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重建与袁世凯的长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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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重建与袁世凯的长江布局
——兼论洪宪帝制前后的中、英、日关系
□商盛阳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 1913 年镇压二次革命清除国民党势力后，袁世凯大肆增强个人权力。在稳定北方的局面后，在南方袁世凯欲通过插手汉口重建来强化对长江流域的控制。与此同时，英国迫切希望通过介入重建工作以抵制日本在长江一带的扩张，故中英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汉口重建借款合同。至此，中、英在长江流域建立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袁世凯认为此举加固了长江防线，可以增强对南方的控制与遏制日本对长江流域的觊觎，实现“联英制日”。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袁世凯延续此前在长江流域的布控，利用与英国的利益关系拒绝了日本第五号要求，破坏了日本的南进政策，但同时也加剧了与日本的矛盾。此后日本运用称帝问题倒袁，暗自支持护国军，长江一带多数省份陷入混乱。此时英国因深陷一战对袁世凯爱莫能助，袁世凯所设下的长江布局失去作用，“联英防日”及稳定南方的计划彻底失败，加速了其统治的瓦解。

[关键词]洪宪帝制；中英日关系；长江流域；汉口重建；民初政局

1913 年二次革命①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赣宁之役、癸丑之役。1913 年初，宋教仁准备通过组织国民党内阁来制衡袁世凯。袁世凯不甘坐以待毙，命人于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暗杀了宋教仁。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动员起兵讨袁。而另一边袁世凯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势力。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告独立，拉开“二次革命”序幕，此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上海等地纷纷独立，加入讨袁队伍。但事与愿违，最终讨袁军战败，“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被镇压后，袁世凯野心勃发，不断强化个人权力，1915 年甚至准备称帝。此前学界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后的集权行动研究颇多，但都集中于其在北方的活动②既有对袁世凯的集权活动的研究集中于其在北方解散国会、竞选总统、预谋称帝等，代表性著作有：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2 编[M]//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2 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1987；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M].北京：中华书局，2007；陈伯远.窃国大盗袁世凯[M].北京：新华书店，1949；黄毅.袁氏盗国记[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张海鹏，主编、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6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等。，忽略了其对南方的布局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关系变化的研究③长江流域主要涉及的外国势力是英国与日本，对1913 年到1915 年期间中、英、日三方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对“二十一条”、一战参战问题、是否承认袁世凯称帝等事件的探讨，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既有研究并未注意到袁世凯利用汉口重建在长江流域的布控对中、英、日三国关系的影响。。派杨度担任汉口建筑督办是袁世凯布控南方的重要步骤④以往研究多认为杨度在民初因未能入阁，故袁世凯给予汉口建筑督办这一闲职作为补偿，实际上杨度就任此职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逐渐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建立起的集权统治具有重大意义。，汉口在辛亥革命中遭受严重破坏，重建大权在民初被各方势力觊觎。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派杨度掌管汉口重建以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为解散国会后的集权统治营造稳定局面，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中、英、日三国的关系⑤以往对汉口重建研究多将其简单视作城市重建，探讨其在重建过程中的市政改革、借款交涉、对汉口的重大意义，但并未注意到汉口重建与袁世凯巩固统治以及国际关系的重要关联。参见涂文学.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 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参见方秋梅.民国初年的汉口重建借款计划[J].武汉文史资料，2011（5）；方芃.民初汉口重建借款问题研究[J].江汉论坛，2010（12）。。利用英国外交档案⑥英国国家档案馆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了部分FO 档案，本文主要运用已经出版的机密印刷件《英国外交文书：外交部密档中的报告和文件》第一部分E 系列《亚洲》第15 卷《中国和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1913—1914 年》（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1，Series E，Asia，Volume 15，China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Europe，1913-1914，Bethesda 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本文标注中简称BDFA。、时人回忆录、人物全集、报刊等史料，以汉口重建问题为切入点，深入考察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布局，以及中、英、日三国为此发生的合作与纠葛，从另一视角解读袁世凯统治瓦解的原因。

一、争端初起：南北政争与重建机构之设立
汉口是九省通衢、商业荟萃之地，因毗邻首义之区，还曾被议定为都城候选地之一[1]（p2）。绝佳的地理位置、首义之区的政治影响使得民初汉口成为各方势力激烈争夺的敏感区域，而角力场之一就是兵燹后引发的重建问题。

辛亥革命是汉口发展的巨大转折点。武昌起义后清、民两军在汉口激烈交火，相持多日不分胜负。由于汉口街巷布局十分不整，革命党利用地形优势隐匿其中，给清军进攻带来极大阻碍。主将冯国璋考虑到战事拖延愈久对清军就愈不利，因此使出险招：下令焚烧汉口[2]（p7）。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造成了空前的损失与灾难，汉口五分之一市区完全被焚毁[2]（p8）。对此，驻汉口的英国传教士计约翰对焚烧的情景这样描述道：

情景可怜，满目凄凉。一度繁荣的街衢，仅剩一堆火烧后的废墟；过去人群拥挤的地方，现在只见一些不幸的人趴在灰烬中，那里曾是他们的家园。男女老少的尸体遍地，其中许多已被烧成灰烬，所有尸体都有被邻近的野狗咬过的痕迹，这一切增添了恐怖的景象[3]（p182）。

汉口自开埠以来商业繁荣，是仅次于上海、广州的大都市，然而三天三夜的大火将汉口往日繁华的华界市区几乎焚烧殆尽。一时间举国震惊，激起各方强烈指责。清政府内部对此极为愤怒，资政院全体议员提出严重质问：“何以冯国璋忽令官军分三路纵火烧杀镇市人民？大火三四昼夜不息，情形凄惨已极。人民无辜，官军竟不保护，反肆此荼毒为邀功起见乎？抑为激变革党乎？……诚恐人民愤溃、势复燎原，不知陆军大臣将以何策善其后也？”[4]（p2）各类报章也对此次焚毁汉口之事大加抨击，纷纷指责冯国璋等人的暴行，“咄哉，冯国璋！何居乎丧心病狂而竟至如此？扬州十日、嘉定七日之惨史，革党所资以为号召者，人民方耳熟能详，今又于汉口实演之”[5]（p2）。

此外，大臣们集体上奏，请朝廷命冯国璋立即严肃军纪、停止烧杀，“除负隅顽抗之匪党外，不得妄戮一人，严禁焚掠”。1911 年11 月4 日，监察御史吴纬炳提出拨发内帑挽救汉口商业[6]（p4293）。汉口兵燹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各方皆认为朝廷应给予相应补偿。但此时清政府财政亏空严重，故未给汉口任何善后款项，其对汉口善后的无所作为为之后民国时期汉口重建纷争的爆发埋下隐患。

民国建立后，汉口重建被提上日程。由于毗邻首义之区又是商业重镇，汉口重建之事与政局变动密切相关。袁世凯挟北方各省以自重，革命党则企图将南方起义各省收入麾下与之分庭抗礼[7]（p167-168）。汉口的特殊地位使革命派迫切希望占据此地以取得先机，因此在与袁世凯就议和条件激烈博弈之际，革命党就已对汉口加紧控制。

1912 年2 月2 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致电黎元洪，提出汉口重建应妥善规划，并要求黎元洪下令禁止商民自行修建被毁房屋，“恐规划不良，滞碍善政”。同日，孙中山令实业部领导汉口重建[2]（p22），并派李四光、马祝长、周汝翼三员赴汉实地调查，与黎元洪等人商议重建办法[8]（p704）。李、马、周三人都是同盟会会员，但在城市建设方面皆为门外汉。李四光曾就读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专业是造船机械，1913 年公费赴英学习采冶后转入地质学专业，日后成为著名地质学家，但毫无建筑学经验。周汝翼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生，毕业后任滇军初中级军官，也毫无城市建筑规划知识。由此可见，孙中山所派人员非专业人士，但都是本党人士，此番安排重在加强革命派对汉口的控制。尽管政府派专员督办重建事宜，但真正熟悉汉口情形的是当地的汉口商务总会。因此汉口重建工作实质上形成了一种以政府为主、商务总会为辅的模式。

1912 年3 月2 日，南京临时政府决定在河街成立建筑筹办处，命张大昕为总理，并拟定相应章程。筹办处附设调查、登记二科，主要负责清查各地段坐落方数、绘制全镇地图等[9]（p8）。同时为保证业主利益与诉求、融合各方意见，汉口商务总会公举刘歆生、宋渭润等会同筹办处人员共同磋商重建事宜。

从民初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与战略布局来看，其插手汉口重建意义重大。二次革命前国民党在长江中下游赣、皖、苏、湘等省势力最盛，一旦掌控汉口则更加强了对长江流域的控制。

作为革命党的云集之地，袁世凯对长江流域十分紧张，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有效掌控。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将势力扩展至此区域，令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几省都督都更换为北洋将领，此为其在长江沿线布局的第一步。对于首义之区湖北的布置则更为复杂，先将黎元洪调入北京，并相继派段祺瑞、段芝贵任湖北都督，将湖北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正式插手汉口重建，清除重建机构中的革命派人士，将心腹一一安插其中。袁世凯计划先加紧对湖北的统治，进而与其他沿线省份相呼应，增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力。同时在北方不断增强个人权力，南北双管齐下，逐步实现自身的集权统治。而汉口建筑督办一职十分重要，几乎有权决定汉口重建的一切事宜并支配巨额的重建款项，于是袁世凯通过任命建筑督办逐步实现自己的野心。

二、袁世凯掌控长江流域之关键：杨度就任汉口建筑督办
内阁形势的发展使袁世凯很快确定了汉口建筑督办的人选。1913 年7 月，熊希龄奉命组阁，重要职位皆为袁世凯安排。袁世凯设想中的阁员构成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朱启钤、财政总长周自齐、外交总长孙宝琦、交通总长杨度，只有司法、教育、农商三总长可由熊希龄选定。但由于进步党不肯放弃财政总长一职，因此袁世凯让熊希龄兼任财政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而杨度则不幸被排挤出局[10]（p225-226）。此后杨度又争取交通总长一职，但交通系坚决不肯放手，自此杨度与交通系结下仇怨[11]（p200）。

杨度错失交通总长后，袁世凯没有为其在内阁中另谋一职，而是任命其为汉口建筑督办。表面上杨度似乎被冷落外放，但此职位对于袁世凯集权统治意义重大——通过掌控汉口重建事宜加强对汉口及湖北的掌控，与其他长江一带省份相呼应，增强袁世凯对南方的影响力。此外自汉口重建提上日程以来便与多家银行谈判重建借款之事，而此笔巨款一旦谈成，杨度作为建筑督办自可操控其间，为袁世凯集权统治提供财源。

但将杨度成功安插在汉口建筑督办一职上并非易事，首先遭遇到黎元洪的阻挠。作为副总统兼湖北督军，黎元洪希望督办一职由其亲信担任，因此更支持同样来自湖北的哈汉章[12]（p4）。哈汉章是湖北汉阳人，陆军学堂毕业，曾参与筹建禁卫军，并随载涛出国考察陆军，民国后任陆军部军令副司使[13]（p1090）。哈汉章与黎元洪都曾在湖北新军中任职，私交甚好。日后黎元洪成为正式大总统后，哈汉章被任命为侍从武官长，成为黎的心腹之一[14]（p166）。此外哈自认为在中法借款谈判中出力甚多，完全有资格胜任汉口建筑督办。在黎元洪的支持下，哈汉章不遗余力地争取此职。因此，汉口建筑督办表面是杨度、哈汉章之争，实际上是袁、黎之争，更确切地说是民初时期的中央、地方权力之争。袁世凯希望通过任命汉口建筑督办加强对汉口乃至湖北地区的掌控，黎元洪却不希望北洋政府过分干涉湖北之事。

熊希龄极力支持杨度担任此职，二人相识于长沙时务学堂，自此成为好友，杨度还曾在熊希龄请求下与梁启超合著五大臣出洋考察报告[15]（p306）。在杨度错失交通总长一职后，熊希望其出任教育总长来弥补缺憾，但被杨以“帮忙不帮闲”拒绝[11]（p133）。出于对老友的亏欠之情，加之希望讨好袁世凯以固位，熊希龄大力支持杨度出任汉口建筑督办。

袁世凯对黎元洪支持哈汉章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加速了将黎调出湖北的进程。1913 年12月，袁世凯派段祺瑞赴湖北接走黎元洪，旋即接任湖北都督。黎元洪的入京是袁世凯对湖北地方政治力量的沉重打击，袁世凯通过一请一送将湖北牢牢握在手中[16]（p20）。至此袁世凯对湖北的控制极大增强，汉口建筑督办毫无悬念由杨度担任。

为补偿哈汉章，袁世凯决定令其担任建筑处会办。哈汉章认为应得督办一职，坚决不任会办。此举令袁世凯颇为愤怒，熊希龄又趁机向袁世凯进言“此次借款本可磋商到九一折，因哈等贪得回扣、沟通外人，以致如此”。袁世凯本就未打算令哈汉章担任要职，会办是缓兵之计。哈汉章的态度与熊希龄等人的进言使袁世凯更有了充分的理由将汉口重建事宜全权授予杨度，并下令在哈的官职名册下标注“操守难信”四字，此后汉口重建大权便彻底归属于杨度[17]（p4）。

1913 年12 月24 日袁世凯正式任命杨度为汉口商场建筑督办[18]（p515），但此事却又遭到交通系与湖北地方势力的双重阻挠。杨度在争夺交通总长过程中与交通系结怨，被排挤出阁后双方矛盾并未消除。在任命杨度为汉口建筑督办前，袁世凯本有意命其为归成铁路督办，但被交通系阻止[19]（p3）。适逢袁世凯需要在汉口建筑督办任上安插心腹以图大计，便令杨度填补此缺，既可弥补其未能入阁之憾，又可实现自身计谋。杨度接到任命后，交通系对其处处掣肘[20]（p409）。据时人记载杨度与周自齐私交颇恶，熊希龄内阁倒台后周本可继续任交通总长，但因杨度从中作梗未能成功，转而出任财政总长。周自齐出任财长后借机对杨度谈判建筑借款之事百般刁难。此外由于杨度并非湖北人，湖北地方势力也反对其出任汉口建筑督办。甚至有传言称汉口业主会之所以反对汉口建筑借款条件，背后是鄂籍京官所怂恿。多方势力的反对使杨度颇不自安，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将办公处取消，相关人员一概撤回[21]（p4）。袁世凯极力挽留，并派农商部长张謇劝说杨度，“借款固财政部职权，建筑一切彼断不能干预，毋庸虑其束缚”，承诺其建筑经费可由农商部借拨。杨度在得到袁世凯保证后遂再不提辞职之事[22]（p1）。

督办任命下达后，杨度即让手下前去布置，并加派办事员、测绘员勘测地势。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有外国人请求包揽工程，但杨度都以合同限制为由拒绝，只聘用一位英国工程师葛雷武，确保“进退权仍操自我，以防把持公事”，消除湖北地方势力的疑虑[23]（p1）。同时此举有讨好英国之意，因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也为日后中、英两国在汉口重建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建筑督办处内设三大局，员司数百人，规模庞大[24]（p4）。有趣的是，杨度竟因畏惧交通系与湖北地方势力的加害，特意上书总统，以“汉口五方杂处、奸宄潜滋”为由[25]（p22-23），呈请将现驻湖北新堤卫队第三营调入以便自卫[26]（p346）。此外，原马路工程局人员担心杨度上台后更动局所人员，“均极力设法运动其差”。杨度见状后致电湖北都督、省长，声明原马路工程局所有人员仍照旧供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势力对其出任督办的阻挠[27]（p4）。

黎元洪被调入北京后，湖北已完全落入袁世凯手中。因此尽管多方势力对杨度并不看好，但其仍顺利赴任，杨度的就职意味着袁世凯对长江布局的关键一环已经完成。此后通过与英国的签约，实现了中、英在长江流域更密切的合作，进一步强化了对长江流域的控制。

三、汉口建筑借款的国际环境：英、日对长江流域的争夺
派杨度任建筑督办是袁世凯布局长江流域的关键步骤，接下来就是通过与英国达成合作完善这一计划。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此时英国也迫切希望与袁世凯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保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

长江流域向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日本却始终心存觊觎。甲午战争后依据《马关条约》，日本在长江一带开辟了一系列租界，自此介入长江流域。1900 年日本想趁西方列强忙于镇压义和团之时，扩张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势力，为此还提出修建穿越闽、赣、鄂、浙四省的铁路。铁路计划一旦实现，连带《马关条约》中所开辟的长江沿线口岸，长江流域便几乎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最终因列强反对，日本的计划未能实现[28]（p315）。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西园寺内阁决定确立在“中国内地”的优势地位，仍然坚持对长江一带的进犯[28]（p367-370）。

英国被日本的一系列扩张行为拉响警钟，尤其是后者计划在长江沿线铺设铁路的范围已不仅限于福建、江西，更要沿东西方向扩张到湖北。加之日本对汉冶萍铁矿的侵占，使英国担心会被日本架空，照此发展长江一带会成为第二个“南满”。为此，英、日两国就铁路与汉冶萍等问题发生一系列纠葛。

1913 年日本向中国提议修建从南京到株洲的宁湘铁路和从厦门途径福州、南昌到汉冶萍的汉口铁路，被英国及时制止。随后英国乘胜追击，1914 年3 月与中国签订宁湘铁路合同。为维护和巩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此后英国不断与中国商讨修建铁路问题，而袁世凯也尽量满足英国的要求[29]（p282-283）。为此，中、英两国迅速敲定了南京—湖南、广东—南昌、广东—汕头、南昌—汉口的铁路铺设事宜，在1914 年3 月31 日顺利签订了南京—湖南铁路合约[30]（p288）。面对英国的强势进取，日本不甘示弱，随即向英方宣称长江流域英国尚未明确占据的地区，日本有权进行投资，不应受到无端阻挠，此外日本还根据英日同盟向英国提出要求其资助日本铺设福州到汉口的铁路[31]（p315）。英国被迫同意援助福州—南昌段的铁路，但对南昌—汉口段的铁路则以严重侵害英国利益为由拒绝[32]（p455-456），而日本却仍坚持要将铁路延伸至汉口[31]（p325）。为此英国向日本提出严厉警告：日本若想在南满地区继续享有特权，就必须尊重英国在长江的特权，英国并不希望长江流域被日本占据[31]（p326）。

与此同时，日本对汉冶萍铁矿的长期侵占也增强了英国的危机感。日俄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决定通过把持汉冶萍铁矿和萍乡煤矿来扶植其在汉口的势力，配合南进政策。1910 年在日本的策动下，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防止革命造成的损害，日本竟派军舰到汉口[28]（p366-367）。日本的态度令英国芒刺在背[29]（p264）。1914年3月英国向中国施压，询问外长陆宗舆汉冶萍问题究竟如何处理，并再次强调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主导地位。陆宗舆表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绝对倾向英国，保证汉冶萍借款中日本所得利益将控制在很小范围内，但英国对此存疑[29]（p284-285）。1914 年3 月2 日，英国驻日大使格林（Conyngham Greene）向牧野外相（Baron Makino）提出警告：日本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其分量与范围不可与早已在该地区建立且日益蓬勃发展的英国的巨大利益相比较[33]（p269）。英国此番警告十分严厉，之后日本被迫向英国承诺将沿南北而非东西方向扩张势力，不会损害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31]（p261）。此番承诺并不可靠，英国深知在长江一带对日本采取措施已十分必要[29]（p274）。

总而言之，日本在长江沿线的扩张已到湖北，英国对此十分忧虑。此后英国计划从加强对湖北的控制入手，打破日本对长江流域的进犯，加强对此区域的控制。恰逢此时杨度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开始与英国谈判汉口重建借款，为此双方一拍即合，开启了重建借款的交涉。

四、中、英在长江流域进一步合作：三妙尔借款合约的签订
面对日本的来势汹汹，英国坚定对湖北采取策略以抵制日本对长江流域无休止的进犯。此时袁世凯逐渐在北方展开集权行动，并在之后将重点放在对南方的控制上，为中、英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契机。

在北方袁世凯不断加强自身权力，首先利用重组内阁清除政府中的异己势力。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后，将失去利用价值的国会解散，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取代国会。此后熊希龄下台，进步党被袁世凯抛弃，北洋政府变为无国会、无任何政党内阁的政府，失去了对总统的监督与约束。1914 年10 月23 日，袁世凯成立模范团，自任团长，培养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军队。至此，袁世凯在北方的集权已达极致[34]（p95-99）。

稳定住北方的局面后，袁世凯开始加强对南方的控制。首先借汉口重建之机与英国进行借款谈判，增强双方的合作以巩固长江流域的稳定。对英国而言，此时亟须加强对湖北的控制以打破日本对长江流域的蚕食。为此双方迅速进行了汉口重建借款的交涉，英方承担此借款的是伦敦三妙尔公司（Samnel and Co.London）。

谈判初期英国索取的条件十分苛刻，在抵押品与折扣等问题上双方存在巨大分歧。英方认为商场非铁路可比，作为抵押品并不实在，要求一切条件以浦口商场借款合约为准。然而浦口商场借款折扣过低，因此中方力争“不立标准，逐事磋议”。经过数月反复磋商，最终决定抵押品为借款所办工程及商场的收入，九四抵扣，由英国公司经手购买的材料以百分之四作为酬劳（民国铁路借款多以津浦铁路作为范本，津浦铁路酬劳为百分之五）[35]（p82-83）。

1914 年9 月19 日，杨度正式与英方订立借款合同，按规定三妙尔公司发行债额总数为一千万英磅的借款，五厘息，按票面九四扣交款。债券分九次发行，第一次与第九次间隔不得超过五年，自签字起一年为限，截至1915 年9 月17 日[36]（p93-94）。还款期限为四十五年，前十年付利不还本，利息半年一付。从第十一年到第十五年平均每年偿还百分之二，以后三十年平均每年偿还百分之三，以汉口商场所举办的工程及所置的产业为初次抵押。为慎重使用经费起见，中、英双方派员组成委员会，设华、洋董事各二人。工程师由中方选定，负责裁决关于建筑汉口的一切工程计划。材料方面先从中国购买，若须购买外国原料时英国享有优先权。借款用途主要包含以下各项：第一，购买地基及填平沙滩用以筑路；第二，建造一座桥梁或江底隧道将扬子江北岸与武昌相连；第三，建造一座桥梁连接汉口、汉阳；第四，修建电车轨道；第五，在汉水、扬子江间开一条运河，在汉口城垣背后修造一座桥梁；第六，建造码头；第七，开办电灯厂、自来水厂便利居民生活；第八，其他关于建筑汉口市场的一切费用[37]（p161-166）。

从合同内容可见，相较于其他借款而言，此合同在折扣、利息、酬劳等方面都十分优惠。故此合同签订后，“政府中大总统、政事堂等均极满意，谓之民国以来有利之合同”[38]（p19-20）。相关人员论及此事，“不禁为之眉飞色舞”，认为“此事果成，将来之汉口即现在之伦敦纽约，当无以过之”[35]（p82-83）。

国内报刊也评价颇高，尤其是对合同中开辟支河与经营产业的条款大加赞扬，“粤汉与京汉两路藉此可以连接，由汉口以达武昌者可不复有渡江之苦矣……果尔，则真中国一大托拉斯托矣”[39]（p6）。此外合同中还规定不设洋账房，还款时直接汇给三妙尔公司，免去了重复汇款造成的损失，“可谓进步矣”[35]（p82-83）。

但英国舆论对借款条件却颇有啧言，认为过于偏袒中国，建议在利息上做部分调整。《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评论道：“合同就像中国农商部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的灌溉淮河的四千万贷款一样不公正”[40]（p18）。但同时英国舆论也充分肯定此借款将极大促进英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发展，“不论如何，合同对英国在华公司而言是巨大的福音，如果贷款成功，那么汉口重建工作将开启……工程结束后汉口将成为扬子江流域第一商埠”[41]（p1022）。

总而言之，英国政府对此事极为看重，三妙尔借款合同的签订极大地满足了英国发展贸易与巩固在华地位的需求，意味着英国在长江流域势力的增强。至此，中、英双方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袁世凯在长江流域布局至关重要的一步已经完成，巩固了其对南方的统治以及“联英制日”的国际关系策略。

中、英长江流域合作的加深显然对日本进犯此区域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但日本并未就此罢休。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其中第五号条款就涉及长江流域利权。在整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双方分歧的重点也在第五号条款上，主要内容是日本将插手中国的警权、军权，并将势力伸向长江流域甚至广东。为此，袁世凯充分利用与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合作关系，在日本有意隐瞒的情况下故意泄露第五号条款给英国，希望借助英国的力量迫使日本放弃对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的觊觎。英国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并迫使其放弃第五号条款，原因有二：第一，英国此时需要集中精力应对欧战，无暇顾及远东，因此必须和平解决此事。中日双方最大分歧就在第五号条款上，袁世凯为此甚至不惜与日本一战，因此英国决定逼迫日本让步[42]（p103）。第二，第五号条款严重侵犯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令英国难以容忍。此前的汉口建筑借款加强了中、英在长江流域的合作，也表明袁世凯在此区域“联英制日”的态度，为此英国更不容许日本对此区域的无休止进犯。由此观之，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布局在相当程度上助力了“二十一条”第五号条款的废除，阻止了日本对中国南方及内地的进犯，打破了日本想要将中国变为第二朝鲜的野心。

表面看来袁世凯的长江布局对内巩固了集权统治，对外抵御了日本对此区域的觊觎。但这一切是基于“联英制日”的背景下进行，深深触怒了日本，加剧了日本军方“倒袁”的决心，成为袁世凯统治崩溃的关键因素。

“二十一条”谈判后日本军方坚定了反袁的决心，之后的帝制问题为其提供了推翻袁世凯统治的绝佳机会。1915年8月，帝制派在国内如火如荼地推动袁世凯称帝。1915 年10 月，在军方的运作下日本朝野中的反袁声浪空前增强。此时英国深陷一战，对阻止日本在华扩张逐渐力不从心，日本成为在华的主导外国势力。在日本的要求下，1915 年12 月15 日英、俄、法、意等国跟随日本共同劝告袁世凯暂缓称帝。在列强的压力下，1916年1月21 日袁世凯决定暂缓称帝，希望先专注于平定护国军以稳住局面[43]（p291）。

军事行动需要经费作支撑，但民国以来中央财政本不宽裕，加之筹备称帝事宜用款甚巨，因此军费筹措成为一大难题。为此袁世凯对内利用梁士诒滥发中交两行钞票应付军需，对外希望向外国借款。英国始终支持袁世凯统治，因此袁世凯十分希望得到英国的援助，此前签订的价值一千万镑的三妙尔借款再次走进袁世凯视野。依据合同第二十九款规定，自签字之日起该公司垫款数目不得少于一百万磅，一年为期。由于欧战期间英国债票发行遇阻，导致款项迟迟未拨给中国，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开始不断催促三妙尔公司支付垫款。在杨度的不断斡旋下，1916 年2 月8 日中、英双方签订了续约合同，增加了部分附属条件：第一，三妙尔公司付款期限延长至欧战结束后二年。第二，如果三妙尔公司无法如期发行振兴汉口公债票，中国政府应将所垫现银全数偿还，所有利息应同时交付。第三，在此期间若欧洲市面不兴，中国政府不得强迫三妙尔公司发行公债票。第四，中国政府用此借款一部分将汉口水电公司收归国有，所有收买该公司的费用将以第一次发行振兴汉口公债票的收款拨发。

续约中规定借款的一部分用于将汉口水电公司收归国有，北洋政府财政收入将会因此大为增加，《大中华》报曾对此评论如下：

今者中政府与三妙尔公司约明以发行国内公债为收买该公司地步，足见政府对于振兴汉口之计划非常恳切。一旦国内公债发行而收买之手续告终，则水电公司从此为国家独有之产业矣。以记者卜之，每年平均可获利三十万元，故此举实为国库增多一极大之收入。目下反对收归国有者虽不乏其人，然政府苟能管理得法，收归国有一事何尝不宜？彼反对之者甚无谓也[44]（p1-2）。

英国本以为此合同会因未能按期拨款无疾而终，但与中国的续约让其免遭废约之苦，故“欣慰异常”[36]（p93-94）。杨度也因得到英国支付的垫款而十分兴奋，在1916 年2 月11 日向北洋政府提出将汉口建筑督办处相关人员按职叙官，并将各员履历送至铨叙局[45]（p10-11）。通过叙官使督办处机构组织更加正规，无形中提高了杨度的地位。但对于袁世凯来讲，这个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由于一战期间英国市面资本不足，谈成续约后三妙尔公司仅交给中国三万英镑垫款，折合公砝银二十一万三千两[46]（p131），相对于袁世凯的需求无异杯水车薪。

1916年3月初，日本阁议决定实力干涉中国局势，向已经濒临崩溃的护国军展开援助。此时袁世凯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川南战事捷报频传，广东龙济光派军经广西进攻滇南，护国军岌岌可危。此后日本开始与护国军密切接触，对其进行军火援助。1916 年3 月12 日英国对日本承认护国军合法性的做法提出质疑，要求日本解释。但日本称此事不必与英国商议，展现出不受英国牵制的强硬态度，并继续在华南、西南积极援助反袁势力[47]（p310）。在反袁势力不断壮大下，3 月15 日广西宣布独立，至此护国运动在广西、云南、贵州连成一片，已呈星火燎原之势。此时冯国璋见护国军势力大增，联合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督军联名发出密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企图召唤非独立各省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五将军密电标志着以冯国璋为代表的长江流域诸省份的倒戈，令袁世凯惊惧万分。本来护国军所据省份多为西南边陲地区，袁世凯很有信心击垮这股反对势力。但长江沿线诸省份的立场变化令袁世凯在南方的统治基础被彻底动摇，也标志着其长江布局失去作用，加速了统治的崩溃。此后袁世凯于1916 年3 月22 日正式宣布取消称帝，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次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Sir John Newell）致电英国，应加强袁世凯对付叛军的力量[48]（p177）。但英国政府此时忙于备战无力顾及中国，且因有求于日本，故并未阻止日本的一系列反袁行为，亦未做出任何帮助袁世凯度过危机的举措。此后局势不断恶化，袁世凯大势已去，最终抱病身亡，统治终结。

五、结语：袁世凯长江布局的失策与统治瓦解
袁世凯统治灭亡的日本因素早已受到关注，双方交涉中的明争暗斗也有诸多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双方在长江流域的攻守进退，事实上袁世凯在长江流域布局的成败对后续与日本的关系及统治的瓦解有极大影响。袁世凯的长江布局分为两大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在二次革命后任命北洋将领担任皖、赣、苏、鄂诸省都督，将革命党势力从长江流域驱逐，减少此区域范围内的不稳定因素。第二步是通过签订汉口建筑借款，与英国在长江流域达成进一步合作，抵御日本对此地的觊觎与进犯。由此袁世凯实现对内巩固集权统治，对外联英制日。

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铺陈增加了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英国向日本施压的理由，最终在袁世凯的强硬态度与英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第五号灭亡中国的条款，将中国变为附属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但自此日本军方对袁世凯的恶感空前增强，倒袁意志更为坚决。此后袁世凯称帝，日本暗自援助护国军，让本已濒临失败的护国运动重新焕发生机，长江一带多数省份陷入混乱。护国军起于边陲，威胁力不强，但长江一带的混乱让袁世凯统治彻底被动摇，最终无力回天，令其在惊惧中死去。袁世凯最大的失误在于，未能料到一战中英国对日本的依赖与妥协，将稳固长江一带的希望寄托于英国身上。而英国陷于战争自顾不暇，逐渐无力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犯，对袁世凯爱莫能助。最终长江布局失去作用，袁世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结束了统治。

袁世凯的长江布局是北洋政府早期对日态度的一种体现，展现出鲜明的“联英制日”立场。长江布局的失败加速了袁世凯统治的瓦解，此后直至北洋政府统治终结，中央层面再无可与日本对抗的政治强人，为日本野心不断滋长并于20 世纪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埋下了长久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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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17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151-10

作者简介：商盛阳（199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