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共研究的代际演变与价值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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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共研究的代际演变与价值反思
□刘 佳1，文吉昌2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2.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海外中共研究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从“领导人个体”到“体制整体运行”到“社会治理体制”再到“体制微观制度”的直观演变，这种研究对象代际演变背后深层原因，是因为海外中共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化程度基本判断的不断调整。从代际映射的视角下对海外中共研究的价值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发现海外中共研究由于客观阻碍和主观误导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局限，因此，对海外中共研究借鉴时必须要以正确的政治立场为导向，立足于真实性和合理性，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对其进行系统化甄别。

[关键词]海外中共研究；代际映射；价值局限；制度化

海外中共研究泛指海外学者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研究，研究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的地位、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党的国际形象、党际交往等问题。海外中共研究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学者为代表，形成了系统化的研究和教学群体，逐步成为海外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独立性分支学科。随着中国的发展，海外中共研究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热门领域。而近年来，海外中共研究在国内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大量的海外中共研究成果被引入国内，这些以“他者视角”对中共进行的研究，能够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国内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然而，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共研究的再研究，依然停留在碎片化的成果引入层面，不仅缺乏体系化的归纳，更未能从自身视角对海外中共研究的价值进行系统反思，直接导致了海外中共研究的借鉴“曲高和寡”，难以落地。因此，如何全面认识和评价海外中共研究这一新兴领域，明确海外中共研究对我国的价值体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外中共研究代际演化的直观表现
在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70 年历程中，尽管有研究热潮和研究低谷的起伏，但从整体上来讲，它的研究对象在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地扩展。

（一）领导人个体——萌芽阶段海外中共研究对象
典型的海外中共研究从新中国成立之时开始出现，一直到1979 年的这段时间可以视为海外中共研究的萌芽阶段。海外中共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此时的研究却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个体进行关注的热情。此时，海外中共研究中出现了“毛泽东热”，出版了很多有关毛泽东的海外专著，如史华慈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麦克法夸尔在1966年出版了《毛统治下的中国》、斯图尔特·R.史拉姆（Stuart R.Schram）在1963年出版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同时海外学者还围绕毛泽东个人展开了学术辩论，如在20 世纪50—60 年代，美国一批知名学者如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与费正清、史华慈等人曾针对“毛主义是否存在”以及“毛泽东主义是什么”展开了激烈、持久的辩论和探讨。这些专著和辩论背后都是海外学者在意图通过毛泽东个人成长的研究来把握中国。

（二）中共体制的整体运行模式——初期阶段海外中共研究对象
从改革开放至2000年，这一段时间可以视为海外中共研究的初期阶段，因为此时的研究对象基本确立，研究的基本框架也初见雏形，但这一阶段的研究视野还相对狭窄，而且很多研究还停留在对中共的介绍层面。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集体决议取代了“一言堂”，他们自身的研究视角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开始了从针对中共领导人个体的研究转向对中共“整体”的研究。由此，他们对中共的体制、机制、方式等总体运行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哈里·汗迪（Harry Harding）对党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进行了研究，介绍了《党内生活若干规则》[1]（p235）。欧博文（Kevin O’Brien）对全国人大进行了系统化研究，认为“尽管全国人大仍旧处于严密控制之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人大的自主性和行为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逐渐成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2]（p3）。尽管在此时期（甚至到现在）也能见到对中共领导人个体进行的研究，但总体来讲，自此时期以后对中共领导人的研究不再是海外中共研究的主导。

（三）中共社会治理体制——中期阶段海外中共研究对象
进入2000 年以后，直到2012 年这一时段，尽管海外中共研究依然缺乏对某一领域的深入探讨，但此时在研究范畴上有所扩展，研究模式、方法也日益多元，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独立化的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被视为海外中共研究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而是扩展到中共社会治理方面。有些学者认为中共通过一些组织对社会进行间接控制。例如狄忠蒲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新兴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放弃对政治组织垄断地位的前提下，试图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团体。然而，这些新的社会组织并不具有西方意义公民社会所必需的自主性特征，相反，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更适合从国家“统合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它们的成立需要经过国家的许可；其领导层中充斥着党和政府的官员。这种“统合主义”的策略并非要摒弃党的控制，而是通过更有弹性的手段来加强它。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中国公民日常撤出，通过这些组织，中国共产党得以对社会施以间接的控制”[3]（p22）。有些人则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干预能力”在降低，例如赛奇（Tony Saich）认为过分强调国家的主导或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可能会忽视社会团体影响决策以及为其成员追求利益等负面效果。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和主导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社会组织拥有多种应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方式，从而大大降低国家的干预能力。通过这些争论可以发现，中共社会治理体制已经逐渐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单纯的对中共体制整体运行模式进行的研究开始出现衰落迹象。

（四）中共体制的微观制度——深化阶段海外中共研究对
尽管与成熟的学科相比，海外中共研究尚属新兴学科，然而经历几十年的发展，海外中共研究不仅在横向上有所扩展，进入2012 年以后在纵向上也有所推进，一些中共体制运行的微观制度被纳入海外学者的视野，进入了研究的深化阶段。例如赵永南（Cho Yong Nam）对中共党内法规进行了介绍并认为“当前出现的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现象，对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造成潜在威胁。中共意在利用法治来控制地方党政机构和干部的不良行为，因此制定出党内法规来对党政干部进行约束”[4]（p693）。法国《欧洲时报》也对中共党内法律法规进行了聚焦，载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首次明确“慎重发展、均衡发展”的原则，从数量建党向质量建党转变……中共的党内巡视制度在持续发挥效能，本月商务部官员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开除党籍并撤职，即是中央巡视组对商务部廉政风险“点名”后的成效①参见：吴合琴.欧洲时报：中共从严治党加力反腐再迎兴奋点[EB/OL].http://www.chinanews.com/hb/2014/06-27/6326997.shtml.。中国台湾学者蔡文轩（Wen Huan Tsai）对中共干部培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认为中共党员培养机制培养了一批对党忠诚、意识形态坚定、执政能力优秀的精英群体[5]（p4）。同时贝淡宁对干部选拔任命机制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官员的提拔主要是源于他们在之前工作中政绩突出。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对中共整体运行模式或治理模式进行介绍，而是开启了对中共微观制度、具体领域的研究征程。

二、海外中共研究代际演化的深层原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海外中共研究从初创至今，其研究对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同一般学科的发展规律并不一致，海外中共研究似乎一直在寻找独立研究对象的过程中讨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原因，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在不断调整，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甚至限制了海外中共研究的视野。

（一）无制度化——1949—1979年海外学者对中共体制的基本判断
海外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无制度化，所有决议依靠“一言堂”的方式提出。例如麦克法夸尔将毛泽东的统治技巧与斯大林进行类比并认为：“在中国共产主义集权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迄今为止，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领导人（暗指毛泽东）对于斯大林式集权主义的偏爱”[6]（p7）。欧迈格（Michel Oksenberg）认为中国共产党体系拥有一些苏联式特征，“党的领导人对马列主义遵从表现于最高政治领袖对整个社会和文化拥有极权控制。”[7]（p579）李侃如认为“毛泽东的统治不接受其他任何权威”[8]（p70）。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外学者并不认为中共运行有任何制度化因素，因而只需将目光锁定在毛泽东一人身上，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态度是把握中共整体发展方向，中国政治格局的关键，甚至是唯一因素。

（二）低制度化——1979—2000年海外学者对中共体制的基本判断
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学者改变了对中共的判断，认为中共不再是“一言堂”的政治体制，中共决策决议也不只受一人控制。但在他们看来，尽管领导人个人的影响作用在减弱，但中共此时仍是一种低制度化状态，依然依靠“控制”来实现治理而非依靠制度来实现治理。例如黄亚生（Yasheng Huang）认为“中共在经济权力下放的同时，却仍然保持了强有力的政治极权”[9]（p12）。亨廷顿（Samuel Philips Huntington）认为，“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到，那就是，他们能统治得住，他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他们的党组织为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制”[10]（p8）。郭岱君（Tai-Chun Kuo）、马若蒙（RaomonH.Myers）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统治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保持控制’，所有其他事情都要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来开展”[11]（p32）。出于对“中共处于低制度化水平”的判断，海外学者相信只需要对中共一些主要的制度化因素进行聚焦即可，因而研究对象也只关注中共内部整体运行而非整个社会治理。

（三）脆弱制度化——2000—2012年海外学者对中共体制的基本判断
进入2000年以后，海外学者发现中共与中国社会各基层之间联系紧密，在社会治理的很多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然而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具有“脆弱性”[12]（p27）。例如狄忠蒲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系从根本上讲并非致力于回应社会的要求，相反，它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社会”[13]（p54）。裴敏欣认为，“与经济改革相伴随的是中国日益加深的治理危机，包括收入差距问题、农民工问题及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大大地提升了中国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张力和冲突”[14]（p100）。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在此阶段研究中，海外学者对中共的判断是“脆弱制度化状态”，认为“一旦执政党再也无法‘压制社会’时，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就会轰然坍塌”[15]（p70）。因而此时的研究对象主要围绕中共社会治理方面，考察社会在这种“脆弱制度”的治理下的发展局势何去何从。

（四）韧性制度化——2012年以后海外学者对中共体制的基本判断
进入2012 年，中共并没有如海外一些学者预料发生“坍塌”的现象，相反，中共地位日益巩固，执政成就也日益辉煌，推动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这再一次引发了广泛的国际性思考，并否定了之前海外中共研究所提出的“脆弱制度化”判断，“韧性”[16]（p18）一词得到普遍肯定。当前海外中共研究争论中心不再围绕“是否会崩溃”“何时崩溃”等之前的“传统焦点”，而是转向“中共韧性体制”为焦点。即便是极端的悲观者也不再全盘否认中共的韧性和调适能力，而是认为“韧性体质”仍需要进一步调适。以之前反复强调中共制度脆弱的学者李成（Cheng Li）为例，尽管他当前还是认为中共韧性体制仍然会“崩溃”，但他当前至少认可用“韧性”这一词来形容中共[17](p604)。基于此基本判断，海外一批学者开始对“韧性体制”的支撑因素进行深入挖掘，对党内法规、领导体制、干部选拔、培养等一些具体制度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三、代际映射视角下的海外中共研究价值分析
从无制度到韧性制度化，尽管海外中共研究历程在总体方向上体现了中共制度化演进。但实际上其研究并非完全紧跟中共制度化发展，在很多时候，一些海外学者不仅对中共发展进程“后知后觉”，还对中共发展实际情况存在认知偏差。这导致海外中共研究并不能完整地映射出中共的现实和发展。

（一）海外中共研究的价值局限：代际映射的现实偏差
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地、全面地认识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分析，最终对其发展状况、发展规律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判断。作为专门对中共开展的研究，海外中共研究也应当以此为标准，真实地、完整地对中共现实情况进行分析、解释、判断，为国内外认知中共，甚至为中共认识自身打开一扇窗口。然而，在对海外学者的代际演变中可以发现，海外学者对中共发展进程和实际情况的分析判断与中共现实并非完全同步和一致。

例如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海外学者认为中共是无制度化的状态，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自建党以来，制度化、法治化一直都是中共不懈的追求。早在1953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就发表讲话，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府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对全国人民都有利。于是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3年3月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实施了选举法。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7 年上半年以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批准的法律、法令约40 多件，并且刑法、民法的起草工作也开始进行，刑法草案已起草了22 稿，民法草案的大部分初稿也已拟出。由此可见，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制度化水平较低，但当时中共还是做出了制度化的努力，一些至今仍起重要作用的制度在当时被确立，这与海外学者所认为的“毫无法律”并不一致。

到第二阶段，海外学者认为中共是低制度化的状态，因此他们重点关注中共的主要制度领域，研究中很少关注中共的社会治理理念与方法。实际上在中共发展历史中，这一阶段的制度化与之前相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例如1981 年6 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自1982 年开始，《宪法》和《民法通则》《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被相继制定，推进多轮民主与法制变革，重建社会管理秩序，保障了基本人权和民主，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战略取向，初步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1997 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个治国方略随即载入1999 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当中。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治化、制度化已经进入快车道，然而这一趋势在此时的海外中共研究中基本是缺失状态，在缺失这些重要资料基础上得出的“低制度化”判断显然不具有科学性。

在第三阶段，海外学者悲观论调越发明显，认为中共制度化水平依然较低，呈现“脆弱体制化”状态。他们认为这种体制难以抵抗社会压力，会最终坍塌。但实际上进入2000 年以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开启了深层次法治改革。在党内治理方面，《党内法规》的作用日益凸显，党内各类治理、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在社会治理层面，“依法治国”深入人心，法治的地位和作用获得空前重视。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中共执政日益成功，这一时期中共体制的“韧性”和先进性已经开始凸显，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中国奇迹”。然而对于此韧性体制，海外学者此时并未给予很大的关注，到了第四阶段的研究中才引起更多人进行研究。

到第四阶段，尽管“韧性制度化”已经得到普遍共识，海外学者在寻找“韧性体制”的支撑和来源时，还是在很多方面有研究偏差，例如一些海外学者曾经用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来研究中国。认为中共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冲突”关系。而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认为“党政干部是党的‘门徒’，用以抵御民主化压力”[18](p1)。这种二元对立研究从主观上刻意“消除”中共与人民的一致性，“消除”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统一性，这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明显不符；另外，除了偏差以外，当前海外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盲点，比如当前我党在监督渠道多样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网络监督为例，中纪委监察部、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国家机关、公安部等都设立了举报网站接受民众监督。而这并未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这就导致他们对当前“韧性制度化”水平的判断可能还是存在失误，在未来可能还会发生进一步的转型。

（二）代际映射偏差的原因分析：客观阻碍和主观误导
通过以上代际转化的分析可见，海外学者对中共的认知存在偏差和盲点。这导致海外中共研究呈现碎片化，无法完整地映射出中共的现实。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客观方面的障碍也有主观方面恶意诱导和抹黑。

第一，海外中共研究呈现了材料碎片化和背景差异化现象，为其理论自身的构建造成了客观的阻碍。从客观上来讲，海外学者对中共进行研究的资料难以保证完整全面。首先，从资料的“量”上来讲，由于地缘差异、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海外学者往往难以全面地掌握中共材料，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明显。当时由于得不到一手材料，海外学者不得不发明出一种“克里姆林宫学”，仔细从官方的出版物、广播电视、口号宣传等各个途径透露出来的领导人称谓、排名、座次等等线索，找出中共变动的蛛丝马迹[19](p7)。这种阻碍因素在改革开放，尤其是互联网崛起之后有所改善，但毕竟地缘等方面障碍依然存在，资料的碎片化情况还依然普遍存在，这导致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掌握中共全貌。其次，从资料的“质”上来讲，由于语言差异等原因，有时导致海外学者获得的资料具有滞后性，很多二手翻译资料在完成之时已经过时，导致研究的“后知后觉”，这使得他们对中共的真实水平和状况把握不准。另外还有一些资料翻译也未必精准，容易误导海外学者产生错误的思路和认知。

同时，国内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应当认识到，海外学者毕竟成长在海外社会和文化的浸染中，与国内的文化差异和理论背景差异显而易见。如果海外学者以原先的思维框架去“套用”中共的发展模式，就很容易使研究带有主观臆断性。例如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公司”成为西方一个理想模式，因此被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用以研究政治体制和政治问题，当前以这种模式研究中共的学者越来越多，将中共最高领导人看作相当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总裁，将中间领导人看作副总裁，将专业领导人看作业务部门首长[8](p194)。这种通过西方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司体制”来解释中国政治问题显然并不合适，中共的很多特征或者被忽视或者被“套用”，向着学者头脑中的“公司”靠拢。这种方式下呈现的中共只能是片面的、被裁剪过的碎片图景，而非准确、完整的客观现实。

第二，除了客观原因以外，海外中共研究的偏差还出于一些主观原因。比如海外研究存在恶意抹黑的心理。当前有一些有敌对思想的学者，利用“理论研究”对中国进行抹黑，一方面不断扰乱中国稳定，煽动社会冲突，而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渲染“中国威胁”危险氛围，让其他国家都对中共产生警惕。例如2018年3月2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听证会中，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员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提交了题为“美国应对中国影响力外溢”的陈词，陈词中认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外交皆是中国‘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部分，是对毛泽东‘动员党的朋友，打击党的敌人’战略的继承，目的是团结更多的盟友对抗美国意识形态”[20]。众所周知，中共“统一战线”随着时代背景的转移有所转变，当前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内涵和精髓已然不是“动员党的朋友，打击党的敌人”，而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相关信息通过中共文件、新闻等很多渠道都可以获得，并不存在资料不全的障碍。但马蒂斯刻意忽视概念内涵的变化，故意将革命时期策略与当前策略相混淆，这显然是在恶意抹黑，渲染中国威胁。

第三，海外中共研究存在很多非理性的诱导倾向。有些学者在表面上对中共一些改革和某些动态做出鼓励性评价，但实际上有可能是诱导中共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比如前文所说有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共在向着“联邦模式”演进，这些学者鼓励中国向这一趋势发展，认为这是中共科学执政的正确道路[21](p250)。但实际上，西方的“联邦模式”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历史基础等多方面支撑，如果将之生搬硬套到基础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一定会产生不良的治理效果，西方学者未必不能看到这一点。再如，有些学者认为中共精英干部培养中不应当再强调意识形态，这显然与政党接班人培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西方很多学者对此损害早有研究，例如普热沃尔斯基（Przeworski）在研究国家政治转变时发现，一个国家政体转变之前往往都有精英内部的分裂[22](p70)。也有学者认为竞争对手或者改革派往往先打入精英阶层，分裂精英阶层的思想。一旦权威执政党开始分裂成为强硬派和温和派，这个政体便失去了抵抗政变的能力。现实中也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20 世纪70 年代一些军事政体，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权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政权等这些政权的衰落等等[23](p130)。因此，政治一致性是维护党长期执政的最根本保证，海外学者提议的“去政治化”不仅会让中共陷入“技术统治论”的陷阱，还会导致党内一致性危机。由此可见，这些理论尽管没有抹黑中国，但却在实施“诱导”，通过肯定和鼓励，“诱导”中共按照西方思路和模式向前发展。

四、价值取向下的海外中共研究借鉴基本思路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主观与客观双重影响下，海外中共研究并不能对中共发展现实进行完整的映射。尽管我国学界已经普遍达成共识，强调引入海外中共研究的重要性。但基于以上客观存在的映射偏差，我们在引入、借鉴海外中共研究时，务必对其真实性、合理性进行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在借鉴的同时，避免陷入误区。

（一）海外中共研究国际价值的借鉴思路
虽然海外中共研究并不能完全映射我们党发展的现实状况，但我们要认识到在一些“碎片化”、不完整的映射中，还是能找到大量真实客观的信息。尤其是在国际层面，海外中共研究基本可以真实地反映国际舆论形势、预判他国政府动向。

第一，海外中共研究真实地反映我党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不仅如此，海外中共研究在很多时候还会影响海外精英阶层和民众对中共的观感和态度。有些时候一些主流观点还会引起精英阶层和民众的回应，逐渐产生一种趋同的国际舆论。从这个角度讲，对海外中共研究的反思不仅是对学界观点的真实反映，同时还是对国际舆论环境的真实反映。因而，对海外中共研究进行再研究，有助于我们掌握国际舆论动态，有的放矢地制定宣传策略，这对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海外中共研究真实地反映出他国政府对华政策动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对中国未来发展起着领导作用，他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之前必然要对中共进行深入了解，形成一个基本态度和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海外学者起到了直接影响作用，一些研究中共的学者，如费正清、史华慈、傅高义、李侃如等人都是美国政府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有一些西方学者在政治界或智库任职，甚至有些学者还在军方工作。除了直接影响以外，这些学者还可能对政界起到间接影响作用，尼克松访华前夕专门参阅了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基辛格访华前也回到哈佛大学与海外中共研究的学者进行深入交流。这种影响在当前也十分突出，2018 年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例如沈大伟、黎安友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报告中宣称“美国应当对华采取强硬态度”[24]。从特朗普政府之后的种种外交政策看来，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些学者的影响。由此可见，海外中共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很多时候能够提前、真实地反映出他国政府对华策略的动向，这对于我党预判国际形势，制定合理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海外中共研究国内价值的借鉴思路
由于立足海外，影响在海外，海外中共研究在反映国际形势和动态方面基本可以做到真实无误，直接为我们提供参照。然而，转到国内视角却并非如此。海外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映射并不完整，也不能反映出真实的情况。因而在借鉴海外理论推动党建工作时，就需要我们仔细甄别其内容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首先，海外中共研究以真实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模式以及他们理论研究上的价值一致性值得国内相关研究借鉴。海外学者在研究中有时难以获得客观、真实的一手材料，这导致他们的研究很多时候出现偏差，这就需要我们在引入、借鉴时，要首先对其资料真实性进行甄别。对于那些资料有误、认知偏差的内容我们要予以摒弃，否则不仅对我们发展没有借鉴意义，有时候甚至还会起到干扰作用；而对于那些真实的材料，并基于真实材料而做出的科学论断，我们应大胆借鉴，积极吸收。例如李侃如曾经基于中美卫星资料进行比较，发现中央领导在获得准确信息方面存在鸿沟和障碍，建议中共应进一步打通信息通道。他说道：“大多数信息是通过国家行政机构逐级上报，而通常各级官员可能都具有引入偏好和扭曲的动机……20 世纪70 年代初中美恢复友好关系后不久，中国政府要求华盛顿提供有关中国耕地面积的卫星资料，美国提供了。北京因此而发现地方官员瞒报了约20%的耕地。迟至1997 年，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全国约有9000万公顷耕地，当时美国政府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真实的数字为14 500 万公顷。中国的地大、贫穷和庞大的人口与其权利主义体制结合在一起，限制了国家领导人对整个国家正在发生事情的了解”[8](p78)。这项研究主要以真实的卫星数据为基础，资料可信度较高，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党中央掌握信息渠道不畅”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于我们指导实践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了材料真实性以外，价值一致性也是我们借鉴理论的前提。由上文研究可见，当前海外学界不仅存在抹黑，还存在着“诱导”行为，表面上是一种理论探讨，但实际上是一种“和平演变”的策略，例如有些学者认为“除非中共彻底改变执政模式，否则难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25](p14)。再比如之前所提到的一些学者支持我们走“联邦模式”，或者党员干部“去政治化”，都是对我们根本制度和立场的违背，不能被用以参考。因此，在借鉴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内容进行甄别，选择那些对我们党有价值的理论体系下展开的分析。例如曾敬涵（Jinghan Zeng）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意识形态、合法性与党凝聚力》中以中共意识形态为研究基础，并对意识形态在党内一致性上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26](p70)。这类研究内容与我党价值体系具有价值一致性，能有效帮助我们站在国际视角下提升认识、反思自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积极借鉴。

其次，还有一些研究内容很少涉及意识形态色彩，而是主要研究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很多角度，例如政党制度化建设、党政干部管理、党政人才培养等。这些研究内容很多时候是从科学治理角度出发，提供制度化经验和建议，并帮助我们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例如赵永南（Cho Yong Nam）对中共党内法规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党内法规最大的问题不在制定方面，而是在执行方面，因为他认为“党内法规制定了20余年，且当前一直在完善，但当前党政干部还是有滥用权力的现象，腐败也已然存在”[27](p697)。再如彭柯（Frank N·Pieke）在对党校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尽管“党政干部需要在党校接受廉洁教育，但在未来的工作中有一些依然会出现腐败行为”。他认为党校在反腐败教育方面还有待提高[28](p145)。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内容主要关注科学治理和制度化建设。其中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并非我们党独有，而是所有政党制度化建设当中都需要面对和不断改进的方面。对于这类非意识形态层面的研究，我们应当积极听取有益意见，努力吸纳先进经验，使其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有益参考。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海外中共研究确实可以推进中国学者对共产党的深度分析。海外中共研究聚焦了立党根基、发展进程、执政模式和意识信仰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从总体上突出了中国道路建设发展中所形成的软实力。海外学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进程，也肯定了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海外中共研究与国内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上，海外中共研究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他们固守传统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偏离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发展道路。所以在面对海外中共研究的某些误判和误解，国内学者都要怀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两个基本原则来分析和研究，如此缓解认知上的矛盾并构建自身的理论信心。在未来的理论发展中，国内学者有必要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起到引领的功效，要引导海外中共研究朝着健康、真实、科学、有价值的方向发展。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对全球价值理念的构建突出表现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上，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学者的引导性就在于面对全球性问题而阐发出的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观念和具有公共性的政治话语。所以在未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重要的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逻辑，二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价值信仰，三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话语体系。海外中共研究虽然问题域很广，包含了很多信息，但是海外中共研究的理论都包含于上述三个方面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共同研究目标。彼此不相同的是，海外中共研究更多地趋近于意识形态上的比较分析，而国内当代学者则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建设，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加具有稳定性，而国外学者的研究则多数停留于政治文化的表层，没有深入到制度层面。总的来看，面对海外中共研究所带来的问题，中国学者既要能够学会借鉴，又要对其进行深刻剖析，选择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健康发展的理论、观念进行改造和创新，同时引领海外中共研究朝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方向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Harry Harding.China’s Second Revolution:Reform After Mao[M].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7.

[2]Kevin O’Brien.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Bruce J.Dickson.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M].Routledge，2010.

[4]Young Nam Cho.China’s“Rule of Law”Policy and Communist Party Reform[J].Asian Perspective，2016（4）.

[5]Wen-HsuanTsai.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J].China Quarterly，2015，221.

[6]Roderick MacFarquhar.Totalitarianism“Via”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Communist China[J].Problems of Communism，1958（5）.

[7]Roderick Macfarquhar.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8][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胡国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9]Yasheng Huang.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 in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Reform Er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0][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1]Tai- Chun Kuo.Undersdanding Communist China: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8[M].Hoover Institute Press，1986.

[12]Roderick MacFarquhar.Deng Xiaoping's Re⁃form Progra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y[J].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1987（6）.

[13]David Shambaugh.Is China Unstable?: As⁃sessing the Factors[M].Routledge，2000.

[14]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J].Foreign Affairs，2002，81（4）.

[15]Qing lian He.A Volcanic Stability[J].Journal of Democracy，2003（1）.

[16]Sujian Guo.Chines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Power，Ideology，and Organization[M].Rout⁃ledge Press，2013.

[17]Cheng Li.The End of the CCP’s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A Tripartite Assessment of Shifting Power in China[J].China Quarterly，2012，211（4）.

[18]Wen- HsuanTsai.The Party’s Disciples: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J].China Quarterly，2015，221（3）.

[19]路克利.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研究——对话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J].国外理论动态，2016（2）.

[20]Peter Mattis.U.S.Responses to China’s 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EB/OL].https://www.congress.gov/event/1 ... t/108056.2018-3-21.

[21]David S.G.Goodman.Centre and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2]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3]Barbara Geddes.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999（2）.

[24]Larry Diamond.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EB/OL].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ese- influence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2018-11-29.

[25]David Shambaugh.China’s Future[M].Polity Press，2016.

[26]Jinghan Zeng.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pacity to Rule: Ideology，Legitimacy and Party Co⁃hesion[M].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6.

[27]Young Nam Cho.China’s“Rule of Law”Policy and Communist Party Reform[J].Asian Perspective，2016，40（4）.

[28]Frank N Pieke.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0.005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10-0041-09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中共执政规律的研究评析”（ZK20180216）；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19LLZD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佳（1984—），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讲师；文吉昌（1986—），男，辽宁大连人，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