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资源与绩效——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的体育...

奥鹏网院作业

网络、资源与绩效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的体育新创企业成长研究
赵轶龙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61）

摘 要：创业者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动员网络资源，以缓解企业组织创建早期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是当前创业环境下我国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保持存续与实现成长的有效路径，也是体育创业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性问题。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视域下，从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维度入手，在实证研究验证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网络结构性的视角指出了这一传导机制存在的行业性特征：1）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传导路径更为清晰；2）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体育创业者高密度、强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更利于直接网络资源获取，高异质性的网络结构更利于间接网络资源获取；4）高密度、强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有可能限制体育创业者获取网络“中介利益”的能力。

关键词：体育新创企业；创业者；企业绩效；个体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资源

创新创业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2014年以来，在国家创新创业政策与体育产业政策双重因素的驱动下，体育新创企业数量增长明显。但受体育产业发展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体育新创企业增长数量与发展质量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制约体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明显短板。创新是创业活动的核心，是体育产业实现转型发展的内推动力。然而，从当前我国体育创新创业的实践效果来看，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先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再谋求企业创新价值的实现，可能是体育新创企业更加务实的选择。因而，就体育新创企业如何在创建早期克服一系列新进入障碍，在保持企业持续生存基础上实现稳步发展的现实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对于提升我国体育创新创业活动质量，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获取必要的创业资源是新创企业创建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掌控核心资源是企业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Brush et al.，2001）。受制于企业规模小、创新力不足、资金匮乏、信息不对称、运营能力不强等内部问题，新创企业在创建早期易面临资源约束问题，从而导致较高的创业失败率（Larson，1992；Shane et al.，2000；Shepherd et al.，2000）。体育新创企业①鉴于创业者在个体自主创业类企业创建早期发挥的主导性作用更为突出，且2014年以来体育创业市场中的新创企业多为从事体育服务行业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以个体创业类企业为主。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体育新创企业是指：以体育服务业为核心业态经营范围的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非公司创业类企业。也同样面临如此困境。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认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经济行为既是“自主”的，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互动之中，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创业者自身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是促使创业者实施创业行为，走上创业之路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个体经济行为，新创企业是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与市场的互动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托生”于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边燕杰，2006）。创业者社会网络往往能够成为新创企业获取核心创业资源的替代性路径（Batjargal，2006），从而有效改善创业行为效果。

转型经济中，市场竞争程度迅速提升，但模糊的市场规则与不透明的权力运作使得社会网络在政府与市场正式制度之外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作用（边燕杰等，2001b，2012）。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体育产业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凸显。然而，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依然存在，产业市场中的正式制度规制能力又相对偏弱，体育新创企业通过市场正式制度获取必要创业资源的渠道仍然存在不通、不畅的问题。现阶段，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市场规制仍不清晰，市场监管体系还不健全、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在这样的产业发展阶段与创业环境之中，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创业者社会网络在体育创业活动中的作用空间有可能进一步加深。

以往有关创业者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组织成长相关性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网络中创业资源的有效获取问题而展开。虽然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传导性作用得到了多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但也有学者认为两者间具有较为复杂的传导机制（林嵩 等，2009；Hoang et al.，2003；Pillai et al.，2017）。鉴于相关研究存在忽视新创企业所处行业差异性的问题，且缺少对体育创业这一新兴创业市场的关注，为聚焦研究问题，在开展实证研究之前，笔者首先在体育创业领域开展了局部探索性的跨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发现：体育新创小微企业创建初期，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确是企业组织资源获取的有效通路。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体育新创小微企业绩效间能发挥着重要的传导性作用。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创业者社会网络某些结构性特征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获取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资源竞争性优势，促进体育新创小微企业的早期成长（赵轶龙，2018）。

体育创业者如何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之中，科学、高效的动员网络资源，以缓解企业组织创建早期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实现企业的存续与发展，是产业发展现阶段体育创业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性问题，也是体育新创企业创建与成长的必经之路。在前期开展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社会网络结构的视角，进一步就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所发挥的传导性作用展开实证研究，以揭示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对新创企业组织早期成长的价值与功能。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视域下的个体社会网络研究主要以自我中心网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关系内涵对处于网络不同位置的个体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不对称的联系和复杂的网络结构中蕴涵着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结构性差异性会产生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企业竞争性优势（Birley，1986），促进企业成长。近年来，从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入手，针对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间发挥的传导性作用的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派创业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研究的维度来看，网络规模、密度、网间距、异质性、关系强度、网顶、中心性等结构性特征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林剑，2006；陈钦约，2010；张秀娥，2014；Aldrich et al.，1986；Batjargal et al.，2013）。结合现有研究中创业者社会网络研究的重点方向、网络结构研究的重点维度以及笔者前期开展的案例研究发现，本文主要从网络规模、异质性、密度、网顶、关系强度这5个结构维度入手，就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与社会网络资源、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文献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Aldrich（1986）认为，网络规模是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中唯一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的变量。陈寒松等（2016）在国内开展相关研究后指出，创业者（企业高管）社会网络规模与新创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异质性的社会网络能够通过信息获取与信息控制方面的利益提升个体行动效果（Burt，1992），高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对于创业成功至关重要（Uzzi，1997）。作为社会网络密度特征最为显著标志的网络“结构洞”①美国学者布特（Burt R）最早于1992年发表的专著《结构洞》（Structural Hole）中提出了“结构洞”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个体之间出现关系链接缺失时，网络中就会出现空洞，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洞”。，能够为创业者有效接触市场中非正式制度资源提供便利，借助低密度的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从网络“结构洞”中获取的商业资源、建议以及情感支持对新创企业绩效调整的影响作用甚为显著（Batjargal et al.，2013）。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创业者能够利用网络中高社会地位联系人的名誉、声望和影响力为企业获得市场合法性提供便利，有利于帮助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障碍，促进企业成长（杨俊 等，2009）。与Grannovetter（1985）提出的“弱关系强力量”的假设相反，边燕杰等（2001b）提出了“强关系强力量”的研究假设，并得出中国社会“人情”比信息更重要的结论。Batjargal（2004）也认为，中国环境下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持有者更倾向于将资源提供给自己熟知的创业者。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体育创业领域，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密度、网顶、关系强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也可能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关系，结合前期开展的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1：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H1.2：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H1.3：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负相关；H1.4：创业者社会网络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H1.5：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

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社会网络资源。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中与创业者联系的个体数量越大，有利于创业者从更大规模的网络联系人群体中获取资源支持（Tanas et al.，2007），而规模较小的社会网络有可能会限制创业者寻求资源的能力（Cromie et al.，1992）。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便越有能力“跨越社会结构等级位置可触及的资源纵向幅度”（Lin，1990）。创业者与社会网络中具有不同身份、背景的联系人联系的范围、频率与其从网络中获取资源的数量、质量、多元性具有显著的相关性（Batjargal，2000）。罗家德（2010）认为，高密度的网络结构强连带更多，信息传递速度快，但信息冗陈度也高，创业者无法在自身这个“小圈圈”中享受网络“结构洞”中的“桥”所带来的中介利益。低密度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网络主体获得更多的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信息，特别是知识性信息的传播（Rodan et al.，2004）。林南（2001）在其社会资源理论三大假设中的地位强度假设中指出，社会网络联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越大，资源质量越高。高网顶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网络主体与资源丰厚的网络联系人结成关系纽带，便于资源获取（边燕杰，2004；李煜，2001）。费孝通（1998）认为，中国社会中能为行动者个体提供资源和信息支持的网络成员往往与网络主体是强关联链接。与没有特定对象的社会一般信任不同，华人社会更重视两两关系，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链接更有利于个体行动者在其社会网络中主动获取各类资源（罗家德，2010）。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密度、网顶、关系强度与社会网络资源可能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关系，结合前期开展的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2.1：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H2.2：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H2.3：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源负相关；H2.4：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网顶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H2.5：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与社会网络资源正相关。

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视域下，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嵌入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每一个创业者都会处于其社会网络中一定的位置之上。创业者对自己所处位置的分析、判断和利用能力对创业资源的获取至关重要，而这种“嵌入性”的网络资源对于创业成功具有积极的作用（Zhang et al.，2010）。近年来，在创业资源观的基础上，在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指引下，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对新创企业的新进入劣势进行了有效的弥渡，有利于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改善（Aldrich et al.，1987；Larson，1992；Chandler et al.，1994；Batjargal et al.，2013）。基于此，本文认为，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有可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3：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

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的中介作用。虽然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与新创企业组织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但对于不同结构维度下创业者社会网络在这一传导作用中功能边界的认识却有所差异。如Aldrich（1993）虽然否定了网络密度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但他也明确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的中介作用。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创业环境中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社会网络资源以及新创企业绩效3个变量间的相关性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虽然他们在个体社会网络结构维度的选取、社会网络结构测量的方法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对于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新创企业绩效间所存在的中介作用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边燕杰，2004；林嵩，2009；张秀娥，2014）。基于此，本文认为，体育创业活动中，社会网络资源有可能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发挥显著的传导性作用，因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4：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

3 研究数据与变量测量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Wind金融终端数据显示，2014—2018年，上海、北京两座城市的体育新创企业创业融资事件为295次，占全国总体融资事件总数的69.6%，体育创业活跃度较高。因此，本文选择上海、北京这两座城市中的体育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研究对象所处创业环境与经营业态的一致性，且为保证研究对象对相关研究问题有清晰准确的回忆，本文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的2014年为时间节点，将调查对象限定为2014年1月—2018年1月注册成立的，企业运营时间不超过5年，且持续经营时间超过1年，以从事体育服务业为核心业态经营活动①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中统计分类代码03至08大类。的个体创业类体育企业的创始人或合伙人。

鉴于调查问卷中部分题项涉及被调查者可能不愿透露或公开的核心网络联系人信息，易降低调查问卷发放、回收的效率。本文采取提前确定研究范围便利抽样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以保证问卷发放、回收过程的可控性与研究数据收集的效率。2018年12月—2019年3月：1）在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①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被科技部以及教育部联合评定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截止2019年1月，该科技园内共注册企业650家，体育类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的近70%。科技园中的企业以提供体育服务产品的新创小微企业为主体，企业集聚度较高，体育行业分散度较广，符合本文研究的要求。的支持、协助下，采取小型座谈会方式发放、回收有效问卷48份；2）通过委托专业体育咨询公司、亲自登门拜访新创企业创业者，采取一对一式现场辅导或微信视频（语音）辅导体育创业者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回收有效问卷65份；3）通过发动个人关系网络，对能够主动配合问卷调查的企业定向发放电子版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份。研究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41份，其中，企业注册地为上海的有效问卷81份，注册地为北京的有效问卷60份。

3.2 变量的测量
本文在采纳、使用以往引用率较高的实证研究量表形成初始问卷的基础上，对问卷题项进行了3轮修改：1）通过对上海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共计5位相关专业博士生导师就初始问卷题项开展专家咨询，对问卷进行了第一次调整；2）与4位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进站博士后，与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5位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体育创业者就调查问卷题项分别召开两次专题研讨会，根据会上意见对问卷题项进行第2次调整；3）在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以小型座谈会的形式，小范围发放调查问卷20份，根据被调查创业者填写问卷过程中提出的反馈意见，对问卷中较难理解和易产生误解的文字表述进行最后的调整，形成调查问卷终稿。

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的测量。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和职位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是测量“自我中心网”的两种主要方法。虽然提名生成法在社会网络规模、关系强度的测量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黄谦等，2018），但该方法对于自我中心网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及网络结构的测量仍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罗家德，2010）。因此，本文采用提名生成法来测量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并借鉴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中广泛使用的核心讨论网方法，测量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的网络结构。本文将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界定为：体育新创企业注册前后1年，与创业者探讨过体育创业中重要问题或在创业过程中向创业者提供过某种实质性支持与帮助的联系人与创业者所构成的网络。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各维度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规模是衡量社会网络最直观的维度指标，Hansen（1995）将创业过程中为创业者个体提供各类创业资源的人数定义为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规模。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因此，将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定义为：排除体育创业者本人以外，创业者核心讨论网中的具体人数。西方学者在采用提名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网络规模时大都将网络成员限定在3～5人。边燕杰等（2001a）认为，中国居民个体社会网络规模要多于3～5人，因此，本文将网络规模限定为最多不超过7人。

网络异质性：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是指网络联系人（除自己以外）某一类社会特征的差异化程度（张文宏，2005）。在核心讨论网的研究中，网络异质性是指除“自我”之外其他核心网络成员联系的相异程度（Marsden，1987）。本文将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界定为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中联系人在职业背景、年龄结构以及学历层次方面的差异化程度，并采用品质差异指数（index qualitative variation，IQV）测量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②社会网络异质性计算公式pagenumber_ebook=41,pagenumber_book=39是某一类型i在观测量中出现次数的比率，k是观测量中出现的种类的类别总数。IQV的取值在[0，1]区间。。

网络密度：社会网络密度是对Burt（1992）“结构洞”测量的一个代替性指标。网密度是指“自我”以外网络联系人的实际联系数量与最大联系数量比率（McEvily et al.，1999）。本文将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界定为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中“自我”以外，网络联系人的实际联系数量与最大联系数量的比率，并借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中个体社会网络密度的测量方法，采用Mizruchi等（2001）提出的计算公式③社会网络密度计算公式pagenumber_ebook=41,pagenumber_book=39表示第i位创业者核心讨论网的密度；Sjk表创业者i的核心讨论网中联系人j与联系人k关系的密切程度；N表示创业者核心讨论网联系人的数量，即网络规模。来计算。

网络网顶：采用位置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通常以被调查对象的职位高低来反映网顶信息。在中国居民社会网络资本测量中，王卫东（2009）将社会网络网顶具体操作化为社会网络中最高社会地位的职业。本文借鉴个体社会资本测量中职位生成法关于网络网顶的测量方法，将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网顶界定为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中联系人在工作单位管理层级或技术层级的高低，并依据此标准进行测量。

网络关系强度：Granovetter（1973）认为，社会网络关系强度的测量较为复杂，应从网络主体与联系人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4个构面进行。杨国枢（1993）将中国人网络联系强度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情感与工具交换混合性关系三类关系属性，罗家德（2006）根据上述观点将这三类关系按照远近亲疏称之为拟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弱关系。本文将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强度界定为体育创业者与网络联系人关系的密切程度，并借鉴罗家德（2010）关于关系强度的测量方法，从体育创业者与网络联系人的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类型3个构面对关系强度进行测量。

社会网络资源的测量。本文借鉴Caves（1980）、Wernerfelt（1984）、林嵩（2007）等关于企业资源与创业资源的界定与分类，以及前期开展的案例研究发现，根据创业资源的获取来源、物理形态和作用方式，将社会网络资源界定为体育创业者从社会网络获取的与企业创建与经营相关的直接与间接资源。直接网络资源包括客户、资金、人才、技术、场地，间接网络资源包括信息、政策、情感支持、商誉传播。实际测量中，要求体育创业者回忆企业注册前后1年其核心讨论网对上述两类创业资源获取的实际支持程度，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按照非常低到非常高的5个等级进行主观性评价。

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Murphy等（1996）发现，近50%的论文在新创企业绩效测量维度的选取上不超过2个。Delmar（1997）指出，大多数研究将新创企业绩效时间跨度限定为1～3年，最长不超过5年。Cooper（1993）认为，高度不确定性是新创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创业初期，新创企业财务绩效不理想，甚至无盈利是正常现象，仅采用财务绩效衡量新创企业的成长性或者创新价值是不科学的。因此，用非财务绩效指标来配合财务绩效指标测量新创企业绩效成为众多学者的选择。本文综合参考上述观点，采用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两个维度来界定与评价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鉴于企业组织客观绩效数据获取的准确性与便利性存在一定问题，且以主观绩效代替客观绩效不会影响企业绩效研究的信度和效度（Dess et al.，1984），本文采用创业者主观性评价来测量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时间维度上，将体育新创企业创建第1年年末的绩效作为评价时间节点。具体测量方法参考以往成熟问卷题项，以企业销售额增长速度、利润率以及创业者对企业财务绩效主观满意度3个指标来测量财务绩效；以企业员工增长速度、新业务开发速度以及创业者对于企业生存8年可能性来测量非财务绩效。

控制变量的测量。1）将创业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即创业者性别、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列为研究的控制变量；2）鉴于创业者个体先前经验对创业者创业行为效果会产生显著影响（张玉利 等，2008，2011），本文将体育创业者专用职能经验（体育相关专业学习经历、体育行业从业年限）、通用职能经验（创业前工作年限、创业前工作单位管理层级）以及体育创业者个体创业经历等先前经验列为控制变量开展研究；3）创业动机是创业行为实施的关键性因素，创业行为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异性与创业动机有关，本文参考全球创业观察（GEM）关于创业动机的定义，将被动型创业与主动性创业列入控制变量；4）鉴于将新创企业的存续时间、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置入新创企业绩效研究框架是创业研究中较为普遍的做法，因此，本文将体育新创企业存续时间、企业员工人数作为测量对象对样本企业特征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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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论文研究框架
Figure 1.Research Framework

3.3 样本数据有效性分析
对于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本文主要考察测量条目的均值和标准差。从测量条目统计的数值分析，测量条目基本服从和似服从正态分布（表1）。本文采用CITC（Correct Item-Total Correlation）法来筛选测量条款。社会网络资源量表中删除“情感支持”，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量表中删去“持续生存8年”后，对量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配合最大变异法（Varimax）进行正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条目的因子载荷均＞0.5，无需删除（表2-3）。本文通过因子载荷、平均方差提取值（AVE）、组合信度（CR）评定聚合效度，表4显示，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聚合效度可接受；利用平均方差提取值的算术平方根与相关系数绝对值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检验维度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5所示，可以判断社会网络资源、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等变量的各维度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通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进行效度检验，如表6所示，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体育新创企业绩效各项指标数值皆在标准范围之内，模型拟合度很好，变量的构念效度良好。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search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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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会网络资源量表的CITC和信度分析
Table 2 CITC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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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量表的CITC和信度分析
Table 3 CITC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ports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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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量表的聚合效度分析
Table 4 Convergent Validity Analysis of Research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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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量表、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量表区分效度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n the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of the Entrepreneur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Scale and the Sports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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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研究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6 Confirmatory FactorAnalysis of Research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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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与结果
基于方差分析结果，鉴于体育创业者年龄、体育专业学习经历、体育行业从业年限、创业经历、创业前工作管理层级、创业动机、企业员工人数对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资源、体育新创企业绩效存在显著影响（P＜0.05），研究将上述创业者人口学特征、先前经验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之中。

研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分别验证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X）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Y），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X）与社会网络资源（M），社会网络资源（M）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Y）间的相关性关系。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本文对上述3个研究变量间具有显著影响的关系进行了汇总（表7），汇总结果表明，研究框架可能存在如表8所示的几种中介路径。

表7 具有显著影响的关系汇总
Table 7 Summary of Relationships with Significan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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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可能存在的几种中介路径
Table 8 Several Possible Intermediary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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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适用于中、小样本的中介效应检验，可以直接检验中介效应，且统计功效较高（方杰等，2012）。因此，本文以体育新创企业绩效为因变量，运用PROCESS程序，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来检验社会网络资源在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将直接资源与间接资源同时放入中介模型，采用程序内嵌的Model 4进行验证，其中Bootstrap设为5 000，置信区间为95%，当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中介效应显著，反之不显著，验证结果如表9和表10所示。

表9 因变量为财务绩效时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9 Test f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hen Financ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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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因变量为非财务绩效时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10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wh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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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假设H1.1～H1.5的检验结果来看：1）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财务、非财务绩效正相关；2）创业者社会网络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正相关；3）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关系强度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未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研究假设H1.1、H1.2、H1.4得到验证，H1.3、H1.5未通过验证。总体来看，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关系。

从研究假设H2.1～H2.5的检验结果来看：1）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与社会网络直接、间接资源正相关；2）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与社会网络间接资源正相关性；3）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关系强度与社会网络直接资源正相关；4）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有过创业经历的体育创业者网络直接资源获取水平越好，创业前工作管理层级越高、主动创业的创业者社会网络间接资源获取水平越好。研究假设H2.1、H2.2、H2.4、H2.5得到验证，H2.3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源负相关的研究假设未得到验证，但检验结果提示两者之间正相关。总体来看，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社会网络资源的相关性显著。

从研究假设H3的检验结果来看：1）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2）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有过创业经历的创业者所创办的体育新创企业的财务、非财务绩效更好，企业员工人数越多，企业财务绩效越好。

从研究假设H4的检验结果来看：1）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直接、间接资源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2）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间接资源在社会网络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3）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间接资源在社会网络规模与体育新创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总体来看，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4得到验证。

5 讨论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之中，借助社会网络资源的传导，结构维度下的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确能够显著作用于体育新创企业早期绩效的调整。从社会网络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本文认为上述传导机制体现出以下行业性特征。

首先，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传导路径更为清晰。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体育创业活动中，借助网络资源的传导，大规模、高网顶、高异质性的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更有可能为体育新创企业带来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资源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的早期成长。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的大小决定了网络中可能为其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人数的多少。虽然现代化的社交媒体与社交工具能够高效拓展创业者的线上网络规模，然而，体育市场中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体育创新创业效果整体质量偏低的行业现状，使得愿意为创业者提供实质性帮助的核心网络联系人的规模，即线下网络规模更具价值。这也是本文基于案例研究发现，采用核心讨论网测量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的重要原因。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还需注意网络构建的效率问题，网络规模只有与企业自身规模、发展阶段同步，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与功能。林南（2001）在其社会资源理论中指出，社会网络联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越大，资源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升行动效果。实证检验结果则在体育创业领域验证了上述观点。在正式制度规制能力偏弱，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育创业环境中，高网顶的社会网络结构更有可能帮助创业者跨越社会结构等级位置而获得既得利益，借助非正式制度缓解体育新创企业创建早期面临的资源获取窘境，促进企业早期成长。在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更多依赖网络联系人的社会地位获得既得利益，即非正式制度在资源配置与创业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升。从“结构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创业商机深深根植于创业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边燕杰，2006）。本文认为，在当前我国体育产业“自哺”能力不强、相关产业资源联结不畅、产业自身商业模式不清晰的发展阶段，基于高异质性社会网络获取的纵向幅度更广、横向互补性更强的创业资源，有利于拓宽体育创业者的“视野”，帮助创业者在产业发展的迷雾中尽快摸清发展方向，把握体育市场脉动，发掘市场商机。借助网络间接资源的传导，高异质性的创业者社会网络能够为体育新创企业带来一种基于网络结构的资源控制性利益，为体育新创企业在创建早期合理化战略方向，实现稳定成长带来益处。

其次，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体育创业者在个体社会网络互动中获取嵌入性资源的能力与其社会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基于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的网络资源传导作用虽不能对体育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的财务绩效带来显著作用，但的确有可能对企业组织在发展规模拓展、业务多元发展等成长性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认为，与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相关的网络资源优势与企业竞争优势，更多的体现在体育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的成长性方面，而非财务绩效。2014年以来，我国体育创新创业活动曾一度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但经过资本市场投资泡沫的洗礼，体育创业逐渐回归其应有的节奏之中，体育创业者也逐渐回归理性。现阶段，我国体育新创企业普遍存在成长周期长、行业利润率低、进入门槛低等行业性问题。以薪水替代型、生活方式型为主要创业类型的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既很难如同高新技术类新创企业那般依靠技术壁垒在市场中迅速确立竞争优势，也很难凭借商业模式的创新快速实现企业的创新价值（赵轶龙等，2020）。相对于财务绩效的快速提升，保持存续与稳步发展成为多数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的务实选择。案例研究发现与实证检验结果均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产业发展基础尚显薄弱，市场资源尚不充裕，市场正式制度下获取创业资源路径尚不通畅的体育创业环境中，体育新创企业创建与发展所需的资源还广泛存在于创业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但需要创业者有策略地主动获取。体育创业者借助自身社会网络的结构性优势，科学、高效、正向地识别、调动与利用自身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是当前创业环境下创业者需要具备的一种核心创业能力。这样一种创业能力虽不能帮助企业显著性地改善财务绩效，但有利于体育新创企业创建早期实现稳步成长。

研究发现，体育创业活动中，创业者高密度、强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更利于直接网络资源获取，高异质性的网络结构更利于间接网络资源获取。华人社会中两两关系间特殊信任的建立是个体行动者取得资源与寻求支持的主要来源（罗家德，2010）。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创业环境中，稀缺、有价值的资源的获取更加依赖于资源供需双方的熟识度，既有信任关系下的强连带能够显著降低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边燕杰等，2012）。本文认为，体育创业者社会网络密度、关系强度与直接网络资源正相关的实证检验结果，既与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有关，也与产业发展不成熟、创业风险高、不确定性因素多、行业利润率低的创业市场环境有关。这样的创业环境使人、财、物（场地）、技术、订单等直接网络资源的获取更加依赖于网络互动中资源供需双方的强连带关系。而网络联系人相互之间的高熟识度，则进一步为资源供需双方间建立充分信任关系提供了一种网络结构性的支持，相对密闭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更有助于降低直接网络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提升获取效率。高异质性社会网络结构意味着创业者网络联系人背景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程度较高，这样的网络结构能够有效平衡网络中强、弱连带关系，有助于创业者获得更多高效、多元化的创业资源，特别是信息资源（Uzzi，1997）。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体育创业领域，高异质性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确更有利于社会网络中信息、政策、商誉等间接资源的获取。如果说与体育创业相关的人、财、物（场地）、技术等直接资源是体育新创企业创建初期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那么，信息、政策、商誉传播等间接资源则有利于打开体育创业者的“眼界”，拓展新创企业创业的“边界”。边燕杰（2004）认为，社会网络异质性越高，网络中潜藏的社会资本质量越高。对体育创业者来说，与网络异质性相关的高质量社会资本，更多地反映在高异质性社会网络中获取的非冗陈性、多元化的间接资源对于企业早期成长所产生的作用与价值。

研究认为，高密度、强关系的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有可能限制体育创业者获取网络“中介利益”的能力。创业初期，体育创业者往往会与和自身具有相同背景、知识结构以及业务往来频繁的联系人讨论创业问题并寻求支持。本文141个体育创业者核心讨论网样本数据显示，创业者网络密度均值为0.61（最高值为1），关系强度均值为7.37（最高值为10）。虽然提名生成法在弱关系测量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黄谦等，2018），但上述研究数据有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育领域中创业者社会网络存在高密度、强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如前所述，相对密闭的个体社会网络结构能够提高创业者在社会网络互动中获取资源的效率。但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联系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会重叠。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中信息传递速度快，但信息冗陈度也高，创业者与联系人有可能处于一个“小圈圈”，导致网络主体很难在自身这个“小圈圈”中占据“桥”的位置，无法享受“结构洞”所带来的中介利益（罗家德，2010）。而对于那些有志于实现企业创新价值、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体育创业者来说，突破自身网络中的“小圈圈”，冲出自身封闭的体育创业小网络，在市场大网络中嫁接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圈子”的资源，坐享网络“结构洞”中的“中介利益”，不仅有利于体育新创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而且有利于从企业的层面破解产业发展整体内生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的现实困境。

6 结论与启示
体育创业领域，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确存在中介作用。借助社会网络资源的传导，结构维度下的创业者社会网络能够作用于体育新创企业早期绩效的调整。从社会网络的结构性视角来看，上述传导作用体现出以下4个方面的行业性特征：1）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网顶、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的传导路径更为清晰；2）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体育创业者高密度、强关系的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更利于直接网络资源获取，高异质性的网络结构更利于间接网络资源获取；4）高密度、强关系的个体社会网络结构性特征有可能限制体育创业者获取网络“中介利益”的能力。

本文对体育创业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充分识别自身社会网络的结构性特征，是提升网络嵌入性资源获取效率的重要前提。体育新创企业创建与发展所需的资源虽广泛存在于创业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但嵌入于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创业资源需要创业者有策略的主动获取。创业投资圈里有句行话：投资就是“投人”。而所谓的“投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人对创业者自身创业思维方式与创业实践能力的一种关注。当前体育创业环境下，以结构性的网络构建思维，科学、合理的组织、运营自身社会网络，高效、正向地识别、调动与利用自身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将自身社会网络的结构性优势转化为网络资源优势与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正是体育创业者开放、辩证性创业思维的具体实践，也是其创业能力的一种展现。成功的体育创业者不应仅满足于做一个敢于冒险和富有情怀的开拓者，还需学会用一种结构性的思维方式认识社会网络在资源传递与企业成长中的价值与功能。此外，从体育新创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来看，研究认为，政府部门除了进一步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向市场充分释放资源以外，还有必要从改善体育创新创业的环境入手，为体育创业者充分开发、正向利用社会网络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如为体育创业打通产、学、研、用的落地通道，打造更多高质量的综合性体育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畅通体育新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互动与交流渠道，便利与相关行业创业者与企业在资源与信息上的互通、互享。政府部门通过加强体育政务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搭建高效的体育项目资源对接平台，进一步完善体育市场管理的体制与机制，能够为体育新创企业通过政府、市场的正式制度获取必要创业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与支持，有利于理顺体育市场中的政商关系，弥补非正式制度下获取体育创业资源的缺陷与不足，提升我国体育创新创业活动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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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etworks，Network Resource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Research on the Growth of Sports New Ventur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ntrepreneurs’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s

ZHAO Yilong
Chin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Beijing 100061,China

Abstract:Entrepreneurs mobilize network resourc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s to alleviate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which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maintain the existence and growth of individual sports start-ups in China.It is also a realistic issue that needs attention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ports entrepreneurship.In the context of the“embeddedness”theory of new economic sociolog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structure,this paper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s’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ports new ventures,this paper further points out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ransmission mechanism.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scale,network top,heterogeneity and sports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s clearer;2)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entrepreneurs and the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sports start-ups is more significant;3)the 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sports entrepreneurs with high density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acquisition of direct network resources,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with high heterogeneity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acquisition of indirect network resources;4)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entrepreneurs’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 with high density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may limit the ability to obtain network“intermediary benefits”.

Keywords:sports start-ups;sports entrepreneurs;venture performance;individual social network;social network structure;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21)01-0029-11

DOI:10.16469/j.css.202101004

收稿日期：2020-02-05；修订日期：2020-12-29

作者简介：赵轶龙（1981-），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产业、体育政策，E-mail：zhaoyilong@cis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