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作用及优势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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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作用及优势探赜
——基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经验逻辑
陶 磊1，2

（1.云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2.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威远镇人民政府，云南 景谷 666401）

[摘 要]在脱贫攻坚具体实践中，新乡贤是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实践运行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新兴主体，新乡贤在集体认同、聚合资源、约束集体失范、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逐渐发挥了特殊作用；因而逐步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关注。从当下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形成的实践经验分析，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正逐步成为顺利开展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工作的突破口之一；与其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应，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身份、形式、结构和功能优势。由此及彼，各级政协组织应充分运用新乡贤的特殊作用和独特优势，将其推广到可以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各个领域，为后脱贫攻坚时代创新贫困地区的协商治理提供帮助。

[关键词]新乡贤；协商民主；作用；优势；脱贫攻坚；经验逻辑

一、问题缘起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1]为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打赢这场艰巨的当前战役，兑现这句庄严的时代承诺，自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的重要指示以来，相对于过去“撒网式”“粗放式”扶贫，全国上下全面开启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工作模式。这就意味着：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是脱贫攻坚采取的具体工作措施，因而研究脱贫攻坚问题就必须下沉到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问题。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3]当前在广大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正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因而就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事务开展协商已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常态，其间催生和形成了一些新的基层协商民主做法或模式且各自发挥了积极作用。

伴随脱贫攻坚和基层协商民主的共同发展，近年来，新乡贤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新兴主体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具体工作中逐步发挥了一些特殊作用、显示了一些独特优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力量，逐步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关注。因此，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经验逻辑出发，探寻到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特殊作用和与之对应的独特优势，并将其总结上升为一种协商民主的新兴模式，不仅能为总结脱贫攻坚工作的基本经验提供帮助，还能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提供参考，更能为后脱贫攻坚时代创新贫困地区的协商治理提供现实启示。

二、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
探究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特殊作用和独特优势必须要确定新乡贤的范畴，即对新乡贤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新乡贤的身份进行认定。此外，还要通过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工作的要求及特点，结合协商民主的主客体关系找到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必要性。以此建构理论基础方能开展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实践研究。

（一）何谓新乡贤？
新乡贤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乡绅、乡贤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用语相关的一个新名词。历史中的乡绅、乡贤主要由科举及第未入仕途或者落地士子、地方上比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返乡或赋闲在家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组成[4](p338)。新乡贤最早在2008年以“媒体用词”出现在《绍兴晚报》，后于2014年出现在《光明日报》陆续推出的“新乡贤与新农村”专题报道中，由此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从2015年起中央连续四年在“1号文件”中使用了“新乡贤”并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培育新乡贤文化提出了要求[5](p76)。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新乡贤的概念作了解释和界定，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基于新乡贤参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经验逻辑，结合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实践考量，笔者认为：新乡贤是指出生或一定时期内生长于当地（乡镇、农村），成人后仍在当地工作生活或虽在外地工作生活但心系当地，在政治、经济（财富）、文化、社会、教育、医疗、科技等特定领域具有一定才能，愿意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承担社会责任且品德、学识、能力等得到当地群众认可的能人志士；亦可将其视为基层精英群体。据此，针对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特定场域，从理论探讨的角度出发，笔者拟从四个方面给出新乡贤身份认定的标准且缺一不可：其一，必须出生或者一定时期内生长于当地，这里的当地特指一定行政区划内的乡镇及农村；其二，成人后在外地工作生活的，需满足经常牵挂和关注当地发展的要求；其三，在特定领域具有一定才能；其四，得到当地群众认可。

（二）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必要性
当前贫困地区正有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在各地探索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实施路径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新兴协商民主的基层探索，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体现了典型的方法创新，并且在具体的实践中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脱贫实效。从化解当前脱贫攻坚难题、寻求破解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现实困境之道的角度来看，新乡贤是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研究和推动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基层实践的必要性。

其一，新乡贤可以作为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协商是一种交往形式，是主体通过共同商量以寻求共识、达成协议、协调行为的途径[6](p9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发挥人民团体在协商民主的渠道开发和运用方面的积极作用[7](p29)。新乡贤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诞生于社会语境下的一个特殊名词，不仅仅是个体的人，还是整体的一群人，或者说一个特定的人民团体且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因而它具备作为人民团体参与协商民主的必要条件。所以新乡贤是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主体。

其二，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与贫困群众话语表达的主体性诉求高度契合。贫困群众受传统思想影响，外加受教育年限不长，大多语言表达能力不强致使他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但其内心却渴望与外界沟通和交流。按本文的身份认定标准，新乡贤对贫困群众的主体性诉求会非常了解，可作为贫困群众的“代言人”。因而新乡贤加入脱贫攻坚进程自然可以构建起“贫困群众—新乡贤—基层政府”三位一体的协商民主体系，贫困群众便可以通过新乡贤充分表达个人观点或集体诉求。

其三，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能够有效提升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民主决策质量。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并非单一性工作，单纯依靠挂包人员或村干部的“代言”显然不足以全面推进工作，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贫困群众往往比较信赖新乡贤，对其认可度超出他人，因而新乡贤可以就公共事务“代其发言”进而增强民主决策质量。

其四，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有助于共建共享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成果。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不仅针对贫困群众，还需要针对特定区域实施整体扶贫，因而肯定存在大量“公建”设施和成果。在具体实践中，一部分贫困群众不愿意参与公共建设，或认为“公建”成果应属于其个人；然而受传统科层制影响，基层政府与贫困群众容易就此事务形成结构性紧张阻碍工作开展。新乡贤的加入正好可以缓解这种紧张，并且可以从基层政府的角度给贫困群众做思想工作，最终让他们自愿共建共享。

三、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作用及优势：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一个实践经验
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协商民主实践在我国现行民主政治制度范畴内比较常见，但是将其延伸至乡镇、村寨层面的鲜见，已有的少数也是近几年才陆续出现。纵观脱贫攻坚历程，正是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出现才使得协商民主可以具化到乡镇和村寨。从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实践来看，新乡贤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侧重于县（区、旗）、乡镇、村、寨（村民小组）四级，通过四级联动逐步发挥其特殊作用、显示其独特优势。具体可以归纳为：其一，新乡贤的身份优势凸显了其获得集体认同的作用；其二，新乡贤参与协商民主的形式优势凸显了其聚合资源的作用；其三，新乡贤群体的结构优势凸显了其约束集体失范的作用；其四，新乡贤的功能优势凸显了其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作用。

（一）集体认同：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身份优势
认同是主体源于感性接受，尔后历经理性审视主动内化于心地接受客体，并外化于积极表达出与客体一致的认识和相同的看法。集体认同则是特定区域或空间内，具有共同认同归属的集合体，即人的群体。身份是人在特定阶段固有的、相对恒定的内在属性，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标志，同时也是一个人可以归属为一个群体的显著标识，贯穿于人的出生、成长、工作、学习和生活全过程，最终决定着人的内在本质、外在形态和价值取向。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一定区域内的贫困群众，比如：同一个村的所有人就是一个集合体，一个人的群体。新乡贤因语言、情感、才能、价值、受尊重和敬仰等因素，很快会获得全村的集体认同；尤其是获得贫困群众的集体认同。其一，新乡贤具有与贫困群众一致的母语、方言和用语习惯，很容易拉近彼此距离。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当新乡贤用母语与之交流时，语言认同会立刻促使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快速上升为强烈的亲和力。其二，新乡贤一般都出生或成长于当地，贫困群众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和相同的生活记忆，有的甚至是“好邻居”“老相识”，两者自然形成情感信赖，彼此再交流和再交往的过程中不仅增强了亲近感，还会逐步转化为情感认同。其三，新乡贤是在特定领域具有一定才能的“当地人”。经过语言和情感的碰撞，在语言认同和情感认同双重作用下，贫困群众会发自内心地认为新乡贤就是“自己人”且是一个有才能的“自己人”；才能认同即可快速提升贫困群众对新乡贤的信任度。其四，新乡贤是愿意为家乡作出贡献的有才能的“自己人”而贫困群众是希望得到帮扶尽快摆脱贫困的人，两者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很容易寻求到共同的价值支点，价值认同自然形成。而价值认同的形成又能够进一步提升贫困群众对新乡贤的信任度。其五，处于弱势一方的贫困群众在与代表着优秀、先进一方的新乡贤多次交往后，在语言认同、情感认同、才能认同、价值认同的多重作用下，会对新乡贤产生羡慕和留恋；久而久之，这种感性的羡慕和留恋会逐步上升为理性的尊重和敬仰。在口口相传和实际接触的传播效应中，非贫困群众也逐步加入集体认同的行列；使得新乡贤因独特的身份优势获得了牢固的集体认同。显然，新乡贤除了具有“有才能、受人尊敬的当地人”身份之外，还具有“贫困群众/村干部/挂包人员/基层政府”“中间人”的身份。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集体认同可以在贫困群众与村干部之间、贫困群众与挂包人员之间、贫困群众与基层政府之间、贫困村与基层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为开展脱贫攻坚协商民主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二）聚合资源：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形式优势
聚合资源是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首先做到聚合资源，才能进一步整合资源，最终让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受自然条件、气候因素、资源数量等影响，资源短缺往往成为一种现实困境；尤其在连片贫困地区，这种困境更加明显。破解这一困境，基层政府不仅需要统筹协调好物资生产、质量达标、资源分配、安全运输等工作，还需要协调各方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完成上述工作就需要大量高质量、高效率的协商，于是基层协商民主便深入其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一种新的基层协商民主已经在广大的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出现，接受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特殊场域检验的同时正在逐步发展壮大；这种新的“乡土”模式正通过新乡贤这个新兴主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破解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中时常面临的资源短缺困境，新乡贤积极主动地投入聚合资源的工作中，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在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进程中显示了独特优势，发挥了及时有效的作用。其间灵活多样的形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参与协商民主时新乡贤呈现的组织形式，另一个是新乡贤参与协商民主时采用的办法形式。

其一，从参与协商民主时新乡贤呈现的组织形式来看，可以形象概括为“既可单兵作战，也可协同作战”。新乡贤在具体参与解决资源短缺困境的问题时，通常会结合自己的特定才能或工作领域展开实践。有时是新乡贤个体所为，比如：L镇因钢筋短缺无法按期完成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的房建任务，新乡贤A正好在一家大型国有钢铁集团工作；于是他以个人之力与集团开展协商，最终为L镇解决了实际困难。有时是新乡贤集体所为，比如：L1村因饮水工程建设需要占用L2村的部分集体土地，由此产生争执无法调节。出生于L1村的新乡贤B回乡祭祖恰巧听说此事，于是联合本村的其他新乡贤主动找到曾在L2村生活过的新乡贤C，经过两村新乡贤们的民主协商，两个村委会在新乡贤集体监督下再次进行了协商，最终圆满地化解了分歧，顺利完成了饮水工程建设。

其二，从新乡贤参与协商民主时采用的办法形式来看，可以高度概括为“直奔主题迎难而上，灵活而不失原则”。新乡贤在脱贫攻坚期间为了聚合资源所采用的办法可谓琳琅满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奔着聚合资源解决困境而去。比如：建档立卡户D家的房屋被鉴定为C3级危房，但是按规定需要开始动工维修才能拿到补助资金，而恰巧挂包人员无法为其垫付资金，多方协调无果正在发愁时，开办砖厂的本村新乡贤F听说此事后立刻电话通知厂里直接把砖头拉到农户家，让其先动工维修待拿到补助款之后再行支付，既帮助了该贫困户又守住了扶贫政策原则，问题迎刃而解。再比如：G村的新乡贤H听说养育自己的村子被评定为贫困村，于是主动联系了在各行业工作的本村其他新乡贤，经过民主协商自发组建了一个由建筑、医疗、教育、网络、水电等行业构成的帮帮团，在G村整村脱贫的实践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约束集体失范：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结构优势
失范是社会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即失去了应该固守的规范；具体可划分为思想失范、语言失范和行为失范。集体失范就是指特定的人的群体在具体的社会人际交往过程中，因对一定事务的认知不一而出现的思想或语言或行为失去应有规范的现象。因此，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需要及时制止个人失范进而约束集体失范。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部分贫困群众会因为与基层政府，就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具体事务的认知不一而出现失范，且主要集中表现为语言失范和行为失范。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制止，不仅会影响工作进度，还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集体失范，以至于严重阻碍甚至破坏脱贫攻坚工作。结构是事物的形态属性，在一定阶段是相对固定的，一般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新乡贤作为“基层精英”群体，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时并非只有个人在参与，更多情况下是多个新乡贤的群体参与，因而新乡贤可视为一个特殊的人民团体；从结构形态来看，它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组织体。

从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实践来看，新乡贤群体具有特定的结构表现。从外部结构分析，它是一个具有横向协作逻辑的“扁平型”组织结构，可以凝聚起平行面能够触及的所有力量。从内部结构分析，它是一个具有多维行业属性的“集合体”组织结构，可以发动起所能覆盖行业的多重力量。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看似松散，实则方便灵活，它既可以站在基层政府的角度“自上而下”地嵌入脱贫攻坚工作中，还可以依托贫困群众的视角“自下而上”地嵌入脱贫攻坚工作中。“双重嵌入”的结构优势使得新乡贤能够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实践中通过协商民主及时有效地制止贫困群众失范，更能在贫困群众、贫困村、贫困地区的集体失范中起到约束作用。一方面，现行“科层制”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了典型的纵向垂直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实践中因信息传递递减、语言沟通不畅、思维逻辑迥异等原因，偶尔会造成贫困群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结构性紧张，甚至造成贫困群众的语言失范和行为失范。新乡贤群体固有的横向协作逻辑的“扁平型”组织结构正好可以抵消或缓解纵向垂直管理带来的结构性紧张。比如：在精准识别工作中，部分群众受“等、靠、要”思想的侵蚀，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当被识别为建档立卡户。在其递交申请后，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按程序进行了民主评议未予通过，基层政府对其收入测算后按规定予以驳回；此时该群众因未能实现诉求容易与村干部、基层政府形成结构性紧张，在其亲属的挑唆下又容易假想村干部依赖于基层政府、受基层政府控制、自主权孱弱，极有可能演变为个体语言失范、甚至是行为失范；语言冲突、行为冲突一触即发。该突发性事件如果处置不当，该群众极有可能纠结其亲属和好友造成集体失范。新乡贤作为被全体村民认可的、有才能的、受人尊敬的“中间人”出面调解，不仅可以缓解紧张局面，还能及时制止群众的个体失范，从而有效约束和管控可能隐藏的集体失范。另一方面，构成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每一项具体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单一部门或行业就能完成。然而落到村寨一级的具体项目会因村干部的认知水平有限、跨行业协调能力不足、基层政府人员紧张等因素变得迟缓、甚至停滞，从而引发村民不满，存在集体失范的风险。新乡贤群体固有的多维行业的“集合体”组织结构正好可以嵌入其中，既可以缓解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压力，又可以解决村寨的实际困难推动项目实施，更可以约束可能存在的集体失范。比如：村寨人居环境工程，看似属于单一的环境建设，实则需要党建、宣传、环保、园林、基建、卫生、电信、水务等部门和行业共同发力才能顺利完成。单凭村寨和乡镇工作人员是难以较好开展项目的，极容易受到村民“诟病”。新乡贤群体却可以通过民主协商较快地整合起多部门、多行业的力量，实现人居环境工程的顺利开展，防止集体失范的发生。

（四）激发内生动力：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功能优势
内生动力是一种原生力量。心理学范畴的内生动力是指有机体依据特定需要而自主产生的一种内部推动力，由内向外追求实现该需求而驱使有机体产生对应的行为。贫困群众并不是天生就甘于贫困，他们也有过上好日子的需求，也有对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期盼[8](p137)。因而笔者认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指为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生活需求而由内向外产生和释放的自主原生动力；这种力量能够驱使贫困群众产生脱贫致富的具体行为。需求本是人的固有属性，人都是在追求和实现自我需求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从而促使自我进一步发展。因此，需求是人产生内生动力的基础，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首先要帮助其明晰和夯实需求进而帮助其扩大需求。然而，在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实践中“内生动力不足”却是致贫原因之一，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贫困人口缺乏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自强意识，宿命论思想较为严重[9](p126)；虽然各地都在实施扶贫扶智，强调政府和社会“他扶”与贫困人口“自扶”有机统一[10](p137)；但仍旧不能完全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在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实践中，新乡贤因其独特的功能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群众明晰和夯实需求进而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这种独特功能可以从四个维度加以概括和论述。

其一，传导政治的功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和国家发起的政治动员令，其目的在于满足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政治属性。党和国家的这一政治举措和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需求高度契合，按常理不需要过多传导就能让贫困群众清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建档立卡户却将其等同于“国家包办”的单向行为，严重阻碍了基层政府/贫困群众双向行动摆脱贫困的进程。无论基层政府、挂包人员、村干部如何做思想工作都不能“撼动”其“固有认知”，激发其内生动力也就无从谈起。然而新乡贤却可以通过与贫困群众协商传导的方式，把“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把“政治行动也需要个体参与”的道理潜移默化地植入贫困群众的思想中，让其真正了解党和国家的伟大政治抱负。

其二，榜样带动的功能。贫困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业扶持是帮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有效办法。因而基层政府会因地制宜地选择一些产业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然而部分贫困群众会因“害怕失败导致更穷”思想的作祟出现等待和观望。新乡贤却主动为之，带头建设和发展基层政府选定的产业项目并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惠，形成了无声的榜样效应。此举不仅帮助贫困群众打消顾虑明确了通过产业发展摆脱贫困的思路，还以实际行动激发起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逐步带动广大贫困群众投入产业发展的行列中。

其三，凝聚力量的功能。当贫困群众明确了摆脱贫困的自我需求后，挂包人员会针对建档立卡户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帮扶措施和发展规划，但是单凭挂包人员和包保户的力量是不足以快速脱贫的。此时，新乡贤凝聚力量的功能便充分展示出来：通过有效协商凝聚起帮扶措施和发展规划所需的力量，从而激发起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助其早日脱贫。在具体实践中，有的新乡贤还会把整个村寨的建档立卡户组织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组成合作社、建立产业发展团队，在共建共享中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其四，教育引导的功能。要激发起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除了明确和扩大其需求以外，还需要辅之以必要的措施，扶志和扶智就是其中有效的措施。贫困群众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文化素质偏低，对挂包人员、村干部的“大道理”普遍存在抵触情绪；以说教的方式对其开展扶志和扶智教育效果不佳。然而新乡贤与贫困群众大多具有情感交集、语言交集或成长交集；在日常交往中，新乡贤可以在不经意间向贫困群众讲述自己艰辛的“发家史”助其逐步建立信心、树立远大理想；也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向贫困群众介绍新知识、新技术助其逐步意识到智慧和能力的重要性；这样的教育引导显然更具亲和力和说服力，使得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逐步增长，由此获得摆脱贫困的原动力进而转化为实际行动。

四、结语
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对于提升脱贫攻坚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方面，有效地促进了脱贫攻坚工作长效机制的形成[11](p49)。新乡贤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概念，它代表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愿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基层精英”群体。虽然笔者做了新乡贤身份认定标准的理论探讨，但始终无法给予他们明确的政治身份。因此，党和国家不仅要给予新乡贤高度关注，还应该在政治身份上给予明确的身份界定，使其获得政治荣誉和身份归属，以此激发他们更好地投入基层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从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发挥的作用和具备的优势而言，各级政协组织应当率先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将新乡贤吸纳为基层协商委员，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其身份困境，为其参与深度协商民主提供合法化保障；从而构建一种新型而非新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模式。脱贫攻坚胜利在望，后脱贫攻坚时代即将到来，只有党和国家切实解决了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实际困难，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新乡贤真正“回归基层”“回归农村”，建立起新乡贤与基层群众“手牵手”“心贴心”的更加牢固的沟通桥梁。唯有如此，党和国家才能够真正把新乡贤参与脱贫攻坚协商民主的启示转化为新一轮的实践和创新，将其作用和优势推广到可以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其它领域，为后脱贫攻坚时代创新贫困地区的协商治理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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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7.004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7-0031-07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西南地区贫困县精准扶贫的民众共识研究”（2019J09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陶磊（1984—），男，云南普洱人，法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云南省景谷县威远镇副镇长（挂职）。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