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西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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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西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互动*
亓 佩 成

[摘 要]自史前时期开始，西亚与中国就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经济文化互动活动，这种互动并不是单向的，在西亚经济文化元素大量东渐的同时，中国经济文化元素也向西亚地区传播。然而，在两者早期的互动过程中，西亚更多地是输出地，中国更多地是输入地。中国对西亚经济文化元素的吸收和学习是有选择的，并非全盘接受。西亚与中国的互动不仅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文化元素的西传做了准备，并有力地说明了文明不是孤立成长的，只有兼容并蓄才更有益于文明体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上古时期；西亚；中国；两河流域；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互动

西亚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在张骞凿空西域前，西亚与中国之间就存在草原之路、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陶器之路等互动通道。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步入了文明的门槛，并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前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主角。由于中国步入文明的时间晚于两河流域地区，因此在西亚和中国的早期互动过程中，西亚经济文化元素东渐的内容要比中国经济文化元素西传的更多。然而，两者的互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在西亚经济文化元素东渐的同时，中国经济文化元素也向西亚反向传播。

探索和构建上古西亚和中国经济文化互动的历史，有助于扩大人类文明的视野和提高对亚洲东西两端早期交流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相关文献史料缺乏，因此给两者互动研究带来一定难度；但丰富的考古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目前，国内学界从考古学视角研究上古西亚和中国互动交流的成果较多，但将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则相对较少(1)从文化或史料的角度研究西亚和中国早期互动的相关论著，可参考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从考古学角度研究西亚和中国早期互动的成果，大多散见于一些考古报告或相关论著中。。本文在分析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试图洞察上古西亚和中国经济文化互动的概况。

一 西亚农牧业东渐与中国反向传播
西亚与中国经济文化互动最早发生在农业领域。植物考古研究和14C测年的积累为确定两者之间早期农业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两河流域是最早种植大麦和小麦的地区，在土耳其涅瓦里·戈里遗址(Nevali Gori)和叙利亚布胡雷拉遗丘(Tell Bu Hureyra)发现的麦类遗存测年结果距今约1万年(2)董光辉等：《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年第5期，第531～532、535页。。中国最早有直接测年数据支撑的小麦遗存出土于龙山文化遗址，这说明在距今4450年左右小麦传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早期麦类遗存大多分布于西北地区，如火石梁遗址、缸缸洼遗址、西城驿遗址和金蝉口遗址，而南疆地区的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和新塔拉遗址要晚于河西走廊中部地区(3)董光辉等：《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年第5期，第531～532、535页。。这表明西亚麦类作物在东传过程中首先在河西走廊中部地区向两侧传播，然后再进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

在人类畜牧业发展史上，羊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具体可追溯到公元前11 000—前9000年之间的西亚(4)M.尤金·恩斯明格、R.O.帕克：《绵羊与山羊科学》(M.Eugene Ensminger and R.O.Parker,Sheep and Goat Science)，丹维尔：洲际印刷出版公司1986年第5次修订版，第4页。。当时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肉食、奶和皮革等产品。约在公元前6000年，伊朗开始豢养绵羊。羊毛一直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主要贸易商品。随着人类的迁徙，驯化的羊开始向外扩散，在距今8000～7000年东传至中亚的科佩特山脉(Kopet-Dag Range)北麓(5)D.R.哈里斯：“中亚早期农业研究：土库曼斯坦耶顿新研究”(D.R.Harris,“Investigating Early Agriculture in Central Asia:New Research at Jeitun,Turkmenistan”)，《古物》(Antiquity)第67卷第255期(1993年6月)，第324～338页。，距今5000～4000年传至中亚东部地区(6)E.莱特福特、G.莫图扎特-马图兹维特等：“田园主义有多‘田园’？青铜时代哈萨克斯坦中部草原社会的多样性饮食”(E.Lightfoot,G.Motuzaite-Matuzeviciute,et al.,“How ‘Pastoral’ is Pastoralism? Dietary Diversity in Bronze Age Communities in the Central Kazakhstan Steppes”)，《考古定年学》(Archaeometry)第57卷增刊1(2014年8月)，第232～249页。，距今5600～4000年进入中国西北地区(7)约翰·多德森、约恩·多得森等：“中国直接测年的最古绵羊遗骸”(John Dodson and Eoin Dodson,et al.,“Oldest Directly Dated Remains of Sheep in China”)，《科技报告》(Scientific Reports)第4卷第7170期(2014年11月)，第1～3页。。甘肃西山坪遗址M5、青海马家窑类型墓葬、陕西零口村遗址和半坡遗址都出土了羊骨遗存。

在西亚农业东渐的同时，中国农业也有向西亚反向传播的痕迹。粟黍农作物最早种植于中国。考古学家在内蒙古东部的兴隆沟遗址和山东月庄遗址得到了目前最早的碳化粟黍种子测年数据，为距今7750～7500年(8)赵志军：《小米起源的研究——植物考古学新资料和生态学分析》，《赤峰学院学报》2008年第S1期，第35～38页。。斐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和白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碳化粟黍种子，这说明前仰韶时期粟黍在中国北方地区得到普遍种植。距今4400年左右，粟黍传至哈萨克斯坦，在柏伽什遗址(Begash)发现的碳化黍测年结果距今4410～4103年之间，该遗址还同时出土了麦类作物遗存(9)R.斯宾格勒、M.弗雷切蒂等：“青铜时代欧亚腹地流动牧民间的早期农业和农作物传播”(R.Spengler and M.Frachetti,et al.,“Early Agriculture and Crop Transmission among Bronze Age Mobile Pastoralists of Central Eurasia”)，《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卷：生物科学》(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第281卷第1783期(2014年3月)，第1～7页。。柏伽什遗址说明西亚和中国的外传农作物至少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中亚东部地区交汇。西亚最早种植粟黍的证据发现于伊拉克尼姆鲁德遗址，时间约在公元前700年(10)丹尼尔·左哈里、玛丽亚霍普夫：《旧世界植物的驯养》(Daniel Zohary and Maria Hopf,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上述考古和碳化测年数据表明，驯化的羊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500年，西亚大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粟黍到达西亚的时间约在公元前700年。

二 中国丝绸的西传
丝绸是华夏文明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最重要的互动标的。根据传说，丝绸生产是由嫘祖创始和发展起来的，但考古将蚕丝的历史最早追溯到河南贾湖遗址(距今9000～7500年)。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丝织品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其残片可追溯到公元前3630年。周朝时期，中国已经发展和建立起丝绸制造业。然而，丝绸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商品，在上古时期其价值和功能几乎等同于货币，例如赋税常以丝织品的长度征收或将其当作馈赠外国使节的礼品。农耕民族有时用丝绸交换游牧民族的马匹。对于戍边守国的将领，军饷有时用丝绸代替货币。

丝绸的价值直接促进了中国与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往来。一些西方典籍记载了中国丝绸向西传播至欧亚各地的情况。根据《奥德赛》的描述，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回希腊时，穿了一件像洋葱皮一样轻薄光亮的衣服(11)荷马著，王焕生译：《荷马史诗·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页。，这暗示了奥德修斯所穿的这件衣服可能是一件丝绸制品。如果奥德修斯穿的这件衣服来自中国的话，那么中国丝绸经西亚到达欧洲的时间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在埃及达伊尔梅迪纳(Dar el Medina)陵墓中发现了埃及第21王朝时期与中国丝绸有关的丝织残片(12)G.鲁伯克、J.霍洛贝克等：“古埃及丝绸的使用”(G.Lubec,J.Holaubek,et al.,“Use of Silk in Ancient Egypt”)，《自然》(Nature)第362卷第6415期(1993年3月)，第25页；伊丽莎白·波拉德：《世界的合与分：一部世界史：从人类起源到现在》(Elizabeth Pollard,et al.,Worlds Together,Worlds Apart:A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to the Present)第1卷，纽约：诺顿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这说明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国丝绸已经越过西亚向更远的方向扩散。《圣经·以西结书》(16:10～13)提到了丝绸。在《摩西五经》中有一块被犹太人称为“深红色的虫子”的红布，9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萨阿迪亚·加翁(Saadia Gaon)在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文时把“深红色的虫子”译成“深红色的丝绸”，而这种衣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作“塞里斯”的丝绸制品(13)希拉·维纳克：《中国丝绸：一部文化史》(Shelagh Vainker,Chinese Silk:A Cultural History)，新布朗斯维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0页。。现存欧洲最早对“塞里斯”进行深度描述的典籍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印度史》(14)H.海曼·威尔逊：《克特西亚斯的印度史注》(H.Hayman Wilson,Notes on the Indica Of Ctesias)，牛津：科林伍德出版社1836年版，第10页。。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提到了来自科斯岛的丝织品(15)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动物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0～231页。。在公元前5—前3世纪的巴泽雷克斯基泰人墓冢、拉坦诺(La Tene)文化的凯尔特人墓冢，以及德国、苏格兰等考古遗址中均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绸残片(16)海莱诺·B.费尔特姆：“查士丁尼与国际丝绸贸易”(Heleanor B.Feltham,“Justini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lk Trade”)，维克托·H.梅尔编：《中国柏拉图文集》(Sino-Platonic Papers)第194期，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上述典籍或考古提及和发现的丝织品很可能是经斯基泰人之手从中国贩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公元前1世纪的维吉尔、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和斯特拉波等学者也屡次提到生产丝绸的“塞里斯国”(中国)，但这时的罗马人似乎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动物志》对蚕蛹和蚕茧的精确描述，认为它是生长在树上的一种东西。

上述可见，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西亚与中国之间已经存在长距离贸易通道，考古证据佐证了这一点，例如在巴泽雷克冢墓(公元前5—前4世纪)中既发现了产于中国的丝绸，也发现了波斯毛织毡毯(17)邵会秋：《巴泽雷克文化在新疆的扩张与影响》，《边疆考古研究》2017年第1期，第179～195页。在巴泽雷克墓冢发现了一件公元前5世纪的毛毡，其设计与伊朗苏撒砖画上波斯长生军穿的长袍风格相同，同一墓地还出土了一块产自中国的凤纹刺绣丝绸。此外，某些器物上的纹饰母题和神话形象系传自波斯，而6号冢出土的战国山字纹铜镜则显然来自中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这说明巴泽雷克人是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的中介者。希腊化时期，地中海沿岸各国与中国的接触更加容易，中国的丝绸经中亚、西亚运到西方各地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 西亚与中国的早期文化互动
公元前5世纪以前西亚和中国的文化互动很少见于文献记载，但也并非无迹可循。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与中国的《穆天子传》《山海经》所述内容有些可互为印证，暗示了公元前1千纪西亚与中国文化互动的事实。中国自古就有“西游”情结，《穆天子传》就记载了一条从镐京到“西王母之邦”的西行路线。目前，史学界对西王母所在地还有很大争议，但周穆王在西行途中与西亚文化有过直接接触是完全有可能的。《山海经》按照海内、海外、大荒和东南西北的顺序谈到了四方远国异人、奇异怪兽和异域风俗等文化信息，有些内容与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相吻合。比如，两者都提到了独目人、秃头人和女子国(18)《山海经·海内北经》提到了独目人：“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一目。”(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订鬼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38页)。《庄子·逍遥游》提到了秃头人：“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王世舜注译：《庄子注译·内篇》，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页)。《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五《志怪篇》，北京：中华书局2011版，第1153页)希罗多德《历史》提到一个有很多黄金的独眼族、生下来就是秃头的人和住在黑海一带的女子国(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5、274、308页)。。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提到了众多鸟形翼人，如《山海经·西山经》载：“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19)郭璞著，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西山经》，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4714页。这一描述与在亚述皇宫遗址出土的人首翼牛像(现珍藏于卢浮宫)高度吻合。人首翼牛像有五条腿，与《山海经》中所述四足一臂数量相等。《山海经·西山经》所述怪兽几乎全为人面兽身，这正与两河流域文明中大量存在的人面兽身和鸟形翼人的艺术形象相吻合。基于上述，传统上一直不被史学界认可的此类“非信史”，很可能是上古西亚与中国文化互动的结果。考古证据印证了这种可能性，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些带翼神兽和鸟首兽身的西亚文化符号。显然，这用偶然性来解释是行不通的。

西亚与中国文化互动的另一重要元素是权杖。古代西亚普遍存在用权杖象征王权的文化现象。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权杖出土于以色列夏尔哈戈兰遗址(Sha’ ar HaGolan,距今8500～7800 年)(20)丹尼·罗森伯格：“南黎凡特早期双头羚羊饰物：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铜石并用’标志”(Danny Rosenberg,“Early Maceheads in the Southern Levant:A ‘chalcolithic’ Hallmark in Neolithic Context”)，《田野考古杂志》(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第35卷第2期(2010年6月)，第204～216页。。青铜时代早期，权杖经伊朗高原北部传至中国。在中国发现的最早权标出土于甘肃宁家庄遗址，时间可追溯到庙底沟类型时期(距今5900～5500年)。内蒙赤峰红山晚期至小河沿文化时期的遗址出土了7件权杖(21)李水城：《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293页。。甘肃西城驿和四坝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玉石和青铜权杖头(22)陈国科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第3～17页。。黄河上游发现了齐家文化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权杖。青铜时代新疆地区的遗址也普遍发现了权杖头(23)李水城：《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源》，《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2010年)，第7～11页。。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杖，其风格与两河流域的完全一致(24)张曦：《三星堆金杖外来文化因素蠡测》，《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第59～64页。。这说明商周时期甚至以前，西亚与中国西南地区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由此亦可见，上古时期西亚文化元素在空间上呈自北向南、多头并进的方式向中国腹地传播。权杖传入中国以后，尽管保留了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意义，但未被华夏文明接受。因此，中国对西来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并非全盘接受。

战车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又一重要文化元素。很多学者认为，马拉战车是公元前2千纪西亚人发明的。比如，考古学家约斯特·克劳威尔说：“战车可追溯到古代西亚，它不是突然发明的，而是由装有圆盘或横条轮的车辆发展而来。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辐条式马拉战车首次在西亚使用……一个标注日期为公元前18世纪或公元前17世纪的叙利亚圆柱封印证明了这一点。”(25)约斯特·克劳威尔：“图坦卡蒙墓出土的六辆战车研究”(Joost Crouwel,“Studying the Six Chariots from the Tomb of Tutankhamun”)，A.J.维尔梅耶，萨利马·伊卡姆：(A.J.Veldmeijer and Salima Ikram,Chasing Chariots: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hariot Conference)，开罗：岩石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尽管最近考古证据似乎将战车的发明指向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但人们仍普遍认为苏美尔人发明了轮式运输车(26)克里斯·福勒、让·哈丁、丹妮拉·霍夫曼编：《新石器时代欧洲牛津词典》(Chris Fowler,Jan Harding and Daniela Hofman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Neolithic Europ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瑞士学者克里斯托夫·鲍默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可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上半叶(27)克里斯托夫·鲍默：《中亚史(第1卷)：草原战士的时代》(Christoph Baumer,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Volume I:The Age of the Steppe Warriors)，伦敦：I.B.特里斯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南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对战车的使用做了最早的描述，当时这种车辆是一种被称为“马车”“大车”的双轴车，由牛或驴子牵引(28)埃琳娜·埃菲莫夫纳·库茨米纳编，S.皮蒂纳、普鲁多夫斯基译：《印度-伊朗语族的起源》(P.Elena Efimovna Kuz’ mina,S.Pitina and P.Prudovsky,tans.,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波士顿：比尔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从考古学上来说，西亚地区的马车最早见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卡鲁姆·卡内什2期遗址(Kwidth=8,height=11,dpi=110rum Kaneš)，该遗址出土的一枚印章上刻有双轮战车图像；另一枚刻有四轮马车的印章可追溯到公元前1950—前1850年之间(29)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2001年第3辑，第5页。。卡迭石战役(公元前1274年)是上古战车战的顶峰。当时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赫梯人是杰出的战车御者，他们发明了一种轻便的八辐战车，能乘3人。亚美尼亚高原上的乌拉尔图人也是优秀的战车御者。在埃勒布尼(埃里温)的浮雕上，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提一世的战车由两匹马牵引，战车有2个轮子，每个轮子有8根辐条。

中国最早的战车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战车马坑是安阳殷墟之外发现的第一个商代战车马坑(30)戴彤心：《西安老牛坡商代墓葬断代分期研究——附说老牛坡商代车马坑》，石兴邦主编：《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西周和东周基本上承袭了商代战车的形制和结构。对中国马拉战车的起源，有“本土起源说”和“西来说”两种。持本土起源说的学者(31)郑若葵：《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第41～56页；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第95～106页。，将中国早期马车与西亚、埃及、希腊的马车结构进行比较，展开论证，但忽视了马车传播过程中的变化，没注意到中亚地区的考古资料。李学勤、林沄、乌恩、王巍、王海城和龚缨晏等学者认为中国战车来自域外(32)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9页；林沄：《对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骨板的一些看法》，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术研讨会编：《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301页；乌恩：《论古代战车及其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5页；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8页；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21～30页。。王海城通过对比西亚、欧亚草原和商周马车的形制和构造，认为中国战车与西亚战车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连一些细微的地方都完全一致，从而提出中国战车来自西亚的观点(33)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第43～44页。。荷兰学者李特尔和克伦威尔从文献学和考古学入手，提出中国战车源于西亚的观点(34)M.A.李特尔、J.H.克伦威尔：“青铜时代晚期的希腊战车”(M.A.Littauer and J.H.Crouwel,“Chariots in Late Bronze Age Greece”)，《古物》(Antiquity)第 57卷第221期(1983年11月)，第187～192页。。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虽有战车，却从来没有发明过任何形式的轮式运输工具，比如爱德华·肖内西在论述中国战车起源时指出，中国商朝时期的轮式牵引运输工具，没有任何本地制造的证据(35)爱德华·肖内西：“以历史的视角论中国战车的传入”(Edward Shaughnessy,“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riot into China”)，《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8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92、208页。，并补充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发展出成熟的战车。”(36)爱德华·肖内西：“以历史的视角论中国战车的传入”(Edward Shaughnessy,“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riot into China”)，《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8卷第1期(1988年6月)，第192、208页。王巍在比较了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西亚和商朝晚期的战车结构后，发现两者如出一辙：单辕、双轮、一舆、一衡；车轮辐条分别固定于毂和牙之中；舆与衡相交并使用革带绑缚固定；车轴两端各有一辖固定车毂；车厢位于车轴的中间，车辕与车轴在车厢下垂直相交；使用青铜轭、衡、辖、镳等马车器(37)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第380～388页。。王海城在比较西亚与中国马车的构件后，发现两者的輮木技术、车舆结构、御马器、系驾法、造车技术和马车维护方法等方面有强烈的共性和继承关系(38)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第36页。。总而言之，从已出土的商代战车的结构、形制和各种铜车马器的使用来看，商代的战车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目前在中国尚未发现更早的战车考古证据。从逻辑上来说，商代战车应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可能突然以成熟的方式见于殷墟。因此，笔者认为商代战车西来的可能性最大，正如英国学者J.斯图亚特·皮哥特所说，“辐条式双轮战车能够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成为车子形态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双轮辐条式战车在某一社会结构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并且成为当时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从公元前2千纪开始，中亚、西亚的辐条双轮战车逐渐成熟，并被周边其他文化接受，其中包括中国”“商代战车的出现标志着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第一次出现轮式运输”(39)J.斯图亚特·皮哥特：《最早的轮式运输：从大西洋海岸到里海》(J.Stuart Piggott,The Earliest Wheeled Transport:From the Atlantic Coast to Caspian Sea)，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西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互动自史前时期业已存在，并在商末周初呈加速态势，从而大大提高了华夏文明的水平。

上古时期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互动如何促进了古代世界的演变，现代世界如何洞见和解决上古文明的互动之谜，一直是历史学家颇感兴趣的课题。将文献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也许能给学者提供一些启示。毫无疑问，在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西亚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有着先进的农业体系、发达的贸易网络和成熟的文字体系。这便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更多地是西亚文化输入地的原因。上古西亚经济文化元素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更说明了兼容并蓄对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上古西亚与中国互动的作用和影响，毕竟两者距离遥远，而且中间还有难以逾越的沙漠、草原或崇山峻岭的阻隔。当历史发展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时，东西方几乎都处于强大的帝国统治之下，这无疑有利于西亚与中国的进一步互动。张骞凿空西域，终于揭开了古代大丝绸之路时代的序幕。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West Asia and China
Qi Peicheng

Abstract：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est Asia and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According to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ancient West Asia began to spread eastward to China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At the same time,Chines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spread backward to West Asia.However,in the early process of interaction West Asia was more of an output place,while China was more of an input place.In spite of this,Chinese absorp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from West Asia was selective,not total acceptanc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est Asia and China 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which strongly demonstrates that no civilization can grow in isolation and only inclusiveness can make it sustainable.

Keywords:Ancient Period;West Asia;China;Mesopotamia;Silk Roads;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中图分类号]K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9-0092-06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古丝绸之路西亚受益国与中国经济文化互动研究”(16CQXJ23)。

收稿日期 2018-12-19

作者亓佩成，滨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山东，滨州，256603。

【责任编校 周祥森 吕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