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提升我国文化传播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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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提升我国文化传播力研究
谈国新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已经打破了传统地域、民族、国家的范围限制,显现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首先，传播力是外在的硬实力和内在的软实力综合影响产生的社会效果，科技发展对文化传播力提升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智能互联网、虚拟现实、多媒体交互等技术将推动媒体形态的创新和突破。其次，美国在数字化和网络化背景下加强文化传播力建设的实践，对提升我国文化传播力带来很多启迪。只有从“文化+”“互联网+”和“大数据”三个科技维度加强建设，抢占传播技术的制高点，运用新媒体构建传播融合的新模式，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最后，从技术出发，构建现代立体文化传播体系，能够为我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提供重要基础保障。

[关键词]科技；文化传播力；“文化+”；“互联网+”；大数据

一、引言
一般认为，传播力是指“传播载体的数量，传播机构的数目，从业人员的数量、传输技术、传播速度等，这些硬件构成传播力的基础”[1]。也有人认为：“大众媒体传播力的核心是媒体传播的能力，也就是媒体到达受众并产生效果的能力。”美国学者Graham Williamson认为[2]：传播力是指传播者和受众成功地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能力（Ability）;为达到高效的传播效果，传播者必须展示出一定程度的传播力（Capacity）。一般来讲，到达受众的能力通过收视率、阅读率、到达率、发行量等指标得到体现。这些指标表现了媒体对受众的覆盖程度，或者说受众对媒体的了解程度[3]。

由此可见，传播力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实质是指媒体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既有外在的硬实力成分，又有内在的软实力内容，但究其本质则是一种思想征服力[4]。外在的硬实力大致包括：传播媒体的规模、从业人员的素质、传播机构的分布；传播内容的信息量、传播的速度、传播的范围。外在的硬实力手段固然重要，但内在的软实力也不可忽视。一般来说，内在的软实力主要包括：采用的传播政策，即只要媒体有好的政策，就算硬实力不突出，也能产生较好的传播力；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即媒体对事件能否做出及时、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否反映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大众根本利益；传播内容的信息形态，即不同媒体传递信息内容在清晰度和交互性上的差异，多媒体信息比单媒体信息能传达更多的信息内容。

传播力是外在的硬实力和内在的软实力综合影响产生的社会效果，其中媒体技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播技术的变革史，每次新兴传播技术的出现，都会使传播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当今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以因特网、移动通信的主体的新媒体的高速发展，引发媒体进入新时代，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新媒体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媒体本身，同时也是新位置、新技术、新融合的综合体现。双向互动是新媒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利用其在文化传播媒体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其文化传播相对处于强势地位，从而达到其文化扩张、争夺全球性的文化影响力、以谋求国际战略利益的目的。

二、科技发展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
在人类传播史上，一共经历了五次大的传播媒体革命：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互联网传播。每一次传播媒体的革命其实就是一次科技的重大突破，极大地提高了传播力，将人类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而人类传播的发展恰恰又是一个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前几次传播媒体技术的革命，中国都起着主导作用，我国在传播上的这种优势地位使得中国在世界竞争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随着我国在电子传播技术方面的落后，近代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此，我们必须重视传播科技的开发与应用，提升我国的文化传播力。

从人类社会这五次传播革命来看，每一次传播媒体的变革，都是由媒体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引起的。而媒体形态的变革，无一不是科技进步的作用产生的。特别是数字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的进一步发展，将给文化传播从内容采集、生产加工、产品营销、衍生产品开发乃至生存方式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同时也对传媒应对战略提出空前挑战。未来科技的发展对传播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的宽带化发展，媒体进入多媒体及视频化传播时代。以光传送网（OTN）为代表的下一代核心传送网，将向更大带宽、更大颗粒、更强安全的网络发展，充足的带宽资源将确保未来互联网通信信息交换高效快速，各种语音、数据、图像等多媒体信息传输畅通无阻，媒体将进入广播电视、互动电视、可视通信、全媒体等融合服务的传播时代。

2.智能终端移动化发展，媒体进入随时随地传播时代。智能终端是一种支持音频、视频、数据等方面功能的多媒体系统，随着智能终端小型化及携带方便化的发展，特别是以第四代移动通信（4G）、第五代移动通信（5G）为主的集多种无线接入技术于一体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可实现无线网络、局域网、蓝牙、广播、电视卫星通信等与智能终端的无缝衔接并相互兼容。使得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与其他人进行任何方式的信息交流成为可能。受众与传播者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媒体开始进入个性化传播的自媒体时代。

3.网址的无限化发展，媒体进入点对点的传播时代。随着IPv6技术的发展，彻底解决了IPv4网络地址资源有限的问题，网址接近于无限化。未来每台智能终端都可拥有IP地址，为媒体从过去的点对多的传播模式向点对点的精确传播模式提供了技术保障。

4.互联网智能化发展，媒体进入精准传播时代。互联网智能化实质上是高速移动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智能感应等的综合体现，传统的网络通常只关注信息的传输，很少关注信息的网络活动轨迹。在智能互联网里，云存储记录所有的网络活动，对这些信息进行大数据整理、挖掘和分析，媒体就可进行精准化传播。特别是随着智能穿戴设备的逐步实用化，智能感应也成为可能，一旦传统的信息传输增加了感应能力，就会形成传统互联网不可比拟的媒传播效果。

5.内容呈现交互化发展，媒体进入多媒体交互时代。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体感技术的发展，将传播内容的展示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使人产生临场参与的沉浸感，提高文化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例如，利用虚拟技术可更加全面、生动、逼真地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脱离地域的限制，实现文化资源的全球共享，真正成为全人类所有的文化瑰宝。未来内容呈现交互化将成为媒体信息呈现的主流，从而推动媒体形态的创新乃至突破。

三、科技视野下的美国文化传播力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之音以短波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开始逐渐失去原有的优势。为此，从2011年10月起，美国之音决定停止所有中文短波、中波和卫星电视的广播，而仅保留一个中文网。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之音开始由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向互联网新媒体转型，美国之音采取新的传播战略，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美国是如何加强其文化传播力建设的呢？主要手段有以下几方面。

（一）顶层设计上，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
“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认为对外传播力减弱是造成美国国家形象下降、某些地区民众对美国产生敌视的重要原因。为消除这些负面的国家危机和影响，必须要制定一个适合新时期传播需求的传播战略。为此，美国国防科学委于2001年10月首次提出了“战略传播”这一概念，并指出美国需要构建一个有持续整合力的传播体系，以宣传美国并影响全球受众[5]。

到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颁布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真正开始实施，这是基于美国传统的权力观念之上而形成的一套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一种运作体制，其对国家战略传播的要点和目标，则完全在其一贯统领世界的权力框架中展开的[6]。在《国家战略传播构架》中，明确指出战略传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言行上的协调一致，并如何使其被特定受众感知；二是需要针对这些特定受众进行传播、接触计划和行动的精心设计，包括如何通过政府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信息操作来实施这些计划的具体项目及行动。在实际行动中，美国特别强调新媒体对战略传播的作用。美国军方先后发布《新媒体与空军》《美国陆军社交媒体手册》《互联网使用指南》等文件，并在海湾战争中，直接将媒体作为武器，配合相应的军事行动进行战略传播与宣传，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传播媒体上，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作用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科技研发能力，在卫星技术、光纤技术、互联网技术等方面占据的优势，控制了向其他国家渗透其文化的传播渠道，为其国家战略传播提供技术支撑。互联网和卫星通信技术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不同国家在这场数字媒体革命中的不平等地位[7]。

此外，美国也充分利用其在互联网语言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旨在向国内外推广英语的传播政策，加强英语传播的力度，使英语最终真正成为“国际语言”。利用英语语言媒体的优势，美国可谓一箭双雕，既传播了英语本身，又传播了英语语言所负载的文化。网络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美国英语语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条件。加上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都是在英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们就常以懂英语为荣，导致对英语所传递出的思想和价值缺乏理性的判断，并潜移默化地成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的盲目追随者。

（三）受众上，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传播触及关键受众
美国将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的受众分为关键影响者、脆弱群体和普通受众三大类。其中，关键影响者包括神职人员、教师、记者、妇女领袖、商界和劳工界领袖、政治领导人、科学家和军人等八类人；脆弱群体包括青少年、妇女和少数族群这些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分子侵害的人；普通受众指那些可以被美国媒体影响到的普通大众[8]。关键受众主要指前两种，是战略传播中重点要传播及征服的对象。应用大数据将过去难以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变得很简单，通过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关键影响者、脆弱群体和普通受众对传播内容、表示形式等的偏好程度，从而对传播产品进行创意设计、筛选和制作，达到精准传播的目的。

（四）传播方式上，利用资源和技术主动出击、快速反应
主动出击就是要针对目标受众，主动设置议题，做到有的放矢。战略传播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特性，构建新媒体时代的快速传播与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战略传播的内容要尽量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与形式，贴近受众，贴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更容易触及受众，到达战略传播的目的。

美国拥有世界上资源最多、分布最广的通讯社。美国拥有美联社、合众社两大国际顶级通讯社，其发稿量占世界的60%以上。美联社现在拥有近六千家美国媒体，八千五百多家外国报纸、电台，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天用英、法、西班牙、瑞典等六种语言发稿，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美国之音是世界上播出语种最多、时间最长的广播电台，每天用53种语言向世界广播，播出时长达一百多个小时。美国拥有最完善的电视网络，全世界共有300多套卫星电视节目，美国就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网络，全地域覆盖到世界各地，通过文化节目、娱乐节目、商业广告等宣扬美国式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五）具体操作上，充分整合各种资源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传播资源，这些资源如果不能合理整合，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美国充分认识到只有整合资源，才能形成规模效益，增强对外传播的效果。为此，战略传播包含“言行同步”和“精心设计传播和接触”两部分：“言行同步”强调政府的行为必须和语言保持高度一致，言行一致才能发挥传播的价值；“精心设计传播和接触”则强调与公众接触的计划和活动，必须精心设计，以达到长期性和战略性的目的。

整合资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促进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在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中心与纽约的电视制作中心之间建立联姻关系，对美国数字内容产品的传播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电视制作中心由纽约转到了好莱坞，使一度受到欧洲威胁的好莱坞电影得到了复兴，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好莱坞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其次，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电视台与广告商的合作，增加了电视台及制片人的利益；再次，联姻使好莱坞控制了世界电视电影的发行，巩固了美国全球电影霸主的地位，数字内容产品出口也一路绿灯，成为美国文化输出的重要阵地。

四、科技提升我国文化传播力路径
对照美国在数字化和网络化背景下文化传播力建设方面的实践，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主要面临着三大问题：首先是如何争夺价值观的重新定义，怎样讲好中国故事；其次是如何争夺媒体融合新平台，怎样构建传播融合的新模式；最后是如何争夺传播技术的制高点，怎样利用现代通信、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来提升传播速度和效能。针对这三个问题，我们分别提出“文化+”“互联网+”和“大数据”视野下的提升文化传播力的路径。

（一）“文化+”视野下的传播路径
“文化+”是文化更加自觉、主动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其核心是赋予经济社会事务活的文化内核、文化属性、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为经济活动植入中华文化的DNA，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传播的本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文化+”传播是一种新的传播媒体，将对传统媒体的生产、传播、服务、文化消费等带来巨大影响；其次“文化+”传播是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它是围绕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与传播深度融合的模式；再次，“文化+”传播是一种新的传播生态，它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各要素容纳传播中，形成以文化为核心的大生态。“文化+”传播的路径，主要包括“文化+”文化多样性、文化产业和科技等传播路径。

1.“文化+”中华文化多样性传播。首先要“+跨国企业”，即把文化多样性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跨国企业是对外交流的窗口，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也将影响着受众，要培育和建设具有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跨国企业文化。其次要“+旅游”，即通过文化旅游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消费，以民族文化带动旅游、以旅游推广传统文化、以消费传播中华文明。文化旅游不仅可以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其独特的魅力，还有利于促进汉语言学习热、加快汉语的国际化进程。此外要“+经济”，即利用经济手段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经济输出传播文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要逐步把改革开放初期“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转化成“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模式，借助“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大力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传播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2.“文化+”文化产业传播。首先要“+创意”，中华历史悠久，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充分挖掘这些资源，并转变成文化创意，提升产业文化内涵和品质，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吸引力。其次是“+品牌”，即打造文化产业精品，形成独具中华特色的文化品牌和艺术风格，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此外，还要“+新业态”，加快发展创意设计、网络文化、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用数字技术、新媒体技术以及新材料、新工艺等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品牌企业，构建一个结构合理、科技含量高、国际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3.“文化+”科技传播。首先要“+融合”，只有以数字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为主的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才能给文化传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才能对文化传播形态以及受众文化消费的情趣、习惯和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与此同时，科技本身也附着着文化要素，例如，高铁技术的输出，其技术本身就附着各种标准及消费文化。其次是要“+创新”，科技创新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引擎，科技创新不仅可以延伸内容创意的内涵与外延、提高文化产品开发制作的质量与效率，同时也可拓展营销推广渠道和模式、丰富传播的方式与内容、改变传统文化消费的习惯。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推动文化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提升文化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是“+重构”，通过文化科技的创新和融合，实现文化传播设施、要素和模式的重构，达到人、机、物的高度互联，促使传播资源的合理配置、高集约化利用及价值的不断创造与传递，形成与提升传播的核心竞争力。传播要素中关键的还是人，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不断提高着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文化传播形态的变革；另一方面，文化传播形态的变革有助于科技人员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其对我国文化自觉、自信，担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历史使命。

（二）“互联网+”视野下的传播路径
“互联网+”意味着文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高度融合，对文化传播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互联网+”和“+互联网”不同，它在把互联网当作一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同时，还视它为社会、生活、市场和文化重构的重要力量，并按照互联网思维来重新调整其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自媒体，将打破原先时间和空间上制约，使人、财、物、信息、数据、技术、创意等资源实现了零距离全链接[9]。“互联网+”视野下的传播主要包括“媒体”“产业”和“影响力”三个方面的路径。

1.“互联网+”媒体。首先要“+转型”，以因特网、移动通信为主体的新媒体的高速发展，把传播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用新媒体技术改造传统媒体，使传统媒体转型升级，与新媒体达到完美融合，形成新的传播模式。其次要“+语联网”，对外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在这中间语联网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它能够真正打破人类沟通的语言障碍，通过基因匹配、网络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各类语言语料库，实时提供网络语言服务，让受众方便地享受各种网络语言服务。此外还要“+引擎”，全球互联网是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平台垂直一体化和开放化仍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一大发展趋势。网络搜索引擎是新媒体传播的核心，要开发基于移动终端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技术，催生各种移动传播和个性化服务平台，真正实现媒体的质变，形成可与海外媒体相抗衡的媒体搜索引擎竞争力，最终具备与国外发达国家抗衡的新规则制定能力。

2.“互联网+”产业。首先要“+跨界”，“互联网+”下跨界合作的潜力很大，跨界融合已成为当今产业发展的新常态。“+跨界”传播，就是要通过“互联网+”思维同相关产业进行跨界融合。这既提升了产业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又可以加速文化的渗透性和传播速度。其次要“+平台”，由于互联网世界无边无界，其构建的平台可以覆盖全国乃至全球，它可以完全打开企业的边界，打造一个多方共赢互利的文化生态链平台，加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此外还要“+免费”，互联网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最不缺的就是网络信息资源；与此相反，用户对网络的关注度却越来越有限，要想在“无限的信息资源中”获取“有限的关注度”，“+免费”就成了唯一的选项。例如，以古代针灸铜人为原型开发的虚拟现实产品“经络密码”，以免费、趣味、养生和体验吸引用户，然后通过与针灸产品开发等相关企业合作，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给不同的用户，在此基础上再构建商业模式，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的。

3.“互联网+”影响力。首先要“+创新力”，“创新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创新，对外宣传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只有在考虑中外文化特性的基础上，融通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二是传播模式的创新，创新能满足小众化的信息需求、适应个人传播为主的信息传播模式，实现跨媒体、跨行业的新型网络媒体生态形式。要“+引导力”，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与国外习惯的表述方式相对接，引导他们准确理解中国的立场主张和文明历史，达到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目的。再次要“+公信力”，“公信力”是真实性和时效性的综合体现，是媒体在长期的传播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为广大受众普遍信任的程度或能力。媒体要坚持内容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原则，使受众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媒体极其丰富多彩的真实信息。

（三）“大数据”视野下的传播路径
以海量、非结构化为特征的受众行为及其轨迹数据，将为我们构建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并成为新媒体传播中拥有巨大价值的特殊资源。大数据正在改变传播生态环境，通过大数据平台，媒体可以轻易设计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大数据”视野下的传播主要包括传播对象精准化、传播服务个性化、传播内容可视化、传播效果评估智能化等路径。

1.传播对象精准化。内容在媒体传播中起到核心的作用。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别的受众喜欢什么？过去这些都是由导演、制作人、主编等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来进行创意设计和制作处理。显然，根据经验做出的决定时常会出问题，造成传播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应用大数据，过去难以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将变得很简单，通过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人们对文化产品内容、表现形式等的偏好程度，再结合文化流行元素和偏好，进行创意设计和筛选，最后制作出来的文化内容产品就能很接近于预期。在营销传播方面，通过大数据构建的文化传播平台，其内容将更富有新意、视觉效果更炫酷、文案更引人入胜，并能把想要传达的东西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受众。

2.传播服务个性化。互联网可以每天记录人们在网上浏览的内容和各种行为数据，这些数据隐含着传播对象的不同偏好、性格、兴趣、爱好和习惯等。因此，只要及时记录传播对象的网络浏览行为，并归档建库，就可对这些数据的记录进行大数据挖掘，从而较为准确地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传播对象的行为习惯和爱好，并可对其下一个网络行为做出较精准的预测。因此，大数据技术给“互联网+”传播带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传播过程将在传播对象行为分析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对传播对象的定向和个性化推荐服务。

3.传播内容可视化。内容可视化的目的就是要借助于可视化技术，清晰地传达想要表达的信息，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可视化常采用图形化的表达手法，兼顾美学形式与功能需要，通过直观地传达关键的内容与特征，使受众深入洞察那些相对陌生而又复杂的内容。大数据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三类数据，其中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并已成为大数据主体。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得到的分析结果和有用信息，也需要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来表达、展示和演绎。事实上，数据可视化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使用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因为人的创造力不仅在逻辑思维上，还表现于形象思维上。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可以通过图形化的数据，进一步激发受众的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发现逻辑思维难以洞察的数据之间隐藏关系和规律。

4.传播效果评估智能化。传播效果是传播力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它通常包含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以及行动层面上的效果等。实际测量与评估对外传播效果通常采用以下三个维度：首先是传播广度维度，它主要指的是传播内容所能辐射的范围有多广；其次是传播深度维度，主要指传播内容能够被对象和受众关注的程度和议论的热度；第三是传播向度维度，是指国外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看法和对价值观的赞同程度，主要反映在认知的哪个层面。过去传播效果评估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法，此时调查样本的选择至关重要，能否科学合理地选取调查样本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结论的准确性。而网络信息的收集就要简单得多，一次鼠标点击、一个关键词检索、一条微信发言等都会在网络中留下踪迹，最后被转化为多种数据形式储存下来。这些被记载下来的大样本数据很容易接近总体本身，利用这些大数据进行传播效果的智能化分析就能帮助我们及时地了解传播的效果，为后续传播策略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五、构建现代立体传播体系
利用数字技术、现代通信技术，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和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等旧媒体相互融合，可以形成一个多层次覆盖、多语种播出、全方位联通的现代立体传播体系，并全天候、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开展国际传播，使中国声音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一）构建传输快捷、多层次覆盖的国际传播平台
运用现代卫星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技术，构建传输快捷、多层次覆盖的国际传播平台。把传统媒体在内容方面的优势和新媒体在传播方面的优势有机结合，通过数据挖掘、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加快建立适应现代国际传播要求的媒体采编、信息移动发布等传播平台，有效提升传播速度和效能。积极鼓励和引导互联网巨头参与，加快新媒体技术的应用，降低内容传播的门槛，使内容传播的手段和路径多样化，达到提升传播效果、扩大媒体影响力与传播力的目的。与此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开放、包容、创新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完善与现代立体传播体系相符合的网络信息传播体制，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下组建国家互联网信息传播办公室等机构，保证新媒体传播的健康发展和国际传播力持续提高。

（二）构建实时的、多语种播出的文化资讯服务体系
研究云翻译技术、文化的内容聚合与个性化服务技术、大规模数据检索及发现技术下的文化传播途径及方法，整合优质文化资讯，打破信息孤岛，构建实时的、多语种播出的文化资讯服务体系，实现优质文化资讯共享。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传播符号，语言与文化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语言的重要性，传播汉语言既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又是增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世界发达大国都把推广本国语言列入其国家文化战略，我们要充分利用西方近年来出现的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应用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制作通俗易懂的汉语言教育产品，加大汉语言的国际化步伐，振兴中华文化。

（三）构建科学、高效的网络文化传播安全预警平台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国文化传播和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首要的就是网络文化安全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及新媒体传播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化内容的无障碍传播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了严峻的问题。因此充分利用网络文化安全预警技术，积极构建我国网络文化传播安全预警平台，是保障我国现代传播体系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应当通过监控网络传播的信息，采集相应的数据并建库，然后对其中的敏感数据进行挖掘与分析，发现各种潜在的威胁因素，并及时发出相应的预警，为国家网络文化监管部门提供可靠的安全数据。为此，需要编制科学、高信度和效度的网络文化安全监测指标体系，通过相应的网络文化监测技术，收集网络文化风险各方面信息，通过信息处理，建立专门的预警机制，识别并评估网络文化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可能的影响与危害。

六、结语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正在茁壮成长，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我国的产能、技术、资金、经验与模式等优势转化为合作优势，让世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这同时也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从科技的视野，从“文化＋”“互联网＋”和“大数据”三个维度提出了提升我国文化传播力的具体路径。如果把传播看成是高铁，那么“文化＋”就是乘客，是传播的灵魂；“互联网＋”是引擎和车厢，是传播的载体；“大数据”是中枢管理系统，是传播的控制和反馈；现代立体传播体系则是轨道及各种配套设施，是传播的渠道。“互联网＋”和“大数据”必须依附“文化＋”而生；反过来“文化＋”必须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而发展；现代立体传播体系则是文化传播力的重要基础保障。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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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7.0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7-01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D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委托项目“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16JJD860009）。

作者简介：谈国新（1965—），男，江苏溧阳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