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赋”的文学形态及研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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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赋”的文学形态及研究反思
□王思豪

（澳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澳门 999078）

[摘 要]“描绘性”的赋体与“叙事性”的小说在同一文本中共存，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学特征的文化现象。“红楼梦赋”是指小说《红楼梦》及其续书中的辞赋文学作品，和以《红楼梦》故事、场景等为母题而由辞赋家创作的《红楼梦赋》作品的统称，是一个亟待开拓的“红学”研究新视域。目前笔者所统计到的“红楼梦赋”约有57篇，学界对此虽有一些讨论，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深度上皆有可待深掘之处，需要在全面而系统整理、校勘《红楼梦》诸版本和其续书中的辞赋作品，以及十余种题咏《红楼梦》赋作文献的基础之上，探究辞赋文学与小说艺术“跨界”互渗的诗性智慧与独特内涵，构筑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关键词]红楼梦；红楼梦赋；诗性智慧；文类互渗

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文学体式，在西方文类系统中难寻匹配。美国学者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形象地说：“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1](p40)究赋之兴起，多与“情事”相关，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2](p86-87)赋起于杂沓的“情事”，故钱锺书先生有“赋似小说”之论①按：汉杜笃《首阳山赋》借“鬼语”叙事，钱锺书先生谓“按观‘卒命’句，则所睹乃伯夷、叔齐之鬼也。……情事亦堪入《搜神记》《异苑》等书……玩索斯篇，可想像汉人小说之仿佛焉”，提出了“赋似小说”的观点（氏著：《管锥编》第三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版，第1573页）。。“文备众体”是中国古代小说独有的特征，因此，赋与小说这两个“独有”文类征象的结合便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学特色的文化现象。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真正的‘文备众体’”[3](p1)小说《红楼梦》的出现，赋与小说的统合也随之形成相互映照的结合体，《红楼梦》中的赋与赋写《红楼梦》完美呈现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成为一个很有意义且值得关注的文学研究对象，我们称之为“红楼梦赋”模式①按：笔者曾撰《“赋—说同构”的文学传统》（载《光明日报》2018年5月14日文学遗产版）一文，以《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为例，指出古代辞赋与小说存在“文体同构”模式，具体是指这两种文体在文体源流、题材选择、主旨意趣、组织结构、批评取向等方面存在相互渗透、融通、适应以及改造，甚至因赋予彼此新的结构性力量而发育出新的文本的文学现象。。“红楼梦赋”是指小说《红楼梦》及其续书中的辞赋文学作品，和以《红楼梦》故事、场景等为母题而由辞赋家创作的《红楼梦赋》作品。围绕《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展开的“红楼梦赋”创作与批评，自小说产生之始，就伴随着小说的评点、题咏而出现，且因赋体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红楼梦赋”有着“红楼梦诗词”所没有的、更加独特的文学内涵。

一、《红楼梦》中赋的存在形态及其研究
《红楼梦》中的赋，主要以三种形态存在：第一种形态是直接命名为“赋”者。如第五回中直接名“赋”的《警幻仙赋》（以下简称《警赋》），存赋文；又如第十七、十八回，作者在抒发“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之后谓：“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4](p173)这是一篇未作的《灯月赋》。学界对《警赋》关注颇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讨论：一是认为其取意曹植《洛神赋》。冯其庸先生谓此赋“一篇六朝小赋，可作《洛神赋》读”[5](p74)，蔡义江先生也认为“此赋从《洛神赋》中取意的地方甚多”[6](p22)，不过蔡先生又指出《警赋》“原有暗示的性质，非只是效颦古人而滥用俗套”，是“让读者从贾宝玉所梦见的警幻仙姑形象，联想到曹子建所梦见的洛神形象”[3](p4-5)。端木蕻良先生在《从〈警幻仙赋〉说到〈洛神赋〉》一文中更直接说“洛神人格化以后，《洛神赋》也就成为《感甄赋》了。这正符合曹植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曹植潜意识的表露”，《警赋》“同时可以看作是对那位引来的仙姬写的《仙姬赋》。而这位仙姬被人格化了以后，不也正是秦可卿吗？”[7](p189-190)二是认为《警赋》不是一篇“赞赋闲文”，而是有着特殊的审美诉求和悲剧意蕴，肯定其在小说中的作用。俞晓红先生详析《警赋》的审美意蕴，认为“联结起梦游（太虚幻境）、神交（警幻仙姑）、情合（可卿仙子）诸情节的《警幻赋》，其审美意蕴要丰富深刻得多”，“警幻形象的审美内涵，决定了《警幻赋》的意义远非‘陈套’二字所能阐释”[8](p328)；姜维枫先生进一步指出：“《警幻仙姑赋》就是现实而浪漫的小说家曹雪芹怀着一种‘兼美’的理想寻找的诗意栖居。”[9](p78)冷卫国等先生认为此赋“紧紧地扣住了悲剧主题，饱含着作者的‘一把辛酸泪’，暗示了结局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具有“夹杂着作者人生理想幻灭的悲痛，承袭着屈原等人悲壮怨愤的文化品格”[10](p84)。三是由此讨论《警赋》在中国赋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曹雪芹的赋学观。姜子龙先生认为“曹雪芹《警幻仙姑赋》不仅单纯地建构了《红楼梦》的小说情节，而且蕴含着深刻的赋学意义”，在清代赋学史上，曹雪芹的“赋学理念归结为在‘师楚’基础上‘融古合今’”[11](p78)。李光先先生对《警赋》的文体特征进行分析，指出：“曹雪芹的《警幻仙姑赋》在体裁、题材、艺术手法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12](p108)四是《警赋》的英译研究。《红楼梦》目前通行的两个比较优秀的译本是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B.Tayler）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严苡丹先生就《红楼梦》这两个英译本中对《警赋》一文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就这篇赋文的翻译而言，霍译还是略胜一筹”[13](p204)；胡筱颖先生通过对《警赋》的两个代表性英译本进行计算机辅助下的定量方法分析，认为“霍克斯较好地还原了原文的古雅风格，多采用归化策略，译文丰富的词汇彰显了译者的母语优势；杨宪益则更多采用异化策略，以期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14](p132)；刘婧先生在这两个通行译本之外，又增加对英国布拉姆韦尔·西顿·邦斯尔（Bramwell Seaton Bonsall）神父译文的考察，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译者对译文的处理，认为“赋中蕴含的语音、词汇、句法层面构成的言内意义通过三位译者的妙笔得以体现”[15](p126)。

第二种形态是类赋之文，或者叫“赋体文”。这类作品有三篇，如第一回的《好了歌注》、第二十一回的《续〈庄子·胠箧〉文》，许结先生就指出：“《红楼梦》中尚有多篇赋体文。如第一回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说之词；第二十一回贾宝玉续写《南华经》外篇《胠箧》一段文字，或骈或散，实为短篇哲理小赋。”[16](p823)关于《好了歌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关于哲理内涵的探讨。牟宗三先生在《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一文中认为：“这一首注解，便是说明万事无常。……所以最后的解脱便是佛教的思想。”[17](p125)对此，周汝昌先生提出质疑：《红楼梦》果真是佛教的思想？认为：“整部《红楼梦》，是为了使闺中人‘传照’，是为了不致使之‘一并泯灭’——怎么能说他是为宣扬‘色空观念’？谬之甚矣。是故，我提出了一个‘红楼非梦’的命题。理念即基于上述体认领会。雪芹所‘历’，太真太实了，何‘空’何‘梦’之有？”[18](p296)否认其哲理内涵是佛教思想。二是关于其与小说情节建构及人物命运的研究。蔡义江先生认为“《好了歌注》中所说的种种荣枯悲欢，是有小说的具体情节为依据的”[3](p18)；李希凡先生指出：“《红楼梦》开篇第一回，通过跛足道人的《好了歌》，特别是甄士隐的《好了歌注》，形象地概括了在一代王朝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的瞬息惨变中，‘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荣宁贵族，家运衰微以致最后‘树倒猢狲散’的败落结局。”[19](p47-51)关于《续〈庄子·胠箧〉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哲理内涵的探讨上，陶白先生认为“曹雪芹与庄子思想是相通的”[20](p296)，蔡义江先生也认为宝玉是“从庄子思想中去寻求解脱”[3](p153)。

又如第七十八回的《芙蓉女儿诔》，即是一篇出色的赋体文：“黄小田批云：‘词极哀艳，情极缠绵，可称作赋才。’《芙蓉女儿诔》是全书诗词歌赋之冠冕。”[21](p1435)关于《芙蓉女儿诔》的探讨，学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文体学层面的分析，认为《芙蓉女儿诔》仿屈原赋而作，王人恩先生认为“《芙蓉女儿诔》是最能表现出曹雪芹‘师楚’、向楚辞的思想和艺术汲取养料的典型例证……作者融骈、骚、诗、赋于一体，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驱遣神话和传说，创作出了前序后歌、面貌一新、文采飞扬、构思绝妙的诔文”，是“招魂式的骚体楚歌”[22](p163)。二是主题意蕴及与小说情节的关系研究。蔡义江先生指出这篇赋文在引“楚人”作品和在文字上借《离骚》的美人香草方面，都有曹雪芹的政治目的，“是作者发挥文学才能最充分，表明政治态度最明显的一篇”[3](p390)。张云先生同意此说，认为：“为了悼念十六岁的晴雯，让十几岁的宝玉写的《芙蓉诔》，竟然用上了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典故，曹雪芹明显有其特别的用意。”[23](p160)三是翻译学研究。朱天发先生以邦斯尔、霍克斯、杨宪益三种英译本，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层面进行对比分析[24](p162)。

第三种形态是一些隐秘的“赋法”。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荣国府，见到三个姊妹，其中写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脂砚斋甲戌本侧评曰：“《洛神赋》中云‘肩若削成’是也。”[25](p46)第五回宝玉初至幻境，写到“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脂砚斋评此段小文为“一篇《蓬莱赋》”[25](p91)。又宝黛初会，写宝玉是“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条；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眼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写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脂砚斋甲戌本侧批：“此十句定评，直抵一赋。”张爱玲也评曰：“因此宝黛初见面的时候一个才六七岁，一个五六岁，而在赋体描写中都是十几岁的人的状貌——早本遗迹。”[26](p148)在张爱玲看来，《红楼梦》中对宝黛外貌的描写运用了“赋法”。第十一回王熙凤观会芳园景物写道：“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翻，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俞平伯评曰：“《红楼梦》有些特异的写法：如第五回赞警幻有一小赋，第十回（按：当是第十一回）写会芳园景物，亦有一节小赋。”[27](p217)张爱玲也有评云：“第十一回贾敬生日……可见贾敬寿辰凤姐遇贾瑞，是此回原有的，包括那篇秋景赋，不过填写席上问秦氏病情与凤姐宝玉探病。”[26](p118)小说中不时运用“赋法”营造出“赋境”，以此启迪作家“寻声察影”，以赋写小说。王辉民先生就指出：“第十一回的《赞会芳园》是一篇骈赋，描写的虽是景物，但在情节安排（王熙凤设毒计害死贾瑞的丑事）上也有反衬作用，所谓‘天台之路’‘别有幽情’，只不过是淫秽之径、浪荡之情的遮丑布罢了。”[28](p56)甚至，更认为《红楼梦》的叙事在外在风格和内在理路上，都与汉赋暗合。甄洪永先生在《〈红楼梦〉的赋学叙事》一文中指出“《红楼梦》第一回颇类汉赋之序”，“汉赋之铺张扬厉与《红楼梦》要写尽‘瞬息繁华’则是两者沟通之前提”，“《红楼梦》建构了一个由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组成的立体空间，并具有同汉赋一样的虚实相生的风格”[29](p157)。

二、《红楼梦赋》作者、版本及其价值研究
《红楼梦》中有赋，又有运用赋体来题咏小说的《红楼梦赋》出现，并成为“红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日本学者盐谷温很早就注意到：“《红楼梦》的续编甚多：如《红楼梦补》《红楼后梦》《红楼续梦》等，此外又有《红楼梦赋》《红楼梦诗》《红楼梦词》《红楼梦论赞》《红楼梦谱》《红楼梦图咏》《红楼梦散套》《红楼梦传奇》等等，把这等搜集拢来就能很出色地成立了一种《红楼梦》文学，中国人呼此为‘红学’。”[30](p484)这里的《红楼梦赋》应该指的就是清代沈谦的《红楼梦赋》。之后，阿英《红楼梦书录》著录沈谦《红楼梦赋》曰：“光绪二年（1876）刊。后附周绮《红楼梦题词》。姚梅伯《红楼梦类索》评为‘辞笔平妥’。《香艳丛书》第十四集并收此秩，惟删去旁批。首何镛序，末自跋。据何叙，道、咸间已有初刻。赋后有余霞轩等十二人分篇评语。”并附录跋和篇目[31](p45-46)。一粟《红楼梦书录》对《红楼梦赋》的版本著录更为详细，除了重点介绍道光二年（1822）绿香红影书巢刊本外，另列举“又有何镛重刻本，《红楼梦评赞》本，王小松重刻本（见西园主人《红楼梦本事诗》自序），《香艳丛书》十四集（卷二）本，《红楼梦丛刊》本，《红楼梦附集十二种》本”，并对沈谦的生平加以介绍，谓“沈谦，字青士，改名锡庚，萧山人，诸生”[32](p265-266)。

随着红学与赋学研究的隆兴，《红楼梦赋》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赋学研究学者潘务正先生撰《沈谦〈红楼梦赋〉考论》一文，首次对《红楼梦赋》的作者及版本进行考证，并深入发掘《红楼梦赋》的文化意蕴，指出：“沈谦《红楼梦赋》是嘉道之际题咏《红楼梦》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作者在科举失意、穷困潦倒时借阅小说，写下这组律赋，展示了对小说虚构性、色空观的理解，流露出赞赏、同情小说中的青年女性的倾向。以律赋写小说，体现了推崇俗文学和嘲讽经世致用的意趣，与当时以‘红学’调侃经学的思潮相一致，是一种极富意味的写作方式。”[33](p8)关于沈谦的生平，赵春辉先生据新见道光十年（1830）、十一年《缙绅全书》和《萧山长巷沈氏宗谱》有关沈谦史料，详细考证出沈谦的生平、家世及仕宦等事迹，并论及《红楼梦赋》的文论价值“在于开创了红学史上以赋体形式创作系列论文评价《红楼梦》的先河，并且一改以往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评价模式，创造了以场景、典型事件为中心的评价方式”[34](p130)。王雨容先生认为沈谦《红楼梦赋》存在“寄托论”，认为其“对《红楼梦》中典型场景和事件进行描绘铺陈、写恨乌丝、借题发挥、藉吐块垒，勾勒了自身的人生轨迹，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并将其归纳为碧窗苦读、修养才情、寓居思乡、落魄失意四个方面[35](p128)。

除了沈谦《红楼梦赋》以外，还有其他题咏《红楼梦》的赋作，如柴萼《梵天庐丛录》有谓：“‘红楼’词，予所见者，都有十六种，俱皆藻思轶群，绮芬溢楮。其他如王雪香之评赞，卢半溪之竹枝词，绿君女史之七律，冯庚堂之律赋，杨梅村之时文，封吉士之南曲，愿为明镜室主人之杂记，无不借题发挥，情文交至，而尤以沈青士之赋二十首篇为独有见地。”[36](p958)据此，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云：“《红楼梦律赋》，冯庚堂撰，见《梵天庐丛录》卷二十六。”[32](p296)冯庚堂《红楼梦律赋》，是一组赋还是一篇赋，今已不可知。一粟《红楼梦书录》还著录有“《红楼文库》，朱作霖撰，载《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赋》《为贾宝玉祭林黛玉文》”[32](p168)；“《红楼梦偶题》，林起贞撰，载《红楼诗借弁首》。赋一篇”[32](p171)；“《弔潇湘妃子文》，许憩亭撰，《红楼杂著》本”并录莞公序谓：“《石头记》一书，洋洋洒洒，浓写淡描，靡一不佳，于小说界叹观止矣。说者谓是大手笔，绝妙好词，可与《史》《汉》并传不朽，亦非过誉也。其中黛玉死后，宝玉并未为文弔之，试一设想，着墨固甚难也。故作芙蓉神诔，借晴雯为影子，如此烘托，庶不落寞，正作者之避难就巧处也。更有一说，凡人至欲哭无泪，欲号无声，此其哀痛始可称极，若潘岳之犹能赋悼亡者尚其次也。此论亦不可磨。许憩亭先生有《弔潇湘妃子文》一篇，虽非此中人语，然概括言之，逶宛潇洒，颇有可观。”[32](p190)关于林起贞的《红楼梦赋》，据郑丽生《闽人〈红楼梦》书录》著录：“《红楼梦偶题》。闽县林起贞撰。清光绪间福州刊本。载《红楼梦诗借弁首》，及《红楼梦赋》一篇，作于咸丰十年。起贞别有《一茎草堂诗钞》四卷，民国初福州铅印本。”[37](p188)

近年来，笔者对题《红》赋广加蒐集，除沈谦《红楼梦赋》20篇、冯庚堂《红楼梦律赋》、林起贞《红楼梦赋》、朱作霖《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赋》《为贾宝玉祭林黛玉文》、许憩亭《弔潇湘妃子文》以外，还搜集到程芙亭题《红》赋2篇（《贾宝玉祭芙蓉女儿赋》《林黛玉葬花赋》）、顾影生《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赋》以及其他诸篇《葬花赋》《林黛玉赋》等，共约十余种31篇，并对这些赋作的作者及版本详加考察，撰写《造化经典：数种“红楼梦赋”的作者及版本考述》（《明清小说研究》特刊）一文，其中搜罗到沈谦《红楼梦赋》共二十二种版本流传，被日本、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地图书馆、博物馆珍藏，可见其影响深广。在对这十余种“红楼梦赋”版本进行考察后，指出“赋作为‘宇宙间一大文’，既长于铺陈，又兼有叙事之功能，且博于才学，通于人事，《红楼梦》在传播过程中，与‘红楼梦赋’形成相互造作之势，在‘情事’互文中成就了彼此的经典地位”。沈谦《红楼梦赋》有一个重要版本：同治十二年（1873）彩绘本，即盛昱抄写绘制《红楼梦赋图册》，近来也得到学界关注。方弘毅与王丹先生考察《红楼梦》《红楼梦赋》及《红楼梦赋图册》三者间的相互衍生关系，“从阐释《红楼梦赋》及《〈红楼梦赋〉图册》对原著批评题咏与图像生成中产生的本义性揭示，以及独立性话语重构机制入手，呈现此三者所蕴含的《红楼梦》生产性传播伏脉”[38](p182)。笔者从文学文化学角度对《红楼梦赋图册》进行研究，认为《红楼梦赋图册》是“由《红楼梦》小说‘元典’到题咏之作沈谦《红楼梦赋》，再到由赋之‘语像’而形成的、异于直接从小说文本衍生而出的‘图像’之作”，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特性，使得“赋的渗入而使小说与图像产生距离感，这便在从‘语像’到‘图像’的演变过程中被赋予‘闺阁昭传’与‘移情’礼闱的文化内涵，实现由‘我注红楼’到‘红楼注我’的转化。”[39](p92)

三、“红楼梦赋”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自20世纪初以来，对《红楼梦》中赋和题咏《红楼梦》的赋作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辞赋与小说这两种文体之间的渊源关系、结构形态及其相互渗透等关系，进行了或宏观或微观的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研究的文献和新的研究思路、方法。总体看来，关于这些研究是客观而有说服力、有价值的，但在此基础上，也引起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反思。

一是关于《红楼梦》中赋的文献，学界没有加以集中梳理和综合研究。我们通过全面系统梳理《红楼梦》的诸多版本，汇辑出小说中的辞赋作品：以赋名篇者1篇，存目1篇，类赋（赋法）之文6篇，共计8篇。学界目前对这8篇赋作的研究，还多停留在鉴赏分析的层面，我们认为需要对不同版本中的这些作品文字进行系统的校勘，汇集历代评论文献，并对辞赋作品进行详细注解，成《〈红楼梦〉中的赋会评集校汇注》；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赋体作品的文学价值、文体突破以及与小说情节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另外，《红楼梦》中还有不少赋论文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赋学观念和文体学思想。据此，我们可以综合讨论《红楼梦》中的赋作与赋学思想，评定其在清代赋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二是关于《红楼梦》续书中的赋，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于《红楼梦》续书的研究，成果较多，以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林依璇《无才可补天：红楼梦续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张云《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赵建忠《红楼梦续书考辨》（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等为代表。据赵建忠先生的最新统计，至2018年，各类《红楼梦》续书达到200余种，而张云先生指出“自第一部续书《后红楼梦》问世到清末《新石头记》发行的百余年间，刻印出版、至今可见的长篇章回体《红楼梦》续书多达十四种，其中的十一部——《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秦续）《绮楼重梦》《红楼复梦》《续红楼梦新编》（海续）《红楼圆梦》《补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红楼梦影》《新石头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40](p3)。据此，我们系统捜检《红楼梦》续书文本，汇辑出小说中的辞赋作品：逍遥子《后红楼梦》中有《祭柳五儿诔》《到鼓一中赋》（以题为韵）2篇；兰皋居士《绮楼重梦》中有《偃伯灵台赋》《怡红院赋》《前后窍合一赋》《鼗敛赋》（以“汉书律历志”为韵）4篇；海圃主人《海续红楼梦》中有《大观园赋》1篇；陈少海《红楼复梦》中有《江涛赋》《珍珠舞剑赋》2篇；归锄子《红楼梦补》中有《祭黛玉文》1篇；梦梦先生（临鹤山人）《红楼圆梦》中有《竹醉赋》1篇；郭则沄《红楼真梦》中《松风操》《清虚殿记》《南巡赋》《宝钗琴操》《同心兰操》《画中游赋》6篇；吴趼人《新石头记》中《新石头记赋》1篇，共计18篇。《红楼梦》续书中的辞赋作品，体量较大，类型多样，非常值得进行系统研究。我们需要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的校勘，汇集历代评点文献，并对辞赋作品进行详细注解，成《续〈红楼梦〉中的赋会评集校汇注》；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赋体作品的文学价值、文体突破以及与小说情节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既裨益于《红楼梦》续书的研究，也对清代赋学研究有所贡献。

三是对《红楼梦》及其续书中的赋论与赋学纪事的批评研究较少。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四：（1）小说中的赋论评语与正统文人创作的赋话、赋论之作关系问题。与正统赋学评论不一样，小说文本中的赋论处境独特，小说中的赋论一旦成为故事情节的有机部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带上较强的功利性色彩，成为小说家的代言者。（2）小说文本中赋学纪事文献的真实与虚幻问题。（3）辞赋作品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中，出现增补与删改，据此既可以探究赋学流变，也可以窥测小说版本演化的问题。（4）《红楼梦》评点甚多，作为小说文本一部分的辞赋作品，也成为批评家评点的对象，这一部分赋学批评不可忽视。

四是对题《红》赋的文献整理与系统研究存在不足。据笔者初步统计，目前所知题《红》赋有十种31篇：冯庚堂《红楼梦律赋》、沈谦《红楼梦赋》20篇、程芙亭题《红》赋2篇、林起贞《红楼梦赋》、顾影生《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赋》（以题字为韵）、朱作霖《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赋》《为贾宝玉祭林黛玉文》、佚名《代宝玉吊黛玉文》、莫友堂《葬花赋》、刘梅娥《葬花赋》、“苏剧后滩”《林黛玉赋》等。我们可以系统考察《红楼梦》题咏文献，对这些作品进行本事考证，并作会评校注，成《〈红楼梦赋〉会评校注》；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赋作进行系统研究，发掘这些赋作对《红楼梦》的批判价值。可以说，题《红》赋不仅是丰富小说艺术建构的文学形式，更是推动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小说文学的经典化建构过程。

综上所述，目前笔者所统计到的“红楼梦赋”作品大概有57篇，虽然学界都有一些讨论，但在文献整理方面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对《红楼梦》续书中的辞赋作品与题《红》赋作关注很少；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有所欠缺，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赋体文学与《红楼梦》关系的成果。“描绘性”的赋体与“叙事性”的小说，这样的两种文体同文本共存，成为文学演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探究的问题，“红楼梦赋”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是一个可供开拓的“红学”研究新视域，有助于探讨《红楼梦》的诗性智慧。我们可在全面而系统整理、校勘《红楼梦》及其续书中的辞赋文献和以《红楼梦》故事为母题的《红楼梦赋》文献的基础之上，探究辞赋文学与小说艺术“跨界”互渗的独特内涵，构筑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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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20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15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49）；澳门大学Start-up Research Grant(SRG2020-00005-FAH)。

作者简介：王思豪（1983—），男，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