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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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周绍东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要]研究对象的界定为构建学科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应以《资本论》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为依据，准确把握“生产方式”的内在含义，既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又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研究对象进行逻辑分解，可考虑构建由理论型学科、理论—应用结合型学科和应用型学科组成的三层次经济学学科体系。在这一学科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占据指导地位。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方式；学科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并作了一系列重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崭新的昂扬态势。在构建理论体系、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明确界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是首要问题。界定的研究对象范围过窄，有可能导致研究内容空心化、学科萎缩；界定的研究对象范围过宽，研究内容便会过于庞杂，使得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边界不清晰，无法固定学科的研究范围，有可能导致学科的边缘化。

本文梳理了目前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几种代表性观点，提炼了各种观点的共识，提出仍然要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为依据，准确把握“生产方式”的内在含义，以此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准确界定研究对象对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意义，提出了构建经济学“三层次”学科体系的设想。

一、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观点
（一）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保持一致。周新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紧扣“新时代”主题，在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解决现实问题。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被界定为“包含多层次内容的生产关系”[1]。程恩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2]。杨继国、袁仁书提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生产关系”，并且这种“广义生产关系”需要通过《资本论》三卷的整体逻辑来把握[3]。简新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4]。

（二）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要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结合现实加以发展与创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卫兴华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革命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的经济学。因此，两者的相同点是都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点是后者还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发展社会层面上的生产力[5]。洪银兴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国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继而从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所处历史阶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指出生产力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6]。

（三）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提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据此，部分学者以“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为核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和阐释。逄锦聚的提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颜鹏飞则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8]。余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更好地服务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因此其研究对象应该被界定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

（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
有学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别性，提出这门学科不仅要研究一国特殊的经济基础，还要研究其特殊的上层建筑。邱海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被明确地确定为一门学科也体现了其理论范畴的独特性[10]。张宇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研究西方的经济学说，也不是单纯以社会主义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作为研究对象[11]。蒋永穆、卢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三个逻辑层次：以生产关系为首要研究对象，以生产力为必要研究对象，以上层建筑为重要研究对象[12]。

除以上四种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避开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概念，另辟蹊径地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利益关系说”“剩余产品说”等[13]，但尚未形成严密的逻辑框架，本文也就不详细介绍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围绕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几个核心概念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之间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14]，因此，明确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然需要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一般性”出发，对研究对象问题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历程
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进行过阐述，并作出了一系列界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阐发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想法，但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阐述，是在马克思写作于1857年8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导言》一开始就写道：“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物质生产”不仅仅包括“生产一般”——技术形式的生产，还包括社会形式的生产和历史形式的生产。其一，“生产”是社会形式的生产。商品生产是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创造的统一，价值作为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理，即政治经济学不是“商品学”或“工艺学”，不是以财富的物质内容或生产技术工艺为研究对象的，而应研究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其二，“生产”是历史形式的生产。这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代的生产具有各自的特殊规定性和本质差别，“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15](p22)。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6](p8)。这个界定十分鲜明地体现了“社会形式的生产”和“历史形式的生产”两个关键点。一方面，《资本论》要研究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而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方面，《资本论》要研究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而是具有特殊的历史规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资本主义只是作为社会历史形态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形态而进入了马克思的研究视野。

至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文本上已经得到了比较清晰的界定，按照《资本论》的表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却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斯大林进一步将经济关系的内涵提炼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第二是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第三是完全以前两者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7](p58)。在此，斯大林作出了一个与以往经典论断有所不同的界定。很明显，从字面上来看，斯大林将“生产方式”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而重点突出了“生产关系”。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上，苏联组织编写了历史上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仍然沿用了斯大林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表达了一些不同看法。1959—1960年，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系统地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说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18](p170)“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18](p804)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著名的“联系说”，即政治经济学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经济基础直接等同于生产关系，打通了唯物史观两对“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逻辑关系。

通过梳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围绕“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界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斯大林突出了“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而毛泽东则补充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笔者认为，要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如何理解“生产方式”，以及如何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在深刻把握生产方式内涵的基础上界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一）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
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于人们生产各种物质资料的具体方式。唯物史观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人们谋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开展物质资料生产活动需要具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两个要素，其中生产资料又包括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劳动者必须使用生产资料才能开展生产活动，因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技术结合就成为生产力——人们利用生产资料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关系。斯大林就曾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的两个方面，也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而人民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19](p126)。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本就是一种社会的生产，而在这种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

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从来就是历史地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断演进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0](p602)不存在独立运行的生产力系统，也不存在独立运行的生产关系系统，两者统一于生产方式并分别作为其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而存在。毛泽东1948年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撰写了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其中，他指出：“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21](p99-100)既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统一于生产方式的，那么，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的任何一个概念剥离出来，将其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逻辑上是违背矛盾统一规律的。

因此，需要从“一般”和“特殊”两个维度上来理解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方式。因此，在“一般”意义上，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是在不考虑社会经济制度前提下的“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指生产方式（一般）。但在现实中，在任何一种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结合起来的，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结合起来的生产方式即是生产方式（特殊），这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对于生产方式的双重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中指出：“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的一定的能动关系，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22](p488)生产方式的双重属性并不妨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为了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改变其表述方式。譬如，马克思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将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凸显出来。

将生产力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将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将生产方式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种种疑难便迎刃而解了，同时，也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奠定了学理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
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不可能脱离生产力单独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这一矛盾统一体内部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理解。

1.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结合的。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通过多种不同形式组合和搭配起来，如可以采用“总部—职能部门—车间—班组”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事业部—总部”的结构，还可以采用母公司与子公司、分公司等架构。在这些组织形式中，包含各岗位之间的关系、各工种之间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管理层与一线劳动者的关系、管理层内部的关系，以及股东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工会之间的关系等。但是，以上这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搭配方式，又是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23]。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微观层面还应研究公有制、非公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各自特有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第二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微观层面上还要研究劳动力的再生产活动。除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之外，广义的生产活动还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即人本身的再生产。因此，在微观层面，生产方式还包括人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比较和交换个别劳动的方式，也就是劳动者通过各种消费和休闲活动重新生产出劳动能力的方式，涵盖了生活资料的流通和消费过程。从特殊性上来看，由于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参与，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呈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劳动力再生产呈现出介于完全商品化和完全社会化之间的混合特征，这种富有柔韧性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塑造了公有制经济强大的凝聚力和独特的竞争优势。在社会层面，公立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把这些微观层面的劳动力再生产活动纳入研究范围，并着力提炼其中国特色。

2.从中观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也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产业间、区域间、城乡间和国内外的组合和搭配方式。从产业方面来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不同产业、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以及产业网络的不同节点进行组合和搭配，并由此形成产业间经济关系、产业内经济关系和产品内经济关系。从区域方面来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地区之间，在省、市、县、乡镇等各个纵向层级之间进行组合和搭配，并由此形成省际、市际、县际、各种经济区、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关系。从城乡方面来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城乡之间流动并进行形式各样的组合和搭配，并由此形成城乡经济关系。从对外经济来看，劳动力既可以选择在国内就业，也可以进行劳务输出，使各种生产资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由此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国内外的各种组合和搭配，形成对外经济关系。当然，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合搭配方式，又是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中观层面还应研究产业间、区域间、城乡间以及国内外的特有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譬如公有制经济在不同产业的比例结构问题，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资本在东、中、西不同区域流动的问题，集体经济在城乡的布局和发展问题，央企如何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的问题，等等。

3.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合搭配方式。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通过两种方式结合进行生产活动，一是市场调节，二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二分法”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简单地用“小政府大市场”“大政府小市场”这种概念来理解[24]。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时，针对把市场作用绝对化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起决定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5](p57-58)因此，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时，要讲辩证法、两点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促进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互为补充、统筹协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政府在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搭配时既要体现技术形式的“一般性”，又要体现社会形式的“特殊性”。政府既可以作为市场秩序的管理者，对各种所有制企业雇佣劳动力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市场行为进行一视同仁的规制管理，同时，又代表国家行使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出资人职能，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优化这些经济主体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搭配方式，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市场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组合搭配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行业、各区域、城乡间、国内外的结构平衡，并进一步实现国民经济宏观上的总量平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其所建立的生产力基础要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历史发展进程不相符合。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上层建筑领域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而改造社会经济基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这种特殊生产方式的客观反映，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国家的经济职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节的产物。因此，国家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调节阶级矛盾；其二则是维护其所代表阶级的利益。国家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主要形式，不仅参与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并且发挥着保护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与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政府”上升到国家层面，把政党和政府区分开来，通过对国家和政党的本质的深刻剖析来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以下两个方面“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

第一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优势不仅体现在调控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上，而且对调控导向、调控目标和调控手段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在调控导向方面，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为例，五年规划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党中央牵头起草五年规划建议稿，听取多方面意见和建议，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实行。在调控目标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充分协调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的关系，注重处理好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关系、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在调控手段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不仅实施总量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通过制定经济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实施结构性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价格政策、收入政策以及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开展差异性的精准调控，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足问题。

第二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和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经济管理工作和企业运营而言，其专业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强，要确保业务工作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对具体的业务程序、技术细节、工作流程、管理要求和规章制度十分熟悉。也就是说，在经济管理工作和企业运营层面，根本就不存在无政治方向的纯经济决策和技术决策。因此，要变“党政分开”为“党政分工”，完善党委内部组织结构，落实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委对专业工作的指导能力。在中央和地方党委内部，要根据不同需要，设立专门的经济管理内部机构，如在中央和省市一级党委设立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一方面，统筹党委内部各有关机构的经济管理职能（包括农办、网信办、国安办、军民办等）；另一方面，协调同级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的经济管理业务工作（包括发改委、经信委、农业局、科技局、一行三会等）。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业务领导。在经济类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要进一步提升党委（党组）成员的专业技术素养，在加强专职政工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吸收更多的专业技术型干部进入党委会，确保“三重一大”事项决策能够建立在正确政治方向和科学专业评价的基础上。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就是要体现国家通过党的政治号召力量和政府的政治组织能力，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经济计划、中长期规划、重大发展战略等手段和工具，创造性地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加强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结合起来，体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本质。

四、在准确界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
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对象对于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由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组成的整体。其中，学术体系是研究内容，学科体系是理论载体，话语体系是表达形式。研究对象本身属于学术体系范畴，研究对象的界定为构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目前我国经济学学科体系设置来看，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由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六个二级学科组成。应用经济学由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九个二级学科组成。这一学科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中的核心地位无法得到体现，对应用经济学各学科的指导作用也比较薄弱。课程体系是学科体系设置在教学中的反映，从目前高校的经济学课程设置来看，普遍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门数少、课时少，而西方经济学或接受西方经济学指导的应用经济学的课程门数多、课时多[26]的情况。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并未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核心学科逻辑性地展开，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学发展的作用受到削弱。

要解决目前经济学学科体系设置中的问题，有必要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逻辑分解，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学科体系。笔者认为，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学科，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研究对象进行逻辑性分解，设计经济学学科体系。据此，应按照三个层次进行设计。一是理论型学科，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这些学科勾勒出学科的整体框架，概括了学科的知识边界。理论型学科设置要求体现三个特点：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打通（资社打通），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中西比较），经济学、经济史与经济学历史的有机结合（史论结合）[27]。二是“理论—应用”结合型学科。这些学科的安排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涵逐层设置的。微观层面上，可设置企业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以及消费经济学等学科门类。中观层面上，可设置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流通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门类。宏观层面上，可设置国民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门类。三是应用型学科，主要是指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在学科体系上对理论学科发挥支撑作用，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可以直接运用于现实工作中的学科，包括且不限于金融学、财政学、经济统计学、国防经济学等。

根据学科研究对象来设计经济学学科体系，将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缺乏对话和沟通的局面，可以打破政治经济学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割裂状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设置为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学科，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指导地位，提高其话语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微观、中观、宏观的顺序展开并据此安排学科的主干科目，有助于提升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同时，逻辑上贯通一致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和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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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4.003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4-0025-08

基金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研究”（2019MZD024）；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项目（413100060）。

作者简介：周绍东（1984—），男，安徽枞阳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