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内化和反思建构：社会工作专业化逻辑的本土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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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内化和反思建构：社会工作专业化逻辑的本土审视
□唐 立，费梅苹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专业化对于提高社会工作的服务效能和社会认可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呈现动态性，从“知行分离”的专业实践阶段到“知行磨合”的专业实践阶段，再到“知行合一”的专业实践阶段。其背后专业化的本土逻辑表现为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结构内化和本土情境的反思建构。本土化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现实要求，反思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不断提升的内在动力，实践是社会工作专业化提升的归宿。

[关键词]社会工作；结构内化；反思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市场化改革的意外社会后果”，社会工作被赋予了专业化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殊使命而走上历史舞台[1]（p128-140）。从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目标来看，社会工作与当前的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具有高度契合性，期冀通过社会工作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平衡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结构的完整与统一[2]（p86-91）。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被视为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学界和实务界在各种制度不健全、社会文化观念脱域等情况下，积极行动为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化而努力探索。经过三十年的发展①从1988年北京大学首先在内地开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算起，此后社会工作教育、实践和制度建设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设不再停留于被动吸收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简单层面，而是越来越关注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的建构，力图通过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福利思想并结合社会转型及中国特定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从而形成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目前学界关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研究中，较多关注专业化的结构性因素[3](p144-152)[4](p103-107)[5](p156-163)，很少有从社会工作者主体的角度研究专业化，事实上，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必然要在社会工作者身上体现。制度环境因素固然与社会工作专业化有关，但也仅仅是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外部因素。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专业化进程中的被动者，而是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结构内化和实践基础上的反思建构中提升其专业性。故而，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必要真实呈现在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微观过程，通过对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历程的解读，发现专业化的特征。本文以此为旨趣，关注资深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历程，以及背后隐藏的专业化的本土逻辑。

二、文献回顾与资料来源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专业地应对各种社会问题，西方的社会工作得以嵌入中国社会福利体系。伴随着社会工作实践领域的拓展，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问题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政府工作报告曾连续四年提到促进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虽然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于“半专业”或“准专业化”的起步阶段[6](p48-51)，学界针对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究和思考。

（一）文献回顾
既有的研究大多认为专业化是包含多要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但强调的要素特征各不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最早对专业进行研究的学者可以追溯到Flexner，他提出了衡量是否为专业的六个标准：（1）专业本质上是涉及较大个人责任的智力活动；（2）来源于科学和学习之中；（3）利用知识达到具体和实际的目的；（4）拥有教育传播的技能；（5）倾向于自我组织；（6）在动机上是无私的、利他的。用此标准来看待社会工作，他认为社会工作并不能满足一个专业的所有特征，特别是其涉及的问题过于宽泛，只是具有中介功能的智力活动[7](p152-165)。之后Greenwood（1957）提出了专业构成的五个要素：（a）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b）专业权威感，（c）社会的认可，（d）道德规范，（e）专业文化[8](p45-55)。专业化就是沿着这些特征处在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与Flexner不同，Greenwood认为社会工作的确是一个专业。国内最早对专业化深入研究的学者是赵康，通过系统梳理众多学者对专业属性的讨论，总结了判断专业成熟的标准：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知识和教育、服务和社会利益定向、社区的支持和认可、自治[9](p32-41)，并试图建立一套多维度、多层级、动态的专业化发展测量体系[10](p87-94)。在此基础上，郭伟和进一步提炼出专业服务领域、专业知识和技术、专业权威和专业地位四个核心专业特征[11](p217-240)。赵芳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系统过程，以专业价值和伦理为先导，伴随服务技术规范化，但反对过度专业化，包含本土化并强调理论体系构建，在独立专业社团推动下拥有有效自由裁量的专业化[12](p73-80)。文军进一步概括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主要涉及知识和自主权两个因素的动态发展过程[5](p156-163)。换言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一方面涉及自身的知识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指专业本身与外界的关系。而社会工作独特的知识体系是获得外界的认可和自主权的基础，因此，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建设和传递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中之重。

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研究除了偏向于应然性的思辨研究之外，更多的是偏向于涉及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权的结构性研究。如，何雪松等以上海医务社会工作为例探讨社会工作专业在医院生态系统中专业化的进程，一方面既要与其他专业体现出“分”，厘清边界；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工作专业与其他专业融合共生，获取认同，体现出“合”[13](p163-168)。童敏等学者在总结计生特殊家庭帮扶的成功服务经验时指出，社会工作要避免专业化的“陷阱”，面对体制，既需要避免同化，保持专业警觉，同时需要和体制对话，开展合作[14](p132-137)。由于专业社会工作是作为“外来物”嵌入到现有体制中[15](p206-222)，对专业化中结构性因素的探讨有利于社会工作获得外界的认可和促进社会工作结构层面的发展，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不仅仅体现在其与外界互动中获得自主权，更重要的是专业化过程中能够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虽然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指出要积极构建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16](p77-80)，但因视角和方法的局限，现有的研究还不足以解释社会工作专业化中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社会工作专业化知识必然要体现在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者身上，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直接感受到本土情境下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阀限，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碰撞中不断建构出体现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本土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资深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历程一定意义上就代表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历程，考察资深社会工作者是经过何种方式和历程成为专业人员的，即微观层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生成，背后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工作在知识层面的专业化逻辑。本文认为可以从社会工作者主体性的角度探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这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社会工作实践中，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描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过程，考察专业化形成的逻辑，挖掘其背后的行动机制，建构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提升理论。

（二）资料来源
对社会工作专业化逻辑的研究需要在具体实践场景下，对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过程进行细致探究。通过回到经验事实本身，沿着专业化的具体事件和过程，发现对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起作用的机制，进而揭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本土逻辑。笔者通过访谈资深社会工作者，整理集合性的个案，关注不同个体专业化的历程，挖掘出共有的专业化逻辑，探寻不断专业化的动力源泉。

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于2019年5月至9月期间笔者在S市ZQ机构和YG机构开展的田野调查。S市是全国较早开启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地区之一，早在2003年S市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按照“政府主导，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思路，开启了社会工作的实践，迄今已经17年，专业化程度进步明显，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笔者访谈了12位资深社会工作者，从事社会工作时间最短的为9年，最长的已经15年，其工作经历几乎伴随着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实践发展，在机构中担任督导或者站长等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发现访谈的这些资深社会工作者大多是非社会工作专业出身，且之前已经从事过其他非社工工作。虽然也有一些社会工作者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社会工作，但所占比例不高，这和社会工作者需要通过“专业转化”形成的特殊环境有关。

三、动态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阶发展
专业化体现在社会工作者的日常实践中，所以对它的研究不应仅从专业的外部结构来理解，还应从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经历和服务实践等个体微观层面着手，理解其在专业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行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专业化的核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了复杂关系。当然，专业化绝非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性，大致经历了“知行分离”“知行磨合”和“知行合一”三个阶段，这里的“知”主要指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行”主要指社会工作实践或实践经验，“知”是对“行”的理性分析与再提升。

（一）“知行分离”专业化实践阶段：理论与实践的区隔
访谈的这些资深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工作之前，大多已经有过其他的工作经历。虽然当时招聘社会工作者时，薪酬并不具有吸引力，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也比较低，但负责社会工作招聘的ZQ和YG机构都具有官方背景，在应聘者看来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之后，S市社会工作薪酬开始调整，也吸引了一批从业者。最初的社会工作者往往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巧不太了解，虽然机构对新入职的社会工作者进行了专业培训，由于培训时间比较短且内容较多，社会工作者往往很难吸收，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你懂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要用什么知识，像我刚开始不懂的时候，会经常把自己的那些价值观和想法强加给服务对象。”（20190526ZQ01）一些社会工作者甚至产生了情绪压力，“开始的时候我遇到问题，也会积极思考，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特别是有些很棘手的问题，经常出现心慌那种感觉，甚至晚上睡不着”（20190526ZQ03）。

知识迁移的能力可以使人将过去习得的知识原理迁移至新的情境，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那些有丰富工作生活经历的社会工作者慢慢发现，自己之前的工作生活经验和社会工作实践有相通之处，可以将过去习得的经验迁移至实践中，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一旦找到了过去经验的相通之处，社会工作者往往能够很快适应工作岗位。“之前做过销售，和陌生人能够自来熟，很容易找到谈话切入点，让别人能够接纳我，他接纳我，才能够信任我，所以我一个月就适应了社会工作的岗位。”（20190712YG01）过去工作生活经验促成了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形成，具体来说，过去工作生活经验在与社会工作的互构中形成工作的专业性，并借助过去工作生活经验增强专业自信心。社会工作者使用的实践经验除了来自过去本人工作生活的经验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来源：第一，社会工作者入职的时候往往会分配一位资深的社工（现在建立了督导制度）带领其从事服务，虽然老社工也不一定具有多少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会传授一些非常实用的经验给新社工；第二，社会工作者在解决服务对象问题的实践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地积累一些实务经验；第三，服务对象在长期面对问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经验，在与社工互动的过程中，社工可以从服务对象身上学习一些有利的经验帮助其他服务对象。“有关毒品方面的知识，我们从书本上和宣传单上学到的知识肯定是不够的，我从服务对象身上学来的有效知识再分享给其他服务对象。”（20190615ZQ05）

虽缺少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但凭借丰富的相关经验，非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从业者的实践甚至比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从业者更为有效。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从业者大多刚从高校毕业，虽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却无法与实践融合，理论知识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实际操作，这时相关经验就显得非常实用，比如和服务对象建立关系、协调资源等经验。有工作生活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往往更能适应岗位，实践经验比专业理论知识能够带来更直接的服务效果，正如一位接受访谈的资深社会工作者所言：“刚开始的时候，经验是大于专业的，我们发现很多非社工专业出身的人，她们有一定的工作生活阅历，经过一些课程培训后，做出来的个案要比一些专业的院校毕业的学生做出来的更有效果。”（20190615ZQ07）社会工作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实践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服务效果，如果理论知识无法转化为实践，将会显得苍白无力；如果实践经验不能和理论进行融合，也将会限制实践能力的提高及服务的改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刚毕业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所开展的服务很难收到效果，而缺乏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区工作者往往较容易开展服务，但如若一直停留在实践经验层面，实践能力和实践效果也很难得到进一步提高。正因如此，需要谨防社会工作者的“反理论”倾向[17]（p65-78），避免其对实践操作的重视而忽视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认同。

在专业化实践初级，虽然社会工作者在短时间内接受了一系列的培训，学习了理论知识，但在实践中是没有使用理论知识的意识的，总体上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理论与实践经验处于断裂的状态。“在之前的个案中，我唯一做的就是不停地向服务对象提及他的女儿，因为我在整个过程中发现他除了在乎女儿，其他都不在乎，我就反复强调如果他继续吸毒对他女儿的影响。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我用的是动机晤谈，后来学习了才知道我当时用的介入方法就是这个理论，那个时候，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知识自己是不知道的，但却在用。”（20190615ZQ05）一方面，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没有上升到理论概念的层次；另一方面，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仍然停留在表面，没有内化理解，与自身的实践经验融会贯通。在该阶段，社会工作者处在一种“知行分离”的实践状态，虽然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知道如何开展服务，但对经验背后的理论知识缺乏意识，无法上升到概念层次，不能有意识地将理论知识和具体实践经验进行融合。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对他们而言更像是实践经验的“装饰”，在文书工作中，常有的现象是“服务做完之后，再去套理论”。

（二）“知行磨合”专业化实践阶段：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最初阶段具有明显的“经验至上”特点，但当社会工作者依靠经验或自己的探索取得一定的服务成效时，他们便开始反思自己的经验，尝试找到专业性的解答。“实际上我真正的自信是来自第一个被公安机关认定戒断三年的服务对象，他给了我一些服务的反馈。记得之前帮助过一个服务对象，只是做了很小的事，他给我送了一个锦旗，这些都开始让我反思。”（20190615ZQ06）反思可以促进已经学习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相结合，进而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反思促使社会工作者开始有意识地用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指导社会工作实践，将理论与实践进行融合。不仅有助于社会工作者看到行动背后的理论脉络，而且有助于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自信。“现在做服务心里就有底气了，这个底气就是来自经验和理论的融合，实践总结出经验，同时经验能够上升到理论。我现在就可以把它们融在一起，就是说我既有经验了，同时也知它理论层面上是什么样子的，融会贯通了，知道行动背后有什么样的支撑。”（20190712YG02）不可否认，理论与实践经验的融合对于非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从业者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由于没有经历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往往很难理解并内化，虽然机构也会不定期地组织一些专业培训，但对专业认同产生的个人的努力却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关键，除此之外，社会工作者身边的支持体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用理论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困惑，有时候用不下去了，或者说理解不透，这时候我就请教我们机构的曹老师，她人很好，会发给我一些材料让我看或者给我讲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和同事讨论，讨论过程中可以帮我打开思路。”（20190526ZQ03）

在该阶段，社会工作者能够很好地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进行融合，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再割裂，社会工作者由最初提供服务时的“恐惧”“不知所措”转变到“自信”“有底”，知道行动背后的理论依据，也知道理论如何指导行动。此时，社会工作者能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透过实践经验看到背后的知识脉络，从现象中看到本质，实现了从存在到思维的转化。“经过几年的工作历练，最明显的一点是我看到这些棘手的事和人，我不慌了。在对服务对象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时，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并且我知道针对他的问题，需要用到什么知识，怎么去引导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心里都有数了。”（20190526ZQ01）实践正是借由理论知识的解释取得合法性，进而增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信。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知行磨合”中，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具有单向性，很大程度上融合只是站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实践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解读，将社会工作实践视为对既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验证，实践中不符合西方理论知识的“细枝末节”容易被忽视，可以说这样的融合是一种有限的融合。

（三）“知行合一”专业化实践阶段：基于实践的本土知识建构
结合学习到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社会工作者能够不断反思自身的实践经验，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走向融合。但即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接得再好，内化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也未必是完全契合本土情境的。“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是他们百年积累的，有它的科学道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借鉴这样的理论知识，但在实践中还必须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并不能生搬硬套，如果真的完全生搬硬套的话，我觉得会流于教条化了，也未必效果很好。”（20190526ZQ02）随着实践的深入，社会工作者逐渐看到已经内化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并不能完全切合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并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重新面对实践，去反思和现实不符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在该专业化实践阶段，社会工作者不仅获取和使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在本土实践中也生产新的知识，理论与实践相互建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解释着实践，同时实践也形塑着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社会工作者已不仅仅停留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单向互动上，而是能够不断反思已经内化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并结合自身实践经验，以本土化的方式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重新审视并修正。

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不能脱离本土的制度文化环境，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挑战着引进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18](p76-78)。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很多社会工作者发现中国人对家庭尤为重视，家庭既可以成为服务对象改变的重要动力，也可以成为服务对象问题的来源。在具体服务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往往把家庭作为服务对象发生改变的突破口，改善家庭关系，使其承担起自己作为父母或者子女的家庭责任。“中国人是很注重家庭的，我自己做的个案中就比较重视家庭，我发现一旦家庭的支持系统比较差，吸毒人员回归社会都是很难的。”（20190615ZQ05）中国本土文化格外重视家庭，家庭是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积淀，体现为道德行为规范以约束和调整家庭成员。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小组活动促进服务对象对家风的认识或对其家风进行修复和建构来重塑服务对象的认知和行为。中国的人际互动蕴含一定的人情因素[19](p147-148)，按照西方的说法，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应该是一种专业的关系，不能带有私人感情，但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西方的专业关系容易产生疏离，带有一定感情的专业关系却有利于拉近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产生信任，从而有助于其行为的改变。“社工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和书本上讲的还有些不一样，中国人比较注重情感，服务对象是希望把社工当成亲人的，成为一个依靠，可能有心理方面的、情感方面或者精神方面的，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带点亲人的感觉，朋友和亲人可以让其有个放松的状态。”（20190712YG03）反思建构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力量往往不够，社会工作机构通过联合高校采取协同实践的方式共同构建。如，S市禁毒社会工作实践提炼的同伴教育服务模式，则是由高校教师和实务工作者一同扎根一线服务，通过借鉴西方同伴教育的理念，在总结反思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色和“面子文化”后[20](p73-80)，提出的具有“自助、互助、助社会”特征的同伴教育实践模式。总之，在该阶段，社会工作者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吸收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化和自身实践经验自觉地反思已经内化的理论知识，进而建构出符合本土情境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解决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之间的张力，亦是社会工作者自身知识体系本土化的过程。

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产生牵引力，影响和指引着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也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呈现出一种动态、多阶段性。本文依据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化实践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分为三个阶段，“知行分离”的专业化实践阶段社会工作者比较注重“实用”的实践经验，但对实践背后的理论脉络缺乏认识。随着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内化学习以及对实践效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理论与实践进行融合，从而进入“知行磨合”的专业化实践阶段。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也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凸显出来，社会工作者开始思考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本文情境的契合性问题，从而进入“知行合一”的专业化实践阶段，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内化的基础上反思并建构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社会工作专业化划分的三个阶段属于一种理想类型，重在揭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动态发展，并探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专业化实践中，这三种专业化实践往往是重叠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每一个阶段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多种的，并不存在完全的区隔或融合。

四、社会工作专业化逻辑的本土审视
从上文对资深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生成过程来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过程伴随着对既有专业知识的内化习得和基于实践的知识建构，兼具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特征。这些资深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过程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微观体现，其专业化轨迹内嵌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中。其实在西方，很早就有学者探讨了专业化的问题，对专业化的探究源于1950年对医学的研究。Merton及其同事提出了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专业化观点，Becker等人认为Merton提出的结构功能取向研究专业化过程忽视了其中的互动性和人的能动性，仅仅表现为一种单向性。基于此，Becker等人试图通过提出不同于Merton结构功能取向的符号互动取向来解释专业化的过程[21](p17-35)。至此，形成了专业化生成的结构功能和符号互动两种重要路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逻辑既不同于Merton所说的结构功能取向，也不同于Becker等人提出的符号互动取向，而是两者的结合。此部分将结合前人对专业化的理论研究，试图揭示社会工作引入中国本土后专业化的逻辑。

（一）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结构内化
结构功能取向的专业化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认为专业是社会内部的制度化结构，关注已经形成的价值观、知识和技能，专业被理解为一个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观点的社会控制和秩序的系统。专业化被视为把非专业人员纳入“相对同质的专业价值观、规范和角色定义中”，因此，也被称为规范法或者同化法[22](p255-283)。这种取向强调专业教育本身，过程是单向的，希冀通过与资深专业人员的互动来实现专业化，让非专业人员学习既定的知识和标准，确保其能够在职业生涯中遵守专业规范。虽然中国也存在行政性的非专业社会工作[23]（p97-106），但专业社会工作的知识诞生并发展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需要借鉴学习西方社会工作业已形成的知识结构，对社会工作的理论、价值和技巧进行内化吸收。S市通过社团运作的方式进行社会工作实践，为了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在本土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匮乏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在最初的专业化实践中，需要依靠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对本土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解释进而指导实践。社会工作者被动吸收既定的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结构，并视之为专业化的规范，专业性的判断标准也变为实践是否契合既定的理论知识，缺乏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指引的本土服务实践往往被视为“落后”“不专业”的服务。也因此，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者为了提高其实践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反思实践经验背后的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脉络，从“知行分离”走向“知行磨合”。

现代社会工作是具有制度化利他主义的社会行动[24](p114-119)，旨在维护人权，推动社会发展与公平正义，增进人类福祉，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准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各种问题层出，社会对专业社会工作有着结构性的需求，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凭借此“时势权力”[25](p3-6)，社会工作逐渐获得国家的承认，得以在中国嵌入性发展[15](p206-222)。西方社会工作在应对现代性挑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人类社会问题的共同性使其可以被引进、借鉴发展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力量。中国社会工作具有明显的“教育先行”特点，其背后原因是本土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匮乏下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结构内化成为专业化发展的理性选择，高校教师率先了解并接受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奉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为圭臬，并培养了一批掌握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结构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初级就是以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结构为中心理解和指导实践，不断使内化的西方理论知识和本土实践融合，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结构内化中建立专业自信。正因如此，最初的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具有“强学理，弱实践”的特点[26](p18-25)，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呈现单向性，实务工作者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社会工作知识。

（二）本土情境下的反思建构
Becker等人以符号互动视角重新探讨了专业化的问题，符号互动取向的专业化认为专业教育的知识未必与专业实践相符合，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个体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塑造，控制自己的专业化行为。在实践中，个体是具有能动意识的主体，能够根据自己对情境的理解来修正或改变他们在行动和互动中使用的意义和符号，把专业化看作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具有情境适应性，工作情境的不断变化需要不同的规范，质疑知识的标准性和不变性。符号互动取向并未将专业角色视为社会结构的制度化元素，而是具有流动和多样性，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因此，专业化的过程是一种非线性和具有阐释性的[22](p255-283)。由于实践的场域不同，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并不同于西方，随着专业化实践的深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本土专业实践的需要，社会工作者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内化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本土情境之间存在的张力，并开始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标准性。为了更有效地实践，社会工作者开始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适应性，并把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理解成需结合本土情境的建构过程。社会工作者根据本土情境有意识修正内化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不断调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进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

受中国传统文化“上儒下道”的影响，中国的求助关系明显区别于西方[27](p1-10)，此外，不同于西方的“个人—社会”结构形态，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是“个人—家庭—社会”三级模式，家是社会的核心，社会支持具有差序格局和熟人的特点[28](p73-77)。因此，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专业引入中国这一独特环境场域具有明显的嵌入性特征。虽然蕴含普适性规律的西方社会工作可以被借鉴学习，但有着特定文化脉络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往往难以完全适应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16](p77-80)。随着社会工作实践的深入，内化的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体系逐渐与本土实践之间出现了张力，因此，不少学者倡议社会工作需“文化自觉”[29](p36-41)，引进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还需结合中国的文化、制度环境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思提炼，进而形成符合本土情境的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恰恰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空间，社会工作只有结合中国的制度文化情境，实现本土化，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建构不仅可以对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更好地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工作从实践自觉走向理论自觉，进而在国际上争取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话语权。中国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建构，一方面需要批判继承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注重借鉴、吸收其知识精髓，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本土制度文化，为建构社会工作本土知识提供思想资源，同时需要始终立足于社会工作实践，从中层理论的构建出发逐渐形成体系化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30](p14-15)。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具有一定的实践自觉，但往往缺乏反思建构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能力，无法从实践自觉转向理论自觉，需要有学术界的参与和支持方可把实践问题转化成理论问题，因此，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建构需要融合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力量。

结构功能取向和符号互动取向体现了专业化生成过程中的不同面向。虽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总是伴随着结构和建构特性，但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在其制度文化情境中不断建构进而形成结构性社会工作专业化知识的过程，即专业化的生成先是反思建构而后是结构内化。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在其发展之初，一方面需要面对西方社会工作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结构性社会工作知识，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制度场域中开展服务。虽知道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未必完全契合本土情境，但内化既有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结构性知识却是快速提升专业化的理性选择。也因此，文化脱域下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实践充满了张力，这样的张力成为社会工作者反思建构契合本土情境的专业化理论的动力。故而，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是在结构和建构中走向专业化，其逻辑是先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结构内化，进而反思建构契合本土情境的理论知识。认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及其发展逻辑，不能抛弃或者完全套用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需在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条件中建构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内涵、逻辑和理论体系，既要重视西方社会工作结构性知识对专业化的深刻影响，也要结合社会工作者在本土实践中的个体能动性，即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结构内化和本土情境的反思建构相结合的统一框架中，构建中国场域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化理论，以使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具有本土契合性。

五、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提升机制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的提升并非仅仅是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复制，而是在对结构化的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吸收内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制度文化情境进行本土化实践，在此过程中，反思建构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内涵，并不断以实践为中心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水平，其专业化提升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本土化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现实要求
本文分析了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呈现的不同专业化水平和不断提高专业化的过程，明确了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结构内化和本土情境下的反思建构在专业化提升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实践中，以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为指导的实践并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在本土情境下西方理论知识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尚需立足于本土实践进行反思建构，以完善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在本土情境下的不足。专业化和本土化循环互构，一方面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为了提高专业化水平需对服务对象和助人关系重新认识，而这必然涉及背后的本土文化脉络，即专业化中的本土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工作者对本土情境的认知，在专业化中会加入本土资源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效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资源库加以提炼，即本土化中的专业化。显然，本土化是社会工作专业化实践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专业化必然包含着本土化，也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被视为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的生产过程。

（二）反思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不断提升的内在动力
反思有利于增强社会工作实践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中起到中介的作用，对于构建社会工作理论、提高实践质量、促进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31](p23-34)，也因此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能力。在专业化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反思实现了实践的主客观的统一性，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主要体现为：一是通过和服务对象的不断接触和服务策略的探索，在反思中积累了实践经验；二是随着实务经验的积累，在反思中将学习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合起来；三是觉察出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反思建构出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社会工作者在这三种反思的作用下，完成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结构内化和本土情境下的反思建构，从而不断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实践的水平，即反思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提升的重要动力。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和认可、薪酬待遇的提高、榜样的力量等都有助于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认同。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对社会工作专业认同感不强的从业者往往不愿花时间在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反思上，甚至会离开社会工作行业。此外，社会工作者反思的实现还有赖于外界的支持。一方面ZQ和YG社会工作机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层培训体系，培训者中既有高校教师，也有资深的督导，还有同工之间的培训，培训伴随着社会工作者整个职业生涯，培训机制的建立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内化已经结构化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从而反思自身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督导的支持和个案比赛等活动将反思融入社会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中，使其制度化，成为不断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的力量之源。

（三）实践是社会工作专业化提升的归宿
黄宗智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要从对实践的认识出发，在实践中形成理论概念，之后再回到实践中检验[32](p83-93)。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致力于更好地实践，提高社会工作服务的水平，进而使服务对象面对的问题得到改善。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逻辑说明，专业化的提升是为了回应实践中的挑战并最后回到实践，只有以实践为归宿的专业化实践，才能持续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水平。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若不能与实践结合，其专业化的理论和技巧将是华而不实的。专业化在不同的实践阶段面临不同的挑战。在“知行分离”专业化实践阶段，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零散的服务进行经验总结，在实践中形成经验并验证经验；在“知行磨合”专业化实践阶段，实践中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解释并持续指导实践，最终促使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在“知行合一”专业化实践阶段，实践中的主要困惑是既有的内化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不断深入的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需结合本土情境重新建构出契合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因此，在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应以实践为着力点，通过应对实践中的挑战进而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六、结语
专业化对于提高社会工作的服务效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一直备受政府、学术界和实务工作者的关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内涵包括自身知识体系以及社会工作与外界的关系，不同于以往研究者较多关注社会工作与外界关系的结构层面研究，本文聚焦于社会工作在理论知识层面的专业化。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回顾了资深社会工作者（很多已经是督导）专业化的历程，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呈现动态性，从“知行分离”的专业实践阶段到“知行磨合”的专业实践阶段，再到“知行合一”的专业实践阶段。其背后的专业化逻辑是社会工作者不断内化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并结合实践反思建构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在讨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积极主张进行本土知识建构，但是如何处理西方化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本土建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入的探讨，本文尝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回答，即本土专业化的生成先是结构内化而后反思建构。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和反思能力的不足，社会工作者可能很难将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因此，还需学界和实务界联合起来开展干预研究或实践研究，助力社会工作者反思建构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以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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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16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11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18BSH153）。

作者简介：唐立（1990—），男，江苏宿迁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费梅苹（1965—），女，上海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