016年9月29日，王珮瑜的《京剧其实很好玩》专辑第一期节目在喜马拉雅FM上线，标价99元[23](p38-39)。2017年10月更新了最后一期节目，节目共100期。截至2020年10月，《京剧其实很好玩》系列节目收听量高达376.8万次，位列戏曲口碑排行榜第一名。还有京剧演员们通过短视频平台分享京剧的台步、唱腔、妆容等经典环节，打破了年轻受众对京剧“只能到传统戏院才能看到的刻板印象”，吸引了众多年轻“粉丝”爱上京剧，使京剧这类传统表演艺术开始“出圈”。

相对开放、扁平化的网络环境，迅速迭代的新兴科技为文化的代际传播、表达提供了更开阔的空间，但娱乐消遣型的文化消费仍然是青年群体的首要选择，以知识为目的的文化消费仍占少数。中国文化消费指数（2017）显示，结合居民的文化产品/服务消费意愿支出和实际支出，测算文化产品/服务的市场成长空间情况，排名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文化娱乐活动、电影、网络文化活动、文化旅游、图书/报纸/期刊。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繁盛不息的网红文化的“出圈”也不断对沉浸其中的青年群体的伦理价值观、审美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者们大多认为网红文化对青年价值观培育是契机，也是危机[24](p115)。由于网红文化的趋利性，部分网红为了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和打赏，进行迎合低俗趣味的“审丑”式创作，无底线炒作，只求能够“博眼球”吸引流量变现。尤其是泛娱乐化的内容中占比过高的“土味文化”“萌文化”“迷群文化”等一系列代表性的网络文化具有进入门槛低、传播迅速、内容丰富、可控性低等特点，以视频、音频、文字等不同符号表征的网红文化已经从边缘性、小众化向着普泛化转向，并在文化循环中与主流文化不断碰撞、互补、渐进，导致沉迷追星、过度消费、色情暴力等文化乱象，甚至嘲笑爱国主义情怀，贬低勤劳奋斗的理念，无视宝贵的传统民族文化。“爆款”式的网红文化“出圈”对青年群体文化认同、价值生成与选择产生的危害性不容小觑。

（三）文化消费的社交属性和利益属性日趋明显，部分产品文化内涵被严重歪曲
95后的成长过程中，互联网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软件也应运而生。他们的日常生活全面受到社交软件的影响。当一个小众文化IP能够满足大家社交属性需求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出圈”了[25](p22-24)。微博、小红书、B站和各种论坛上不断有人晒出新买到的限量版盲盒；以“毒”为代表的球鞋交易平台上除了球鞋交易还有买家们晒出的各款球鞋搭配；尤其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发售的那些既有故宫文化内涵，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严肃又活泼的故宫文创产品，受到了各个年龄段民众的追捧和欢迎。类似“故宫口红”和“故宫睡衣”这样的爆款，更是引发了每次上新就秒断货的抢购热潮。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故宫文创的销售额就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到2017年底，其文创产品的类别已经突破1万种，收入高达15亿元人民币[26]。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展开各式各样的讨论和抢购秘籍，也有更多的人因为讨论结交到品位、兴趣相同的朋友，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刺激该领域的文化消费“出圈”。

许多公司和企业为了因应赢利过程中的困难窘境，使出了浑身解数，把大量商业化的活动融入“文化”的阵营里，希望能够“出圈”获利。消费者进行文化消费是希望其中的文化能够滋养精神，充盈内心，但有些产品则是在“文化”这个中性而高雅的名号内，利用文化之名，行谋取商业利益之实。很多活动和产品更是表面上宣传弘扬传统文化，实则却以传统文化为噱头谋取利益。例如2018年《天蓬元帅之大闹天宫》这部电影，以中国神话故事为“壳”，随意篡改情节，对道教至高尊神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进行亵渎、侮辱，贬低丑化道教神仙，并以极其低俗的方式歪曲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严重伤害了道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的感情，引发了道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强烈反应，虽然随后该电影被紧急下架，但其在某视频平台会员频道的播放量已高达六百多万次。

四、文化消费的“破圈”与引导策略
为了吸引眼球、制造“爆款”而发行的文化产品实现短暂“出圈”很容易，但是圈层永远存在，“液态社会”中的文化消费“出圈”具有阶段性和时效性，缺乏内涵、低级恶俗、追逐暴利的文化的产品很快就会失去虚假的闪耀“光环”，被消费群体识别、厌倦、抛弃，造成“圈破”。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文化如何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再次成为焦点命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经济复兴，也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只有增强中国文化身份的渗透力和共鸣性，才能真正做到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乃至自强。在国家号召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当下，需要从文化产品的供给端“破圈”，即突破严重的形式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桎梏，回归对于中华文化的诚意，使其作为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源远流长、世代相传。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圈”正是为处于多元文化洪流中的Z世代群体强化文化认知和认同，提高文化凝聚力，找到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本研究试从文化产业生态位、消费场景赋能、文化产业链三个维度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圈”路径。

（一）优化产业生态位，调适供给主体关系
优化产业生态位就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不断实现最优市场价值的过程。企业和政府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转变传统观念，明确政府文化服务职能的同时减少干预，多为传统文化产业提供金融、信息服务，进行政策支持和津贴补助，完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使文化产业生态圈的企业维、人才维、服务维、基础维和政府维五个维度全面发挥作用。通过激发文化企业发展活力，使企业持续进化，持续升级，不断适应文化产业链生态的螺旋式上升，减少“供需错位”现象的发生。同时对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生产低俗文化产品，进行歪曲传统文化商业的各种活动进行监管和治理。

（二）借助消费场景赋能，实现IP个性化表达
《在数字生活中拥抱传统——2019数字新青年研究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受访的青年群体中，有近九成的青年喜欢传统文化，有67.7%的青年受访群体表示对包含故宫等传统化元素的游戏和动漫内容感兴趣[27]。在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可借助消费场景赋能，主要包括对生产和产品两方面进行赋能。赋能生产，解决规模化生产与个性化消费的矛盾。赋能产品，解决“新品上市”与“持续旺销”的矛盾[28](p57-59)。如设计表达消费者情感的包装，提供不同消费场景供消费者选择，完成文化产品从标准化到个性化的转变，精准生产文化产品以满足不同Z世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将IP融入传统文化产品，创建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品牌。通过高度还原IP场景，打造沉溺感，建立良好口碑以形成短期的消费热潮，持续增强Z世代群体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自信。

（三）升级文化产业链，进行多产业融合
传统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破圈”依托于文化产业链在升级过程中的内容创值主体。在横向价值链拉伸过程中，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探索，拓展盈利模式，改变链条过窄的现状；在纵向价值链上，应积极进行衍生产品开发，提高产业附加值增收能力[29]。以中国彩妆品牌花西子为例，2019年与旅游景点合作开启了“印象东方”主题系列，以“西湖十景”为题，打造“西湖印记”高定彩妆。2020年与服饰业界的苗族银饰匠人合作，将苗银艺术融于彩妆，开创了“苗族印象”高定彩妆。同时和某服装品牌合作亮相于2020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通过融合各产业研发出不同的衍生产品，这一过程不仅能促进文化产业链的升级，也能够促进传统文化打破固有表现形式的窠臼，在更多的青年群体中“破圈”。

五、结语
总之，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环境使人们对于Z世代青年群体的亚文化包容度更高，这种包容给予了青年群体更多自我认知、自我认同以及对自我价值追求的空间。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和智能科技的普及则为青年亚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Z世代青年群体已经习惯于通过新媒体建构并拓展自己的社交圈，青年亚文化消费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小众圈层向更多圈层“普及泛化”的“出圈”转向。Z世代的文化消费“出圈”更有利于青年亚文化与主流和传统文化对接，与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融合能够为主流和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动力。尽管传统文化的关注群体在不断扩大，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都在不断创新升级，但是传统文化在“破圈”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阻碍，“成瘾性消费”、部分趋利性网红文化和文化内涵被歪曲的文化产品都会对主流和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影响。因此，对Z世代青年群体文化消费“出圈”现象的生成逻辑进行缕析，对“破圈”困境进行归因解读，并据此从文化产业生态位、消费场景赋能、文化产业链等多个维度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圈”路径，不仅有利于加强青年群体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能促发Z世代青年彰显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凝聚力，这才是青年亚文化创新的文化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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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5.013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5-0105-08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创新进路研究”（2020YBMK00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文化扶贫驱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施进路研究”（19YJA760088)；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战略机遇下的文化产业跨越路径研究”（2019028）。

作者简介：张琳（1982—），女，吉林省吉林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杨毅（1977—），男，湖北武汉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重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