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大变局下拉美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回顾与反思

奥鹏网院作业

全球化大变局下拉美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回顾与反思
王森垚，张 媔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拉美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传统历史发展困境。经过国际组织、美国等多方参与推进，拉美走上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相继实行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经济领域不仅没有实现长久性经济繁荣，相反加剧了社会领域的贫富差距和矛盾。历史实践表明，拉美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展开、推进的一个环节。通过相关改革，拉美国家被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而金融资本也通过全球化制度布局和优势实现了积累目的。从现实结果上看，拉美的现代化之路未能从根本上摆脱结构性发展困境，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经济发展自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正确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方案。

[关键词]拉美；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实践困境

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综合体，新自由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走向，是考察百年变局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张“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资本全球化的政策选择。基于其最新实践情况的考察，学界有观点认为，当前包含民粹主义、逆全球化、“黄马甲”大骚乱等现象在内的欧美政治社会的调整与变局是新自由主义实践40多年来的逻辑结果[1]。而在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中，资本主义面临的诸多危机与挑战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断推进中而得以部分缓解。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一过程是通过“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而将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再分配到发达国家[2]（p186）。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体现了上述历史进程，是带有普遍性的特定区域发展史。20世纪末直至今天，拉美地区发生了低质量增长和不稳定性发展。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不是一种国别区域性的经济实践，如何看待拉美新自由主义，其实质是对发展中国家选择道路评价。重新回顾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在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拉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分析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起初是被视为一种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方案。拉美各国寄希望通过新自由主义相关结构改革带领其摆脱“低质量增长”的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存在着长期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包括自殖民时代以来形成的土地结构、贸易体系和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组成的拉美社会结构进一步制约着地区发展。20世纪80年代，面对全球范围的技术更新，传统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难以适应国际贸易市场的发展需要，而拉美本土精英们又无法提供有效改革方案解决本国债务危机。在互相交错连结的历史背景下，拉美深陷长期结构性发展困境中，新自由主义逐渐被各方推崇为能够带领拉美摆脱困境的现代化方案，成为拉美新一轮改革的首要选择。

（一）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
16世纪初，传统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将拉美纳入殖民版图。在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两国以拉拢少数本地贵族、殖民奴役和资本输出的方式，在拉美地区建立了延续到当代的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这种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是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等级制社会，社会财富、生产资料被少数精英掌握，相对贫困人口增多，社会问题凸显，是影响拉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拉美独立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在拉美地区建立了大庄园制度。从历史根源上看，这是一种长期制约拉美发展的不平等制度。其建立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土地所有权，殖民者利用武力获得土地，并以“授予”的形式建立了“家长式专制主义”色彩的庄园制度。对于庄园主和统治者来说，土地意味着财富和权力。大地产主按照宗主国的贸易需求和欧洲市场要求控制着本地劳动力，生产初级制成品[3]。宗主国凭借对土地的控制而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大地产主凭借对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使用而获得庄园内权力和贸易利润；小农场主和居民凭借租种土地、生产资料购买和产品销售渠道等依赖于大地产主[4]。这种以土地贵族为核心的土地政策成为划分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

独立后，拉美地区并未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作为一种权力仍归传统大地产主所有。大地产主与当政的考迪罗联合起来，延续着殖民地时期的土地集中和初级产品出口政策。为了提高出口贸易额，促进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大量公共土地进一步集中到大地产主手中用来生产可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大批因此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选择为庄园工作，这依然无法摆脱土地对于人身的束缚。这种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对拉美地区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一，依靠初级产品出口获得的国家财富来源不断地流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农民、劳动者无法获得对等收入。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凸显的同时，也制约了民众的消费能力，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其二，土地所有者凭借财富优势又进一步影响政治精英，从而制约拉美地区的民主发展。其三，依靠初级制成品出口战略而发展起来的经济系统，呈现出的是一种经济低质量发展状态，农业出口对外依附性较强，产业结构单一，一旦爆发危机就会造成国家收支不平衡。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不平等的土地制度造成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社会矛盾激化，进而阻碍了拉美现代化进程。

（二）全球产业链条中处于劣势地位
大地产制基础上的初级制成品出口战略，不但不能改变反而强化了拉美地区在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劣势地位。以初级产品为导向的国民经济，其繁荣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产品出口到国外。这是一种偏农业、轻工业的经济结构。在国际市场中，拉美在农业供应链中占据优势，但在工业制成品、技术研发等组成的产业链条的高端领域却处于劣势，国家需要进口制成品、先进技术、高端机器等获得发展支持。这是一种无法维持平衡的、存在“剪刀差”特点的贸易结构，而这种结构进一步造成了财政赤字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试图改变过去以初级产品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体系，走本国发展工业经济的道路。国家拉动型工业经济战略全面实施，拉美各国工业实力明显增强，经济迅速发展。然而，到了60年代，这种靠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弊端开始显现。其一，表现在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其二，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导致部分传统工业技术未能及时跟进全球化技术升级进程而日渐衰败。其三，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又造成了国家与市场结构性失衡。此外，工业化政策还导致了传统手工业者、劳动者失业率的攀升。不仅历史上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土地结构等问题未能消除，反而转化为新的形式存在下来。20世纪70年代，受周期性经济危机影响，拉美经济也再次波动，拉美地区爆发债务危机。周而复始的发展困境，让拉美领导人开始寄希望于新的经济政策寻求发展。

二、多方推动下的拉美新自由主义实践
智利首先于1973年尝试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随后，在地区内外多方推动下，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拉美地区的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实践方案。

（一）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决定性作用
国际组织是经济全球化倡导者，从一开始就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5](p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把实行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作为推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议题，而这些议题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相一致。实际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相关国际组织内部的“加权投票制度”放大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决策权，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决策”地位而施加影响、传播改革理念[6]。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利益、理念因而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世界贸易组织不想成为自由贸易的工具，而是要成为使世界贸易有利于那些最强大的国家的工具”[7](p140)。“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规则，管理着治理全球化的国际组织”[8]（序言）。20世纪80年代，为避免拉美债务危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美国和相关国际组织为拉美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以稳定秩序，以此为交换条件，他们为拉美开出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药方，以减少财政赤字为目标，促使拉美各国采取稳定货币政策，具体政策为实行贸易自由化、最小国家干预经济等改革实践。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本国企业补贴的过程中，拉美各国虽然吸引了国际资本投资，增加了外汇收入，促进了资本流动，但却导致失业率进一步攀升、公共投资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对外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等不良后果，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境[9]。

（二）新自由主义的传播途径
二战后，美国通过新政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战略成为世界强国，随后面临进一步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任务。这是因为，只有建立一个不同于旧殖民扩张规则的、满足新的资本全球扩张规律的系统性的国际交往机制，才能确保美国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积累体系的引领者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国际交往机制围绕着契约自由理念而展开建立，而契约自由理念真正落地，首先就需要获得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20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着手系统化传播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相关战略。相关学者赴拉美讲学，并选送拉美本土学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课程，传授相关改革思想。该项目获得了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美国寄希望于芝加哥大学的拉美本土学员们，学成归国以后传播新自由主义理念，改变政府经济发展观念，扩大理念影响力和认同感。1967年，智利发生学潮，整个智利除了“芝加哥弟子”所在的智利大学经济学院以外，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在学潮中关闭。拥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背景的学员们借此机缘建立了和商界的普遍联系，随后，智利商界人士开始邀请他们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积极主张用新自由主义理念改造智利经济[10]。在“芝加哥弟子”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拉美各国初步接受和实施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的政策，取消或减少对外汇的管控，开放金融市场，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总体上看，初期内外推动下的新自由主义传播战略有助于相关理念获得民众和改革者们的理解，形成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认同基础。随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以新的方式继续在拉美地区产生影响。

（三）从“贝克计划”到“布雷迪计划”
1985年，为应对拉美债务危机，美国提出一系列援助计划，被誉为“贝克计划”。该计划以提供资金贷款为内容，附带条件要求受援助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然而，作为外来方案，“贝克计划”提供的援助对于拉美各国的巨额债务仅仅是杯水车薪。从受援国家的角度看，每年需要偿还的贷款本金加上利息远高于获得的外来的新增贷款，并且，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各国落地，拉美地区每年获得的新增贷款逐渐减少，最后甚至未达到计划的金额。从援助者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并未履行援助义务，而是把解决债务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11](p180)。许多银行因而拒绝参加“贝克计划”，拉美各国的债务并未因此而得到缓解，资金外流现象明显。

1989年，拉美的债务问题持续发酵，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不断下降、社会动荡也进一步导致政局不稳。上述问题波及美国对拉美的贸易出口，进而导致本土相关产业工人失业率的攀升。1989年3月，美国联合国际组织，推出“布雷迪计划”，旨在进一步削减拉美债务负担，促进拉美经济增长，帮助拉美摆脱债务。按照附带条件的要求，受援国家同样要进行市场自由化改革。

来自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援助计划和改革药方，其主要内容和核心逻辑在于以紧缩的货币政策，限制国家对经济政策干预，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而市场则在调节就业、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资本融资等方面扮演主要角色。这是一种成就发达国家利益和美元霸权的隐形战略。一方面，国际资本有机会以援助的方式成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控制者；另一方面，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以外汇市场为中介而影响拉美经济发展。其结果是拉美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大量财富被外汇市场、国际资本转移到发达国家。

（四）私有化到自由化的具体改革措施
从实施过程来看，虽然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不同国家具体主张有所差异，改革进程速度也不大一致，但拉美大部分国家都进行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等相关改革实践。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私有化改革。这一进程大体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国企、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在内的，涉及国家控制的行业基本上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其二，贸易自由化改革。通过取消关税，打破贸易壁垒，实行区域自由贸易等措施，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推进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其三，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采取以银行私有化为内容的放松政府监管改革，使各国央行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出来，削弱政府对银行的管控力度。

通过改革，政府在出售国有企业、金融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具体措施中获得了高额收入。但由于过于相信资本市场开放，政府在“最小国家”化的进程中并未跟进健全完善相关配套监管措施，资本流动性增强的同时也蕴含着来自资本天然的投机性的冲击风险。总体而言，拉美新自由主义推行的私有制改革方案实际上继承和扩大了拉美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国际资本的介入将拉美纳入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并没有根本解决自身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

三、拉美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美国基于拉美经验总结了“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形成了得以向世界扩张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此同时，作为“先行者”的拉美，在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方案一段时间后，改革效果已经初步显现。拉美地区的经济取得一定发展，债务危机得到了缓解，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率都降至可控范围。拉美地区的经济效率，贸易出口量都有所提升。金融自由化改革吸引了外国资本的投资。然而，从长期看，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带来的影响弊大于利。

（一）新自由主义实践下，拉美经济不升反降
20世纪90年代，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这一时期，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2%，远远高于80年代的1.5%，出口额增长率为7.9%[12]。墨西哥于1989年开始摆脱长期衰退的经济困境，在随后的五年里取得高速的增长。阿根廷实行改革的最初几年，也于1991年和1992年分别获得10.6%和9.6%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近几十年历史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11](p273)。

然而这一经济繁荣背后却存在着“泡沫”隐患。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金融资本的短期投资驱动，而非依靠资本投资实体产业来拉动，而后者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长期性的。总体上看，拉美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均有所下降。如果以1981年为界，对比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前后20年时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分别从5.59%、1.96%降为2.15%、0.34%[13]。其中，阿根廷一度位居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曾高达8000美元，而到了2002年已降至2665美元，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14]。同时期，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面临类似经济发展滞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错失同时期的全球化快速推进的发展机遇期。解决债务危机曾经是拉美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巨额利息、外来短期投机性资本非但没有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反而成为拉美依附外部组织和投资国、阻碍拉美发展的沉重负担。例如，阿根廷、巴西的外债、公共债务曾一度占其GDP比重的一半以上。1995年到2003年，巴西的公共债务增长了十多倍，每年用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美元外资大部分用于还本付息。外债像滚雪球一般不断膨胀，困扰着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5]。金融自由化的政策放松了对资本进出的监管，金融安全隐患骤然上升。在阿根廷，外资逐步控制了商业银行的62%—68%股份，2002年债务危机波及社会稳定，外资银行为维护自身利益，避免危机造成损失，以偿还母行贷款、增加股东分红、出售股份甚至采取非法手段等各种形式转移了大量资金[16]。

（二）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贫困和社会对立
总体上看，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而有所削减，私有化导致的失业、自由化导致的贫富差距等系列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和社会对立。

基尼系数不断攀升。《拉丁美洲社会状况》（2002—2003）分析了14个国家在1997—2002年的经济数据，结果显示其中有九个国家的基尼系数维持原状或进一步恶化，而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的趋势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其中阿根廷、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的基尼系数分别上升了11.3%、9.4%和8.4%[17]。

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整整十年间，阿根廷无论是绝对贫困人口数还是相对贫困人口数都大量增加，约3000万人脱离了中等收入群体阶层，全国实际平均工资下降了20%，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从1998年的32%攀升至2003年的60%。而在巴西，据《巴西地理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巴西10%的富人拥有全年近一半国民收入，10%的最贫困人口仅占有国民收入的1%，前10%的富有阶层与后10%贫困阶层的人均收入比例将近80倍。据世界银行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巴西1%的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和平均财富总量分别为其他99%人口的25倍和110倍[18](p294 p214 p215)。

（三）新自由主义发展困境导致了频繁的政治动荡和危机
随着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拉美曾经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期走出经济困境的愿景破灭，这引起民众的不满，进而导致政治动荡和反体系运动的高涨。从1997年到2003年，两任厄瓜多尔总统、阿根廷总统、玻利维亚总统和海地总统先后在群众抗议中被迫下台。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活动持续不断、墨西哥1994年爆发了恰帕斯州农民反抗运动。2001年12月，阿根廷发生全国性的社会骚乱，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复发生。与此同时，旨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拉美地区性组织和论坛相继成立。例如，成立于1990年的圣保罗论坛，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拉美地区甚至是世界范围最重要的以左翼政党为主导的论坛，旨在探索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方案，在此基础上，拉美左翼力量于2001年发起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并将其纳入这一非政府组织的核心，共同开展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活动。

新自由主义造成社会治安恶化。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犯罪率不断升高，暴力事件增多。1994年，墨西哥相继发生了两起骇人听闻的政党领导遇刺事件。在巴西，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最大、最直接后果同样表现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例如，圣保罗的黑社会问题；里约热内卢的犯罪率问题凸显等[14]。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还造成反政府武装事件的增多。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采取袭击军事设施和警察、绑架、搞恐怖爆炸活动、破坏石油生产管道等恐怖活动给地区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安和动荡。例如在秘鲁，仅1994年一年，反政府武装暴力活动就达2.3万次，对国家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社会损失[19]。严重的社会动荡直接关系到投资环境的恶化，这进一步降低了外资的投资信心，成为影响拉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因素。

四、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道路选择
从现实表现看，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因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而高质量推进。相反，新自由主义成为拉美地区20世纪末发展困境的重要因素。如何评价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道路选择的重要经验。

（一）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
总体上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沿着“中心—边缘”空间拓展线索有序整合推进的，而“新自由主义的总体进程因此借助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机制得到了极大推动，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迫使他人也跟随其后”[2](p100)。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步是将发达国家纳入其历史链条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福利制度改革、经济法规改革和劳工关系协调等，都围绕着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一系列改革释放了资本活力，解除了资本流动壁垒，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利益组织组成推广新自由主义的“联盟”，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推进提供了组织条件。随后，新自由主义又将发展中国家整合进其全球化体系中。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即是新自由主义普遍历史进程的一个具体阶段。在这一时期，拉美虽然通过自由贸易、私有改革等获得了外汇、资本融资等，但却成为金融资本投机的目标国家，这意味着外国资本有机会通过实体产业、资本市场等获得拉美经济发展的实际支配权，也意味着拉美地区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全球竞争的自主性，逐步依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

（二）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进一步成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的整合民族国家的能力，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以资本扩张为动力的发展史。一方面，大工业生产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对此曾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0](p166)另一方面，资本扩张为世界市场的扩大提供了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可以单独书写一部世界史，资本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21](p198)。不仅如此，资本还通过实现剩余价值、支配剩余劳动等日益获得了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被资本主义视为实现资本积累的基本单位，而大工业生产为这一过程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通过利用国家权力、整合国家利益、影响规范政策、跨越国家壁垒等环节，采取系统性战略将单个民族国家整合进了全球化进程中。当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互嵌入，不断推进民族国家进入新自由主义叙事逻辑中。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恰逢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相继经历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时代。由于资本在商业资本、产业资本时代并不具备强大的整合民族国家的能力，因此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时代的资本扩张具有依附于“民族国家”的特征。随着资本形态的成熟，资本扩张不再满足于早期积累形态下的生产和集中，它开始利用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战争危机、体系重塑、制度红利等，冲破民族国家、整合民族国家而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式进行。金融资本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基础之上的积累主体。“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体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22](p169)金融资本凭借资本规模优势，在拉美地区完成了符合自身利益的资源配置，在将拉美纳入国际金融体系时，也提升了对这一地区的话语影响。但是拉美地区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市场波动时，因国际金融规则话语权弱、出口导向战略下的经济依附性、外部资本投机性等因素的存在，而难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影响，危机也因而波及经济社会发展。

（三）拉美改革论证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对比拉美困境，从侧面更加印证了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巨大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对内发展工业产业，对外践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对于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具有重大意义。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战略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的经济从稳固发展到飞速发展进行了生产力布局。正是这一战略，才能保障中国能够立足本国国情，不受干扰地发展经济，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业体系建设、改革开放进程。在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引领下，中国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全产业体系。改革开放恰逢新一轮全球化的飞速推进，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为中国走对外开放之路、打开国内市场提供了基本的生产力基础。也正是在独立自主的发展前提下，中国能够稳步地推进改革开放，打开资本市场，释放资本活力。拉美困境从反面更加印证了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

五、结语
总体上看，以金融资本为驱动力，以新自由主义方案为其外在形式导致的拉美困局仍然在发酵。进入21世纪以后，拉美左翼组织走上历史运动的前台，成为执政党以后，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方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贫富差距，缓解了新自由主义方案给拉美带来的冲击和资源掠夺。在国家发展方面，坚持国家主导的经济改革，避免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制造成的贫富差距和资源掠夺；坚持人民参与型的民主体制改革；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计划，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年来，拉美左翼执政陷入低谷，拉美政坛面临右摆的钟摆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依附状态让拉美未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摆脱困境。长期的依附状态导致政治架构、社会结构都处于多方博弈的不稳定状态。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亦不允许拉美走独立自主发展之路。拉美改革之路依然漫长。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存在，以及其服务资本帝国的目的，导致新自由主义提供的国家现代化方案和全球化制度安排不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

参考文献：

[1]宋朝龙.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世界与中国的认识——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专题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8（6）.

[2][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M].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简明拉丁美洲史[M].王宁坤，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4]董敏杰，梁泳梅.“拉美模式”历史根源和不平等的长期影响[J].改革，2014（2）.

[5][俄]坦基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抑或全球美国化？[M].王新俊，王炜，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6]姚大庆.加权投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J].世界经济研究，2010（3）.

[7][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美]约瑟夫·E.斯底格利茨.逆潮全球化[M].李杨，唐克，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9]黄静波.国际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10]朱安东.“芝加哥弟子”与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泛滥[J].红旗文稿，2006（21）.

[11]陈平.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拉丁美洲经济结构改革1973—2003）[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2]韩琦.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J].拉丁美洲研究，2004（2）.

[13]苏振兴.自由主义“退潮”，本土发展理论复兴[J].红旗文稿，，2008（6）.

[14]靳辉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与拉美左翼运动的崛起[J].江汉论坛，2014（2）.

[15]李长久.债务——拉美动荡之源[N].经济参考报，2002-08-21.

[16]沈安.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启示[N].经济参考报，2002-06-15.

[17]苏振兴.增入、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J].拉丁美洲研究，2005（1）.

[18]卫建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个调查报告[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

[19]徐英.影响拉美社会安定的几个因素[J].拉丁美洲研究，1996（4）.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7.007

[中图分类号]D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7-005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18BKS087）；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和发展趋势研究”（19LLKDA012）。

作者简介：王森垚（1988—），男，河南新蔡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张媔（1988—），女，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