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民众生存论史学思想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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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民众生存论史学思想二题
谢 想 云

郭沫若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和当下的生存状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通俗、直观、形象、立体、真实地再现以往历史，凸显普通大众命运的繁杂性、世俗性、多面性、差异性、矛盾性和歧异性，向当下生活的普通民众展示历史上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生存处境，揭示普通民众的一般能力发展所处历史阶段、发展特点及发展规律，使民众理解人类的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自身在人类发展中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体悟有生命的个体发展的关键是其能力的提高从潜意识向自我意识的转变，从而解放个体自身，自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人类和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一 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是展现民众生存历史的史学
郭沫若认为，历史学必须了解并展现“在异化的范围内活动的人们”的本质力量之公开展示——他们自己本身创造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示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郭沫若看来，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以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古代的神话传说，大多宣扬的是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没有记载一般群众的日常生活状况，不足为正史。而《庄子》书中关于比如孔子弟子颜回作为社会底层人“陋巷”生活状况的资料就特别多，“全书计凡十见，《人间世》《天运》《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诸篇各一，《大宗师》《让王》二篇各二”。但是，“这些资料在正统派的儒家眼里都被看成为‘寓言’去了”(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正统派的儒家之所以将之看成为“寓言”，其原因，从表面上看，一方面这些文献的确是通过比喻性的故事或者辩词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劝诫和启示；另一方面这些文献虽然使用了一些历史修辞的技法，但不属于历史真实范畴，那就只能属于寓言范畴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在作怪。在儒家思想中，历史学应该探索王朝盛衰成败的原因及经验，找寻维持王朝生存与长治久安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而这些文献的内容大多描述的是普通人物的世俗生活及人生体悟，描述王侯将相等精英的生存生活状况较少，不能起到垂训资鉴的效用，不符合儒家的主体意识和正统思想，故正统派儒家将这些文献看成为“寓言”。郭沫若认为这样划分是不合理的，只有以普通民众的能力发展为研究对象，记载普通大众日常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等平凡的生活，反映普通民众的生存处境、人生体悟及民智发展状况，其目的是为了指导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生活，直接干预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生命活动，才能被称作真正的史学。

郭沫若在评论墨子的学说时认为，墨子要建立一种学说体系，使之神圣化，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处于奴隶制转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缓和普通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尊重私有财产权并保卫私有财产权，这是兼爱与非攻说的核心”(同上，第117～110页)。民国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墨子是奴隶解放者，是工农革命的前驱，是古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郭沫若认为：“这些话就是新史学家们也很能重视，有的更认为‘十分正确’，其实正确的程度实在有限；因为他把原始公社太理想化了。这是人类退化观，不用说也就是因为有唯心论的成分掺杂进去了的毛病。”(同上，第135页)郭沫若指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单身无力同自然界进行斗争，须共同劳动、相互协作谋取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源，平等平均地分配生活资料，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全体成员参加的氏族会议做出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通过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尤其是氏族习惯来调整，并且世代相传，成为氏族成员内在需要和外在自觉的行为模式或行为惯性。原始社会形态下，人类能力处在混沌未分的一体状态，自然地、粗糙地、偶然地发展着，并不是普通民众的个人能力的自觉发展，因此原始社会并不是理想的社会。

郭沫若在分析墨子的节用与节葬时指出，节用、节葬虽然和人民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王公大人的节用与节葬，可以节省一些民力。从这么一点间接的恩惠说来，墨子倒可以算是在替人民设想了。大家也就抓住了这一点，认为墨子是人民的朋友。但是，事实不仅仅是这样，一国的政治只是为王利而不是民利。如何在老百姓身上多用一点，墨子从不曾这样想过。统治阶级只是把人民的生活限在极简的阶段，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只求他们冻不死，饿不死。墨子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立场问题，即墨子是站在王公贵族的立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墨子把人民当作生产工具和解决土地有余而人民不足等难题的工具，所以他主张实行早婚，以增加人口的生产，弥补劳动力不足。其阶级局限性导致所见的只是腐败了的奴隶生产，而看不出人民生产力的伟大。只能在节省和繁殖人口或防止人口减少上着想；怎样去开发民智，怎样去改良生产工具，怎样使人民娱乐以增加其生产效率，他就没有思考了。从郭沫若对墨子思想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郭沫若认为墨子的局限性是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没有站在普通民众更好的生存、生活，民众的能力发展及智力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郭沫若在分析历史人物、社会意识形态及结构时，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即站在普通民众的利益和立场，以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根据民众的社会地位，作为评判的尺度和根本标准。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能够发展民智的阶级统治，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退步的。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指出，子张氏和墨子之争，在于立场问题。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为民众利益着想的左翼立场，而墨子则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这应该是他们的极严峻区别(同上，第131页)。关于老聃学派，郭沫若认为，其产生自然有它社会史的根源，但是，老子的理论，在它的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因为它没有大众的基础；而小有产者的小众能够满足于这种生活态度的，依然还占有少数的时候，也无从发展(同上，第162页)。郭沫若指出：“自东迁以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近百年，中国尽管在改朝换代，但是生产的方法没有发生改变，所以社会的组织依然是旧态，沉滞了差不多将近二千年的光景。历代的改朝换代本来都是人民的抗争，特别鲜明的不是秦朝的灭亡吗？”(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28页)尽管一部“二十四史”成为流血革命的惨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依然无恙(同上，第29页)。关于孔子，郭沫若认为：“孔子大体上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增进人民的幸福。”(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2卷，第87页)这是“与民偕乐”的意思，便是把奴隶时代的贵族们所专擅的东西，要推广开来使人民能够共同享受，而且也是显豁地表示了孔子所代表着的时代精神(同上，第95页)。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最值得重视的。总之，郭沫若在分析历史事实、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时，始终如一地以是否教民、为民谋福、增进民智为评价标准。

二 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要致力于养成国民的国家意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的诞生表明，一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为了不致在无谓的争斗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阶级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国家才会产生，这是人的自身能力发展异化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主体力量是“人格神”，“人格神”指的是现实社会中有一定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国家建立的前提就是“人格神”的觉醒，也就是说，普通国民对于自己的生命存在的社会性或外在性方式，对于自己的生命由以表现的对象，亦即民族、国家、社会(群、国民全体、社会全体)，具有清楚的认识和自觉的意识。这种“人格神”的觉醒不仅仅指“君主”“天子”“皇帝”“圣人”“臣子”“仁人”“君子”的觉醒，更深层意义上是指“野人”“小人”“群氓”的觉醒，达到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之自觉；不仅仅指现代汉语所指称的“奴隶主”“封建主”“农场主”“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的觉醒，更指向“奴隶”“农民”“工人”“民众”等被统治阶级的觉醒，而造就这种觉醒的力量是阶级斗争。郭沫若指出：“国家的基础是建设在阶级的对立上。那时的阶级国家显然是奴隶制的组织，支配者即为奴隶所有者。”(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57页)

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自古以来始终把国家看作是、且只看作是“权力共同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官僚共同体”。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国家历来是皇族的国家，朝廷即是国家，国家由谁来主政、为谁主政、以什么身份主政、什么阶级主政，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只要能够维持目前的生活，不涉及自身当下的生存状态，只要活着，不管国家社会处于怎样的殖民状态，也就可以“明哲保身”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郭沫若认为，要改变普通民众的这种思想局面，需要从我做起，以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唤起民众，因为仅仅依托少数精英是不能完成对近代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进行改造的任务的。所以，首先应该是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使民众真正醒悟，认识到有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必要，认识到自己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兴亡的动力和主力军，是国家的一分子，国兴才能家兴，自愿养成国家自尊、民族自尊、国民自尊之自觉的现代国民国家意识。

郭沫若指出，要改变国民缺乏现代国家意识的局面，需要从改变民族自尊、民德民智、国民凝聚力及国家思想入手，真正唤起全体国民的独立、民主、自由、自尊等人格的觉醒。国民作为国家主人翁、实现自身价值和利益的“人”的自觉，是唤醒民族自尊，养成现代国家意识的根本。他主张通过发展文化教育和经济，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使国民的国家意识觉醒，养成国民之自尊。他先后组织爱国社团“夏社”，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创办《救亡日报》，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结合中国国情，写下诸多作品和文集，以唤起民众，培养国民现代国家意识，达到“民族独立、富国强兵、屹立于世界舞台”之目的。郭沫若通过与“醒狮派”、孤军社、中国青年党等的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论战，发表《马克思进文庙》《新国家主义》《社会革命的时机》等一系列文章，驳斥西方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等思想，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国家思想。郭沫若在定义“新国家主义”的建立方式及范畴时指出：“共产主义者正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而组织新国家”，共产主义是“王道”式的“新国家主义”，“纠合无产阶级以建设公有制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不消说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也可以称为新国家主义，这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来表明就是所谓王道”(郭沫若：《新国家的创造》，《洪水》第1卷第8期，1926年1月1日)。郭沫若意义上的“王道主义”是指“大同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它并不是不分国界，在私有制度未完全消灭之前，私产的国家和公产的国家，其界限比现今地图上所画的还要鲜明的呢。孔子是王道的国家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大同主义者”(郭沫若：《讨论〈马克思进文庙〉》，《洪水》第1卷第9号，1926年1月16日)。郭沫若认为，新国家主义决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式，而应是无论西方输入的近代国家学说，还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国家学说，均采取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事实上，郭沫若的新国家主义学说，既批判了传统的历史认识模式，即突出以皇朝或王权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为中心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描述之特征，认为历史运动的主体是皇朝-精英这样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又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认识模式，即历史认识应以国民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为中心，把历史运动的主体确定为国家-国民，真正的历史学要倡导和实践这种理念，使国民养成现代国家意识。

总之，郭沫若认为在“权力共同体”或“官僚共同体”或“精英生存”国家形式中，国和家只是人数的、规模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差别。国就是家的扩大，因为它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的，皇帝、国君即是最高的一家之长或一族之长，因此治理一个国家和治理一个家庭或家族是完全相同的。在历史发展主体力量的认识上，郭沫若坚持批判“英雄-道德史观”史学思想，批判以往学者以国家形态(酋邦或邦国、王国、皇朝)或政道(专制、宪政)为中心来构建社会形态演变理论，即“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所谓国，其实仅仅是一个大宗或小宗，所以动辄便称为万国万邦。《易经》中的所谓国，当然也不外这样了”(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49页)。郭沫若同梁启超一样，始终坚持“国家-国民生存史观”，这种史观的特征是以国民、民族、国家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为历史描述、历史再现的本位和核心内容，同时以国民为首要的历史阅读之主体(周祥森、谢想云：《中国生存论史学的现代转化——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再认识暨纪念〈新史学〉发表110周年》，《史学月刊》2012年3期，第93～105页)。历史学必须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状态，唤醒中华民族本有的激情、尊严、血性，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成为民族肌体内的全新元素，使中华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使民众真正成长为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国民。

收稿日期 2019-08-28

作者谢想云，四川文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达州，635000。

【责任编校 周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