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态身体的后人类建构及其批判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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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态身体的后人类建构及其批判反思
□樊 祥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 要]异态身体是后人类纪的显明表征，标志身体形象演变的最新阶段。根据身体形象的异态化和机械化外显程度的强弱，可将异态身体的存在界域粗疏划为三个类型：显相不明晰的形貌美容、显相相对明晰的电子官能、显相明晰的赛博格。赛博格和异态身体的关联紧密。从广义层面来看，二者的内涵基本趋同。从狭义层面来看，前者多将科幻作品展演的那种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影像误认为客观的实存理念，后者则主要植根于现实生活。异态身体界域区划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赛博格颠覆传统二元论对象性思维范式的学术潜力做出反思；二是对超人类主义鼓吹的技术乐观主义保持警惕，防止坠入本质主义的泥淖。

[关键词]后人类主义；异态身体；超人类主义；二元论；技术乐观主义

后人类（posthuman）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新宠”，涉及生物学、基因学、信息学、技科学、后理论等诸多论域。显然，多方合力将后人类推到学术研究前台，成为当前最具活力和生产力的理论形态。荷兰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在2019 年的新作《后人类知识》（Posthuman Knowledge）中谈到，后人类诱发的影响“在新的概念方向上促成了质的飞跃：后人类主题产生了后人类的学术研究”[1]（p17）。毋庸置疑，布拉伊多蒂的论断是合理的，后人类的确在学界掀起一股“后”学研究热潮，这从国内多次围绕新媒介、科幻、物转向（turn to things）、后人类、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举办的会议、论坛、工作坊即可管窥。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后人类的学术研究，聚焦点基本都集中在经由前沿科技装嵌而生成的陌异性和机械化的异态身体（heteromorphic body）上。虽说后人类异态身体的研究风生水起、方兴未艾，但实际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客观对待。其一，后人类概念自身的繁复与不确定性导致异态身体的存在界域模糊；其二，异态身体存在界域的模糊实际并未削弱，甚而反向在巩固传统二元论的对象性思维；其三，异态身体界域的区划将表明后人类主义并非一味宣扬技术肯定主义，而应对之保持一定警惕，防止坠入本质主义的陷阱。

一、后人类语境中的异态身体
身体自古以来就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且常说常新，围绕身体建构的理论自然就种目繁多。身体何以能够成为哲学、美学研究的一个“元理论”，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属于“人”的构成部分，或者说关涉到人是什么、有何价值、如何认识世界等本源性的问题。总的来说，直到20世纪中叶，身体基本都处于二元论的框架，无论是贬黜它还是为之正名，都非居间地存在，由此就形成两种相对立的身体观：柏拉图、笛卡尔的唯理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换言之，身体在前者的语境内是缺席的，作为“他者”的镜像而存在，未能成为主流话语；尼采的“一切价值重估”为身体出场做了准备，将其从晦暗的渊薮带入现实，身体的窘境才发生倒转，成为本体论的存在。无疑，尼采在拔高身体的功用，甚而可能说有点激进，为身体复魅固然值得称道，但完全遗弃理性实际又退回到了二元论。因此，从古希腊至尼采，身体的理论建构基本都徘徊在厚此薄彼的极端模式中，未能形成共通和交互的场域，不过后人类纪的到来，为破除此种偏执的思维范式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后人类社会的诸种前沿科技已经建构一种相对陌异的身体形态，而其通常被视为具有颠覆二元论的理论效力。

后人类/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相对人类/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而言的一个极具反叛姿态的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生活习性、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然而，究竟何为后人类，至今都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定性。因此，我们将首先爬梳“后人类”这一概念，毕竟在其定义尚不显豁的情况下讨论相关问题势必会有所疏漏，进而无法做出全面的判断。据内尔·贝德明顿（Neil Badmington）考证，“后人类”这一概念应该出自俄罗斯神智学派创始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P.Blavatsky），“后人类主义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布拉瓦茨基早在19 世纪晚期就写过‘后人类’一词”[2]（p87）。当然，真正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指出“目前，后人类主义可能是一个可疑的新词、最新的口号，或者只是另一种人类反复出现的自我憎恨的形象。……人类的形式——包括人类的欲望及各种外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们需要理解，五百年的人文主义历史可能行将结束，人文主义蜕变成了我们必须无助地称其为后人类的东西”[3]（p843）。哈桑的论断显然是基于人文主义在战后遭遇的各种反传统潮流做出的，只是没有做详细阐述，真正将后人类的相关研究推向高峰的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凯瑟琳·海勒斯（N.Katherine Hayles）、布拉伊多蒂、凯瑞·沃尔夫（Cary Wolfe）、罗伯特·佩博雷尔（Robert Pepperell）、普拉莫得·纳亚尔（Pramod K.Naya）等学者。

然而，他们对后人类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尽管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都没有给出相对明确的定义。布拉伊多蒂指出，“后人类状况不是一系列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词的罗列，而是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4]（p2）。海勒斯通过援引“图灵测试”（turing test）、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意识上载电脑”的案例，将后人类的特征归结如下几点：“首先，后人类的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其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就像一个不断发展升迁的新贵，试图把一个次要节目夸大为整个演出。再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后人类的观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5]（p3）。海勒斯总结的第三、四个观点值得关注，因为通过假体结合/替代/改造身体的想法，并非现时代的“话语”，其实很早以前就存在，这便启发我们要从宏观的视域把握身体形态的新变。佩博雷尔则从三个方面概述后人类，“第一，它标志着人文主义发展时期的终结，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意味着在‘人文主义’之后。第二，它指的是我们对人的构成的传统看法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第三，后人类指的是生物学和技术/科技的普遍融合，以至于它们越来越难以区分”[6]（piv）。佩博雷尔对后人类这三个特征的归纳应该说是精准的，既道出后人类生成的外部科技因素，又从内部梳理其同人文主义的关联，以及所蕴含的解构传统人文主义观念的批判色彩。

据此可知，我们的确很难替后人类归纳一个恰切的定义性说明。不过从前述学者对它的描述来看，总体上还是能够把握到该概念的一些基本要点。首先，后人类和当今数字科技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其次，后人类主义是对传统人文主义观念的批判反思。最后，后人类标示人类身体形态和功能的改进，也即身体媒介化/中介化的程度增强。目前学界把这种经过技术嵌入杂合的非自然化身体，称为赛博格（Cyborg）。但笔者以为，由于赛博格其后语义内涵的偏转和窄化，人们对它的认知大都被固化在科幻影视展演的那类机械形象显著的异态形体上，从而忽视其初创时的情境构想。这种忽视，导致人们对赛博格寄予过多期待，认为其是颠覆传统二元论对象性思维范式的可靠路径。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赛博格的形象建构逐渐观念化，因为它不顾现实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仅在理论层面进行形而上推演。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异态身体”这一概念，目的就是要区别其同赛博格的异同（后面会具体论述），以及对赛博格具备的解构功效做出理论反思。

异态身体，顾名思义，就是指身体经技术介导而致使某些官能的非客观化改造，身体遂呈现出异态化的形相，以区别常态性的具身机体。创制异态身体的意图相当显豁，就是希冀通过外部技术的介入完善/美化人类有缺陷的身体形貌，增强生命体质和延长生命年限，以及应对一些突发的风险事件，等等。在创制异态身体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前沿科技的介导，而当前的技术条件已经可以满足异态身体的“部分”创制。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媒介技术同有机体的杂合链接还只能对身体做较弱程度的修整，无法实现异态化观相过于明显的改造。部分主要基于全体而言。对异态身体来说，就是需要对其存在辖域进行一定的划界，而不能将其大而化之为惯常所认知的赛博格。因为赛博格仅是异态身体的一种类型，而非全部。它的指称范围应该是相当广阔的，不是只局限于科幻影视所展演的赛博格异态体。

当然在具体划分异态身体的存在界域时，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异态身体这一范畴只是我们对任何经由前沿科技介导的一种非自然实体的理论概括。第二，虽说异态身体的非客观形象可能早就存在，前述海勒斯就提到过，但我们设定的起始年限主要还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主要是因为该时段身体形貌的异态化观相开始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第三，对异态身体存在界域的划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仅是为了操作的方便。根据媒介嵌入身体而导致身体机械化观相程度的强弱，我们可以将异态身体粗疏地划为三个渐进式的类型。

第一个类型，主要表现为身体形貌的修缮，外观皮相的机械化展现不明显。较具典型的是整容修复术。“身体的技术化不仅是将信息技术和假肢融入我们的身体，也是通过使用技术将身体塑造成特定形象的能力。”[7]（p10）通过外部技术的介入对天生畸形或自身不满意的官能做出整改，以符合当前流行的审美标准。这样一来，本该属于个体独特标识的客观存在就为技术所消抹，身体此时相应就具备一定的杂合性。刘丹凌说得更清楚，“‘后人类’剧目并不意味着在以数字美颜为代表的媒体技术发展过程中，身体必然被植入电子假肢，主体已然变成实实在在的电子人，而是说曾经作为工具的机器如今深深嵌入主体的建构，技术逻辑甚至演化为主体性的一部分”[8]（p49）。形貌整容在当前社会变得愈发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它向人们允诺美丽的形象和健全的身体，二者都是人们竭力渴求的财富。为了对不完美的身体形象进行纠偏，一大批年轻人纷纷乞求美容/整形机构，对身体某些部位做增删修补，以打造理想的形象。

第二个类型，是指机体部分器官的电子化。例如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仿生义肢：心脏起搏器、人工耳蜗、电子眼、骨骼夹板，等等。相较形体美容而言，它们的机械化程度相对明显，也更受人们关注。不言而喻，这是由于装嵌机体器官的义肢是对遭致身体缺陷而备受煎熬的解脱。此外，它们的机器接入也更外显化。不过，这类异态体在给人类带来切实益处之外，隐在地也潜藏一定的风险，既存在电子义肢同身体属性不兼容而诱触的相关排斥症状，也有因对义肢过度依赖所导致的“噬瘾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义肢的替换/接合背负的是经济的压力，尤其是对普通大众而言。它将成为生活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三个类型，主要指机械化观相外显程度显著的杂合体，较具代表性的是赛博格，但现阶段还只存在于科幻影片之中。例如少佐素子（《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2017）、阿丽塔（《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Battle Angel，2019）等。这类科幻影片塑造的人机杂合体依据外观形貌的奇异性而具有高强度的记忆点，并通过不断播映巩固我们对于异态身体的影像认知。更有甚者，完全抛弃身体，只将意识/思维/观念进行固存和上载电脑存储，等待将来的永生。当然，现实的科技条件还无法将科幻影片展演的那种高度机械化的异态杂合体全部具现出来，但毕竟提供了一种对未来构想的可能性。

由上述讨论可知，异态身体三个类型的划分只是根据身体机械皮相外显程度的强弱所做的一种粗浅归纳。事实上，赛博格本身就可进一步细化，只是囿于当前科技还难以实现创建人机高度嵌合的赛博格身体，所以才未做区分。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异态身体界域区划的意义是充分的，它向我们敞开许多曾经自以为是的判断实际并非如此。例如技术创制赛博格的乐观主义倾向，以及赛博格蕴含的颠覆传统人文主义观念的有效性等问题。

二、异态身体与赛博格意涵辨析
虽然我们对异态身体的存在范围做了一定的归纳，但这种归纳毕竟是粗浅、不严谨的。因为我们未对异态身体和赛博格做更细致的区辨，或者说，我们往往把科幻影视投射的那种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影像误认为客观存在的异态身体，而忽视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类型。之所以没有将赛博格置放于异态身体的第三个类型进行讨论，目的就是凸显二者间的差异，借以更清楚地展现异态身体的现实和理论效用。

赛博格的首次亮相是在1960年。为解决太空探索过程中人类身体的承压阀限问题，美国两位年轻的医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E.Clynes）和内森·克兰恩（N.S.Kline）提出通过整合外源性（exogenous）的药物胶囊或芯片装置以拓延身体极限的方案。“由于被外源性扩展的组织复合体，无意识地作为一个整合的内稳态系统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提出了‘赛博格’这一术语。”[9]（p73）据此可知，赛博格从一开始就被标贴为“人——机”杂合的异态模式，只是局限在纯粹的自然科学领域。其声名传播应归功于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她直接把赛博格引介至社会科学论域，并赋予其本体论地位，从而将赛博格研究推向高潮。实际上，哈拉维看到了赛博格异态体潜具的消抹身体等级边界的解构质素，可为其女性主义的批判目的服务，尤其颠覆传统人类（欧洲白种男性）中心主义的主导话语。因此，哈拉维乐观宣称，“到20 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种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怪物凯米特（Chimera），都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10]（p206）。至此之后，西方对赛博格的论述基本都沿循哈拉维的路径往前推进，或更确切地说，绝大多数学者都以积极的心态对待赛博格。

美国著名科技文化哲学家克里斯·哈布尔斯·格雷（Chris Hables Gray）在《后人类的可能性》（Posthuman Possibilities）一文中，便对哈拉维的工作予以肯定。他认为，后人类赛博格具有解消社会二元等级壁垒的可能性，以及构建更加民主和谐的社会，虽然会给人类带来无尽恐慌，“但是会获得更伟大的民主、更强大的公民身份，而且人类和后人类可能性的增加是我们返回到过去以外的唯一选择”[11]（p21）。安妮·库尔（Anne Kull）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就赛博格、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做主题发言。围绕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库尔指出赛博格实际反映一种当代的生存方式。就哈拉维一直坚称的赛博格本体论，其实就是承认技术造就我们，认可我们内心潜藏的技术本性。至于部分人对赛博格形象的恐惧、怀疑，主要是因为我们“被一种相反的知识传统语境化了”[12]（p285）。当然，也有不少人对赛博格的前景表示担忧。凯文·沃里克（Kevin Warwick）认为后人类时代个体能力明显得到增强，但人类内在固有的精神状态、意识和感知却并未改变。然而，“当人的意识被人和机器的接合所修改时，赛博格就代表一个强大的伦理道德困境”[13]（p131）。就连身体美学的开创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也对那种完全遗弃身体介质的赛博格嗤之以鼻，“没有理由能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新技术将废弃我们的身体，并将我们的身体意识变成无根的浮萍。……最尖端的虚拟现实技术，仍然需要通过身体的知觉装置和表达感情的传声结构板——诸如我们的感官、大脑、各种腺和神经系统一一来体验”[14]（p25-26）。

由上述对赛博格概念的爬梳，可以看到它同异态身体的内涵非常相似。最初创制赛博格就是通过在身体内植入药物或芯片，以增强身体机能，适应太空勘测所遭遇的生存险境。从这个层面看，赛博格和异态身体基本类同，这也是最广义的赛博格内涵。单小曦指出，“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借助外物、机械、装置、技术提高性能的人类身体都是赛博格”[15]（p193）。换言之，赛博格和异态身体的接洽点就是身体的中介化，由技术进行关联，且二者的机械化观相最初都不太明显。但经过哈拉维推介后，赛博格的机械化观相才变得愈发明晰。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赛博格的演化进路逐渐变得窄化，仅仅被视作批判传统二元论的一种学术策略（借赛博格模糊的性征瘫痪建基于二元论思维范式上的意识形态界划），此时赛博格的形象已然同异态身体的视觉征象拉开了距离。相较异态身体而言，赛博格的人机杂合程度已经演进到一个全新阶段，实现半机械化甚而全机械化的程度，这自然是狭义层面的赛博格。可能有人争论说，异态身体的第三种类型不是同样可以跃迁至此阶段吗？问题正是在这里。

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阶段的区别的确不明显。但是，异态身体的主体部分还是植根于现实。即是说，身形修复和部分官能的机械装嵌已经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第三种类型只是机体增强观念的一种理论推测，按理应该如此，实际并未付诸实践。或者说，现阶段的科技条件还无法承载高机械化异态身体/赛博格的创制。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是基于身体机械皮相的显著层面而言，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异态身体更多关切的是“现实”，但赛博格不同。在其语义流转中，文化观念隐喻的成分明显占据上风，即将赛博格视为解构传统人文主义观念的一条可靠路径，初创时的纯粹技术观念却逐渐式微。现在每当人们提及后人类，脑中即刻闪现的便是那种高度机械化的赛博格，这种套板反应已经通过影视媒介的传播深深嵌入普通大众的思维之中。即是说，由于当前众多影视媒体展演的科幻图景裹挟了我们对于赛博格的文化想象，而现实社会的技术实践又不断回应影视媒体投喂的“赛博”模型，这种正向应和的情境认知造成对其常规语义的遮蔽。此外，后理论学者对赛博格蕴含的解构特性所寄予的期望又不断强化它的形象建构。可以说，赛博格基本已经被视为后人类的一种形象标签。说得更严重点，人们对后人类的理论认知已然被简化成赛博格；而一谈到赛博格，基本就是科幻影片展演的那类半身/全身被钛合金属所装嵌的义体人。

职是之故，异态身体并不能齐整地被划归为形态非实体化的赛博格，因为我们通常是在概念不清晰的情境下探讨后人类化的主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弊端，即过度凸显并巩固一种主流认知，遂而容易忽视周边的相关信息。赛博格正是如此，将非真实的虚拟影像错认成客观的实存理念，势必造成认知的单维化和窄狭化。因而，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后人类主义学者借用赛博格含混的性征所构筑的解构愿景，实际只是技术肯定主义的理想图绘。但异态身体则不然，它的存在正是对后人类主体复杂面貌的切实还原，也是促使我们辨别其边界的缘由。边界的界划有助于澄清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

三、异态身体消解还是巩固传统二元论范式
身体形象的机械化同后人类的科技实践密切相关。异态身体和赛博格都是它的产物。虽说两者存在相似处，但对之做出细致的区辨是相当必要，且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前提过，由于前沿科技、影视媒介对赛博格的强大塑型，它的形态观和历史内涵已经渐趋超脱最初的文化构想。而由其衍生的众多被人文学者所广泛强调的建构性效用，很大程度上只是依据赛博格虚拟影像的一种理论猜度，与客观的实际境遇还是存有一定距离。如若将这些极具建设性的理论猜度置于异态身体的框架内讨论，那么其有效性可能要大打折扣，一些未经斟酌的合法判断应亟需得到反拨。提出“异态身体”这一概念，目的正在此，就是要纠偏那些已被固化为常识的观念，复原它们的本真面貌。进而言之，身体形象的机械化建构（赛博格）是否像普遍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传统二元论范式颠覆的表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直以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基本都采取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即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不必多说，主体自然凌驾于客体之上，客体仅是主体理性的例示。自古希腊衍生的这种观念，经启蒙运动的渲染和推介，可以说裹挟着欧洲大部分人的文化想象，替种族、阶级、性别等的霸权“殖民”行为预设理论框架，其后的诸种实践只不过是已知结局的具体操演。此种过度赞誉主体理性的认知观，逐渐被人们内化为一种客观事实。一切都以人类主体为中心，自然万物只是人类理性高贵的历史镜像，属于遭到遗忘与被宰制的一方，主体才是它们存在的缘由。这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显然，基于这种理性视域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具备民主的和谐意识，主体在拔高、完善自身各项机能的过程中势必生发傲娇的心理，等级优越感才是他们竭力构筑的愿景。然而，任何实践活动都不可能只产生一种结果，当这种结果产生的理论效应累积到一定限度，必然就会朝向结果的另一终端偏移。换言之，主体运用理性强制肢解其它物种满足自身进化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主体的异化。当然，无论主体是进化还是异化，实际都陷身于二元论的纠葛之中。就连标榜消解人文主义和二元论的福柯也不可幸免。福柯早在20 世纪60年代，就宣称“人之死”的惊悚论断，竖起反人文主义的大旗。在他看来，现代主体并非如笛卡尔论证的那样是理性自明的存在，而是话语构建的产物，较具影响力的论述是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展示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可惜的是，福柯极力图绘的规训社会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颠覆效用，且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渐面临失效的困境，因为规训潜存的仍是双方力量的博弈，边界依然存在。波德里亚对此指出，虽然福柯洞悉现代权力体制运转的微观、多元面向，却并未把消费、大众媒介、信息、符码等考虑在内，而这些实际就内爆（implosion）所有确定的形式，“我们正在见证透视空间和全景空间的终结（它仍然是一种道德假设，与对权力‘客观’本质的每一个古典分析联系在一起）”[16]（p54）。

可想而知，传统二元论思维范式的历史惯性多么稳固。但后人类纪诸多前沿智能科技合力构建的迥异于人类实体的异态杂合体，似乎对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对象性思维弊病具有可行性。这类经过技术改造的异态身体，它们打破人们熟知的“语法”，以模糊的性征混淆大众的身份认同。普遍都认为它们的杂合模态是对此前主客/身心边界的解蔽，具有拓扑的联动性。的确，后人类主义理论家正是利用异态身体的杂合性，去瓦解早已被传统“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疆界，消抹一切非客观化的意识形态建构。

表面上来看，异态身体似乎能够超脱传统的经验模式，成为颠覆二元论思维的可能途径。但实际上，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它对异态身体的存在界域置之不顾。异态身体的形象建构仍然潜伏着二元论的幽灵，并未彻底摆脱曾经雄踞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主体性思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后人类主义鼓吹的那类机械化显著的异态身体，现阶段还无法实现，它们只存在于科幻影视之中。其二，异态身体的前两个界域目的性明确，只是利用特定科技手段（药物、芯片、电子装置）强化生物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以便完成高难度的任务，它们的机械皮相展现不充分。如此来看，客观存在的异态身体就不能被用来当作解构通道，原因是它们的性征基本都还圈定在人类（男女）范围之内，故而不能作为支撑后人类主义假想的颠覆路径。至于机械化观相显著的异态身体，同样也不能。因为它们只是前两个界域“强化”机体意识在科技浪潮的鼓动下被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推至极端，变成逐渐强调离身性的异态杂合体。虽然这类杂合体在机械化观相层面符合解构要求，但从根源来看依然不行，原因在于它们的超人类主义视点。

这里有必要对超人类主义做个简单介绍。因为它是推动离身性异态身体形象建构的初始动力，不仅关涉二元论，而且还同技术肯定主义关联紧密。职是之故，辨明其意旨，是我们解决前述命题的关键。从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的前缀词“后”（post）和“超”（trans）就可直观猜出它们的理论内涵，即是对人文主义笃信的理性进化观的背离。的确如此，只不过二者的处理方式存异而已。简单地说，后人类主义主要是从文化思想层面诘难人文主义，一种站在对立面的彻底批判，承续的是福柯、德里达等后结构理论家的哲思路径；超人类主义则基于纯粹技术实践的角度，信奉的是技术肯定主义，同人文主义具有直接的谱系渊源。超人类主义的理念就是相信人类的完美性，坚信身体局限可以通过尖端科技的介导而得到修整；更有甚者，人类也能够进行意识的上载复制，从而延长寿命。超人类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斯·莫尔（Max More）指出，“我们运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来促进我们智力的扩展、体能的优化、心灵的高尚、社会的进步以及寿命的无限延长。我们宁要科学不要神秘主义，我们宁要技术不要祈祷。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我们最崇高的价值、理想和想象以及我们进一步进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17]（p275）。据此可知，超人类主义坚信的就是一种进化论思想，它们强调理性和科技提升人类机能的决定性作用，而这正是推动离身性异态身体建构的直接推动力。西蒙·巴特（Simon Bart）指认了此点，“这种流行的后人类主义（有时是超人类主义）话语构建了许多生物技术和信息学的研究议程，同时也为新的社会实体（赛博格、人工智能和虚拟社会）提供了合法的叙述”[18]（p2）。

也就是说，进化后的离身性异态身体所具备的动能，其实还是人文主义“进步”理念的延续，意味着其始终还纠缠在无休止的二元论之中。诚如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所言，“事实上，原始人类从来就是赛博人——至少从人能制造出第一件石器工具开始就是赛博人。……超人文主义的纲要仅仅是由最初的进化所引发的一种进程的延伸”[19]（p252）。由此可以看到，离身性异态身体并非解构二元论的最终策略；相反，它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在渐进地增强它。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这类机械化显著的异态身体所具备的建构性功效，实际还是植根于人文主义沃土之中，而二元论范式正是后者的思想标识。而且，离身性异态身体暗含的强弱优劣观念，本身就可被视为一种对象化的主体性思维。除此之外，异态身体的形貌整容亦是如此。例如当前大部分年轻人希望身体某个官能的雅致、完善和性感就不遗余力做身形修复，以趋近资本主义制造的理想标准，甚而不惜截除原有的天然构件。这种畸形化的审美丑态，事实并不是消解“我”同世界的边界，反而通过无意识的认同机制进一步在巩固边界。

四、异态身体与超人类主义的技术观
我们说基于超人类主义视域而构建的离身性异态身体，并非像惯常认知的那样具有消解二元论范式的理论效力。产生这种想法，主要是由于人们未对异态身体的内部构成、存在界域做细致辨析，而将之笼统地概观为普遍意义上的赛博格。“普遍”标示的是进化后的赛博格，即科幻影片投射的那种机械化观相显著的赛博格，它正是造成我们视野抽象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与这种观念紧密相联的便是技术的倾向性问题。异态身体的形象建构同技术相关，后者正是前者产生的硬件保证。对于异态身体，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它们宣扬和认同技术肯定主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实，这类异态杂合体始终应保持对超人类主义信奉的技术乐观主义保持警惕，防止坠入本质主义的陷阱。

表面上来看，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因为正是科技的持续推进才把我们带入后人类、创制出人机互嵌的异态身体。如若批判技术，岂不等同自毁根基，那么后人类的一切理论建构都将付之东流。话虽如此，但这种想法显然依托的是超人类主义视域，而置后人类主义于不顾。如前所述，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都是对传统人文观念的背离，区别仅在于处理方式。前者对人文主义观念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彻底批判，后者则同人文主义保持一定关联，即共享关于人类利用技术增强机体（社会进步）的理性话语。换言之，超人类主义对人文主义的背离，更多是“结果”层面——异态身体（非人形象）——的差异，而非“过程”的不同。过程都是利用媒介技术完善机体、推进社会发展，只是超人类主义依赖的科技实践更前沿而已。

然而，更难区辨的是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兴起时间都是20 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注的议题也十分相似，都对科技装嵌的异态身体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超人类主义极力吹捧的离身性赛博格正好暗合后理论学者的文化想象，故而超人类主义也被称为流行的后人类主义。但是，超人类主义毕竟不同于后人类主义，这种不同可能是致命的，最基本的就是理论来源差异所导致的反讽性悖论。后人类主义是控制论、信息学、智能科技、后理论等共同影响下的产物，而超人类主义则源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传统。后人类主义侧重思想层面质疑人文主义观念，关注的是各类物种、系统之间的拓扑联动；超人类主义仅关注技术的形而上功用。弗兰切斯卡·弗兰多（Francesca Ferrando）指出，“虽然后人类主义产生于后现代主义，但超人类主义则是从启蒙运动寻求根源，因此并不剥夺人文主义；相反，它可以被定义为‘超人文主义’。……对一些超人类主义者来说，人类可能会最终改变自己，以至成为后人类（后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一种特定的超人类主义方式来解释的）”[20]（p3）。弗兰多的认识应该说较清楚地厘清了三者的关系。后人类主义正是要解构人文主义观念，超人类主义则或多或少显得过于暧昧，由此就造成二者关系的模糊。

纳亚尔针对此种情况，将后人类主义划分为两种，超人类主义（流行的后人类主义）和批判的后人类主义（critical posthumanism）。按他的说法，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是对传统以主权、连贯和自主为标识的人文主义的激进的去中心化，更加凸显人类和其它生命形式、技术实践、生态系统的共同演进。显然，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是站在人文主义的对立面而进行的一场思想范式革命。它彻底抛弃人文主义一直引以为傲的理性、个体性和自主性，转而强调一种多元生成的“块茎”关系，即注重各种物体之间的相互聚合。因此，这种互动、联结和聚合的关系模型就不允许存在任何的优越性，物质/非物质、人类/机器、有机体与/无机物、技术/自然等都处在平等共生的系统中。

超人类主义则不同，它的基本立场就是相信缺陷的身体能由技术进行填补，它是人类演变进化的本体论存在，人类未来必定一片坦途。纳亚尔对此提出诘难，“这种后人类主义是技术决定论，是技术乌托邦，相信技术有能力确保某种未来”[21]（p18）。毋庸置疑，纳亚尔的认识应该算是符合超人类主义的实际情况，即过度推崇肯定主义技术观，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将人类从自身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当然，这最终的局限就是死亡，人类能够经由技术的介导而延缓生命的极限，超人类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超越的超人类主义提供一种乐观的、至关重要的和动态的生活哲学。我们以激动和欢快的心情看待无限增长和无限可能的生活。我们努力避免在生活、智力、自由、知识和快乐上的所有限制。超越的价值必定利用科学、技术和理性来废除最大的邪恶：死亡。”[22]无疑，超人类主义学者兜售的是一种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理念。反映在异态身体的机械化观相层面，就是那种企图摆脱肉体而演进为全义体化的离身性异态身体。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探讨的那样，这种全义体化的异态身体，从根源来看还是人文主义观念的延续。由此，人文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这种亲密关联就在技术层面得到昭示，即都对技术改善自身的想法抱持热情，都认同技术乐观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类主义的指称范围对应的并非只是超人类主义，后者仅是前者的一种流行形式，它还包括后人类主义的其它面向，尤其是批判的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对技术改造未来的乐观论调，无疑强调的是欧洲白种人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和普通大众显然无法享受同等待遇，实际这就同批判后人类主义的信念相抵牾。布拉伊多蒂认为，“对技术成果和伴之而来的财富的骄傲绝不能妨碍我们看到高科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与道德不平等”[4]（p60）。批判后人类主义正是要刷新不平等的现实界面，重新配置资源，实现物质/非物质、有机/无机、内部/外部、我们/他们之间的稳态关系，超人类主义则或隐或显地存在裂化这种民主倾向。换言之，基于超人类主义视域的离身性异态身体的后人类建构，是技术肯定主义的产物；相反，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正是要限制这种理性/技术/形象的过度膨胀，而把其限定在异态身体的可管控阶段，也即身体机械化观相不显明的阶段。因此，异态身体如果不做存在界域的限制，部分官能的电子化突破自身语义的限度蜕变为离身性的异态体，势必会反噬创制它们的“造物主”。这样一种高度异态化且功能超绝的杂合体就不可能安稳处身在整个生物系统中，强弱力量的悬殊必定触发殖民/越界行为的发生，最终将导致系统开放、流动结构的闭合。这种情形当前已经在诸多科幻电影中得到一定反映，离身性异态体自主意识的膨胀越出人类为之设定的程序，以至反过来威胁人类的生存。针对超人类主义的技术演进逻辑及其带来的后果，纳亚尔显然更欣赏批判的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并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假体移植/增加，以提高人类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后人类主义的流行看法，更符合这个术语的本体论基础，而不是我所说的批判的后人类主义）。”[21]（p14）从这个层面来看，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正是要对超人类主义信赖的技术肯定主义理念进行纠偏，将技术理性的限度圈定在一定区域之内，防止坠入本质主义的陷阱。

不可否认，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科技的担忧正源自超人类主义的技术还原论，普遍的假设是人类能够耗尽肉体而将意识、思维、情感和记忆上载电脑存储，期盼实现永生的目的。从现有条件看，这种想法可能会在将来实现，届时人类必须考虑如何防范义体机器“叛逃”而威胁自身生命安全的问题。但这最终只是一种理论假设，科技的无限挺进并不能解除身体的坚实质地。换句话说，科技的强力助攻在牵引异态身体进化为离身性阶段的过程中，肉体的质素虽然在渐趋消抹，但不会因此而消失。诚如大卫·勒布雷东（David Le Breton）所言，“赛博人或精神下载离我们还很遥远。无身体的人类是没有感觉的人类，被剥夺了世界的味道与生活的乐趣。这样的人类不能代表我们未来的方向”[23]（p326）。

五、结语
后人类已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理论热潮，由之衍生的相关议题非常丰富。人机杂合的赛博格即是众多议题之一，也是目前关注度较高的一种。但我们的聚焦点往往都投注在其含混性征所具备的解构效用上，而忽视对其语义流转做细致的判辨，将科幻影视展演的赛博格影像误认为客观存在的异态身体，以至于解构只是披着颠覆传统人文主义观念的伪解构。科技的迅猛发展是赛博格创制的初始动力，如果不对技术欲望本性施加限制，赛博格的形象建构无疑将朝抽象化、观念化和形而上学化的方向演进。这是技术肯定主义竭力鼓吹的乐观论调，基于的是超人类主义视域。因此，辨析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关联便显得相当必要。只有凸显二者的差异，赛博格形象演变的理论误区才能得到反拨，异态身体含蕴的理论或现实效力才能得到昭示。针对此，我们对异态身体存在界域所做的粗疏界划，目的就是陌生化处理人们对赛博格的惯性认知，对其范围做适当扩容，以便揭露异态身体后人类建构的复杂面貌。不言而喻，这种做法或许不严谨，但效果比较显豁。通过细化异态身体的存在范围，我们不仅能够厘清其同赛博格之间的亲疏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辨识中，我们可以对赛博格隐具的技术肯定主义/本质主义倾向，以及消解传统二元论范式的学术潜力做出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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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16

[中图分类号]B8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14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幻乌托邦研究”（17BZW055）。

作者简介：樊祥（1992—），男，安徽合肥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