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

奥鹏网院作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个核心原理
——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平成涛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225127）

[摘要]从思想史发展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进行自我反思的理论成果。这一反思的社会历史基础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所带来的矛盾与危机的显现。同时，探究这一成果得以形成的思想逻辑动因，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成熟的过程同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正是此种思想的内在互嵌促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理论效应，其内在地关涉六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级立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资本与精神的二律背反。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资本；精神

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史来看，马克思在19世纪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使得政治经济学进入一种经济学、政治学与哲学三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学术传统。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自此不再能够以缺乏自我反思的形态存在下去。这一批判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板块，也成为长久以来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论视界。同时，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所显现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变局不断催生出新的世界性问题。尤其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冲击，使全球化逐步进入一个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高度复杂而多变的局面。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对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世界的深刻审查，成为我们需要不断开启的理论课题。如果进入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深处，我们便会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六个核心原理值得被深刻把握。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问题
马克思在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回顾了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致经过，其中说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1](p591)这里的“苦恼的疑问”指马克思在1843年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所遭遇的“物质利益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之间的矛盾冲突，这里的“第一部著作”便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理论成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清醒地表明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始动因，并且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的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批判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这一前提是以颠倒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客观唯心主义解释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始问题。

当马克思看到摩泽尔河两岸农民捡拾枯枝的行为被现行法律判定为触碰了受保护的私有财产时，他实际上便遭遇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法律本应让每一个公民各得其所，然而却在现实利益面前出现难以弥补的裂口。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现实冲突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他由此看到莱茵省议会，乃至普鲁士当局政治上的局限性和道德上的伪善面孔，并开始发现：林木盗窃法、书报检查令、出版法、关税法等一切法律的本质，只有在社会各方经济利益的纠缠中才能获得真实解读。当马克思带着在莱茵省议会上被争论的种种现实冲突去求助于他此时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念，即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时候，年轻的马克思遭遇了思想上的巨大矛盾。这是因为，以“人民理性”为代表的国家出现了背离人民的状况，社会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让黑格尔式的纯粹理性原则发生自我分裂，使得这一理性世界观难以自洽。因此，马克思的“苦恼的疑问”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疑问，并由此促成马克思哲学立场的内部反思。在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洞察中，这一理论矛盾和内部反思提升为对社会物质利益与理性国家的关系的讨论，其理论结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成果并不仅仅是马克思对一般哲学理论的兴趣，而且是其致力于社会批判工作的必然结果。它表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已从政治、法的抽象观念转向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开始系统批判黑格尔的标志性著作，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获得这样一种认识：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是不可能存在的，即“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这一认识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立场的反驳，更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工作确立了直接的理论对象。不是抽象的理性国家，也不是纯粹的法的形式，而是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起点。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的判断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思想要点：（1）市民社会并非如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所论述的那样。它不是自我证成的物自体，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形态和为实现精神的自我完成而需要扬弃的对象。相反，市民社会即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活关系是一切精神之物存在的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2](p251)（2）黑格尔的法哲学旨在论证政治国家的本质，但却无法保证市民社会内在的统一性。这是因为黑格尔将“有意识的理性”设定为国家的先在的原则，并把君主立宪制描绘成理性国家的固有形态和典范，但却固守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前提。“在长子继承权中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行使什么权力呢？行使这样的权力：政治权力使私有财产脱离家庭和社会，使它变成某种抽象的独立物。”[3](p124)黑格尔至多看到市民社会的贫困现象且判断其无法根除。（3）消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状态不是对国家制度的简单修正，而是需要从市民社会入手。既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真正活动着的前提，那就只能到市民社会的内部才能找到克服现代社会分裂的基础，这便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工作。搞清楚“物质利益难题”，需要到物质利益发生的地方去找答案；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是对现代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便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形成的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二、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级立场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推动了其理论焦点向市民社会这一现实领域的转移。私有财产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抗，即是这一转移带给马克思的直接发现。马克思因此找到了德国人民现实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全部苦难的根源——“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在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作的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4](p8)这表明马克思已充分地认识到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关于现代主要问题的知识，一方面来源于其对黑格尔法哲学及其所代表的德国政治意识形式的理论批判，以及对恩格斯和赫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吸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马克思对德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深刻观察、体验与反思。马克思在导言中形象地描述了德国国家制度的时代落后性：“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4](p8)19世纪的德国社会代表着与其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不在同一时空维度中的旧制度的公开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旧制度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由于这一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德国制度的批判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看到，虽然英法各国完成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但它们仅仅在政治领域宣布了对私有财产特权的废除，也仅仅在政治领域宣告了人民之间的民主与平等。而市民社会这一根本领域却没有实质性变革，它仍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

从上述德国社会的“时代错位”出发，马克思超越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性认识，进而转向实践领域。如其所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4](p11)马克思这里所提出的实践课题，不同于黑格尔法哲学中思辨理性的外化活动，也不是以人的类本质为起点的宗教批判活动，而是“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活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看，这一所谓“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不同于“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它内在地要求：对市民社会的彻底批判，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分裂的消除，不能停留于资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的革命活动，而是要进行“普遍的人的解放”和“彻底的革命”。这便是德国革命的前景，即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彻底的革命实践的现实性方面，马克思指出，需要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完成“普遍的人的解放”这一革命目标的社会力量，这是由这一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工业运动的产物，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由此将无产阶级称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意在表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方面，其彻底的要求是“否定私有财产”，并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无产阶级这一要求的完成，代表着由私有财产所造成的社会分裂状态的弥合，它内在地要求现代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的高度一致。马克思通过提出关于现代政治社会的批判要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了一个鲜明的阶级立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无产阶级立场，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以一种大历史的视野得到进一步论证。从政治经济活动发生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生存与统治的根本条件，是雇佣劳动条件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财富不断地向私人手里集中。然而，生产的社会化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无产阶级作为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它的队伍不断扩大，并亲身遭遇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历史创造性与当代危机。“生产过剩的瘟疫”[5](p38)与普遍的赤贫呼唤着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运动相适应的政治领域的积极变革。这种变革的现实性不是来自反抗剥削的激情，而是来自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运动，它的最近目标是夺取政权，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真正的革命实践，根植于经济现实之中，且必须同时被当作政治斗争来理解。

三、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主题
在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起点和无产阶级立场的过程中，发生了所谓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这种思想转变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逻辑进程。在1843年10月抵达巴黎后，马克思对萨伊、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研究，其直接理论成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进行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所创作的重要文本，它表明马克思此时已有意识地要开启一种系统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正如德国著名马克思学家费彻尔所说：《手稿》“本来就是计划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6](p36)。在《手稿》中，马克思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所开启的关于资本主义及其私有财产制度的总体批判，进一步推进到关于私有财产内在矛盾的批判。这一批判工作的深入使马克思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生产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成为《手稿》中最具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手稿》通过剖析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了独到的经济学观点，并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综合性、创造性的阐述。

（一）国民经济学为资本提供了一切，却无法认识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从“工资”范畴出发，考察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贫富分化。他分析了三种社会状态，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社会最富裕的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来说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7](p14)。面对这一现象，国民经济学的解释却总是陷入矛盾：一方面它承认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另一方面劳动者却仅能得到维系其生活的必需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制度下工人劳动的本质。国民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无法提出关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也无法说明处于劳动中的、不断创造价值的工人却为什么总是贫困的。作为一门发财致富的学问，国民经济学关心的只是劳动对象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物质财富，这门学问能够为资本（死劳动）提供一切，却“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7](p54)。马克思则“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超越国民经济学的抽象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在他看来，“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7](p14)。这一“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就是异化劳动，即自身对立的或内在矛盾的劳动。

（二）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现代劳动之本质的异化劳动，具有四重规定：（1）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是一种异己对象的关系，即劳动者劳动得越多，他能占有的劳动对象（产品）越少，并越受劳动对象的支配。（2）异化劳动还表现为劳动本身，即劳动变成了不是肯定劳动者、让劳动者感到幸福的东西，而是成为否定劳动者、使劳动者肉体和精神遭受折磨的东西。（3）人本该在劳动中确证自己为类存在物，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贬低为维持生存的手段。（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异化关系，每个人都成为他人谋生的工具，这种关系又引起阶级利益的冲突，工人对劳动的异化关系同时造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

（三）私有财产（“资本”或“死劳动”）与异化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种种社会矛盾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现实关系：一方面，“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对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揭示使得诸如私有制、产品过剩、过度贫困等问题立刻得到阐明。同时，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得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7](p61)在这里，马克思围绕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并使用了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话语。这标示着马克思开始自觉地进行一种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对接，并以此初步建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框架。实际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自此贯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全部过程。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
1845年马克思从巴黎被驱逐至布鲁塞尔后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学，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1](p591)正是在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实现了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创立。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日益嘈杂的背景下，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决定将这一新的世界观发布出来，以便清算一下“从前的哲学信仰”。于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阐述。我们发现，伴随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全新世界观的建构过程，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与关于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深深互嵌在一起。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构成马克思社会存在论思想变革的基础，反过来，对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批判又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旨趣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正如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经济范畴的“具体化”过程，并由此“表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理论发展中的相互作用”[8](p186)。为了清楚地理解这一“具体化”过程，以便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形态》中如下观点的把握将是必要的。

（一）“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首要地表现为经济史决定人类史
《形态》直接地批判了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将宗教、概念和观念的东西看作统治现实生活的根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嘲讽其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并揭示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9](p10)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生活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的重新理解。当转向“德国现实”和“与批判工作相联系的物质环境”时，马克思阐述了如下革命性观点：“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9](p17)这表明，真正的历史不是宗教的或观念的历史，只能是现实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历史。现实生活的历史首先是经济生活的历史，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马克思在《形态》中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新的历史观所提供的“唯物主义基础”，并由此主张“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9](p25)。在此新历史观中的人的解放，不再从宗教或观念中的解放出发，它“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的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9](p19)。

（二）“现实的个人”是全部历史的前提，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体论根源
“生活决定意识”，“生活”不是“意识”或“观念”的生活，而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所谓“现实的个人”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马克思将其视作“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其最基本特征是“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9](p16)。这种关于历史前提的规定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为它突破了将意识及其内在活动看作全部历史的思辨话语。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活动不是纯粹意识的自我活动，也不是单个人的自然活动，而是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这种感性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就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在本体论意义上构成家庭、经济组织、政治国家、宗教团体等一切社会关系的感性基础。

（三）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分工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而分工是私有制的对等表达
《形态》在表述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时，有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分工。苏联学者拉宾指出：马克思此时已经跳脱出先前作为一般哲学问题的异化，将劳动分工的问题提到考察现实历史过程的首位[10](p334)。马克思明确指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9](p44)。分工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些社会基本要素之间发生矛盾的真正原因，“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9](p28)，并带来如下两种后果：第一，分工导致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这表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分工产生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现代私有制；第二，自发分工带来社会的异化状态，受分工所制约的个人之间自然而非自愿地形成一种强制性社会力量，“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9](p30)。只有在消灭私有财产以及生产力巨大发展，并建立起普遍交往，使狭隘地域中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的时候，对于这种经济异化的消灭才能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分工的消失断言：“建设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9](p58)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探索
19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伟大创作时期。1857年纽约发生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美国其他地方以及欧洲、南美洲和东方的重要世界市场中心，成为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马克思将这次危机视作1848年革命之后的又一革命契机，表现出极大的创作激情。为了给这一契机的到来提供充分的准备性材料，马克思再一次深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关于这一研究的动力和状态，马克思曾在1857年12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1](p140)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从1857年7月到1858年10月写作的八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手稿。这便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关于这一手稿的思想史价值，意大利学者默斯托曾给予该手稿高度评价，将其称为“马克思的巨著的第一稿”，认为其“作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深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它包含着在《资本论》的所有准备材料中可以发现的主要理论思想”[12](p25)。《大纲》与《资本论》的亲密关系可以从一个角度得到说明：虽然《大纲》是未完成的经济学手稿，且在马克思生前未正式出版，但它却是马克思真正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体系的重要文本。思想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对研究的方法提出要求，马克思在《大纲》中有一节便是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为标题，探索并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事业的方法论问题。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讨论了两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第一条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即“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的研究方法，它诞生于经济学产生时期。这种方法的特征在于“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例如，“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并最终“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13](p24)。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从大量零碎的、混沌的具体表象中得出的关于经济关系的抽象范畴，是“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它不包含任何具体的规定，只能是空乏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对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来说是不可取的。

第二条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马克思将其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是对第一条道路的逻辑深化，其结果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里再现了的具体，不再是作为完整的表象或生动的整体的那个出发点，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当然，这种在思维的综合中生成的具体，并非是纯粹逻辑的演绎，因而与黑格尔《逻辑学》中构成观念逻辑运动的环节的外化具体完全不同。在黑格尔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3](p25)。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立在了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正如“交换价值”这一范畴之所以是具体的，并不在于它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直观交换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而在于它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13](p25)。其具体性就体现为对这里的“一定关系”的综合与统一。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所认可的科学方法，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关于这一思想史传统，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内田弘有所指认：“斯密展开体系的方法继承了欧洲学术史上的正统方法，马克思对此作出了肯定，并继承了这种方法。”[14](p58)关键在于，这种思维逻辑上的科学方法在何种状况下才是正确的。这就关涉到马克思在《大纲》中所探索的第二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研究方法，即“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它成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差别。

（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道路，只有同时作为历史运动才能获得理解。这并不是说历史运动是作为逻辑的外延而与之保持一致，而是说逻辑运动具有深刻的历史线索。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推进过程中，这一方法将一般的经济范畴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使其获得规定性。如马克思所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3](p29)这说明，每一个在抽象中上升为具体的经济范畴，不仅是“逻辑的”，还应当是“历史的”。

正如“劳动”这个经济学中的一般范畴，虽然其表象自古存在，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与产生它的社会关系一样，都是“现代的范畴”。从重商主义和重工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到重农主义脱离于货币（物）外壳的具有一般性的“农业劳动”，再到斯密抛开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性的“劳动一般”，这一系列劳动理论的逻辑实现，首先需要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出现这样的历史情境：“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13](p28)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到了劳动不再会在某种特殊形式上被思考的历史阶段。显然，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劳动才可能是现实中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领域的劳动。只有放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3](p29)。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范畴都总是以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历史作用为基础的。这也就意味着，从“完整的表象”出发到思维的综合“抽象”，再到包含着许多规定性的“具体”，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方法，还生动而深刻地表现着人类历史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当前现实的历史进程。因此，对经济生活的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社会结构的把握的基础上。

六、“资本与精神”：《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概念
19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不仅体现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还特别地体现在《资本论》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题的连贯性上。费彻尔将这一主题表述为“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6](p36)。应当说，这是相当深刻的，因为从马克思1843年前后开始进入经济学研究到有意识地开展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科学构建，他始终在体会社会历史中的人的生存异化，并在反思和回答一系列问题中寻找克服异化的办法。从这一主题出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体系中有一对关键概念值得关注，即资本与精神。

黑格尔曾就货币与精神的关系作出阐释。他认为，商品交换、货币等这些市民社会的范畴，作为“需要体系”的外在实现构成了个人自由意志的某种定在，但同时又是充满对抗和缺陷的，这来源于个人在物欲的沉沦中产生的关于精神实体的某种残缺。黑格尔将克服这种残缺的方式指向从市民社会中私人世界向国家这一精神实体的提升。与黑格尔的思想路向不同，马克思试图将个体从整体中解放出来。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及其增殖所构成的社会抽象整体才是侵蚀人的主体世界的根源，尽管在“抽象成为统治”的意义上资本概念与绝对精神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侵蚀主体世界的描述，又回到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劳动的对象化作为人改造自然之能动性的显现，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中遭遇无边的物化，人追逐私利的俗性使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畸变为人向物的实现。这样，人对自然的统治直接表现为资本的普遍统治这一颠倒的形式，这个过程由于其对劳动的反噬而成为一种异化力量。“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5](p269)资本作为对活劳动的统治，作为具有支配意志的价值，与丧失了主体性的贫乏的劳动相对应，这意味着“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这样一幅颠倒的社会图景的完成，其典型表现为“三大拜物教”。资本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就深刻地发生在劳动主体对资本客体的这种从属机制中。

马克思形象地描述了未成年人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中所遭遇的精神压制：“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15](p460)，而“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15](p558)。这种“智力的荒废”和“精神堕落”是一种与自然的无知状况完全不同的社会产物，是资本肆无忌惮地追求剩余价值所结出的恶果。资本将工人变成畸形物，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有意识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由此，马克思说道：“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它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15](p661)在资本庞大的增殖体系中，工人仅仅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由于被资本生产体系编制为工具，这种自我意识并非能动的精神主体。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主体深陷物质实践的规训而被动地下降为附属之物。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个体生命的精神结构在两个方向同时得以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沿着“物”所设定的外在价值获得了某种偶然的自由定在；另一方面，人的精神被绑缚在资本增殖的链条上，自由意志仅获得一种单向度的可能。这是货币化生存世界的精神现象学，也是资本的二律背反。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真正解放就是要走出生存世界的货币化困境，破除由资本所钳制的二律背反。在这个层面来讲，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同时是一种存在论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刻寓意是，我们只有从具有人本意义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去追问和反思资本，才能发现资本得以生成的人性依据和历史渊源，进而获得资本在人类生存历史中的恰当位置，最终使其从经济理性的规定上升到历史理性的范畴。为此，马克思主张一种制度革命，这一革命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瓦解，并在根本上指向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扬弃。“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15](p874)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随着这一运动的完成，资本逻辑所赋予个体生命的诸多精神压制也必然消失。到那时，个人的每一种精神特征将不再隶属于某种“抽象的一般性”或“虚幻的整体”，而是成为自由自觉联合起来的整体的一部分。这是“资本”与“精神”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的深刻的历史哲学的回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苏]格·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M].马健行，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0][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南京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2.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意]马赛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M].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4.004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4-0033-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15AZX003）；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及其实践形式的宗教话语研究”（2020Z199）。

作者简介：平成涛（1990—），男，河南濮阳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