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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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进路
□ 梁爱文1，2

（1.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106）

[摘 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具体细化和生动实践，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习近平关于人类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新思路和新方案，为当今世界国际抗疫合作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还面临理念沟通存在较大障碍、病毒污名化、抗疫政治化、抗疫模式具有非普适性、单边主义解构团结抗疫等现实挑战，亟须坚持人民至上，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构筑战“疫”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升抗疫的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理解认同。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抗疫治理；国际合作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抗疫的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元首外交。在2020 年3 月21 日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他首次发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他“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和人类未来走向的精准把握，他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充满智慧的中国方案，科学回答了当前如何展开抗疫的国际合作、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如何治理的重大时代之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根植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和世界历史理论，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蕴涵着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是提升中国抗疫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案。疫情终将被战胜，但重大突发卫生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新冠肺炎疫情让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推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必然要求。

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意蕴
（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共同体”才能使人获得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他们对资本主义这一“虚假共同体”进行激烈的批判，指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理想社会的真正目标[2](p24)。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融合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民族往圣先贤的智慧卓识，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的高度凝练，其中“普遍安全”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事、国土等安全，也包含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习近平指出，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针对那种以邻为壑甚至落井下石的不厚道言行，提倡加强团结合作，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风险挑战，共同维护人类的整体安全与健康福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生动实践。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内涵是将全人类的卫生健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保障全人类共同的卫生健康福祉。其中，“人类”阐明了范围——不是部分人独享其成、独善其身，而是全体人类普遍受益、共同实践；“卫生健康”阐明了目标——不是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关切；“共同体”阐明了路径——不是孤立保守的各自为政，而是团结协作的有机整体[3](p58)。“共同体”意识在斐迪南·滕尼斯那里被理解为人与人保持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关系的“自然意志”。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鲜明体现了休戚与共的整体意识、守望相助的合作意识、平等相待的包容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超越了“你输我赢”的“二元对立”与“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思维观念，是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面向人类的未来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抗疫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从2013年3月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开始，习近平主席在系列讲话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延伸和发展，相继提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众多新理念，并付诸具体实践。在2020 年全球战“疫”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亟须提振信心、团结应对，推进国际合作，携手抗击疫情。习近平主席因势而动，顺势而为，适时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蕴的深化和彰显，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着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的精准把握，逐渐走深走实。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理论上为通向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理想提供了逻辑理路，在行动上为当今世界国际抗疫合作提供了实践进路，是习近平关于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新思路和新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成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表达了中国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科学主张，也体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理念和内容，是实现SDGs的重要载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了人类交往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在国际合作中打破东西划分，摆脱政治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为破解当前国际抗疫合作困境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中国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导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在一场场“云外交”中，习近平主席阐述疫情防控的中国主张、对症开方提出中国举措、主动分享战“疫”的中国经验，为世界战“疫”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抗疫的“核心密码”是：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高效释放制度效能；以良法推动善治，为疫情防控亮剑护航；以科技驱动确保可诊可治，以新兴技术助力疫情防控，从而为当前全球抗疫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在国内疫情率先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主动从全球抗击疫情的最前线转变为医疗资源生产的大后方，主动提出和落实多项中国抗疫方案，以自身抗疫经验填补全球卫生治理的短板与缺陷。习主席为全球抗疫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倡议，是源于中国对世界公共卫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基于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不同于西方治理方案的可能性选择。

(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反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生命健康权无关国界、种族、社会发展水平，尊重全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旨归和目标定位。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延伸出来的价值理念，其价值内核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两者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涵全人类共同价值，把生命健康权作为最基本人权，维护好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定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53)。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核心地位，是马克思描述的未来社会的人的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而健康既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优先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国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每个个体健康水平的改善凝聚成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健康资本优势。健康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国民健康是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个体的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则无从谈起。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体现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现实关照，而且承载着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始终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符合全人类的共同愿景，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理念，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抗击疫情提供了价值遵循。

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实挑战
（一）理念沟通存在较大障碍
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文明的“交往”史。“交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交往”到“交往的扩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标志着“历史”突破狭隘而孤立的“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5](p5)。交往的普遍开展与不断扩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进步，从而把人类凝聚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抗疫进程中，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念和行动：一种是中国所倡导的国际社会团结合作的共赢主义，另一种是美国采用的本国优先的排他孤立主义。而究其结果，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赢了一场抗疫阻击战、总体战，美国则正出现前所未有的疫情大暴发、生命大灾难。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告诉我们，加强理念沟通是抗疫团结合作的前提条件。让理念转化为行动，让愿景转化为现实，亟须建构一个理念共同体，只有各国树立了共同体意识，才会共同行动、共克时艰、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一些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宗教信仰冲突以及民族问题，还有一些国家存在意识形态斗争、价值观冲突，文化差异较大。这些都给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上述问题，世界各国亟须加强理念沟通，求同存异，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隔岸观火的政策，自私自利地推诿责任，并将疫情政治化。这些错误言行严重阻碍了各国在卫生健康问题上，甚至最起码的理念上的沟通。病毒不会因国家制度的不同而“绕道而行”，也不会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嫌富爱贫”，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再大的“差异”“分歧”也只能排在后面[6](p27)。“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各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弭隔阂，凝聚共识、扫除障碍，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

（二）病毒污名化和抗疫政治化
疫情面前，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座孤岛，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独善其身。这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的，我们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全球健康危机，这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面对疫情的凶猛冲击，人类社会更需要科学认识、理性应对，绝不能借疫情搞污名化，甚至搞种族歧视，破坏全球合作抗疫的大局。在这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每个国家都是受害者，通过转嫁责任掩盖自身问题，既不负责任也不道德。任何污名化的言行，都会影响全球团结合作的信心，从而遭到国际社会的严肃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导致人们对立的污名化；利用疫情进行政治攻击如同玩火，请将疫情与政治隔离；此时此刻，需要团结，而非污名化。”[7]在此次全球抗疫实践中，中国第一时间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全景式地展现了大国责任与担当，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称赞。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中国集中暴发，使得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媒体，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新冠病毒源头的情况下，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借疫情恶意对中国污名化，肆意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将中国由疫情受害者和抗疫贡献者描绘成“肇事者”，狂妄无理指责中国，更有无耻者甚至要求中国为新冠肺炎疫情“赔偿”。而需要指出的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于中国，病毒溯源需要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结论。中国在疫情初期就坚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原则，及时向国际社会公布疫情信息，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难得的时间窗口。个别国家无视这些，反而无端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信息和死亡病例数据，将本国疫情恶化责任“甩锅”给中国。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客、媒体将疫情防控“政治化”，炒作各种“阴谋论”，大搞意识形态偏见，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美国政府通过捏造“新冠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报告污蔑中国；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在推特上攻击中国想通过疫情“主宰世界”；一些西方媒体诋毁中国的援助别有用心，妄称中国正在将这场疫情转变为“地缘政治武器”。这些恶意污名化中国的行径，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的误解和偏见，给中国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带来猜疑与阻力。

（三）抗疫模式具有非普适性
由于世界各国在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核心价值观、法律对政府授权程度、疫情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各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采取不同的抗疫模式。这使得各国在抗疫中表现形式不同，取得的成效也不同。面对突发疫情侵袭，中国实施“坚持党的领导、生命至上、发挥制度优势、进行人民战争”的抗疫模式，彰显了“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和强大威力。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前所未有地采取大规模隔离措施，前所未有地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医疗救治，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8]，为世界抗疫提供了宝贵而实用的中国方法与中国经验。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体包括主权国家、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主要依靠主权国家的治理，然而各国由于国情国力、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表现也不同。比如，中国的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以超级速度接连建成；中国制造助力抗疫，国家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及时破解了抗疫医疗物资匮乏的难题。可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连基本的口罩、检测试剂盒都生产不出来，更别说呼吸机这些稀缺产品了；一些西方国家人民坚持所谓的“自由”“人权”价值观，实施管控隔离措施在这些国家实施阻力很大，导致疫情不断扩散蔓延。目前，还没有哪种抗疫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各国基于自身国情选择了不同的抗疫做法，比如德国的“死磕抗疫”、美国的“鸵鸟抗疫”、英国的“佛系抗疫”，这些不同的抗疫做法给国际合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从不向谁“输出”中国模式，也从未要求谁抄“中国作业”，中国毫无保留与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只是为世界应对疫情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源于面对灾难同舟共济的人道主义精神，源于大国的责任和担当，绝非输出中国模式，更不是为谋求所谓地缘政治利益[8]。

（四）单边主义解构团结抗疫
骤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映出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人类镜像”，这个镜像也反映了人类正在向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迈进。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本就在多元文化之上构建，强化狭隘的民族主义，任由民粹主义思潮大行其道，以非理性言行煽动民众情绪和国际舆论，不仅无助于扑灭这场巨大瘟疫，而且只会加剧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病毒不需要携带护照，也无须跨越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边界，在严峻的疫情面前，没有超然的旁观者，只有国际合作的躬行者，搞单边主义只会严重消解抗疫的国际合作。然而，特朗普政府采取“以邻为壑”“御疫于国门之外”的“美国优先”做法，肆意抛弃多边机制，不顾国际组织的普遍代表性，霸道要求国际组织只为美国利益服务。国际组织不妥协，美国就“毁约”“断供”“退群”，堂而皇之地破坏国际契约和全球规则。美国宣布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试图将本国抗疫不力的“锅”甩给世卫组织，背后是单边主义在作祟。在全球疫情依然严峻的形势下，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脱钩”等单边主义行为，不仅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多边合作造成极大困扰，也严重影响了全球抗疫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不断告诫世界人民，危机来临时国际社会没有“桃花源”“避风港”，各国要超越地域、种族、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加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马克思指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诠释了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个体与共同体才能实现辩证统一[9](p119)。这种辩证统一的思想有利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主体将个体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中考量，通过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真正实现全球卫生治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关乎人类健康福祉，国际社会需要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进路
（一）坚持人民至上，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多次向国际社会表示：我们会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保障好各国在华人员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中方会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全力为各国在华留学生提供保障①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传递信心与责任[EB/OL].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wp/2020-03/06/c_1125671781.htm，2020-03-06.。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1]这些暖心的论述不仅体现了中国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维护，也倾注了对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关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对生产力发展起关键作用，因此健康至关重要。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中国政府言行一致，在抗疫战役中平等且无差别地救治患者、拯救生命，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人民，生命重于泰山”。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把生命健康权作为抗疫防控中的最基本人权，决定了抗疫防控的理念主张、行动选择与实际成效。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把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放在国际抗疫合作第一位，构筑起严密的战“疫”共同体，这都是自觉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然而，有的国家精于在政治利益、经济得失上“算小账”，罔顾人民安全这个“大账”，在人民生命和一时经济利益之间，选择提前复工复产，导致疫情出现大幅反弹，连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0](p104)。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起主体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要坚持人民战“疫”为人民，人民战“疫”靠人民，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凝聚人民群众，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二）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构筑战“疫”共同体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从未停止，从鼠疫到天花，从埃博拉病毒到中东呼吸综合征，从非典型肺炎到新冠肺炎，人类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疾病顽强抗争，与病魔生死较量的历史。习近平指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11](p4)在全球深度互联的今天，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面对危机，必须跨越零和博弈的旧思维陷阱，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抗疫成功。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强大、富有或者技术有多先进，都无法单独应对所有公共卫生威胁，都需要加强多边合作，发挥好多边合作机制优势，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政治操弄只会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以邻为壑只能被病毒各个打败，团结合作才是全球抗疫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键举措。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需要团结应对，共同化危机为生机。国际社会只有突破现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孤岛困境”，坚决反对病毒污名化和政治化，消除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和舆论战，团结协作有效抗击疫情，才能护佑世界人民生命和健康。建立抗击疫情的国际“统一战线”，要积极开展元首外交、卫生外交，加强政府间疫情防控合作；要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全球性传染病预警机制；要推进国际组织合作与协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和特长；要优化国际援助结构，提高援助效率[12](p21)。要坚持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领导和协同作用，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秩序；要推进世界疫情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控进展，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要加强科学技术交流和联合攻关，积极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体现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美美与共的世界情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表达了世界人民“同享一个地球、共享同一命运”的美好期待。世界只有立足整个人类命运的高度，坚持生命至上、全球一体、平等尊重、合作互助，才能避免重蹈14 世纪欧洲“黑死病”、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覆辙，赢得世界抗疫大战的最后胜利。

（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在人类与新冠肺炎病毒抗争的“世界大战”中，暴露出全球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在遵守卫生治理国际规则义务上表现欠佳、在防控政策上缺乏国际共识、全球协调共治能力不足以及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问题[13](p46-47)。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国际社会需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重大风险，要反思全球应对疫情的教训，化危为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的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呼吁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是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机制之本，规则之基。协作系于“共商”，成效寄于“共建”，目标成于“共享”。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共建，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在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责任共担的有机统一中扎实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14](p9)。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协调与互助，建立国际联防联控机制；积极参与新型多边组织，塑造更为公平的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将卫生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拓展全球卫生治理的新领域；要建立健全包括资金物资、科研攻关和相关制度在内的保障机制。当前，全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远未形成，中国呼吁建立健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长效融资机制、威胁监测预警与联合响应机制、资源储备和资源配置体系等合作机制，建设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8]。世界各国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张力中探寻合作共赢之路；要摒弃固有的零和博弈思维，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中寻求利益共享点；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筑牢保障全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坚固防线。

（四）提升抗疫的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理解认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避免招来他国的“误解”，这些误解一方面来自部分西方媒体的蓄意歪曲和抹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中国国际形象一再被妖魔化、污名化和危险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15](p26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疫情战，也是一场舆论战。很多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肆意认为这是中国价值观的输出、意识形态的渗透、社会制度模式的移植，等等。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权力[16](p3)。面对国际舆论对我国疫情防控的质疑和诋毁，亟须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国际舆论话语权，让全世界“听到”“听清”“听懂”中国声音，增进世界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世界普遍交往”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人类交往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更多的是思想碰撞、情感交融和价值对话，是一个集知识、情感、意志为一体的互动过程[17](p494)。因此，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必须在坚守自我立场的前提下，尊重他者；在自我与他者的和谐互动中，寻求沟通与理解，求同存异，达成价值共识，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对中国而言，一是抓重点。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引领，讲好中国疫情防控和支援全球抗疫的故事，以激发国际受众共鸣。要阐释好中国极尽人文关怀、举全国之力、化危为机的抗疫经验，全景式展现中国疫情防控的大国承诺、大国实践和国际合作诚意。还要对污蔑和抹黑中国抗疫行动的言论进行驳斥反击，实现对国际舆论话语权的把控。二是讲方法。用国际受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讲清楚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现实指向和建构方略，消弭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要不断优化话语传播载体，使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立体化配合，增强抗疫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打好疫情防控的舆论战。三是实施精准传播。加强对国外受众群体的分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高国际传播的精准性，增强国际传播的实效性，真正让世界相信中国、认同中国，与中国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全球肆虐的疫情陡增变数，重大疫情危机防控成为全球常态，世界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坚持科学理性还是制造政治分歧？加强团结协作还是寻求脱钩孤立？推进多边协调还是奉行单边主义？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涉及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命运。中国的答案和行动，就是抛开政治分歧、加强团结合作、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战“疫”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如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所强调的：“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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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0.002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10-0014-08

基金项目：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zx201902）；国家社科项目“滇缅跨境民族流动性与边境安全研究”（17BMZ011）。

作者简介：梁爱文（1974—），男，湖南娄底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