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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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发展
丁 禹 男

摘 要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工人通过教育的普及逐渐解放思想，通过工人组织的发展实现了组织能力的提高，通过与社会民主工党等政治组织的互动走向了政治上的成熟。在此过程中，俄国工人运动从自发斗争发展为自觉斗争，俄国工人阶级也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

[关键词] 俄国；“自在的阶级”；“自为的阶级”；工人阶级；教育普及；工人组织；社会民主工党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人阶级一直是俄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史学浪潮影响下，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呈现出社会史研究的多元视域。И.М.普什卡列娃等编纂的《19—20世纪之交俄国劳动冲突与工人运动》等史料学著作，运用计量史学和微观史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脉络。不同视角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研究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的А.В.乌沙科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分析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К.Е.巴尔丁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工人合作社运动》，等等。目前，中国俄国史学界已经译介了俄国学者基于新史料和新方法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发表了对俄国工人阶级进行经济分析的相关论文。社会史研究对历史主体的认识日益多元，社会心理、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都是其研究对象。本文基于近年来的史料学成果，以社会史视角和方法，对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因素、组织因素和政治因素进行考察，关注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析工人阶级的成长，厘清其从帝俄大改革的客体发展为十月革命的主体的脉络，从而深化对帝俄晚期社会结构、十月革命乃至俄国现代化进程等俄国史重要问题的历史认识。作为帝俄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工人阶级的转变正是寓于这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之中。马克思将工人阶级的转变称为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发展(1)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哲学的贫困(节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4页。。作为“自在的阶级”，工人阶级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本质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尚未认识到自身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其斗争是分散的、偶发的，基本局限于以改善物质生活为目标的经济斗争；而作为“自为的阶级”，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其他统治阶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理性阶段，能够理解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而开展联合而持续的工人运动，其斗争范围也扩展到政治领域。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思想上的进步性、组织上的严密性和政治上的成熟性。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通过教育的普及、工人组织的发展和与社会民主工党等政治组织的互动，实现了思想解放、组织发展和政治成熟，完成了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重大历史转变。

一 工人阶级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思想解放
1861年后，大改革激发了俄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他们面向城市平民，发展出版事业，兴办基础教育，繁荣文化生活，工人成为这些活动的主要受益者。俄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逐渐摆脱了传统宗法制对底层平民的束缚，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

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工人阶级文化生活，开阔了他们的精神视野。19世纪60年代，圣彼得堡扫盲委员会和莫斯科扫盲委员会先后成立(2)③④ А.В.乌沙科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А.В.Ушаков，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абочие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莫斯科：新记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8、177页。，很多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加入其中。到1895年，圣彼得堡扫盲委员会共有258名成员，其中包括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和屠格涅夫等著名文化人士；莫斯科扫盲委员会共有604名成员，其中包括В.О.克柳切夫斯基、А.Г.斯托列托夫等知名学者(3)Б.М.克德罗夫、Ч.И.洛米泽、Г.А.别拉亚：《值得被记录的日子》(Б.М.Кедров，Ч.И.Ломидзе，Г.А. Белая，Памятные книжные даты)，莫斯科：图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它们组织出版了大量廉价书籍。1880—1895年间，圣彼得堡扫盲委员会出版书籍种类多达126种，总发行量达到200万册(4)③④ А.В.乌沙科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А.В.Ушаков，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абочие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莫斯科：新记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8、177页。。这些书籍主要以俄国和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为主，在精神和审美取向上坚持真理和正义，推崇现实主义风格；体裁上则以小说为主。这些书籍囊括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中，列夫·托尔斯泰作为圣彼得堡扫盲委员会成员，自愿放弃了自己作品的版权收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扫盲委员会还出版了大量科学类图书。在莫斯科大学的帮助下，В.Д.克连克《土豆》等农业专著、Н.维诺格拉多夫《什么是传染病》等医学专著、А.Н.亚洪托夫《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等地理学专著、Н.А.鲁巴金《关于恶劣自然现象的描述》等天文学专著相继出版，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很多青年工人对科学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工人阶级教育和文化水平提高过程中，以И.Д.瑟京为代表的出版家发挥了重大作用。1917年，俄国近四分之一的出版物来自于他的出版公司(5)③④ А.В.乌沙科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А.В.Ушаков，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абочие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начало XX в)，莫斯科：新记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8、177页。。瑟京的很多出版活动专门面向工人阶级。19世纪90年代，瑟京出版了系列丛书《真理》。这套丛书由著名的公民教育活动家В.И.伊克斯库利和В.П.瓦赫捷罗夫主持编纂，内容包括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茹科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节选，克雷洛夫的寓言汇编，瓦赫捷罗夫的科普性随笔文章，以及医生对常见流行疾病的介绍，著名画家列宾为丛书创作了一系列封面。这套丛书在工人中非常畅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中最为流行的书籍。瑟京还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版了普希金等人的作品全集，其中普希金作品全集价格仅为90戈比，不足1卢布的价格让工人完全可以承受，普希金也因此成为了深受工人欢迎的作家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成立的教育组织超过二百五十个(6)А.В.乌沙科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的文化教育水平以及知识分子的教育活动”(А.В.Ушаков，“Культур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рабочих и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XIX -начале XXв”)，《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迫切问题width=1,height=1,dpi=110历史学：周年纪念会议发言提纲》(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е стественных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Тезисы юбилей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雅罗斯拉夫尔：雅罗斯拉夫尔国立大学1995年版，第88页。，在工人教育领域成就显著，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俄国技术协会。俄国技术协会是圣彼得堡的学者、工程师和企业家于1866年共同创立的。1868年，Н.П.彼得罗夫和Д.И.门捷列夫等著名科学家又在俄国技术协会框架下成立了技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会为开展星期日业余普通中小学、夜校和技术工人课程做出了很多努力。1888年，有超过六千名圣彼得堡市民在技术教育委员会开办的学校里学习；到1900年，全俄共有286所星期日业余学校，学生人数超过5万，到1905年增长到了11万(7)Л.М.伊凡诺夫：“君主制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Л.М.Иванов，“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 царизма и буржуазии”)，Л.М.伊凡诺夫主编：《俄国无产阶级：面貌、斗争、统治权论文集》[]Л].М.Иванов(отв.ред.)，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Облик,борьба，гегемони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321页。。在这种临时性业余学校的影响下，很多工业城市出现了类似模式的工人学习班。1897年，普列奇斯托耶工人学习班在莫斯科成立，由И.М.谢切诺夫、М.Н.沙捷尔尼科夫等著名学者负责教学。这个培训班面向莫斯科地区的古容工厂、利斯塔工厂、日罗制造厂、布捷涅夫制造厂，招收了约四百名工人，其中绝大多数处于文盲状态(8)И.В.苏奇科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教育》(И.В.Сучков，Уч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 -начале XXв)，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根据这种情况，这些工人被分成普通班和特殊班，文化水平低的人和完全不识字的人在普通班级接受扫盲教育，随后接受初级基础教育，课程包括俄语、算术、宗教、法律等。在特殊班，具备初级教育水平的工人会接受更为深入的教育课程，如物理、化学、几何、机械、绘画等。

除了基础教育，俄国工人阶级还接受了形式多样的艺术教育。19世纪90年代，俄国成立了众多人民剧院和工人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专门成立了工人剧团进修班，并由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教学和指导。М.Д.戈洛杰茨基成立了歌剧演员剧团，以极其低廉的票价为工人演出《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叶甫盖尼·奥涅金》《浮士德》等经典剧目。俄国作曲家们也专门举办交响乐音乐会，演奏格林卡、鲁宾斯坦和柴可夫斯基等杰出音乐家的作品(9)М.А.波利卡尔波娃：“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科工人生活中的人民剧院”(М.А.Поликарпова，“Народные театры в жизни москов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в конце XIX -начале XXвв”)，《国内历史问题：高校青年学者论文集》(Вопрос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работ молодых ученых)第6册，莫斯科：真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此外，还有早期的俄国电影工作者，他们不仅为工人和学生提供低廉的票价，还制作了很多介绍俄国文学和科学的纪录片，甚至还有宣传安全生产和新兴技术的纪录片。20世纪初俄国电影业发展迅猛，丰富的体裁和大众化的风格，使电影在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出版、教育和艺术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俄国工人阶级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1897年，俄国成年男性工人中识字者的比例已经达到47.2%，女性工人则为25.8%，而全体俄国成年男性中识字者的比例仅为29.31%，女性约为13.1%(10)Н.А.特罗尼茨基主编：《1897年俄帝国居民第一次人口普查》[Н].А.Тройницкого(Подред)，Первая всеобщ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897 г.〗，彼得堡：莫斯科内务部统计委员会出版中心1905年版。。在拥有大工厂的大城市中，大部分工人都是识字的：1897年，圣彼得堡识字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63%，哈尔科夫为62.69%，基辅为62.37%，敖德萨为59.07%(11)В.И.基振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工人的教育水平”(В.И.Кизченк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рабочих Украины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в.”，《1917年10月前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面貌、斗争、统治权)论文集》[Пр]олетариат России на пути к октябрю 1917 г.( облик,борьба,гегемония)〗第2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132页。。不仅如此，而且很多工人开始习惯性地读书、看报和阅读杂志。在一项调查中，19世纪90年代末莫斯科纺织工厂的955名识字工人中有797人长期阅读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其中一些人独立地或者集体地订阅报纸(12)П.М.舍斯塔科夫：《莫斯科Э.陈杰礼手工工场的工人》(П.М.Шестаков，Рабочие намануфактур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Э.Циндель в Москве)，莫斯科：А.И.马蒙托夫印刷厂1900年版，第68～72页。。根据莫斯科屠格涅夫图书馆的借阅信息，大部分工人读者喜欢托尔斯泰、扎格斯金、拉热奇尼科夫、莫尔德维诺夫的长篇小说，涅克拉索夫、尼基京、柯尔卓夫的诗集(13)А.В.乌沙科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第152页。。

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参与下，俄国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巨大提升，具备了与其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意识。这不仅意味着青年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青年工人普遍具备基本的文化水平，而且意味着工人阶级整体的智力发展，道德标准和审美趣味开始逐渐摆脱愚昧、保守和落后；不仅有能力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斗争中发现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合理，而且有意愿和勇气进行反抗，并能够设想更加合理的未来，这是工人阶级能够脱离帝俄时代封建和宗教桎梏的思想和精神基础。

二 工人组织的发展
俄国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由来已久，农民生活习惯导致的向心力和集体性是其固有的基础，各种手工业互助组织和大改革前的早期工人互助组织也同样加强了工人的组织性。在与工厂主的斗争中，工人体现出的力量引起了沙皇政府的重视，在其支持下，许多工业城市出现了具有城市工人联盟性质的大型“合法”工人组织，其中尤以圣彼得堡俄国产业工人协会最为重要。圣彼得堡俄国产业工人协会在1905年革命中的行动及其结果，表明所谓“合法”道路和工人的自我组织已经走到尽头。

农民和手工业者是1861年改革后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他们将自己的习惯和风俗带进了工厂，其中尤以聚会最为广泛和频繁。工人在工厂内部的聚会地点是卫生间，工人们在此看书读报，交流信息，甚至在此拟定经济斗争时的具体要求，阅读“非法”读物(14)② Н.С.波利休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工人的风俗习惯”(Н.С.Полищук，“Обычаи и нравы рабочих России(конецⅩⅨ-началоⅩⅩв.)”，С.И.波托洛夫主编：《1861年改革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的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论文集》[С].И.Потолов(отв.ред.)，Рабочие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реформ и революции 1861-февраль 1917〗，圣彼得堡：俄罗斯波罗的海信息中心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120页。。这种情况引起了工厂主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方面加大劳动强度，一方面通过高额罚金禁止大批工人同时聚集在卫生间。这些措施都遭到了工人普遍而坚决的抵制，因此收效甚微。在工厂之外，工人喜欢在周末和节假日在小饭馆里举办较正式的聚会，活动内容除了聚餐和交流，还有阅读书报。因为报刊的数量不够，所以工人们形成了一人大声朗读，其他人围坐，然后共同讨论新闻的习惯。工人与工厂主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工作和谈判工作也经常在这些小饭馆中进行(15)② Н.С.波利休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工人的风俗习惯”(Н.С.Полищук，“Обычаи и нравы рабочих России(конецⅩⅨ-началоⅩⅩв.)”，С.И.波托洛夫主编：《1861年改革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的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论文集》[С].И.Потолов(отв.ред.)，Рабочие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реформ и революции 1861-февраль 1917〗，圣彼得堡：俄罗斯波罗的海信息中心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120页。。农民生活的向心力和集体性在工人阶级中的保留和延续，是工人自我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

1861年改革前，在俄国手工业者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基于现实需要的互助组织。19世纪初进入俄罗斯帝国的波兰、波罗的海边疆区等地区受欧洲中世纪行会制度影响，很早就建立了手工业者互助同盟，它们是俄国最早的工人互助组织。后来，这些地区又出现了俄国第一批私营采矿工人互助基金和合作社。根据这些互助组织的章程，工人必须参加互助基金，基金的资金由工资扣款和成员罚款构成，也接受捐款；基金的资金用于为工人支付治疗费用，发放临时丧失劳动能力补助、丧葬补助、工人遗孀补助和退休金等。这些地区的部分工人互助组织在19世纪初得到了沙皇政府的承认，享受到了一些优待，成为俄国最早的“合法”工人组织(16)Г.Ф.提格里加诺夫：“俄国工业企业和工厂中的工人储金会”(Г.Ф.Тигранов，“Кассы для рабочих на фабриках,заводах и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преприятиях в России”)，《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全俄工商代表大会记录》(Труды Высочайше учрежденно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съезда 1896 г.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第3卷第5册，圣彼得堡：В.基尔什鲍姆印刷厂1897年版，第11页。。

没有欧洲行会制度传统的俄国其他省份，也在1861年改革后开始出现类似的工人互助组织。1861年3月8日，作为对废除农奴制宣言的补充，沙皇政府颁布了《国营采矿工厂和采矿工人条例》，将采矿工人从农奴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将人员固定在矿井和矿场的重体力劳动中，条例要求每个国营采矿企业建立采矿工业互助合作社。尽管起初仅在采矿工人中推广，但大部分国营工厂的行政管理机构都开始为工人建立相似的辅助基金。大部分工厂的辅助基金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和结构。基金的资金通常由工人工资扣款、国家拨款以及其他来源组成，所有正式工人都必须成为基金成员。除了发放一次性救济金和退休金，基金还为成员发放有息贷款。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工人人数的增加促进了互助合作社的普及，各种功能各异的互助组织也开始出现。

到1905年，俄国共有各种互助组织996个(17)К.Е.巴尔丁：《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工人合作社运动》(К Е.Балдин，Рабочее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伊万诺沃：伊万诺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300页。。随着互助组织成员人数的增加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互助组织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开始有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图书馆，举办短期培训和艺术活动，甚至一些互助组织开始将工人的经济需求传达给政府机关。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日益蓬勃的背景下，沙皇政府逐渐开始参与整合和建立新型的工人组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建立的一系列具有城市工人联盟性质的大型工人组织主要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这些工人组织都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这主要是指与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警察系统担任过高级官员的С.В.祖巴托夫有密切的关系。祖巴托夫认识到大型工业中心城市中工人阶级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巨大影响，因此希望通过对工人组织的指导和监督来控制其力量，从而缓和劳资冲突，稳定社会秩序。二是这些工人组织的成员只有工人。俄国其他社会组织和政治派别多由知识分子领导，不同组织基于内部知识分子成员的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又呈现出激进、中间或保守的不同倾向，具有不同倾向的成员又举行各种活动吸纳具有相似倾向的其他社会人员，因此大部分社会组织内部人员结构都比较复杂。这些工人组织则不同，虽然不同行业工人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其经济地位、生活环境和社会心理却比较相似；全城工人联盟组织的出现使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普遍的内部认同感促进了工人组织的严密性。

圣彼得堡产业工人协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圣彼得堡是帝俄时代俄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到20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工人有438 540名，这些工人又拥有636 055个家庭成员，二者的总数占圣彼得堡城市居民总数的44.4%。其中，大型工厂的工人人数至少有14万，这些工人中又有接近半数是金属行业工人(18)С.И.波托洛夫：“1905—1907年前夕的彼得堡工人和知识分子：彼得堡市俄罗斯工厂工人集会”(С.И.Потолов，“Петербугские рабочие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накануне 1905—1907гг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фабрично-завод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г.С.Петербурга”)，С.И.波托洛夫主编：《1861年改革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的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论文集》，第530页。。可以说，圣彼得堡的工人数量庞大，分布集中，其内部的社会经济地位非常相似，比较容易组织和团结起来。如果把在圣彼得堡从事各种底层工作(如做仆人等)的城市无产者也纳入这一行列，那么在20世纪初的圣彼得堡，无产阶级占居民总数的比例就达到了57.5%(19)С.И.波托洛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彼得堡工人：形态和社会人口结构”(С.И.Потолов，“Рабочие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конце 19-начале 20в Формиравани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参见《列宁与彼得堡工人》(В.И.Ленин и питерские рабочие)，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21页。。这些数字意味着工人阶级巨大的政治潜能，也意味着劳资矛盾成为了圣彼得堡一切社会矛盾的核心。

圣彼得堡工人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2年10月到1903年8月，代表人物是祖巴托夫。1902年10月，祖巴托夫从莫斯科调任圣彼得堡，担任警察司特别局局长。在他的支持和圣彼得堡工人领袖瓦西里·皮库诺夫的组织下，经圣彼得堡市政府和内务部批准，圣彼得堡工人互助协会在1902年11月底成立。此举引起了财政部的不安。财政部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对祖巴托夫的理念和实践一贯持否定态度，认为后者加剧了劳资矛盾。

第二阶段，从1903年8月到1903年年底，代表人物是神父Г.А.加邦。加邦以积极的社会传教活动闻名于圣彼得堡。祖巴托夫认为他是圣彼得堡工人互助协会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因此竭尽所能地支持他的传教活动。但是，加邦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祖巴托夫控制的工人组织。因此，他一方面限制工人组织与警察司和政府机构的联系，使其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限制工人组织的活动范围，以宗教性质的讲座、音乐晚会、茶话会、互助储蓄会和其他文化活动来代替经济斗争活动。在这个时候，新的工人协会于1903年8月成立，成立后更名为圣彼得堡工人联盟(20)④ И.Н.卡苏谢娃：《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得堡工人合法组织》(И.Н.Карусева，Легаль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абочих Петербурга，КонецⅩⅨ-началоⅩⅩвека)，圣彼得堡：真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5、123页。。由于对劳资矛盾采取回避态度，工人联盟未能吸引新工人加入其中，规模难以扩大。

第三阶段，从1903年年底到1905年年初，代表人物是В.М.卡列利纳、А.Е.卡列林和В.М.卡列林夫妇等工人领袖。为了扩大组织规模，加邦在1903年年底邀请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А.Е.卡列林等工人领袖领导工人联盟。1904年4月11日，经内务部批准，圣彼得堡俄国产业工人协会正式成立(21)④ И.Н.卡苏谢娃：《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得堡工人合法组织》(И.Н.Карусева，Легаль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абочих Петербурга，КонецⅩⅨ-началоⅩⅩвека)，圣彼得堡：真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5、123页。。在新的工人协会中，加邦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卡列林和他的同事逐渐开始掌握领导权，并要求协会在保护圣彼得堡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上要起到更大的积极作用。此举推动了工人协会规模的扩大。仅1904年春季，就有超过一万名工人成为工人协会的正式成员。工人协会的组织能力也得以发展，在圣彼得堡各地区建立起了11个办事处(22)С.И.波托洛夫：“格奥尔吉·加邦和自由派”(С.И.Потолов，“Георгий Гапон и либералы”)，Б.В.阿纳尼耶夫等编著：《19—20世纪的俄罗斯》Б.В.Ананьев(отв.ред.),Россия в 19—20вв.〗，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96页。。在这种背景下，1904年年底布吉罗夫斯基工厂的罢工事件经由工人协会的组织而迅速蔓延至全城，并最终演变为1905年1月22日的请愿活动。是日清晨，超过十四万人走上街头，前往冬宫广场进行请愿，途中遭遇军队的血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流血星期日”事件(23)张广翔：《1905—1907年前俄国的历史选择》，《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2期，第68～76页。。

“流血星期日”事件拉开了1905年革命的序幕。在这场革命中，拥有政府背景的所谓“合法”工人组织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迫使工人认识到工人与工厂主之间、工人与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的工人运动已走到尽头。此后的工人运动逐渐突破劳资矛盾和经济斗争的范畴。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工人阶级开始主动参与俄国政治进程，并逐渐展现出对俄国政治秩序的强大影响力。

三 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
在帝俄时代晚期，包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非官方意识形态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社会阶层相互影响，形成了各自的政治派别和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意识到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巨大潜在影响力。在不同政治派别建立的三十多个政治组织中，超过半数与工人阶级建立了联系(24)И.М.普什卡列娃：“1905—1907年革命前夕的俄国工人和政党”(И.М.Пушкарева，“Рабочие и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в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годов”)，Г.Н.谢沃斯吉亚诺夫主编：《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的政党》Г.Н.Севостиянов(под ред)，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ях в начале 20 век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这些政治组织在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非官方意识形态谱系中，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工党具有相对普遍的社会基础，代表着两条最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政治道路，他们也分别开启和完成了帝俄时代俄国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政治化进程。

1812年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俄国逐渐传播，并逐渐为19世纪大部分民主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些民主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和社会改良等方面为俄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长期努力和巨大贡献，这也促使他们成为最早接触工人阶级的政治派别之一。他们与工人阶级的交流和互动，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把工人从村社主义和对沙皇的忠诚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是对俄国专制体制和宗法制的挑战，工人由此看到了另一种关于个人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的思想解放也仅仅止步于此。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思想倾向十分复杂，其中有坚定的资本主义者、缺少政治热情的社会改良派和逐渐倾向革命的激进者，这就导致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纲领，他们笼统地把工人看作俄国下层平民的一部分，缺少对工人阶级的认识。而且，自由主义者上层人士更倾向于自上而下地改革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而非通过工人运动等自下而上的方式。1905年革命后自由主义者上层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更趋保守，认为工人运动终将走向暴力革命，而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这就导致自由主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有限联盟的瓦解。

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众多政治组织中，社会民主工党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民主工党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共产党的前身，而且是当时俄国所有政治组织中受工人阶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民主工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社会现实以及俄国工人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迅速传播。80年代，普列汉诺夫领导劳动解放社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到90年代初，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走上了政治道路。这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影响，以库斯柯娃和普罗柯波维奇为首的“经济主义者”希望把工人运动与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区分开来；二是认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界限，不接受工人参与马克思主义组织。1898年3月中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普列汉诺夫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俄国国内的“经济主义者”，充分肯定了组织工人实现政治目标的必要性，同时认为社会民主工党应当以先进的政治理论领导工人运动。

第二阶段以列宁为代表。列宁在圣彼得堡工人运动中认识到，俄国社会经济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工人运动一定会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他在1900—1903年间主持编辑了51期《火星报》，不断宣传自己的思想。1903年，由于理念分歧，列宁退出了《火星报》，社会民主工党内由此出现了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和反火星派的分裂。同年7—8月，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与反火星派围绕是否将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写入党纲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取得了胜利。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明确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了多数，因此称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另一方为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社会民主工党通过广泛、深入和积极地参与乃至领导工人运动，推动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最终在政治剧变中引导和释放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并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社会民主工党早在19世纪末就致力于与工人阶级建立更加紧密和广泛的联系，先后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顿河畔罗斯托夫、明斯克、坦波夫等城市建立了地区委员会和以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外围组织。1900年社会民主工党在全俄17个城市建立了地下组织，1901年发展为36个，1902年为49个，1903年为80个(25)⑤⑥ И.М.普什卡列娃主编：《19—20世纪之交俄国的劳动冲突与工人运动》[И].М.Пушкарева(отв.ред.)，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и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в.〗，圣彼得堡：真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235、239页。。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机构遍及俄国53个省，共有47个地下组织在省级城市中开展活动，此外还有北部同盟、克里米亚同盟、高加索同盟和西伯利亚同盟4个地区性同盟(26)И.М.普什卡列娃：“1905—1907年革命前夕的俄国工人和政党”，第148页。。社会民主工党在中部黑土区的活动尤其说明了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殊联系。中部黑土区有1265家工厂和超过8万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工厂属于小企业。20世纪初全俄工厂平均工人人数为94，而中部黑土区工厂的平均人数为64，有五分之一工厂的工人人数不超过15，四分之三工厂的工人数不超过50(27)《1900年下半年厂长报告汇编》(Свод отчетов фабричных инспекторов за вторую половину 1900 г.)，圣彼得堡：В.Ф.基尔什鲍姆印刷厂1903年版，第11页。。这些工厂和工人多分布于农业区，集中程度远低于俄国工业中心地区，难以接触到先进的社会思潮。但是，该地区工人在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等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这都得益于社会民主工党在中部黑土区长期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28)А.С.卡西莫夫：“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冲突和抗议中的中部黑土区工人和民主知识分子”(А.С.Касимов，“Рабочие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Черноземного района в соци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и протестах концаⅩⅨ-началаⅩⅩв.”)，С.И.波托洛夫主编：《1861年俄国改革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的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论文集》，第289页。。

进入20世纪后，社会民主工党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工作。1903—1904年，俄国国内流传着超过两千五百种传单，其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来自社会民主工党。传单以简单方式传达着明确的信息，极易传阅，因此在工人中间广泛流传。社会民主工党的传单不仅有俄语，还有乌克兰语、波兰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犹太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和爱沙尼亚语，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社会民主工党与工人阶级建立起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有很多传单的作者本身就是工人⑤。每一期《火星报》都有“工人运动编年史和工厂来往信函”专栏，1900—1903年间该报刊登的600多篇文章中有92篇是由圣彼得堡、莫斯科、中央工业区、顿巴斯和乌拉尔的工人撰写的⑥。

加强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扩大了社会民主工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工党开始引导工人运动向无产阶级政治斗争过渡，其主要方式是改变抗议形式，即从单一工厂的罢工发展到所有工厂的工人集体罢工，并进一步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和带有政治色彩的示威游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直接参与了1901年24个省的74次游行示威和1902年37个省的70次游行示威，在1903年和1904年组织了超过320次游行示威。1901—1904年的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遍及全俄53个省的432个城市(29)Н.С.波利休科：“工人自我意识在其歌曲中的反映”(Н.С.Полищук，“Отражени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рабочих в их песенном репертуаре”)，《1917年10月前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面貌、斗争、统治权)论文集》第2卷，第171页。。这些公开的抗议活动将工人运动与反对政府专制联系起来。通过这些活动，认为工人运动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的工人越来越多。

在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宣传和领导下，工人阶级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工人运动的规模和形式不断升级，从为提高生活水平而进行的经济性罢工，迅速发展到提出政治诉求的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集会。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俄国社会中政治上最为成熟的阶级。无论是对俄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认识，抑或将社会变革彻底向前推进的坚定态度，还是开展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组织能力，俄国工人阶级都比其他社会群体更为成熟。

自1861年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逐渐从传统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转变，俄国工人阶级自此诞生。蓬勃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惠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开始摆脱传统宗法制观念的禁锢。资本主义劳资矛盾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也在日益尖锐的劳资斗争中逐渐加强。社会民主工党等政治组织的组织、宣传和引导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化，工人运动的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沙皇政府和专制制度。在这些转变中，俄国工人运动逐渐从个体走向集体，从分散走向联合，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意识形态和斗争实践的双重发展，使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不断在斗争中更新着对自身、对资产阶级和沙皇政权、对俄国社会和国家的认识，并迅速以新的认识指导新的斗争，这种觉醒与发展使工人阶级超越了新旧贵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最终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

From “Class-in-itself” to “Class-for-itself”：The Awak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Working Clas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ing Yunan

Abstract：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Russian workers gradually emancipated their minds through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improved their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worker organizations,and moved towards political maturity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During this process,Russian workers’ movement developed from spontaneous struggle to conscious struggle,and Russian working class grew from “class-in-itself” to “class-for-itself”.

Keywords:Russia；Class-in-itself；Class-for-itself；Working Class；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Worker Organizations；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中图分类号] K512.4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0)11-0089-08

收稿日期 2020-05-21

作者 丁禹男，历史学博士，长春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校 周祥森 吕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