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祁连山前小流域“坝区社会”的形成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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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祁连山前小流域“坝区社会”的形成与瓦解
——以大靖为例
潘 威 卢 香

(云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昆明 650091)

摘 要：在河西走廊的浅山小流域中，水利近代化过程必须首先瓦解传统“坝区社会”。祁连山前地带的众多独立小流域往往多中小城镇及附属灌溉农业区，是重要的人口聚居地。古浪县大靖河流域在祁连山前小流域中具有典型的传统“坝区社会”特征，即脱胎于明代卫所，在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建立了“额粮分水”制度，并一直延续至解放前夕。在传统时代，以大靖河为代表的一批小流域“坝区社会”因其地理和水规上的封闭性保障了农业存续，支持了沙漠边缘的社会经济发展。但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这一封闭性的“坝区社会”阻碍了现代水利体系的建立，劳动力、资金、物料等资源无法从传统坝区调入新式水利工程建设，即便在“土改”之后，传统“坝区社会”依旧在阻碍水利现代化。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通过调整政区、重建渠系、创立新的分水原则等手段打破大靖小流域的“封闭性”，之后才实现了大靖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实现了“人进沙退”。

关键词：传统水利；分水原则；水利近代化；坝区社会

“人—水”关系是水利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和西北区域史等诸多领域的永恒主题。在干旱区，“水”无疑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水”自然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的核心议题。在沙漠边缘地带，维持稳定的人类社会存在对于遏制沙漠化则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在腾格里沙漠南缘，要防止“沙进人退”，首先就要解决好水的管理和使用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往往不注意区分河西走廊地区内部的区域差异，比如祁连山前的浅山小流域与河西四镇等中型内流河流域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上差异巨大，应分别讨论。有观点认为，从“金酒水案”(1)“金酒水案”特指金塔、酒泉两县在20世纪40年代围绕讨赖河水资源分配而形成的司法诉讼和社会矛盾。参见张景平、王忠静：《干旱区近代水利危机中的技术、制度与国家介入——以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个案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可见民国时期河西水利已经危机重重，金塔—酒泉地区水讼由来已久，而观察一个历史上水讼相对较少的地区，判断其传统水利是否在民国时期也存在某种危机，进而可重新思考“民国河西水利危机”这一观点的适用范围。而大靖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就很少有水讼，符合我们的设想。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大靖的农业、商业都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是河西地区比较著名的富庶城镇，这与其良好的水利基础密不可分。在民国和解放初期，该区在甘肃的水利建设中仍旧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里也成为观察西北干旱区水利近代化进程的理想地区。

在祁连山与腾格里沙漠之间的浅山地区，明代有卫所而成城镇，清代卫所转州县而形成地方水利社会，基本形成了基于小流域的水利组织。20世纪30年代后，大靖等地开始在提高农业产量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农田水利近代化，但未触及原有的“坝区社会”。直到解放后，国家通过多种手段瓦解了当地传统的“坝区社会”，打破小流域的“封闭性”，建立“灌区社会”，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中央政府协调实现引黄灌溉，方使该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进沙退”。

一、大靖堡、大靖城与大靖河
明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设凉州。明廷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扒沙、扒里、暖泉、哨马营等地屯垦。洪武十年(1377)，改和戎巡检司为古浪巡检司，为屯垦之地，洪武十二年(1379)古浪地属庄浪卫；正统三年(1438)，古浪巡检司升为千户所。嘉靖、隆庆时，蒙古阿赤兔部强行驻牧。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兵部尚书田乐、总兵达云等对此地蒙古部采取攻势。次年(1599)，三边总督李汶于沙漠南缘筑甘肃新边(也称“松边”)。(2)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069-6071、6973-6975页。“甘肃新边”使明朝取得了祁连山前的冲积平原，李汶在扒沙修筑城堡(3)按民国《古浪县志》，扒沙驻兵达2 000人，其余红水河、芦塘、阿坝岭等要塞不过50-100人，可见此地之重要性。，取靖绥边地之意，改名“大靖”。(4)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古浪县档案局藏，第169-170页。万历二十九年(1601)设监厅署，置大靖仓监收县丞。(5)张玿美等：《五凉全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84页。入清之后，古浪在雍正三年(1725)改守御千户所为县，大靖监厅署改县行署，保留了明代以降的大靖参将。(6)张玿美等：《五凉全志》，第484页。由此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明长城一线形成了大靖、永泰、土门、裴家营、金塔等呈条带状分布的聚落体系，成为腾格里沙漠南缘的长城沿线军城。

今日还保留在大靖城中的财神阁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清代建筑，其东、西、南、北四面分别题有匾额“古塬流金”“高峡吐玉”“昌灵滴翠”“瀚海藏珠”，这一组牌匾很好地描述了大靖的地理形势。东为平川，西有高峡，南有昌灵山，北为沙漠，大靖城则坐落于大靖河形成的山前洪积平原之上。在沙漠与高山之间的这一隅水草平川，成了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一方沃土。

大靖河就是这些山中河川之一，正是在大靖河的基础上才有了大靖的繁荣。大靖河源头在祁连山的毛毛山(旧称“不毛山”)，这里山高林密，晴雨不定，自西向东汇集了西沟、小直沟、酸茨沟、条子沟、庄浪沟等诸水后形成大靖河。7—9月为其汛期，全年流量主要集中在此时。(7)古浪县农业区划资源调查组：《甘肃省古浪县水资源调查报告(初稿)》，1985年，古浪县档案局藏，第12-15页。按1960年以来的水文观测结果，大靖河在汛期的多年逐月平均流量为0.9立方米每秒，但一次洪水流量可以达到240立方米每秒，主要洪峰历时只有1—3小时，这除了由于大靖河流域地处季风区边缘，降雨稀少且主要为暴雨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大靖河在出山前河川窄小，纵坡陡峭，河槽容蓄作用不足。而在河流出山后，大靖河的水量又不足以冲出一条稳定的河床，因此在山前漫流，形成了大面积的洪积扇。(8)李福成：《景电二期海子滩灌区大靖河防洪治理》，《发展》2001年第S1期。其一方面形成了山前的平坦土地，但另一方面因为漫流区河道不稳定，洪水落淤就会造成河流改道或者地面抬高，灌溉都须重新布局(9)20世纪60年代后，大靖河出山后的一段被筑堤固河，并开渠灌溉土地，但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洪水落淤导致耕地抬高，无法得到灌溉的问题。。但幸运的是，大靖城所在地有地下水出露，平地灌溉实际依赖的是泉水而非河水。大靖河水也就在出山后不久消失在腾格里沙漠南缘，只在极个别洪水非常大的年份才会偶尔流入石羊河。此外，根据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立、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立的“裴堡池塘水利碑”记载，今裴家营“池塘兵民□水，由大靖数十里之遥远引流，非易，是以疏沟浚池隔数载而举行焉”(10)该碑现存于裴家营村村委会。，大靖河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其他城镇也是重要水源。因此，大靖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诸多城镇中，是经济、社会环境都相对较好的地区。

二、“渠—坝”体系与传统“坝区社会”
在中国许多地区，传统水利秩序与国家的赋税体系紧密联系，用水权是赋税的保障，灌溉用水是国家定额赋税制度的组成部分。古浪一带的农田灌溉历史发端于汉代设立河西四郡之后，设田官管理屯田事务，唐代则有渠长和斗门长之设。(11)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87页。至明代则有卫所体系下的水利管理制度。成化十二年(1476)，巡抚御史许进奏称“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西止肃州，绵亘凡二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明宪宗命屯田佥事监管水利。(12)张廷玉：《明史》，第2159页。正德年间，古浪所千户严玺兴修水利，垦荒实边。“古浪密迩番族，先时恒出入为患，田多荒芜，公私匮乏。公曰：‘足食然后足兵。’始垦荒田以给军饷，凿河渠以通水利。”(13)张玿美等：《五凉全志》，第517页。正德年间及之前古浪一带的河渠很可能已经发展为“八渠”体制，并承担国家额税，但自嘉靖初年蒙古势力进入后，税粮征收受到很大影响，“本所(案：古浪)原设八渠，额税不亏，自嘉靖六七年来遭番鲁涂炭，将西山渠田地原纳粮一百余石尽行抛弃，现存者不过二三十石，人民不得乐生，税粮不足原数”。(14)张玿美等：《五凉全志》，第521页。清乾隆之前，古浪一带已经完成了从明代“八渠”到“三渠十七坝”的转变，其转变的关键阶段应是康熙时期。

《大靖参戎边公德政碑记》载：“康熙十一年，当事者忽持臆议，以大靖一军移驻安远……幸赖张大将军会疏入告，复迁其兵于大靖，时康熙十九年也……至于给散官田，均分水利一事，尤为高出前人。盖官田旧为参戎养廉之资，取水于众坝而赋税不兴焉。而公竟以田散民间，水归众坝，永杜厉民之阶……”(15)《大靖参戎边公德政碑记》，《古浪碑文汇编》(内部资料)，古浪县档案局藏，第21-24页。此碑所记录的“张大将军”，名张永昌，康熙年间曾为大靖参将。从以上碑记中可以看出，张永昌在康熙时期将水权与耕地从军队拨给民众，其目的是为了改变“赋税不兴”的局面。这一做法实际上使大靖淡化了卫所色彩，或者说拉开了“卫所”向“州县”转变的序幕。正因为张永昌“田散民间、水归众坝”的行为，使大靖地区实现了“水—赋税”的结合。

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古浪等地设水利老人。(16)水利老人，古浪民间习惯称呼其为“老爷”，各坝各有一个水老，也称“水佬”“香佬”。《乾隆五十八年镇番知县文楠立县署碑》，该碑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乾隆初期之前，用水农户已经有“水簿”，按额粮用水，乾隆八年(1743)古浪县令刻碑定制，“古浪处在山谷，……向例使水之家，但立水簿，开载额粮暨用水时刻。……兹遵宪示，将各坝额粮、额水并分水渠口长阔，以及流灌备由刊刻于后……”(17)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35-38页。乾隆八年刻碑定制为后代所遵守，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长流、川六坝水利碑”所记，“古浪报耕开渠，由来久矣。案自乾隆八年，蒙抚宪黄设法定制，刊勒碑记，照粮拨水”。(18)《长流、川六坝水利碑记》，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39页。古浪县在清代、民国时期有古浪、土门和大靖三渠以及暖泉、长流、西山等十七坝，这些渠道的水用来转磨、灌田，渠所灌溉的地区被分为若干坝，大靖渠下有长岭、山泉、大河三坝。这种坝使用山中河水，故名为“山水坝”。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坝，为泉水灌溉，称为“泉水坝”，大靖城南二里左右有湖滩泉，引其水灌溉的区域形成了“教场坝”。坝既是基本的灌溉农业区，也是古浪县主要的赋税提供区，更是基层社会的组织单元。至晚到乾隆初年，“渠—坝”体系在大靖定型。乾隆初期之前，大靖已经形成了一渠(大靖渠)四坝(大河、长岭、山泉、教场)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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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清代大靖地区渠坝范围示意图

注：图1基于1942年2月《三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古浪县图》(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藏)和作者2017年7月实地调查结果所得(底图为30米等高距地形数据)。

据1954年的调查，山泉、长岭、大河三坝分别有5、7、3条支渠进行灌溉，教场坝灌渠则多达15条，与清代、民国时期应当差别不大。(19)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35-38页。从支渠复杂程度上来看，教场坝明显拥有更为复杂的灌溉体系，其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也要高得多。大靖河山前为卵石漏水层，河流出山后就有大量河水进入伏流状态，在教场坝一带形成了一个储量丰富的地下水层，其埋藏深度仅为2米左右，而山前其他地区，地下水深度在30米左右。(20)武威水利工作组：《1954年3月21日古浪大靖小型水利工作报告》(手写本)，甘肃省档案馆藏，第3页。因此，教场坝有着丰富而稳定的水源，成为“附城腴壤”(21)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176页。。

大靖的水利秩序大致特点为：(1)水簿是各家用水的依据；(2)士绅与普通乡民按粮出夫，维修渠道，以防淤堵；(3)各坝渠口大小与承担的赋税额度挂钩；(4)坝的管水者掌握轮灌水时全靠燃香，因而被称为“香佬”(乡佬)、水老。香(乡)佬、水老劝喻民众遵守水规、组织轮灌、维护渠道。古浪县香(乡)佬、水老的收入由其管下用水农户商定，一般没有具体数额规定，但香(乡)佬、水老每年所获不少于二十五石粮食。(22)《古浪县水利电力志》编辑室：《古浪县水利电力志》(内部资料)，武威：武威市印刷厂，1990年，第204页。《渠坝水得碑文》还详细开列了各坝的水时、户数、额粮等信息(见下页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用水时数和额粮数具有较高一致性。大靖一带，小麦是最重要的农作物，在山水坝和泉水坝区，苗水灌溉一次即可基本获得丰收。但按粮分水并非大靖用水的全部，这其中还有一类坝——“山田坝”，这类坝基本都位于山沟中，山田坝虽然也靠近水源，但不能参与河水的分配。“无水而亦名坝，界赋则也”，实际上，所谓“无水”之说，应该不是指山水本身，而是指没有额水，而界赋则是指与起科耕地有所区别。大靖的山田坝包括打喇坝、酸茨沟坝和抬车坝，这些坝的灌溉主要依靠“水头”，所谓水头实际就是掘井所得的地下水。当时古浪境内有四大水头，就是四个主要的泉眼，分别为东西鹞(也记作“窑”)儿水、薛家水、打喇(也记作“拉”)水和王家水。大靖河上游的酸茨沟坝和抬车坝也各有其水源。山田坝产量非常低，往往“耕九不能余一”。(23)张玿美等：《五凉全志》，第479-480页。因此，此处不可能作为赋税的主要来源，在用水秩序中被边缘化。

表1 古浪各渠—坝额水、额粮与使水花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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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1数据来源为乾隆八年古浪县令安泰《渠坝水得碑文》,碑文内容参见武威水利工作组：《1954年3月21日古浪大靖小型水利工作报告》(手写本)，甘肃省档案馆藏，第5页。

这种基于“渠—坝”设施，以“坝”为社会运作核心单元，以承担国家定额赋税为分水原则的地方社会可称为传统“坝区社会”。同治时期的陕甘“回民战争”打断了河西地区始于康熙后期的水利建设进程(24)张景平、王忠静：《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但在大靖河流域，虽然当地被战火波及，但“左文襄公大兵一到，地方肃清。善后招来施牛散种，散亡之民渐次归乡”(25)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168-169页。，原有水利秩序和“坝区社会”运作方式基本未受影响。

三、河西水利建设计划中的大靖
北洋时期，甘肃军阀混战严重，但大靖一带尚属平静，沿袭了清代以来的“坝区社会”(26)民国时期，发生在大靖较为重要的战事主要有二，一是1928年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与国民军孙连仲部的战争，马军曾短期攻占大靖城，焚毁南城门楼后撤走。参见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169页。二是1936年10月红军西路军围攻大靖城，但围城数日后即转攻古浪县城。参见甘肃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和西路军西进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151-162页。，这使得当地农业发展水平在河西地区可称先进。(27)1936年10月，红军西路军曾记述道：“西路军主力最近在大靖附近修整、筹资。该地人户近万，且丰富。粮、柴亦不缺。”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6-420页。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开始直接干预河西走廊农业，大靖的农田水利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气息，但实际成效有限。1935年，古浪全县之屯地改为民地，在制度上取消了军屯，此举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是增加了民丁银。(28)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35页。1942年，国民政府整理河西水利，改“总甲”为渠长，各坝管理者仍旧为香佬。(29)《古浪县水利电力志》编辑室：《古浪县水利电力志》(内部资料)，第209页。

1944年，国民政府提出“将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作为国家事业”，使得河西走廊农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当时甘肃和全国的形势尤其是财政形势，并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农田水利的条件。1947年河西水利工程总队针对大靖河进行了一次基础测绘，这是第一次以现代科学手段认识大靖河的水资源状况，为之后的水利建设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30)参见水利部甘肃河西水利工程总队于1947年绘制的《古浪大靖河流域地形图》，现藏于古浪县水利局。现代化的农田水利建设离不开稳定的政局、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财政力量，但在抗战胜利后，甘肃地区大批技术人员东返，原材料价格飞涨，局势动荡，国家力量的投入只能有所侧重。此时的甘肃工农业严重萎缩、财政赤字居高不下。(31)郭寄峤：《本省的经济财政金融政策——三十六年二月三日在党政扩大纪念周讲》，甘肃省秘书处编印：《郭主席政论·初辑》(内部资料)，1948 年，甘肃省档案馆藏，第113 页。“西北工业危机日趋严重,从去年(按：1945年)8月10日至今年6月底不到11个月,兰州市申请停厂者共达40余单位。” (32)《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9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

大规模经济建设离不开稳定的政局和强有力的政府,张景平在探讨鸳鸯池水库建设时，也特别强调了“政治条件”的决定性作用。(33)张景平、王忠静：《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张景平、王忠静：《干旱区近代水利危机中的技术、制度与国家介入——以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个案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尽管20世纪30年代末，国民政府已经注意到需掌握甘肃政局，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谷正伦强化驻陇中央军，同时，努力协调省政府与西北诸马的关系(34)宋仲福、邓慧君：《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8页。，但直到1946年11月郭寄峤任省政府主席以后，才在政局上稳定了甘肃的局势。(35)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72页。郭到任后，除继续执行国民政府的甘肃地方长官拉拢诸马的做法外，也有其本身的施政特色，通过实行行政三联制、人事统一运用制等，郭寄峤的政令得以贯彻到甘肃各部门和主要地区。此时他推进了挽救工农业衰退的政策，在农田水利方面，“本席深知非大兴水利，殊不足以振兴本省农业，业经专案呈请中央，拨发河西水利专款六十五亿元，如奉核准当即罗致大批水利工程专家，赶速办理，将来逐步发展，使河西走廊千里赤地，尽成膏沃富庶之区……”(36)郭寄峤：《甘肃省政府半年来政治改革要目》，《新甘肃》1947 年第1期。虽然此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但在河西地区，郭寄峤的做法确实为国民政府的水利事业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郭主政甘肃期间，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水利合作社，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拨发甘肃水利专款、在农村发放农业贷款等政策。(37)《省政府施政总报告》，甘肃省秘书处编印：《甘肃省政府公报》1947年12月9日，第6-23页。

在这一背景下，大靖作为甘肃具有较好农业基础和极大增长潜力的地区被河西水利工程总队所注意。国家力量意欲推动水利现代化，传统“渠—坝”体系难以符合其要求。近代“国家”追求的是增长，而传统“坝区社会”则只要完成“额粮”，对于增加水源，垦辟坝区之外的土地，是缺乏动力的。人们认为只要大靖渠解决灌溉用水问题，就将迎来更大的粮食增长。(38)1947年的调查认为小麦可以增产一倍。而传统“渠—坝”用水效率低下(39)现代水利视角下，大靖河40%的水量因“下渗”被“浪费”了。参见水利部甘肃河西水利工程总队：《民国三十六年大靖河流域灌溉工程规划书》，1947年12月，第4页。，如大靖的教场坝，其水源为地下水，但在传统水利社会中，其在冬至到开春之间的水资源就被浪费掉了，没有得到合理利用(40)武威水利工作组：《1954年3月21日古浪大靖小型水利工作报告》(手写本)，甘肃省档案馆藏，第5页。，导致该区大量土地抛荒，如大靖北部的刘家滩可耕荒地就达20万亩。(41)《古浪县荒地调查表》，1944年8月20日，古浪县水利局藏。

1947—1949年，国民政府才制订和推行大靖的农田水利建设计划。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如何减少大靖河下渗水量，保证河道中有更多水量浇灌山水三坝；二是如何增加地下水供应量。水利部甘肃河西水利工程总队1947年制订的《大靖河流域灌溉工程规划书》中，将大靖河流域的农业发展概括为“尽量扩展灌溉水源，以达到地尽其利”(42)水利部甘肃河西水利工程总队：《民国三十六年大靖河流域灌溉工程规划书》，1947年12月，第8页。，大靖一带的可耕地为152平方千米，需水量为6.2吨每秒，而当时水量只有1.43吨每秒，缺口甚大，导致大量耕地抛荒。同时，在大靖河出山口的洪积扇地区加大地下水资源开发，“惟今需在大靖峡设置一道闸坝”，将大靖河进入山水三坝之前一段的透水河床改为不透水渠道，“逼下渗之水涌出”。(43)水利部甘肃河西水利工程总队：《民国三十六年大靖峡地下水灌溉工程计划书》，1947年12月，第4页。总之，其要点在于增加农业灌溉水源，使荒地得到灌溉。降低大靖河下渗水量的水利实践在解放后依然被政府强调(44)武威水利工作组：《1954年3月21日古浪大靖小型水利工作报告》(手写本)，古浪县水利局藏，第4页。，1959年竣工的大靖河渠首工程才真正实现了这一水利设想。(45)《古浪县水利电力志》编辑室：《古浪县水利电力志》(内部资料)，第88-92页。

与大靖具有相似环境的金塔、永泰和古浪渠等地，在20世纪40年代也被政府赋予了“增长”的期望。与大靖同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永泰，其于1940年制订的“永泰示范垦区计划”，开篇就点明“交通、治安、水利”为示范垦区建设三大要务，该计划主要在“铺设砂田”，通过降低农田水分蒸发提高用水效率。(46)甘肃省建设厅：《筹办永泰示范垦区计划书》，1940年，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56-113(8)；甘肃省水利局：《皋兰北山乡及景泰永泰乡旱地铺砂计划书》，1949年1月，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89-7412。古浪渠以北在1946年开工兴建古丰渠，希望灌溉古浪河下游土地。(47)《古浪县水利电力志》编辑室：《古浪县水利电力志》(内部资料)，第93页。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金塔县，1947年竣工的鸳鸯池水库工程，主要目的在于调蓄水量以多灌溉。(48)郭寄峤：《甘肃肃丰渠鸳鸯池水库铭》，甘肃省秘书处编印：《郭主席政论·初辑》(内部资料)，甘肃省档案馆藏，第411页。

除了资金和技术因素的限制外，这些工程或计划都受到传统“坝区社会”的影响。对古浪当时已经开工兴修的古丰渠，美国专任工程师塔德在考察时给予了“由于不甚经济”而不建议拨予贷款的评价，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一工程进展缓慢，导致成本升高。(49)《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专任工程师塔德来省视察水利工程纪要》，1949年6月，古浪县水利局藏，第6页。直到古浪解放前夕，古丰渠只完工了4千米，其中劳力不愿参与此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便在已经开始较大规模建设的金塔地区，现代化的水利建设也必须和传统社会的“上坝”活动结合才能解决劳动力来源问题。(50)张景平、王忠静：《干旱区近代水利危机中的技术、制度与国家介入——以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个案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即在解放前古浪地区是一个自耕农的世界，据《民国三十五年甘肃省统计年鉴》，1944年古浪地区近82%的农民为自耕农，而在武威为72%，张掖为62%(51)《表60：民国三十三年农佃百分比》，甘肃省政府：《民国三十五年甘肃省统计年鉴》，1946年，第95页。，国民政府无法将古浪庞大的自耕农群体从传统“坝区社会”转移到工程建设中。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制度本身具有的惯性之外，还有1938年设立古浪三区实际强化了传统“坝区社会”。1938年分古浪县为第一、第二、第三3个区，这3个区实际就是古浪、土门和大靖三渠及附属坝。(52)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64页。在清代，古浪、大靖、土门三地本就领有一些山田坝，民国时期的划区做法实际上是强化而非颠覆清代格局。此阶段国民政府实际上扩大了“坝区社会”的行政功能，使之不仅具有水利和赋税功能，还兼有地方管理功能，这种强化传统坝区的做法，使得国民政府的力量难以深入乡村社会，极大地阻碍了国民政府的近代水利计划。

要之，民国时期的河西水利建设计划并没有全局方案，除了提出一些农业增产的愿景之外，并没有一个针对全县或者全流域性的规划。除了资金和技术之外，也缺乏水利现代化所需要的基层社会条件。由于没有触及“坝区社会”的根本，这一做法表面上是国家意图改变各地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达到农业增长的目的；但实际上反而是各小流域地方性加强，传统“坝区社会”实际上阻碍了当地的农业近代化。

四、传统“坝区社会”的瓦解
“民国河西水利危机”是否存在？不同的观察视角往往导致观点各异。张景平认为，解放之前河西走廊的水利事业已经“危机”重重，“金酒水案”就是这一危机的具体表现。(53)张景平、王忠静：《干旱区近代水利危机中的技术、制度与国家介入——以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个案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那么，其在河西走廊地区是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呢？笔者以为，“金酒水案”并非近代化所造成的用水矛盾，而是传统水利矛盾的延续。与大靖同处一县，环境特征基本相似的古浪渠就不如大靖这般平静。嘉庆二十二年(1817)《长流、川六坝水利碑记》记录：“近年以来，林木渐败，河水微细，浇灌俱艰……长流离河甚近，水之所流无有不到之处，兹因水夫经营不善，于嘉庆二十年两造争讼……”(54)《长流、川六坝水利碑记》，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39页。民国《古浪县志》也有“川六坝与长流坝人民争水之控案，自昔已然，近年以来，天多苦旱，争端因之愈甚”。(55)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40页。而在目前已见的清代民国档案、方志、碑刻和我们的田野调查中，都没有发现大靖地区存在用水争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古浪在1950—1955年间推行了“民主管水”(56)《古浪县水利电力志》编辑室：《古浪县水利电力志》(内部资料)，第210-219页。，但没有成功，1953年造成了大靖地区的粮食歉收，人民生活困难，1954年重新又恢复了传统“坝区社会”的分水方法。根本问题在于试图打破坝区原有秩序的同时，并未建立新的用水秩序。

大靖在1950年废除了点香分水的做法，水利委员会仍旧设在“坝”上。改按粮分水为按各户需求用水，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做法并不理想，和政府意图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用水效率的初衷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而且，民众对于新兴的公共水利事务并没有表现出热情，这一点与张景平在讨赖河流域观察到的现象很接近。1954年《古浪大靖小型水利报告》中记录：

大靖河上引水，每年自旧历二月二日起，至十月一日河水冻结止，浇四轮水，轮期60天，后因浇水期与农作物需水期不相配合，清道光时改浇五轮水，轮期48天。“土改”后推翻了旧水利制度，施行分成按次的集中轮灌制，(一)对灌溉管理没有加强领导；(二)管理组织不完密，无专职或半专职干部负责；(三)没有严肃有效的奖惩措施。水量、时间均无适当掌握，给群众造成了“泡硬晒干”的灾害，53年底又公议改轮期为50天，恢复点香记时的配水制。教场坝为泉水坝，单独引灌。大河坝引水18天半，山泉坝与长岭坝共同分水30天……(57)武威水利工作组：《1954年3月21日古浪大靖小型水利工作报告》(手写本)，甘肃省档案馆藏，第8页。作者注：该资料无档案号，系夹于其他材料中。

1950—1955年的各坝水利委员会中，设有主任、副主任、水利委员、灌溉小组等，但是没有专职干部负责，“上工喊不来人”。灌地小组“没有任何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劳力补偿，浇水喊不来人”，“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水利委员或者灌溉小组，在农村里现已不起大的作用”。(58)武威水利工作组：《1954年3月21日古浪大靖小型水利工作报告》(手写本)，甘肃省档案馆藏，第6-10页。可见，传统水利制度依然存在巨大的惯性，“土改”虽然完成，但传统“坝区社会”的运作方式依然存在于大靖地区。

大靖的传统“坝区社会”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出现瓦解的迹象，直到“土改”后，传统“坝区社会”依然有能力影响现代水利事业的兴办。大靖河流域的传统水利为何如此稳定？笔者认为，这与其地理特征息息相关。首先，不同于金塔、酒泉所临的讨赖河，大靖河是浅山小流域河流，其地形上封闭性强，解放前大靖河流域自成一个政区(古浪县第三区)更加剧了其封闭性，由于不与外界发生联系，故而其产生矛盾的机会就要少得多。其次，大靖河流域传统上“一渠三山水坝一泉水坝”的结构，都是国家“按粮分水”体制的产物，其利益诉求基本一致，故而能够通过“公议”调整“轮水时间”，将风险控制住。比如古浪渠在嘉庆初期经历的环境挑战，在大靖其实也曾经存在，昌灵山树轮显示出19世纪中前期，该区确实存在气候转旱的现象(59)陈峰、袁玉江、魏文寿等：《腾格里沙漠南缘近315年5～6月PDSI指数变化》，《地理科学》2011年第4期；范子昂、魏文寿、陈峰等：《树轮记录的腾格里沙漠东缘1775—2005年降水变化》，《中国沙漠》2012年第4期。，但大靖各坝通过“公议”，将轮水时间由60天缩短为48天，控制了风险。可见，传统“坝区社会”本身对维护大靖河小流域的封闭和稳定是重要的力量，而这一封闭性和稳定性又强化了大靖河流域传统“坝区社会”的存在。

甘肃解放后，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破除封建水规”，“分割流域”和“新建渠道”这两项措施彻底打破了大靖河流域的传统“坝区社会”。

(1)以政区分割流域

破除传统“坝区”首先就要使政区和流域分离。有学者认为清代河西水利纷争原因之一为流域与行政区不相重合(60)王培华：《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纷争与水资源分配制度——黑河、石羊河流域的个案考察》，《古今农业》2004年2期。，但在大靖地区，流域界限与行政区划一致虽然减少了用水纷争，但也强化了传统“坝区社会”。那么与大靖渠比邻的古浪渠为何存在长期的争水现象呢？其实这也和政区与流域的空间关系有关，古浪渠下的长流坝与其他坝之间其实并不属于一个流域，需要通过木槽向长流坝输水，由此导致长流坝与川六、川七等坝之间围绕木槽形制、维修、输水时间等方面反复争讼。(61)唐海云总纂：《古浪县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第39-41页。这其实是政区与流域不重合导致水利纷争的案例。而大靖所在为古浪县第三区，就是依照大靖河流域划定第三区政区界限。这样的政区设置强化了大靖对整个大靖河水资源的控制，形成封闭的“坝区社会”。

1952—1955年，古浪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县下设乡镇。大靖河流域被分割为两县四乡。河源(酸茨沟)被划入天祝县，大靖峡以上河段归入横梁乡(该乡于1952年设立)，原山泉坝、长岭坝被划入民权乡，教场坝和大河坝划入大靖乡。(62)《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古浪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56-87页。如此设置政区，起到了肢解小流域的作用，使小流域“坝区社会”丧失了重要的地理基础。同时，在地名使用上，不再将原有坝区名称作为规范地名使用，在正式场合和政府文件中都使用具体的行政村名称，而废除了原有的“坝”名。1955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大靖河的分水方式在次年就调整为“按行政区分水”。(63)《古浪县水利电力志》编辑室：《古浪县水利电力志》(内部资料)，第207-210页。1957年开工建设的大靖河渠首工程建设中，大靖、民权等乡劳动力供给再也没有出现“喊不来人”的情况。重组地方行政区划进而分割大靖河流域，在打破传统“坝区社会”中效用明显。

(2)以新建渠道分割旧有坝区

新建渠道可以重新调配水资源的空间分布，1956年开始的“按区分水”初步肢解了传统“坝区社会”封闭的地理基础，特别是1957年大靖峡水库竣工后，水库工程本身覆盖了一些解放前的旧渠；政府通过新修水渠又取代了一批解放前的旧渠，原有坝区的渠道很快被废弃。(64)据作者2017年5月19日在大靖镇调查时采访居民狄成武等人时获知。虽然如此，在分水上却仍旧存在“受水不均、浪费水量”(65)《古浪县水利电力志》编辑室：《古浪县水利电力志》(内部资料)，第209页。的问题。如1963年，大靖地区只有11%的水田得到了良好灌溉，农业歉收导致大量人口外流。(66)甘肃省武威专员公署：《关于大靖地区人口外流的报告》，1964年3月5日，甘肃省档案馆藏，第1-3页。因此，从1966年开始，又改“按行政区分水”为“按渠系配水”(67)《甘肃省古浪县水资源调查及水利区划报告(初稿)》(内部资料)，第43-47页。。在此阶段，大靖新修了东干渠和西干渠，将原山泉坝和长岭坝分割重组，打破了山泉、长岭二坝所在地的渠系面貌(68)《1963年古浪县大靖河东西干渠整修工程计划书》，1963年，古浪县水利局藏，第22页。，同时，配合新形成的渠系重建了基层水利组织，形成了干渠—斗渠二级渠系结构。斗渠设斗长，相当于行政村(大队)级干部，将党委建立在斗渠上，形成斗委领导下的斗长负责制，使政府的水利意志可以一直贯彻到基层。

古浪在清雍正时期改所为县，三渠十七坝的体系未被触及；民国时期县下设“区”，更是强化了传统“坝区社会”。随着传统“坝区社会”的瓦解，才真正建立了现代化的水利工程，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设想的开发旱地、增加水源、农业增产在共和国时期才变为现实。解放后，大靖以及古浪其他接壤沙漠的乡镇，在现代化的农田水利技术和政策支持下，开发腾格里沙漠南缘荒地，实现了“人进沙退”，这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成就，也具有生态上的积极意义。

五、结 论
在大靖地区，本文没有观察到类似于讨赖河流域存在的“河西水利危机”，大靖的传统“坝区社会”直到“土改”后依旧影响当地水利建设。要落实以“增长”为目标的现代国家农田水利事业，就必须打破传统“坝区社会”。通过划分政区肢解小流域、新修灌渠肢解原有坝区，才真正破除了传统时代的水利制度，进而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水利事业。大靖所代表的祁连山前浅山小流域，地处高山大漠之间，要保障此地不受沙漠侵蚀，就必须改善此处的水利环境，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也需要打破山前小流域的“封闭性”，将其纳入地区的综合管理体系。国民政府虽然从农业灌溉技术层面认识到了提高当地农业能力需要扩大灌溉，但由于无法触及传统“坝区社会”，导致这些政策难以落实。1988年，黄河水被引入古浪，使得腾格里沙漠南缘又形成了数个新的农业灌区。自“引黄灌溉”实施至今，古浪县“人进沙退”，有效遏制了沙漠化，其生态意义和经济意义都值得肯定。当然，现代化的水利开发方式也造成了生态问题，比如大靖河在大靖峡以下河段已经基本断流，大靖峡水库等一系列山区水利工程截留了绝大部分河水，今天的大靖已经看不到昔日清水傍城的景观。据笔者2014年和2016年的实地调查，大靖河河道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排污渠。由于大靖河原有河道干涸，其地下水补给功能也消失，20世纪70年代后，地下水露头就开始断流，这些问题也亟待政府和社会解决。

(感谢兰州大学张景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蓝图博士候选人给本文写作提供资料支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7012)

(责任编辑 朱路遥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