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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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
刘 会 军 张 闻 捷

摘 要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关键词] 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北洋政治

1916年秋冬，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掀起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府内部第一次大政潮，经多方调解不见效果，开始寄望于蜇居的徐世昌出面。徐在多方迎请下至京，经其调停，府院之争暂趋平静。此次政潮牵涉当时多方政治势力，影响政局演进，因此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现有研究从府院关系、国会、党派等方面探讨虽有相当深度(1)如潘荣：《黎段府院之争初探》，《南开史学》1986年第1期，第33～52页；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51～65页；王雷：《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52～156页；余杰：《制衡中的冲突——“府院之争”中的国会运作》，《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86～192页；郝幸艳：《汤孙分裂与民初政局》，《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12～122页；等等。，但对徐世昌的作为，仅张淑娟专文探讨过其“中人”角色(2)张淑娟：《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第50～54页。，其他有关研究虽有涉及，但讨论非常有限。具体说，关注的焦点基本在府院对立，忽略了徐对府院的重要影响，对徐、府、院三者各自的考量与互动探讨有限。特别是对徐世昌在此次政潮中的具体活动讨论不足，且在诸如徐不出山的原因、其调停是否中立等关键问题上有再探讨的必要。本文拟在详细考察徐府院三方各自的筹谋与互动基础上，分析徐成为调停此次政潮核心人选的各种因素、揭示徐调停此次政潮的作为、作用及深层动因，以期对黎段府院之争和当时的政局走向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 府院僵持与非徐不可的原因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僵持不下，严重影响政局。因徐世昌在北洋派的崇高资望，加上黎认为徐易于合作且段对徐不便反对，因而黎拟请徐入京解决政潮。

1.府院僵持
内务总长孙洪伊支持总统府，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等段派人员冲突不断，院方以孙身负诉讼案对其攻击不断(3)参见张超：《政治和法律的互动：孙洪伊与1916年平政院受理的内务部停职案》，《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118～128页。，孙的去留，成了府院拉锯的焦点。

段派多次运动孙洪伊下台(4)参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8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4页。，但均未取得实效。当时若要孙下台，有三种途径，即其自行辞职，或总理将其弹劾于国会，或总统下免职令。关于自辞，孙洪伊谓：“政治家要硬干，无论若何牺牲，决不辞职！”(5)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在提交国会弹劾方面，国民党议员在国会势力很大，常常掣肘政府。孙此时正参与在国会“组织一大政党，以对抗北方派”(6)《斋藤少将致参谋总长电》(1916年10月12日)，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皖系军阀与日本)，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段亦知国会对己不信任，“惴惴于弹劾案之不获通过”(7)《字林报北京通信》，《新闻报》，1916年11月17日，第1张第3版。，故提出将孙免职并希望总统批准。但黎元洪多次拒绝在免孙令上盖印(8)胡晓编：《段祺瑞年谱》，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原因有二，一是黎本有倒阁心思，孙主张“拥黎(元洪)倒段”(9)李仲公：《我的历史交代》，1953年手稿本。转引自郝幸艳：《汤孙分裂与民初政局》，《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18页。，故黎对段运动孙去职并不认可(10)徐世昌调停前黎都未强制孙去职，可见黎的态度。参见刘振岚、张树勇：《傀儡总统黎元洪》，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29页。。二是因“黎想借重国民党以抵制北洋军阀”(11)华觉明：《进步党和研究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9页。，不愿因孙得罪国会。

段祺瑞欲免孙洪伊难获国会支持，也不被总统批准，内阁行政受阻。故此，段向黎“以去就相争”，并准备了辞呈(12)《(要件)段之胁迫黎总统(译十月二十九日东文满洲日日新闻)》，《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2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阁员也达成共识请黎免孙，“不成功则全体辞职”(13)《内阁问题(译十一月五日法文北京政闻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2册，第353页。。段还拟了免孙内长、特派其为全国水利局总裁和禁烟检察使的命令等黎盖印(14)《段祺瑞公布大总统免孙洪伊内务总长令》(1916年10月)、《段祺瑞等公布大总统特派孙洪伊为全国水利局总裁令》(1916年10月)、《段祺瑞公布大总统特派孙洪伊为禁烟检察使令》(1916年10月)，《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0册，第473、474、476页。，黎既不收段的辞呈(15)《内务部问题成为内阁问题》，《晨钟报》，1916年10月27日，第2版。，又不愿免孙，形势陷入僵局。段派则继续施压，如交通总长许世英仍呼吁阁员辞职(16)《□□□总理私宅之秘密谈话》，天津《益世报》，1916年11月10日，第3版。，段也“仍持去职之议”(17)《孙案俟东海来京解决》，天津《益世报》，1916年11月9日，第3版。，以退为进向黎施压。

黎元洪有心倒阁，但此时面对段的辞职却进退两难，于是期盼徐世昌出山(18)沈云龙认为黎请徐是为了“调停”而非组阁，但与徐黎关系密切的张国淦回忆黎当面向徐表示过请其组阁之意，故沈说不确。参见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第244页。。黎不下免孙令是不愿得罪党人，而段提出辞职，黎却不敢允，因段有统领军界的资望，黎要“以之羁縻十三督军”(19)《与熊育锡》(1916年12月1日)，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第8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页。。故黎非不想去段，段去如无合适替手，必将导致更大政潮。所以，黎欲倒阁，须找到“今日秉钧之职，必须文武兼资”(20)《吕公望请维持段祺瑞内阁电》(1916年11月20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第939页。的人选，其请“声名气概足以笼罩国内文武”(21)width=17,height=14,dpi=110 王锡彤：《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47页。的徐世昌正有此意。

府院互不退让，“已无法再行调融”，“大约必须俟徐菊人来京后始有办法”(22)《内阁风潮隐幕之种种》，天津《益世报》，1916年10月30日，第3版。。

2.徐世昌的资望与总统黎元洪的意图
黎派运动徐世昌赴京非但为调和府院，还因徐实有取代段祺瑞的适宜条件。具体来讲，包括徐的资望与影响、黎对徐的态度、段对徐的态度。

徐世昌因其资望而受黎元洪属意。袁世凯亲信幕僚王锡彤回忆袁对徐地位之评价“谓吾死之后，若求其资格相当，内而文武官吏翕服无词、外而各国人士大半知名者，当以菊老为最”(23)width=17,height=14,dpi=110 王锡彤：《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47页。。“菊老”，即徐世昌，“其地位仅亚于袁世凯”(24)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时人观察“北洋官僚军人，皆袁世凯所豢养。而世昌则世凯之第二躯壳，故诸人之敬世昌，不殊其敬世凯”(25)④ 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第51、61页。。在府方策士看来“段氏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威望则高于段”(26)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徐若组阁，既能排段而又使“文武官吏翕服无词”，平稳度过内阁改组波澜。

但黎元洪属意徐世昌不仅因其资望高，还有黎个人对徐的亲近态度。相比段祺瑞为人冷峻、“素性简傲”(27)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页。，徐则“其平居怡怡自处，无疾言遽色”(28)④ 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第51、61页。、“冲和之气，引人敬重”(29)梁敬錞：《梁序》，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第2页。，天然地让人亲近。且在黎继任总统问题上“当时实系于徐相国之一言”(30)薛观澜：《袁世凯黎元洪结合之史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合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和徐、黎都有深交的张国淦回忆：袁死后，徐表示黎继任总统比较合适，而张镇芳向府方说：“黎的出任大总统，是徐世昌所拥戴的，段祺瑞不赞成”，“黎至此始信徐而疑段”(31)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第360、359、241～242页。。因而黎颇感激徐，故认为徐有与之合作的可能。

而段祺瑞亦不便反对徐世昌。段自知黎派倒阁意图，但其在军政两界资望很高，无论将来谁任总理，都将借助于他，故其对继任内阁是否支持，将影响新内阁能否顺利行政。黎运动徐同时，也运动王士珍和李经羲以为徐不出时的替手，均遭拒绝(32)《王聘卿先生对于政局之谈话》，《晨钟报》，1916年11月3日，第2版；《内阁问题之四方八面》，《晨钟报》，1916年11月9日，第2版。。揆诸徐段关系，段碍于情面，对徐明确反对做不到，即便默不作声也有伤多年同袍前辈感情，故明表支持几是唯一选择(33)来新夏也认为段的推让只是表示姿态，实际没有虚位让贤的意思。参见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433页。，所以“传言”段表示愿将总理让徐，自己专长陆军(34)《日报论中国政局(译十一月十八日英文日本纪事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2册，第512页。。

以上三点造就了徐世昌于此次政争中的独特角色，成了“惟徐东海出而调停当能胜任愉快”(35)《徐东海调停政局之一说》，天津《益世报》，1916年10月30日，第3版。的原由。

二 徐世昌入京前三方的立场与暗争
徐世昌入京前已声明维持段内阁，但府方仍策动徐入京以排段，院方对徐入京仍感担忧，由此围绕对徐的迎拒开始了角逐。

1.黎元洪的迎请与徐世昌的立场
徐世昌出山与否决定了黎派政治目的是否可以达到，故借调停名义迎请其进京成了府方当务之急。

1916年10月9日(阴历九月十三)是徐世昌生日，以此为由，府方派吴世湘前往祝寿，“其实则为劝驾之专使也”(36)《徐东海来京之所闻》，《晨钟报》，1916年10月7日，第2版。，吴带回徐的意见是“内阁宜维持巩固”(37)《徐东海来京确期》，《晨钟报》，1916年10月13日，第2版。。随后，黎又派员正式迎请。10月27日“黎大总统派哈汉章、林长民、朱铁林、孙光瑞来迓早回京。晚饭后与四人谈良久”(38)徐世昌：《徐世昌日记》第2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51页。，徐对政局的意见是“甚望此种现状暂无变动”(39)《徐东海不日入京》，《新闻报》，1916年11月2日，第1张第3版。。此次谈话后，徐拟赴京，28日致电黎“约于来月上旬可以成行”(40)《大总统与徐世昌之往来电文》，《时报》，1916年11月2日，第1张第2页。，预备半月后才起程。但黎已急不可耐，在哈汉章等人29日回京报告后发电催促，并又派朱宝仁往迎，请其提前启程(41)《徐东海赴京消息》，《时事新报》，1916年11月2日，第1张第3版。。

但徐不仅未提前赴京，且又明确提出不入政界才可入京(42)关于徐世昌声明不入政界的原因，陶菊隐认为是徐“害怕段”，此说经常被学界采用，但持论稍显主观。实际徐不入政界原因大致有二：1．徐世昌在北洋派资望仅次于袁世凯，袁死后徐难以位居人下，如刘以芬评价徐“其心目中只有一袁氏，袁死便不作第二人想”。1917年督军团反黎时，倪嗣冲说“东海并非不肯出山，但决不肯作第二人”。2．当时正值北洋派危机感强烈时，徐因其北洋元老身份具备北洋意识，不会助黎(论证见下文)。参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20页；《阮忠枢函》(1917年4月19日)，《张勋藏札》，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5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页。。朱宝仁11月3日到卫辉(43)⑦ 徐世昌：《徐世昌日记》第22册，第10952、10953页。，当天，徐致电黎：“佥谓钧座有将令昌再领政局之意……内阁关系至巨，权其轻重，似未可遽使动摇……倘允不入政界，则瞻对方殷，一俟感冒就痊，即当就道。”(44)《徐东海复大总统电》，《新闻报》，1916年11月9日，第1张第3版。徐表达了两重意思，一、维持段内阁；二、得总统允诺不令其组阁才进京。随后消息进一步披露，黎身边幕僚“预备东海一来即令总统即提交议院同意”(45)《北京特约通信(二)》，《新闻报》，1916年11月9日，第1张第3版。，通过法律程序造成徐内阁成立，以既成事实逼其上台，故徐才有此声明。请徐赴京是黎既定方策，且“迩来内阁动摇急不可待”(46)《总统再请徐东海》，《新闻报》，1916年11月8日，第1张第2版。，故黎不以为忤，5日回电，仍坚请徐。对于传闻，黎否认真意，解释为“系报纸谣传”(47)《大总统之去电》，《时报》，1916年11月18日，第1张第2页。，先请徐入京再做打算。14日，黎的特使哈汉章等四人再至卫辉迎请(48)⑦ 徐世昌：《徐世昌日记》第22册，第10952、10953页。，徐回电感谢(49)《徐世昌谢派哈汉章邀请赴京电》(1916年11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第934页。，并准备入京。

徐此番强调政见及迫黎保证，除阻止谣言外，应还想利用进京前这段备受瞩目的时间，高调表明不入政界的政见。此举既减少反对派猜忌，亦能消减黎派期望，在政潮剧烈时不火上浇油，且使自己立于能施援手于有求者的优势地位，保证其入京后有进退裕如的施展空间。故此次有意延宕和强调政见，应视为其政治宣言和行前造势。

2.国务院的阻徐运动
徐世昌赴京前政治形势复杂，除黎派的迎请外，国务院及其盟友研究系也有应对府方倒阁的动作。段本人对徐难言反对，但段左右及研究系以段为倚靠，即使徐一再声明维持段阁，他们仍疑虑重重，因府方寄希望于徐，故院方集矢于徐。

徐树铮担心徐世昌入京组阁，故到处扬言，后者必不入京，试图阻挠。且委托他人向后者进言，以内阁危险情形须依靠徐树铮维持、国会存在反徐世昌势力、若进京会被胁迫组阁，于徐世昌不利(50)《(要件)段总理与徐东海(译十一月四日英文京报访员投稿)》，《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2册，第243～245页。。研究系梁启超认为“收拾北方，惟段是赖”(51)《梁启超致独立各省电》(1916年6月7日)，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2页。，汤化龙将段视为能使国家“入于政治之正轨”的“中心之人物”而竭力维持(52)楚永全：《汤化龙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第120页。，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欲借徐倒段“决计反对”(53)《北京特约通信(一)》，《新闻报》，1916年11月21日，第1张第3版。。9月30日，梁启超赴南京，与冯国璋“交换政见及筹商解散党人诸善后问题”(54)《梁任公与冯督军之会晤》，《晨钟报》，1916年10月5日，第3版。，且“国务院曾竭力设计阻止徐氏来京，又派员至南京劝诱冯副总统与彼等执同一意见”(55)《大陆报纪北京政界消息》，《时报》，1916年11月9日，第1张第2页。，冯10月29日致电北京“请挽留段总理，主张内阁不宜动摇”(56)公孙訇编：《冯国璋年谱》，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是制造反徐论调的重要阵地。10月20日该报载：“昨日众议院中某派议员纷纷运动推段总统(应为总理——引者注)为副总统，排斥冯国璋，主张徐东海继段组织内阁”，他们评价此活动是“某派不顾国家大局一则欲推拥徐氏以作傀儡，一则挑动冯段恶感以扰乱大局，是可为也？孰不可为也！”(57)《徐内阁之暗潮》，《晨钟报》，1916年10月20日，第2版。10月底，徐明确表示不入政界，研究系喜出望外，该报评论：“兹闻此次赴汴之某君述东海对于时局之态度及言论，颇足表明其绝对不入政界之决心，亦足使今日妄冀政局动移者绝望。”(58)《徐东海之行期及对于时局之态度》，《晨钟报》，1916年10月31日，第2版。徐未至京前，该报对段阁极力维护，认为徐即使“愿为现总理之替人，又安见其必有以逾于今日者乎？”并要大众“责效不宜过急，神经不可过敏，苟非万不得已断不宜作根本改组之想”(59)《平心静气之政局评》，《晨钟报》，1916年11月11日，第2版。。及徐入京，其未先晋谒黎元洪，内中原因不得而知，而该报向外做出了有利其政治目的的解释：“东海来京决计以维持段内阁为前提，其所以不入公府者即为避政治嫌疑之故。”(60)《徐东海来京后之政局》，《晨钟报》，1916年11月18日，第2版。

院方的动作如愿产生了效力。11月，徐幕僚描述徐当时处境“自东海将入之际，汤、梁辈百计谋阻，唯恐或后。始则以报纸及两院研究会派，分往黄陂处，与夫论说中均谓东海决计始终不出，即出亦不能通过。甚至谓国民党业与东海携手，欲操政柄云云，以致合肥自身以及左右均不免抱有意见”。国民党支持徐组阁虽是一厢情愿，却已让徐身处嫌疑，又经研究系加工，以致徐受到院方猜忌。徐无法视而不见，为证明其并未与国民党合作，故“其势不容不表明不入政局”(61)《杨士骢函》(1916年11月)，《张勋藏札》，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2～13页。。其实，徐不入政界是固有态度，但经院方大力运动，态度更难变更。

三 入京调停
徐世昌11月16日在北京“前门车站”(62)⑩ 徐世昌：《徐世昌日记》第22册，第10953页。下车，受到隆重迎接。“总统既派代表到车站往迎。倾国务院之人皆至，军队至者尤众，如海军部、步军统领衙门、警察总监、国务院卫队、总统府卫队等政界军界且千人，既款待于车上，复接洽于铁路客房，既到东城五条胡同邸第，汽车马车喧阗门前，至昏不绝。”(63)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1917年11月16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时评谓“孙段之争、府院之隔膜皆将赖东海一洗之”(64)《北京特别通信(三十九)》，《申报》，1916年11月13日，第3版。，故其“于转移政局上有切要之关系”(65)《大总统委托徐东海三事》，天津《益世报》，1916年11月19日，第3版。，徐一时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

但徐世昌16日下车即回寓所，甚至未先谒见总统黎元洪，黎则放下总统身架，次日一早亲访徐(66)⑩ 徐世昌：《徐世昌日记》第22册，第10953页。。谈话中黎陈述“现内阁成立以来种种困难问题”，希望徐“不吝助一臂之力，以当组织内阁之任务”(67)《东方通信社电》，《申报》，1916年11月19日，第2版。，但徐政见依旧“仍主维持现阁，且谓不自居于调人，惟备总统之咨询”(68)《专电》，《申报》，1916年11月18日，第2版。，有意断绝黎之念头。会谈后，黎已打算接受现实，“孙洪伊总裁水利命令府己向院取回，预备盖印”(69)《专电》，《申报》，1916年11月19日，第2版。，准备将孙调出内阁，己方先让一步。但黎左右视徐至京为倒阁良机，若不此时力争，段阁又将维持，遂准备不经徐同意即强推其组阁。徐黎会面当天，府秘书长丁世峄仍向黎献策，准备对外宣称徐已允组阁，然后拟好命令送国务院，令段闻之自退(70)《北京特约通信(二)》，《新闻报》，1916年11月22日，第1张第3版。。丁等又向副总统冯国璋发电，假称“东海已允出山，现内阁断宜改组”(71)《徐东海入京记》，《新闻报》，1916年11月19日，第1张第3版。，意在骗取冯支持，以加重排段砝码。

府方拟以欺骗方法造成即成事实，迫各方就范，反使己方更加不利。徐此前屡次声明政见，但姿态低调，态度亦不强硬，至京后蛰居家中“全持一避风头态度”(72)《北京特约通信(一)》，《新闻报》，1916年11月22日，第1张第3版。，或给人摇摆之感。丁世峄等的行动，既损害徐之名誉又有害北洋团体，徐势必要迅速且强硬表明政见。18日，“午后有人以丁言与丁策报告东海”，徐得知后极愤怒(73)《北京特约通信》，《新闻报》，1916年11月23日，第1张第3版。，并迅速反击。当天，徐即请王士珍向黎转达他支持段阁的态度(74)《徐东海简要之献言》，《时事新报》，1916年11月21日，第1张第3版。。19日又致电冯国璋，再次声明：“弟决计不入政界，请维持段总理万不可稍有动摇。”(75)《徐东海致副总统电》，《晨钟报》，1916年11月20日，第2版。随后冯复电，表示维持段阁，并委托徐调和(76)《副总统电复东海之内容》，《晨钟报》，1916年11月22日，第2版。。同时，在府方攻势下，段仍无辞意(77)《最新之政海写真记》，天津《大公报》，1916年11月20日，第1张第3页。。徐拒绝组阁，段不辞职，冯与徐段遥相呼应，丁等拟强推徐以逼段自辞的策略未及展开就已“难成事实”(78)《专电》，《申报》，1916年11月21日，第2版。。府方已无法可想亦无强力可借助，难再有作为，徐世昌已执政潮解决之牛耳。

对于解决黎段之争的具体措施，徐世昌的意见是：段祺瑞“不可去”，孙洪伊“当去”，府院两秘书长丁世峄、徐树铮“应调”(79)《国内专电》，《时报》，1916年11月20日，第1张第1页。也有研究称徐世昌起先劝段令徐树铮改任陆长、孙洪伊改农商，被段拒绝后才建议孙徐二人去职。参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3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页。。徐政见即坚，接下来就是疏通黎段，使他们各自退让。19日，段约徐晚饭(80)width=17,height=14,dpi=110 徐世昌：《徐世昌日记》第22册，第10953页。，见面后双方疑虑尽消。段见徐即表示自己从未阻止过徐，且愿让出总理，在徐麾下担任陆长。徐则“极力劝慰”，并称决不出山，且尽力向各方为段疏通(81)《北京特约通信(一)》，《新闻报》，1916年11月21日，第1张第3版。。双方成见已消，则可直抒胸臆。对府方极力驱赶的徐树铮，徐世昌“劝合肥不必为此小事，影响国事。合肥说，我可让步，撤换院秘书长”(82)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161页。。22日，徐树铮“陈请辞职”获黎“准免”(83)《大总统令》(1916年11月22日)，《政府公报》第319号，1916年11月23日，第1页。。

20日，徐世昌“午刻回看黎总统，留饭久谈”(84)width=17,height=14,dpi=110 徐世昌：《徐世昌日记》第22册，第10953页。，黎对徐组阁仍存期待，一再劝徐出山，徐则坚持维护段阁，声明：“即使内阁中断、国家缺人，某亦绝不出任国事”，黎听后“默然无语者久之”(85)《北京特约通信(二)》，《新闻报》，1916年11月23日，第1张第3版。。徐斩钉截铁的态度将黎之希望全部浇灭。对另一位引起政潮的核心人物孙洪伊，黎想将其调任而不愿免职，但徐“恶其害团体”(86)沃丘仲子：《徐世昌》，第35页。，建议直接免孙(87)《国内专电》，《时报》，1916年11月22日，第1张第1页。，意味着段的主张得以实现，“以全段氏之面子”(88)《东方通信社电》，《申报》，1916年11月22日，第3版。，故此内阁才可稳定。黎无奈中接受了徐的意见，空下国务院拟定的调任令，只署名于免职令(89)《(要件)黎总统之深虑——劝告段总理辞职(译十一月二十五日东文满洲日日新闻)》，《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2册，第483页。。随着孙、徐去职，黎段之争暂告平静。

此次政争，黎段互不让步，徐以超然姿态介入，以“各方面以为非东海来不能解决”(90)《徐东海入都后之政局》，《时事新报》，1916年11月20日，第1张第3版。的关键角色，调解府院，使渐趋尖锐的矛盾暂时化解，政局得以维持。能做到这一点，既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更有当时政治时势的深层动因，也与徐本人的北洋意识有关。

四 府院之争的深层动因和徐世昌的北洋意识
徐世昌的调停与当时北洋派危机和其北洋意识密不可分。总统府受国会国民党派支持与北洋派段祺瑞领导的国务院对抗，故这也是非北洋派与北洋派之争。

于政局来说，此次府院之争，正值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派危机感强烈、有意固结团体的时期。袁去世，北洋派顿失重心，“他们自己知道失去了统一的头脑，形势日趋散漫，非有一种团体的结合，不足以抵抗民党的新势力”(9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徐入京前，北洋派为固结团体挽救本派危机，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议题以凝力对抗“党人”、国会、宪法等问题为核心(92)参见《张勋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提出的八条大纲》(1916年9月)，《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1册，第904～909页。。徐此时已位居北洋派各方之上，故有资格亦有责任，于时势也必须立于整个北洋派的立场解决问题。徐此时“实兼为官僚、军人两派之领袖”，“足统辖北洋文武者，徐氏一人而已”(93)沃丘仲子：《徐世昌》，第107～108页。。北洋派内部虽有各种利益冲突，但面对非北洋派时“北洋军系却充分表现出党同伐异的派系意识”(94)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56页。，在危及整体时“这些军人仍然忠于北洋集团，把集团利益视为高于一切”(95)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徐以其领袖身份，做事能引导并象征团体意志，段阁不稳时，他始终明确支持段，这期间冯国璋、“各省督长”也纷纷挽留段(96)《专电》，《申报》，1916年10月30日，第2版。，正起到了表率引领作用。徐的调停，稳定了段阁而抵消了府方意图，无异于北洋派的胜利，正是徐这样的人，会让北洋派更加认识到自身命运实系于派系命运，也无疑会更加激励他们急需固结团体的意识和行动。徐调停一个半月后，第三次徐州会议即召开，北洋派此次明确支持段内阁，并将矛头对准总统、国会、宪法(97)参见曾毓隽：《忆语随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徐树铮立即跟进策划各省独立(98)参见《徐树铮筹划各省独立脱离北京政府反对黎元洪相关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57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312页。，已露出独占政权的意图。此后半年的参战、督军团干政等问题复杂交织，北洋派内部势力亦各有盘算，但其中北洋派与非北洋派的界限随时势愈加明显，显示出了对外的一致性，这或与徐此次调停的引领和激励不无关系。

于徐世昌个人来说，他的政治命运与北洋派命运密切相连，其具有很强的北洋意识，也预示着调停走向。徐认为北洋派是国家势力中心，北洋派稳定，则国家稳定，反之亦然。后在1917年年底调节冯段之争时就强硬劝告双方：“我国的势力集团是北洋派，北洋派分裂相争，实为国家的不幸，必须善于互相合作，以谋国利民福”(99)《斋藤少将致参谋总长电》(1917年11月17 日)，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皖系军阀与日本)，第588页。，可见其北洋意识坚定。徐行事常以维护北洋整体为出发点，王锡彤回忆：“其实当项城生时，其部下暗中水火已甚，各有互相雄长之势。惟东海实主调和，故苦心开导，晓以休戚相关之义。”(100)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59页。徐之幕僚贺葆真评价徐之于北洋派：“近年以来，北洋派将分裂者屡矣，辄藉徐东海一言泯其嫌隙，苟一破裂，必为南人所乘，但东海在，北洋派或犹可支持也。”(101)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1918年3月29日，第449页。此次入京，徐对非北洋派的研究系很提防。研究系虽与段合作，但在徐亲信看来他们是别有用心，最终目的是“俟得一部分之势力，然后再取合肥而代之”，对于此种情况，徐及其幕僚计划“勉创一会，为政党之基础”，以防止“南人继续登场”使“北派势力扫地尽矣”(102)《杨士骢函》(1916年11月)，《张勋藏札》，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13页。。当年12月，热河都统府参谋长舒和钧向湖南同乡熊希龄透露：徐“对于北方各将领仍重旧谊。昨并遣姜公之孙来热，谓现时不合轻解兵柄，坚嘱勿再辞职等语。其意可知”(103)《承德舒和钧来电》(1916年12月2日)，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1页。。“姜公”是热河都统姜桂题，徐姜“换帖”过，是盟兄弟，其劝姜“勿再辞职”，这既是维持徐本人势力，也是维持北洋势力，可见徐于维护北洋并不放松。由此则可明了徐世昌个人于此次政争背后的倾向性。

故徐世昌此次入京，与其说是为调停黎段，不如说是为维护北洋而来(104)刘振岚、张树勇虽未提出徐世昌调停的偏向性，但也认为结果“是以北洋派的胜利告终”。参见刘振岚、张树勇：《傀儡总统黎元洪》，第229～230页。。徐自始至终都支持段阁以维护北洋，但巧妙之处在于，经其斡旋，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去职，府院各有让步，形成了一个貌似公平的结果(105)陶菊隐认为徐的调停手段是“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沈云龙评价是“顾全双方威信”，郭剑林认为这是“府院双方威信兼顾之衷中方案”，说明他们认为徐的调停公允。也正因徐的调停兼顾府院威信，容易令研究者忽视其调停背后的偏向性。参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第485页；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第365页；郭剑林：《北洋灵魂——徐世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但徐世昌的调停隐忧极大。孙、徐去职只是暂缓了危机，黎段隔阂仍在。对段来说去徐树铮很难，经徐世昌劝解才勉强答应，但视为黎“越权干预院的人事问题”(106)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61页。，愤愤不平。在黎方面，国会仍有弹劾段祺瑞、追惩徐树铮的活动(107)参见《国务员段祺瑞九大罪状弹劾案》(1916年12月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3册，第255～261页；《众议院议员吕复等提出查办前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相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57册，第65～95页。。且黎还想下令免段，命令发表前为徐世昌亲信印铸局长吴笈孙所知，故徐能第一时间阻止，黎“乃取销前令”(108)《与熊育锡》(1916年12月25日)，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第8卷，第335页。。徐的调停在府院职权划分、国会党争、两派人员互相敌视等问题上未有规划，故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未变。在徐调停一月后，林长民就曾向日本透露过段祺瑞、冯国璋、研究系等解散议会、改组内阁、重订宪法等攻击府方的计划(109)《高尾领事致本野外务大臣电》(1916年12月26日)，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皖系军阀与日本)，第46页。。故徐的调停只能暂缓危机，府院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Further Discussion on Xu Shichang and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State Council in 1916
Liu Huijun and Zhang Wenjie

Abstract：After Yuan Shikai’s death in 1916,the conflict between Li Yuanhong and Duan Qirui was exacerbat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Sun Hongyi and Xu Shuzheng,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State Council was almost broken.Xu Shichang became the core figure of mediation because of his position,prestige and influence in the Beiyang clique.Li Yuanhong tried hard to invite Xu to form a cabinet so as to exclude Duan Qirui.Although the State Council was not hostile to Xu Shichang,it secretly obstructed this plan so as to maintain Duan Qirui’s cabinet.On the one hand,Xu Shichang made a public statement that he would never take the government post,and thus frustrated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s plan of forcing him to form a cabinet.On the other hand,using his influence to mediate betwee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State Council,he forced Sun Hongyi and Xu Shuzheng,the key figures in the political dispute,to resig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Duan Qirui’s cabinet,and thus temporarily calmed down the political tide.Given the crisis of the Beiyang clique and Xu Shichang’s Beiyang consciousness at the time,Xu’s mediation seemed fair,but in fact favored Duan Qirui.It actually safeguarded the interest of the Beiyang clique.Although this move temporarily allevia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State Council,th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ffec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d not changed,so greater conflict was doomed.

Keywords:Xu Shichang；Li Yuanhong；Duan Qurui；Dispute betwee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State Council；Beiyang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 K25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0)11-0045-08

收稿日期 2019-03-15

作者 刘会军，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张闻捷，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校 翁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