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的特征、风险及优化

奥鹏网院作业

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的特征、风险及优化
张爱军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710063）

[摘 要]短视频时代，具有强社交、展演性、可视化等特点的短视频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新变。作为政治行为的三个关键要素，底层群体的政治身体在短视频的技术作用下不断向虚拟化、表演化与工具化发生演变；底层群体的政治空间在短视频的技术赋权下重新获得可见性，空间边界变得模糊，空间关系走向失配；底层群体的政治关系在短视频社交场域中受到资本和权力等力量的形塑，表现出明显的主导性、反制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基于以上的新变，在短视频的传播特性和技术逻辑作用下，短视频时代的底层政治也面临着短视频过度娱乐化消解底层群体的政治兴趣，短视频技术风险导致底层群体政治认知的窄化与极化，资本改造与权力规训对底层群体政治空间的“再蔽化”，激进型政治参与发生概率增大等风险。化解短视频时代的底层群体政治行为风险，需要针对风险原因平衡短视频的娱乐性与公共性以激发底层群体的政治兴趣；突破短视频的信息茧房以扩大底层群体的政治认知；优化短视频的平台空间以保障底层群体的政治表达；加强能力教育以提升底层群体的媒介素养和政治理性。

[关键词]短视频；底层群体；政治行为

一、研究缘起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p336）随着移动终端普及和网络的提速，短视频以短平快的大流量传播内容逐渐获得社会各个群体的青睐，也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与媒介平台。短视频时代，短视频作为一种强社交、展演性、可视化的社交媒介对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①本文中的“底层群体”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社会资本等方面，他们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通常都是处于底层或弱势地位。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短视频重新激活了底层群体的社会可见性，并最大限度地将底层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短视频的话语赋权使得底层群体有了在社会公共领域中进行自我言说的权利与机会，短视频成为底层群体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新平台。在短视频的传播特性和技术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底层群体政治行为不断产生新的变化并影响着现实总体政治的发展。因此，对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的新变予以必要的学术关注，不仅能够体现政治学者的现实关怀，也是政治学者学术使命的重要显现。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新变之所以值得受到关注，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中国，底层群体作为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的一种客观性产物，具有数量庞大、结构复杂和问题多样等特点，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变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四十余个年头。四十余年间，随着社会转型与体制机制变革进程不断向纵深加速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社会结构层面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增之中的底层群体。从数量规模上来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前我国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2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中国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基数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类似于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或土字型社会结构”[2]。而从群体构成上来看，当下的底层群体主要是由传统底层人群和“新底层人群”两大部分组成。传统底层人群主要包括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因政策改变而下岗的城市失业者等。“新底层人群”主要包括新生代乡籍工、“校漂族”和“蚁族”大学毕业生等。相比于传统底层人群，“新底层人群”具有群体构成更复杂、受教育程度更高、文化价值取向更多元、权利保护意识更强烈、社会行动力更强大等特征，使得这一群体越发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不可预期的客观性产物，底层群体及底层社会正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变量。一方面，底层群体因其庞大的数量、较强的流动性以及用工成本低廉等因素而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底层群体在既有的各类障碍的影响下，阶层流动愈发艰难，利益诉求渠道相对闭塞，这一状况在客观上会给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潜在风险。因此，在中国，底层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含义，而且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性含义，如何正确认识与解决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的问题，不仅是政府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第二，创作门槛低的短视频作为网络世界及现实世界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之一，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重要新渠道与新平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较2020年3月增长7633万，占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较2020年3月增长1亿，占网民整体的88.3%”[3]。凭借生动、形象的呈现形式，短视频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价值越来越被认可，逐渐成为各类互联网应用的基础功能。对底层群体而言，短视频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具有自我话语赋权功能的传播媒介，改变了底层群体在传统媒体时代被“遮蔽”的命运。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媒体理念的滞后，普通受众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往往难于有效实现信息反馈和话语表达，由此导致底层群体的形象有时会伴随着一些负面甚至是“污名化”的社会评价，“外来人口”“农民工”“打工者”“受助者”“讨薪者”等是底层群体始终绕不开的代名词，即使在正面的事迹和形象报道中，也往往会在新闻叙事话语中被强调其底层或边缘的身份。而底层群体由于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而缺乏相应的媒介表达通道，只能任由他者对自己的形象和处境进行外部描述，无法积极主动或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诉求并改变其他群体对自己的认知。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和单向塑造的传播格局，短视频操作简便、互动性强、传播迅速的技术特点使底层群体获得了“自我言说”的社会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被代言”的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后文字时代”的视听型平民媒介，短视频促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历史性出场，利用短视频，底层群体可以制作专属于自己的“起居注”，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社会生活领域与其他社会群体展开广泛的互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政治领域，短视频对底层群体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我国底层社会的政治格局，而这种重塑又会反过来对我国整体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短视频的话语赋权使底层群体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这无疑会极大激发底层群体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本能，提升底层群体的政治效能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可视化的社交媒介，短视频以一种自我呈现的方式将底层群体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公之于众，而问题曝光的隐含议题是问题的解决，即要求相关治理主体必须正视所曝光的底层群体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和解决。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治理主体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落后与低下，导致底层群体问题无法解决或解决结果无法令人满意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这往往又会引发底层群体的强烈不满，使政治不满情绪经由短视频等社交媒体传播广泛扩散开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问题值得学界关注。

第三，短视频时代，底层政治的新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但已有以底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短视频相关研究成果不仅较少且多数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缺乏从政治学视角进行探索的相关研究。就新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来看，陈然基于技术采纳和政治参与的视角对中国农民使用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当下中国农民对政务短视频的认知度和接触率很低，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绩效预期、社会影响和参与资源是农民接触和使用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因素”[4](p148)。尹金凤等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从同一性和差异性维度研究网络短视频生产中乡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建构路径，研究发现乡镇青年通过虚拟空间中的归属找寻和情感连接建构同一性以获取群体认同，同时他们又以城市人为镜，通过视觉符号景观的臆想和独特的风格展演建构差异性，形成自我认同[5](p67)。栾轶玫等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短视频中中国新时代“三农”形象的“热呈现”与“冷遮蔽”现象，并对具体体现和形成动因进行了分析。从以上研究来看，新闻传播学者对短视频与底层群体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了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人群使用短视频的具体影响因素及其结果等，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视角来看，即使有新闻传播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但总体上来说其研究都较为单一且对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具体政治行为的特征及其风险缺少必要的关注。

因此，基于目前学界对短视频与底层群体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政治学视角的现状，本文拟对底层群体在短视频场域中建构的政治行为特征展开分析，明晰其具体的政治风险并探索相应的优化措施。

二、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的特征
从具体的短视频实践来看，短视频时代的底层群体政治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社会公共问题”为指向的“问题政治”或“事件性政治”。与以国家政治权力为目的的“政权政治”不同，这种“问题政治”主要立足于底层群体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并以这种复杂利益关系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或具体事件为导向而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治或其他社会群体产生广泛的互动。而基于短视频的传播特性，在底层群体以短视频为媒介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治或其他社会群体进行利益或权力互动的过程中，政治身体、政治空间、政治关系作为构成底层群体政治行为的三个关键要素而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政治身体、政治空间和政治关系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不但是决定底层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之所以处于底层的客观性标准，而且还构成了底层群体在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治或其他社会群体进行利益或权力互动的过程中开展相关政治行为的逻辑。具体而言，政治身体作为个人政治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是底层群体开展政治行为的前提。政治空间作为个人政治生存和生活的载体，是底层群体开展政治行为的场域。政治关系作为个人政治生存和生活的纽带，对社会底层群体开展政治行为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另一方面，短视频作为一种强社交、展演性和可视化的传播媒介，尤其注重身体、空间和关系等传播要素的作用，因而在底层群体利用短视频开展具体的政治行为过程中，其政治身体、政治空间以及政治关系等要素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底层群体在利用短视频开展具体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基于短视频展演性强、社交强、情感渲染丰富等传播特性，其底层政治身体具有虚拟化、表演化与工具化等特征，底层政治空间具有去蔽化、模糊化与失配化等特征，底层政治关系具有主导性、反制性与复杂性等特征。

（一）底层政治身体
政治社会，身体作为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而具有政治性。“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身体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本身的重视，启蒙时代将关注点从身体的从属问题转向身体的权利问题，真正锻造出具有独立政治意义的身体。”[6](p16)其后，随着学界对政治身体研究的深入，无论是在学术视野还是现实境况中，身体作为一种“权力的隐喻”而在现代政治社会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对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底层群体）来说，一方面，个人身体是个人在政治社会中所处社会阶层的一种另类体现。另一方面，在存在着一定不平等性的现实社会中，身体正日益成为个人或群体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或“手段”。身体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图景中社会群体开展具体政治和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在社会信息传递以视频化为主的今天，身体更是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短视频作为一种注重身体的展演性社交媒体，在底层群体利用其开展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基于身体的特殊作用和短视频的传播特性，底层群体的政治身体主要表现出虚拟化、表演化及工具化等特征。

第一，虚拟化。在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的政治身体成为一种数字化虚拟形态。短视频作为一种以数字算法等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社交媒介为用户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社交空间，在技术的加持下，短视频以虚拟再现的方式将底层群体的政治身体从现实空间中拔出并使其虚拟化，从而在短视频所建构的虚拟世界中塑造出底层群体的虚拟政治身体。对作为政治人的底层群体来说，过去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等物理条件的限制，其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被囿于一个狭小的时空范围内，底层群体在政治上的发展也因此被严重制约。而底层群体虚拟政治身体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空间中的形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在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虚拟政治身体的建构使底层群体能够突破原本具有的时空边界而能够在任何时间经由短视频这一媒介与另一个空间及其周围环境发生关系，这极大扩大了底层群体政治交往和政治活动的范围，有助于底层群体社会资本的积累。此外，虚拟政治身体的生成使底层群体成为“虚拟政治人”，与实在的政治人相比，“虚拟政治人”不受空间束缚的特点更能促进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度以及构建更加自由平等的网络政治空间。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底层政治身体的虚拟化也使底层群体在短视频虚拟空间中成为一个身份难以识别的“隐形人”，这可能会降低底层群体原本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导致违德违法政治行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泛滥。

第二，表演化。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表演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参与者的所有活动”[7](p14)。底层政治身体的表演化是指底层群体在短视频场域中以身体表演的方式影响其他短视频用户的所有活动。短视频作为一种展演性的新型社交方式，极大激发了普通人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的欲望。在短视频场域中，人人都变成了“演员”，每个短视频创作者都“费尽心思”地用自身身体在镜头面前表演，或唱或跳，或搞怪模仿，或土味表演，再配以各种文字、特效和音乐，短视频俨然成了一个个人秀舞台。而身体表演则成为短视频内容创作和用户之间沟通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就底层群体的短视频身体表演来说，短视频赋予了底层群体以自我定义的方式而被社会看见的权利，但在短视频的传播逻辑下，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底层群体更多时候只能以一种残酷而荒诞的身体表演方式去获得社会关注。在短视频所构建的表演世界里，身体作为一种视觉消费符号不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存在，而成了一个具有某种现实象征能力的叙事和传播主体。

第三，工具化。短视频时代，身体作为一种资本在底层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意义，是底层群体争取社会利益及开展政治行为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在具体的短视频政治实践中，底层群体对身体资本的工具化运用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底层群体利用短视频这一社会化媒介将自己弱势的处境充分展示和暴露在社会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通过营造一种“人间惨剧”的悲情氛围以激起后者的共情和同情心理，最终实现弱势身体资本使用的利益最大化。二是底层群体把自己在短视频空间中的身体资本展示作为一种群体连接和力量扩大的方式，并通过群体力量的集结制造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压力，以达到实现相应政治利益诉求的目的。短视频时代，身体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其力量经由短视频的广泛传播被过度放大了，这对中国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总体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作为底层群体身体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之一，身体工具化为底层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政治参与增添了新的方式和手段，这是底层群体政治觉醒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在底层群体政治素养相对较低的现实条件下，底层群体的身体工具化可能会走向某种极端，即由“以身抗争”走向“以死抗争”，这无疑会阻碍底层群体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二）底层政治空间
政治与空间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政治具有空间性，空间具有政治性。政治的空间性主要是指空间是政治生存和发展的载体，政治是在空间中得以形塑和运行的。空间的政治性主要是指空间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存在条件，而是与现代政治密不可分并成为现代政治和社会关系解构与重组的映射。“空间体现政治现实，空间展现身份政治，空间关系表现空间政治。”[8]空间的政治性主要源于社会关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社会关系具有政治性，是形塑空间组织形式的重要力量，而空间则是社会关系动态运行的重要场域，空间也因此具有政治性。政治的空间性决定了政治不能脱离空间而单独存在，空间的政治性也决定了空间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价值中立体。因此对底层群体的政治空间来说，一方面，底层政治的发展与运行离不开底层空间的承载。另一方面，底层空间不仅仅只是一个底层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容器，而且还展现着底层群体在社会结构中身份和地位均处于底层的社会现实。短视频时代，短视频作为一种空间表演性媒介最大限度地把底层群体的政治空间暴露在社会公众视野范围内，为底层政治空间带来了深刻变化，表现出去蔽化、模糊化及失配化等特征。

第一，去蔽化。短视频作为一种可视化的新媒介，其功能对底层群体而言就是让底层群体及其政治空间脱离传统媒体时代被遮蔽的命运。传统媒体时代的局限，使底层群体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时常处于“失语”状态而较少能成为媒体和社会聚焦的对象，即使被提及，涉及底层群体及其政治空间的刻画也多少带有偏见。所以，底层群体及其政治空间在传统媒体时代往往处于一个被遮蔽的状态。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底层群体被遮蔽的命运，并赋予了底层群体及其政治空间极大的社会可见性，且这种可见性是以自我定义的方式所进行的。在短视频的镜头下，底层群体主动将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空间放置在大众视野之下，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所思所想及所求。从遮蔽到去蔽，底层群体在短视频场域中的政治空间可见性生产不仅使底层群体有了对自己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利益进行自我形塑和自我代言的能力与机会，还极大提高了其形象塑造和利益实现的效率。

第二，模糊化。底层群体的短视频政治实践在使政治空间可见性程度得到提高的同时也逐渐走向模糊化。底层群体政治空间的模糊化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底层群体的现实政治空间与虚拟政治空间的模糊化。短视频作为一种可视化媒介将底层群体的现实政治空间与虚拟政治空间紧密粘连在一起，两个空间互相影响，使得现实政治空间不断虚拟化和虚拟政治空间不断现实化。现实政治空间虚拟化主要表现为底层群体在现实空间中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作为展演素材被不断迁移转化至短视频虚拟空间。虚拟政治空间的现实化主要表现为底层群体在短视频虚拟空间中所产生的一切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不断对现实政治空间产生影响并逐渐演变为现实。现实与虚拟两个政治空间互相渗透影响的结果是两者的边界逐渐模糊化。二是底层群体的私人政治空间与公共政治空间的模糊化。短视频作为一个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化媒介连接了底层群体的私人政治空间和公共政治空间。在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私人政治空间与公共政治空间的模糊化主要表现为在短视频的技术逻辑和传播逻辑的作用下，底层群体的私人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会进入公共政治空间并被无限放大，而公共政治空间中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也会进入底层群体的私人政治空间并对其产生相应影响。总的来说，底层政治空间的模糊化扩展延伸了底层群体的政治空间，对底层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失配化。“空间失配”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John Kain提出，其要义主要是指空间与空间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与状态。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政治空间的失配主要表现为底层群体的“此处”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他处”的巨大落差。短视频作为一种可视化的社交媒介将底层群体的“此处”政治空间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他处”政治空间紧密连接在一起，经由短视频的传播，其他社会群体的“他处”政治空间能够清晰地展现在底层群体的视野范围内并使其产生一种比较心理。但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底层群体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或社会资本等方面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通常都是处于底层或弱势地位，因此在两相比较的过程中，底层群体通常会产生一种“此处”与“他处”不平衡、不协调甚至是不平等的“失配”感。“空间失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其主要原因，因此，“空间失配”在某种意义上也隐喻着社会发展的“失配”，即社会的不平衡、不协调甚至是不平等。

（三）底层政治关系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中，基于社会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以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政治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9](p57)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政治关系是不同政治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利益活动而产生的相互关系，既有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有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就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的政治关系来说，短视频作为一种社交媒介延伸扩展了底层群体与其他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短视频场域中，既存在底层群体与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存在底层群体与以短视频商业资本为代表的其他权利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还存在不同底层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等。根据底层群体在短视频场域中与不同政治行为主体互动的特点，其政治关系主要表现出主导性、反制性及复杂性等特征。

第一，主导性。在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政治关系的主导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在底层群体与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主体的相互关系中，政府对底层群体的视频化活动起着管理规制的主导作用。短视频作为一个拥有庞大用户群体的信息传播媒介具有影响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巨大力量，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国家不可能对或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坐视不管。随着国家规制力量的“入场”，包括底层群体在内的所有短视频用户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必然会受到规范。二是在底层群体与短视频商业资本为代表的其他权利主体的相互关系中，短视频商业资本作为短视频平台的实际拥有者对底层群体的视频化活动起着行为控制的主导作用。短视频虽然使用简便，操作简单，但其操作使用、内容生产以及信息传播等都被短视频商业资本设计了相应的规则逻辑，只要使用短视频，包括底层群体在内的所有短视频用户都只能在其规则逻辑下进行活动。无论是国家权力对底层群体视频化活动的管理规制，还是短视频商业资本对底层群体视频化活动的行为控制，两者都对底层群体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规训作用。

第二，反制性。在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政治关系的反制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底层群体对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主体的行为视频化监督。短视频作为一个社会化媒介是社会大众对社会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平台。相比传统的文字型和音频型权力监督方式，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视频型监督方式由于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更能引发社会大众的情感共鸣，使社会舆论得以扩大。利用短视频，底层群体可以对政府权力机关的相关违德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借助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迫使其及时进行纠错改错。二是底层群体对短视频商业资本权利主体规则逻辑制约的“反抗”。面对短视频商业资本的规则逻辑制约，底层群体在进行相关视频化活动时会“巧妙”利用平台规则“打擦边球”以作为对平台规则的“软性反抗”，当其活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底层群体还会采取申诉甚至是以退出平台的方式作为对平台规则的“硬性反抗”。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还是对短视频资本规则逻辑的“反抗”，在双方的关系中，底层群体都是处于被动的一方。

第三，复杂性。短视频时代，短视频场域中的底层群体政治关系也具有复杂性的特征。所谓的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在短视频场域中既有底层群体与国家权力机构和短视频资本平台方等主体之间的纵向关系，又有底层群体与其他处于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既有不同底层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有同一底层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底层群体视频化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受到来自各方面力量的形塑。

三、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的风险
短视频时代，底层政治社会在获得新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风险。在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政治行为风险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短视频的平台属性与运行逻辑是底层群体政治行为风险产生的外部原因。底层群体自身媒介素养与政治理性水平低下是风险产生的内部原因。短视频的技术风险是风险产生的技术原因。在多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下，短视频时代的底层政治行为生发出短视频娱乐化消解底层群体的政治兴趣，短视频技术风险导致底层群体政治认知的窄化与极化，资本改造与权力规训对底层群体政治空间的“再蔽化”以及媒介素养缺乏降低底层群体视频化活动的政治理性，导致激进型政治参与发生概率增大等风险。

第一，短视频过度娱乐化消解底层群体的政治兴趣。短视频自诞生之日起，不但具有向受众提供信息、教育大众以及引导舆论的功能，还具有放松身心和娱乐大众的功能。但随着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盛行，短视频的娱乐功能被不断放大，短视频中的一切内容生产和内容消费都被打上了娱乐的符号。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0](p4)。对作为政治人的底层群体来说，短视频娱乐功能的强化具有消解底层群体政治兴趣的消极作用。政治兴趣作为一种政治心理，对民众的政治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是人们主动思考政治议题，参与政治讨论，选择政治立场，实现政治认同的基础。短视频娱乐功能的强化对底层群体政治兴趣的消解主要体现为底层群体政治参与度的降低和对政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下降。政治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与每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关系到个人利益的实现和民主社会的发展。底层群体对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缺少必要的关心与关注，一方面不能实现对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容易滋生公权滥用和公权腐败等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象，导致底层群体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则会弱化底层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导致社会共同利益受损。

第二，短视频技术风险导致底层群体政治认知的窄化与极化。短视频是以大数据、个性化算法推荐等技术为支撑的信息媒介，潜藏着相应的技术风险，主要是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所产生的信息茧房问题。“信息茧房”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他认为，“信息茧房意味着我们只听我们选择和愉悦我们的东西”[11](p8)。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是导致信息茧房出现的主要原因。算法技术通过大量数据收集对个体的阅读偏好和观看偏好进行个性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我的日报”的个性化方式向个体推荐同类或相似的信息，在这种信息接受模式下，个体会被自己为自己编织的信息之网所束缚，由此产生认知上的局限性。对作为政治人的底层群体来说，短视频的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通过为底层群体打造个人的信息“精准画像”，使其局限在自我狭小的信息圈层内，由此导致底层群体在政治认知上的窄化甚至是极化。“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12](p305)底层群体政治认知的窄化与极化，不仅会影响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还会增加总体政治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第三，资本改造与权力规训对底层群体政治空间的“再蔽化”。短视频实现了底层政治空间的持续再生产和流动化重组，激活了底层政治空间的可见性，但短视频场域中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在场”却使底层政治空间面临着“再蔽化”的风险。一方面，短视频作为一个资本性的商业平台，其运作遵循着利益变现的商业逻辑，在利益的驱动下，短视频的资本方开始了对包括底层群体在内的所有短视频用户视频化活动的改造，以使其符合自身利益变现的逻辑。在资本的改造下，底层群体的视频化活动不断向资本靠拢，以迎合市场的观看偏好，但这种资本影响下的视频化活动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底层政治空间的真实特质，使其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出现“变形”。另一方面，短视频在激活底层政治空间可见性的同时，也让“权力的眼睛”重新注意到这个原本处于模糊和“不可见”的空间，底层政治空间也因此在权力的规训下被重新形塑。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权力机构的入驻，短视频日益成为政务宣传的平台，底层政治空间的可见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在场”与双重规训“正使短视频变成一个巨大的宣传和营销市场”[13]，底层群体的政治空间也因此面临着“再蔽化”的风险，不利于底层群体的政治表达。

第四，媒介素养缺乏降低底层群体视频化活动的政治理性，导致激进型政治参与发生概率增大。短视频时代，短视频延伸扩展了底层群体进行利益表达和政治表达的渠道与空间，但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底层群体在媒介素养上的缺失却使底层群体在利用短视频开展相关视频化活动时缺少必要的政治理性，导致激进型政治参与发生的概率增大。激进型政治参与是指政治主体非理性甚至是极端性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态度。在短视频场域中，底层群体在进行政治表达时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他们倾向于按照自己既有的思维逻辑和价值观念发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往往导致恶搞性、破坏性和随意性等违德违法政治行为的泛滥丛生。底层群体在政治参与上的非理性甚至是极端性具有强大的社会破坏力，会极大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

四、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的优化
短视频时代，政治行为风险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风险化解需要针对风险原因平衡短视频的娱乐性与公共性以激发底层群体的政治兴趣；突破短视频的信息茧房以扩大底层群体的政治认知；优化短视频的平台空间以保障底层群体的政治表达；加强能力教育以提升底层群体的媒介素养和政治理性。

第一，平衡短视频的娱乐性与公共性以激发底层群体的政治兴趣。对具有复杂属性和多重需求的底层群体来说，兼具娱乐性和公共性的短视频既具有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的功能，又具有公共服务和公共信息传播的功能，其娱乐性功能满足了底层群体作为“娱乐人”的情感需求，公共性功能则满足了底层群体作为政治人或社会人的价值需求。但“泛娱乐化时代”，短视频娱乐性的强化与公共性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底层群体变成“娱乐至死”的人，极大消解了其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兴趣，不利于其完整社会人格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因此，对短视频进行功能优化，实现其娱乐性与公共性的平衡，有助于激发底层群体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兴趣，促进其完整政治人格的形成。一方面，社会管理机构应从宏观层面规范短视频发展的大环境，从政策高度抑制其泛娱乐化现象的持续发展，使短视频的娱乐功能被控制在必要限度之内。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应转变泛娱乐化的发展模式，增加政治议题和公共议题在平台内的曝光度和传播量，重建底层群体对政治议题与公共议题的敏感度和兴趣度，提高其行为意愿。优化短视频的功能，实现其娱乐性与公共性的平衡，有助于底层群体在公共领域中对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展开充分讨论，逐步满足底层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多层面要求，搭建与政府之间平等对话和沟通协调机制，增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使短视频成为底层群体柔性化自我管理和理性化意见表达的载体。

第二，突破短视频的信息茧房以扩大底层群体的政治认知。以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为依托的短视频可能使底层群体陷入个人信息茧房之中，导致其政治认知的窄化与极化。因此，优化算法技术，突破短视频的信息茧房以扩大底层群体的政治认知，是化解短视频时代底层群体政治行为风险的必然技术选择。一方面，算法设计者要深入理解与考虑底层群体用户的需求与行为，拓宽算法内容推荐的宽度与广度。底层群体用户的信息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与环境的改变不断产生新的变化，算法设计者需要根据底层群体用户需求的迁移变化不断调整算法推荐机制。算法设计者在迎合底层群体用户信息惯习的同时，还要为其提供一些惯习之外的信息，让其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算法设计者还要为底层群体用户提供与其认知相“冲突”的信息，把世界的多面性展现在其面前。另一方面，在进行短视频内容生产与分发之时，“算法的开发者也需要更多地探索用算法来促进具有公共价值的内容的生产与推荐”[14]。通过向底层群体用户提供具有公共价值和政治价值的内容，能够拓宽其信息接触面，从而弱化信息茧房对底层群体用户的束缚，扩大底层群体的政治认知。

第三，优化短视频的平台空间以保障底层群体的政治表达。“政治表达是指普通公民在对国家基本国情有一定认知的基础上，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针对某一件国家大事，采取合法合理的手段和方式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表达出来，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参与方式。”[15](p27-28)对作为政治人的底层群体来说，政治表达不仅是其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的一种行为方式，还是其行使自身政治权利的行为过程，底层群体是否具有政治表达的机会、空间或平台，不仅关系到其政治利益的实现，还关系到总体政治的发展和稳定。短视频时代，短视频激活了底层群体的可见性并成为底层群体政治表达的重要平台，但在短视频资本利益变现及国家权力规制的双重压力下，底层群体的政治表达空间面临着“再蔽化”的风险，基于此，优化短视频平台空间，保障底层群体合理的政治表达变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在利益平衡原则下，短视频平台应利用平台机制保障底层群体的可见性，给予其政治表达的合理空间。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机构在对底层群体的视频化活动进行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还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给予相应关注，回应底层群体的利益诉求，确保底层群体的诉求声音不被“流量”淹没。

第四，加强能力教育以提升底层群体的媒介素养和政治理性。底层群体媒介素养与政治理性水平的低下是短视频时代政治行为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对底层群体的个体能力教育以提升其媒介素养和政治理性，是化解短视频时代政治风险的必要举措。一方面，底层群体能力的优化离不开教育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底层群体的教育投入力度，为其提供专门的能力教育。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素质教育手段，对个人能力的提升发挥着关键作用，但长期以来，囿于经济压力等社会现实，底层群体通常不能得到良好的素质能力教育。因此，优化底层群体的素质能力教育，不仅要加大底层群体的教育力度，还要改善底层群体的教育环境，为其素质能力教育提供现实可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李强.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N].北京日报，2015-05-25（018）.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3-04].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 210203334633480104.

[4]陈然.农民使用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采纳和政治参与的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10）.

[5]尹金凤，蒋书慧.网络短视频生产中乡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建构[J].新闻界，2020（8）.

[6]王海洲.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基于政治仪式中身体规训技术的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7][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沈学君.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领域:空间政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

[9][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0]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1][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3]潘祥辉.“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J].国际新闻界，2020，42（6）.

[14]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新闻界，2020（1）.

[15]王邦佐.政治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5.009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5-007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

作者简介：张爱军（1962—），男，辽宁大连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席专家、西北政法大学网络政治传播中心主任。

注：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刘仕金参与了本文资料收集和写作讨论等相关工作。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