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本论》视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阐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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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本论》视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阐释与当代价值
刘立云1 孔祥利2

(1.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5； 2.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源自“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的时代背景，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性加剧的现实。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为我们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深刻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机理提供了学理支撑。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资本论》对企业“脱虚向实”高质量发展、技术进步收益公共分享、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为实现国民经济的供给与需求、数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的动态均衡发展，畅通优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循环，提供了现实启示，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 《资本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理论阐释； 当代价值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1]2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党中央根据我国所处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对我国实现高质量、自主性、开放性发展以及促进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体现大国担当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指导思想，遵循《资本论》关于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交换与实现理论、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深刻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机理；对企业“脱虚向实”高质量发展、技术进步收益公共分享、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在兼顾供给与需求、数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动态均衡发展前提下，贯通优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的生命力与解释力，从而将《资本论》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推向了新境界，回答了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需要怎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时代之问。

二、文献述评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国内外局势、深刻把握中国经济运行及客观形势予以论述阐释，明确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如：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习近平这样阐述“新发展格局”[EB/OL].人民网，2020-07-2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722/c1001-31793969.html.。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2)习近平总书记谈新发展格局[EB/OL].求是网，2021-01-26.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1/26/c_1127025862.htm.。“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一)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分析与内涵阐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国际整体环境及国内经济形势，直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战略选择[2]，需要从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理解[3-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包括：(1)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独立自主办好自己的事[3]；(2)体现出供需关系、国内国际关系、深化改革与推动发展关系三类关系[6]；(3)贯穿扩展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经济运行系统[7]；(4)将促成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世界大发展格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8-9]；(5)并将促进中国由国际循环为主的旧分工体系向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分工体系转化[10]。

(二)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与实践路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格局[11]，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将进入深度调整阶段，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本土化、区域化总体走向[12-14]。中国“后疫情时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驱动高质量工业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宏观调控战略[15]。通过扩大内需、强化供给、完善流通等举措打造新发展格局[16]。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消费体系四个完整内需体系[17]。打通供需两端、耦合三个链条、推动四大要素循环、练好五项内功[18]。明确政府与市场关系、建立法治化环境、严格保护市场主体产权、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国内有效需求五点方案[19]。结合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有机融合的创新驱动型发展[20]。

需要强调的是，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研究探讨。新发展格局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21]。“双循环”作为导向问题，涉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关注效率、增长与安全[22]。《资本论》空间生产理论[23]、马克思资本循环周转的基本理论模型[24]等对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与分析工具。总之，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学者们普遍取得了如下共识。一是新发展格局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科学认识，对标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由量态释放向质态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二是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的辩证把握，兼顾短期落实、中期谋划、长期布局，正确认识处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的辩证关系。三是新发展格局是对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规律性研判，以“脱虚向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解决国际贸易涉及的质量、结构与效率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1)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社会已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西方经济理论因其立场和方法，对此难以解释，更无法开出济世的“良方”。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给我们以很好的理论借鉴与现实指导。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基于《资本论》视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阐释的关注似显不足，缺乏基于新发展格局问题导向的、紧扣马克思“资本流通理论”的系统性、整体化研究，特别是《资本论》所涉宏观、中观、微观的经济运行分析。(2)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尚未深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均衡层面，对其所蕴藏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尚待进一步的发掘梳理；而且，研究面向略显单一，注重片面局部流通而忽略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广阔的大国经济运行场景与“十四五”中国特色的国情民意解读；即便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亦多侧重从再生产角度理解，而不太关注到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及国民福利水平的影响，似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够、前瞻不足。(3)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求，迫使我们深挖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制度和能动性之间的有机联系，摆脱先验论导向与模型导向的窠臼，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涉及的质量、结构与效率问题，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长期发展道路。因此，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生产关系四环节理论，以及《资本论》中的资本循环周转理论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双循环”背后的内涵机理；明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战略思路，分别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贯通优化提出建议举措，以便求真、求解、求用于现实。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资本论》阐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理论价值，可以更好地科学指导发展的实践，实现向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转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的上述思想，可用以阐释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

(一)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视角的新发展格局微观阐释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中，马克思系统阐释了产业资本循环理论。马克思《资本论》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核心在于如何实现产业资本即微观企业实体经济的连续快速运转。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 摘自：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源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源于供给质量、水平的不充分。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来自供给，传统产业相对饱和，甚至某些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关键核心技术受约束多，现有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不完善，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价格、成本难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导致出现实体经济即企业高质量产出的内部不平衡、实体经济与金融不平衡、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不平衡发展的三大失衡问题。所以，需要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升供给质量，实现经济的“脱虚向实”。负责实体经济生产的企业产业资本，顺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实现了价值的增值，并回到原来出发点的全过程即完成了产业资本的单次循环，即G—W(A+Pm)…P…W′(W+w)—G′(G+g)。该循环限于微观企业主体，可以称为“微循环”。通过资本循环过程，最初投入的生产要素实现了向产品的转化，人们获得了生活消费资料W′，资本得到了增殖G′，完成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统一。此处使用的广义流通资本循环理论分析范式，揭示了产业资本的企业生产活动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价值运动与物质转换运动规律。

产业资本从生产资本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具体形式上的预付、经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到资本得到增殖并以同样的形式复归为止，经历了产业资本的一次周转。资本周转理论揭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及其二者之和的产业资本周转时间与资本运动速度、资本增殖效率的价值运动与物质转换规律。产业资本周转要求时间上的先后继起、空间上的同时并存，“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25]322。产业资本无论在哪个环节发生停滞，均将产生严重后果，造成资源浪费。“如果资本在货币资本阶段停顿，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资本阶段停顿，生产资料将被搁置、劳动力将会失业；如果资本在商品资本阶段停顿，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25]313因此，非但不能使其停滞，还要通过加强对劳动力及资源自然力的利用、技术进步与由此带来的劳动组织改进和生产经营制度优化、甚至借助资本积聚和集中等手段方式，提高生产率。同时，工人工资随着生产率的进步而上升。所以，马克思理论认为“内循环”就是生产率、企业盈利能力和实际工资率的并行增长，即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但是，当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质或量上不匹配，一般利润率下降，积累率下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周期性地遭到破坏，就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迫使固定资产发生破坏性的革新，引起短期经济波动、影响长期经济运行。资本主义生产中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往往使得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出现周期性衰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26]338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矛盾非但不曾缓和，且愈演愈烈、甚至扩展到全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严重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世界经济同样进入动荡变革期。所以，马克思从正面阐述了资本主义内循环得以进行的条件，更是从反面探讨了资本主义内循环无法得以维持的原因。相较而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4)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构建了系统化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制度，完善了制度框架，体现了制度优势，使得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质与量上实现匹配，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干扰，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微观企业高质量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基于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实现理论视角的新发展格局中观阐释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马克思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易、增减平衡的内在机理与循环特征，实际来自为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为生产消费资料的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上述三个产业部门间展开的循环，可以称为“中循环”。马克思社会生产总过程理论，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与生活资料生产部类”两大部类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彼此交换、互为条件和衔接互补，关键在于社会总产品有效需求助推的两大部类循环流转。马克思认为，“W′(W+w)—G′(G+g)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25]317“卖比买更为重要”[25]318。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关键环式子既包括物质资料生产，也包括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结合，更包括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实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均要从社会总产品出发，两大部类均面临从货币到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只有经历了“W′(W+w)—G′(G+g)”的转换，才能满足下一轮社会化再生产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消费力”概念，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发展消费力与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他说:“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26]203因此，需要特别重视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即便如此，绝不意味着只是最终消费影响国民经济循环，需要进一步明确最终消费从哪里来，消费力是如何提高的。若是社会化简单再生产，分别表现为Ⅰ(c+v+m)=Ⅰ(c)+Ⅱ(c)、Ⅱ(c+v+m)=Ⅰ(v+m)+Ⅱ(v+m)，实现了第Ⅱ部类内部交换、第Ⅰ部类内部交换、两大部类之间交换Ⅰ(v+m)=Ⅱ(c)。若要实现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先行完成货币贮藏和实际的积累；第Ⅱ部类的积累，取决于第Ⅰ部类的积累，必须在第Ⅰ部类各种生产要素有了不同的组合时，即第Ⅰ部类为它提供所需的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现实的积累才能发生，即Ⅰ(v+Δv+m/x)=Ⅱ(c+Δc)。两个部类的积累必须有一定的比例，最终使得生产资料总需求Ⅰ(c+v+m)=Ⅰ(c+Δc)+Ⅱ(c+Δc)、消费资料总需求Ⅱ(c+v+m)=Ⅰ(v+Δv+m/x)+Ⅱ(v+Δv+m/x)均得以实现。整个社会既需要生产资料，也需要消费资料，甚至消费资料中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外，还包括越来越多的高档消费品与奢侈品。关于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已有论述，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现实指导意义。用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审视新发展格局下的需求侧管理，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缓和了供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现实的问题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内循环需要的有效需求国内具备吗？回答应是肯定的。建国以来，我国分别经历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的建设发展阶段(1949—1978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改革发展阶段(1979—2018年)、“双循环”战略的创新发展阶段(2019年至今)。1952年，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占43.1%，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5.5%[27]。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却极大地促进了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我国重工业的发展，有力支撑了国防建设；迅速提升了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航空)；满足提供了轻工业发展所需的机器装备；亦通过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水利设施等的配套服务，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重工业化程度不低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该体系为后35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公司急剧增多，从1980年15 000家已升至2005年63 459家，且日益扮演了世界经济发展重要角色，提供了全球工业总产值的60%、国际贸易的70%、国际直接投资的90%、国际技术转让的90%[28]。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将发达国家产业价值链中的制造组装部分分解到发展中国家，使国际分工演进至全球价值链。于是，1980—1988年，我国先后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7年我国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确立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等地，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沿岸港口工业城市和内地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及沿内陆边境若干城镇的开放，使全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海部分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入全球化经济，实施了较长时期“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生产模式，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特别是，从我国20余年告别短缺经济扩大内需的政策改革可以看到，消费地位经历迂回上升并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扩大内需最终成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21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阶段，整体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巨大。从需求潜力角度，2019年我国GDP达到99.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24万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60万元，平均3.07万元[29]179，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2万亿元[29]9，趋近美国总消费水平；出口占GDP的比重已降至17.4%，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达到31.2%[29]77，合计89%，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助力[30]。从供给能力角度，我国工业主要产品(比如：粗钢、原煤、水泥、化肥、棉布、化学纤维)产量已于2016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1.7亿人，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61万人/年(5)补充说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高达2．17万亿元，约占GDP总量的2．2%，专利授权量达到259．2万件，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得出。。中国规模经济集聚效应明显，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加速推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消费群体、消费市场及消费潜力巨大，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也是最大的潜在消费人口，为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实物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创新型多样化个性消费渐成主流，新模式、新业态的传统消费不断向绿色、健康、安全、品牌的新型消费以及养老、育幼、健康、文娱、旅游、体育、家政等服务方向衍生，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放宽市场准入，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品却严重依赖于进口，某些关键“卡脖子”技术与产品受制于人。这种供求失衡，导致我国社会总产品的实现环节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基于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生产关系四环节理论视角的新发展格局宏观阐释
1847年，马克思为自己将要开展的经济学研究撰写了一个研究计划或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就是其研究撰写计划的一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关系，“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交换和分配表现为中间环节。”“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25]36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释了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理论，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与“微循环”和“中循环”相比，它加入了交换活动和分配活动等因素，内容更加丰富复杂，可称为“总循环”。人们的消费力与分配相关，个人消费力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社会消费力则决定于社会的分配关系:一是社会生产成果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或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决定着消费力；二是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也决定着消费力。马克思强调指出，社会生产总过程一方面是贯穿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四个环节的价值运动即资本流通过程；另一方面是贯穿物质资料四个环节的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运动即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体体现于四个环节中。用马克思生产关系四环节理论审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看出，畅通国民经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经历四环节的资本流通过程和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国内大循环以其自身的完整循环而“嵌入”国际大循环。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两者是统一体。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进一步分析，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假设，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而且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研究没有涉及国际贸易，即便涉及，可能也是假设各国供需条件不可改变，各类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实际是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应用。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经济的国际大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以产业资本循环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总过程，而是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国际经济大循环。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依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等，决定了当时的国际贸易模式就是产品间与产业间的贸易。20世纪又出现了伊·菲·赫克歇尔、贝蒂·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具有技术、资本密集优势，可以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同时发展中国家具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密集优势，可以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是，20世纪中叶提出的“里昂惕夫之谜”，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即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不是用产品本身区分，而是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要素。随后，巴拉萨(1966)、劳埃德和格鲁贝尔(1975)、克鲁格曼(1979)、凯克斯基和福尔威(1987)、赫尔普曼和弗洛姆(2001)等从多方面为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所以，20世纪60年代国际贸易大多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同一产业产品，产业内贸易普遍。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分解了发达国家产业价值链中的制造组装部分到发展中国家，使国际分工演进至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贸易)转向产品内分工(贸易)。我国产业和企业为获取市场或技术，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融入全球化经济。2010年以来，世界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面临深度调整，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1980年，我国劳动力、投资、研发、资本形成总额、耕地、淡水、石油分别占世界市场22.4%、2%、1.5%、1.8%、7%、6%、1.5%，劳动力所占比重明显较高。2008年，我国劳动力、投资、研发、耕地、淡水、石油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2%、12.4%、7.6%、7%、6%、1.5%，我国劳动力所占比重依然较高，投资和研发呈上升趋势。2019年，我国劳动力、投资、研发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0%、26%、21.2%，投资和研发所占比重已显著上升并超出劳动力所占比重，几类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31]。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利用大国经济纵深广阔优势蕴含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32]。所以，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际循环是对国内大循环的补充。中国需要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现实创新，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既有助于中国形成新竞争优势、更好地参与国际大循环，又有助于世界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

四、《资本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化再生产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的循环就形成国民经济循环。《建议》明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1]53。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界定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属于同一理论范式。《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它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分析，对近代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阐释颇有深意。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坚持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理念，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启示。

(一)《资本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指导
1.《资本论》对企业“脱虚向实”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义

企业是市场的最重要主体，是“双循环”格局中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微观主体。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是双循环的物质基础，实体经济的核心是制造业。马克思在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中，分析的是产业资本即实体经济；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中，分析的是社会总产品即社会财富。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涉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要求确保供给体系、供给结构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应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十二五”规划表明，经济政策已逐渐开始转变，从注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互协调，从外向规模扩张的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为主的高质量型经济。该调整不仅来自脱钩倒逼或产业链困局倒逼，而且是提振国内市场需求、提升供给能力、提供持续循环发展动力的客观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影响生产者，尤其是微观企业、产业；需求侧改革直接影响消费者，涉及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实现。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稳定制造业比重，优化产业链与供应链，打造助推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并进一步协同融合，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2.《资本论》对技术进步收益公共分享的指导意义

当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仅涉及最终消费需求带动的循环，还包括产业链循环。产业链循环的畅通涉及需求与供给，因为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均可衍生前向需求与后向需求，亦均存在供给问题，尤其是技术供给问题。《建议》指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1]19。当前，随着生产资料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科技和产业深刻变革期，全球科技要素贡献率日益增加。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文化创新等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稳定经济发展根基。马克思认为，“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25]212。因此，创新可以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拉动投资需求，突破传统经济活动边际效益递减的一般规律，吸引社会长期投资与居民收入增长；创新可以突破制约产业链完善、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建立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打通国内循环的痛点堵点；创新可以吸引国际资本、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的流入，提升我国在规则标准上的话语权，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更高效率地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然而，私人资本由于投资的规模巨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领域往往是选择性投入甚至却步的。所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根本动力是以自主创新提升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有责任担当的民营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则是国民经济关键领域重大技术突破的引导者和助推者。

3.《资本论》对生产要素世界市场配置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5]235。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四次科技革命，第一次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第二次是以电力使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第三次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第四次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深空探索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一切使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随着人类科技进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融入生产力发展过程，生产要素世界市场的配置意味着作为货币资本行为的基础是分配。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内部与相互之间的促进贯通。由此推进人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与精尖技术、移动数据、信息管理等新兴要素的世界市场配置，促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打造新时期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的创新版图，重塑经济结构，实现国际市场供需交易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技化，拓展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经济内涵和外延。

(二)《资本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现实启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根本要求是提升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速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与实物补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系统论，抓主要矛盾，兼顾供给与需求、数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动态均衡发展，贯通优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格局，以经济社会整体性的新思维、新方略、新举措，构建新发展格局。

1.生产格局优化

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呈现下行压力增大的趋势，低端产品产量产能减少导致工业增长放缓，成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比较优势减弱，制造业外流压力增大。制造业盈利水平降低，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连年下降，从2006年的32.5%降至2019年的27.2%，下降了5.3%，存在去工业化、“脱实向虚”的隐忧。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欠缺，供给体系与高品质需求不匹配。对此，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市场准入和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问题，借助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重塑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分工体系完备的国内产业循环。发挥国有经济对维护和提升制造业优势的战略支撑作用，坚持民生导向的生产，由过去以出口外销为导向、转向以满足国内群众消费为目标，提高消费型产业(另外有：投资型产业、出口型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增加中高端产品规模和比重，解决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

2.消费格局优化

2019年我国88种出口产品有60种负增长、1种持平、27种正增长，出口放缓导致国内增长乏力。2017年我国GDP最终使用比例，居民消费占32.95%，政府消费占12.73%，投资占36.93%，出口占16.85%(另计库存0.54%)。2018年我国GDP中投资占比43%，远高于24%的全球平均水平和21%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同时，我国家庭消费占比仅39%，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33]。可见消费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所占GDP比重不高，扩大国内需求潜力巨大。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比2015年下降了2.4%，达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超过9 886元，比上年增长12.4%，占总消费支出的45.9%。居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明显上升，主要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方面。对此，需要完善内需体系，增加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以国内需求的增长来贴补国际出口增幅放缓的缺口。扩大居民消费有效需求，具体分别通过降低高额房价房贷、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实施乡村振兴等举措，提升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消费群体、农民消费群体三类人群的消费水平与能力，尽可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分配格局优化

马克思《资本论》认为的“分配”，既包括生产要素的分配，又包括消费资料的分配。首先，在生产要素分配层面，当前传统要素与新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技术密集型产业空间集聚度提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定价、以及市场化资源配置存在诸多矛盾；其次，在消费资料分配层面，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决定着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2000-2019年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住户部门(6)“住户”指共享同一生活设施、部分或全部收入和财产集中使用、共同消费住房、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与消费服务的常住个人或个人群体。所有住户归并在一起，就形成“住户部门”。占国民收入比重小幅下降，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发现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对此，从优化生产要素分配方面：推动劳动力要素的城乡循环、区域循环、内外循环；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循环流转；推动资本要素借助基础制度建设、国企混改盘活存量资产、将地方政府的资产与债务进行资本化循环；推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的技术要素循环。从优化消费资料分配方面：其一，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关注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最终消费水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同时，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长同步或快于经济增长。其二，坚持共同富裕方向，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既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也要调整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改变过去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提高消费率，为此不仅要增加居民收入，还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卫生支出等规模性民生工程。

4.流通格局优化

国民经济的循环实质上是社会总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涉及在市场上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这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规范的市场秩序。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产品生产受到制约，发展思路从“以外促内”转向“内外互动”。内陆地区却由于外需与内需市场的相对变化而位势上升，“一带一路”更强化了内陆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开放前沿，我国区域经济新格局正在重塑。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地位上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同城化”趋势显现，成为优势要素的汇聚平台与发展动力的汇聚中心。对此，需要沿海地区及时转换发展思路，内陆地区及时把握发展机遇，确保技术溢出、人才支撑与产业承接、能源供给。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推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循环畅通。全社会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高效率、更具活力的国内大循环增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重点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公用事业行业市场化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为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支撑。

五、结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经济循环系统，“嵌入”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助推“双循环”互动，在实践中积极提供对内高质量发展、对外高水平开放的“中国方案”，开拓了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系统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

(一)充分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旨归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面临的新国际环境、新发展阶段、新时期历史任务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直面21世纪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大调整，客观评价我国由国际循环为主的旧分工体系向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分工体系转化的适时战略决策，自力更生、顺势而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对接我国经济发展由量态释放向质态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变化诉求，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创新驱动模式，攻坚克难、化危为机，保证科技研发自主持续进步。正视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条件，以内循环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立足当前、着眼长期，贯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高质量供给，确保高质量发展。所以，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回溯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具有深远历史镜鉴。

(二)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广义的流通概念，可以理解为国民经济大循环，包括各领域、各部类、各环节的“循环”。这里的各领域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大领域，各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与生活资料生产部类”两大部类，各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生产关系运动的四环节。各领域、各部类、各环节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流通，整个社会国民经济在流通过程中需要实现循环往复的有序运行，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却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有效畅通，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强制性的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的上述思想，可用以阐释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生逻辑。所以，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性选择，具有深厚理论内涵。

(三)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面临的新竞争态势、新产业重心、新技术创新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实施基于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双循环；坚持实施立足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战略总基点，与脱虚向实、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战略重心的“优供给”相结合的双循环；坚持实施追求创新高效、公平共富的制度环境、要素配置与商品流通，全面深化改革，以便形成规范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营商氛围。在兼顾供给与需求、数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动态均衡发展前提下，贯通优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举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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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about "Double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IU Li-yun1, KONG Xiang-li2

(1.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and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Xi′an, 710065, China;2.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the "double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me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ical convergence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s well as the reality of COVID-19′s influ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Sino 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Marx′s "Capital"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s to profoundly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In the process of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Capital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public sharing of the benefi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market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ynamic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upply and demand, quantity and structur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optimize the circulation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and highlights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economic thought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Key words：Capital; "double cycle" ;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21)09-0020-13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ZS040)；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19-GMH-006)。

作者简介：刘立云，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资本论》研究；孔祥利，男，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资本论》研究。

责任编辑 廖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