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推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比较优势和多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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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推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比较优势和多维机制
叶 林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民族文化是宝贵的资源财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是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不仅可以规避民族地区乡村生态脆弱的短板，还可以充分发挥当地民族文化资源丰裕的比较优势；文化产业具有资源非物质性、要素投入非排他性、产品异质性、技能偏好和高参与性等特点，其蕴含的多重价值在经济、文化、生态和组织等方面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可以从多个维度全面推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关键词]文化产业；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比较优势；多维机制

一、发展文化产业推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中国“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1](p2-14)。其中，各地基于当地资源禀赋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被视为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内容和新经济增长点[2](p1-9)[3](p1-11)。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等因素，中国相当部分民族地区乡村虽然目前已全面脱贫，但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如何选择和发展适合当地环境的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是这类地区面临的重大抉择。由于这些民族乡村多为人均自然资源匮乏或生态脆弱的地区，如果继续扩大和发展以工农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容易受到资源环境等物质条件的限制，其推动乡村振兴的边际效果非常有限。与此同时，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民族地区往往拥有丰富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而利用无形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不容易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在生态脆弱但文化资源充裕的民族地区，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价值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可以发挥当地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乡村振兴不仅是发展经济，其最终目标是农业农村的全面现代化，因此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人才和组织等多重目标的综合战略[4](p8-11)[5](p5-12)。以工农业产品为主的产业更多的在提高经济水平方面发挥作用，但很难在其他维度推动乡村振兴。而文化产业则具有一系列物质产品产业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其资源禀赋非物质性、要素投入非排他性、产品异质性、技能偏好和高参与性等特点，除可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外，还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并可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提高农村组织凝聚力。因此，文化产业是蕴含多重价值的产业，能多方面契合乡村振兴的目标[6](p99-107)，有利于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在全面开启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乡村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从资源禀赋视角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从多个维度推动乡村持续发展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之举。为更好发展文化产业并以此推动乡村尤其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非常有必要从理论上系统厘清文化产业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比较优势和多维影响机制。

二、发展文化产业推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比较优势
经典的农村家庭决策理论认为，乡村和农民家庭类似，可视为拥有和配置诸如劳动力、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本等各种资源禀赋进行生产和消费以最大化福利水平的独立决策单位[7](p71-91)。由于选择发展人均资源相对丰裕的产业意味着要素投入成本相对较低，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其产品更具竞争力，产业发展也更具优势。因此，乡村发展的首要任务是选择有利于发挥当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而基于该理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理性选择。

首先，中国大部分民族地区属于生态脆弱地区，如果发展主要依赖资源环境的工农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一方面，可开发人均物质资源较少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要素投入相对价格较高。例如，在人均耕地较少的山区地方大力发展农业，土地稀缺将导致较高的生产成本，无法与人均耕地多的平原地区竞争。另一方面，在固定成本一定的情况下，物质资源相对匮乏或环境脆弱也使得生产缺乏规模经济。这两个因素都将产生较高的平均成本并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最终阻碍产业发展。对加拿大、英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自然资源枯竭乡村的研究显示，长期过度开采和人口增长导致当地人均自然资源下降和生态脆弱，而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恶化则使得这些地区过去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和采掘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过高的成本最终使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导致当地产业衰落和经济增长陷入困境[8](p21-34)[9](p209-218)。因此，对于人均资源匮乏和生态脆弱地区，需要通过寻找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产业转型，否则将可能陷入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陷阱”。

其次，中国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相对丰裕，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可以发挥其文化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2019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均拥有文化资源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其中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的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资源占比更是超过40%[10](p31-38)。但目前中国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较低，大量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蕴含的价值也有待进一步挖掘[11](p22-35)。对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研究显示，农村地区保存完好的文化是宝贵的无形资源，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可以有效降低传统产业衰退的不利影响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12](p307-322)。因此，如果当地文化资源相对丰裕，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可以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有助于乡村经济复兴。此外，对坦桑尼亚、纳米比亚、肯尼亚和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发现，文化产业不仅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力量，而且由于其发展基本上不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因此在缺乏工农业生产条件的农村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减少贫困和推动乡村振兴的效果更为显著[13](p181-189)。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大力推动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如2017年中国文化部专门发布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鼓励贫困地区尤其是缺乏物质生产条件的民族地区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助力脱贫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例如，对中国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产业如广西花山岩画和贵州水城农民画的研究均显示，作为对乡村工农业的补充，特色文化产业已成为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合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有助于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14](p80-88)[15](p84-97)。

由于中国相当部分的民族地区乡村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但拥有独特文化资源，利用当地民族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具有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也是中国民族地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和解决“李嘉图资源开采式”产业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

三、文化产业推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多维机制
乡村振兴是涉及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多重目标的综合性战略，而文化产业由于在资源禀赋、要素投入、产品生产、定价销售等各环节的独特性质，可以在以下维度推动中国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一）文化产业推动乡村经济振兴的作用机制
经济振兴是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与生产物质产品的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振兴方面具有三个独特优势，更有利于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自强”。

首先，文化产业的要素投入具有非排他性，有利于产生规模经济。物质产品生产以有形要素投入为主，由于有形要素使用存在排他性，产品生产容易受到资源存量的限制，因此在自然资源数量有限的乡村地区物质产品生产很难产生规模经济。此外，“公地悲剧”理论认为，在“公开可进入”的产权安排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者都倾向于过度使用排他性的公有资源，最终导致资源存量和整体福利水平的双重下降。而文化产业的要素投入主要为无形文化资源[16](p114-124)，与有形资源不同，无形资源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即某人使用文化资源并不影响其他人使用。而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属于无形的公有资源，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任何生产者都可以使用该资源进行文化产品生产且并不影响其他人使用。因此，文化产业的生产规模一般不受无形文化资源的数量限制，在物质资源有限的乡村地区更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

其次，文化产品具有天然异质性，可以产生更高的附加值。根据异质性产品理论，产品竞争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低生产成本导致的价格优势，二是产品异质性产生的垄断定价。前者通过低廉价格吸引消费者，后者则通过产品与众不同的性质锁定具有特定偏好的消费者，从而提高消费价格弹性并索取更高的价格。与物质产品相比，由于蕴含独特文化要素，文化产品天然具有异质性特点[17](p1-15)，即消费者愿意付出更高价格以体验特色文化产品带来的独特效用。部分针对农村文化产品异质性的案例研究发现，文化产品不仅通过承载和展现文化元素吸引消费者，而且文化元素也同时赋予文化产品更高的附加值。例如，对印度传统织物“卡迪”产业的全生命周期评价分析显示，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织物产品后，该织物文化产业不仅可以与现代织物产业抗衡，而且由于消费者对其传统文化的偏好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18](p493-498)。对中国海南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也发现，将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旅游可以形成差异化的“文化+旅游”效果，赋予文化内涵的旅游产业可以同时产生增加需求和提高价格的双重效果[19](p44-52)。

最后，文化产品具有正的收入消费弹性，文化产业在后工业化时代属于朝阳产业。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影响，在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基本需求后，人们将更多消费非物质产品以获得精神层次的满足，该理论在宏观层面表现为食物消费占比与收入水平呈反比的恩格尔定律。而文化产品属于典型的精神消费产品，其特点是随着收入提高其消费需求提高得更快，即文化产品消费具有正的收入消费弹性。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必然导致更多的文化产品消费需求。此外，工业化理论中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也认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一国的经济结构逐渐从以生产物质产品的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生产服务产品的第三产业为主，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比重占比往往超过70%。而文化产业属于典型的第三产业，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规律在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得到验证，如对罗马尼亚乡村文化产业的研究显示，乡村文化产业在工业化中后期对该国国民经济的作用逐渐显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并带动文化产业高速发展，而文化产业发展又进一步带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因此文化产业属于后工业化时代典型的朝阳产业和支柱产业[20](p276-281)。

从文化产业的资源非排他性、产品异质性和正向收入消费弹性等特点来看，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是实现乡村经济自强和推动乡村经济振兴的可持续产业发展路径。

（二）文化产业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作用机制
提高乡村居民“文化自信”并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改革开放后，传统家庭解体、外出务工导致的乡村空心化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导致农村传统文化活动逐渐凋零，相当比例的农村居民对本地或本族文化不自信[21](p165-175)。提高民族地区居民文化自信的一个有效途径是通过发展蕴含本地文化元素的文化产业把传统文化资源变成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资源价值化的过程可以在多个途径有效提高居民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

首先，文化产品产生的经济价值可以提高文化自信。文化资源理论认为，虽然文化资源蕴含多重价值，但文化资源本身无法具体展示其价值。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产品，有偿售卖产生的经济收益可以在经济层面上实现文化价值的变现，从而让相对虚无的文化价值在经济上被具象化。对国外文化产业的研究表明，相当部分的文化产品生产者在获得经济收入后认为本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仍具有经济价值，并显著提高了这类人群的文化自信。其次，他人对本族文化产品的认同可以提高文化自信。除将文化资源变现为经济收入可以增强文化认同外，文化产品被其他人付费购买的行为实际上释放出本族文化被其他人认同的信号。有研究显示，影响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不是当地居民是否认同本族文化，而是本族文化是否能够得到本族之外其他人的认同[22](p1050-1059)。因此，生产和销售消费者愿意付费购买的文化产品，有利于通过其他人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再次，参与文化产品生产可以提高文化自信。接触理论认为，不同群体间缺乏认同的重要因素就是缺乏接触，增加接触机会则有利于消除误会和增加相互间的认同。而文化产品生产过程本身也是接触和参与文化的过程，因此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吸引当地居民参与文化产品生产能够有效提高其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并提升文化自信。

（三）文化产业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的作用机制
与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是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绿水青山”，实现乡村生态振兴。而文化产业恰恰拥有物质产品产业不具备的要素投入非物质性和产品消费非污染性等特点，是一种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于一体的产业。相对于依赖自然资源的其他产业，可以在生产和消费等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特别适合生态脆弱的中国民族地区乡村实现生态振兴。

首先，文化产业有利于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根据熵流理论，任何生产都是始于资源和终于废物的过程。这暗示传统的经济发展过程必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四百年繁荣”就是这一理论的真实写照。相对于主要依赖有形自然资源的物质产品生产，虽然文化产品的生产也需要消耗少量物质资源，但其主要依赖非物质的文化资源，而使用无形资源一般不直接影响物质资源存量和环境。因此，文化产业要素投入非物质性的特点有助于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这对于存在资源约束的民族地区乡村非常重要。对生态脆弱地区产业发展的研究显示，文化产业在要素使用上具有节能环保等特点，是适合资源匮乏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式[23](p90-96)。因此，要素投入非物质性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生产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不相容的矛盾，在资源有限和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特别适合发展文化产业。

其次，文化产品消费具有非污染性的特点，有助于降低消费环节的环境污染。物质产品的典型消费过程为消费者使用产品并改变其物理化学性质，在获得使用价值的同时还会产生对人无用的垃圾。因此，消费物质产品的过程一般伴随着“非期待”废弃物的产生，并造成环境污染。文化产品一般分为有形文化产品和无形文化产品两类，前者表现为蕴含文化元素的物质产品，后者则为无形精神产品。与普通物质产品的消费过程相比，这两类产品的消费基本上不产生额外的废物。前者如对文化工艺品的消费过程主要是通过收集和欣赏获取其内含的文化元素并产生满足，这类欣赏型消费一般并不改变文化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因此产品本身在消费过程中处于稳定状态。后者如文化旅游或者文艺表演则直接从消费过程中获得精神享受，也不会额外产生废弃物。因此，与消费物质产品需要通过改变其产品形态获取使用价值相比，文化产品主要消费其无形文化元素获得精神满足，基本不产生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属于典型的环境友好型产品[24](p119-121)。

（四）文化产业推动乡村组织振兴的作用机制
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为获得最大利益，共同决策的经济单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契约来规范单位内部所有参与者的行为保证目标函数一致，而这种内部合同集合实际上构成一种组织。因此，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村民行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组织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但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农村地区的组织越来越松散，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土地碎片化，大量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劳动以减少隐性失业。由此导致的农业收入比重下降和传统大家庭被核心小家庭替代等问题，都使得农村地区以亲缘关系和农业生产合作为纽带的传统组织解体，并导致农民参与乡村发展的积极性下降[25](p143)。第二，农村由于生产和居住的分散特点而缺乏城市中普遍存在科层组织和以企业为代表的联合生产体。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农村地区越来越缺乏组织性，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实施。而在传统组织缺位的情况下，通过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生产团队合作也是乡村组织振兴的新途径。

从创立之初至今的25年间，利丰雅高顺应市场潮流，兼具开拓者与追随者的特性，在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两次大的战略决策。

现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产业，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更依赖于当地文化传统和居民参与，文化产业的群众参与性有助于农村组织振兴。对挪威四个村庄社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多维评估显示，相对于一般的个体农业和小型手工业，文化产业发展往往需要更多的当地居民认同该文化并积极参与，从而有利于在文化产品的团队生产中重新构建新的组织[26](p1-11)。对马来西亚乡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也发现，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相对其他产业更为复杂且需要更多当地居民参与。文化产业的规划机构、投资者、生产者和当地居民需要通过多个环节的协商和紧密配合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更容易通过分工合作形成有行动力的组织，有助于当地的组织重构[27](p878-889)。

此外，文化产业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也有利于提高乡村组织的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弱势群体参与乡村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一般来说，工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较高，发展这类产业并不利于妇女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增加，加剧了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而文化产业属于轻体力重技能的劳动行业，更有利于妇女和老人就业，因此文化产业有利于帮助乡村弱势群体自立和乡村共同发展。对澳大利亚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当地政府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重塑农村组织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在提高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方面的重要作用，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能增加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而且收入差距缩小还能显著提高当地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28](p259-270)。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平和共同发展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充分认识和发挥文化产业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不仅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还有利于提高农村组织的凝聚力。

四、结语
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既有利于发挥当地的资源比较优势，也符合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发展趋势。而文化产业在资源禀赋、要素投入、产品生产和消费等多个环节的特性，可以从经济、文化、生态和组织等维度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因此，中国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既能在产业选择上“扬长避短”，又能在推动机制上“一举多得”，是推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为更好发挥文化产业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的作用，需要从要素投入、产品生产和市场营销等环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在要素投入环节，要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价值，促进文化产业的多元发展；在产品生产环节，需要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并注重培养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在融资环节，需要进一步拓宽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扩大资金供给；在产品增值环节，除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异质性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文化旅游”“文化艺术品制造”“艺术表演”和“数字文化产品”等产品类型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在产业组织环节，需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优化产业组织形式，灵活运用“企业+农户”“农民合作社”“政府+企业+农户”等组织模式协调各类参与者的利益，提高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在产品销售环节，需要推动文化产品的品牌建设，并结合“线下销售”“线上销售”和“结合文旅销售”等销售模式提高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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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5.011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5-0091-07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化国情报告（湖北卷）”（2018069）。

作者简介：叶林（1978—），女，浙江宁波人，经济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