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与中国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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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中国与中国的全球化
□薛金华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湖北 武汉430023）

[摘 要]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从被动全球化、参与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经历了从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到落后于时代被世界边缘化，从独立自主地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到今天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标志着中国由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而成为推动者，中国实现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转变，实现了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双向发展。

[关键词] 新型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当前，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抬头的大背景下，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1]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每个国家和民族，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都会或快或慢，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向全球化。

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中心区域在西欧，特征是殖民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中心区域从西欧扩大到东欧和北美，是中国独立自主、艰辛探索的阶段。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阶段。在这五百年左右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处于世界的中心，落后于时代被世界边缘化，到今天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转变。

一、错失全球化：落后时代与被动挨打
全球化起始于15 世纪的西欧，新航路的开辟拓宽了人类交往的空间和范围，打破了各民族间相互隔绝、相互孤立的状态，地区性贸易开始向世界性贸易拓展，以西欧为中心的殖民扩张和世界经济体系初见雏形。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2](p562)。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是其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全球化过程。

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掠夺，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资本的原始积累。随着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资本主义革命并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开拓，人类历史实现了由民族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推动世界贸易、建立世界市场和推进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p35)。同时，也对资产阶级全球化过程中的野蛮与血腥进行了揭露与控诉，“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p35-36)。

封闭带来落后，落后意味着挨打。近代中国饱尝闭关锁国之苦，在农业社会时期，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处于世界中心位置。“16 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 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占173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我国在发展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周边发挥了重要辐射和引领作用”[4](p203)。近代以降，中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急剧转换。西欧通过工业革命在世界体系中迅速崛起，而此时的中国封闭保守，闭关锁国，拒绝同率先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和外贸关系，错过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契机，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落伍，被西欧赶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说：“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5](p20)。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门在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同时也被裹挟入由欧洲列强主导的以殖民化方式推动的全球化。

中国的国门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不仅丧失了其长久以来的中心位置，而且丧失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中国的这段屈辱历史，马克思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3](p608)。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通过血腥的军事侵略、野蛮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赤裸裸的殖民掠夺，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大量的财富。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1000 多个，各国列强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至今无法完全统计。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是严重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外因和内因。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掠夺，使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遭受到严重破坏，外交关系和外贸关系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开始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此间的中国，积贫积弱，频遭侵略和蹂躏之害，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在帝国主义殖民的夹缝中艰难而屈辱地生存，在世界体系格局中的地位日趋沉沦和边缘化。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地区霸权和全球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殖民化利益的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亚洲、非洲、拉美的原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成功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宣告独立，旧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以炮舰外交和殖民手段推动的全球化难以为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百年战乱，结束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剥削与掠夺、奴役与控制，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特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为实现独立外交和独立自主进行对外经济交流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参与全球化：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只有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才能与时代同行。否则，长期游离于全球化之外，隔离于世界文明，只会日益贫困化、持续边缘化。

(一）独立自主与部分开放
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从根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控制，中止了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开始独立自主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

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对近代中国依附于西方列强历史教训的总结，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横亘在新中国面前的新的时代课题。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要以独立自主为基点，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努力发展中国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力量。独立自主不是闭关锁国，不是排斥开放，不是拒绝外援，而是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学习技术、借鉴经验时，立足点必须放在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把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路线概括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6](p380)

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和核心。在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上，中国曾同苏联有过争论。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时谈到，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都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毛泽东从产业依附受制于人的高度，拒绝了这种主张和要求，保证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自主的坚持，在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继续援助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遭受到沉痛的打击，没有了援助，反而使我们更加地奋发努力，坏事变成了好事。针对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回专家，毛泽东指出，“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7](p338)从20 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20多年中，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外部援助的状况下，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两弹一星”的国防体系，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中国正式站在了现代工业的起跑线上。尽管体系还比较粗糙，代价也比较昂贵，但是，实现了我们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跨越，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奠定了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地位，为我们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坚持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可以有效地节约研发时间，节省研发经费，少走弯路，实现快速发展。但是，引进必须和消化吸收相结合。毛泽东强调：“引进新技术不是一味摹仿，照抄照搬。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新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对于进口的技术装备，必须加以研究，一般从仿制做起，进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和提高。”[8](p492-493)50年代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项目，70 年代初的“四三方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技术和项目引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

坚持以国内市场为主，发展对外贸易。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不是自我封闭，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但是要以国内市场为主。毛泽东强调：“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9](p340)我们的对外贸易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10](p641)。这对于当下中国外部环境不确定，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市场，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更多地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把扩大内需、依靠创新作为国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动力，在高端技术和关键领域实现国产化和进口替代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的差异，建国初期，新中国遭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与遏制、禁运与封锁，同时，基于对近代中国被资本主义世界瓜分豆剖屈辱开放的惨痛记忆，使得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放没有顺利展开。在两种制度和两种道路的竞争与对抗中，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了加入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选择了主要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策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性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了新时期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自主走向世界的新的历史进程。

（二）自主发展与全面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抓住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主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需要指出的是，与第一次殖民化的全球化不同，这次全球化主要是以贸易化推动的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英国衰落了，美国崛起了，世界的中心由欧洲转移至美洲，由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第二次全球化的主导者，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都是在美国倡议和主导下成立的。全球化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推动全球化的手段也从赤裸裸的野蛮的殖民掠夺转向了相对隐蔽的国际贸易的方式。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但是，总体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与契机。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中国外部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内部条件和环境的发展，邓小平突出强调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1](p127)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关起门来是发达不起来的。改革带来活力，开放带来进步。中国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历经十多年的艰辛谈判，才得以完成从复关到入世的漫长历程，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国。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适应世界体系和国际规则，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既发展了自己，也为世界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开放，不仅对中国有利，对发达国家也更为有利。邓小平指出：关于“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12](p98-99)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把中国的对外开放说成本质是对美国的开放是不成立和不存在的。实现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西方的需要。邓小平指出：“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12](p79-80)发展是相互的，开放是共赢的，那种把中国的发展说成是美国的重建，说成是占美国的便宜的喧嚣与聒噪、诘难与指责，不仅是对事实的无视，更是对历史的无知；既不符合矛盾分析法，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培育我们自主创新和自主发展的能力。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11](p405-406)“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p3)1987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我们不但要看到所取得的成就，更要辩证地看到潜在的风险，这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产业规模不断做大，但是，在技术层面特别是核心技术方面，还主要是对西方技术的应用。在技术的引进方面，存在着偏重于引进，而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不足，关键软硬件设备依赖进口。由于技术创新力不够，依附性过高，自主性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陷入了“低端锁定”的价值困境和技术依赖，只是大而不强，更多停留在“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层面，离“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还相距很远。

当我们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的低端，跟跑全球化时，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或以市场换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实现快速发展。而今天中国的产业发展正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并且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已经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和领跑的竞争态势。为了继续保持科技上的霸权地位和国家霸权，获得高额垄断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为理由，对我们进行技术上的封锁、遏制和打压，以期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自主创新与自主发展，在今天中国外部环境有变，美国全面遏制打压中国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和尤为迫切。因此，以参与国际分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作为不必或不需自主创新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我们要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于技术研发，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从而形成我们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能力。

自主发展与全面开放辩证统一，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自主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促进自主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促的双向互动关系。厘清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塑造，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全面开放水平，更有助于增强我们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能力。

三、推动全球化：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打开国门搞建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参与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实现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转变，实现了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双向发展。

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起点，西方民粹思潮和反全球化倾向蔓延，给全球化增加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奉行退出主义、退出路线，宣布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伊朗核协定，挥动贸易保护的大棒，主动挑起贸易战。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亟须国际合作抗疫关键时刻又威胁要断供世卫组织，扬言要退出世卫组织。过去，美欧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开拓者，如今反而蜕变成了全球化进展的阻碍者，全球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艰险。

全球化不可终结，也不会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540-541)随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运动的发展，人类历史必将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地域史、民族史走向世界史，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以及未来如何推动全球化，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中国。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4](p100)。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达沃斯论坛上《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和博鳌亚洲论坛上《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反复阐明和强调了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态度和中国立场：中国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坚定推动者和执行者，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和推促者。

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出现，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基于自身发展和本国利益的考量而作出的选择与应对，同时也证明了不公正、不合理、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全球化遭受暂时的波折和冲击，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本身的终结。长期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面对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和弊端，面对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呼声，面对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的全球化的诉求，中国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探索新的全球化理念与思路，提出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要对原有的全球化模式进行调整和修复，引导和完善，从而消解其负面影响，让其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推进新型全球化。只要我们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一定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发展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
全球化需要中国，也早已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体量、分量和能量，无疑是中国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与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瞩目，“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1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和推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随着国内疫情基本控制，形势好转，中国积极驰援全球抗疫，向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分享抗疫经验，派出医疗专家团队，成为全球抗击疫情的大后方，集中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是和平而不是威胁。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而不是破坏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而不是掠夺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颠覆者。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现在，世界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世界经济的增长深度依赖中国。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和推动者。

（二）中国理念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贡献新智慧
全球化需要重构，也亟待重构。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出现困境，主要在于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治理模式、发展模式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地区间的差距拉大，国家间的鸿沟加深。同时，作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西方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发展空间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低收入民众不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性质不同，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化，坚持立己达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价值追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站在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是对全球化“西方版本”的超越，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抛弃，是对霸权逻辑和霸凌主义的拒斥，是对“零和博弈”“丛林法则”旧思维的摒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现代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际版，其实质是要通过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这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世界的贡献，使疑虑重重的全球化再次展现出美好的愿景。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更加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时代价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再次呼吁要坚持生命至上，要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4]。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后疫情时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走开放包容之路。沿着新型全球化的方向前进，人类必将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中国实践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平台
全球化趋势不可改变，也不会改变。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从价值和理想层面展示出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美好蓝图，“一带一路”则是从政策和实践层面体现了中国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落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里程碑和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蓝图、从方案到实践、从倡议到行动，是中国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担的责任共同体和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和实践平台，是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身份对推动新型全球化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中国秉持多边主义精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克服资本驱动的全球化的弊端，着眼于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更加普惠、平衡与共赢。“一带一路”由点连接成线，由线拓展到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合作抗击疫情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期待，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和顺利实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行稳致远，标志着中国由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继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标志着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历了从被动全球化、参与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的战略转变。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其发展不可抗拒，其趋势不可逆转，其进程充满挑战，其前景更加美好。历史来看，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可谓是历经艰辛、几经挫折。从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浪潮，到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积贫积弱、被动挨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对外开放也是步履维艰、坎坷前行。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的孤立、封锁与遏制，党领导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努力争取和扩大对外交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从经济弱国逐渐成长为经济强国的过程，既是世界塑造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塑造世界的过程；既是中国借力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贡献全球化的过程。中国不仅抓住了发展机遇，也贡献了发展机遇，是发展自我和奉献世界的辩证统一。要辩证看待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4](p545-546)。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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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0-05-19.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02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01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研究”（15BKS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薛金华（1976—），女，湖北襄阳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