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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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
孙 闻 博

[摘 要]秦汉皇帝通过使用兵符、帝玺等政治信物，实现政治与军事权力。栎阳虎符的格式、用字，与其他秦兵符实际多有不同。战国、秦兵符题铭不使用“虎符”一语，当称兵符，较汉代更为凸显君主角色。秦汉兵符存在用字减省与勘验功能加强的发展趋势。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条存在脱简，引述的诸种典籍在句读上皆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材料，可以进行考订推补。“皇帝六玺”在强调内外之别的同时，还建构了“行玺”“之玺”“信玺”的玺宝秩序，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功能。秦及汉初主要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信玺”在历史早期地位重要。考察秦汉兵符、帝玺之制，有益于认识中国专制主义皇帝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虎符；六玺；汉旧仪；皇帝信玺；政治信物

秦汉是中国早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皇帝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制。秦汉皇帝为加强集权，往往通过兵符、玺印之制，以确立最高的政治军事权威。作为君主的政治信物，兵符、帝玺是秦汉君主行使权力，实现君—臣、中央—地方有效联结的重要依凭。孟彦弘归纳指出，“与官僚制的确立相适应，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权力集中的现象。这种集权现象集中表现在通过玺符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公文颁发需加盖玺(官印)，发兵需持‘符’；前者使君主的权威和合法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后者使兵权这一控制国家最为重要的权力集中到了君主手中，这都直接导致了君主对国家控制力的大大加强”(1)李世愉、孟彦弘：《中国古代官制概论》第一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信物的政治意涵丰富，诠释着秦汉君主在建立帝国、建设帝国过程中的政治军事角色及其地位。有关材料处于积累阶段，数量有限，前人已做了一定的工作(2)秦汉兵符研究参见：瞿中溶：《集古虎符鱼符考》，《续修四库全书》1109《子部·谱录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第521～536页；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初由东方学会影印，1925年)，《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439～612页；王国维：《秦新郪虎符跋》《秦阳陵虎符跋》《记新莽四虎符》，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卷一八《史林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0～564页;陈昭容：《战国至秦的符节——以实物资料为主》(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一分，1995年)，《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二部分第五章，“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第247～268页；汪桂海：《有关汉代符制的几个问题》，《秦汉简牍探研》，台北：文津出版社2009年版，第88～97页；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卷八，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197页；洪德荣：《先秦符节研究》，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3年版；杨桂梅：《汉代虎符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39～58页；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6、130、144页，等等。秦汉帝玺研究参见：栗原朋信：《文獻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究》，《秦漢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60年版，第123～286页；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原刊《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四卷，岩波书店，1970年)，《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一篇第二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78～83页；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六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4～218页；金子修一：《皇帝制度——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原收入谷川道雄主编：《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东京：汲古書院1997年版)，金子修一著，肖圣中等译：《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第一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四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8号，2004年，第63～87页，等等。。本文从基本史料的辨析入手，梳理制度源流，揭示政治意涵，力求推进相关认知。下面主要就以往探讨不多、研究相对薄弱的几个方面：秦栎阳虎符的真伪及其特征；战国秦汉兵符的发展线索及制度演变；汉代“皇帝六玺”的史料考订及含义揭示；“皇帝信玺”的早期特征及其行用等，展开思考。

一 体例与用字：秦栎阳虎符再辨
秦兵符目前发现数种，《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以下简称《订补》)记：

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width=12,height=12,dpi=110之事，虽毋会符，行殹。(杜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隊(width=12,height=12,dpi=110)事，虽母(毋)会符，行殹。(新郪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阳陵虎符)

皇帝，左才(在)乐(栎)阳。(栎阳虎符)(3)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35～36、130、144页。今对句读稍作调整。

杜虎符、新郪虎符、阳陵虎符为人熟知。其材料真伪、年代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新近探讨，今人陈昭容、洪德荣、王辉、王伟多有涉及(4)参见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二部分第五章，第247～268页；洪德荣：《先秦符节研究》上编第二、三章，第24～25、177～187页；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35～36、130、144页。。唯栎阳虎符“原藏吴大澂。1941年4月英国伦敦富士比拍卖行拍卖”(5)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144页。近年著录又见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256，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7页。该书以下简称《集录》。刘雨、汪涛编著：《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该书以下简称《流散》。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9175，第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页。该书以下简称《国像集成》。承汪涛先生于2018年9月21日告知，此虎符原在英国一收藏家处，现下落不明。，在早年诸种秦出土文献著作中，均未予收录及讨论。关于栎阳虎符的情况，《订补》交代：“铜质。与阳陵虎符形状略同。”“伏虎形，昂首前视，长尾上卷，四足向前平伸。虎背左右各有错金铭文6字，共12字，现存6字。”“按，此兵符铭文完整的释文应为：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乐(栎)阳。”(6)⑩ 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144页。因栎阳虎符仅存左半，上述铭文说明，似应理解为此左符脊部铭原本只有1行6字。这与稍后出版的《秦文字通论》中“铭在虎脊两侧，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乐(栎)阳’”(7)王辉、陈昭容、王伟：《秦文字通论》第二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页。的表述，也相统一。此外，《流散》“字数存6”，洪德荣“今仅存左半，铭文存六字”，陈林“现存半边虎符6字，推测整个虎符共有2行12字”(8)刘雨、汪涛编著：《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第350页；洪德荣：《先秦符节研究》上编第三章，第188页；陈林：《秦兵器铭文编年集释》(硕士学位论文)第六章，复旦大学2012年，第149页。，大体也为此意。不过，《集录》作“字数：12”、《图像集成》作“虎背左右各有错金铭文12字，现存6字”(9)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256，第4册，第297页；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9175，第34册，第549页。。今对照图版(10)汪涛先生于2018年9月21日告知，近年诸种著录实际使用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目录照片。，虎符形制与阳陵虎符近似。不过，此左符虽仅摄侧面，但末字“乐阳”已位于伏虎蜷卧后腿上部，与阳陵虎符末两字中“阳”与蜷卧后腿相交、“陵”字仍在后腿部不同，书写相对靠上，从而更为接近背部。换言之，左符脊背部恐已无法容下“甲兵之符右在”六字。此六字很可能是在另一半符上。由此，今所见栎阳虎符之左符，应当只有六字。

初步来看，此符书写体例与阳陵虎符同样近似。诸家所拟“完整的释文”，当参据了阳陵虎符。然而，之前学者恐怕多未注意，二者尚存在明显差异。阳陵虎符是黏合在一起的两枚兵符，也是现存唯一的秦代合符(11)《订补》称新郪虎符“由两片组成”(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130页)。参照该书体例，所说不尽确切，实际仅存左符。。铭文情况为“脊两侧刻4行24字，左右刻文同”⑩。换言之，“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实际出现了两次，也即左、右符均完整出现了这一内容，因此才会形成“4行24字”。从杜虎符、新郪虎符到阳陵虎符，虽然出现“秦兵符形制(从立虎到伏虎)和铭文方式(由背脊到腹部直书改为由头向尾横书)的演变”(12)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二部分第五章，第270页。，内容前后也有减省趋势(会符、毋会符规定后予减省)，但有一点其实并未变化，那就是左、右半符的铭文内容都是完整的，且彼此相同。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延续至西汉初年。《史记》《汉书》多次提到汉初刘邦与诸侯王、列侯“剖符”行封事，如《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1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03、384、2028页。此前学人指出：“列侯与关内侯所构成的侯爵，可以世袭，享受‘世禄’，仍带有一定的传统贵族色彩。它们与源自内爵的卿、大夫、士爵不同，最初是由外爵系统发展而来。”[孙闻博：《二十等爵确立与秦汉爵制分层的发展》(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三章第一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225页]而《史记》《汉书》记汉初赐爵功臣以列侯时，多次表述作“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视列侯为广义诸侯，佐证二十等爵上端侯爵的外爵属性特征。。这与既往为人习知的《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14)司马迁：《史记》，第424页。又见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页。的记载，或许并不矛盾(15)此种怀疑自胡三省至王先谦已多存在。参见陈直：《汉书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9～250页。学者也多注意到《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司马迁：《史记》，第2001页)，事在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之前(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二部分第五章，第248页；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卷八，第191页)，怀疑“《史记》这段记载与《孝文本纪》相左，不知孰是”。。前者与行封赐爵有关(16)瞿中溶：《集古虎符鱼符考》，《续修四库全书》1109《子部·谱录类》，第521～522页。大庭脩进一步“认为文帝二年九月的记载，《汉书》作‘郡守’是正确的，而《史记》作‘郡国守相’则不可取”(大庭脩著，徐世虹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三篇第三章，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188页)。；后者与地方行政运作关系更大，且有整齐制度的意味。目前所见汉列侯虎符如安国侯虎符、临袁侯虎符、堂阳侯虎符，铭文特征与汉诸侯王、郡守虎符有别，仍属半符内容完整的类型。这些材料的时代相对偏早(17)“安国”“堂阳”“临袁”，为高帝六年八月、十一年正月及二月所置侯国(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391、393页)。，与此前的三种秦兵符书写体例有所衔接(18)罗振玉云：“汉太守以下诸虎符皆书文字于脊，而中分之。古节及秦新郪、阳陵诸符则两侧文字相同，而不中分。即西汉初叶安国、临袁两侯虎符尚沿斯制。知书脊而中判，乃汉中叶以后所改，而前人均不知有左右侧书之例。”[氏著：《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图序，《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二)，第444～445页。相关又参见杨桂梅：《汉代虎符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54页]。反观栎阳虎符，需待左右合符后始可构成完整内容；分之，内容仅存其半。这反映在书写体例上，栎阳虎符与上述三件秦兵符不相一致。一般认为，合符构成完整铭文的做法，大体在西汉景帝以后才开始出现，然其采用的是中心内容在左右符上每字各存半边的设计。此即王国维所云“汉符传世者，其文刻于脊上，合之而后可读，如《周官》傅别之制”(19)王国维：《秦阳陵虎符跋》，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卷一八《史林十》，第561页。。然而，这与栎阳虎符的铭文形式，仍不完全近同。由于秦兵符半符内容完整，铭文书写方式由背脊到腹部直书改为由头向尾直书，也更便于在合符时对验文字。今观栎阳虎符的铭文形式，与上述设计考虑，同样异趣。假若资料可信，该符就书写体例而言，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方向。

从铭文字形角度而论，栎阳虎符文字在笔画、构形上似无问题。其中，“皇”字写法据里耶更名木方“故皇今更如此皇”(8-461正AⅩⅧ行)(20)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与秦统一更名后的写法一致。仔细观察木方照片(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彩版第14页，图版第68页。，更名后“皇”字所从“白”的中间横笔，在严格意义上不与左右竖画相连(22)熊长云已注意并指出此点。见氏著：《秦汉度量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三章第四节，北京大学2017年，第105～112页。。栎阳虎符“皇”字与阳陵虎符同，属秦更名后的典型写法(23)前引《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256、《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9175所作“摹本”，“皇”字摹写不确，可调整。。又，《订补》将“乐阳”注作“乐(栎)阳”。按，乐、栎叠韵、准双声(24)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沃部喻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6页。，二字可以通假。十四年相邦冉戈题铭“十四年，相邦冉造。栎工师豕、工禺”(25)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1213，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5页。，“栎”作“乐”，“栎阳”可省作“乐”。不过，四年相邦樛斿戈、元年丞相斯戈、栎阳戈、栎阳武当矛等题铭在未省称时，均作“栎阳”(26)《集成》11361；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3页引传世拓本；许玉林、王连春：《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22～23页；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77页；《集成》11502。《集成》二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22、6293页。。秦玺印有“栎阳乡印”。秦封泥有“栎阳”“栎阳丞印”“栎阳右工室丞”“栎阳左工室”“栎阳左工室丞”。秦陶文又有“栎亭”“栎市”(27)封泥、陶文资料的搜集，参见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第四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376、516～517、547、548、557页；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附录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页。。近年，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首次发掘出土刻画有“栎阳”的陶器残片及大量“栎市”陶文，明确表明相关遗址为文献所载栎阳(28)刘瑞等：《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三座古城，确定三号古城遗址为秦汉栎阳所在》，《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23日，第8版。本人还曾于考古工地库房，亲睹其物，加以验察。。而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吏律》及《秩律》也均作“栎阳”(2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第25、73页，简二六、三八；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页，简一五六；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260页，简二一八、四四三。。由此而言，目前所见秦代城邑的完整称谓，均书作“栎阳”，而非“乐阳”，连读省称也以“栎”字为主。兵符不同于兵器题铭的“物勒工名”，县称为求明确，应用正写，似不当更加草率，也不宜因通假而书作“乐阳”。按，西汉有“乐阳”，在恒山郡绵曼、真定之间(30)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76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秦代是否曾置此县，有待研究。前论秦统一更名之事，有学者认为“栎阳”作“乐阳”，可能是更名下简省所致。乐(樂)字本从木，或原为“栎”之较古写法。用字变更后一度使用较保守写法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1)此承郭永秉2018年9月20日来信提示。信中并指出“秦刻石还有‘者(诸)产得宜’，就是一种保守现象”。按，该文字属于泰山刻石，参见陈梦家：《秦刻石杂考》，《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40页。。由此而言，栎阳虎符在书写体例与具体用字上，均显特殊，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 用语、格式及省减省称：秦、汉兵符的演变线索
西汉、新莽虎符，过去多有发现与收藏。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增订历代符牌图录补遗》收录有二十一件，二十种(32)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卷上、《增订历代符牌图录补遗》，《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二)，第468～482、611页。此外，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后编》补录汉、新莽虎符，计有二种，《增订历代符牌图录补遗》已收入。，为早期集大成之作。1949年以后又陆续发现至少三种。今并择选汉列侯虎符三种、诸侯王虎符二种、郡太守虎符二种、新莽虎符二种，迻录如下，以便作为秦兵符分析的参照：

与安国侯为虎符第三(脊部铭)

与临袁侯为虎符第二(脊部铭)(33)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卷上，《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二)，第470、471页。

与堂阳侯为虎符第一(脊部铭)(34)傅振伦：《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考释》，《文物天地》1990年第1期，第42页。

汉与鲁王为虎符(脊部铭) 鲁左五(肋部铭)(35)时瑞宝：《西汉鲁王虎符》，《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第108页；刘晓华、李晶寰：《鲁王虎符与齐郡太守虎符小考》，《文物》2002年第4期，第81～82页。

与泗水王为虎符(脊部铭) 泗水左一(肋部铭)(36)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卷上，《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二)，第470、471页。

与齐郡太守为虎符(脊部铭) 右二(右肋部铭) 齐郡左二(左肋部铭)(37)景明晨、刘晓华：《咸阳发现汉齐郡太守虎符》，《文博》1990年第6期，第86页；刘晓华、李晶寰：《鲁王虎符与齐郡太守虎符小考》，《文物》2002年第4期，第82页。

与西河太守为虎符(脊部铭) 西河左三(肋部铭)(38)王望生：《汉长安城发现西汉西河太守虎符》，《文物》2012年第6期，第95～96页。

新与河平□□连率为虎符(脊部铭) 河平郡左二(肋部铭)

新与压戎□□连率为虎符(脊部铭) 压戎郡右二(肋部铭)(39)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卷上，《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二)，第478、480页；王国维：《记新莽四虎符》，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卷一八《史林十》，第563页。

这里在前人丰富论证的基础上(40)近年系统研究参见杨桂梅：《汉代虎符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39～58页。，就秦汉兵符的演变线索，做进一步阐说。

1.用语。“兵甲”“甲兵”用语，在东周文献中较为常见。且如陈尊祥所指出的，“兵甲”见于《商君书·更法》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41)陈尊祥：《杜虎符真伪考辨》，《文博》1985年第6期，第28页。。不过，相较于“兵甲”，“甲兵”用语在出土文献中更为常见。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吏律》均作“甲兵”(4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第44页，简一〇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33页，简J1(16)6、J1(16)5；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176页，简二一六。。由“兵甲”而“甲兵”，或反映秦兵符用语习惯的前后时代变化。又，《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载信陵君窃符救赵事，一处作“虎符”，而三处作“兵符”(43)司马迁：《史记》，第2380、2382页。。目前所见秦兵符，无论作“兵甲之符”抑或“甲兵之符”，固然强调为诸“符”之一种，但均不自称“虎符”(44)目前发现的战国楚、齐、燕诸国所铸符节，学界多定名为某诸侯国之“虎节”。不过，这些符节形制虽为虎形，但同样不自铭为“虎节”。。兵符自铭明确使用“虎符”一语，实际主要出现于西汉、新莽及其以后(45)《后汉书》卷三一《杜诗传》记杜诗上疏光武帝刘秀，“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范晔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97页)。这里也使用汉“虎符”、战国魏“兵符”的不同表述，呈现出一定的差别。。杜虎符、新郪虎符、阳陵虎符分别提到“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显示从称君(公)、称王至称皇帝，秦兵符一直以右为尊，且书写顺序为右先左后(46)孙闻博：《爵官转移与文武分职：秦国相将的出现》(原刊《国学研究》第3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第一节，第43～44页。。这与秦及西汉左、右半符向采左牝右牡的榫卯结合方式，行雄内雌外之制，彼此理念一致(47)此后兵符一般均采雄内雌外之制。唯隋代以降，左符为雄符、内符。最新探讨参见贾志刚：《甘肃庄浪县出土隋铜虎符再考察》，“区域视野下的中古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会议论文，陕西西安，2017年7月。唐代情况又参见孟宪实：《略论唐朝鱼符之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9～73页。。传统意见多认为杜虎符、新郪虎符的时代，分属秦惠文君与秦惠文王。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48)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82页。，至秦君称王以前，兵符题铭中秦君皆可作“君”。此符被定为惠文君时物，主要还是铭文字体与秦封宗邑瓦书、诅楚文近似(49)参见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二部分第五章，第255～256页。。换言之，称“君”秦兵符的行用时段，可由秦惠文君称王之前上溯扩展。目前所见战国秦兵器题铭中，惠文王称王前纪年作“〇年”，称王后作“王〇年”。武王以降，秦王未有更元，纪年一般不出现“王”字，仍作“〇年”(50)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316页。。故称“王”兵符的行用时段不必与兵器题铭一致，可晚至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前。换言之，称“君”、称“王”兵符的铸造时期，可能不局限于秦惠文君一世。

2.格式。秦兵符“右才(在)君”“右才(在)王”“右才(在)皇帝”的表述方式，虽属习见，但若与西汉、新莽虎符加以对照，却呈现自身特征。西汉铸造列侯虎符、郡虎符，省略“汉”字；铸造诸侯国虎符，称“汉”或不称(51)有意见以鲁王虎符“表面鎏金的汉代铜虎符仅此一件，别无他例；同时其脊文在‘与’前面加有朝代‘汉’，是不符合汉符特点的，疑为伪品”(杨桂梅：《汉代虎符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55页)。以文帝二年为界，汉授予诸侯王虎符在此前后可能存在不同。外表处理与书写体例所存差异，目前尚不足以作为断为伪品的强证。；新莽虎符例称“新”。相较政权、王朝用语，秦兵符铭文更凸显君主角色。我们注意到，“秦并兼天下、建立帝国后，无论论议、文告，还是刻石所书、诏版所铸，均强调秦统一功绩的归属在皇帝及其宗庙，竭力宣扬皇帝功德”(52)参见孙闻博：《秦君名号变更与“皇帝”的出现——以战国至秦统一政治秩序的演进为中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一本第三分，2020年，第42页。。秦始皇帝统一度量衡诏书作“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53)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175～184页。。秦统一时，嬴政实为秦王，下文也已交代“立号为皇帝”事，然诏书不称“秦尽并兼天下诸侯”“秦王尽并兼天下诸侯”，而称“皇帝尽并兼”(54)琅琊刻石作“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6页)。，特有强调之意。里耶更名木方简8-461重视“皇帝”名号及相关称谓的变动，涉及条目达十六则左右(55)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第156～157页。。西汉、新莽虎符居首内容既与“鲁王”“齐郡太守”“西河太守”等身份对接，却未使用“皇帝与〇为虎符”的表述，甚或将“汉”字省略。晋虎符铭文体例与新莽接近，作“晋与〇为虎符”。待至十六国北朝，虎符铭文复出现“皇帝”用语，如“皇帝与上党太守铜虎符第三”“皇帝与博陵太守铜虎符第二”(56)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卷上，《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二)，第490、491页。。马衡提到“右虎符八，左右完具，长今尺三寸二分，出山西大同县城东北百余里之贵人村……此符不著国号，而曰皇帝，与他符不同”(57)马衡：《北魏虎符跋》(原刊《北京社会日报·生春红副刊》第87号，1926年3月1日，又刊《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129页。。这是有趣的现象，也许可以视作皇权在此阶段复振的部分体现(58)马衡曰：“此符之作当在称帝之后，建国号之前，其后既有国号，或一律改铸，此符遂废欤？”(氏著：《北魏虎符跋》，《凡将斋金石丛稿》，第129页)；何德章认为“颁虎符而不著国号，足见当时国号问题争论不定，致使铸虎符时竟无所适从”(氏著：《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4页)。。

3.省减省称。“左才(在)杜”“左才(在)新郪”“左才(在)阳陵”，与“君”“王”“皇帝”对举，当指杜令、新郪令、阳陵令。这里使用了职官省称，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栎阳、长安、频阳、临晋……秩各千石，丞四百石”(四四三、四四四)(59)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0页。，表述方式近似。西汉中期以后，省称职官的书写习惯使用渐少，西汉、新莽虎符皆直接交代诸侯王、列侯、郡守身份(60)秦郡是否使用兵符，调兵之下的郡、县军事关系如何理解，因缺乏材料，拟留待将来探讨。。杜虎符、新郪虎符铭文内容，彼此虽小有出入，如前者“燔width=12,height=12,dpi=110之事”，后者作“燔隊事”，但因县名相差一字，故总字数实际一致，半符均为四十字(61)始皇廿六年诏量所印统一度量衡诏书，也为四十字。。其中当包含了整齐化的举措。阳陵虎符半符字数已降至十二字(62)王国维云：“此符字数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为六之倍数。案《史记·秦始皇本纪》称数以六为纪，故秦一代刻石有韵之文，皆用六之倍数，此符亦同。”“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为二行，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阙之制，自秦以来然矣。”[氏著：《记新莽四虎符》，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卷一八《史林十》，第562、563页。又见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0页]。原有“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width=12,height=12,dpi=110之事虽毋会符，行殹”，涉及会符、毋会符两种情况下的使用规定，稍后不再作特别交代。前引《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云：“(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有趣的是，汉代虎符的书写格式恰作“与〇为虎符”(63)大庭脩所云“‘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如何训读……我之所以想到‘汉代之语’，是由于注意到了保留在现在著录中的汉铜虎符之句，与此无异”(大庭脩著，徐世虹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三篇第三章，第188页)，对此已有注意。，内容也更趋简约。秦兵符铭文存前后变化，从而可与西汉虎符铭文形成进一步的衔接。

秦兵符铭文的书写体例，存在杜虎符铭文方式由背脊到腹部直书，到新郪虎符、阳陵虎符铭文由头向尾直书的发展。这反映出在内容之外，合符对文字勘验功能，渐予重视。西汉以降，虎符开始采用左右符各存半字、待合符后始构成完整用字及内容的做法。这使得铭文在合符对勘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秦、汉兵符在用字演进之外，于书写体例层面，也呈现一条发展线索。

三 史料拟补与秩序构建：也说“皇帝六玺”
秦君以玺印发兵，可由汉制溯论。传世文献习见有两则史料：

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凡封之玺赐诸侯王书；信玺，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天地鬼神。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皇帝带绶，黄地六采，不佩玺。玺以金银縢组，侍中组负以从。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64)《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补引《汉旧仪》。范晔:《后汉书》，第3673页。。

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65)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引蔡邕《独断》曰，第33页。。

两则前繁后简，这里先论后者。关于蔡邕《独断》，自南宋百川学海丛书本以降，后世辑本多有存世(66)孙启治搜汇古佚书辑本，特录清人胡玉缙辑《独断佚文》一卷，王仁俊《经籍佚文》稿本(孙启治、陈建华编撰：《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目前较为通行的版本有两种：四部丛刊三编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弘治癸亥刊本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据卢文弨校订抱经堂丛书本排印二卷(67)《独断》的版本流传及相关问题，可参看芮钊：《〈独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代国玺：《蔡邕〈独断〉考论》，《文献》2015年第1期，第159～162页。日本学界的研究及译介，参见福井重雅编：《訳注西京雜記·独断》，东京：东方书店2000年版，第197～349页；欧美学界的研究及译介，参见纪安诺：《中国早期的帝国决策与信息传递：蔡邕〈独断〉研究》(Enno Giel,Imperial Decision-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Early China:A Study of Cai Yong’s Duduan),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6年版。。卢文弨且云：“下有‘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句，或非《独断》文。”(68)蔡邕：《独断》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页。此前探讨战国玺印制度变动，我们注意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而《集解》“卫宏曰”上有蔡邕曰：“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御之亲爱者曰幸。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左传》曰‘季武子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也。”(69)司马迁：《史记》，第228页。中华书局1959年1版、1982年2版点校本，2013、2014年点校修订本，皆如上断句，即将“蔡邕曰”与“卫宏曰”句读作两段引文。不过，这种处理也承认《月令》《左传》文字出自蔡邕所引，即蔡氏在叙说时会有所引据。值得注意的是，《文选》卷二二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一首》李善注，曾引蔡邕《独断》曰:“玺，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也。”(7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1977年版，第312页下栏。仔细对照，文字虽有多处减省，但仍是以“蔡邕《独断》曰”统括前举“蔡邕曰：……卫宏曰：……”相关内容的。因而，上引“卫宏曰”，实际来自蔡邕引述，中华本引用句读应予调整(71)参见孙闻博：《秦汉太尉、将军演变新考——以玺印资料为中心》(原刊《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第二节，第57页注3。《独断》明刊本多将“卫宏曰”相关文字收入，但未交代缘由。。换言之，蔡邕《独断》在论说时，应对此前卫宏所著有所参考(72)黄桢提到“从现存材料来看，《汉旧仪》开始受到瞩目，是在汉末出现的同类著作当中。它的重新发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蔡邕与应劭”[氏著：《制度的书写与阅读——对汉唐间政治文化的一项考察》(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北京大学2017年，第33页]，与我们的判断相合。。由此复观《后汉书》注引蔡邕《独断》，内容同样多有减省，但与《续汉书·舆服志》注补引卫宏《汉旧仪》基本一致。所言应同样来自对卫宏说的采择。卢氏“下有‘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句，或非《独断》文”之疑，也由此得以解释。这一讨论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独断》编撰的认知，并使探讨焦点会聚于前则史料。

卫宏《汉旧仪》这段文字，除萧梁刘昭较早引用外，目前又见于《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条注引(73)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2页。又，《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正义》张守节按语有“天子有六玺，皇帝行玺……两端无缝”(司马迁:《史记》，第363页)，中间多有脱漏错讹，不纳入讨论。、《太平御览》卷六八二《仪式部三》“玺”条引(74)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60年版，第3045页上栏。、《文献通考》卷一一五《王礼考十》引(75)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17页。。唯《通典》卷六三《礼二三·沿革》“嘉礼八”条引作《汉官仪》，实与《舆服志》注补所引内容一致(76)“事”上有“及”字，“服”作“从”。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53～1754页。，引列书名恐误(77)孙星衍虽据“《通典·礼》”校集此条，然于“皆以武都紫泥封”前，云“皆见《汉旧仪》”，整段末复“案：此段又见于《汉旧仪》”(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7页)。学者又提到“应劭在解说汉制时也曾参考《汉旧仪》”，并引《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颜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颜注引应劭曰“釐，祭余肉也。《汉仪注》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还致福。釐音禧”，认为“这是应劭研读过卫宏《汉旧仪》的明证”(黄桢：《制度的书写与阅读——对汉唐间政治文化的一项考察》第一章，第33页)。从颜注所引“应劭曰”提及《汉仪注》(即卫宏《汉旧仪》)相关内容均明确交代出处来看，应劭撰《汉官仪》虽参考卫著，但似不当径录不言。相较应劭参引了《汉旧仪》的有关文字，《通典》引书为《汉旧仪》的可能性，仍然较大。。西嶋定生、金子修一、汪桂海等学者出于谨慎，均与《汉旧仪》一书同时提及，且列表、引文作“《汉旧仪》《汉官仪》”(78)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一篇第二章，第79～80页；金子修一：《皇帝制度——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金子修一著,肖圣中等译:《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第一章，第6页；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四章，第135页。。此外，清人纪昀、孙星衍等先后做过辑补订考(79)卫宏撰，纪昀等辑：《汉官旧仪》卷上；卫宏撰，孙星衍校：《汉旧仪》卷上；应劭撰，孙星衍校辑：《汉官仪》卷下，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30～31、62～63、187页。。不过，无论哪种引文，皆有明显脱简，进而影响现行各种点校本的句读处理。目力所及，中华本《后汉书》《唐六典》《通典》《文献通考》《汉官六种》相关断句，因条件所限，实际每种都存在一些疏误(80)如《后汉书》“皇帝行玺，凡封之玺赐诸侯王书”(范晔:《后汉书》，第3673页)；《唐六典》“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外国事以天子之玺”(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252页)；《通典》“皇帝行玺，凡封之玺，赐诸侯王书”(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1753页)；《文献通考》“皇帝行玺，凡封国用之玺；赐诸侯王书，信玺；发兵召大臣”(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第3517页)；《汉官六种》“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以皇帝行玺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皇帝行玺’，凡封之玺赐王侯书”(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31、62、187页)。。学人之中，阿部幸信在西嶋定生研究的基础上(81)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一篇第二章，第78～82页。，以孙星衍辑校《汉旧仪》相关文字为据，重做标点(82)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第63页。，于句读处理多有推进。

其实，孙星衍校辑《汉官仪》时，已多次下按语提示“句绝”等信息(83)应劭撰，孙星衍校辑：《汉官仪》卷下，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87页。，惜未引起后人足够重视。而《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所载“天子六玺”制，有较高史料价值，或有助于相关问题的部分解决。隋《志》本为于志宁、李淳风等人所撰《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所述不仅关涉隋朝，也兼及梁陈齐周等前代之制。《五代史志》成书质量原本较高，而“《礼仪志》分量最多，这因牛弘等曾撰《朝仪记》”(84)柴德赓：《史籍举要》上编“隋书”条，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相关叙说文义完备，较《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唐会要》卷五六《省号下》“符宝郎”及《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伪造御宝”条(85)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252页；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3～1144页；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2页。，更显详赡，应予参考。《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云：“天子六玺：文曰‘皇帝行玺’，封常行诏敕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王书则用之。‘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征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则用之。并白玉为之，方一尺二寸，螭兽钮。‘天子行玺’，封拜外国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诸外国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发兵外国，若征召外国，及有事鬼神，则用之。并黄金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86)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9页。此又见《通典》卷六三《礼二三·沿革》“嘉礼八”条“北齐制，天子六玺，并因旧式”下注引(87)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1765页。，《文献通考》卷一一五《王礼考十》“圭璧符节玺印”条“北齐制，天子六玺，并依旧式”下列入正文(88)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第3525～3526页。文字与《通典》稍有出入。，已被视作北齐承袭前制。此外，《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叙及皇帝玺印具体行用，附于冕服文中交代，又稍予调整：“神玺，宝而不用。受命玺，封禅则用之。‘皇帝行玺’，封命诸侯及三师、三公，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侯及三师、三公书，则用之。‘皇帝信玺’，征诸夏兵，则用之。‘天子行玺’，封命蕃国之君，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蕃国之君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征蕃国兵，则用之。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印。”(89)魏征等：《隋书》，第255页。学者有认为此属“北周制度”，恐怕有误。《礼仪志七》所叙是“皇隋革命”后的制度。隋代北周，然舆服承魏、周较少。“衣冠礼器”，存在对东汉制度的采择，而在整体上又如《志》文所言，“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90)魏征等：《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第254页。。汉制与隋唐符宝制度的联系，日本学者已有注意，并有对照思考。唯于《隋书·礼仪志》所载，摘引失之简略，影响对相关史料群的把握(91)《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条注引“《汉仪》又云：‘……尺一版，中约署’”下，尚有“有事及发外国兵用天子信玺……诸下竹使符征召大事行州、郡、国者用皇帝信玺，诸下铜兽符发郡、国兵用皇帝之玺……”(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252页)云云。点校者将此内容归入《汉旧仪》，似可斟酌。此不见于他书引《汉旧仪》。按汉唐玺宝制度叙说，多依皇帝玺、天子玺顺序，此为天子玺、皇帝玺顺序；多依行玺、之玺、信玺顺序，此前为天子信玺、行玺、之玺顺序，后为皇帝信玺、之玺、信玺顺序；多先言某玺某宝，再言相关功用，此均采“某事，用某玺”的表述，体例特别。铜虎符、竹使符的功用实际与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分别对应。参照《隋书·礼仪志》，此段或存在错简及脱文，应调整合并。《唐六典》点校本于“皇帝信玺”下原有校勘记，然因更注重版本异文校，故未有指出。西嶋定生、金子修一据此而将“诸下铜兽符发郡、国兵”对应“皇帝之玺”，“诸下竹使符征召大事行州、郡、国者”对应“皇帝信玺”；汪桂海以“皇帝之玺：……为征发郡国兵而下达的诏书也用它封印”，恐皆不尽妥当，可予调整。分见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一篇第二章，第80页；金子修一：《皇帝制度——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金子修一著,肖圣中等译：《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第一章，第6页；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四章，第136页。。今以引文相对较早的《续汉书·舆服志》注补为据，综合参考《隋书·礼仪志六》及《礼仪志七》等所述北齐隋唐之制，将既往争议较多的部分重新考订，拟补如下，并作句读：

〔天子有六玺。〕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凡封〔拜诸侯王书〕；〔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天子之玺，赐外国书；天子信玺，发外国兵、征外国及〕事天地鬼神。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

自汉而唐，“天子信玺”与“皇帝信玺”在功能上均涉及军事征发(92)阿部幸信提到，尽管《汉旧仪》关于“天子信玺”的记载有脱文，但从《隋书·礼仪志》的记载类推，两种“信玺”的发兵功能也存在一致性(氏著：《皇帝六璽の成立》，第74页)。。以往学者多关注汉唐皇帝玺宝与天子玺宝在功能上存在对内、对外之别,其实，玺宝制度所建构的“行玺”“之玺”“信玺”排序，同样不宜忽略。它对应着封授、赐慰、征召三种不同的功能，并在制度设计下形成玺宝秩序。

四 “六玺”前史：秦汉“皇帝信玺”考
如果进一步观察：信玺虽在皇帝玺抑或天子玺序列中位居末席，但功能类别却较行玺、之玺为多，且涉军事、祭祀等重要事项。置于历史早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背景之下，信玺是否仍处殿军，需要思量。这里将传世、出土文献中涉及帝玺的材料，迻录如下：

伪写皇帝信壐(玺)、皇帝行壐(玺)，要(腰)斩，以匀(徇)(93)《二年律令·贼律》简九。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93页。。

(昌邑王刘贺)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大行前，昭帝柩前也。”)(94)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0、2943页。

贼律曰伪写皇帝信玺

皇帝行玺要(腰)斩以width=12,height=12,dpi=110伪

写汉使节皇大(太)子诸侯

三(王)列侯及通官印弃市小

官印完为城旦舂敢盗

之及私假人者若盗

重以封及用伪印皆(第一栏)

各以伪写论伪皇

大(太)后玺印写行

玺法……

贼律伪

充(第二栏)

贼律曰诈伪券书(第三栏)

充木

□ 小史何子回□□(第四栏)(正)

房width=12,height=12,dpi=110(背)(95)张家界古人堤简简一四。图版及释文最初发表于张春龙、李均明、胡平生：《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红外线图版及释文修订稿又见张春龙：《湖南张家界市古人堤汉简释文补正》，《简牍学研究》第6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图版第5页，正文第5～6页。录文据后者。又，对照图版“列侯”前“三”字似无问题，然文义不尽通恰。刘绍刚《汉律伪写玺印罪与西汉的政治斗争》(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据《释文与简注》改录作“王”，有可取处。这里依体例括注“王”字，以作提示。

颜注所引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又被《文献通考》采录，径入正文，未示出处(96)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一五《王礼考十》，第3517页。。栗原朋信据《汉书·霍光传》及孟康注，申论汉初只有皇帝三玺，西汉中期以后追加了天子三玺，皇帝六玺制度由此最终确立。他还认为二者在用法上存在区别：皇帝三玺主要针对国内，而天子三玺面向国外(97)栗原朋信：《文獻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究》，《秦漢史の研究》，第154页注1。。尾形勇补充了天子之号同时面向天地鬼神，并申论皇帝六玺之制中，“‘天子’、‘皇帝’两种称号分担的作用是与‘上下之别’和‘领域区分’相对应的”(98)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六章，第214～216页。。阿部幸信认为汉初皇帝玺有两枚，“皇帝信玺”来自秦、齐系统，“皇帝行玺”来自楚系统；“皇帝之玺”在成帝“封建拟制”及皇后权威确立过程中出现；天子三玺作为皇帝公印，制造于成帝绥和元年至平帝元始五年。阿部氏并对此前日本学界有关皇帝六玺的讨论，有较全面的回应(99)⑨ 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8号，第63～87、70～71页。。这里在前人基础上，参据文献，复作阐说。

孟康字公休，曹魏时人，曾为散骑常侍、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中书监(100)参见陈寿：《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裴注引《魏略》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颜师古：《汉书叙例》，见班固：《汉书》，第5页。。从任官经历而言,他应对汉代帝玺制度有一定了解。“天子之玺自佩”之“天子”，可代指皇帝。此句也可理解为皇帝“之玺”常自行佩带，但仍显迂曲。孟康或依晚期习惯，将汉初三玺视作天子玺序列。就此而言，栗原朋信、西嶋定生、阿部幸信以汉初帝玺为皇帝玺而非天子玺的判断，更为可取。关于此点，这里还可补充。相较周王使用“天子”之号，“皇帝”号确定于“秦初并天下”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之前。相对于周广行分封、众建诸侯，秦实现从未有过之“并天下”壮举，“皇帝”是在空前盛业之上确立的空前盛号(101)参见孙闻博：《秦君名号变更与“皇帝”的出现——以战国至秦统一政治秩序的演进为中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一本第三分，第31～42页。。当时“天下”所指，对应秦与关东六国所组成的地域范围。蔡邕《独断》“汉天子正号曰‘皇帝’”(102)蔡邕：《独断》卷上，第1页。，也可作为一种参考。因而，秦及汉初所确立的君主玺印之制，应当使用皇帝玺序列，而非天子玺。

颜注引孟康曰，原本为释解“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一句，意在补充汉初有“之玺”事。然而，阿部氏对此表示怀疑。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曾进行绶制改革，他推测当时作为结果的“封建拟制”完成后，才出现“皇帝之玺”⑨。我们注意到，无论汉初《二年律令·贼律》、班固《汉书》记昭宣之际事，还是张家界古人堤东汉前期简载《贼律》，都只提到皇帝信玺、行玺两种。如用“之玺”多由皇帝自佩加以疏通，仍然无法解释古人堤简《贼律》伪写玺印罪名中，存在“皇大(太)子、诸侯三(王)、列侯及通官印，弃市”的记录特征。后类印章，很多只有一枚，并非能够形成一组；存放抑或佩带，应该也都是可以的。后世《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伪造御宝”条作“诸伪造皇帝八宝者，斩。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宝者，绞。皇太子妃宝，流三千里”(103)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第452页。，虽未枚举，但总括而论。今“伪写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要(腰)”内容置于其前，一并规定，显示这里谈到君主用玺时，恐怕并非择选交代。西汉至东汉初年的君主用玺，应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104)阿部幸信较早指出此点，但对行用时段的理解与本文不同。。

目前所见法律文献抑或史书记载，有一点很少为人注意，那就是皇帝玺均作“信玺、行玺”的记录次序。将此与汉唐“天子六玺”所建构的“行玺”“之玺”“信玺”序列对照，彼此存在微妙差异。涉及军事、祭祀功能的“信玺”，位于“行玺”之前，在历史早期的地位更为重要(105)东周以降“信”观念的发展及其原因分析，参见阎步克：《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原刊《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阎步克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宋书》卷一八《礼志五》“乘舆六玺，秦制也。《汉旧仪》曰：‘……。’此则汉遵秦也”(106)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6页。及唐初所修《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乘舆六玺，秦制也……汉遵秦不改”(107)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71～772页。，叙说虽未可尽信，但汉初玺制或受到秦制影响。清人陈介祺旧藏、后入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皇帝信玺”封泥，近年学人复加考订，归入秦代(108)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434页；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四章、附录二，第76～83、562页。。《墨子·旗帜》云：“巷术通周道者必为之门，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从令者斩。”《墨子·号令》又云：“有分守者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符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109)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99页。《墨子·备城门》诸篇，蒙文通、岑仲勉、陈直、李学勤多认为出自秦人之手(110)参见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再序》，第8页；陈直：《〈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原刊《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文史考古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84～207页；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诸篇》(原刊《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33页。史党社对“城守诸篇都看作秦人作品的观点”，持怀疑态度(氏著：《〈墨子〉城守诸篇研究》第六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9页)。。“信符”在当时军事活动中的使用，也为探讨秦制中“信玺”功能及行用问题，提供了旁证。又，广州西汉前期南越王墓出土金印“文帝行玺”。一般认为，这是受到汉制影响。不过，秦末由秦吏割据岭南，组建政权，相关君主用玺受秦制影响，可能性更大。汉初“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在渊源上，应追溯秦制。

至于与军事关系密切的“皇帝信玺”，阿部氏注意到“信鉩”多见于齐的私印，也可见数例公印，但并不见于燕、晋、秦系统的印中，楚印也仅见于私印，由此认为“皇帝信玺”很大可能受到齐制影响(111)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8号，第68页。。之前发现的战国符节中，有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两种。前者今藏国家博物馆，后者收入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卷上。两种虎节为战国中晚期齐国所造。其中，铭文内容仅依符节定名，不易看出：

填丘牙(与)width=12,height=12,dpi=110width=12,height=12,dpi=110贵width=12,height=12,dpi=110(将)军信节。

[填]丘牙(与)width=12,height=12,dpi=110width=12,height=12,dpi=110辟大夫信节(112)⑩width=17,height=14,dpi=110 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52，53、54，53页。。

学者“颇疑节铭‘填丘’即‘营丘’，在此实际上是指齐都临淄”，“贵将军和辟大夫分别主管width=12,height=12,dpi=110width=12,height=12,dpi=110的锐兵和垒壁”⑩。此外，“贵将军虎节和辟大夫虎节的性质跟虎符相同，是发兵用的”，“此二节分别是由填丘颁发给width=12,height=12,dpi=110width=12,height=12,dpi=110的贵将军和辟大夫的”width=17,height=14,dpi=110。值得注意的是，两枚齐国虎节自铭称谓实作“信节”。目前所见战国其他诸侯国符节，却很少使用“信节”一语。这为思考发兵“信玺”与齐制联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五 结 语
最后，这里对上述探讨所得认识，略作总结：

秦汉君主为实现最高政治、军事权力，往往借助兵符与玺印。作为政治信物，兵符、信玺是君主加强集权，构建君—臣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依凭。政治信物研究，可以增进对秦汉皇帝的政治军事角色及其地位的认识。

秦诸种兵符之中，栎阳虎符近年渐有著录。此符的形制、书写与阳陵虎符颇为近似，但细究格式、用字，却又与其他虎符多有不同，呈现不同的发展方向，值得进一步研究。秦、汉兵符的演变线索，在用语、格式、省减、省称等方面有所体现。战国、秦代兵符题铭实际均不使用“虎符”一语。兵符自铭“虎符”，主要出现于西汉、新莽及其以后。秦兵符“右才(在)君”“右才(在)王”“右才(在)皇帝”的表述方式凸显君主的地位与作用。西汉、新莽虎符居首内容既与诸侯王、列侯、郡守等身份对接，却又未使用“皇帝与〇为虎符”的格式。秦汉兵符存在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用字逐渐减省。杜虎符、新郪虎符内容虽有出入，但半符均为四十字。稍晚的阳陵虎符，半符字数已降至十二字。汉虎符书写格式作“与〇为虎符”，文字更趋简约。二是勘验功能加强。由杜虎符至新郪虎符、阳陵虎符，铭文书写存在自背脊到腹部直书进而自头部向尾部直书的变化。合符对文字勘验功能，渐予重视。西汉虎符更多采用左右符各存半字的做法，以供合符。铭文在合符对勘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现存诸家引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之制，内容有明显脱简。点校本《后汉书》《唐六典》《通典》《文献通考》《汉官六种》中有关句读，多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典籍所载北齐隋唐之制，可对《续汉书·舆服志》注补引“皇帝六玺”，试作推补。汉唐皇帝玺宝与天子玺宝不仅在功能上存在对内、对外之别，“行玺”“之玺”“信玺”还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不同功能，从而形成玺宝秩序。《汉旧仪》《独断》所载“皇帝六玺”，恐不能涵盖秦、西汉的帝玺制度。秦、西汉所确立的君主玺印之制，主要是皇帝玺序列，并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而传世、出土文献均呈现“信玺、行玺”的记录次序，又反映关涉军事、祭祀功能的“信玺”在历史早期地位重要。

秦由西陲小侯向帝制新邦的发展中，汉自秦末崛起并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里，政治信物不断维系并巩固君主的政治军事权力。特别在疆域延伸扩展之时，相关作用及影响不可忽视。而信物政治功能的体现与延续，也反映国家兴起初叶的有效政治理念与制度资源，可为随后新秩序开创及帝国建设提供持续支持。

Military Tally and Imperial Seal: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oken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un Wenbo

Abstract：Emperor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erted thei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uthority through political tokens like military tallies or imperial seals.The tiger-shaped tally Yueyang,however,differed from other tallies of the Qin dynasty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format.All the tall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Qin dynasty were called “military tally” rather than “tiger tally”,which,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Han dynasty,highlighted the emperors’ prominent role.The military tallie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itnessed a tendency of dwindling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on the tally and enhancing the counterfeit measures.Wei Hong’s Han Dynasty’s Old Ceremonial Customs’ crippled entry (as a result of bamboo slip losses) on “The Six Seals of Emperor”,causes punctuation oversights and fallacies in current historical references,which this study would examine,amend and revise by scrutinizing “Chapter on Ceremonies” in Sui Shu.While emphas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The Six Seals of Emperor” established the hierarchical order among sea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functions such as granting,awarding and conscription.The imperial seals for awarding and conscription appeared frequently in the Qin and early Han dynasties,and the seal for conscription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a.Study on the institution of military tallies and imperial seals would shed a new ligh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imperial rule in ancient times.

Keywords:Tiger-shaped Tally;Six Seals;Han Dynasty’s Old Ceremonial Customs;Imperial Seal for Conscription;Political Token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9-0032-12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出简牍与秦汉县制研究”(20XNA007)。

收稿日期 2019-06-18

作者孙闻博，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校 徐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