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与趋势：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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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与趋势：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
□杨述明1，2

（1.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430077；2.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 自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工业社会的历程。这一社会形态，在200多年持续演变中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存方式，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与走向。历史走进新世纪，人类又开始了奔向智能社会的新征程。这一新时代，社会整体以不断升级的互联网、移动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为主线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推动科学技术众多领域更新换代、经济产业变革重塑、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展现出颠覆性的变迁转型，融合重构并形成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共进的基本态势。这一社会变迁转型，孕育于工业社会、承传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这种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存共进的基本形态，必然是未来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方位。

[关键词] 社会形态；智能社会；工业社会；转型共进

人类社会走进新世纪，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与产业的融合似乎脱离了设计好的原轨迹，迅速跨越了信息时代而展现出新一轮智能革命的强劲态势。一时间，以不断升级的互联网、移动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空间地理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新生命科学等为主线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科学技术及其应用领域全面走向繁荣，引发科学技术众多领域更新换代、经济产业领域变革重塑、世界各个领域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人们生产生活生存方式和人类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共进的态势，并加速人类社会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向智能社会的历史跨越。

一、工业社会逻辑起点
（一）工业社会源起
人类走进现代工业文明始于18 世纪的英国，发端于科学技术革命[1](p87，97)。18 世纪初期，以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一系列工业革命推动产业革命，驱动欧洲和北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部分区域跨入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工业文明时代。早在1698年，工程师托马斯·塞维利制造出简单的解决煤矿井下水患的抽水蒸汽机，1705年，工程师纽科门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有活塞的蒸汽机，并在当时的煤矿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1763年，詹姆斯·瓦特进一步改进蒸汽机，并于1769 年注册了他所发明改进的新蒸汽机，使蒸汽机达到近代水平，把过去只能抽水的机器变为万能的动力机，并广泛地用于英国的工矿产业，从此工业产业进入了蒸汽机为主的动力机时代。这是人类划时代的科技革命，更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关键的一步。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问世与进步首先刺激了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技术进步在其后得到多方面突破。1784 年科特发明的搅炼法，终于使生铁能够炼成熟铁，为炼钢工艺奠定了基础；1790年蒸汽机轧钢技术得到应用；1815 年煤矿安全灯被广泛使用；1856年贝塞麦发明了转炉炼钢法，终于再一次把熟铁变成了钢，开辟了工业制造业的新道路。仅仅十多年间，科技进步从技术应用转向产业变革，首先推动机械制造业和运输业突飞猛进。1794年莫兹利发明了车床上应用的运动刀架，1817 年罗伯特发明了牛头刨床，1850 年惠特沃斯发明了计量仪器，1814年史蒂芬森制造出蒸汽机车，1825年他制造的铁路通车时速达到15 英里，1807 年美国人富尔顿建造的蒸汽机船终于下了水。与此同时，1798年，法国人罗贝尔发明了长网造纸机，1812年德国人柯尼斯发明了高速印刷机[2](p71-191)。

（二）工业社会演进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电气逐渐取代蒸汽机，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即“从法拉第到西门子”。自1753年富兰克发明避雷针后，电学便得以产生。18世纪，一部分科学家对静电的研究，为机械能转换电能打下了科学基础。1799年，伏达发明了伏达电池，获得了连续电流，并被用于电解水，开创了电流应用。1820 年，奥斯特利用伏达电池发明了电流的电流磁效应，发现了电动机的基本原理，把电能与机械能结合起来。到了法拉第，最终实现了机械能与电能的相互转换。1821 年，他制造了第一台电动机，1831 年，又制造了第一台发电机，揭开了电气时代的序幕，为人类后来的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开辟了道路。同时，法拉第提出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为电化学工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他对于电、磁、热、光之间联系、转化与应用研究，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867 年，德国人西门子运用法拉第基础理论，用电磁铁代替永久磁铁制造大型自馈发电机，成为新时代能量的象征。法拉第的科学理论与西门子的工业制造高度结合，最终开创了人类电气时代。

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到电气时代的历史阶段，也是人类第一次面临着无所适从的茫然阶段。大制造催生出大工厂、大商业、大金融，并迫使或者诱惑其融为一体而形成高度垄断，左右着一个国家甚或世界经济命脉，直接对社会构建、政治秩序等造成巨大冲击，从而在不到100年内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不清的地区和小规模冲突。人类世界在这一历史阶段，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安全等领域都在尝试着各种博弈与平衡，希望找到能够达成一致和谐的世界社会秩序。在这一阶段人类有意无意中发现了“核”这一东西，再一次以远远超出蒸汽机、电气时代能源能量赋予工业以巨大力量，从而出现了人类不曾想象的世界现象，诸如美苏成为世界两大阵营超级大国，原子弹顷刻摧毁了日本两座城市，几十万鲜活的生命瞬间蒸发，世界同时陷入核竞赛，大国小国都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核保护伞，世界在核的恐惧中自此似乎安宁了下来，等等。当然，核能同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能源供给，使人类社会得以比较高质量地向前推进。

如果理论上必须对工业社会做出一种基本判断的话，20世纪中叶，世界工业国家的社会形态可能就是工业社会相对成熟的标识。很遗憾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虽然几代人都在为现代化、工业化苦苦地追寻与奋斗，但因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的第二波浪潮。

（三）工业社会转型
20 世纪中叶以降，通信和计算机伴随世界混战、全球化和高度工业化的需要，一跃成为这一时代工业化最为耀眼的明星，社会也由此进入信息时代。几乎与法拉第制造第一台“发电机”同时，1837年，在纽约大学的报告厅里，摩尔斯第一次成功地演示了“电报”传递。1844 年5 月24 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长途电报从华盛顿发到巴尔的摩。23 年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再次利用电流原理发明了电话，并于1876 年申请了发明专利；1878年，在相距300公里的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了首次长途电话实验，并获得了成功，后来就成立了著名的贝尔电话公司。1864 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建立了一套电磁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说明了电磁波与光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是以光速传播的。1888年，德国青年物理学家海因里斯·赫兹（H.R.Hertz）用电波环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了电磁波的存在，证明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这个实验轰动了整个科学界，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导致了无线电的诞生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半个世纪后，1896 年，意大利人马可尼更进一步，在英国进行的14.4 公里通讯试验成功，发明了一套完全不依赖老式线路的无线通信系统，从此世界进入了无线电通信的新时代[3](p422)。

近代工业革命划时代的突破，毫无疑问首推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不仅是20 世纪最大的技术进步，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飞跃。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很少的几项发明（比如人工取火、轮子、瓷器和印刷术）能像计算机一样，让我们对它产生如此之大的依赖[4](p87)。事实上，人类从结绳记事开始，就一直在摸索计算的问题。精准计算、便捷计算、快速计算乃至自动计算，一直是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对于计算的梦想追求。近代以来，围绕计算科学技术创新核心在电子计算，人们希望在机械计算的基础上，在自动计算方面寻找突破。时代又恰逢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工业化高潮。为了满足战争情报通信与快速精准收集、传递、分析的需要，为了使庞大的工业经济体有序有效运行，应用当时电磁、通信以及制造业等领域的先进科学技术，制造电子计算机便成为一种现实可能。于是，二战期间，美国决定建造一个“超级大脑”来完成火炮设计计算的问题。这项任务由美国陆军弹道设计局交给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工程学院莫奇利博士和他的学生埃克特全权负责。莫奇利和埃克特以电子管取代继电器实现了数字开关电路，从而最终实现了计算机“电子化”，并将这一设备取名为“电子数值积分计算器”（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简称为ENIAC。从此，计算机真正进入了电子时代。在ENIAC 进展过程中的1944 年，另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加入进来，这就是后来被尊称为“现代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冯·诺依曼和莫奇利、埃克特合作提出一套全新的设计方案：EDVAC（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即“电子离散变量自动计算机”。这一方案被计算机界称之为“冯·诺依曼系统结构（von Neumann Architecture）”。自此，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本确立。对于人类社会演进来说，ENIAC 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真正计算机时代。从结绳记事到算盘的出现，在经历了两千年之后，人类才真正完成了让人脑得以延伸的壮举。

从18 世纪中叶开始，首先是英国人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形态——工业社会，而且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这种社会趋向被后人称之为“现代化”。“现代化”浪潮先后在欧洲、北美洲、亚洲及全球涌动激荡了200多年，至今依然风高浪急。在这200 多年的社会演进中，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盛行欧洲数百年的重商主义支撑着整个西方市场经济基础，并开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虽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涌入新的经济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拯救式的修正，但是西方工业经济所构建的大厦依然挺立在西方世界。与此同时，随着工业革命摧枯拉朽般地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被工业化了的社会已经转变成为相对于农业社会的另一种人类活动空间体。工业革命不仅意味着新技术以及机器和工厂体系的引进，它还使整个社会的组织发生了变革，也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观念[5](p62)。人类主要栖居地的城市甚或大都市鳞次栉比，公民社会结构成为人类社会基本形态，递进式教育结构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义务教育和可供选择的专业教育，养老、医疗、失业、安全等社会保障得到体制的维护、科层官僚管理体制嫁接到政治、社会、经济等各种组织领域，……凡此等等，都充分表明了工业社会已经为我们人类构建了一种习惯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当然，这种社会结构与秩序依然在科技革命和工业化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度演变，这种演进积累同样会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变迁飞跃。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的基本判断。

二、信息社会过渡转型
工业社会发展理论，一般将信息时代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如果仅就工业社会看工业社会演进，其理论观点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如果放到后工业化大历史跨度，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形态的历史背景下观察，从20 世纪中叶出现的计算机、互联网等带来的信息经济只能是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对此，可以先从信息社会形态加以分析。

（一）信息时代的基本特点
理论界所称谓的信息时代，主要指的是20 世纪50 年代之后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时代”[6](p51-70)。之所以这一阶段被视为与传统工业社会有别，主要是科学技术推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升，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改变了经济、产业和社会结构与形态。具体表现为：其一，电子计算机发明和应用，提高了数据和信息处理能力，推动信息革命发生；其二，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知识增长和知识应用速度加快，出现了高技术产业；其三，教育普及和知识传播技术日新月异，酝酿着学习革命；其四，知识劳动者大量增加，白领工人的比例逐步超过蓝领工人；其五，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逐步超过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的总和；其六，产业结构明显变化，其中知识产业和服务业迅速上升，农业比例稳定下降，工业比例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生态革命发生。这些现象都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知识时代的来临[7](p14)。事实上，早在1973年，丹尼尔·贝尔就对其称谓的“后工业时代”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一是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二是在职业上，专业和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三是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四是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五是在制定决策上，依据新的“ 智能技术”[6](p6)。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是对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时代的历史把握。从其研究分析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状态看，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产业变革，还是社会结构，甚或政治、文化、世界格局秩序等方面，都依然在原有工业社会架构中有序地运转，所有变化还处于量变之中。尽管在这一阶段，计算机、集成电路、通信等信息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甚至人工智能早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互联网也在20 世纪末有了迹象，但这一切似乎都在酝酿着一场巨大变革，或者说是整个世界还在为迎接新一轮人类历史大变革做着准备。因此，如果从冯·诺依曼的ENIAC 和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的人工智能创意算起，直到20世纪末甚或21世纪前10 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最为准确的判断应该是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过渡时期。

（二）过渡时期的理论视域
对于信息社会在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定位主要有四种观点：

其一，“后工业社会”观。主要由丹尼尔·贝尔提出，其观点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后工业时代来临》。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21世纪初期依然有很大影响，世界上希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曾经视之为圭臬，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但是随着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通信、超级计算等领域齐头进发的迅猛态势，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无声地质疑这一判断，似乎仅用“后工业社会”这一表述已经无法应对扑面而来的社会变迁。人们更多的是在准确判断当前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是那个时代最为准确的定位，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历史价值和基础性理论作用。

其二，“第四次工业革命”论。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在这个领域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主要国家如美国、中国、德国、英国、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等政府基本决策大多也以此为依据。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实质上把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再一次现实化，赋予了当下世界性工业社会发展的时代和未来特征。但是其工业化的内容显然已经将人工智能、物联网、超级计算、新材料、新能源等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变革作为其标志，将现代化工业制造作为新工业化的重点领域。其中模糊了信息社会的独立界限，逻辑地将其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范围，也就是依然视为工业社会原有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表面上看顺应了时代规律，但是依然还是沿袭工业革命的理念思维观察世界变化，没有看到此次科技革命带来的非传统工业领域的变革，而是人类社会全方位的深度改变，用社会学语言表示就是社会变迁。

其三，“知识时代”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该理论认为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人类已经进入知识时代，甚至认为知识时代将持续到2100年，并将知识时代文明进程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大约为1970—1992年，以信息革命和高技术产业为特征；发展期，大约为1992年—2020年，以网络空间和学习革命为特征；成熟期，大约为2020—2050 年，人体再生和人机融合；过渡期，大约2050—2100 年，时空革命和宇宙旅行[7](p14-15)。很显然，知识时代理论实质上已经将信息社会与智能社会融为一体了。

其四，“智能社会”观。智能社会（The Intelligent Society/TIS），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观点始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童天湘1989 年发表在《理论探讨》（第1 期）上的文章《未来社会应是智能社会》、1992年所著的《智能革命论》和1996年出版的专著《点亮心灯—— 智能社会的形态述》。童天湘认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以前，人们所进行的只是能量革命。这包括从原始社会的人工造火(第一次能量革命)到近代蒸汽动力发明所开始的第二次能量革命。第二次能量革命创造的成果使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包括蒸汽时代的初级工业社会、电气时代的中级工业社会和原子时代的高级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一种高能结构的社会，高能必然导致熵增即产生污染。如果说，以往工业社会的能量革命造出一个高熵社会，现在的智能革命则借助智能、智慧改变社会的高能结构，走向低熵社会——智能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智能社会，意味着人类从技能圈走向智力圈。这样一来，智能革命、智能社会便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转折——从人类前文明史走向人类后文明史[8]。智能革命导致社会智能化，出现智能社会。智能社会的本质特征是高智力结构，可称之为高智社会。与所谓信息社会不同，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一般的信息和知识，而是新知识和高智力。高智能社会不仅是智能人的社会，也是智能机的社会，应该说是人机共生的社会[9](p203)。很显然，童天湘已经将智能社会看作继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而且这一社会转型是智能革命的产物。

对于工业社会深度推进和信息社会阶段的科学理解，不仅是一个学术话题，更是对世界性现代化潮流的一种精准判断，因而也就构成了各个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对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还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但同时又迎头赶上智能革命。在这样一种世界格局和社会背景下，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必须清醒地对当下和未来社会形态做出科学判断，从而实现顺应和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安排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从社会文明演进角度看，都是着眼于智能革命、智能社会前进方向，当然同时也兼顾了我国持续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客观实际。因而，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准确判断，顺应社会演进规律推进社会建设，无疑是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考验，也是我国作出一切战略性部署、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的逻辑出发点。

三、智能社会基本形态：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
在人类当下处于的21 世纪，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承接演进可能是其基本形态。如果从世界现代化潮流来看，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波现代化依然是世界性发展的根本任务。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在苦苦追寻工业现代化的梦想，还在为自己国家人民摆脱贫困作艰苦的斗争。就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甚至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工业化再升级的问题。因此，人类还在工业社会持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工业社会种种元素依然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人类还要在工业社会规律的基本作用下做好每一件事。但同时，智能社会超出人类预测已经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正在触动工业社会所构建的基本骨架和基础，无论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甚至是政治、文化领域都显然面临着深刻改变的态势。人们在许多事务、行动面前常常是身在智能社会而脑还在工业社会，这种纠结将会越来越凸显。而且这种纠结并非人们个体现象，它已经转变成为国家治理的背景，转变成为世界格局之变的纠结。现在唯一让人们能够比较看清和认同的，是人类现在已经处于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共进的时代判断。

（一）工业社会未来延伸
人类社会演进不是在搭积木，并非简单地组合构建。从历史现实逻辑出发，一种社会形态转型为另一种社会形态需要漫长历史时期，虽然数千年的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只有近300年，但再快也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时空间距，而且传统的社会形态也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就像工业化发达的社会形态同样存在着农业社会形态重要且顽强的生命力一样，即使人类真正走进智能社会或者智能社会已经成熟，工业社会的基因依然会对社会演进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延伸领域初期是全面的，从对社会转型变迁功能角度看，主要体现在社会基本结构、经济基本结构、政治基本结构、文化基本结构等诸多方面，在一定历史时期将保持相对稳定性，并在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中有效地推进智能社会构建与发展。

1.社会基本结构持续支撑。

历经200多年工业化历史发展与积淀，人类社会基本形态与人类生产生活生存方式基本相适，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在艰苦地探索更适合的方式，但是世界性基本结构却始终相对稳定地承载、支撑着人类一切活动。

其一，世界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现代化浪潮依然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强劲动力，牵引着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发展道路选择。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演进历经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约1780—1860 年）历时近百年，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由英国开端然后扩散西欧地区。这一次工业革命并非完全的经济与技术革命，而是“实际上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的问题”[10](p123)。这一历史性变革，使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革命与最大的政治革命相结合，也就是现代工业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推动社会巨变的冲力，首先把西欧和北美局部地区卷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第二次浪潮（约1860—1910年）历时半个世纪。在这一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其中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新兴现代工农业大国，在20 世纪初经济实力一跃超过英国。在亚洲只有日本在这一历史时期走向了工业现代化之路。至此，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取代了英国的单一中心地位。第三次现代化浪潮（20世纪下半叶至今）。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浪潮。这次浪潮是第二次浪潮延续又是同步演进的，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一次全球性冲击。在这次浪潮中不仅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也全面卷入其中，并在新一轮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找到自己国家的新定位和新道路[11](p108-113)。从这三次现代化浪潮演进过程和当前演进方向趋势看，工业化取向将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然成为主要追求目标。因而与此相对应的工业社会形态将依然是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时空。

其二，工业社会主要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工业化阶段，不是简单纯粹的经济属性变革，而且也是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现象在西方发展社会学中叫作“现代性”，其含义实质上是指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共性。按照杨国枢的观点，这些共性大致包括：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12](p24)。从这12种现象可以看出300 年工业社会所确立的社会形态在新世纪以及未来智能社会背景下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然为社会演进的基本支撑。

其三，工业社会运行机制依然发挥着基础性功能。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状态，其所铸就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体系及运行体系在未来社会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领域，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无形之手”调节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注重运用积极财政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驱动发展，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科学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注重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世界市场间流动，推动国际性贸易发展，让发展成果与机会惠及全人类；注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经济均衡关系，以及经济之间结构之间均衡关系，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等。在社会领域，城市化空间发展趋势始终保持不变，以城市治理为主体的社会运行状态依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化有机分工格局以及社会组织基本功能越来越重要，合作协同治理成为重要治理模式；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统筹推进、确保社会和谐依然是社会治理的主旋律；依法治理社会与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相统一，是社会治理基础，等等。在政治领域，民主与法治是工业社会运行基石，科层制度是工业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架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协调作用等等。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共存，公平正义价值观依然主导社会价值主流。凡此等等，都充分表明，工业社会所确立的社会基本构成以及运行机制方式将持续地影响未来社会，在智能社会初期依然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2.经济基本结构延伸转型。

工业社会经过数百年所铸建的基本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基本支撑和依据，但同时也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转型。工业社会自身随着工业革命升级发生相应的反应与变化，也充分说明了这一规律现象，只是历次工业革命还不足以引发社会根本转型，因而工业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一直持续固定下来。到20 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走向智能革命，工业社会开始走向智能社会，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经济基本结构便出现向智能社会经济结构延伸转型的态势。其主要现象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加速发展，产业变革不断加剧。到工业化第三波浪潮或者“后工业社会”时，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一般均超过70%，第一、二产业比重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都与新科技高度融合，产业自身转型提升随着工业革命深化而越来越明显。

其二，基本生产要素依然重要，但与此同时，新生产要素关键性作用日益凸显。一般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源等，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数据、人工智能等逐步上升到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资源角逐的重要领域。

其三，经济组织结构基本稳定，但与此同时，经济及其组织联系发生根本变化。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市场主体、经济组织基本形态和结构基本没有变化，但其组织运行方式以及经济活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物联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将会改变经济存续状态。

其四，资本冲动与利益驱动依然构成经济基本动力，但与此同时，创新力与人才资源成为根本动力。利益驱动引发的资本冲动无疑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工业社会强化并制度化了这种驱动力，使其尽可能地发挥对人类有益的作用，但是在智能革命阶段，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人才资源却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本驱动力，一切经济博弈主要将集中在这一领域。

其五，利益分配追求公平与分配不公依然为经济分配基本问题，但与此同时，新形式分配公平与利益“价值陡峭”共存。工业社会客观上产生了分配不公，但同时它又在寻找各种兼顾公平正义的途径，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如强化政府分配手段、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等各种制度性安排，力求尽可能地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减缓社会矛盾与对立，这些制度对智能社会同样重要，但智能社会又可能出现更为突出的“价值陡峭”现象，形成社会不公的新问题。

3.政治基本结构稳定演进。

工业社会所构建起来的政治基本结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虽然各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结构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是其基本结构和政治规律遵循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列举三点予以阐释：

其一，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民主与法治具有历史性生命力，在未来智能社会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其内容、形式、运行方式等都将会发生根本变革。当前世界各种民主形式，特别是发达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所谓民主乱象，也许就是这种发展趋势所折射出来的一种征兆。但无论世界如何变、社会演进到何种程度，民主精神所包含的基本价值与意义始终贯通。同理，法治也是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在未来智能社会同样发挥根本性作用，但是建立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的法制体系，走到智能社会一定会出现转型对接问题。这里不只是一些局部和领域，诸如人工智能如何、生命科学伦理如何等等问题，而是要从整个法制体系转型及其社会背景改变的角度去思考。

其二，工业社会所构建的科层官僚制度体系具有历史性生命力，但同时要顺应社会变革而改变。科层官僚制度是工业社会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它构建了工业社会几乎所有领域的组织体系。虽然随着社会演进特别是智能社会的到来，社会原子化、微粒化、扁平化、网络化等特征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共存状态下，科层制度体系将面临根本挑战，但是人类社会运行规律决定了这一制度体系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要建立有序和谐的社会，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前提和基础，而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构建有序的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也许不再称之为官僚科层制度体系，但是其本质应该是一致的。这一认识，无论是实在社会还是虚拟社会都是适用的。

其三，强化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未来智能社会显得更为重要。在20世纪初工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时期，西方社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历史考验，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开始关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自此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主体，其治理也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体系，即公共管理理论。这一理论随着工业社会发展逐渐成熟，并作为西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20 世纪末开始引入中国。这一理论成熟于工业社会，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就是顺应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而提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一种历史性选择。

4.文化基本结构拓展传承。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阶段，也是其重要内容与形式。工业文明对未来人类社会拓展与传承，从文化价值角度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与伦理精神。人类社会每种经济形态都透视着与其相适的价值观与伦理精神，正是伦理精神为相应的经济形态存在提供着合理价值辩护与支撑。马克思认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掠夺和剥削的历史，也是一部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的历史。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却独辟蹊径，从经济发展与宗教伦理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因。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中做好世俗职业、勤勉工作、蒙恩、守信、杜绝享乐以及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韦伯的话语下，“资本主义”是可以用理性来控制的，是追求利得，追求“收益性”的。在韦伯所推崇的西方世界中，那些商人、银行、各种经营形式的公司、货币财政、资本家等等无不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种类、形式与方向[13](p50)。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构成了西方工业社会基本文化价值基础，从一定意义上驱动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形成西方工业社会的主导精神。虽然从唯物主义世界观视角理解，这种文化价值伦理具有严重的片面性，但是其合理的内核对于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智能社会演进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二，崇尚科学与创新。纵观近500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创新的积累聚合成科技革命，似巨大引擎驱动着经济社会不断向新的文明演进。16—17 世纪，牛顿站在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巨人的肩膀上，成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集大成者。18世纪后，以动力变革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20 世纪初，经典物理理论大厦已经落成并日臻完美，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普朗克、波尔、海森堡、薛定谔等共同构建的量子力学拨开了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造就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全面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计算机、航天、核能、生物等高技术群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浪潮波涌世界；在世纪之交替的50 多年中，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席卷全球，推动人类走进信息时代[14]。从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两只轮子推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随着西方文艺复兴浪潮的涌动，科学从宗教的婢女而转变为人类社会动力，西方社会乃至全人类将其视若神明。近200年来，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始终将“赛先生”视为珍宝，直到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终于呼喊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强音。

其三，以人为本发展观。美国学者房龙是这样描述文艺复兴的：“人们终于找回了生活的乐趣。他们开始努力挽救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遗迹。他们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称之为‘文艺复兴’或文明之重生”“文艺复兴并不是一次政治或者宗教的运动，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崇尚文艺复兴的人依然是教会虔诚的教徒，是国王和诸侯的顺民，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任劳任怨。只不过他们的人生态度发生了逆转。他们开始穿上了五颜六色的衣服，使用丰富多彩的修辞，住进焕然一新的房子，过上与众不同的生活”[3](p206)。从历史社会学角度看，文艺复兴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无疑是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深厚土壤。文艺复兴追求人的自由与开放，追求物质财富欲望的膨胀以及对幸福快乐生活的奢望，逐渐积累而沉淀为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经过痛苦的历史磨砺，逐渐转变上升为以人为中心的工业化理念。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过英国“羊吃人”运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血腥行为，滋生出遍布世界的种种海盗行为等工业化过程中人类不齿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疯狂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境况。例如，“伴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对海洋开发深入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以海洋环境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为例，它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大国际问题”[15]。但是人类在经历200多年的工业化痛苦的过程之后，从20 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反思和纠正这些危害人类的问题，并逐步走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当今世界各种环境保护组织以及主要主权国家政府都已经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提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反映了世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其四，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问题既是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基本问题，也是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基本形态，它折射出工业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工业社会基本形态是资本主义，其根本动力来源于资本对利益的冲动。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自然也是社会历史必经的过程。无论哪个人，不管他的道德品质如何，主观动机如何，只要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成为资本家或地主，就必然要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16](p334-335)。马克思说：“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资本本性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向全球扩张[17](p871)。但同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追逐利益和效率给人类带来的历史贡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8](p32)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看，资本主义追逐效率的本性揭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同时需要加以规范与约束。当资本主义经历过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市场一段噩梦阶段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深度工业化过程中也找到了兼顾公平的基本路径。诞生于19世纪、成熟于20世纪初期的国家福利理论，以及西方国家所展开的一系列福利制度都希望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解决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问题。

历史走到今天，工业社会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社会形态。工业社会经过200 多年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理念、制度、文化和格局等各种社会基因，依然在当今社会演进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而且这一系列规律将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继续传承发展，并对未来智能社会自然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
按照一般社会演进规律，当一种社会形态逐步变迁转型为另一种社会形态，其原有社会形态必然与新型的社会形态共同演进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逐步过渡到以新型社会形态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状态。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两种社会模式相互交织、对立统一，构成复杂多变的社会动态变迁，在没有外在强力作用的背景下，社会演进将按照线性轨迹发展变化。人类所处的工业社会，从世界范围来看还处于成熟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将工业现代化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发达国家同样还在追求工业化阶段的提升。所以，工业社会并没有走完自己历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主导着这个世界的社会主要形态。但同时，人类社会自20 世纪末以来，显然已经越来越表现出不完全属于工业社会形态的现象，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涌动下，特别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来，喷发式的智能革命浪潮强烈地激荡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已经无法解释和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科技发展牵引着产业变革和社会进步，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因其对社会生产力的放大倍增效应，撬动着整个社会快速迈入智能经济时代[19]。

人们深深地感触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走向我们。这种社会形态就是未知的智能社会。对于人类来说，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转型为智能社会几乎是近几年的时光，而非用“世纪”来衡量变化的跨度，集成超越了社会变迁转型渐进的过程。为此，如果人类希望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很好地生产生活生存的话，必须认清一种社会现实，那就是我们正处在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的时代。

1.智能革命与工业革命一脉相承。

如同农业革命转型为工业革命一样，智能革命是工业革命演进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脱胎于工业革命，而且与工业革命一脉相承、共同演进。如上文所述，工业革命高级形态——信息革命，实质上就是工业革命转型为智能革命的重要过渡形式。在信息革命这一阶段，电子计算机、互联网、集成电路、硅晶体芯片甚至人工智能等智能革命元素已经具有雏形，20 世纪50 年代的“图灵测试” 已经昭示着人类正在从机械自动化走向智能自动化，正在从仿生学走向类脑科学。这些看似碎片化的科技进步，实质上就是智能革命发生的前奏。到了20世纪末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超算能力的提升、互联网商用化、芯片技术的成熟应用、移动通信发展、物联网走进商界以及人工智能指数级演进，智能革命相对于工业革命的独立形态跃然出现。工业革命推动智能革命、智能革命牵动工业革命的格局成为新时代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基本形态。在智能革命场景领域，“德国工业制造4.0”“中国制造2025”等各国都关注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智能革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在于工业先进制造，在于实体经济，在于经济基础。这一规律充分表明，工业革命与智能革命是新时代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统一体，是永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同时，智能革命的牵引作用又必须得到新认识、新把握，它毕竟代表着科技革命发展的新方向。具体而言，智能革命意味着人工智能上升为当今科技创新的领头学科，使工业革命阶段的仿生自动化转化提升为以仿人自主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多感知人机混合智能、大数据认知智能等为骨架，包括融合多学科领域近年相继突破的前沿发现及发明成果，形成智能科技大系统，将带动多学科的融合创新和广领域的创新应用。同时，智能革命还必将驱动产业变革和新产业涌现，必将催化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必将带来社会转型变革，最终深度牵动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走向智能革命与智能社会[14]。

2.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复杂交织。

人类社会走进智能社会，经济与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将成为主要特征，而且交汇点集中于物联网、超级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与传统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处，大数据成为融合各类生产要素的核心载体。这种融合本质上是工业革命与智能革命的初期交融，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创新实现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20世纪末，随着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随着智能革命深度影响，世界性经济产业转型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大领域，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战略。其中，在制造业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的重点突破与应用，传统制造业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智能化工厂、智能机床、智能电气设施、智能物流配送、智能原材料加工等智能化、数字化生产环节与场景，与传统形态比较基本上是面目皆非；在物流流通领域，大数据、物联网、空间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新手段支撑的基础设施和流通体系，极大地压缩了流动时空成本，拓展了流通领域，降低了物流消耗，改变了物流传统形态，带来了商品流通的颠覆性变革；在服务性行业领域，物联网配送、智能交通、无人商店、无人加油站、无人银行营业点以及遍地的社区商业无人服务设施等，基本改变了传统的一切服务业态；在农业产业领域，农村电商改变了农产品传统营销方式，广大农村不再受到地域、交通、通信等环境阻隔，农业生产与服务在线上线下同体运行，城乡市场得到高度融合，智能农业正在快速地变革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传统农业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改变。在智能革命浪潮冲击下，目前所有经济活动空间领域以及经济活动过程，无不受到不同程度的智能改变。这种改变正是现代科技对于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

其二，开辟创新发展新空间。在制造业领域，电子信息产业虽然是20 世纪出现的重要产业，但是自大数据、软件业、互联网、集成电路、新材料、移动通信等新一轮科技浪潮涌动波及以来，这一产业领域最先受到最为深度的冲击和改变，整个产业领域进入升级换档期，特别是5G 产业、空间地理信息产业、超级计算产业、各种共性智能产业等新领域喷发而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型电子信息产业与传统形态既一脉相承，又呈现出颠覆性变革态势。以互联物联、区块链为平台和载体的共享经济，构成智能经济最具特色的经济形态。同时，由于智能革命正在颠覆各个领域的科技手段和营运模式，产业领域之间融合发展而出现许多新兴空间地带，衍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从而激发和推动社会创业创新。在智能革命催动下，创新发展空间与机遇是无限的。

其三，颠覆式的商业运行新模式。在智能社会背景下，全球经济依存度大为提升，产业链条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任何一种行业必须放在国际空间去思考，任何一家大型企业必须在世界产业链条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国际经济关系一定是竞合关系，而非零和博弈游戏。同时，传统经济学的需求决定论需要作出一定调整，供给侧结构性变革将成为重要理论支撑，新科技不仅支撑着产业变革轨迹，而且鲜明地导引着需求方向与市场结构。企业运营模式必须立足于线上线下虚实空间，必须在行业之间、领域之间、空间之间寻找融合创新结合点，单一固化的运营模式将会被多元化的模式所淘汰。经济利益分配不仅在生产营销环节中体现，还应主要在营运、生产链条中分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利益共同体，构建多赢的市场、社会分配模式。

3.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互动演进。

历史社会学认为，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最终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大变迁、人类文明的大进步，从而引发人类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大变化。工业社会使人类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得到了解放，机械力、电动力给人类社会赋予了新能量，从而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因而推动人类社会从空间结构、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历经数百年的社会磨合转型，新型工业化社会带给人类社会巨大进步。在工业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甚至时至今日，农业社会已经奠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形态还是没有消失，它依然同工业社会新型结构相互支撑，从而构成对工业社会演进的和谐状态。这说明，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结果，它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同理，在工业社会数百年演进历史中而形成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元素，必然拥有着凝练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元素，它将在智能社会演进的未来历史过程中与新的社会结构、社会价值交融互动，支撑着人类社会朝着智能社会科学的方向转型变迁。

正如上文多次阐述一样，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结构与形态，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然存在并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智能革命对其深度影响又必然使其发生根本改变，这样一种“双面体”的社会结构，在智能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将是人类社会面对的历史命题。这里选取四个角度剖析，初步探究其中一些现象与规律：

其一，从人类社会空间视角看。放眼人类演进的历史长河，工业社会对于人类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城市化。城市的出现，最终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结构，使人类的一切活动自此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同时也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在城市集中体现，将人类文明带进了新的城市文明。纵观工业社会发展历史，城市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的动力和平台，工业时代的主要活动几乎都由城市承载。智能社会在工业社会母体中孕育，实质上是在城市大地上发育成长。毫无疑问，城市同样是智能社会的主要承载者，也是智能社会空间结构的主体。因此，无论是工业社会城市还是智能社会城市本质是一体的，只是不同背景下城市结构、功能、运行方式的区别。工业社会空间自然构成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主要发达国家没有鲜明的城乡差异，但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一困境，这是工业社会似乎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智能社会来临，同样面临这一问题，而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拉大这一差距，这需要各国政府从国家治理的高度予以重视。

其二，从人类社会分工视角看。以工业产业分工为主导而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工业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工业社会最突出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在主要领域，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形成的稳定分工结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具有稳定器功能，因此，在社会转型为智能社会过程中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性，以确保社会有序转型。当然，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强力推动下，社会自然演进成为必然，社会组织、结构、功能等也需因势而变。

其三，从人类社会功能视角看。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具有独特的功能，不同社会分工履行不同功能而构成社会有机整体。工业社会构成的功能具有基础性，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公共服务、宗教文化等，其功能在工业社会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具有重要作用，在各个国家都需要强化。这些社会功能发展到智能社会阶段依然十分必要，但是其运行的形态和功能的实现方式会发生重要变化，如同已经成为现实的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数字政府等等，已经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彰显其特殊的社会功能意义。

其四，从人类社会风险视角看。工业社会是在人类疑虑、恐惧和憧憬中走过来的，初期的英国“红旗法案”“卢德运动”等等现象，充分表明了任何社会变革都会出现社会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智能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更为突出。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新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高科技尖端领域的不断突破，人们越来越担忧自身的生存安全问题。因此，智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肯定将会远远超过工业社会，这也是人类需要高度警惕的。

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并不是并行，也不是线性社会演进。它们作为社会有机构成的统一体，在社会发展运行中发挥功能性作用。工业社会是基础与前提，智能社会是方向与路径。对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这两种社会形态体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可能主要推动智能社会演进，把智能革命所构成的因素以及作用视为其主要发展对象，而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将实现工业现代化作为主要任务，而将智能化视为实现工业化的手段。中国现阶段处于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共进的历史时期，实现工业化依然是重要任务目标，而智能化在一些领域又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在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共进的社会状态下，确立“并联式”发展的思路是科学的，“追赶”“幷跑”和“领跑”必然是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四、结语
对于未来智能社会基本形态的正确判断，无疑是人类向前迈进的决定性依据。因此，本文立足智能社会必然延伸工业社会的客观规律，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观察现实世界范围社会整体变迁趋势，提出在未来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将处于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的基本状态。遵循这一理论逻辑，本文按照工业社会逻辑起点、信息社会过渡转型、智能社会基本形态三阶段历史演进过程与趋势，从五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宽视野的阐述：

其一，工业社会自身演进孕育着智能社会发育的因子。工业社会从起始阶段到信息社会，共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从而推动工业社会由机械化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再到自动化时代。逻辑上讲，这一历史过程鲜明表明，科学技术、产业经济以及社会形态在不断地走向高一级阶段，而且客观上已经孕育出体现智能革命内容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移动通信、互联网、感知技术等基本元素。

其二，工业社会高级阶段——信息社会成为工业社会转型为智能社会的过渡阶段。20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重要时期，贝尔称之为的“后工业社会”显然已经展露出智能社会的种种特征，特别是互联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主要领域快速发展，工业社会向高级社会形态转变似乎出现质变点。因此，信息社会既可以视为工业社会高级阶段，也可以视为智能社会的“窗口期”。

其三，智能社会必然接续工业社会的基本形态。智能社会是工业社会整体转型演进的必然趋势，在人类未来，工业社会基本结构将持续支撑、经济基本结构将延伸转型、政治基本结构将稳定演进、文化基本结构将拓展传承。

其四，智能社会基本形态——工业社会与智能社会共进。智能革命与工业革命一脉相承，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复杂交织，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互动演进，特别是智能社会发展初期，工业社会基础性功能将更为重要和凸显。

其五，智能社会基本形态判断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对于智能社会基本形态判断，其现实理论意义在于为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本回应，那就是我国将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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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06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046-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19ZDA113）成果。

作者简介：杨述明（1961—），男，湖北保康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社会治理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湖北公共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湖北人民政协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