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否具有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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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否具有理论前提？
□左亚文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否具有理论前提，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难题。对自古希腊哲学家至黑格尔的历史理论的具体考察，证明唯物史观同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具有其历史渊源和理论前提，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而不能凭空建造。唯物史观的构建是以全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观为基础的。除了与辩证唯物主义所共有的理论前提以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建造唯物史观的更为具体和直接的理论前提。

[关键词]马克思；维科；黑格尔；历史哲学；唯物史观

长期以来，在历史观领域有这样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之前，人类的历史观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即便存在一些历史观，它们不是宿命论，就是唯意志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是没有理论前提的。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的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则因为没有理论前提而只能独立产生。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实际形成过程，在理论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一

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当哲学产生的时候，哲学家们对于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就开始了。在古希腊和近代，西方的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观领域，唯意志论和宿命论并未一统天下。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思想处于空白状态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据史料记载，在西方，第一个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人是公元前七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紫铜时代、黑铁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故称“黄金时代”，尔后日益退化，直至最黑暗的“黑铁时代”。这个最黑暗的、人类最为堕落的“黑铁时代”，也就是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父子争斗、夫妻反目、朋友构怨、君子受穷、小人得志、大道不行、天理不在。这种历史分期论虽然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却敏锐地把握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是铁制工具的出现使人类进入矛盾纷争时代。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朴素的矛盾辩证法思想，而且特别强调斗争。他认为，宇宙间若没有矛盾斗争，便会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宇宙就会走向消亡。万物由对立面的统一构成了和谐，没有斗争，也就没了和谐。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1](p23)应该说，这种强调斗争的辩证法思想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来说是有合理性的。假如人类社会没有竞争、没有斗争，人与人之间完全均等，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潭死水，最终会走向崩溃。赫拉克利特大概看到了这种竞争和斗争的重要性，因而用其来解释社会的等级区分及其矛盾运动。

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并强调和谐的重要性。他认为，整个宇宙世界是由数的比例关系决定的和谐整体。他说：“整个天是一个和谐。”[1](p37)“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1](p36)这说明毕达哥拉斯初步认识到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整个宇宙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其运行是有规律的，因而是和谐的。

在历史观方面，德谟克利特认为民主制是最好的制度。他反对贵族专制制度，但赞成奴隶制。他很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可以限制贵族过分聚集财富，可以禁止贵族随心所欲地赦免坏人。他说“法律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好”，但是，“对遵守法律的人，法律才是有效的”[2](p54)。他主张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说：“应该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便把国家治理好。决不能让争吵破坏公道，也不能让暴力损害公益。因为治理得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保证，一切都系于国家。国家健全就一切兴盛，国家腐败就一切完蛋。”[2](p53)

苏格拉底在哲学上反对研究万物的本原，认为这是天上的事，哲学应主要研究“人事”。他心目中的“人事”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而其最关注的问题乃是“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之后，其学生柏拉图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历史观上，柏拉图强调等级分工的重要性。根据其“理念论”，他提出“理想国”的设想。在“理想国”里，最底层的奴隶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除奴隶外，全体公民分三个等级，即劳动者、武士和统治者。在他看来，只有这三个等级在国家里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国家才算有了“和谐一致”，才能实现正义的原则。他说：“当商人、辅助者和监护者这三个阶级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的时候，便是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一个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1](p230)反之，假如这三个等级在国家中“相互干扰和相互代替”，那么，“这种相互代替和相互干涉会把国家带到毁灭的道路上去”[1](p229)。尽管柏拉图的劳动分工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归根结底，这种构想是为贵族专制服务的。马克思曾指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3](p405-406)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社会生活是人类生存的目的。一个人如果离开社会和国家，那他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在他看来，国家是最高的和包容一切的共同体，国家要实现的目的必然是最高的目的。与柏拉图一样，亚氏也主张分工等级制。他认为，奴隶制合乎自然和理性，是天经地义的。他指出，自然在人之中作出这种区分，使一些人适合劳动，一些人适合政治生活。因此，主人和奴隶的区别、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和奴役，正像灵魂和躯体的区别、灵魂对躯体的支配一样，是合乎自然的、有益的。奴隶在本质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是主人有生命的财产，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在国家政治制度上，他既反对柏拉图那种由奴隶主贵族专制的理想国，也反对一般平民所主导的政体，而是主张由“中等阶级”来执掌政权。在社会治理上，他宣扬“遵循合理的原则”。所谓“合理的原则”，就是“中庸之道”。他说：“过度和不足乃是恶行的特性，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1](p321)

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卢克莱修。在历史观上，他反对帝制，拥护民主制。他认为，国家和法律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契约制定的。他认为，人类由于生活需要，在同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种地和建造房屋，学会使用火、石器、金属等，并从群居进化到家庭，然后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卢克莱修还认为，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是由人们的需要决定的，并通过人类自身的劳动予以实现。据此，卢克莱修反对柏拉图等人把原始时代说成是人类“黄金时代”的复古主义思想。

从总体上看，由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探求万物的本原、认识论和伦理观上，他们的历史理论较为单薄。柯林武德曾指出：“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4](p22)西方有些学者认为，西方人开始重视历史观念，是与基督教神学的传播及占据统治地位分不开的。甚至有人认为，在《旧约全书》中，历史哲学就已经诞生了[5](p3)。

二

在西方，到了近代，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启蒙运动兴起之时，历史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才被真正确立起来。1725年维科出版了《新科学》，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正式诞生。在这本书中，维科指出：“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6](p154)在这里维科批判了以往的哲学对历史哲学的疏忽，提出了认识和研究人类历史的庄严任务。维科的《新科学》几乎涉及当今历史理论中的所有问题。

首先，维科认为，历史是由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他把世界区分为民政世界、自然世界、天神世界。人生活于民政世界之中，而民政世界是由人所创造的。按照维科的观点，既然自然界是由神所创造的，那么对于自然界的奥秘只有神才能通晓。既然民政世界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类就自然能认识自身的历史。于是，历史哲学的任务就由人类正式承担起来了。

其次，维科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维科认为人类历史是由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通过研究这种有机整体，我们就能找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他说：“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只是罗马人或希腊人在法律和事迹方面在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而是（由于在杂多的发展形态中在可理解的实质上仍然现出一致性）由一种展现出一些永恒规律的理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6](p597)尤为可贵的是，维科还力图揭示一般规律发生的根源。在维科看来，这一深层的根源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他说:“对一切民族都适用的，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或常识）。这种共同意识是用各种人类制度之间所必有的和谐来决定的，民政世界的美全在于这种和谐。”[6](p164)他认为，这种共同意识是整个民族的人们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共同意识而行动的。

再次，维科描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1）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政权统治下过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和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2）英雄时代，其时英雄们到处都是贵族政体下的统治者，因为他们自以为比平民具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3）人的时代，其时一切人都承认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一种民众（或民主）的政体，后来又建立了君主专政政体，这两种都是人道政权的不同形式。”[6](p28)维科认为这三个时代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应该肯定，维科的历史观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历史哲学的任务，而且对历史的阶段、规律、本体等进行了具体探讨，为历史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无疑，马克思在建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批判性地吸收和改造了古希腊及近代历史观中有益的思想。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7](p284-285)。

三

如果说古希腊和近代历史观中的合理思想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是这种“新唯物主义”赖以产生的直接理论前提。

继维科之后，经过伏尔泰、赫尔德、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1837年黑格尔出版了他的《历史哲学》，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已最终完成。在这本著作中，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原则、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构建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

首先，黑格尔提出了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他反对过去那种简单地编纂历史材料和历史人物事迹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概念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他认为，在看似凌乱繁杂的历史事件中必定贯穿着一以贯之的理念或观念，正是这种理念或观念主宰和支配着历史，成为历史的灵魂和命脉。他说：“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要认识在这方面的领导推动的‘精神’，就是我们这番研究的目的。”[8](p46)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创造者，绝对精神表现在人类历史领域就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表现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是民族精神。所以，理性“是它自己的生存的统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8](p47)。在黑格尔看来，一部人类历史就是精神的发展史。

黑格尔指出，精神的本性就是自由，世界历史表现为自由的发展史。“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目的。”[8](p58)精神的自由表现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8](p57)。这就是说，自由意识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有规律的无限发展的过程，它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在主观方面，精神的自由表现为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是逐渐认识到自由的，其自由意识的提升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黑格尔指出，古代东方人只知道专制君主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人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人才知道人都是自由的。在日耳曼人那里，主观精神的自由发展程度和客观精神的自由发展程度是相互适应的，且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

其次，黑格尔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合理的有规律的过程。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和上升的过程，它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路线。精神在支配历史发展的时候必须通过人的活动而起作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精神把人的活动当作手段和工具，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说：“活动是它的中间名词，它的一端是普遍的东西，就是‘观念’，它休息在‘精神’的内部中；另一端，就是一般的‘外在性’，就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是中心，普遍的、内在的东西从而过渡到‘客观性’的领域。”[8](p65-66)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通过人的这种活动而实现的。

再次，黑格尔具体考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黑格尔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表现为从东方到西方的演变史。黑格尔指出：“‘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8](p144)东方世界的代表性国家是中国和印度，精神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实体性原则。这就是说，人的自由的主观精神还没有从实体性中摆脱出来，个体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由的本性。“客观性和主观性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8](p161)这就是东方国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深层原因。精神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以波斯和埃及为代表。在波斯，自由精神开始从实体性原则中产生出来，主体和客体的内在矛盾开始出现。所以黑格尔认为，从波斯帝国起人类才开始有真正的历史：“从波斯帝国起，我们开始走上历史的联系。波斯人是第一个历史的民族，波斯帝国是第一个逝去的帝国。中国和印度始终是静止着，保持了一种自然的、草木的生存一直到现在。”[8](p216)但是在波斯，精神和具体的东西还没有协调一致，所以精神继续向前发展。埃及则是精神发展的更高表现。在埃及，解决精神和具体现实的矛盾这个任务已经被提出，但是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因而埃及精神常常表现为一个矛盾。黑格尔认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是这种矛盾的典型表现。他说：“从我们所发现的古代埃及各种表象之中，特别可以注意的一个形象，就是狮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个谜——一个暧昧的形式，一半兽，一半人。这个狮身女首怪可以算作‘埃及精神’的一种象征。从兽体里探出人头，这表示‘精神’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的东西’里提高自己——摆脱了自然的东西的约束，比较自由地矫首四顾，不过还没有从它所加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埃及人数不尽的那些建筑物，都是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出现在地上，升入空中。整个地方分成一个生命的王国和一个死亡的王国。”[8](p243)精神发展的下一阶段是希腊。希腊的精神特质是“美的个性”，精神在这里获得自由，但还不成熟。“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虽然这个民族的来源和它的语言学的特质，可以追溯到其他民族——甚至追溯到‘印度’——但是‘精神’真实的‘再生’，却要首先在希腊寻求。”[8](p268)精神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日耳曼。黑格尔认为，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特点是：绝对真理的内容在人的自由的决策和行为中实现出来了，人不仅把握到了“自由的理想”，把它作为宗教的主体，而且也在对现实世界的主观的自我意识里认识到这种“自由的理想”。

黑格尔把中国和印度比作人类历史的幼年时代，把波斯和埃及比作人类历史的少年时代，把希腊比作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把日耳曼比作人类历史的壮年时代。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精神完全达到了自我认识，从而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进入老年时代。但黑格尔认为，精神是不老的，精神的老年意味着完全成熟而不是腐朽。那么，精神还会不会继续发展呢？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并没有给精神的发展画句号，他认为，精神会在新的世纪寻找新的民族来实现自己进一步的发展。

综上可知，在西方，历史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已经比较成熟了。他的《历史哲学》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但正如他的《逻辑学》一样，其体系形式虽是唯心的，其内容却是现实的。维科虽然提出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思想，并且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分期，但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证，而且有些观点比较幼稚。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详尽研究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阶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关于历史发展是一个合理的过程的思想，关于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思想，关于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随着历史发展不断进步的思想，关于历史研究的辩证方法的思想，关于人的劳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关于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等等，都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过去，我们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理论贡献估计不足，使其长期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实际上，黑格尔历史哲学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唯物史观。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没有理论前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的产生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并无先后之分，因而具有共同的理论前提。只要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1843年初，当青年马克思刚刚脱离黑格尔而走向唯物主义的时候，他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9](p32)。因此，马克思在移居巴黎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利用政治经济学来解剖市民社会，分析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矛盾，终于发现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源头——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找到了解开历史奥妙的钥匙。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离不开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10](p346-347)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包含众多要素及它们之间多向的耦合运动。要解剖如此丰富和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揭示它的内在运行机制，没有唯物辩证法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诸要素之间，本质上都是一种辩证的矛盾关系。正是这些矛盾关系的展开，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对此，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曾论证过其对历史观的影响。他说：“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11](p363)这段话出自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中的“概论”。在“概论”中，恩格斯回顾了从古希腊朴素辩证法到近代形而上学再到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在其唯心主义的体系中，系统地叙述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从而为构建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任务，并为完成这个任务奠定了理论前提。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概论”中，恩格斯不仅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作为历史唯心主义产生的理论前提，而且直接将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理论前提。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是同唯物辩证法内在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历史观。正如列宁所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块整钢，我们不能从中去掉任何一个部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来说，作为有机整体的历史观和辩证法既是内在结合的，又是同时形成的，因而它们有共同的理论前提——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继承和改造这两种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作为一块整钢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除此之外，与辩证唯物主义相比，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具有更为丰富和特殊的性质。不可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已经产生了，但是，历史观在整体上却还处在唯心主义的支配之下。这说明探讨社会历史的发

展规律比揭示自然界的规律更为复杂。所以，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除了必须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形成所需要的历史条件外，还需要一些更为具体的理论前提。这些具体的理论前提包括西方哲学史的全部历史观，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从其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出发，把“世界精神”看成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就是在其唯心主义的外壳里面，《历史哲学》同样包裹着“合理内核”，如黑格尔“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本质的关系，把那作为异己存在物来表现自身的活动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12](p175)。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并不承认历史领域也存在着像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的历史规律。黑格尔打破了这种局面，第一次在唯心主义体系内系统地论证了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必然的过程，并试图探讨这种历史必然性赖以存在的根源。然而，由于抽象思辨的束缚，黑格尔把历史规律的根源归于“理念”或“精神”，将绝对理念视为社会发展的最后基础。普列汉诺夫指出：“某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就是它的实现。某个民族实现着自己的特殊的理念，而每个特殊的理念，每个个别民族的理念乃是绝对理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好像成了实用的逻辑：解释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明，它适合于绝对理念逻辑发展的某个阶段。”[13](p94)用理念发展的特殊阶段来解释一个民族特殊阶段的历史，并用它来解释一个民族的兴盛和没落，成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不变的手法。若问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呢？那是由构成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则”或“民族精神”决定的。希腊为什么没落呢？那是因为希腊精神的中心理念，即美的理念只能是世界精神发展史上一个短促的阶段而已，如此等等。但这类回答只是将问题在夸张了的形式中进行重复而已。黑格尔在考察民族的历史时也初步接触到了市民社会，却没有深入进去。马克思恩格斯以黑格尔研究的终点为起点，进一步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借助政治经济学解剖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终于发现社会历史的发源地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历史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第一次把历史真正安放在坚固的现实的基础之上。

总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使是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也从反面促使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观念”或“人类精神”，进一步探寻影响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批判和改造黑格尔历史观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思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史观的前提起到了促进作用。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关于抽象的人和抽象的观念的思想，开始转向“现实的人”和物质存在，使唯物主义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尽管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和物质存在的思想还停留在直观感性的层面，并未从黑格尔的抽象中完全摆脱出来，但是，它为马克思探讨真正现实的人，即“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4](p72)现实的个人，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与此同时，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恩格斯解剖市民社会，分析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运动，提供了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唯物史观假如不借助于政治经济学，不具体研究社会的物质经济关系，那就只能停留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的水平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直接理论前提，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露和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探寻社会发展规律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

诚如恩格斯所言，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历史渊源，都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11](p355)，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也是如此。历史观作为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西方，自古希腊始，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亦因传统的致思重心使然，西方哲学直到18世纪之前尚未形成系统的历史哲学。在1725年维科的《新科学》问世之后，历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产生。继维科之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深入研究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运用其思辨方法，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哲学体系。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则立足感性存在，用唯物主义来对抗黑格尔神秘的抽象思辨，在历史领域把“现实的人”从“精神”或“观念”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人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复归于人。这些都构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直接理论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块整钢。它们是同时形成的，在逻辑和时间上并无先后轻重之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既是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赖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为分割开来，并宣称唯物史观没有理论前提的做法，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上也会造成把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对立起来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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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08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045-0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自主项目“‘句读经典’与研究生理论素养的提升”（2014WT031）；武汉大学党的十九大理论创新专项课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时代意义”（2018WT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自主项目“实现中西马对话和融通的内在机理及其路径研究”（2017WT036）；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理论成果。

作者简介：左亚文（1956—），男，湖北通城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