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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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再研究
□齐高龙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266237）

[摘 要]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至今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其争议的核心在于“东方社会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部分学者存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片面性误读和过于主观性的解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回应和诠释其设想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二人凭借其一以贯之坚持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对俄国革命形势做了过于乐观判断的新发挥，这一设想与东方社会理论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理论；世界革命

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探讨和学理分析大致兴起于20 世纪80年代，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们急需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作为其发展的科学指南和实践向导。基于此，国内学界自觉地开始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其“理论路基”。

时至今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又掀起了关于此话题的研讨热潮。客观而言，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因为至少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去学习、感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理论魅力和方法论，也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氛围。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由于他们目睹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落寞”，进而转向关注于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希望可以探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源泉”，进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对之前的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1](p60)。客观而言，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片面性误读和过于主观性解构，也是对“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强行联姻”，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诚然，若是认真梳理、研读和整体性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相关史实，不难得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 设想是其一以贯之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对俄国革命形势做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之后的一次新发挥。其目的是促使俄国尽快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从而引发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在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以后，再由这些西方国家帮助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胜利，二者进一步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

因此，本文力图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二人的主要观点以及其设想的生成逻辑等进行梳理和研究，旨在论证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仍然属于其一以贯之的世界革命理论范畴。

一、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提出的背景
从国际上看，自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代表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和19 世纪70 年代的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总体上处于一种低潮期。与此同时，俄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极有可能引发暴力革命。1861 年，俄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虽然仍然保留了封建君主专制，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还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开始在俄国发展的同时，俄国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和突出。以农民为例，在俄国农村公社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土地，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农奴制改革之后，农民虽然可以有“份地”耕种，但是要向地主缴纳更多的赎金。而且，改革之后，农民分到的往往是土地贫瘠、肥力低的劣等土地，产量相比于之前少了很多。原先属于集体财产的森林、草地、牧场已经部分地私有化了。在公社内部，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形成少数的富农和大部分的穷苦农民。农民除了要向国家缴纳国家为农民先行支付的垫款之外，还要缴纳利息和各种苛捐杂税。农奴制改革之后，还成立了省和县等行政机关，而地方行政机关与国家收税是双重的，这样，农民又要向地方行政机关缴纳各种种类的税。每当国家和地方收税时，大部分农民往往支付不起所有的税，这样就出现了放高利贷者，包括富农也借款给贫农。但是，与此同时，贫农也要后期支付更多的“本金和利息”。粮食丰收时，粮商故意压低价格迫使农民低价售出，或者是粮商用自己规定的“价格高”的物品代以支付贫农出售粮食的钱。总的来看，最广大的贫苦农民受到地主、富农、资本家、放高利贷者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剥削和压迫。恩格斯对此也说过：“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2](p621)因此，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反而向往改革之前的“非自由状态”，认为“这种自由还不如不自由的好”[3](p376)。改革之后，农民发动的社会动乱共计1176次[4](p68)。

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俄国兴起了民粹主义革命思潮。民粹派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构成，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推翻沙皇俄国的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同时又主张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后利用俄国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民粹派代表人物主要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普列汉诺夫等。具有这种利用俄国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主张并非民粹派原创，最早可以追溯至19 世纪四五十年代，村社社会主义创立者赫尔岑就明确提出，俄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赫尔岑在他的《来自彼岸》《俄罗斯》《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等书中，详实地论述俄国村社制度不同于西欧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俄国人民“比欧洲各国人民更加接近于新的社会制度”[4](p65)。他认为，正是由于俄国村社制度的存在使得俄国具有天然的、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倾向。“在俄国农民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机构。”[5](p158)这里的“机构”显然指村社。当然，赫尔岑也强调要借助西方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帮助俄国的这种“宗法共产主义”过渡到“自觉地社会主义”[6](p249)。强调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服务，他认为俄国发展社会主义主要障碍就在于封建落后的农奴制，主张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推行工人自治。他指出，俄国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是从公社占有和公社管理出发的社会主义”[4](p66)。俄国民粹派并非只在理论上进行空洞的说教与宣传，也相继成立了革命的社会团体、组织，策划和领导了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如：1873年开展的“到民间去”革命运动，1875年建立了“莫斯科人社”，1876年成立新的“土地和自由社”等[4](p71-72)。客观而言，虽然俄国民粹派领导的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被沙皇俄国暴力镇压，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推动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激发了贫苦农民和工人对专制统治的不满，营造了浓厚的反对沙皇反动统治的革命氛围。

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相对的低潮期的条件下，对时刻有可能爆发社会革命的俄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形势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走势过于乐观，对资本主义生命力作了过低的预设，认为俄国革命不久就会来临。因此，他们希望可以利用俄国革命的爆发来引发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基于此现实考量下，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民粹派以及后来的以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派知识分子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时刻与他们进行书信的来往和文章的交流。而且，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俄国的社会问题及公社能否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学习了俄文。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共同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俄国公社能否具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问题上的看法，态度是十分科学严谨的，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当时的俄国公社和土地关系以及土地制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研究。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具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点。

（一）强调俄国公社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最早阐述俄国公社是否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是恩格斯而非马克思。1875年恩格斯在与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论战时，就针对俄国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进行了阐述。恩格斯认为历史上出现的原始公社制度的各种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有化，使得各种形态的公社制度总是趋于解体和瓦解。原始公社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冲击和破坏，原始公社对于现代农业来说已经是一种障碍。恩格斯强调，尽管俄国公社仍然顽强地存在，那是由于俄国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十分落后的原因所导致的。公社之间处于一种孤立的、隔绝的状态，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石。而且，俄国农民还需要向地主、富农、国家缴纳各种徭役和赋税，受到多重主体的剥削，公社体制实质已经遭受解体的危险。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否认俄国公社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他指出，俄国公社“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2](p622)。 马克思在1877 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驳斥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借用马克思的名义，歪曲地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关于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并别有用心地上升为“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马克思指出俄国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不能用西欧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去考量俄国，他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7](p131)。暗含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马克思此时对于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抱有希望和肯定的态度。1881 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系统地论述了俄国公社具有的“二重性”问题。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俄国公社不同于原始公社的初始形态，而是一种原始公社的最现代的形式：一是俄国公社打破了原始公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建社原则；二是俄国公社保留至今，与资本主义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磨难，能够吸收其有利因素改造公社；三是俄国公社具有“二重性”，即大的耕地是属于公社集体的，土地集体生产和耕种，没有被分掉的森林、牧场也是属于集体的。另一方面，社员在土地耕种后收获的农产品是属于个人的，房屋及其菜园等也是属于个人的。因此，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的二重性“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8](p435)。 俄国公社一方面发展、稳定既有的社会关系巩固了公社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公社中的个人私有化的因素发展壮大。所以，马克思不仅仅指出了俄国公社的二重性是它顽强存在的原因。同时，他指出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和控制其内在的二因素，则会导致公社的瓦解。

（二）强调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是俄国利用公社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俄国可以利用公社体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是以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为前提条件的。设想的生成逻辑就是俄国人民要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专制，引发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进而再由取得革命胜利的西方国家帮助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875 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中指出，俄国要想利用公社和土地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必须要“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2](p623)。马克思在1881 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复信的草稿中，都指出了要使俄国公社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公社体制过渡，必然要具有以下几方面要求：一是经济上的需要和物质上具备改造的技术条件，二是要将俄国公社的各种解体性因素肃清，三是要将俄国公社放在正常的生产状态之下。而这些要求或者条件的实现又是以俄国革命为大前提的。马克思指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8](p438)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即使俄国暴力革命取得胜利只有也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过渡，它需要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取得胜利后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经验、管理、资金等等各种有利因素。相反，如果俄国孤立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话，“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8](p445)。1894 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明确指出了俄国公社改造的初始动力虽然是俄国公社内部结构自身，但是其原动力或者说是首创因素绝非是公社本身，而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其首要因素。他指出“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9](p495)。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要想利用俄国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要先暴力推翻俄国专制统治。而推翻俄国封建统治不能保证俄国公社一定会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必须引发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等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后为俄国提供一切社会生产发展的有利因素，帮助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胜利，并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发展道路，最终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三）强调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为补充、相互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最根本的立场就在于：俄国革命是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俄国革命能够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可以帮助俄国或者其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来说，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一以贯之的世界革命理论体系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从总的内容上来看，主要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仅仅靠一个国家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世界市场体系的建立、新航路的开启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成为世界一个有机性整体。世界交往改变了单个国家的孤立的发展状态，“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p169)。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的建立使得各个国家既有的小市场逐渐联合成为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市场的链条中，每个国家都是构成了其有机链条的一环。因此，一个国家的革命必然会引起、波及处于世界整体之中的其他国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取得最终完全的胜利。因为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有本国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镇压的暴力反抗的可能，所以至少需要靠几个国家的联合才有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如《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1](p356)。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总的来说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和互助性，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会对世界上其他的尤其是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和革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共产主义原理》指出“如果现在英国或者法国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也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获得解放”[11](p358)。恩格斯在谈到中国时也指出“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拒绝任何发展的国家现在是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12](p472)。另外，恩格斯也强调了落后的东方国家的国内暴力革命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也会起到引发和推动作用，即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信号”式功能。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时，强调了中国革命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作用，指出“ 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3](p6)。此外，恩格斯还强调了俄国的社会暴力革命一旦爆发，“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9](p497)。

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始终是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的，并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创因素和前提条件，始终是以一以贯之所坚持的世界革命立场去思考俄国问题的。

三、恩格斯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放弃
马克思于1883 年逝世后，恩格斯最初一段时间还是坚持俄国革命后还是可以利用公社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此时俄国民粹派内部却发生了分裂。1883年民粹派的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被完全消灭后，民粹派逐渐分成主张与沙皇政府妥协的民粹派和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的革命派。革命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恩格斯一方面鼓励民粹派继续与沙皇反动统治做斗争，另一方面又支持革命派发展马克思主义。其目的在于能够尽快地发动俄国暴力革命，把俄国民粹派看成是引发俄国暴力革命的“引擎”，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恩格斯采取了“双重态度”，如恩格斯在和民粹派洛帕廷会谈时指出俄国“在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中已经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积累了足够的材料”。但是，随着“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恩格斯开始重新审视俄国革命形势。1888年，恩格斯明确表示俄国“近期不可能爆发革命”[14](p550)。18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促使俄国公社趋于解体，农民逐渐成为自由的劳动者。这使得恩格斯放弃了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设想。1890年，在和查苏利奇通信中，恩格斯明确表示要同民粹派做斗争[14](p598)。1892 年，恩格斯给丹尼尔逊信中表示“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 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15] (p148)1894 年，恩格斯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一文中，则鲜明地系统论述了俄国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

（一）否认俄国公社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恩格斯系统地论证了俄国公社的落后性与腐朽性。否定了其公社本身存在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利因素之前的观点。恩格斯指出：第一，历史上存在的所有公社制度都是随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丧失了其共产主义的固有属性。俄国公社也必然地会转向土地私有制的公社。他认为俄国公社“除了本身解体外，长不出来任何别的东西”[9](p498)。第二，尽管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东西，理论上来说能够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改造俄国社会。但是，俄国大部分农民仍然属于孤立隔绝的状态之中，农民的思想还很愚昧封建，本身并不具有共产主义本能和意识。当然，农民也不会意识到要把自己的公社向“更高级的状态过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在俄国还不能被农民所掌握，更不会成为其公社集体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第三，恩格斯最后也提出来了，俄国公社虽然本身不能够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但是，等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可以利用俄国公社的残余和人民的风尚作为其发展的手段，能够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这不仅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一切还处在资本主义前的发展阶段的国家”[9](p506)。

（二）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恩格斯晚年指出，自俄国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降，旧的沙皇制度依旧残存。为此国家要巩固政权必然要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俄国沙皇制度下的国家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以收买为主的。一方面，为了维持暴力革命机构正常运转如军队、保护国家安全，需要国家的财税政策为其提供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维持沙皇及其官员们的奢侈生活也需要大量资金。但是，此时的俄国由于过度引进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盲目地进行铁路建设和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国家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化。这样，沙皇政府为了国库的利益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不得不发行大量的股票和国债，而外国资本不再愿意弥补俄国的财政赤字，沙皇政府只能寻求国内资本家的帮助。沙皇政府在国内向俄国的资产阶级推行大量的公债和铁路股票，也对资本家开设的工厂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支持，目的在于使俄国尽快成为自给自足的工业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的意志”[9](p509)。

（三）为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提供理据分析
此外，恩格斯晚年也强调了要让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来解决比它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里才有的问题和冲突是不可能实现的。整个人类社会是由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取代较低生产方式渐进发展起来的。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经济发展的演变过程，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和释放的过程。进言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及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更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现在的俄国社会不可能有能力去解决比它生产力更加发达未来社会的问题。特定阶段的特定社会的经济形态只能解决它自身的任务和问题。俄国原始公社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共同点就在于生产资料的属于集体或者社会所有，但是并不是意味着俄国原始公社能够长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因素。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结束为其生长点的，俄国原始公社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问题。综合考虑，恩格斯晚年认为俄国近期不可能会爆发革命，因此也不可能再利用公社去绕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指出：“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9](p510)

四、余论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始终坚持了世界革命的立场，认为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是相互作用、互相补充的。在1882 年共产主义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6](p326)。这就明确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论在俄国村社问题上的新运用。他们在关于“设想”的出发点上，仍然是以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为其先决条件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尽快发动俄国暴力革命进而引发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做出的一次俄国化了的新发挥，其实质仍然归属于二人一以贯之的世界革命理论范畴。

而东方社会理论强调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样就有可能使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一国或者几个国家首先取得，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样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也强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能够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的胜利。但是，列宁又明确指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从而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单独靠一个国家来实现的，是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共同努力才可以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的。斯大林执政之初也认为社会主义取得最终的胜利，完全免除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也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完全实现，必须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力量。

总的来说，东方社会理论强调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搞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最终胜利则必须依赖于东西方的无产阶级国家共同力量，是按照列宁“一国胜利论”和斯大林“一国建成论”式的理论逻辑发展的。而“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生成逻辑的出发点在于俄国要以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为现实前提条件的。然后，在西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后，帮助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二者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二者的本质差异。

因此，“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等同于东方社会理论，实质仍属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理论体系。这是新时代学界同仁研究、分析和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和“东方社会理论”的应有认识和看法。寻章摘句式地试图曲解和解构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 设想是既不尊重历史客观史实，也是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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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04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031-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8年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格局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研究”（18JJD710004）。

作者简介：齐高龙（1995—），男，山东邹城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