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提升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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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提升路径探析
□徐国民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和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而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形成的前提与基础。面对资本逻辑下形成的“国强必霸”思维定势、追求“个人利益”漠视“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危机、“资本核心利益国家共同体”对发展中国家包围制裁、东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差异等因素所导致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困境，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建设发展打破“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改革，普遍树立起“共同利益”观念；巩固创新更多国际合作平台，瓦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遏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包围圈”；调整和转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方式，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能力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

在资本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并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和高频次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完全摆脱别国的影响而孤立地存在，世界正日益演进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过去那种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各国人民对于公平与正义的诉求，尤其是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科技等综合国力的强大优势，为维护其自身的既得利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新兴国家展开全面围堵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内政和外交全面干涉，以期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其“世界霸主”地位。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国际担当，从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赢得了广大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基本国情、语言文化、价值立场等不同，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国家的蛊惑与反对下，国际社会仍有不少人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存有顾忌与疑虑。因此，如何从学理上澄清产生这一顾忌和疑虑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调整我们的对外话语，提升国际社会的认同度，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深刻理解提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重大意义
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着物质资料生产和交往活动，也正是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类”的概念和“类的认同”，从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共同体。一般而言，共同体的形成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客观物质要素，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形成的共同物质利益关系，即“类的共同利益”；另一个是主观精神因素，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归属关系，即“类的认同”。这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其中，前者为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后者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价值纽带和精神归属。可以说，“类的认同”既是“共同体”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巩固和维系“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类的认同”，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体”。

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人们生产交往活动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血缘、地缘等关系则成了“类的认同”的主导因素，从而形成了各种地域性共同体。1881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作出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1](p54)，“社会的理论构想出一个人的群体，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1](p95)。在他看来，共同体保持了“默认一致”，即“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1](p71)，同时，“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财产”[1](p76)，“在其经济方面，作为一起劳动的和共同享受的共同体是重要的”[1](p81)。在这里，滕尼斯严格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指出了“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并把“共同体”理解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具有超越“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范畴的“结合”，这为我们认清“共同体”的内涵和特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尽管如此，滕尼斯在看待“社会”的“结合”方式的问题上，却缺乏用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即他把“社会”的“结合”方式看成是一种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把人们之间的“类”的概念和“类的认同”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话，那么“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的社会结合方式，就完全有可能从一个“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进一步发展到在财产上“共同占有和享受”和在精神上“默认一致”。后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89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曾明确指出，社会分工促使了社会成员“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使得看似各个独立的个体产生了“集体意识”并带来了社会的“有机团结”。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种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分工”上的“虚假共同体”批判过程中，进一步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趋势。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社会”的“结合”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人们坚持对于构建一个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才推动了“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结合”方式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 年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3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要打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推动了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走向“全球化”的这一发展趋势，从而也进一步指明了在普遍交往基础上形成“全人类的认同”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当今世界，在资本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完全摆脱别国的影响而孤立地存在了。正因为如此，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然而，当前国际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资本命运共同体。就其本质上而言，这一“共同体”是“强权逻辑”和“霸道逻辑”的集中体现，它维护了少数有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剥削和压迫。因此，在人们进一步加强这一“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就必然存在“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样态：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资本逻辑”展开过程中形成的“资本的人格化”代表的核心利益，维持和强化由有产者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组成的资本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世界的普遍联系基础上，构建符合世界人民普遍利益要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资本命运共同体而言，它本身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一方面，资本的文明化进程使得世界各国在生产和交换基础上普遍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人类超越各种形式的特殊利益、形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并进而演化、形成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使世界各国人民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差别、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以及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从而使资本命运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条件。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它超越了资本命运共同体，在充分尊重各种形式的特殊利益和充分尊重人类的平等、公正的基础上，使得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得到了有效认同和践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资本命运共同体演进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和方向。提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和形成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没有国际认同，就不可能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资本命运共同体正日益凸显其价值困境和发展难题，从全人类的解放高度来引领资本命运共同体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人们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二、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中存在的困境分析
如前所说，虽然世界各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共同体”，其实质是少数有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剥削和压迫的资本命运共同体。因此，当我们提出在自由、平等、公正、合理价值基础上构建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必然会触及资本拥有者的核心利益，这就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国际认同困境。

（一）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思维定势，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清除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发展模式与发展逻辑的碰撞与较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逻辑的产生发展，社会生产发展中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推广复制，世界上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心主义”的霸权政治、强权制度与思维模式的思维定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占有雇佣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过程，以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社会一切生产、交换与交往活动的目的与动机。因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更是剥削占有劳动工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下，追求剩余价值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必然以“资本”为中心，与此同时，由于资本“逐利性”这一本质特性必然要求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并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导致社会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所有者与掌控者就必然拥有了左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话语权，社会逐渐出现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局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

为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为了转移资本主义国内社会矛盾，在资本逻辑扩张的过程中，资本的生产发展逐渐开始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推动全球化发展，历史版图逐渐从国家向世界范围扩大。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推动资本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过程，是资本逻辑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等强大实力与优势，建立起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规则和西方国家利益优先的国际秩序，以确保他们在全球化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始终掌握国际发展主导权与话语权。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践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单边主义”，都是以“资本为中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直接体现。由此可见，那种“世界中心主义”“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伴随在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有着根深蒂固的利益基础。因此，当中国提出构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国际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倡导多边主义外交理念时，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跳出这种思维定势，因此，也就很难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进而也很难与我们一道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产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

（二）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国家利益优先”“民族利益至上”的治国理念，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漠视和践踏
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4]。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与资本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引发的其他社会矛盾愈发尖锐，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发，社会两极分化与阶层对立日益严峻，资本主义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与此同时，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发展，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产生了动摇。在经济金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生物技术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冲击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恢复世界经济发展，解决全球性公共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方面的全球治理能力不断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挑战。加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在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显露出来的不公正、不平等问题时，依旧我行我素，不仅拒绝进行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与改革，而且还为了维护国际旧秩序，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继续获得既得利益，提出“国家利益优先”“民族利益至上”等治国理念，在国际社会带头挑起逆全球化浪潮，呼吁以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单边主义来代替经济全球化发展理念，违背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原则，无视全球化发展趋势，漠视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倡导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世界发展实际的自由、平等、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受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普遍欢迎。可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中形成的治国理念、交往法则、国际秩序的理论与现实逻辑都在推崇个人主义，充满了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挑战。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下发展形成的思维逻辑中不存在“共同利益”的概念。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形成个人利益至上理念、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形成的非输即赢的竞争观念，以及在资本全球扩张中形成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国际国家观念等都只关注个人利益与自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作用下形成的现实逻辑中，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剩余价值追求中形成的资本全球扩张与全球化发展现实需要，以及当下形成的关于逆全球化，实现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的现实需要等，也都是遵循追求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因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发展的思维逻辑中，还是在国际交往的现实逻辑中，都一再漠视践踏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共同利益”，这种逻辑难以理解为何以及如何真正维护和实现人类共同利益。

（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加强和巩固其“霸权地位”，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优势和影响力，加快了对资本核心利益国家共同体建设
随着新兴国家崛起，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重新构建平等、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与此同时，全球性安全问题和局部性热战动乱正在严重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及世界的和平发展。就目前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难以继续胜任维持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稳定的任务，他们时常感觉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把控与掌握力不从心。面对国际秩序主导地位动摇和既得利益被触碰的国际现实，那种在资本逻辑下习惯于通过竞争与强权获取利益与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加强和巩固其“霸权地位”，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之间加速了抱团，他们试图联合在资本逻辑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设“资本核心利益国家共同体”，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强大优势和影响力，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构建“包围圈”，企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进行全方位遏制，试图将世界发展逻辑继续维持在资本逻辑框架内。然而，这种“资本核心利益国家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极其薄弱，一旦发达国家感觉到自身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很快会把“盟友”的利益给抛到九霄云外。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代表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主张“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代表性和发言权”[5]，构建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以美国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给自己的利益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总是试图联合起来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展开围攻。在经济上，它们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国优先发展战略，为防止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肆意对其高新技术产品、基本粮食、原材料等进出口项目进行贸易制裁和贸易战争，无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人为扰乱世界经济秩序；在政治上，打着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号，公然干涉他国内政，在中国香港与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无视新兴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军事上，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频频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内部挑起局部战争，肆意派出军舰进入他国领海，派出军队驻扎接管他国；在科技上，垄断高新技术和高新产业；在文化上，对发展中国家加剧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和入侵工作。可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不断强化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先进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敌意”和“攻势”，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污蔑为发展中国家“海外扩张”的手段，这样一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国际认同之路显得更为艰难。

（四）受国际地位、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有着进一步的提升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能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在风险与挑战中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十分注重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不断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国际话语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思维方式与话语表述方式。不过，相比于经过长期资本积累与话语体系建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国际地位、中国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还远远不足。就目前来看，尽管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治理理论与治理目的与动机都是公平正义且具有科学性的，同时在引导解决全球性问题与危机方面表现出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获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同。但是，由于中国是后发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尚未达到“一呼百应”的国际地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还有着广泛的空间，我们经常出现有理讲不出、讲出传不开的被动局面，因此，也很难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来理解和认同。

除此之外，由于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维方式差异、语言表达差异与文化传统差异等，造成了很多西方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困难，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理解偏差。首先，在思维方式差异上，中国自古就习惯按部落、家族、姓氏等特征对不同种类的人进行分类划分，因而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群体、类的概念十分强烈，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资本逻辑”而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中强调的是个性、个人发展与自由，因而在他们的逻辑思维中难以理解世界上会存在着相同利益的类和群体。其次，在语言表达差异上，中国倡导儒家的“中庸”之道，为人处世讲求委婉和气，习惯于迂回的语言表达，而在资本逻辑下，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围绕着资本运转，推崇个人利益至上和直接明确的表达逻辑，难以理解中国婉转有趣的讲话艺术。最后，在文化差异上，中国喜欢运用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内涵的词语，同时，不同词汇在不同国家又具有不同的意义。就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一词，在中国是指现世与现实的利益，而在西方世界中更多是指宗教信仰，是来世的幸福。面对东西方之间种种因素的差异，仅仅着力于弥补中国国际话语权不足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与文化等方面不断丰富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能力。

三、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现实路径
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从主观上认清资本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及其“内在限度”，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共识，激发人们对构建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又要从客观上“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4]。可以说，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

（一）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建设，打破“国强必霸”思维定势
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首先要打破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中形成的资本中心主义与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打破对国家崛起必然伴随着“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刻板认知。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3]对此，我们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建设，从理论高度剖析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心主义”思想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揭开资本剥削压榨劳动的真相，同时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科学性及其维护和平崛起、共赢发展理念主张的理论支撑，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释力与说服力；从实践角度，我们要通过搭建世界各国共同合作的平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与实践，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互惠共赢的经济发展，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在人类共同利益壮大中的获得感，不断形成对国际新秩序与世界发展新理念的认知，提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与认同。

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设是打破“国强必霸”思维定势，提升构建国际认同的核心。一方面，夯实理论建设的物质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是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得以接受和认同的重要前提。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物质基础有待夯实。为此，中国必须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夯实经济基础，彰显中国经济强大的实力与生命力，才能增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气，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丰富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实质上是对其背后理论和价值观的认同。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共同物质基础的支撑下，不断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理论研究，在前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究基础上丰富其理论与价值体系建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深入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价值支撑，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价值体系，阐明其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共赢发展意图，从理论上打破关于“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

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建设是打破“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提升构建国际认同的现实助推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建设与思想意识层面，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和平发展、共赢发展、持续发展的理念，转化落实到具体的国际交往实践中，特别要落实在国际经济发展实践中，让世界各国与各国人民真正在共赢发展实践中获益，实现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实践上打破资本逻辑对世界发展的桎梏，成为指导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实现世界各国和平共赢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现实力量，才能让其他国家与人民逐渐相信并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价值观，才能从实践上也逐渐打破“国强必霸”思维定势。

（二）直面全球性问题，树立共同利益观念，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改革
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及其对全球发展趋势的判断，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分歧。但是，面对经济发展、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社会稳定等全球性安全问题已经跨越国家与种族界限，威胁全人类共同生存利益的现实，不管各国承认与否，人类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因为“国家利益优先”“民族利益至上”的理念，就可以忽视现实世界存在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因而，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着利益共同点。对此，世界各国要“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6]，应当做到“聚利益、责任、挑战之同，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之异”[7]。遵循并坚持求同存异原则，针对全球性安全问题，加强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在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在威胁到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上，因为其问题性质与影响的特殊性，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就能够独立解决的，它需要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地球公民的共同参与，因而离不开全球参与、全球共治。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国际格局调整的现实，全球治理的执行主体尚不明晰，治理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全球治理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改革迫在眉睫。而当下追求个人利益、国家自身利益，漠视“普遍要求”与“共同利益”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缺乏与时俱进改革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建设改革中，通过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合作解决，扭转西方国家“国家利益优先”“民族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观念，普遍树立起“共同利益”观念，积极融入中国全球治理观，在全球治理的国际协作中，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与前瞻性，进一步增强中国全球治理观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和认同感，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

（三）坚持多边主义、积极搭建新平台、建立紧密伙伴关系，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中凝聚世界人民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共识
2017 年11 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强调:“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8]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加紧建立了“资本核心利益国家共同体”，形成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对立的利益群体，以期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继续维持其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猛烈攻势，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创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平台，在新平台基础上，让更多国家与人民在发展中实现共赢，共同获益，进而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才能不断提升国际认同。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是推动各国共赢、共发展的理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与表述来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各国的发展要求，它必将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与认同。但是，因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阻碍，资本逻辑对世界发展的限制与桎梏，以及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的复杂性，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因而，世界需要搭建一个全新的、不受旧制约束的合作契机或合作平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共同发展的平台与契机，在共赢实践中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加深了相关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世界各国在发展实践中真正看到并尝到了共同发展带来的红利，在此基础上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进而形成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当前，中国致力于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打造成为集建设新型多边开发银行、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等多功能一体的新型国际共同发展实践平台，围绕获得同发展、共获益的目标，共同完善健全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进步。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发展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有的发展平台，与时俱进创造新平台，吸引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在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平台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实现共赢互利，才能不断提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

（四）健全话语传播体系，增强传播能力，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
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离不开理念的传播，而话语传播是主客体双方达成认同的媒介与桥梁。面对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能力不足，以及东西方之间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文化差异而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难以构建等问题，中国需要着力于增强话语传播能力，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内容，丰富健全话语传播体系。

一方面，就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需要完善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参与国际交往、国际事务，争取合法合理权益的重要软实力。强大的话语权背后是一套完整系统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方式：首先，要继续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巩固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其次，夯实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增强思维逻辑性，提高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最后，丰富中国话语体系的传播方式与途径，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就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能力较弱问题，需要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体系。首先，中国要放开对话语传播主体的限制，丰富话语传播主体对象，不能局限于国家政府官方权威传播，要重视非政府组织机构与民众个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作用，利用非官方的非正式国际交往，在国际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动中潜移默化传播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丰富话语传播内容，“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9](p108)。中华文化因历史沉淀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吸引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中融入运用优秀中华文化，利用优秀文化与价值观与世界人民形成共鸣，是促进其传播与认同的重要力量。但是，要重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表达差异与思维差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积极融入中华优秀文化，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行传播的同时，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误解与理解偏差，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最后，丰富话语传播途径，扩大话语传播覆盖范围。形成观念认同的前提在于客体能够接收到这一观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话语传播的同时，中国要不断在国际交往与国际事务处理的实践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态度与中国价值观，以话语传播、实践传播等多种形式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途径。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新闻媒体行业，不断提高中国新闻媒体的数量与质量，不断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闻曝光度，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覆盖范围。在丰富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与传播途径的话语传播体系的完善构建中，不断增强中国话语权建设，增强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能力，切实架好能够实现认同的媒介与桥梁，进而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

参考文献：

[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EB/OL].http://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2013-03-24.

[4]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7-05-14.

[5]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 —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23.

[6]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 年6 月10 日）[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610/c64094-30048403.html.

[7]习近平会见德国社民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时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5/c_1115936940.htm，2015-07-15.

[8]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11-11.

[9][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0.001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10-0005-09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所有制关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BKS018）。

作者简介：徐国民（1972—），男，安徽南陵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