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哲学考问：存在、逻辑与革新

奥鹏网院作业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哲学考问：存在、逻辑与革新
秦 龙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哲学考问，一方面是对“时代哲学土壤”的全面性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哲学时代灵魂”的彻底性反思。“如何让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新的样态切中现时代？”这是一个严谨的理论性问题，更是一项艰巨的时代性课题。通过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存在之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之绎”以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革新之态”三个逻辑相连问题的哲学追究，可以捕获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可能，确证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崭新形态，夯实世界治理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哲学考问；存在；逻辑；革新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触及人类生存发展与实现问题，作为跨越时空语境的重要思想，其理论形态是否以及如何能切中时代之需，是亟待考证的重大问题。当前，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已经呈现多元化、多路向的流变，必须嵌入时代之于哲学的土壤和哲学之于时代的灵魂，基于“时代性表征、民族性内容和个体性诉求”的多重维度，遵循“批判重建”的思维路径，考问“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这就需要深度剖析马克思共同体的存在之在、逻辑之绎和革新之态，以此重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存在合法性，澄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逻辑，生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新形态。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存在之在
一个理论能够被时代需要并存在于这个时代，就必须有“在”的意向性和“在”的确定性。“在”的意向性绝非主观性存在，而是取材于人类产生之后的客观世界、萌芽于人类物质实践中。因而，剖析思想产生与变化的客观实在是确证思想本身客观“在者”与规定“在”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指出：“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1]（p31）由于人们离开土地及土地所衍生的生存资料将无法生存，“土地”便作为人类意向中共同体的“在”应运而生。但意向中共同体的“在”仅有“土地”无法满足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因而作为人类繁衍的表征与根基的“血缘”便成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客观实“在”的实质。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纽带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存在之在的现实基础。由于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的直接对象和直接来源在表象上愈加远离“土地”与“血缘”，马克思共同体存在的客观实“在”在形式上显得模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在”似乎逐渐淡化。其实，唯物史观的历时态及客观实在的现时态表明，马克思共同体的“在”从未离开。只是客观实“在”的纯粹客观次位降低、客观存在的表征升级。主要体现在“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中人化自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货币资本等对于客观实“在”的裹挟：遮蔽式的客观存在表征试图曲解发展的客观根基、多样化的话语表达企图消解马克思共同体之在的话语表述方式、单一性的逻辑模式逐渐扭曲甚至遮蔽了客观实“在”。毋庸置疑，在“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及“真正共同体”中“土地”与“血缘”作为客观实“在”依然客观存在。因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客观基础上始终具有确定性。

同时，我们应当反思，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客观实“在”背后隐匿着最根本的“在者”的“在”。“在者”背后的“在”是客观实“在”的规定性，表现为客观规律。“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2]（p387）正是看到这一点，马克思深刻挖掘到人与人联合形成共同体的根因。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类在自然客观规律爆发的能量面前的弱小状态致使人与人之间选择联合形成共同体。当共同体生活中的社会规律内容不断显露，自然规律的“在”并没有消解，而是以基础隐性规律形式内化在社会规律中存在。在社会规律中，“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1]（p35）。这种紧张与松弛的更迭维持着人类社会发展“在者”的“在”的大部分平衡。正是可认知且可遵循的自然规律与始终处于确证和超越状态的社会规律的差异、运行和波动，保持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者”背后“在”的理论张力与现实辐射力。这里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构成了共同体背后的“在”的可能与规定。

除此之外，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内含的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在”也不容忽视。“自然是人的法则”“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不同的历史时代凝练出不同的关于“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关怀。马克思也把“人”置身于时代加以深度凝练，构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中关于“人”的客观之“在”。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范畴中，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在”统合客观实“在”与“在者”的“在”，又试图超越实体“在”，找到关于“人”的终极“在”的客观规范。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人”的终极存在总是试图通过历史与现实通体划定的方式对人类存在发展加以判断、说明和评价，并通过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来寻找“人”的永恒性价值。这里的“根据”“标准”“尺度”便构成了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在”。这种“在”主要是通过原则是否普遍、价值是否终极来进行确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于在不同的阶段发展水平和人类认知的限度，普遍原则与终极价值从囿于自然的未知、权力的僭越，历经货币和资本的裹挟，再到陷于多元与失序的泥潭。但寻求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在”的脚步从未停止，其内在核心与致思逻辑不断完善并逼近“在者”的“在”。因此，此“在”在。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存在之“在”的哲学剖析，除了作为“在”的肯定，还要有作为“在”的批判，这是哲学考问的题中之义，更是对内在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在的辩证统一的辨明与澄清。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存在之在的批判，主要以共同体中实实在在的人为主体来完成。人的有限性和创造性凸显了人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在这一意义上，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结底都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表现为主体人内涵的批判与否定在各个节点上的生产、再生产，致使共同体随之不断转入发展、消解与重组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3]（p748）在肯定共同体作为客观生产力的基础上，马克思把人视为统合主、客体生产力的主体，肯定了人所具有的一切否定与批判的可能。这种对“在”的批判，构成这一思想“在”的完整境遇。

“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2]（p498）这种矛盾具体构成人对生存、生活和生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内容。马克思指出的“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3]（p749），表明人在每一个现实态中都是一种内在的否定性存在。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不断交出自己的“战利品”作为共同体的“公共物品”，一方面这是对自己“个性”的否定，另一方面在满足共同体的实在需求以外不断加速“物品”的丰盈，致使交换的产生。“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3]（p749），当交换集聚并成为普遍行为，货币和资本随之产生。当人不断丧失人作为人的权利与本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便开始解体。在随之形成的以“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为典型形态的“抽象共同体”中，人的生产生活不断被异化。人不再以整体性处于共同体中，成为被锁在共同体中的一环。在“自然共同体”解体，“抽象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资本越来越以集聚的力量混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形成“虚幻共同体”。人类的社会生活不断被压缩，政治生活和阶级统治愈加占据社会发展空间、把控社会发展内容。在每一个现实态中，人类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的内在否定、历史的自我扬弃、现实的否定超越，才能不断达到“真正共同体”中人的解放。人类的每一种否定性和矛盾性状态都是置身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对“在”的批判性存在。

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存在之在的考问，是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叉，是学理与实践的综合考察。这一哲学考问不单单是考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客观实在”，更多的是置于一个更宽的视域考察共同体“在”的历史条件、演变原因与现实需求，在更丰富的维度对共同体“在”的衍生问题——共同体与人、人类发展与历史进步、理论变革与实践创新等进行抽离和把控，以获得真正对于时代发展、理论推进有利的答案。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之绎
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p11）贯穿这一哲学思辨逻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止于在时代中确证其“在”，更以自身的逻辑演绎思考如何塑造、矫正和引导时代的实践。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思想自身凝聚的人与自身世界的认知逻辑与超越逻辑、贯穿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解逻辑与实践逻辑，正面回应思想内涵的逻辑何以敏锐、深沉地捕捉并切中时代问题，清晰展现如何以主体间性逻辑解决现代性带给人类的困顿。

“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2]（p499）人类不断地向内发现自己并对自身进行内在超越，构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逻辑的第一向度。人不断发现自己、否定自己并试图实现自己的过程是一种必然逻辑，这一必然性与不同历史时期共同体的形态演变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当人的精神被这必然性不安息地驱迫着时，它便努力克服，并且为理性的冲力寻找有价值的享受。”[4]（p29）人类个体自我意识内涵的局限性和能动性辩证关系通过共同体来克服自身的片面性与有限性，并实现和享受自身价值。个体不断通过对共同体精神需求的内在超越逻辑，以社会集体意识的力量弥补自身的局限性。“我们拥有相互抵制和终结意义流动的陈旧传统，但我们同样拥有大量的合作潜能，期待着适宜的表达环境。”[5]（p371）在行动层面，人类主动倾向于一种“联合”“合力”的行动逻辑，以目标的一致性达成合作的思维与集体的力量。以此，人类便在实践中不断衍生公共性、规则意识等，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成果便应运而生。

人类不断向内超越自身的逻辑产生一系列现代性文明。与此同时，由于人类不断遭遇生活困境、历史虚无和文明异化等日益严峻的挑战，人类的精神家园不断丢失。历史与现实表明，人类的个体、民族和国家等横向与纵向交织的复杂社会角色使整个人类成为一个复杂体。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穿透复杂性，在守护人类精神家园中提供人类完整认知自身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视域，在重构人类精神家园里展现人类作为历史存在物与价值存在物的统合逻辑。人类与生俱来的历史性标签就是始终身处某种共同体形态之中。以人的发展和解放为逻辑主线，人类的共同体从“血缘”和“土地”的纽带转变为“货币”和“资本”的逻辑，进入“阶级”和“国家”的虚幻场域。时至今日，人类依然处于共同体的历史演进逻辑中，并不断迈向人的“真正共同体”。人类正是在环环相扣、不断演化的纽带中不断找寻精神家园，实现自身价值。作为价值存在物，人类在世界中不仅寻求“生命”与“发展”，更追求“生活”与“意义”。不论身处何种共同体形态中，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从未停止。面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有限性，人类总能面向“幸福”超越生产生活的事实层面，不断赋予人类生存发展与世界发展关系的价值意蕴。现如今，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与回归依然要遵循“超越事实层面，寻求人类与世界和谐共进的共同价值”的逻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清晰且深刻地演绎了人类作为历史存在物和价值存在物的价值超越逻辑。

向外，人类为何要区别于自然界，如何对待自然界及其与之产生的正负效应是考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本身不可回避的逻辑问题。“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4]（p92）由此，人类把自我意识置于集体社会意识中，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实践逻辑过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试图围绕“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展开，在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宏大视角中理出“人与自然”的头绪。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表现为“置身自然—畏惧自然—认知自然-—对抗自然—反思自然—回归自然”的逻辑过程。在这一逻辑过程的起点，人类努力合乎普遍性原则与规律，以一种本能逻辑对待自然。在而后的逻辑进程中，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世界决定了人不再是上述“纯粹的自然人”行使“自然本能”，但此时人类依然企图通过本能的逻辑力量去占有规律、攫取自然。这种矛盾对于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是毁灭性的伤害。因此，必须转变人的主体性身份，重新挖掘人类与外界相处的新的社会性逻辑与规律。

人类社会产生之后，人与外界的关系不能仅单纯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如何认知历史与现实所规定的人类真实身份以及外部世界的新变化成为人与外界相处的关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深入切中现实，洞察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规则与规律，依循货币、资本的逻辑，捕捉到人类社会区别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问题”。何以解决？马克思找寻到了确立主体性的现实道路。这一通道克服了个体的自利性对社会规则的破坏，克服了偶然性的个体侥幸心态对人与社会关系客观性的消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人所处的主体性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聚焦人的主体性遭遇物化、“不在场”等现代化遭遇，在共同体的场域中把主体性从内在价值向度转向丰富的社会关系维度。这样，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范式便从个体人的自然状态真正跨越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内部，以社会关系中人类的真实完整身份确证主体性。在现实的历史视域中，人类的主体性及其逻辑范式的转换，是完成人类与外部世界交互逻辑的重要一环。

在把握人类内在与外部双重逻辑的同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还内涵了“主体间性”这一重要逻辑指向。这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哲学直接对接、碰撞的意外收获。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聚焦事物所具有的个别性、事物之间的互相外在性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这一思想逻辑框架内“主体间性”的逻辑内容。这一逻辑内容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既是思想自身，又是思想对方。一方面，主体间性试图展现主体之间的本质关系。立足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个体社会化的时代性客观存在，基于人的历史与现实身份，跳出单向的主体性或客体性的征服或构造，看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便能真正把握住人作为主体间性的“共在性”。另一方面，“主体间性”渗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基于人的多主体性存在、发展与实现状态，通过现实客观的“货币”与“资本”等逻辑线路把历史归纳、现实总结与未来推断相统一，形成“我—我”的自然逻辑、“我—他”的资本逻辑、“我—你”的价值逻辑与“我—我”的类逻辑层级。以此，在多个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以及协调性中，我们能够破译语境转换、时代确证和困境化解的共同体逻辑。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在的逻辑演绎过程即是这一思想内容的哲学展开。当内涵悖论的现代性不断困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及其思想观念，当“货币”“资本”愈来愈发挥超出其本有的功能，“异化”人类的生产世界和社会生活，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愈加深刻，致使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愈加混乱之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能够凭其逻辑抽丝剥茧。在学理上继续挖掘和展现兼具逻辑性、辩证性以及现实性力量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以最大可能切中时代逻辑，在实践中深度聚焦人类自我意识重塑、人类社会生活回归与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p134），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哲学分析的必经环节。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革新之态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6]（p223）人类社会需要不断进步、人类文明形态需要不断革新。作为一种真理性理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兼具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确证了其理论革新的现实可能与理论张力。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形态承历史而来、接时代之需、据思维而绎、为人类而变，其带来的革新呈现出批判性、实践性与“类”实现的系统综合性之态。

基于历史与逻辑的反思展望，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必须聚焦现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现实发展和未来实现，积极对人类的共同体形态创新进行价值呼应并提供理论支撑。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是每个人生存、生活与发展的内在前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因而在这一程度上，马克思所阐释的以往的共同体形态都是以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存在，尤其“资本”和“货币”在共同体形态中使这种异己力量愈加强烈。但人的本质必然是追求自由，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始终聚焦“人的发展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共同体形态”进行问题摆明、问题解释和问题解决。当下，如何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思想资源，焕发出切中时代需要的共同体理论新形态是关键的时代任务。

根据当地区域土壤条件及油菜产量目标和生长养分需求，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合理制定油菜施肥量，做到精准施肥。重点推广油菜专用肥、缓释肥和生物有机肥的施用，增施硼肥及油菜叶面施肥，推广农作物秸杆还田技术。

现实存在与思维意识的困境使人类开始重新把握和反思“时代”。若单把“时代”作为反思的客观对象，那只是探讨“客观时代”本有的规律，是脱离主客体间性的不彻底反思。因此，人类要重新把握时代就必须进入哲学基本问题范畴即“思维与存在”的论域中，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即“人类如何把握时代”的哲学性质。这样一种考察与反思问题的转向，不是让人处于“时代”的外部去把握“时代”，而是让人处于“时代”之中，把“人与时代的关系”作为认识对象进行反思和把握。人类只有去揭示并解释现时代人的思维与存在、人与时代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才能透过遭遇的“思维桎梏”“生活困境”“文明危机”“生存困境”等现象的表征，去披露潜藏在现象背后的“人与时代”及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实，时代困境所表征的正是“思维与存在”的困顿在“人与时代”关系中的矛盾。当全球生态问题愈加成为人类各个发展领域都无法绕过的核心议题，一方面要借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类“观世界”的纯粹性，把握并挖掘“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时代逻辑，摒弃一种“他在性”的固有关系，把“生命”原则纳入共同体的现时代之“态”中。另一方面，扬弃“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裹挟，定位“生态之于思维与存在”在迈向“真正共同体”过程中的阶段性理论生长空间，这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时代革新的破题与起点。

长期以来，人类的发展不断遭受“抽象理念”“虚假价值”的裹挟，在似是而非的共同体与共同体行动中不断遭受困境。打破局面的关键就是把“实践”纳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革新之态中。当人类进入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必须用“实践”对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进行确定性的捕获。人类要把“实践思维”贯穿于整体的实践中，抽离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纯粹的观念世界，回到“实践”场域的现实世界。对人自身的确定性而言，需要共同体之“态”提供人的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以正当性、合法性的存在；对人与自然而言，需要共同体之“态”满足生产领域与生活领域以正义性、平等性的内容；对于人与人而言，需要共同体之“态”打通主体人的联动性、公共性的渠道。要不断挖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实践”精髓去把握时代的“实践”要义，真正以“实践”超越精神状态、突破思维视域、提升破题效能。在抉择与担当中，让内涵“实践精神”的共同体革新之态回归现实的“实践”大场域中。

愈加频繁的冲突与合作、对抗与交流都确证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人类应当循“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质，扬弃和超越“抽象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的纽带形态、组织方式，以当下世界历史的发展逐渐构建当代人类“共在”的共同体组织形态。当历史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p169）。人与人通过现实客观的物质力量结成组织，民族与民族之间通过愈加多元的纽带互通互鉴，国家与国家因世界发展的历史客观力量无法割裂。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中的个人命运与全体世界命运如此具有同一性。单个人、单个民族、单个国家愈加无法应对发展性难题。全球性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样态，即“当代人类社会活动超越现代性、民族性、国家性、区域性，以人类为主体，以全球为舞台，以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为依归所体现出的人类作为一个主体所具有的整体性、共同性、公共性新质与特征”[7](p350)。虽然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人类所需共同体的构建蓝本，但全球化矛盾的新变化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革新提供重要空间。一方面，世界市场已不再是马克思当时所指称的以欧洲或美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当中国作为重要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不断发挥重要作用，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未来人类的共同体形态革新提供不可或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政治格局不断形成并深化，多元化的文明对话模式不断丰富并加强，这些现代性问题不断积累并逐步走向前台，构成共同体革新的多向度内容。应当注意到，共同体所关联到的利益已经从以往的重经济因素拓宽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举的局面。真正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与人类构建共同体、适应共同体、革新共同体的内容一体化，共同构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革新的主体内容。

归根结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特别看重的是不同共同体条件下人的发展，更加关注的是“一种共同体形式究竟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条件”[8]（p9）。可以发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革新之态指向人的类实现。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范畴，“个体”与“类”关系是人类自由实现及自由联合的关键。透过实践，“个体”与“类”的关系深刻反映出一种“共在”秩序的需要，这构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革新之态的目标及内容。共同体统合“个体”与“类”，内涵“个体”对“类”的追求以及“类”对“个体”实现的辩证逻辑关系。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p57）。因此，必须厚植现时代“个体”所代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与世界交往，人类才能不断在新的共同体形态中确证自己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新的共同体价值追求中获得实现类的可能性。人类必须超越以往片面性存在，才能达到以人类“命运与共”为基点的共同体类实现。个体的片面性和类实现之间的辩证上升力量与人类的共同体本质实现高度一致。马克思所表达的共同体是由个人自愿结成的，个人能够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这种“一致”建立在二者辩证逻辑关系的秩序之上：个人“自愿”联合的秩序与共同体“依附”实现的秩序。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革新的“秩序”构建逻辑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资源呼唤“实践”，重置“观”时代前提，并创新人类的组织形态。新的共同体理论形态以“共在”奠定人与自然生命统一发展基础，以“共同体”把握人与人的群体结合方式与集体存在形态，以“类实现”指向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道路。在现实层面，这三个维度的“秩序”构建逻辑辐射更加广阔的场域，使个体深入共同体中，自主面对时代困境并形成规范性批判与时代性合力，逐步构建满足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等关系共处的多维度现实秩序，完整呈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革新之态。

当全球性困境和人类“命运与共”成为不可回避、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以哲学考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确立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人类发展新思路的积极建构。时代之于哲学是土壤，哲学之于时代是灵魂。“如何切中时代，生成符合时代精神与历史趋势的共同体新形态”，是哲学之思的深度推进与实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从以往“时代”而来，面向“时代”未来实现当代变革。我们要在复杂学理与实践逻辑中捕捉其具有的可反思性、可解析性、可重构性理论张力，反思应当批判什么、抛弃什么、转换什么、发展什么、实现什么。不断从“世界何以可能”跃升到“人类解放何以可能”，深刻把握共同体中内涵的资本逻辑、政治冲突与文明互动的深层逻辑关系，重新寻找、深度确证现时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生长力量与革新样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美]肯尼思·J.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M].杨莉萍，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蔡拓.全球学与全球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秦龙，等.走向时代深处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6.00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6-00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19ZDA0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工作目标研究”（19JZD045）；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的整体研究”（TJK-SZDWT1902）；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方案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TJZDWT18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秦龙（1973—），男，辽宁锦州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