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记忆之场建构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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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记忆之场建构的四个维度
□冯思淇

（河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原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 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成为古田会议精神的记忆之场。“古田会议决议” 记忆之场的建构借鉴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从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四个维度阐明如何传承好古田会议精神。理论维度上借鉴记忆之场理论，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历史维度上指出古田会议决议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提供的新因素；实践维度上分析古田会议决议所生发出的物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呈现；价值维度上阐明“古田会议决议”贯通过去、当下和未来，对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一切积极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古田会议决议；记忆之场理论；社会记忆

1929 年的古田会议，以在建党和建军原则上的原创性载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史册。围绕古田会议的召开所形成的古田会议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的重要一环。对古田会议的研究，近些年一直是党史党建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长足进展，召开了多次相关学术会议，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研究集中在古田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古田会议与党的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同时，研究也存在着“重述轻论”的倾向，尤其是在如何传承好古田会议精神上缺乏理论建构。因此，本文尝试运用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别称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文本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四个维度阐述如何传承好古田会议精神。

一、理论维度：《决议》文本记忆之场的学理基础
建构记忆之场需要学理支撑，涉及历史学、文化学以及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将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与记忆之场的建构性结合起来。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为研究古田会议精神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我们提供了建构记忆之场的基本立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我们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借鉴记忆之场理论，以新的理论视角介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
记忆之场理论的提出者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这一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是20 世纪70年代法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1]（p205-219），使得传统的民族主义出现衰落。诺拉指出：“之所以有记忆之场，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2]（p4），导致人们迷失在“庞大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材料积累和深不可测的资料库”中。在诺拉看来，记忆之场指的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2]（p87），这种场所可以是档案、纪念物，也可以是重大事件或重要文献，即在经历了历史沉淀后仍然对现代具有价值意义的符号象征。社会记忆理论认为，历史越久远，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就越模糊。只有不断唤醒、激活、重构、刻写人们的社会记忆，才能克服历史遗忘和历史谎言，构筑起当下的精神家园。记忆之场的理论旨趣在于试图超越拉维斯主义和年鉴学派进而重构法国历史，从记忆中发现历史，重树法国历史的神圣性，提升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也就是想“借助‘记忆之场’为法兰西动一场手术，就是将整个法兰西变成‘记忆之场’”[2]（p85）。记忆之场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未来愿景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熔铸中国精神。我们借鉴记忆之场理论，不是一种对已逝事物的怀旧的印记，而是对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希冀与期盼，自觉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作为实现理想的精神动力。古田会议的《决议》文本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忆场所，我们从文本的字里行间中透视历史、关照当下，有助于破解承载着中国精神的“基因密码”。总之，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是立足当下去重构法兰西民族文化。我们借鉴记忆之场理论需要在尊重中华民族历史的基础上，从当下中国的实际出发，在长时段上建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社会记忆。

（二）立足唯物史观，从当时实际出发建构记忆场所
1929 年6 月14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强调：“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3]（p74）唯物史观是我们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反对从经验或现成原则出发去“裁剪事实”。记忆之场的建构必须建立在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之上，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历史主体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诺拉指出：“记忆之场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关节点。”[2]（p31）《决议》文本的订立是实际斗争需要的产物，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臆想。当时的红四军力量相对弱小且成分复杂，在人数上只三四千人，成分上包括游民、农民、学生等非工人阶级分子，思想上难以统一。同时，红四军面对的敌人是数倍于乃至十几倍于红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而且经过“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员遭屠杀多达十几万，党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如何在险峻的斗争环境下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要把红军锻造出一支不同于军阀、土匪的新型军队，是一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得出建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经验总结，集中体现在《决议》文本中。建构古田会议的记忆之场，必须走向历史深处，从《决议》文本看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红四军面临的问题以及采取的应对之策。

（三）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逻辑再现历史的来龙去脉
历史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活生生的实践活动，逻辑是人们的理论思维工具和成果，表现为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以及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规律性认识。我们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从认识上再现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不是如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看成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记忆之场不是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建构。诺拉指出：“记忆不是回忆，而是身在现在，对过去的统筹布局和管理。”[2]（p91）对古田会议决议文本记忆之场的建构是要通过“解释它的结构，确立它的层次，分辨沉积的部分与流失的部分，剥离出它坚硬的内核，揭露假象和错觉，让它变得清晰起来，道破它的未明之意”[2]（p87），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某种共性”的象征性元素。古田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当时有针对性地解决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从争论的产生、矛盾的激化、问题的解决三个阶段来认识。首先，争论缘起于离开井冈山之后红四军处于游击状态所导致的思想混乱，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党员和士兵，对红四军的前途发展未有清晰认识，围绕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出现了争论。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写给林彪的信的公开则使“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4]（p37）。此时，中央派曾在法国留学、苏联学习过的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并委以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但刘到来后竟提出红四军领导人分为了两派，并试图限制前委的领导权，要“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刘的做法对争论扩大化起了推波效应。其次，中共红四军七大和八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争论扩大化。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大家畅所欲言但莫衷一是，会议决议中对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5]（p60），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没有克服。1929年9月下旬，朱德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此时陈毅去了上海，毛泽东在蛟洋养病，这次会议大家“七嘴八舌，毫无结果”[6]（p220）。最后，陈毅带来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在红四军党的九大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关键人物本着怎样把党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推进革命发展的目的，最终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客观地讲，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方式和道路问题，思想出现分歧在所难免，这种现象不仅在红四军存在，在其他红军甚至中央领导中间也存在。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争论中形成共识并坚定贯彻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之一。

二、历史维度：《决议》文本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提供新因素
《决议》文本记忆之场的建构，需要从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长时段来考察古田会议决议，着眼于考察该会议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提供了什么新因素。这主要集中在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形塑新的组织架构、锻造新的革命力量三个方面。

（一）《决议》文本树立新的意识形态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党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方面尚不成熟，基本上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行动，没有提出符合自身利益和本国国情的思想和理论。“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既然是探索，就必然会出现多种思想观点，通过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逐渐树立起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通过批判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来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决议》文本在第一部分逐一指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共八个方面的错误思想意识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帮助同志们实事求是看待当前斗争。这在1929 年4 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以及6月14日毛泽东同志写给林彪的信中已有论述。同时，《决议》规范了党内批评的原则，明确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党内批评要“抓大放小”，聚焦在政治和组织上的错误，不能将党内批评变为进行个人攻击的工具。新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对红军的科学定位、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以及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红军是新型军队，它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中国共产党早在“三湾改编”时就“把支部建在连上”，以党委、支部的书记担任同级党代表，实行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从制度上保证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权。《决议》中明确指出了红军的性质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3]（p79），革命的政治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制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民解放，建立全国政权。军队必须贯彻落实党的主张，除了打仗还赋有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总之，新的意识形态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逐步取得革命胜利。

（二）《决议》文本形塑新的组织架构
首先，精简机构统一指挥。通过党内斗争和实践比较，毛泽东使大多数人赞同取消军委①井冈山时期红四军设有前委和军委，但在实际斗争中由于指挥不统一而不断受挫。1929年2月在寻乌召开的前委会上作出了暂时撤销军委，权力集中于前委的决定。后刘安恭同志到红四军后又主张设立军委。，使权力集中于前委。军中的政治系统和军事系统“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3]（p113）。这样可以保证命令统一，避免多头指挥，贯彻执行高效而有力。与之配套的是强调民主集中制，侧重在集中指导之下的民主，消除极端民主化错误思想。坚强统一的指挥使得红四军化为一只“铁拳”，打开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于1931 年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效巨大。其次，严格组织程序，提高入党条件。党员的质量直接决定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完成情况，不能太过随意。《决议》中重新规定了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同时，还提出了加强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觉悟。再次，强调党的纪律。毛泽东从政治高度看待纪律，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3]（p69），必须从严。《决议》中重申了铁的纪律必须遵守，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强调坚决及时地执行上级的决议和命令，当然也包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已经将红四军的纪律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口号”，反复传唱，建构起集体记忆。不过与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有所不同。

（三）《决议》文本锻造新的革命力量
首先，通过宣传争取革命群众。《决议》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地位。其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其地位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3]（p96）。可见，宣传工作在当时是排在第一位的，超过了军事斗争。宣传工作的对象很广泛，包括城市贫民、妇女、青年，甚至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和地主武装的民团和靖卫团。宣传的方式要多样，比如传单、布告、宣言、壁报、革命歌谣、画报、娱乐活动、化妆宣传、开群众大会等。宣传的形式应因地制宜、因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形式。宣传内容上要简洁，宣传的节奏要快。宣传队伍建设方面，人员配备要精干，有计划地进行培训，保证足够的经费等。此外，优待敌方的俘虏兵和伤兵，也是继续政治宣传所必要的。其次，通过政治训练打造革命士兵。革命士兵与旧军队中的士兵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立场。《决议》中要求全军上下从军、纵队到支队，都要上政治课，班级设置上分为普通班、特别班和干部班三类，做到全覆盖。讲授内容上要求政治训练，编写内容丰富的教材，从党的政策、革命观、军队的纪律、国内外军队的比较、革命故事和歌曲等共十九个方面。政治教育方法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决议》在政治训练制度化方面也做了详细规定，将政治教育的方式分为集合讲话和个别谈话，言语上照顾到不同对象、环境和态度等，可谓“情真意切”。此外，还包括士兵的娱乐活动、对新兵、俘虏兵和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要让他们知晓红军的生活习惯、价值观、组织系统等。最后，通过废除肉刑、优待伤病员等巩固革命阵营，提振部队战士的革命热情和勇气。

三、实践维度：《决议》文本的物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呈现
建构记忆之场需要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具体规定如何做才能实现记忆之场的建构。诺拉指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者同时存在仅程度不同。其中，档案文献、重大事件、教科书、协会组织、仪式等都可以成为记忆之场从而唤起集体记忆。在实际操作上，深入挖掘和阐发《决议》文本的隐喻，需要物质性呈现、象征性呈现与功能性呈现相结合。也就是通过多种途径唤起当代人对古田会议的社会记忆。

（一）《决议》文本记忆之场的物质性呈现
物质性呈现指的是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留存下来的实物。诺拉认为：“所有关于记忆的历史和学术研究，不管它涉及的是民族记忆还是社会心态记忆，都须与实物，与事物本身打交道，所有这些研究都努力以最鲜活的方式把握实在。”[2]（p31）档案、纪念馆、口述史、红色故事就是“对一个逝去的、脆弱的过去的不容置疑的见证。”[2]（p64）首先，档案是“旨在承载记忆或用于记录的公共文本”[2]（p482）。现有的文献档案有的是对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的档案文献，如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的《福建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史资料选编》，古田会议纪念馆编的《古田会议文献资料》《见证古田会议》；有的是专家学者的论著，如蒋伯英、蓝荣田编著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话》，蒋伯英著有《1929 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杨庆旺著的《中共重要会议会址考察记》；还有的则见于相关人物传记中，如《毛泽东传》《朱德传》《陈毅传》等。这些文献档案以其客观性和权威性，成为建构古田会议精神记忆之场的重要载体。其次，口述史的整理。口述史一方面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填补重大事件和普通民众生活经历中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并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启示，也可以表现出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口述对象尽管参与了历史，言说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但由于生活环境、工作岗位、文化水平、价值取向的不同，对同一事件拥有不同的记忆，甚至有些个体记忆与文献资料的记载截然相反。口述史料的这种相对不可靠性需要文献史料的补充，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例如陈毅、肖华等老同事的回忆录《回忆中央苏区》，中共龙岩地委编的革命回忆录《闽西的春天》，萧克的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还包括一些单位对当年老红军的采访。这样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再现活生生的历史。再次，纪念馆建设卓有成效。福建的上杭、龙岩等地建有“古田会议会址”“古田会议纪念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等，保存文物丰富，成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最后，红色故事的搜集整理。《古田之光》将闽西革命小故事汇集成册，内容包括当时的领导人和普通革命群众，比如《毛泽东病中当红娘》《张鼎丞请客》《在红色的交通线上》，细化了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的心理态度和性格特征，为理解历史打开了一扇“窗户”。随着5G、VR、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纪念馆的数字化以及红色故事的虚拟再现成为传承红色文化的新手段。

（二）《决议》文本记忆之场的象征性呈现
象征性呈现指的是记忆之场通过某个事件或某个仅有少数人体验过的经验而描绘了大多数人的特征。《决议》文本作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从它的历史背景、人物活动、出台过程、价值意义中提炼古田会议精神，作为建构记忆之场的象征性呈现，使记忆之场变成“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2]（p87）。古田会议精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未有界定和专门研究。随着时代变迁，古田会议所具有的价值意义超越时空，“以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7]（p53-56），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治党治军规律的自觉把握，在实践中，以官方的纪念仪式弘扬古田会议精神。每逢五或十，都会有关于古田会议的纪念活动，结合现实问题阐发弘扬古田会议精神。1979 年12 月，福建军民在福州举行纪念古田会议召开50 周年大会，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9 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古田举行纪念古田会议60周年大会，中央领导出席，发出了“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的号召。此外，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不断重申古田会议确立的基本原则。据统计，党的历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共有16次。其中前15次会议仅有3次不是在北京（1934年在瑞金召开，1937年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召开，1958 年在广州召开），其余均在北京召开。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特别选在古田召开。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和古田会议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园，与部队基层干部代表一起吃“红军饭”。他在会上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回顾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求大家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 周年，体现了党中央抚今追昔、不忘人民军队初心，打造新时代革命军队的鲜明意志。

（三）《决议》文本记忆之场的功能性呈现
功能性呈现指的是记忆之场承担了记忆的塑造和传承的职责。哈布瓦赫指出：“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8]（p91）实践中可以通过诗歌、话剧、电影、邮票等艺术形式纪念古田会议。例如打油诗“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表达了群众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赞誉。还有“韭菜花开一杆心，剪掉髻子当红军；保佑红军万万岁，妇女解放真欢心。”表达了妇女参加革命的热情。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50 周年，歌颂毛主席带领人民群众为革命和建设建立的丰功伟绩，1977年福建省军区政治部、龙岩地区革委会编写的诗歌集——《古田颂》。其中有一首诗《工农红军到古田》：“工农红军到古田，红旗飘扬社下山，解开穷人枷和锁，劳苦工农喜连连。工农红军到古田，革命烽火红满天，努力翻身闹革命，扩大红军保政权。工农红军到古田，贫苦农民分到田，租捐税债一扫尽，口唱山歌心里甜。”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根据地建设的支持拥护。1979年为纪念古田会议召开50 周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福建分会、福建省文化局音乐工作室编辑《纪念红军入闽、古田会议50 周年新创作歌曲汇编》。2012年和2016年，话剧《古田会议》和电影《古田会议》上映，产生巨大反响。邮票是传承、记载和彰显一个国家或地方历史的重要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弘扬革命传统，邮政部门曾三次发行古田会议会址的邮票，第一次是在1971 年9 月25 日，第二次是在1974 年4 月1 日，第三次是在2009 年12 月28 日，以此来纪念古田会议，传承和铭记古田会议精神。

四、价值维度：在历史发展中赋予《决议》文本时代意义
社会记忆贯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反思过去，关照当下，展望未来。记忆之场是一个身份和意义建构的过程。诺拉指出：记忆之场不仅仅“以它的名称为基础，搜集着和它身份相符的东西，但同时，它也在不断地深化着自己的含义。”[9]（p112）《决议》文本记忆之场的建构，其价值在于有助于我们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力量。

（一）把握过去，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阿莱达·阿斯曼总结意义与记忆的关系时指出：“记忆制造意义，意义巩固记忆。意义始终是一个建构的东西，一个事后补充的意思。”[10]（p149）记忆之场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历史记忆的意义建构过程。我们对待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应怀有敬畏之心、充满温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1]（p345）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奋斗。不管敌人多么强大、形势多么险峻，也毫不畏惧和退缩。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折射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建构《决议》文本记忆之场，要求我们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从大历史的视野中认识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提高维护党的政治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的自觉性。

（二）着眼当下，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社会记忆往往被统治者视为“合法化”的资源。诺拉指出：“记忆到历史的过渡让每个群体都肩负起了义务，那就是通过自己群体的历史复活，从而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9]（p103）通过建构《决议》文本的记忆之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纪律规矩、道德情操和情怀担当，深刻认识党指挥枪、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根据地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原则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价值意义，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它所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鲜明的理论品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一体”中把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是谁的问题。柯林武德曾说过：“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12]（p11）我们就是要在一个个的记忆场所的建构中，使人民群众明白中国之所以是当下的中国的历史脉络，增强“四个自信”，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三）面向未来，凝聚民族复兴的积极力量
记忆之场旨在“将当下与过去连接在一起并展望未来。”[13]（p140-157）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实现民族复兴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是前所未有、复杂多样的，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另一方面，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就能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力，这种力量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打不倒的。这是历史所昭示出的基本规律。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积极建构《决议》文本的记忆之场不是单纯的存储，而是创造力、想象力的综合，也就是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的“力”。这种“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也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它指向未来。未来中国向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前进，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彼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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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J].历史研究，2017（6）.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17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15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革命精神传承的社会记忆建构研究”（18YJC710011）；河南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革命精神的社会记忆建构基本问题研究”（2018BDJ00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研究”（2018-ZZJH-254）。

作者简介：冯思淇（1981—），男，河南淇县人，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