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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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郭国祥，覃雅兰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成果，认真总结这些理论探索对新时代我们加强党的执政形象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刘少奇；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形象；理论成果

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当时的形势仍错综复杂，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孤立政策；苏联则对中国未来政策走向充满疑虑，怀疑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不愿大规模援助中国；国内反革命分子依然负隅顽抗，华南、西南等地还未解放，各地匪患猖獗；民族资本家则心态复杂，有的对未来惶恐不安，怀疑共产党会没收其财产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则对共产党许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充满向往；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生活拮据，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够改善他们的境遇和地位，对新中国充满着无限的希冀。中国共产党以何种执政形象出现，怎样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就成了中共领袖们考虑的头等大事。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毛泽东的副手和亲密战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成果，认真总结这些理论探索对新时代我们加强党的执政形象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执政形象建设的重要意义
良好的执政形象关涉一个执政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精神风貌、整体素质、执政能力、执政理念和执政业绩等，给国内外公众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或看法”[1]（p172）。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重大意义，并作了重要理论阐述。

（一）良好的执政形象建设，关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一个政党要获得执政地位，并不容易，必须通过长期艰辛的努力，必须获得民众自觉的政治认同，这就需要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中国共产党能在1949年10月揭开全国执政的序幕，是因为她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树立了超越一般政党的良好形象。创业难，守业更难，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并维护其政权稳定性，就不得不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局势，加强自身的形象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政权稳定性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1949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霸权主义的考虑，妄图以包围、孤立和封锁的政策，扼杀新生的共和国。他们发动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北疆，又加大兵力部署，封锁台湾海峡，阻碍中国统一。国民党反动派虽败局已定，但仍顽固不化，企图利用其残余部队、地下组织，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统计发现，1950 年1 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土匪、特务等在西南地区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座以上；1950年，全国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土匪、特务的杀害[2]（p45）。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反动分子复辟的阴谋……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进攻”[3]（p2），必须“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3](p62)。

党内部分成员的腐化变质，威胁着政权的稳定性。随着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开始成为支配中国政治生活的领导力量，部分党员干部开始居功自傲，出现享乐主义思想，有的甚至蜕化堕落。如刘青山、张子善，历经万里长征，尝尽革命艰辛，可革命胜利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为了享受，竟然侵吞灾民粮款，成为大贪污犯。与此同时，一部分落后分子、投机分子钻进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开始出现。对此，刘少奇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随着党的地位的变化，出现某些腐败现象并不奇怪，共产党绝不能否认和隐讳自身存在的缺点，必须“揭露它们，并想出办法，决心把它们纠正”[3](p66)，进行整党，认为经过党内教育，“也有一些人还是可以教育好的”[3](p67)。

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的阵痛和困难，也使政权稳定性受到挑战。我国外受压迫和剥削，内经连年战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加之新旧政权交接，百废待兴，有的民生事务还顾不过来，工人大幅失业。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在农村，一些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不会经商”[4](p426)，经济建设极其困难。值此革故鼎新之际，刘少奇十分冷静地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谦虚谨慎，保持对新社会建设的敬畏之心。他反对轻率地匆忙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认为这样容易“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和小生产者的拥护……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4](p431)。他虚怀若谷，认为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人民“督促政府的工作人员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3](p17)，是党和政府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困难的一剂良方。为了完成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任务”，“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3](p69)。也就是说，党员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塑造更正面积极的形象，才能应对国内党内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二）良好的执政形象建设，关乎人民对党的认可
民心所向是政党执政地位确立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摧枯拉朽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赢得新中国的胜利，是因为共产党的事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新中国成立后，党如何解决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何保持自己良好的执政形象，直接关系到人民对党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关注广大工人的利益。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于农村，与工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离。回城前几个月，刘少奇就提醒党员要多接触工人，才能促进相互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空前提高，阶级觉悟明显提升。工人对党的领导心悦诚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随着新中国建设的全面进行，国内出现了官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冲突、劳资矛盾等一些损害工人利益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可能诱导一些工人对新生政权的不满，引发其对社会的负面评价。对此，刘少奇强调保护和增进“一切劳动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一切斗争、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3]（p98）。共产党员只有密切地关心和保护群众一切正当利益，才能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取得工人们对工会对自己的信仰……才能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热情地参加国家政权与经济建设”[3]（p99）。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发自心底地认同和拥护，但又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权稳定性表示怀疑。土改还未在新解放区实施时，国家已开展农村征粮活动，部分地主转嫁任务，农民负担加重，叫苦不迭。土改实施初期，部分地主、富农叫嚣反攻倒算，农民担惊受怕，不敢轻易参加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部分地主、富农甚至以屠宰耕牛、杀害农村干部等激烈方式对抗土改。老解放区生产力发展较快，一部分农民产生了“单干情绪高，发财也没用” 的苦闷心理，部分党员农民也为自己成为富农而担惊受怕。加上部分党员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错误，造成人民的损失，也让一些农民对未来社会的前进方向有所疑虑。对此，刘少奇指出土改工作“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3]（p31）。他认识到，党在征粮、税收等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已经引起许多人不满，如不加以纠正，我们就会脱离群众”[3]（p24），必须争取时间整训干部，重塑党的形象。

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存有矛盾、疑虑和抵制心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分子对党的政策抱有强烈的抵制心理：他们骂中国共产党是经济建设的“土包子”，肆意挑起金融战、物价战，与新生政权对抗。绝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留在大陆是无奈之举，“走了惦记企业，不走又前途未卜”。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不相信，资本家对于是否发展生产犹豫不决，害怕赚钱就是“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5]（p66）。政府和资本家打过几次经济战后，资本家更是感到惶惶不安，怀疑党要改变政策，部分资本家甚至因此缩小经营、撤资外逃。1951年始，一些资本家认为共产党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向自己开刀，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精神崩溃，跳楼自杀。面对资产阶级的复杂心理，刘少奇提出“现在人民政府下面，只有采取老实态度”，把厂子“办好不贪污”，[5]（p59）政府仍然会在税收、贷款、原料等问题上予以帮助。

二、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执政形象
党的形象建设，就是要看党能否解决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看党能否得到人民的认可、拥护与爱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党的政治路线，构建了学习型、合作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党形象。

（一）学习型政党形象：善于学习，与时偕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各项事业急需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于是，刘少奇将自身勤于学习的精神带到党建工作之中，鼓励党员干部转型升级为改造社会的优秀人才，帮助党塑造学习型的执政形象。

刘少奇根据形势需要，鼓励党内外人士加强技术和文化学习。刘少奇自身就是勤于学习、知行合一的榜样。他说要改造和提高自己，绝不能离开革命实践。他认识到部队和地方的老干部有很大功劳，但是也存在“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3]（p26）的缺点，难以应付新的建设高潮。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虽然专业水平高，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对党的政策不熟悉。这两部分同志都自视甚高，看不起对方，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刘少奇指出：“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3]（p49），因此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要好好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提高管理国家和治理经济的能力，中国共产党要想办法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和技术水平。要普遍地教育军队人员，从部队中抽取一批人进行专业化、系统性的学习；还要鼓励党和政府各个部门、社会团体开展热火朝天的学习，应尽可能地申请到苏联“学习国家组织与建设发展的各项经验”[6]（p126）。

刘少奇还教育党员要端正学习态度，改善学习方法。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等文章中，刘少奇提出了端正学习态度、改善学习方法的一些思考。他认为党员的学习，既要戒骄戒躁，又要保持信心，做到踏踏实实学习，兢兢业业工作；要自觉在学习文化和理论中纠正自身不良思想、作风，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他指出广大党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伟大人物的思想，也要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3]（p49），不能死读书，不懂运用，理论知识只有能处理实际问题，才算是真地掌握了。

（二）合作型政党形象：团结爱国人士，携手并进
刘少奇强调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3]（p373），要重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为党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树立了民主平等、真诚合作、不谋党派私利的形象。

刘少奇为建立人民民主，树立中国共产党民主公正的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十分重视党内民主，认为“纪律不只是同志应该遵守，负责人与领导者也应该遵守……破坏民主原则的人也是违犯纪律”[7]（p22），领导者尤其是党的领袖人物要特别注意防范特权思想。为了更好地吸纳人民参与国家建设，刘少奇积极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落实工作。他指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3]（p56），是注重选举的实质而非形式的制度。要让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实现真正的政治参与，党就要“吸收各民主党派的干部、城市中的教职员及其他民主分子参与土地改革工作”[3]（p46）。在民主建设上，党总是能言出必行。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能恰当照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特殊利益，邀请各界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会议，就连处在旧社会底层的妇女也在邀请之列。自此，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的纽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刘少奇非常重视与党外人士合作建国，力求树立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不谋党派私利的开明形象。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历经南征北战、流血牺牲，才建立新中国，而民主党派“只有一根头发的功劳”，却要与共产党共享政权，有点不公平。对此，中共领袖们耐心向民众做说服工作。毛泽东指出与民主党派合作可以“‘赚’人、‘赚’人民、‘赚’社会主义”[8]（p34）。刘少奇则认为，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和批评，可以减少党的缺点，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刘少奇对党外人士的关怀可谓是殷勤备至了。例如，1949年，刘少奇给周恩来写信提醒说，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应保留十分之一的名额，给待解放区的民主人士”[6]（p79），细心关注待解放区民主人士的政治参与权利。他提醒工作人员湖北省副主席等人员“必须要有若干非党民主人士担任”[6]（p96），着力保障民主人士有职有权。中国共产党从大大小小的工作中体现的民主平等形象，与国民党专制腐败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自此，党在取得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上，再次深深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拥护，就连原来对共产党抱有偏见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都衷心认同中国共产党寻求合作伙伴的真心实意。

（三）法治型政党形象：领导立法、带头守法
新中国诞生之后，党和政府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法治之路。最开始，国家只建立了一部分法规法令，随后，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制定出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为党和国家治理提供了科学的法律依据。

刘少奇同志高度重视国家立法工作，推动国家法律由少到多的发展。新中国的法制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最开始，国家只能发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临时宪法作用，治理国家也多靠临时性的政策和法令。直至1954 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3]（p132），才最终落成。同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在内的多部国家基本法律诞生，国家大事基本能有法可依。1954—1958 年间，刘少奇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召开了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109 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等关涉治军、治警的一大批法律法规，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突破性成就。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过去建立的法律开始显现其不足，刘少奇提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p253）此后，我国法制工作均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评价刘少奇的贡献：“他……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的法律法规，为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9]（p7）。

刘少奇同志带头守法，将法治思想贯彻到国家事务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刘少奇十分重视发挥党员带头守法的典范作用，提出“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3]（p168），“中国共产党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3]P168，要求地方党委的决定必须“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3]（p452）。在经济建设、城市管理和镇压反革命等国家重大事务中，刘少奇积极落实法治思想：“人民法院……应该集中注意力处理土地改革中各种违法行为”[3]（p46）；“对于违法和进行破坏活动的资本家，是应当加以处罚的”[3]（p152）。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要求“决不应乱打乱杀、错打错杀”，要“教育群众学会运用人民法庭”[6]（p186）维权；并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全国镇反斗争具有法律依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党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刘少奇仍能保持十分冷静、理性的姿态，对于专政工具的使用谨小慎微，以严格的法律约束自己，很好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法治、走向现代文明的政党形象。

（四）服务型政党形象：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
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各种冲击和阵痛。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刘少奇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理解，理性分析党的长远目标和现实情况，敢于鼓励私有制经济的适当发展，以非一般人的胆识与魄力，发展经济，服务民生，树立了为民谋利的服务型政党形象。

在城市建设中，刘少奇着眼于推进经济发展、促进工人就业，身体力行，推进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他提出要恢复城市活力，必须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并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政策并不为民族资本家所理解，渡江战役前，一些民族资本家仍充满疑虑，想要卷款外逃。为了表明共产党的态度，刘少奇甚至提出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5]（p66）的“剥削辩证法” 和“剥削有功论”。在当时，这样的谈话，刘少奇不知道要承担多大风险，要鼓起多大勇气，其中的艰辛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方能体会。然而那次谈话，也迅速稳住了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不少资本家因此甩开思想包袱，投入生产。对于经营确实存在困难的资本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采取政策支持的办法，适当调整公私经营范围，通过委托私营企业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办法，鼓励私商活跃城乡交流，帮助资本家摆脱困境。党的一系列做法，让很多抱有实业建国大志的资本家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热心筹划生产、兴办工厂，为解决工人失业、恢复生产出谋划策。

在农村工作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着眼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积极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决定性地改善了农民中最贫困的成员的经济地位”[10]（ p139）。但土地改革并不能带来生产的均衡发展，一些农村出现分化，部分地方又出现了新式富农。对此，刘少奇和高岗的看法有了细微区别。高岗更倾向于把农民组织起来，限制单干，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绝大部分农民的利益。刘少奇作为土改的主要负责人，是首先发现农村资本主义积极因素的那一批人。他倾向于保护个人生产的积极性，认为“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认为“党员成为富农……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6]（p399）。薄一波后来也回忆说，“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的实施情况是比较好的”，它有效减少了土改的阻力，达到了中立富农，孤立地主，发展经济，稳定政权的目的，“保存富农的经济政策在土改后未能坚持一段时间，对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8]（p137）。

三、刘少奇执政形象建设探索的当代启示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党的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探索是非常深刻的，尽管时代环境变化了，但他的一些思考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形象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一）推进党的形象建设必须谦虚谨慎，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卓然独立，靠的是谦虚谨慎，自我革命的精神。1949 年，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和共产党的战无不克，形成强烈对比。自此，歌功颂德、请客吃饭之声不绝于耳，党内骄傲自满情绪悄然萌发。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中央，意识异常清醒，态度异常冷静，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反对敌人“糖衣炮弹”的铁壁铜墙。他们同时采用了切除痈蛆和更新代谢的方法，进行自我革命。切除痈蛆时，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从来不会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哪些可以宽大处理，哪些应该开除出党，哪些应该把牢底坐穿，刘少奇从来不会姑息养奸，都是严格依照法律。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刘少奇虚怀若谷，认真学习新知识，并身体力行掀起党内学习的新高潮。“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见证了当时党内浓厚的学习氛围。无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党内还是党外，工人还是农民，刘少奇都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学习的渠道大到出国留学，进入专业院校，小到个别党员以身立教，边学边做；学习的内容，既有以文化修身养性，又涉及科学技术生产生活，开启了全国强盛学习之风。时易世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党内腐败现象仍然没有根绝，党的自我革命更需要刮骨疗伤，与一切腐败现象进行彻底斗争。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必须不断学习，既要又红又专，又要又深又广。党员的学习提升，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又要有中华传统美德，既要有专业知识与技能，又要有开阔的全球视野。

（二）推进党的形象建设必须团结合作，依法治国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法治国，建设合作型、法治型政党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懈追求。刘少奇不仅带头制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法律文本和制度架构，还将民主合作、政治协商和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落实到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等大大小小的具体工作中。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民主有序的大环境，令很多党外优秀人士和知识分子毅然留在祖国，一大批海外精英也不远万里加入新中国的建设之中，这让新中国生机勃勃，短短几年间国民经济就恢复到了旧中国1936 年的最高水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需要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党不仅要发挥党内民主，让党内充满活力，也要积极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与建议；不仅要积极听取全国人民的心声，也要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度时艰。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刘少奇参与或领导了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社会各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使国家法律实现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发展，对国家民主和法治工作功不可没。新时代条件下，社会分工与时代发展带来了错综复杂、繁复多变的利益交错格局，党仍需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制。

（三）推进党的形象建设必须关注民生，以民为本
坚持保护和推进民生是刘少奇塑造党的良好形象的制胜法宝。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1]（p467）。物质和经济利益是人的根本利益，党的执政只有契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好评。历经百年战乱、山河破碎的历史，人民早已厌倦颠沛流离的生活，最渴望生活安定，吃饱穿暖。因而发展经济，鼓励生产，是党的第一要务。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求真务实，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为指导，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经济建设中取得重大成果。在城市建设中，民族资本家得以大展身手，既解决了工人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又彰显了自己实业报国的理想。在农村，个体经济、富农经济得到发展，农村生产落后，农民忍饥挨饿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生工程取得显著成绩，人民由解决温饱问题，逐步走向实现全面小康。民生需要向高质量、高品质方向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为此，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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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1.006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11-004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2017BDJ013）；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2020年度专项资助。

作者简介：郭国祥（1968—），男，湖南双峰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覃雅兰（1994—），女，广西河池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