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实力”话语评析：生成、批判及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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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实力”话语评析：生成、批判及实质
□余伟斌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

[摘 要]“锐实力”是一个发端于澳大利亚，尔后被美国加以阐释和渲染而盛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其生成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政界是“锐实力”话语的制造者，新闻界是“锐实力”话语的传播者和渲染者，而学界则对此话语进行了知识化和系统化。由于在概念的严肃性、逻辑的严密性，以及对硬实力的概念和软实力运作方式的理解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锐实力”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其实质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将“中国威胁论”范式运用于中国软实力崛起的西方叙事，是美国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策略。“锐实力”话语的产生表明，美国精英阶层的“中国威胁”感知由理论推演阶段走向事实认定阶段、从硬实力领域延伸至软实力领域，正发生着由外及内的变化。

[关键词]“锐实力”话语；中国软实力；中国崛起；中美关系；“中国威胁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进全方位外交布局，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软实力大幅提升。对此，国外有学者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视为中国迈向全球领导之路的最后阶段[1]。然而，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却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介于二者之间且对民主国家极具破坏性的“锐实力”（sharp power）。这种论调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于2017 年12 月初发布主题报告抨击中俄两国在所谓民主根基较为薄弱的地区施展“锐实力”后，开始盛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此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受到西方的高度关注，一些国家甚至对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作出激烈的反应，致使中国的软实力逐渐有被诠释为“锐实力”的趋向[2]。这表明如何对“锐实力”话语作出有效的回应不但是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对于维护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锐实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西方语境下“锐实力”的内涵、提出的背景与中国的应对策略①参见王新影：《西方语境下的“锐实力”概念解读及应对》，《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7期，第95—102页；王莉丽：《中国应正面应对西方“锐实力”舆论遏制》，《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第1期春季号，第65—71页。；（2）“锐实力”的理论渊源、现实根源、传播机制及其折射出来的中国对外传播困境[3](p75-84)；（3）揭示“锐实力”话语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在联系②参见胡钰、沈沁怡：《从“锐实力”概念演变看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与话语创新》，《中国记者》2018年第4期，第59—62页；刘建飞、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57页。，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4](p88-106)；（4）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锐实力”话语产生的心理根源[5](p49-53)；（5）分析“锐实力”的特点③参见史安斌：《用“睿实力”回应西方炮制的“锐实力”》，《环球时报》，2017年12月26日，第15版；赵可金：《新一轮“中国威胁”，新在哪？》，《环球时报》，2018年2月2日，第15版。及其方法论意义[6]。这些研究无疑深化了我们对“锐实力”的认识和理解，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首先，已有研究尚未完全厘清“锐实力”话语生成的脉络，甚至错误地以为“锐实力”一词最早源于美国；其次，学界更多是从实践的角度而不是从学理的角度批判“锐实力”；再次，学者普遍认可“锐实力”话语是新版的“中国威胁论”，却并未深入分析“锐实力”的诠释者如何通过具体的话语建构和内容设置达到其特定的目的，也没有研究它对于我们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有何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锐实力”话语的生成
关于“锐实力”一词的起源，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引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法，认为它最早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7]。然而，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客观事实。“锐实力”话语的由来实际上与近些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密切相关。它是一个发端于澳大利亚，随后被美国加以阐释和渲染而盛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其生成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

（一）“锐实力”话语的萌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防范中国的二元化复杂心态逐渐显现出来。澳大利亚不时有政界和媒体界人士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表示担忧，甚至指责中国通过澳籍华商的“政治献金”对澳大利亚施加影响。这类批评行为在2017 年5 月之后进入了质变阶段。当时澳大利亚国内情报机构负责人邓肯·刘易斯（Duncan Lewis）警告称，“规模史无前例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威胁着我国政治制度的完整性、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的经济”[8]，矛头直指中国。2017年6月5日，费尔法克斯传媒（Fairfax Media）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联合发布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活动的报告，宣称：“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为了促进自身利益而渗透澳大利亚政治进程……目标包括我们的大学、本地学生和社会团体、中文媒体以及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我国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9]翌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就上述报告发表指摘中国的措辞强硬的言论，称“正如现代中国是以坚持国家主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样，中国应当始终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里面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主权”[10]。此时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借机大肆营造紧张气氛，称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行为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相似，美澳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是政治体系基础可能受到威胁[11]。

当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对中国发起舆论攻势时，澳大利亚学术界试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软实力活动进行负面的理论诠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理·梅德尔卡夫（Rory Medcalf）于2017 年6 月7 日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撰文批评中国。他认为所有国家都重视软实力的投射，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活动呈现出来的是一幅通过金钱、审查和胁迫等方式施加过度影响的画面，指出：“这既不是言论自由的软实力，也不是军事力量的硬实力。相反，它是表现为侵略性影响的锐实力。”[12]这是国外学界首次使用“锐实力”一词命名介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力量形态，可视为“锐实力”话语的萌芽。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学界和新闻界并未普遍地将这一术语运用于解读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软实力活动，但他们都有意识地将中国的行为与软实力区分开来。例如，一些表达较为含蓄的人认为，中国影响力不断增长，但属于传统软实力概念的却很少，“中国软实力的概念有点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将这种行为归入业已存在的类别的尝试表明我们缺乏想象力”[13]。

（二）“锐实力”话语的形成
澳大利亚精英阶层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大肆渲染使其国内的反华情绪高涨，以至于“在澳大利亚如果你的态度不够强硬或者反华，那么你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几乎就会受到质疑”[14]。在这种氛围下，关于中国影响力活动话题的传播在现代传媒技术的支撑下突破澳大利亚的国界，快速蔓延至整个西方世界，从而加速推动“锐实力”话语的形成。

事实上，早在2017 年6 月6 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旗下的《民主文摘》（Democracy Digest）杂志网站就已发表专题文章，将诸如“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中国软实力活动视为谋求私利的新殖民主义[15]。2017 年6 月中旬之后，有关中国影响力话题的讨论范围不再局限于澳大利亚，而是扩展至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这意味着“锐实力”话语的建构正从萌芽阶段迈向逐渐形成阶段。2017 年6月14 日，美国著名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澳大利亚今天的挑战就是美国的明天。澳大利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为美国努力应对其与崛起中的中国的日益复杂的关系提供教训”。他甚至提出，“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是否要比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更为严峻”[16]。2017 年6 月26 日，加拿大记者斯宾塞·费尔南多（Spencer Fernando）在个人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介绍近期澳大利亚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反应，并且援引罗理·梅德尔卡夫的话称澳大利亚的经历对加拿大是一个含蓄的警告[17]。上述种种保守言论表明，在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出于冷战思维惯性，西方部分国家正竭力构建新话语以削弱中国对外行为的合法性。由此看来，一个适应这一需求且看似符合逻辑的新话语的出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这是“锐实力”概念产生的必然性。而在试图将其完整地学术化的过程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2017 年11 月16 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和分析副会长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及其同事杰茜卡·路德维格（Jessica Ludwig）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上发表《锐实力的含义：威权主义国家如何投射影响力》一文，严厉抨击中俄两国对民主国家施展“锐实力”。文章将中俄置于西方政治的对立面，对西方分析家、记者及决策者运用软实力视角解读中俄影响力活动提出批评，认为两国的对外交流活动聚焦于分散注意力和操纵舆论，刺穿、渗透了目标国家的信息环境，尽管不是公然胁迫意义上的“硬”，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更适合被贴上“锐实力”的标签。该文认为，这一术语反映了两国影响力活动的本质，与软实力的善意吸引力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18]。2017 年12 月初，民主基金会以该文的论点为主基调发布报告《锐实力：上升中的威权主义影响》，重点阐述中俄如何在阿根廷、秘鲁、波兰、斯洛伐克等所谓民主根基较为薄弱的国家投射影响力，至此“锐实力”话语正式形成。

（三）“锐实力”话语的发展
上述报告的出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中引起巨大反响，这些媒体随即就所谓中国在西方国家开展“锐实力”活动的挑战和应对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使得“锐实力”话语的传播主阵地由澳大利亚转向美国。2017 年12 月10 日，《华盛顿邮报》刊文称，所有国家都在追求软实力，但中国将技术、胁迫、施压、排斥和经济激励结合起来，已经超出美国以前所面临的任何一种情况，美国应及早承认这一事实[19]。2017 年12 月14 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发表两篇主题文章，煞有介事地总结了所谓中国“锐实力”的三大特征——普遍性、滋生自我审查、隐蔽性[20]，强调要应对中国的“锐实力”，西方首先应采取务实的态度，充分用好司法和媒体两大武器，同时坚持原则性，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去钝化中国“锐实力”[21]。美国《民主文摘》杂志网站则以醒目的“斯普特尼克时刻”①斯普特尼克是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苏联在该领域领先于美国，促使美国人奋起直追。后来美国人用“斯普特尼克时刻”来形容人们认识到自身面临的挑战或威胁，加倍努力赶超的时刻。为标题渲染中国的“锐实力”威胁，诬称“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其围墙内包围世界其他地方”[22]。

在媒体积极响应学界的“锐实力”话语的同时，美国政界的相关反华活动也在频繁进行着。2017 年12 月13 日，美国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场以“输出中国特色威权主义”为主题的听证会。与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宣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引导、收买或胁迫等方式获取政治影响力，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呼吁美国应当从澳大利亚的遭遇中吸取教训，主张对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中国政府主导的交流项目进行审查[23]。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学界提出的“锐实力”话语。该报告虽然并未使用“锐实力”一词命名中国的影响力活动，但是其基调与12 月初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如出一辙。《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且指责“中国以无与伦比的规模收集和利用数据，传播其威权制度特征”[24]。此举标志着“锐实力”话语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此后，包括软实力理论的创立者约瑟夫·奈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知识精英及政府官员广泛参与到讨论之中，使“锐实力”话语在极短的时间内盛行于西方世界，并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人文交流新政策的决策依据。

如上所述，在“锐实力”话语生成的三个阶段中，西方政界、新闻界和学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三者的密切互动形成合力最终促成“锐实力”话语的产生。这一互动过程充分展示了一幅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的图景。其中，政界充当“锐实力”话语的制造者，新闻界是此话语的传播者和渲染者，学界将此话语进行了知识化和系统化。换言之，“锐实力”话语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美、澳等国精英阶层中的三个重要群体在短时间内如此步调一致地就涉华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并达成共识的现象自冷战结束以来极为罕见，此情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此外，“锐实力”话语最早萌芽于澳大利亚而后形成和发展于美国的事实，既反映了美国在当今国际话语舞台上的主导地位，也表明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西方矛盾的爆发点往往在于西方力量的外围区域，矛盾的焦点则在于作为西方力量中心的美国。这一认识或许能为我们应对包括“锐实力”话语在内的西方针对中国设置的障碍提供一些思路。

二、“锐实力”话语批判
“锐实力”这一新创的词语通常被西方媒体和学者当成正规的国际政治学概念使用。然而，通过仔细研读已经发布的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锐实力”概念或理论在概念的严肃性、逻辑的严密性以及对硬实力的概念和软实力运作方式的理解等三个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首先，“锐实力”一词作为概念缺乏严肃性，与政治学的科学性背道而驰。“锐实力”与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相类似，都是能够被认定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因此，从概念的类别上看，“锐实力”在本质上属于描述性概念。与规范性概念凸显价值取向不同的是，描述性概念通常被认为具备价值中立的特质，这一认识在实证主义研究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政治概念中事实与价值总是相互联系的，“包括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在内的所有政治概念，都必须从其使用者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加以理解”[25](p6)。换句话说，保持绝对价值中立的政治学描述性概念是不存在的。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而导致概念本身未能准确涵盖其应有的范围时，概念本身的科学性将被严重削弱，概念也会从政治学概念的范畴滑入政治话语的范畴。西方的“锐实力”概念正是因为过于明显的价值偏袒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

从大国投射影响力的历史和现实上看，在学术研究中严格区分锐实力和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锐实力”概念的诠释者将其与中俄两国的政权运作模式捆绑在一起，而将西方国家符合概念特征的行为与活动排除在该概念之外的做法有失偏颇。他们认为，“锐实力”是中、俄等国运用隐蔽的方式获取影响力的活动。这类活动追求恶意的目标，聚焦于操纵[26]。然而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擅长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操纵舆论等方式在目标国家获取政治影响力。相关的研究表明，在1946 至2000 年间，美国干预他国大选81 次，传播对立党虚假信息是其惯用的干预手法[27]。进入21 世纪之后，无论是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还是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都可以看到美国渗透和操纵的身影。由此可见，“锐实力”这一术语更像是西方的一种自我介绍[28]。该概念的使用者们全然不顾上述事实，人为地缩小概念涵盖的范围，这种做法充斥着“霸权逻辑和双重标准”[29]。事实上，有西方学者已意识到“锐实力”的提法及其界定在实践面前难以站得住脚，指出“锐实力”无非是冷战时代作为东西方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软实力在新的信息条件下的运用。但他们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双重标准，宣称中俄对软实力的使用和理解有别于西方国家，二者以强制却假装成吸引的方式运用软实力[30]。这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解读共同折射出零和博弈思维下西方涉华话语创新的尴尬境地。

其次，“锐实力”论调的逻辑严密性不足，作为逻辑起点的前提假设存在问题。自20 世纪90 年代初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学界通常认为国家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使用硬实力，例如动用军事力量施压或打击，施以经济制裁或诱惑等；二是运用软实力，使对象国主动配合政策实施主体国的外交行动。然而这一传统的分析框架在“锐实力”概念的使用者看来并不能准确地解释中俄影响力的来源和实质。在题为《锐实力的要点》一文中，克里斯托弗·沃克认为，中俄的体制与软实力不相容，两国在全球舆论调查中表现不佳，并指出近年来全世界普遍感受到中俄影响力的上升，但二者对硬实力的使用较为谨慎，这一事实让理论家陷入困境：“这些政权并不主要依靠硬实力，在软实力的产生方面也没有取得成功，但仍然有能力向国外投射真正的影响力。”[31]据此，沃克认为“锐实力”一词能很好地破除上述困境。这是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施展“锐实力”最为清晰的逻辑推论过程。根据此逻辑脉络，“中国影响力活动是锐实力”这一命题的成立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之上，即中国并不主要依赖硬实力获取影响力、中国软实力表现不佳。中国历来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和平与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进行军事干预或经济胁迫。因此，基本假设一“中国并不主要依赖硬实力获取影响力”符合客观事实。问题在于沃克在没有相关调查数据作支撑的情况下便断言基本假设二“中国软实力表现不佳”成立，这是“锐实力”论调逻辑推论过程中最大的缺陷。从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观感来看，这一缺陷是沃克为使“锐实力”命题成立而向读者预设的陷阱。客观而言，在西方依然占据国际话语体系制高点的大环境下，中国国家软实力总体上仍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差距，但因此而认定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表现不佳则有悖于客观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2](p10)。中国治国理政的方式和经验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16 年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36 个国家中，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受欢迎度大幅度高于欧洲国家，仅稍逊于美国[33](p2)。与此相一致，中国外文局2018 年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表明，多数受访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受访者）承认“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和年轻群体能更多地看到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所带来的积极效果”[34](p12)。中国理念和话语的国际认可度同样取得引人注目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因与联合国目标高度契合而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决议[35]。“中国梦”“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反腐”等政治话语以及中国道路和方案日益为世界民众所熟知，同时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创新[36]。在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衡量指标之一的全球好感度方面，中国也有良好的表现。在以往的全球民调中，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受欢迎度较高，而在发达国家的表现较为一般。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效推进，中国的正面形象不断提升，不但继续在发展中国家保持着较高的好感度，而且在发达国家中的好感度也有所提升。以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两个推动“锐实力”话语形成的国家为例，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2013—2016年间，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维持在55%左右，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则为37%左右，但二者在2017 年的民调中分别上升至64%和44%[37]。与这一结果相呼应的是，盖洛普的民调结果表明，近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2017 年有50%的人表示对中国有好感，比2016 年上升6 个百分点，是1989 年以来的最高值[38]。简言之，从发展模式、价值理念和全球好感度等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上看，中国软实力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因此，基本假设二“中国软实力表现不佳”不能成立，而基于此提出的“中国施展‘锐实力’”论自然也沦为一个伪命题。

最后，“锐实力”概念的使用者对硬实力的概念以及软实力运作方式的理解有误。根据约瑟夫·奈的界定，硬实力指施以胁迫或诱惑达己所愿的能力，而软实力则是通过吸引达己所愿的能力[39](p160)。“锐实力”所包含的诸如促使对象自我审查、操纵等运作方式均带有隐蔽的强制性，与军事力量运用所产生的公开胁迫明显不同。但二者都具有硬实力的一般性特征——强制性，因而正如奈所言：“锐实力是一种硬实力。”[40]然而，奈对“锐实力”的相关批评并不够全面。“锐实力”的使用者们将中国在媒体、文化、智库、教育等领域的对外交流活动视为“锐实力”活动（仅将音乐和舞蹈等活动视为软实力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包括孔子学院和学生留学项目在内的诸多交流活动被用于塑造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影响大学接受中国的政策和立场[41]。实际上此观点反映出其对软实力产生机制的认识模糊不清。奈认为软实力通过直接和间接因果模型两种方式影响目标：直接影响模型——资源→政府精英→吸引→精英决策和结果；间接影响模型——资源→公众→吸引/厌恶→有利或不利的环境→精英决策[42](p135)。换言之，软实力透过影响决策精英或公众的认知和态度发挥作用，将是否影响对象的看法作为判断影响力是否为“锐实力”的依据之一显然是错误的。由此观之，所谓的“锐实力”概念不过是其使用者在片面理解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基础上，将二者的部分内容强行捏合起来的复合体。硬实力和软实力概念从词性上看属于中性词，二者的运用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具有正当性。相比之下“锐实力”则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将其从硬实力和软实力范畴中分割独立出来，足见西方学界为削弱中国话语权而煞费苦心。

总而言之，“锐实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概念，更谈不上严谨的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充满偏见的政治话语。对此，国外有学者批评指出，“锐实力”就是西方用来命名不喜欢的国家开展正常软实力外交的术语[43](p32)，“是积极进取的西方学术界为对抗中俄软实力崛起而发动的信息战的一个工具”[44]。

三、“锐实力”话语的实质和认识意义
（一）“锐实力”话语的实质
对于“锐实力”话语的实质，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焦虑情绪①参见毕研韬：《“锐实力”，又一轮概念炒作》，《环球时报》，2017年12月21日，第15版；Tao Wenzhao，“Paranoia at China’s‘Sharp Power’”，China-US-Focus，January25，2018，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aranoia-at-chinas-sharp-power；《“锐实力”，披着学术外衣的骂人话》，《环球时报》，2018年1月29日，第14版；史安斌：《透析所谓“锐实力”》，《人民日报》，2018年3月26日，第7版。。笔者以为进一步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对其产生的根源和意图加以深入考察。

“锐实力”话语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涉华话语建构领域的一个体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不断积累的强大硬实力使西方人对自身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并由此滋生影响极其广泛且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即认为西方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和前进的方向。在该思想和基督教浪漫主义救世情怀的共同作用下，西方人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历史使命感，认为西方负有领导世界走向自由、民主、繁荣的责任。这种自我角色设定在冷战结束后初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西方人预言自身的国家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将在全世界盛行，更有甚者提出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主义及基于它而产生的西方身份认同使西方国家在国际互动中用简单的二分法看待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即他者要么是可以被塑造的潜在的自我，要么是不可被塑造的异类。当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法运用于中国时便产生了“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不同的范式①范式是一种根本形象，包含特定的共同认知和认知框架，它有意无意地调控着认知的产生。参见[澳]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张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3—44页。。潘成鑫认为尽管这两种范式看似针锋相对，“但它们都是西方自我想象的折射，体现了西方在一个从来都变动不居的不确定世界中对确定性和身份定位的诉求”[45](p3)。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述两种范式相伴存在于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中。然而，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人对自身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愈发自信。在原先设定的西式中国幻想逐步破灭之后，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以“中国威胁论”范式解读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种情况在美国国内到了接近共识的程度，是“锐实力”话语形成的西方叙事大背景。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的“锐实力”其实是“中国威胁论”范式下，西方关于中国提升思想文化影响力的话语建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建构出来的知识，“锐实力”话语与其他诸如军事威胁、经济威胁等论调相似，其出现似乎强化了“中国威胁论”范式的“正确性”，从而为该范式的继续存活提供了动力。换言之，“锐实力”话语既是“中国威胁论”范式的产物，也是该范式再造自我的一种方式。

此外，准确理解“锐实力”话语的实质还要求我们对其意图进行剖析。“锐实力”话语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相当浓厚的政治话语。从功能主义视角而言，它是美国霸权护持的重要话语制衡策略。相关研究表明，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策略包括内部话语制衡、外部话语制衡和消极话语制衡三种类型②“话语制衡”指通过话语促成有利于自身的权力结构，内部话语制衡旨在在国内建立支持霸权护持的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外部话语制衡旨在建立、维护支持霸权护持的国际话语共识和联盟，消极话语制衡则旨在将霸权国的潜在对手去合法化。参见袁莎：《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3期，第92—96页。。一般而言，一种特定话语的提出主要是服务其中的某个或两个话语制衡，或者说只具备其中的某项或两项话语制衡的功能。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了软实力、巧实力（smart power）、敏实力（discriminate power）等根源于“实力”概念的术语③软实力是20世纪90年代初约瑟夫·奈提出的，指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参见[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 年，前言第2—7 页。巧实力由美国原驻联合国代表苏珊妮·诺赛尔（Suzanne Nossel）于2004年首次提出，指巧妙地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使用。参见Suzanne Nossel，“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Vol.83，No.2(Mar.-Apr.，2004)，p138.敏实力则由迈克尔·J.马扎尔（Michael J.Mazarr）于2014 年提出，指一种追求长期和广泛接受的大战略的新方式，强调通过创新性和经济性的方法实现美国目标。参见Michael J. Mazarr，“A Strategy of Discriminate Power：A Global Posture for Sustained Leadership”，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14，p138.，它们与“锐实力”话语一脉相承，都是维系美国霸权的重要概念。然而，前三者与“锐实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主要着眼于告诫决策者应重视什么样的实力及怎样使用各种实力以更好地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属于促成内部达成共识的内部话语制衡；后者则同时扮演三种角色，具备内部话语制衡、外部话语制衡和消极话语制衡三重功能。这种情况在西方话语建构中并不多见。如果该话语成功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必将对美国的霸权护持和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基于以下三种预期的功能，“锐实力”话语的后续进展值得我们高度关注。首先，作为一种内部话语制衡，“锐实力”话语的提出有助于转移美国国内因政治极化及精英和民众的对立而产生的矛盾。在“锐实力”话语的建构中，中俄被描述成美国在网络安全、学术自由、选举、思想文化等领域所面临的重大威胁，这种叙事意在激发美国国内各阶层的恐惧意识进而推动精英阶层相关议题的开展。其次，作为一种外部话语制衡，“锐实力”话语将中俄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发展模式和治国理政等方面的差异高度政治化，以塑造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表述包含客观物质力量和道德、政治观念之间的结合，意识形态霸权概念有助于理解霸主的伙伴为何愿意服从霸主的领导，霸权依赖于次级国家精英们在主观意识上的认可[46](p42-43)。“锐实力”话语的建构者将中俄的政治制度划归为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相对立的威权主义，将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软实力活动诠释为通过审查和信息控制的方式分裂目标国家社会、削弱民主机构力量的活动，宣称“即使是最强大和最坚实的民主国家也难以避免威权主义的影响”[26](p22)。此举凸显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中俄的差异，明确了来自后者的威胁，实质上是在含蓄地引导美国的伙伴自愿追随其应对中俄影响力上升的政策。最后，“锐实力”话语是一种将中俄国际影响力去合法化的消极话语制衡。著名的批判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曾指出，在西方文化和媒体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势下，世界体系具有一种制造超出实际国际形象以引导国际社会话语的倾向。西方国家通过制造未加严格界定的新词来引导国际话语。这些新词代表着道德力量和对使用者的赞许，使那些它们所指向的人在道德上处于被动地位[47](p309-310)。“锐实力”话语的构建正好彰显了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特性。沃克和路德维格并没有对“锐实力”的概念和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而是将其与威权主义、压制、不透明、分化、审查、操纵等极为负面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指责中俄的影响力活动，却无视西方国家一系列行动与上述关键词的内在联系。就此而言，“锐实力”话语的生成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偏袒性，抹黑中俄国际形象的意图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锐实力”话语实质就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中国威胁论”范式运用于中国软实力崛起的西方叙事，是美国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策略，目的在于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削弱中国崛起的合法性，同时增强美国对盟友的领导力。

（二）“锐实力”话语的认识意义
从概念的清晰度、科学性和逻辑的严密性等角度看，“锐实力”话语并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可言。然而，由于它是一种解读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政治话语，其产生对我们认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锐实力”话语的提出从三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的“中国威胁”认知的新变化。

第一，“锐实力”话语的产生表明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已由理论推演阶段走向实践或事实认定阶段。国内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威胁论”起源于20 世纪90 年代初，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就对中国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影响力的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决策者担心中国会带来一种破坏美国世界秩序的政治经济新模式。然而，这种威胁感知并没有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产生共鸣，当时以权力为核心变量研究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处于主导地位。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看来，由于当时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前景依然遥远而模糊，关于“中国威胁”的讨论在理论上没有意义[48](p193)。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美国学界开始从理论上论证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约翰·米尔斯海默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言人。他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大国为了生存而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谋求地区霸权，中国不断壮大必将对美国的霸权产生挑战。根据他的分析，这一结论是理论假设的产物而非现实，中国是否成为潜在霸权国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离那一刻还很遥远[49](p420-42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方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奋发有为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国际领导力的认可度却在走下坡路。盖洛普2017年开展的民调报告显示，在134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领导力的认可度为30%，低于德国（41%）和中国（31%）[50]。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下产生的“锐实力”话语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有了实实在在的感知。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以“锐实力”概念为代表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重点在于强调中国有了与西方世界相比肩的实力，而且此种实力代表着与西方世界存在显著差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51]。目前美国的决策者和智库普遍认为，“中国拥有俄罗斯未曾有过的富裕、自信和魅力”“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引人注目、资金充裕、挑战民主价值的竞争对手”[52]。简言之，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已从理论转向现实，而“锐实力”话语正是对这种现实感知的负面认定。

第二，“锐实力”话语揭示了美国的“中国威胁”感知正从硬实力领域延伸至软实力领域。冷战后初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认知主要集中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后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成为其主要的叙事焦点。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威胁”认知在原有感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国投资和金融威胁。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中国科技威胁又成为叙事的一部分，而“锐实力”话语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威胁”全面蔓延至政治、发展模式、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锐实力”话语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政治的干预比俄罗斯更广泛[53]，并且试图扩大由国家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范围[24](p25)；中西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存在斗争，“我们赢得了冷战，但是历史并没有终结”[19]。

第三，“锐实力”话语的建构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感知正发生由外及内的变化。在“中国威胁”认知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主要表现在两个对外影响力层面：一是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美国霸权及其塑造的国际秩序；二是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上升将危及美国及其伙伴在这些区域的优势地位。与此不同的是，“锐实力”的话语建构更多地体现出西方对中国影响其国内民众思想观念的能力上升的焦虑。美澳两国民众对华好感度的上升与两国精英阶层对中国干涉和渗透的指控正好印证了这种焦虑。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进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然而，所有这些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活动都被“锐实力”的构建者视为破坏民主国家根基的活动[26](p7)。这种认知反映了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一贯的傲慢姿态，以及内部混乱冲击下对自身制度、价值观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

四、结语
“锐实力”话语是西方关于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政治叙事，尽管最早并非源于美国，但是在其最终生成与快速传播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观感，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4](p98-105)。作为一种趋向共识的政治论调，“锐实力”话语的持续发酵已经对其所指向的中美人文交流等相关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自2018 年初以来，美国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和立法等方式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及孔子学院的运作严加限制和审查。由于“锐实力”话语产生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可预见的未来其负面影响将难以有效地消除。如何妥善应对这一问题将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它将给中国带来持久性的考验。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如何把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实践转化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进而推动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互鉴，则是未来需长期努力的重点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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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04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037-11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2015MZD045）。

作者简介：余伟斌（1983—），男，广东普宁人，法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大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