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依赖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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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依赖与消解
□杜宝贵1，李函珂2

（1.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110819；2.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摘 要]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依赖问题主要指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扶贫对象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依赖的现实情况，具体体现为扶贫对象依赖社工资金支持、物资救助、信息传递、机会创造和故事倾诉，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社会工作扶贫实践成效。新行为主义理论为破解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出现依赖问题的诱因主要有“片面外部条件决定论”思维，过于依靠“已知刺激”反应，意识层面问题重视程度不足以及考评存在否认行为的遗传与本能现象。倘要破解因社工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应重视发动扶贫对象改造宏观性环境，着力强化扶贫对象正向操作性反射，增进理解扶贫对象内在中介量因素及合理认识扶贫对象遗传与本能行为。

[关键词] 精准扶贫；社会工作；依赖；消解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新的部署，进一步夯实了国家反贫困顶层设计，完善了精准扶贫政策体系，而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崭新的扶贫机制与扶贫理念，是对既往粗放式扶贫的超越与创新[1](p177-183)。社会工作作为秉承“助人自助”理念的实践活动，在国际反贫困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社会工作助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实效既是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也是检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成效的一种方式，基于此，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已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利于实现脱贫攻坚再上新台阶的社会依赖问题，即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试图助力精准扶贫向更深、更好发展，反而导致扶贫对象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了依赖现象，而强调“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在介入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何以出现反被扶贫对象依赖的“悖论”？弄清这种问题的表征、诱因与解决之策成为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通过检索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相关研究成果，发现既有成果非常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议题：第一，有关“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契合层面”的相关研究。如刘春怡通过阐述其融合依据和过程，论证农村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2](p134-138)；侯利文研究了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之间的价值亲和，认为其介入扶贫攻坚可以起到理念建构和技术靶向作用[3](p105-110)；岳天明与李林芳则具体阐述了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价值理念、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工作过程和社会功能等方面与社会工作具有高度一致性，认为需从价值原则、工作方法和评估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借鉴社会工作[4](p103-109)。第二，有关“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的相关研究。林顺利与孟亚男列举了本土社会工作实践顶层、中层和情境多重嵌入功能，强调其功能须从三个层面与目前已有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实现对接[5](p9-15)。第三，有关“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比较优势”的相关研究。如袁君刚认为社会工作在专业性、职业性与国家行政力量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均具有优势[6](p17-22)；与此同时，饶福华分析了其人才性、专业性、提升扶贫对象自我脱贫能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体系等优势[7](p60-63)。第四，有关“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如李迎生与徐向文界定了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介入路径：一是“委托—代理”型，二是“协作—互助”型，三是“外展—介入”型[8](p114-123)；席晓丽从专业功能角度看显性制度、服务介入，从价值伦理角度看隐性理念、价值影响，分析了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嵌入”和“浸润”两条具体路径[9](p164-168)。第五，有关“精准扶贫中社会工作策略方法”的相关研究。如金昱彤从社会工作生态系统视角切入，反思精准扶贫聚焦精准扶贫农户，忽视了其他贫困户和整体社区发展问题，提出促变主体系统个体、群体、家庭和团体协同工作的操作性办法[10](p165-170)；钱宁和卜文虎借用发展型社会政策思维去分析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内源发展策略，探讨农村社会工作运用内源发展理念参与精准扶贫，培育农村贫困社区及贫困者脱贫过程的内源发展策略与方法[11](p123-129)。通过对既往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缺乏对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扶贫对象依赖社会工作者问题相关探讨。考虑到已有视角不足，本文以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分析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尝试讨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阐明破解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依赖问题的理论依据；第二，归纳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依赖问题的现实表征；第三，剖析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依赖问题的诱因与危害；第四，探讨解决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依赖问题的实践路径。

二、新行为主义理论及其适用
（一）新行为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
新行为主义理论为破解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半个多世纪以来，行为主义一直是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古典行为主义以华生为代表人物，他结合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实验，排斥意识元素而研究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提出外部条件决定论，并用“刺激—反应”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反对研究意识与内省法。而在行为主义的理论演进中，伍德沃思等学者通过大量观察、实验研究以及对结果分析，发展并修正古典行为主义理论，创立了新行为主义理论，此过程被学界称为一次重大变革。新行为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S-O-R 公式、操作性条件反射作用、强化理论以及程序教学理论。

其中，由于古典行为主义过于偏激地否认意识对人类行为形成的作用，新行为主义者用S-OR公式替代S-R公式[12](p19-24)，吸收内省法精华、承认人的内在因素并将其加入刺激与反应之间作为中介量，用“O”表示，值得关注的是因各新行为主义学者研究重点不同，“O”被赋予的含义也有异，如在W-S-Ow-R-W中，伍德沃思提出有机体反应不仅是简单条件反射，还是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正是人类内部心理和自身行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互动决定了行为；在B=f（S、P、H、T、A）中，托尔曼认为行为不仅反映了环境，也反映了人类内在目的性和意识性；在赫尔的假设—演绎行为学中，“O”代表着内驱力……操作性条件反射可谓新行为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新行为主义者认为存在两类行为——应答性行为（带来应答性——S 型反射）与操作性行为（带来操作性——R型反射），前者与已知刺激相关，对象反应由已知刺激引起，是经典行为主义的主张；而后者是对象自然产生的反应，与任何已知刺激无关，新行为主义重视R型反射，认为该反射的强化作用是塑造新行为的关键，而强化作用是通过强化物增强某种行为的过程，新行为主义者凭借刺激物性质不同将强化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13](p51-54)。正强化是获得强化物以增强某种反应，负强化是去除某种让人厌烦的刺激，对正负强化良好运用均能积极塑造对象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惩罚是一种呈现消极刺激的形式，并不能带来对象行为持续改观，不能与负强化混为一谈。对于程序教学，新行为主义者认为习得是一种规律，是一门循序渐进的科学，而将促进对象习得视为一种安排、控制、监督、强化事件的艺术，积极反应、小的步子、即时反馈、自定步调、最低错误率是其操作原则。

（二）新行为主义理论在破解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依赖问题中的适应性
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有多种表现形式，但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扶贫对象并未因社会工作者介入而脱贫致富主动性增高，却出现对其越发依赖的问题。其实，这种依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典行为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工作及其扶贫机制的弊端显现，而新行为主义理论的运用能为创新现有社工扶贫机制提供新思路，在具体实践方面也能对这种依赖行为进行控制，并利用强化理论、程序化指导来助力扶贫对象脱贫致富。因此，新行为主义理论对解决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具有较强适用性。

首先，新行为主义理论为创新现有社工扶贫机制提供了新思路。由于遵循着古典行为主义理论逻辑，现有社会工作扶贫机制主张利用“已知刺激”来使扶贫对象产生良性应答性行为，但实践证明通常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扶贫对象应答性行为不可控制又往往显示出依赖倾向，而新行为主义理论则有助于对这种“刺激—反应”帮扶模式进行修正。具体体现在通过“R 型反射”代替“S 型反射”，利用扶贫对象自身体会、自身思考以及自身条件相互作用，在其做出某种行为后，由社工判断此行为是否具有“培养价值”，即是否有利于脱贫致富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强化，这意味着社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充分利用“未知刺激”，在扶贫对象产生自发行为后，于过程中实时促进与控制，利用“R 型反射”来塑造符合社会工作者预期的扶贫对象新行为，创新了现有社工扶贫机制。

其次，新行为主义理论对控制和改变扶贫对象的依赖行为有所裨益。相较于古典行为主义指导下的社工扶贫关注片面的微观环境与割裂内外部条件变量，新行为主义既注重微观环境也重视宏观环境，主张用开放的体系研究并控制行为，擅于将扶贫对象放入环境总体中进行考虑，不仅关注环境这一决定性要素，也强调行为的能动作用，重视环境与行为的相互作用；且新行为主义承认人的内在因素并将其加入刺激与反应之间作为“中介量（O）”存在，可根据不同意义的中介量展开思考，既关注对象外部环境条件变量与内部意识条件变量的结合，也重视其内、外部条件变量的划定与选择，通过对变量的干涉、调整及控制进行扶贫对象对社工依赖行为的修正与改善。

最后，新行为主义理论对促进社会工作者助力扶贫对象脱贫致富有程序化指导作用。古典行为主义认为习得的本质是刺激的替代，而新行为主义却认为是反应的改变，刺激的替代只需要改变外在刺激物即可，而反应的改变则是一个长久的内化过程，新行为主义理论在指导社会工作者助力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过程中，要求其做到及时反馈、积极反应，并把助人自助的目标分解成若干小任务并逐一予以强化，让习得在脱贫致富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做到综合利用均一强化、差别强化、连续强化及间歇强化，以形成社工扶贫对象较为稳定、难以被消退的行为，通过程序化指导扶贫对象习得以保证在社会工作者退出扶贫后，扶贫对象也能够在社会运转轨道中自如应对挑战。

三、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依赖问题的现实表征
合理分辨扶贫对象对社会工作者存在的依赖问题类别是破解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依赖问题的基础，但在现实中，这种依赖问题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源自社会工作扶贫过程中不同事件主体各种立场、见解的互动与对立。鉴于此，笔者多次在S、L、G 等省参与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全过程，走访12 个行政村，实地入户32家，与当地社会工作者及其扶贫对象进行详细访谈，共访谈15 位社会工作者与其扶贫对象17人，积累大量相关资料，访谈信息达到饱和后，依据所得对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现实表征进行归纳总结。后文在介绍访谈资料内容时将以群体—性别—年龄为形式对各访谈对象进行替代，群体的代码为简写形式，如社会工作者即S，扶贫对象即P，性别代码1代表男性，2代表女性，年龄以实际年龄为准，如S-1-48则代表48岁的男性社会工作者访谈对象，P-2-35 则代表受社工帮扶的35 岁女性贫困人口访谈对象，特此说明。

（一）依赖资金支持型
随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科学化的不断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扶贫资金一般不会直接交予扶贫对象，而往往通过诸如危房改造、产业发展、教育补贴、代缴医保等发展型方式惠及贫困者。然而，除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逐年上涨，社会捐赠资金数额也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值得肯定的是，资金支持目标效率高，采用资金支持方式，能“瞄准”扶贫对象，且其易于发放及监管的特征都能降低资金提供者在投入过程中耗费的成本，而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因具有广泛流通性也受到了扶贫对象的普遍认可。但近来，盲目投入资金支持的效果受到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质疑，有学者将此纳入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类型[14](p200-207)，其直接产生的依赖问题不容小觑。如笔者跟随社工在S省Q村入户调查时，被访谈者P-2-35 所言：“我们家这么穷的，啥子（什么）都买不起，老者（父亲）看病也没得钱，光说有啥子（什么）用，得解决问题是吧。我们最缺的就是钱，其他的你们就不用给了。”这种依赖社会工作者资金支持的问题并不少见，给予扶贫资金无法起到可持续性作用也逐渐成为共识。

（二）依赖物资救助型
专业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文化互动与调适的过程[15](p86-91)。而某些看似本土化了的“社工技巧”，在其扶贫过程中的运用也不尽如人意。在实践中，由于社会工作者少有出自扶贫对象所在村落，为拉近同扶贫对象的关系，有的社会工作者会依靠送“油、米、面”等工作方法，以期扶贫对象消除距离感，让他们能“不认生”，敞开心扉地同社工交谈以了解他们日常的态度、行为和处事方法，可这种类似“敲门砖”的自荐方式却渐渐受到了挑战。如笔者对在S 省P 村从事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者进行访谈时，访谈者S-1-48透露：“我的扶贫对象说过‘社会工作者？不就是为俺服务的吗？俺腿脚不方便，家中呢又缺洗衣机，平常呢米面俺也扛不动，需要帮忙’。”更让人头疼的是，“农村小，村里来了什么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刚从这家出门，就另有贫困户拦着，看着给别人家送油了，问为什么不去给他送”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显然有违社工进行符合“助人自助”价值观的精准扶贫工作初衷，然而这种依赖物资救助情况的产生是否能全部归咎于“不要白不要，要了还想要”的爱贪便宜思维模式[16](p131-137)？这种惯性能否得到消除和化解，为此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无疑是应该思考并探寻的。

（三）依赖信息传递型
信息传递型扶贫对象期待通过向社工讲述遭遇，使得社工帮助其向政府传递他们的悲惨境况。究其原因，精准扶贫的主要推动者为政府，政府也掌握着扶贫资源分配的权力，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户中进行精准扶贫或也存在着“政府引介”环节，故而，社会工作者被天然地认为与政府有着联系，只是“来访时间不同，做事方法不一样”罢了。如笔者去往G 省W 村实地调研时，P-1-48 说：“蒙（你）看嘛，顾（我）屋斗穷，饭都食不起，他（儿子）的阿妈病得凶（厉害），不晓得好久就克料子（去世）了，低保根本不够啊，蒙（你）去帮顾（我）说说，不要腔人（欺负人）撒！”诸如此类贫困户，他们向社工诉苦的意愿，并不止于“发发牢骚，心里舒坦”，更多包含着希望社会工作者向扶贫帮扶人或政府争取资源的成分，而现实则是的确存在社会工作者向政府传递了信息，贫困户也因此获得了更多救助的情况，既然有了效果，扶贫对象也就纷纷效仿……但理应深思，社会工作者虽与贫困户联系较为紧密，但并不一定对贫困户情况完全了解，且目前全国普遍存在贫困户“说穷”自己，瞒报财产、收入等现象，均会导致社会工作者对贫困户整体情况把握存在局限，如果社会工作者盲目利用自己的身份将此类扶贫对象的情况告知政府，则很可能引起政府过失判断，这对其他贫困户而言确有失公允。

（四）依赖机会创造型
“发挥职业优势，搭建资源链接平台”是社会工作者在扶贫工作中应有的角色定位，也是帮助提升贫困户能力的途径办法。穷人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从能力角度辨识贫困，认为贫困源于贫困者缺乏获得和享有正常生活的可行能力。他提出，尽管收入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低收入只是贫困的表象，而贫困的本质是可行能力的缺失与匮乏[17](p29-36)。目前扶贫对象依赖社会工作者为其创造利于生活、生产机会的情况时常发生，具体体现在创业、就业等方面。许多扶贫对象希望通过社会工作者帮助自己或子女寻得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但倘若社工直接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使得扶贫对象或其家属进入某就业领域，随后他们却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匮乏，而无法在理想岗位上适应而长久地工作下去。对于能力不足以自主脱贫的贫困户，社会工作者的确应该为扶贫对象搭建资源链接平台、整合社会资源，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因为社会工作者在链接资源过程中忽视了满足依赖机会创造型扶贫对象“增能赋权”的本质需要才使得这种问题发生，无疑值得反思。

（五）依赖故事倾诉型
倾听，是每位社会工作者的基本功，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跟进过程中保持积极、耐心的态度，给予服务对象足够的倾听和理解，让服务对象感受到关心和支持，并努力在倾听中实现对扶贫对象的需求评估与潜力挖掘。而目前的扶贫对象，特别是年龄稍长者由于子女外出或配偶丧失，在面对社会工作者时，其倾诉愿望十分强烈，如在L省G村介入精准扶贫的被访谈者S-2-35 所言：“他们（贫困户）呀，生活过得真是挺惨的，有的老伴儿去得早，儿子闺女又在外面打工挣钱养家，就想跟人唠唠嗑（说说话），我们只要一去，他们老开心了，可是他们也说不出来个啥，事儿呢就几件，说了又说，我们也很难看出来些深层次的东西，可是又不得不听着，机构考核的时候要问呢！”由此看出，此类扶贫对象倾诉主题常常并不明确且在阐述过程中重复表达较多，但由于社工机构考核需要，社会工作者不得不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倾听而扶贫对象因为受到理解和鼓舞更加乐于倾诉，一来二往，便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了故事倾诉依赖问题。

综上，五种实践过程中扶贫对象对社会工作者产生的依赖问题，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毫无疑问，都将对社会工作者精准扶贫工作的执行效率与目标效果产生消极影响，而从行为主义视角分析，其原因则都与现有社工扶贫机制有着密切联系。

四、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依赖问题的诱因与危害
审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因何产生了依赖问题，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古典行为主义思维影响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片面外部条件决定论”思维、过于依靠“已知刺激”带来反应、意识层面问题重视程度不足以及考评存在否认行为的遗传与本能问题。

（一）“片面外部条件决定论”思维
社会工作者会投入资金直接帮助扶贫对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现行社会工作扶贫机制受“外部条件决定论”古典行为主义片面思维的影响。“片面”，是指社会工作者将“扶贫对象的家庭”这一极小范围作为扶贫对象的外部条件环境，这种思想认为贫穷是由家庭条件引起的，贫穷落后的家庭环境会引起扶贫对象做出导致贫穷的系列行为，而这些行为的惯性则导致了家庭贫穷的延续。因此，倘若向其捐助资金，帮助他们突破这种贫穷的外部条件，他们便能让生活不再如此窘迫，久而久之就能改变扶贫对象导致贫困的种种习惯。的确，扶贫对象家庭资金的匮乏会导致其对生活应接不暇又无力改变致贫习惯，但若直接给予却会引起扶贫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资金支持依赖，且值得思考的是：盲目给予资金支持是否亦为一种忽视扶贫对象脆弱性的做法？扶贫对象脆弱性就是其当下或未来收入损失或福利减少的可能性[18](p69-85)，是动态的概念，因为家庭在不同时间拥有不同的外部环境，家庭未来遭受冲击而致贫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只重视扶贫对象家庭情况这一“小环境”，而忽略扶贫对象家庭的外部“大环境”，无疑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至有可能增强扶贫对象的脆弱性，当前，社会工作者凭借自己筹得的资金对扶贫对象进行救助，由于家庭收入增长，当下对象脆弱性似乎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贫困地区通常自然资本禀赋低下、基础设施环境恶劣，都使得贫困户易患疾病，再加之灾害频发，极有可能造成贫困和返贫现象发生，试想，在未来倘若其家庭遭遇人身疾病或自然灾害，而因“已经脱贫”不能获得额外资金补足，无疑会导致贫困问题再次、甚至更为猛烈地发生。

（二）过于依靠“已知刺激”带来反应
依靠古典行为主义的“已知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社工向扶贫对象无偿送予生活物品。究其原因，经由无偿送予生活物品等来拉近同扶贫对象的关系，无论是或不是本土化了的“社工技巧”，给予扶贫对象物资是此类活动的本质，而这种被给予的物资可视为对扶贫对象进行的“已知刺激”，意在利用“S型反射”引起扶贫对象的应答性行为，期望获得扶贫对象的信任以便更好地开展社会工作，抑或利用已知刺激，在送予物资时，额外真诚开导或积极鼓励以“感化”扶贫对象努力脱贫。事实上，这种社工扶贫机制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无法对已知刺激带来的反应进行控制，其二，已知刺激的持久供给不具备可操作性。就第一方面而言，哪怕低等动物受到相同的已知刺激也不意味着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反应，更何况人类是复杂的有机体，相同刺激极可能会引起不同反应，反之不同刺激也可能引起相同反应。将其应用于社工扶贫机制实践中分析，“送予物资”这一已知刺激可能会带来正向的反应，即利用社工送予物资与扶贫对象接受物资的行为过程，其二者之间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关系抑或扶贫对象受到教育感化而努力提升自己脱贫致富的能力；但也可能得到负向的反应，譬如扶贫对象将此类物资送予其视为一种救助行为并对其产生了心理依赖。而在第二方面，即使已知刺激带来的反应达到了社会工作者的预期，但在较长时间跨度中持续提供这种直接的已知刺激不具有可操作意义，社会工作者无法在日后的任何时间内都对扶贫对象给予物资这一事件是肯定的，可一旦扶贫对象得不到这种类似物资的已知刺激，他们便不会有相应的反应，这无疑不利于扶贫对象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意识层面问题重视程度不足
古典行为主义起源于动物心理的研究，极端否认意识层面的问题，认为只有对外显行为进行研究才是有价值的，才能预测、控制与改变行动。对人类意识层面研究存在缺失，使得在其指导下形成的社工扶贫机制对相关事件的处理具有非成熟性。意识会反作用于物质，而人类活动较之动物复杂许多，且拥有动物所欠缺的社会高层次发展愿望，例如扶贫对象希望获得信息传递与机会创造，属于意识层面相关的复杂活动，社工的应对行为却明显欠妥。当前扶贫对象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式莫过于两种，其一，直接获得资源与机会的给付以改善生活，其二，通过自身认知意识转变、能力素质提升，努力获取资源、创造机会。然而，缺失对此类意识层面问题的有效考虑与精准把握使得现有社工扶贫选择了前者——简单地、直接地为其传递信息或创造机会，毫无疑问，在短时间内贫困户确实能获得诸如经济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等较好成效，但长此以往便会使得他们产生依赖心理。究其原因，其一，并未对扶贫对象的意识进行关注，机会与救助的易得性致使其“等、靠、要”思想萌发，试想倘若不努力便能得到资源，谁还愿意尽力而为，依赖自然产生；其二，哪怕扶贫对象当下在意识范畴还愿意努力奋斗脱贫，但因并未经过素质与能力的培养提升而不具备获取资源或入职的能力，心有余、力不足，只能依赖社工已创造了的良好发展环境，“脱贫靠自己”的意识也会渐渐消退。事实上，这意味着社工间接限制了扶贫对象提高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会导致扶贫对象依赖心理的产生，而依赖心理的产生则会进一步削弱扶贫对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恶性循环，无疑是对扶贫对象的伤害进行了叠加。

（四）考评存在否认行为的遗传与本能的问题
社会工作的价值在于为民服务，在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案主是贫困对象，耐心、细心与同理心是社工在与案主对话中所必备的素养，但这种社会工作者对待“故事倾诉型”的扶贫对象讲述的故事无论时间长短，都得耐心倾听，常常在一户人家或一位扶贫对象上耽搁一整天的问题又是否存在合理性，值得商榷。在当前社工扶贫工作中，对社工扶贫的“专业性”有严格的考核机制，机制设定者为促进社工在倾听中实现对扶贫对象进行需求评估与潜力挖掘，将“不打断地倾听”等问题作为社工专业性的考核评价内容，但将其置于我国农村的环境背景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认扶贫对象行为的遗传与本能作用的体现。动机理论中将本能定义为人的生理需要在心理上的表现，本能推动并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最终目的在于消除人体的需要状态。在“不打断地倾听”这类考核机制内容的导向下，社会工作者不得不耐心倾听一个又一个重复的故事，而扶贫对象也因有了倾诉者对故事的讲述愈加津津有味甚至产生了“期待”社会工作者前去倾听的依赖思想。可众所周知，社会工作以个案服务为主，而我国未脱贫的人口仍有3046万，倘若依赖故事倾诉的扶贫对象导致了社工的工作效率低下，无疑会影响社工扶贫工作的整体效果。

五、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依赖问题的破解路径
新行为主义理论为破解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提供了思路，具体路径为重视发动扶贫对象改造宏观性环境、着力强化扶贫对象正向操作性反射、增进理解扶贫对象内在中介量因素以及合理认识扶贫对象遗传与本能行为。

（一）重视发动扶贫对象改造宏观性环境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不仅要重视扶贫对象家庭范围的微观环境条件的改变，也应重视较为宏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的提高，更要强调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作用，尝试利用扶贫对象的劳动力来进行环境改造，并在过程中给予程序化指导，使扶贫对象循序渐进地习得相关技能，既纠正了环境单方面决定行为的古典行为主义思维，又避免直接投入资金造成扶贫对象的依赖问题，增添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长期价值。社会工作者应当在社会集思广益，向政府建言献策，于对象宣传到位，建议首先发动扶贫对象来改造家乡的自然生态和基础设施，对其进行相关培训，且在其从事此类工作时给付其应得的工资，而此资金则源于政府拨款及社会各界筹资。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中应发动扶贫对象通过退耕还林、生态重建及修建水土保持设施等方式改善环境质量，恢复生态功能，这既缓解环境质量恶化而造成的贫困问题，又能提高环境稳定性以支持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与国家建设“美丽中国”的大政方针相契合，具有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在基础设施环境方面，整合扶贫对象之力支持扶贫对象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其现实意义大于分户分散无偿给予且破解了依赖问题。继而，在对其家乡各种环境进行改造之后，扶贫对象得到了应得的工资以优化家庭条件，又在过程中习得了融入社会的社交方法和生存技能，一石多鸟，能真正体现出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二）着力强化扶贫对象正向操作性反射
在社工扶贫中，应尽量避免利用已知刺激使得扶贫对象产生应答性行为，而着力强化扶贫对象的正向操作性反射，这意味着扶贫对象必须先做出某种行为，由社工判断此行为是否具有可培养的价值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强化。建议在扶贫对象产生期望通过某种方式来使得自己脱贫致富的想法并已自行努力之后，若其在进展过程中出现无力维持发展的情况，社会工作者经过考察证实可根据扶贫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帮扶救助，这意味着社工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是在充分利用“未知刺激”，也就是通过扶贫对象自身体会、自身思考以及自身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他们自发地产生脱贫致富的愿望，并在过程中实时进行促进与控制，利用这种R 型反射的强化来塑造新行为，长久内化，形成稳定的、难以被消退的行为，并逐步将其引入社会运转的轨道，做到真正培养其生计能力。倘若遇到不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脱贫致富的扶贫对象，也应对其进行合理引导，具体方法可包括道理讲述及榜样熏陶等等，但切忌直接投入物资，使得扶贫对象对“已知刺激”产生不可控的反应，或出现“反正都有支持，也可以去做点什么事，看看能不能脱贫”等动力缺乏、思想消极的不利回应。

（三）增进理解扶贫对象内在中介量因素
社会工作者介入精准扶贫过程中，首先应做到主动介入，避免政府出面引介使扶贫对象对社工的身份产生误解，并在工作过程中促使扶贫对象认清社工的本职功能。再者，应重视把握扶贫对象内在目的性及意识性，充分利用新行为主义理论中各学者有关中介量“O”的合理观点，即在内在意识层面，扶贫对象有无脱贫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他们对脱贫致富的思维逻辑是怎样的，而这些逻辑是否符合或可转换成为社会工作者的期待；关注扶贫对象的内驱力及其强弱，即扶贫对象对脱贫致富期待程度的高低强弱，是什么在推动着他们脱贫致富或可理解为他们看重什么，他们的强烈渴望与内源动力是否得到了有效激发而阻碍追求脱贫致富的思想观念又是什么，这些能否成为社会工作者采用心理激励的突破口；强调扶贫对象内部心理和自身行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意识能否顺利反作用于物质，扶贫对象与外部环境连接时存在哪些阻碍，他们希望如何去做又有哪些困扰，这些障碍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而这些障碍能否消除，又是否适合利用社会工作者去改变，抑或是可以通过指导、协助等方式促使扶贫对象主动去架起内在意识与外部环境的桥梁，控制扶贫对象外部变量，干涉、调整其内部变量，内外协调地促进扶贫对象脱贫致富……只有做到了理解扶贫对象不同内在中介量，才能及时避免其在精神上产生依赖性，激活扶贫对象千方百计脱贫的意志和潜力。

（四）合理认识扶贫对象遗传与本能行为
遗传和本能行为的存在须得到肯定，应除去社工考评体系中关于否认遗传与本能行为的指标，给予社工更多自由发挥才智的空间，鼓励其承认扶贫对象遗传与本能行为的存在并加以有效利用。主张听取社工建议在认识扶贫对象遗传与本能行为的基础上，将这些有共同需求与爱好的村民进行分类，建立各种村民小组，如形成“老年人互助宣讲小组”，对由于子女外出或配偶丧失而渴望表达、交流的老年扶贫对象，有引导性地鼓励他们一同讲述生命中正能量故事，讲述脱贫楷模和乡风文明，而社工则应呼吁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为其宣传推广或授予奖章、称号等作为正强化物增强行为；如在丈夫外出务工的留守妇女中，指导建立“留守妇女手工小组”，她们在制作手工的过程中可以充分交流情感，使得彼此间关系更加和睦，而其手工制品可进行出售以补贴家用，这种通过努力得到的金钱本来就是一种有力的正强化物。值得注意是，在扶贫对象实际行动的过程中，社工应邀请、组织相关社会学、心理学等专家对其过程进行指导与控制，使他们在认识自身价值、发挥自身优势、增强参与积极性、树立社会责任感的同时让生活更有质量，并且做到和扶贫对象保持紧密关系，使其能够及时反馈最新情况，争取“最低错误率”。这样既能有效防止扶贫对象对社会工作者形成依赖，又能对扶贫对象的习惯喜好加以利用，发挥扶贫对象个体的价值，也是社会工作精准扶贫本土化的重要方法。

六、简要结论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凭借其精准服务优势得到了广泛好评，但近来却因为扶贫对象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依赖现象而陷入困境。本文基于S、L、G等省的实证调研，归纳了社工扶贫所产生的依赖问题类型，发现当前社工扶贫机制受古典行为主义理论影响，存在仅关注扶贫对象的家庭这一极小范围、扶贫对象的应答性行为不具有可控性与持久性、对意识相关事件的处理具有非成熟性及考评存在否认行为的遗传与本能现象等问题，说明古典行为主义指导下的扶贫机制预期功能发挥有限，而新行为主义理论为破解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而产生的依赖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得我们考虑发动扶贫对象改造较为宏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重视依靠扶贫对象正向操作性条件反射塑造新行为，合理利用扶贫对象内在中介量因素及遗传与本能行为，但政府应如何与社会工作者协同合作实现精准发力，希望更多学者对此问题作出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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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12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10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县级政府‘政策转换’的实证研究”（16BZZ06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任务专项项目（16JFZX016）。

作者简介：杜宝贵（1975—），男，辽宁辽中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函珂（1998—），女，四川乐山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