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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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
□赵凌云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把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把内需作为总需求次要成分和应对外需不足补充手段的局面，将扩大内需变成长期战略抉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范式的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再生产理论创新；发展理论范式创新；发展战略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第9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重要论断，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新
经济循环是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过程，经济循环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再生产分析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社会经济循环最早进入经济学视野，是魁奈《经济表》的重要贡献。魁奈以每年生产出的总产品，即一年收获总量作为循环的开始，把资本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当作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形式，把货币流通当作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确立了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分析的第一个范式。马克思称之为一个“极有天才的思维”。在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包括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总循环的周期性等，特别是分析了资本循环中资本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上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剩余价值与工人工资的比例关系、有效需求与供给的比例关系等决定社会资本循环的各类比例关系，是第一个分析经济循环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马克思的分析抽象了国际因素，因此，同魁奈一样主要分析“内循环”。列宁构造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框架，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将循环分析从单纯的“国内循环”扩展为“内外两个循环”，并因此揭示帝国主义依托世界体系剥削殖民地附属国的实质。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框架也关注到“双循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强调自力更生，更多的是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角度关注国民经济的循环，这种循环主要是内循环，是计划指令性经济的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循环逐渐嵌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经济循环呈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存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循环并存的同时，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为主。当前，这个以外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已经难以为继。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可见，“双循环”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强调社会经济运行必须重视和理顺各种比例关系的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巨大的内需潜力、完整的产业体系及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以及地区间的发展落差形成的经济发展空间等特有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需求为基点”的战略布局，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发展。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范式的创新
理论范式是理论发展的基础，理论范式的创新是理论的根本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缺乏独立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因为，在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是计划的结果，发展过程就是计划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发展过程被蕴含于计划过程，发展理论被内含于计划经济理论。在这个阶段，谈不上独立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范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经济增长，即经济总量增长与规模扩张，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范式主要是经济增长理论，即有关增加和合理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获得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理论。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重点运用的又是经济增长方式分析框架。因此，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理论范式是不完整的，尚未包括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效率提高、结构升级、分配公平等发展层面。

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探索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其突出表现就是形成了取代经济增长方式范畴和分析框架的科学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是基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总量规模、经济结构、质量、效率与分配全面演进的过程。经济发展方式是基于并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总量及其质量、结构与效率的基本布局与路径的总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范式相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理论范式而言，是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分析框架。但是，经济发展方式尽管会关注到外贸、外需、外资、外部技术等要素在发展中的作用，但总体上是被当作国民经济开放发展或外向发展即国内经济的延伸过程来分析的。因此，经济发展方式更多侧重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分析，分析的重心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运动。“发展格局”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和分析框架，是“发展方式”的发展，其内涵大于“发展方式”。“发展方式”主要是技术、资本、土地、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经济发展要素的配置原则和组织方式。而“发展格局”除此之外，还包括宏观经济运行调控、需求与供给的互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循环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格局”包括“发展方式”，是“发展方式”理论范畴的发展。

从提出科学发展观到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从提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到推进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逐渐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集经济理论、经济战略、经济政策三方面于一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体系。从理论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了经济循环理论的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而不是长期以来相互脱节、相互隔离甚至相互抵触的循环。双循环是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循环，而不是长期以来以国际循环为主体和主导的循环。从战略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顺应中国发展新阶段、培育新发展优势的战略创新。从“十四五”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新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的形势难以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原有以国际大循环主体和主导、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脱钩的发展格局必须改变。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优势，如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优势，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科技实力从量变到质变、从量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优势，显著制度优势、坚实改革基础优势、政策工具多的优势，不仅有利于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且有利于培育中国经济新的优势。从政策层面上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即以扩大内需为政策基点，以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引领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为战略和政策关键，以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力为战略和政策推进路径，以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特别是现代物流体系为战略政策的重点任务。

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逐渐成为中国国策，与此相适应，中国经济采取外向发展战略，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战略先后遇到三次冲击，第一次是198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二次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第三次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应对前两次外部冲击，主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灵活的金融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扩大内需的手段，国内需求扩大有效弥补了外需不足，维持了经济增长总体势头。但是，由于扩大内需只是外需不足背景下扩大总需求的补充手段，中国经济依靠国际大循环、依靠外需的发展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在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长期陷入“低端锁定”，被锁定在国际分工链、产业链、价值链低端，失去供应链主导权和主动权，由此导致国内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生态红利、制度红利外溢和相关福利流失，这些红利外溢和福利流失进而加剧另一种锁定，即经济发展质量和福利增长“低端锁定”。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把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把内需作为总需求次要成分，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外需不足补充手段的局面，将国内需求、国内循环作为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将双循环作为与中国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格局确立起来，这就将扩大内需从一种相机手段变成了长期战略抉择。

四、双循环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以扩大需求为基点，2015年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向供给侧倾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强调构建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就必然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重大创新和发展。财政政策方面，在2015年全面推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财政政策的重心从支出端转向收入端，即从原有的以公共投资扩张带动投资需求转向减税降费推进降低成本。在释放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必然在收入端继续减税降费降成本的同时，在支出端适当扩大投资，特别是与“新基建”相关的公共投资，实现收入端和支出端财政政策手段的适度平衡和双重发力。金融政策方面，在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传统的主要关注价格稳定，通过有效控制通货膨胀来推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金融政策框架将发生重大创新，即要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交汇互动，着力防范国际金融体系快速扩张给国内金融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失衡，构建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双支柱”金融宏观调控范式相对于原有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而言，增加了宏观审慎政策手段，更重要的是，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箱，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既有金融监管体系，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双支柱”金融调控将有力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效狙击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情况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跨部门传染，有效降低国际金融风险对国内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的冲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见，相对于传统的跨境资本流通管理这一手段而言，宏观审慎政策更适合管控跨境资本风险。“双支柱”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的金融政策手段创新。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04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017-04

作者简介：赵凌云（1962—），男，湖南华容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