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概念到科学概念：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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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概念到科学概念：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化”语义流变考
□杨章文1，吴金花2

（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1；
2.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江西 萍乡337055）

[摘 要] 厘清“中国化”概念语义流变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肇始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化”话语表达，在国粹论、全盘西化等思潮的影响下，以复古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化”概念在摒弃复古思潮、批判西方思潮、实现民族觉醒的争流中完成祛魅，渐趋发展成一个学术概念。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依托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国化”概念得以走向科学，在内涵和外延上得到了合理阐发。立足概念史视角考察“中国化”概念从文化到学术再到科学的语义流变，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过程有所裨益。

[关键词] 文化概念；学术概念；科学概念；“中国化”；新文化运动

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化”既是重要的考察对象，又是常用的概念工具。在既往研究中，仅从“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来看，学界对其研究就包含了“宗教中国化说”[1](p15)“十月革命说”[2]“中共成立说”[3]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实早在“东西文化论战”之初，“中国化”话语就已初现端倪，并以复古的姿态在古今中西文化的较量中登上历史的舞台。以此语境为线索，可以按图索骥地探知——“中国化”命题形成于新文化运动前后，发展于20 世纪30 年代前期，成熟和完善于20世纪30 年代末，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理念与方法。这一曲折历程，可以概说为——从文化概念到学术概念再到科学概念。其整体转向，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特殊性理论身份的合法关照，另一方面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文化“他者”合理而有效嵌入并“化”中国的有力诠释。从概念史的视角，充分挖掘“中国化”语义背后之广博的学理资源并透析其生长空间，将有益于今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繁荣发展。

一、滥觞于“文化”：“中国化”以复古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尽管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化”概念历史起点的界定，尚未有统一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化”这一彰显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精神之概念的滥觞，首先就应建立在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并且与复古式的文化密不可分。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随着“天朝上国” 迷梦的破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传统文化仍然蕴含其中，这就导致古今中西文化的较量与抵牾，亦被称为“东西文化论战”或“中西文化论战”。这一论战的焦点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新旧文化的关系如何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何方，其论战规模、深度、时长皆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前所未有。“这场文化论战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又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4]其最终结果指向的是，“中国化”概念的初步线条得以呈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埋下伏笔。

而在“东西文化论战”以及文化复古思潮的背景下，与当时“全盘西化论”背道而驰的中国学者们将“中国化”的原初语义阐发为“中国古典文化” 与“中国同化外来文化”，但二者皆毫不例外地陷入了文化复古的价值取向之中。“中国古典文化” 即指中国传统文化，复古派主张应继续发挥其作用，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国同化外来文化”则指的是中国对于外部传入的文化，在封建思想的作用下，部分中国学者仍然固守原有的文化，并坚持用中国文化同化外来文化。

（一）以“中国古典文化”释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派别林立，且各派别间的文化选择各不相同。其中，以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派主张墨守封建传统，不接受任何现代化的思想和方案；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则主张“少许改良”中国社会，不支持“根本改变”；以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认为应把儒家文化推向世界，同时中国可以接受西方文化但却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和完全效仿。1920年，受“论战”的影响，“东方化”“民族化”“中国化”等概念破土而出。梁漱溟在论及“东方化”时，提出“中国人是否要将中国化连根地抛弃”[5](p7)，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在他看来，对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应持如下态度：一是不能采取印度人被西方强占而彻底西方化的态度；二是接受西方文化，但不能全盘照搬，而要改造地接受；三是批判地秉受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不再“做梦”和“发呆”。同时指出，“东方文化的两大支，是中国化和印度化”[5](p11)，而“中国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5](p60)。很显然，这里的“中国化”是“东方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代指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赞成中国文化未来可以“翻身”的说法，但也认为“中国化”是一种缺乏“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精神的“古化”。

1923 年，恽代英在写给余家菊、李璜的信中，对上述观点示以赞同，认为“中国今日亦应将所谓中国化，暂为搁下，而采用西方化、向前要求的态度”[6](p398)。他继而深刻地指出：“我以为由此数语，可知景陶兄与梁氏正有相同之意见，决不望此时以无入而不自得的东方文化……然而在与此西方化接触的时候，仍提倡他们保存那种中国化，更是不妥。”[6](p399)恽代英在梁漱溟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于“中国化”的批判态度。其实，早在1918 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就已提出其批驳东方文化的观点，他指出：“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7](p207)这里，“东洋文明”即东方文化，因东方文化静态的生活方式正日益走向衰落，使得李大钊对其持批判之立场。整体而言，新文化运动前后，学界对“中国化”普遍持批判、否定的姿态，是基于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愤慨情绪上的极端心态，以致感性战胜了理性，而错失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分析。应该说，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化”的概念在学界开始出现，但主要还是以中国古典文化的身份出场，并待之以批判、斥责的态度，所以可谓之“中国化”的雏形。

（二）以“中国同化外来文化”释义“中国化”
从历史上看，文化的功能之强大不仅可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内在品性，甚至可能瓦解其民族精神。20 世纪20 年代，有学者就国人是否应该学习外来文化展开过一次论战，首先有人写信指出，以前的五胡人和回纥人由于不读他们各自民族的书，“要读中国书”，最后都“中国化”了[8](p1380)。鲁迅则批判道：“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都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这是怎样的美谈！”[8](p1377)表面上鲁迅是在反驳其观点，实则隐含着对其面对国家危亡不作为、不革命的国粹论倾向的不满和驳斥。这里的“中国化”可以解读为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同化。毋庸讳言，“同化”即是指相异的事物逐渐变得相似或相同。“同化”的内容是文化，其过程可能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也可能是政府的强力推动。显然，该学者所说的“中国化”是指后者，而鲁迅则更倾向于前一种“同化”。

但无论如何阐释，这一时期的“中国化”都带有强烈的国粹论色彩。“国粹”作为日本舶来的洋名词，起初并没有附加太多的政治色彩[9](p4)。只是由于历史环境的缘故，清末民初时期西方文化甚嚣尘上，复古思潮此起彼伏，而国粹派自身所具有的浓厚封建思想残留，导致其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自然而然地堕落为政治上复古保守的代名词。事实上，20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是革命派中的一个分支，他们不仅主张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汲取精华，以增添反满革命宣传的魅力，而且还强调在效仿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需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旨趣[9](p8)。也唯其如此，他们所倡言的国粹思潮以保护中国固有文化为“自任”，并且其“抑西扬中” 的价值取向尽显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化” 话语受到革命者的质疑和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祛魅为“学术”：百舸争流中“中国化”渐趋明朗清晰
随着“东西文化论战”持续升温，无可避免地引致一些学者对“中国化”言论的驳斥。譬如“全盘西化论”的倡导者陈序经于1933 年撰文指出：“要使新教育中国化，其结果若不是新教育的退后化，至少也有新教育的古董化的危险。”[10](p205)他认为，所谓“新教育的中国化”实质上是复返旧教育的复古主张，应当摈弃“中国化”的复古言论。同年，周木斋也提出，要想实现现代化首先要“防止中国化”[11]。而在对“中国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有学者批驳和质疑西方思潮，并深入思考“中国化”的问题。张素民指出：“我之所谓新‘中国化’，既不是事事要复古，也不是事事要学西洋。我们应斟酌本国的环境，而定我们所应有的一切东西。”[12]他率先为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中国化”发声，并对其赋以全新的学术意涵。这样，“中国化” 概念的精髓就呼之欲出，即将西方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回溯历史，“中国化”这一语词在20 世纪30 年代渐趋转变为正向的学术概念，既导源于中国思想界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盲目追求西方思潮的深刻反思，又与抗日战争时期学界关于“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

首先，“中国化”概念学术化的转向，来自中国思想界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盲从“西化”思潮的深刻省思以及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深化认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使得思想界对于儒学数千年的迷信被打破，促进了“中国化”概念向学术领域转化。在此期间，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下大量地移植到中国学术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不管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均缺少鞭辟入里的分析，因其对文化问题采取的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13](p832)。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触角灵敏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必须对这一时段内思想界“毫无选择地搬运和模仿”西方文化的行为予以纠偏，如吕振羽就将这一盲目效仿的现象称为“文化贩运主义”[14](p167-168)。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引进西方学术思潮方面，同时也并存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最初引进和传播阶段。诚然，“复制—粘贴”西方文化是引进外部文化时难以逾越的阶段，而在沿袭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外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避免外来文化的“水土不服”，使之较好地适应中国实际，对这些问题予以科学解答的困难和复杂程度远甚于单纯地引入。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批评和行为反思后，文化先锋们则以日渐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思想发展逐渐形成新的趋向，即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构成自身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内，“中国化”语义径直越过资产阶级民主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延伸到诸多重要的人文社科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学术氛围日渐浓郁。这一现象突出展现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者吴文藻、孙本文、费孝通等人，将“社会学中国化”作为当时社会学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和根本指导原则。1930 年，吴文藻提出要把“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15]。他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系统阐述为：“其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其二，用这种理论指导中国国情研究；其三，积极培养以此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性人才”[16](p598)。其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的创举影响了一大批学者，被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称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翌年，孙本文在其演讲中强调指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可谓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四项基本工作之一。费孝通则主要致力于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探索，其以江村调查和禄村调查最为知著。在哲学领域，贺麟所主张的“西洋哲学中国化”[17](p622)的观点，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外影响最大的学术话语，并在其研究实践中展露无遗。与此同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一批哲学巨匠也都将其精力聚焦于寻求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借此开创本民族哲学文化体系。而在心理学领域，潘菽所倡导的“心理学中国化”主张以及闻一多发起的“新诗中国化”运动也都是中国思潮学术化的具体表征。

另一方面，“中国化”概念学术化的转向也源于中国人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深化认识。近代中国人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新启蒙运动”“学术通俗化运动”等阶段，整体上而言，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拓展的过程。直至1937 年前后，“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逐渐意识到——中国所要创造的文化，不只是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而一味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是“死守”中国文化，而排斥“他者”文化；综合来说，应是各类现有文化的有机结合[18]。可以说，“新启蒙运动”在东西文化关系认识史上的地位举重若轻，这一运动实现了对二者关系认识的质的飞跃，并促使在此后开展的学术通俗化运动中，思想先进的哲学工作者们开始着眼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等现实问题。在此情境下，艾思奇、沈志远于1936年先后出版了《大众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中将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运用到了实际生活之中，即把晦涩沉滞的哲学话语同普通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之后，胡绳编撰了《新哲学的人生观》，最终以书信形式改编成《漫谈哲学》，广受读者追捧。从整体性视域看，学术通俗化是“中国化”概念在那一时期继续发展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人对中西方关系认识不断加深的自然结果，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的现实表征。

其次，“中国化”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整个学术领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通行用语与20 世纪30年代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境况在“九一八”之后愈加凸显，部分有识之士便将目光投置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之上，期望借此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抵御日本侵略、实现民族解放。显然，处在当时严峻的抗战境遇下，社会科学研究不再是阔别实际的书斋学问，学者们也不再闭门塞户地著书立说，而是将其转化为鼓舞民族志气、激发民族精神的战斗力量，学术研究如“救命稻草”般成了全民抵御外侮的重要依托。这一“学术建国”思想是继“抗战建国”思想之后生发出的又一积极论断，学者们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和实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学术” 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领域，显得尤为迫切。

以哲学为例，为激发民族斗志、实现救亡图存，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学术目光转移到厘清中国古代哲学中来。1936 年之后，冯友兰相继撰写了《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知言》《新原道》为主体的“贞元六书”，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反思，“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19](p1032)。同时，贺麟由于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有着切身体会，进而提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20](p3)的观点，开诚布公地指出儒家思想需要有新的发展。而由艾思奇提出的“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21](p563)的倡议，则更加彰显了抗战后中国哲学发展亟须进行深刻省思并将其付诸实践。他试图以“中国化”“现实化”的话语勉励学者们把学术研究做到实处，依此澄清和破解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即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抗日战争。1938 年5 月，柳湜提出“欢迎古今中外一切的世界文化，但同时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要发扬民族的固有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22]。

可以看出，彼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临民族危亡境况时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问题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注重建设一种建立在中国民众生活基础上的能够激发广大民众民族意识的“接地气”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应批判地继承，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踵事增华；另一方面，对于西方文化，他们主张把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并让它生根发芽。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产自”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既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又可以提醒人们深刻思考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三、升华至“科学”：理论结合实际中“中国化” 得以合理阐发
毋庸讳言，“中国化”概念最终从学术升华为科学，把思想理论与国情实际相结合，使“中国化” 概念达成合理阐发之人是毛泽东。在历经了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调查研究，大革命失败后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抗战时期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等之后，毛泽东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从其历程可窥知，毛泽东从思考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道路之曲折与艰辛。他并非从文化和学术层面对前一时期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东方化”“本土化”“具体化”“中国化”在内涵概念上做出简单扬弃，而是在一次次的革命斗争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才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而判定其“科学性”的依据有二：其一，毋庸置疑，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科学的理论方法，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二，它厚植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异质空间中发展而来。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实践缺少理论的指导，就如同无灯塔的帆船，没有方向；理论缺乏实践的检验，就如同无血肉的躯壳，没有内容。如此既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有革命实践的验证，就使得“中国化”无可辩驳地成长为了科学概念。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论界探讨的“中国化”文化属性和学术属性，与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附加政治属性的科学命题之间关系到底如何，尚未有统一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1938 年毛泽东所提的“中国化”与之前的“中国化”具有部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并且比前者的内涵和外延更具体、更明确、更科学。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建基于马克思主义谱系学视角的内在争鸣与民族危亡的外在压力之综合的结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任何概念或是理论并非从提出伊始便是科学概念、科学思想，而需经过长时间的文化论争以及实践检验才能升华为科学，才能真正意义上具备科学内涵。因此，深刻体认科学层面上的“中国化”，厘清这一概念正式提出前后的历史语境，可以为当前学界统一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战线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导。

首先，共产国际七大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相结合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撑。当人们在研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资源时，对于共产国际七大要求的把马列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中去的思想自然无法回避。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具体进行了如下工作安排：第一，改变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方式，这一改变缘于共产国际支部的不断壮大，莫斯科对这些支部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一一指导，故而由各国共产党根据自身国情实际解决现存问题；第二，转移工作重点，即把工作重心聚集于制定工人运动的基本策略上来，各国支部各司其职；第三，共产国际应避免机械地将一国经验套用到另一国，而要灵活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反对说空话、套话和假话；第四，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现实问题，并将其应用于各国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之中。足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七大作用巨大，其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变通中逐渐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阐释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23]。

其实，从时间维度来看，共产国际的召开时间是1935 年7、8 月间，而上述思想与决策传达到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红军抵达陕北后，即1935 年9 月，相对滞后。但是，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不能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而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最具代表性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1935 年12 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断，从而实现了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民族化”“具体化”的提法很快在党的文献中得到展现。如1936 年3 月党内总负责人张闻天指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民族化”，以期更加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24](p80)。其意义在于，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创设了更大空间，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诞生提供了学理支撑。

其次，历经曲折坎坷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得以被正式提出。1937年底，由于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在重大策略变化后，执行能力不足，故而派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候补书记王明等，并把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托付于国民党身上，指望它能积极抗战。回国后的王明，罔顾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否与中国实际相符，只知“用心”地“临摹”并加以发挥。事实证明，王明再次犯下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当时党的整个工作实权掌握在施行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人手中。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尤其是1938 年4、5 月间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当时中国革命实际状况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有了新的改观，并指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25](p141)而在饱尝艰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清醒地知道要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语境，1938 年10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得到党内其他领导人的积极呼应和赞同。毛泽东根据自身经验和国情实际，深刻指出：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不是看其表面字母，而在于学习其内蕴的立场和方法，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非将之抽象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依照中国的特点将它应用于实践，这也是全党亟须了解和解决的问题所在[26](P657-659)。除毛泽东之外，其他领导人和负责人的报告、讲话中也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譬如，张闻天指出：“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24](P453-454)就连王明也对此表达了赞同：“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即是将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27](P997)

再次，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化”概念之内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党的一些领导人、负责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在阐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过程中，使其概念内涵更加深邃和科学。1939年初，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代表大会上指出：过往的十七年中，我党最让人可喜之处便是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摒弃了与中国革命不相符合的教条公式，并使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28](p105)。在1939 年10 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29](p611)的原则，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其进行重申。而细究“中国化”的概念史可以发现，“中国化”与“相结合”两者在概念上具有一致性。其区别或许仅在于，“中国化”在语言上更显通俗，“相结合”则在学理上更为精准。1940年2月，艾思奇在《中华文化》（创刊号）上发文直接戳穿了叶青企图用其所谓的“中国化”“把握特殊性”等话语混淆视听，期望借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诡计阴谋，并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原则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正因为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就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30]，进而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的原因——基于革命实践，中国已然存在着“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便悄然生成。1940 年7 月，杨松撰文分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历史进程、优缺点、当前任务及方法论等问题。文章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的20 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和中国化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是科学的创造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31]。这些历史材料进一步说明，“中国化”概念不仅广泛应用于共产党内，又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创新发展。不得不承认，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化”概念才能在1938年再次成功制动，才能得以合理阐发，并成了历史性的科学概念。

四、结语：“中国化”概念语义在流变中走向科学
回顾“中国化”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李大钊就已提出“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2](p15)之思想；陈独秀也提到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把马克思学说当作革命的原动力”[33]之观点；而恽代英也于同时期指出需要找到“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6](p258)之方法。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正式提出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及其内涵。应当看到的是，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化”语义转向了“学术化”，而这一转向事实上可依据其内在的本质区别，将其划分为两条不同逻辑理路：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论战过程中，提出了重视中国自身国情及推动学术通俗化的主张；二是在革命实践和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前者依凭文化论战而来，后者依托革命斗争实践而生。并且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方针路线的改变，以及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中来，直接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提出后不久即从政治命题转向理论争鸣，并将之作为科学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中国化”在不同阶段与其他理论结合的历史看，尽管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化”概念在流变中产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最甚，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为“中国化”提供了最合理、最科学的注解。可以说，“中国化”既不是早期中国政治实践家头脑中纯粹的文化概念，也不仅仅是学术精英标榜的单纯学术性概念，而是在他们以及诸多基于对本土文化及社会实践语境的自觉反应、参与和应对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理解、自我表达的科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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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03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023-08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18JZD008）；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思政专项项目“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培育研究”（SZZX1951）；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特质及其价值意愿研究”（2019ECNUMY06）。

作者简介：杨章文（1990—），男，江西萍乡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吴金花（1990—），女，江西赣州人，法学硕士，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助教。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