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技术与世界：翻译技术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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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技术与世界：翻译技术伦理反思
冯 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翻译职业、翻译产业以及人类跨文化交流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技术伦理问题。本文借鉴系统理论，分析翻译系统内、外的不同行动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讨论翻译技术的使用对翻译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影响，包括：1）对不同主体，尤其是从业人员的影响；2）对翻译系统运行环境的影响，例如对源语和译语语言环境的影响，对存储、生产和传播翻译数据的互联网环境的影响等；3）对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影响，比如重新平衡翻译需求与供应，质量与效率，技术垄断与市场公平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译者；翻译技术；翻译技术伦理；系统论；翻译系统

技术对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翻译技术也一样，对翻译观、翻译职业、翻译产业、翻译教育乃至对人类跨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除了改变传统的翻译作业方式，带来了翻译生产力大幅提高等正面影响外，各种可能的负面影响，如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译者，技术及背后的资本是否会压制译者生存空间等等，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9月曾传得沸沸扬扬的科大讯飞同传造假①有关科大讯飞被指同传造假的报道见新浪财经转载《证券时报》一文：科大讯飞深陷AI同传造假漩涡：双方发声确认无造假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8-09-26/doc-ihkmwytp1348732.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9日。，最后以与译者达成谅解告终，却也充分体现了技术、资本、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张力和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这些冲突和负面影响，除了需要法律的规制，还需要关涉主体秉承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自觉主动地遵守、维护行业和社会良序。由于从本质而言，伦理调整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为人类及人类存在的环境建立起最佳秩序；对于日益渗透到现代生活中的翻译技术，对于日益影响个体主体、行业和社会的翻译技术，是时候将其伦理问题提上研究日程了。本文主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探讨翻译技术伦理，探讨翻译技术对翻译主体以及翻译系统环境还有翻译系统运行机制的影响。

一、如何理解翻译技术伦理
在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翻译技术对于不同的翻译主体和翻译赖以存在的环境，甚至翻译系统的运作，均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动态关系中，如何平衡各方权利和义务，建立起有利于翻译系统运行的最优秩序，就是伦理所要调整的范围了。从系统论的角度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翻译技术所涉及的不同层次的伦理关系及其特点，是我们认识翻译技术伦理的基础。

（一）系统论视角下的翻译技术伦理
系统论是具有哲学价值的科学方法论，其代表作为贝塔朗菲（Bertalanffy）1968年出版的专著General System Theory：Foundations，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中文译名：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其基本思想是任何事物都可以视作一个系统，成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应从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和组成系统整体各要素的相互关系[1]。陈永武指出，对于复杂问题的研究而言，系统论摒弃了单项因果决定论，将研究对象放入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从综合出发有机地统一归纳和演绎以及分析和综合，从而揭示系统的运动规律和功能特点，以达到对某个系统事物的最佳处理。作为人类思维历史发展的产物，系统论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2]（p75-78）。

翻译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围绕着翻译活动的开展，存在着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制约和促成翻译发生、产出和传播的内在机制，以及翻译决策等内在规律。这些与翻译活动相联系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实现了翻译的社会功能，满足了系统构成的要素，使得宏观的翻译社会实践空间可以看作一个翻译系统，成为社会系统诸多子系统中的一个，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联系[3](p1)。研究翻译技术伦理，就是研究翻译技术在翻译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研究其对该系统及个中主体，还有其他关联系统及个中主体带来的影响。参照应用伦理学中有关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的定义①比如卢风、肖巍在《应用伦理学导论中》第四章对经济伦理定义为“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伦理问题，即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第五章定义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与生命相关的所有伦理学问题的交叉学科。而学界广泛讨论的科技伦理则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在创新活动中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翻译技术伦理可以定义为：翻译系统各主体对翻译技术开发、使用所持有道德理念和行为准则。

（二）科技伦理视角下的翻译技术伦理
无论从定义还是研究对象来看，翻译技术伦理均可视作科技伦理在翻译领域的特定化，研究的是翻译领域中相关技术开发、应用中的伦理问题以及适用的伦理原则，其研究虽然有着自身的特点，但也必然受到科技伦理的关照。

贝克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4](p32)。因此冯昊清提出安全是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安全既指主体的生理、财产等客观实在的物理安全，也指主体尊严、自由、荣誉等观念性的安全，既指主体的生存发展在当前和未来不被侵害，也指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不至匮乏[5](p46)。除了安全原则，陈勇和郭玉松还指出，主体在科技活动中必须遵守责任规范、实施责任行为并承担伦理责任，也就是应当遵循科技伦理的“责任原则”，包括“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平衡和谐原则”“公平原则”[6](p62-63)。

当然，科技伦理还涉及其他广泛的议题，如学术自由与责任、科技伦理教育、科技人员职业道德、知识产权保护等。尽管议题众多，科技伦理的实质就是从伦理的角度规范技术开发、使用者的行为，评价技术可能带来的物质、观念和社会风险；以责任意识约束行为，同时将人文主义的关怀注入工具理性的反思。

基于科技伦理的“安全”“风险评估”“责任”“人文关怀”原则，我们应从技术对翻译系统以及其他关联社会系统的影响入手，考察翻译主体、翻译活动、翻译系统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来探寻答案。

二、现代技术在翻译活动中的广泛使用
现代技术在翻译活动中的使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①对翻译技术应用的归类主要参考了崔启亮，胡一鸣2011年编著的《翻译与本地化工程技术实践》以及王华树2017年主编的《翻译技术教程》。：

1）翻译技术（主要是机辅翻译和机器翻译系统）成为生产工具，广泛参与译文生产。

2）云翻译技术促成多语种、多人协同翻译在云端完成，打破了时空、生产容量等限制，带来了现代化的翻译大生产。

3）翻译技术供应商、翻译生产和使用机构以及译者广泛搜索、获取、使用并存储翻译数据，形成个人和企业的语言资产，带来了新的业务——语言资产建设、交换及交易。

4）信息技术广泛参与翻译业务的创新、宣传、营销、人力资源、项目管理等方面。

5）信息技术在翻译行业协会自组织中大量应用，各种翻译社区不断建立。

6）自动翻译技术已推出相关的产品，能满足个体消费者相对较低层次的翻译需求。

7）翻译技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将传统的翻译产业转化为新的语言服务产业。不仅形成了新的行业组织，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也提出了要求。

由此可见，翻译技术已经深入到个人、机构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与管理，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可为五花八门，虽然没有像其他技术安全问题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但也足够影响主体的生存感受、行业秩序甚至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和信息安全。问题虽多，从系统构成的要素入手，我们就能条分缕析，抓住主要矛盾，帮助业界建立技术在翻译领域开发、使用过程中的相关伦理考量和行动指导原则。

三、翻译技术对翻译系统主体的影响
甘绍平指出，当现代技术发展成为“包含着有目的性的实际的行为”的时候，就势必要受到法律与伦理的制约[7](p7)。而当翻译技术从生产工具发展成定义从业者、从业机构乃至整个行业甚至整个国家语言行为能力的重要指标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对主体的影响了。

翻译系统的主体不仅仅包括个体主体（比如翻译技术研发员、职业译者、非职业译员、翻译使用者、翻译发起人、翻译活动组织者等），还包括机构主体（比如翻译技术开发机构、语言服务供应商、行业组织等），以及类主体（比如翻译技术共同体、语言服务行业共同体、译者类主体，甚至整个人类的社会主体等等）。这一理解与学界普遍赞同的科技伦理主体是一致的。比如，陈爱华指出“现代科技伦理评价的主体性原则既要体现科技伦理实体（共同体）的组织（行业组织）、科技伦理实体（共同体）在伦理评价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又要体现科技伦理实体（共同体）中的个体在伦理评价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8](p104)。

（一）翻译技术对译者价值的双向影响
翻译技术伦理研究多涉及翻译技术对从业人员的影响，这与从业者在技术洪流中首当其冲是分不开的。国内外多位学者都谈到了机辅翻译以及机器翻译对译者职业形象的影响、对译者工作条件的影响②多位学者就翻译技术对译者职业的影响，可以参见徐彬、杨珍，2019；Pym，2003；BIAU&PYM，2006；Stupiello，2008；Garcia：2009；Baker&Maier，2011；Baker 2011；Doherty ，2016；Cadwell，O’brien，&Teixeira，2018等。。莫娜·贝克（Mona Baker）认为译者最重要的品德是做出正确选择并力求完美[9](p 1-5)，却带来了多萝西（Dorothy）的追问：如果译者仅仅沦为译后编辑人员，也不可能再对译文生产负全责，又何谈术业求精、追求完美之动力[10]？在技术主导的情势下，对译者研究最多的皮姆（Pym）担心，业界对译者品德的要求会降低为技术背景下的一致性和效率要求[11](p8)。虽然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大有裨益，但科恩（Koehn）的研究却指出，机器辅助下，译员的工作模式更趋于单调，译员价值感降低[12](p258-259)。

再观译员的生存状态。由于译者越来越多地面临机器翻译之后的文本，或被要求使用翻译公司或客户的翻译记忆系统，复用的语料常常不予计费，不少译员（主要是初级译员）反映承接译后编辑任务单位工作时间报酬相比正常翻译模式偏低，翻译劳动的经济价值未能得到公平体现。另外，对于复用的语料，尽管其使用语境可能与本次任务迥异，可是因不予计酬，译者虽持不同意见，很多时候却只能退而求其次，译者的创造性价值受到局限。越来越多采纳客户工作系统的翻译任务甚至让译者丧失了拥有自己翻译作品的权利，译者的劳动淹没于无声的语料之中。同时，众多免费的机翻服务，还有众包翻译诸多无偿或低酬的服务无疑压低了翻译市场报价。甚至，徐彬和杨珍指出：翻译企业受到压缩经营成本需求的影响，更多的公司愿意招募兼职译者与业余译者，导致这种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特征在近些年来变得愈发明显[13](p127)。因此，翻译技术的使用确实在某些方面对译者经济价值、智力价值、职业价值的实现带来了冲击。

但是，作为生产工具的翻译技术，确实也能帮助译者实现价值，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扩展译者的工作领域，促进译者学习成长，提升多维素养，甚至还会为整个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这把双刃剑，需要译者审时度势，居安思危，迎头面对挑战，打造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能力，让技术为我所用而不是遭其奴役。个人迎接挑战的同时，我们的行业也应对从业人员肩负起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不可故步自封，在行业大融合的背景下，培养出技术时代具有高附加值的语言服务人才。

（二）翻译技术之于主体发展以及翻译教育
随着翻译技术在行业的快速发展，译者对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技术对译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语言服务产业，译者职业上升空间越来越注重多种技术能力。译者能力的多元化本是一件好事，但在翻译生产阶段，翻译技术常常将译者固定在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位置，不得不高强度地处理机器翻译生产出来的瑕疵品（例如译后编辑）。如果技术研发者在设计时不考虑人机的共同参与与进步，而是让机器更多地替人类决策，就会产生主体技术依赖，认知下降。以法兰克福派为代表的技术批判主义认为，本该为人控制的技术如反过来控制了人，就易造成人的平庸和人性的丧失。

在翻译教育中，如果人的思维模式越来越技术化和标准化，仅重视单纯的、有形的信息获取，忽视对智慧和思想的追求，这将会导致翻译教育的本末倒置。翻译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回归教育本质，更多地思考如何利用技术帮助译者培养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利用技术提高技术和创新素养，挖掘译者的求知欲和潜力，将技术融入到现代化的语言服务人才培育。翻译技术的研发不能仅仅考虑技术目标，也应将提升人的认知能力作为研发目标之一。

可喜的是，业界已经开始反思如何重新定位技术时代译者的角色了。全球知名的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TAUS）2018年发布了《算法时代的译者》一文，阐释了算法时代译者的角色和技能应该包括：创译写作、口头内容表达、品牌大使、本土叙事、对话系统训练员以及质量顾问[14](p1)。而2018年12月产业界和教育界共同发布的《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宣言》说明我们已经在重新审视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以培养新时代的语言服务者①宣言的详细内容参见国家语委“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官网网站转载链接：http：//ling.whu.edu.cn/law/003/2020-01-13/8668.html.登录时间2020年1月20日。。蔡基刚关于《“大办翻译专业”该刹车了》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了我们目前翻译教育存在的局限性[15](p10)。在人工智能挑战所有行业的时代，整个翻译产业（尤其是引领行业的翻译技术产业界），都应该思考如何打破行业惯性思维，创新地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高附加值的语言服务产业，树立起高端的行业形象。翻译技术界应该联合产业界、翻译教育界共同吸引各种专业人士（不仅仅是外语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并培育出有尊严、有价值感的现代语言服务人才。

（三）翻译技术与翻译使用者语言权利的实现
翻译主体还包括翻译的使用者。翻译技术开发的愿景是将来全球90%的语言障碍都能通过机器翻译等翻译技术予以解决，使得翻译服务真正成为公用设施服务，使得人们使用翻译如使用水电那样便利，为人类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做出贡献①参见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2013年翻译技术全景报告（TAUSTranslation Technology Landscape Report 2013）来源自该协会官网，https：//www.taus.net/think-tank/reports/translate-reports/taus-translation-technologylandscape-report.登录时间2019年3月15日。。对于翻译使用者而言，这一目标指向的是个人在国际交往中不会因为使用母语而处于不利地位的语言权利，显然具有“善”的本质。然而，善的实现及应用也都应该受到伦理的约束。

训练机器翻译系统的语料收集应符合现有的规范，尊重现有的知识产权和隐私权。个人语言权利的实现不应以牺牲其他权利为代价。多尔蒂（Doherty）指出，由于翻译技术支持的最终产品涉及多个相关主体，受影响最大的也是普通的使用者，我们应该考虑翻译技术对跨文化交流所有利益相关人尤其是普通使用者的影响[16](p967-968)。因此，其应用应该设立质量标准，至少要有明确的质量提示，不应过度夸大，避免造成使用者的误解，结果反而损害了个人语言权利。另外，许多免费翻译技术的背后毫无疑问存在商业利益，这些服务的开发和使用，应始终以注重社会利益为导向，真正为普通人提供免费或费用低廉且质量优良的公共产品。只有这样，在善的目的指导下，采纳善的手段，在善的执行过程中，才能真正保证善的结果。

以上谈到的更多涉及个人语言权利的实现，同样我们还需要考虑民族语言权利的实现。机器翻译高速发展的今天，其质量往往依赖大量的优质双语语料作为训练数据，然而对于一些小语种，可用的双语语料十份匮乏，我们将之视作低资源语言。若真是为了“善”的目的、“平等的权利”，翻译技术开发商也理应关注低资源语言语料建设和翻译技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濒危语言保护、语言霸权抵制等问题。

四、翻译技术对翻译生产机制带来的影响
（一）翻译技术不当应用带来的质量与效率矛盾
大众对不同层次翻译需求的扩大、信息技术以及翻译技术效率的不断提高，使得大量需要翻译的客户使用了职业或业余译员提供的、免费或付费的翻译服务。云翻译平台以及网络信息技术催生了众包生产模式，使得多人协同翻译同一文本成为可能，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量。虽然目前的翻译系统有术语、语言风格一致性的控制，但是不同译者产出的译文仍可能带有拼接、断裂的痕迹，成为翻译质量的硬伤之一。大规模生产效率与语言风格一致性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的基础研究更好地解决翻译技术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文体风格方面问题敦促我们更多研究语言本身，深化语言学的基础研究，细化语言的分类，建立起更为完善的文体学量化指标体系，使得译者接收相关训练，在云翻译平台协同工作时能有可以参照的标准。

（二）翻译技术不当应用带来的质量与责任矛盾
虽然技术满足了业余译者免费提供翻译服务的热情，也满足很大一部分用户对低质量要求翻译的需求，然而各种翻译社区也面临对其译文质量的质疑。另外，译者不得不采用翻译记忆带来的质量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利益（如合同翻译）、人身权利损失（如医疗和法律翻译），究竟该如何界定责任？

免费的翻译服务存在责任归属问题，高端的语言服务机构也仍然存在责任界定和划分。皮姆提出技术带来的团队协作、内容生产的翻译记忆传承等属性使得翻译进入了一个集体责任时代[17](p3)。集体责任时代究竟如何承担责任？业界也应该警醒，督促众包翻译网站以及各翻译社区制定相应的规则，约束译者的行为，保证一定的翻译质量；同时也应该提醒和教育公众隐含的风险。对于合作内容生产需要建立起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得生产线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途径汇报可能的质量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沿袭上游工序的谬误。

（三）翻译技术与翻译经济秩序：技术垄断与自由竞争
虽然译者能够接触并购买一些翻译技术工具，但拥有的多半是翻译技术资源的初级形态，只有语言服务商和大型的翻译公司才真正掌握了翻译技术资源的高端形态：大型的项目管理系统包括了项目统计分析和预处理、译员组织、文档传递、进度控制、过程质量跟踪记录、项目成本记录、译员费用结算等；拥有云翻译服务平台技术的语言服务商能够将分散的多语资源、需求整合形成相互关联、紧密协作的庞大产业价值链。技术霸权的垄断使得市场、客户资源越来越向这些公司聚集，传统的自由竞争条件恶化。翻译行业的规则将越来越由这些垄断者制定。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定场域内的资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拥有技术资本（场域理论的提出者布迪厄并没有单独将技术资本提出来），但是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个人和组织所掌握的技术资本同样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以技术资本控制了市场和客户的语言服务商，他们以技术使用为由限定了译者的劳动工具、工作模式，垄断了行业价格，将技术辅助完成的部分翻译工作从译者劳动里扣除，降低了译者薪酬，使得译者面临自由竞争力下降、生存条件恶化的困难，也不得不屈服于行业霸主制定的游戏规则。

翻译技术伦理必须考虑技术发展对产业自由竞争的影响，对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从业者的影响。翻译产业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肯定是趋势，在技术洪流的冲击下，如何保障从业者的利益，如何培养从业者的技术应用能力，如何体现技术应用中的人文关怀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五、翻译技术对翻译系统环境的影响
（一）对语言系统的影响：语言自然性与机械化
控制性语言泛滥或会破坏源语系统：人类语言的产生具有自然性，自然语言中语言符号横向组合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打破语言规则的组合现象，比如省略、倒装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符号组合的任意性，也带来了人类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当然歧义性也是自然语言不可不提的典型特征。对机器翻译而言，歧义和语言规则的任意组合是机器理解自然语言的致命弱点。为提高机器翻译效率，越来越多的要求指向对源语的控制和改写，以提高源语的机器可读性，使得源语趋于标准化、机械化。许多国际型大公司对于公司语言资产的管理手段之一就有严格的技术写作标准，包括控制性语言写作。技术领域采用控制性语言有利于标准化的实现，降低成本实现知识共享和信息传播，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大量控制性语言不受限制，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会使得语言沦为技术的工具，自然语言产出的多样性遭受破坏。我们不得不警惕，如果不提高机器翻译技术本身，仅仅从源语控制入手，多少年后充斥网络和社会的语言将会是什么形式，人类语言会退化到什么程度。

翻译记忆碎片不恰当使用对译语系统的冲击：在主流的机器辅助翻译技术中，完整的翻译对象（文本）首先会被分割成片段化的翻译单元。因为翻译记忆的大量使用，使得译者面对某个语言片段的时候面临多种备选参考，译者往往从这些备选之中挑选出最优选项。可是，由于这些语言片段来自翻译记忆库中不同的翻译材料，蕴含着不同的语境，当译者将其认为最优的选项组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将不同语境下的片段进行组合得到的整体结果，其实并非是最优选项。这也同皮姆所说，译语产出更多考虑了语言的纵组合关系而相对忽略了自然语言中的横组合关系，一旦大量译文进入目的语语言系统，就可能对目的语语言的现有结构产生冲击[17](p2-3)。

以上都是语言的自然性与机械化之间的矛盾，不仅对源语同时也对目标语语言系统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紧密，萨丕尔的语言决定思维假说虽然还缺乏有效的论证，但是我们见证了计算机拼写检查的使用带来学生拼写能力的下降，网络语言对现有语言系统的冲击等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克劳迪奥（Claudio）通过语料库的方法发现机辅翻译产出译文与人工翻译译文确实存在较大差异[18](p310-312)。翻译技术对源语及目的语语言系统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短时间内很难评价，但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和研发人员应该预见其影响，尽量将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至最小，并思考相应的补救措施。

（二）翻译技术与大数据环境：互联网共享精神、知识产权、隐私权
翻译技术中最重要的机器翻译技术和翻译记忆共享都要求大量可靠的人工翻译语料。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TAUS）的2013年翻译技术全景报告宣称，如果翻译服务要真正做到成为公用设施服务，还需要数万亿字的语料和80 000多语言组合，而目前TAUS拥有的共享语料只有540亿字，2200多语言组合；各大语言技术提供商都在大力拓展各种渠道获得语料①参见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2013年翻译技术全景报告。。然而对于日益认识到语言也能成为企业和个人资产的业界而言，翻译数据的共享和再使用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以及客户信息保密乃至国家信息安全的问题。

互联网共享精神的核心价值是打破技术和资源的垄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免费。目前，有些企业打着公益的旗号要求翻译语料共享，其实这些翻译语料的再次使用最终多用作了商业目的，这不得不使人们质疑共享这些翻译数据背后的动机是否纯粹？TAUS提出的翻译数据知识产权归属方案虽出于善意的目的，但还是违反了目前知识产权中关于语言资产保护的宗旨，且不说情报专家对翻译记忆库是否有恢复原文的可能或提取重要机密的可能，一个公司对其语言资产的转让或公益用途应该出于自愿。译者或语言服务商对翻译数据的所有权完全可以象版权协议一样与客户进行沟通、谈判，明确该项目的翻译记忆数据是否为客户独有，译者如果要继续使用该翻译记忆可以进行价格上的区分。翻译数据的知识产权年限保护也可以做出特别规定。而关于客户信息安全，大数据伦理中的权责统一原则也可以适用，即翻译数据的采集方要采用相关技术保证客户视为保密信息的内容。

目前的区块链技术，如何恩培在翻译自动化协会亚洲峰会所述，“或将为翻译行业打开一扇窗，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译员的数字资产聚合在一起，推动整个翻译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保障了译员应有的权益。”②参见传神语联：中心化平台协同区块链为翻译行业开辟新[EB/OL].（2018-09-19）[2019-01-15].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330/16052701_0.shtml.他指出传神正在测试的语言联盟链拟采用区块链的联盟链模式，在确保数据、资源、信息归属和权益的前提下，联盟链上不同翻译公司节点得以资源互换、数据互联、信息互通，形成优势互补相互赋能的价值网络。

从区块链技术的展望在语言服务产业的应用来看，技术产生的伦理问题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相信翻译技术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下，一定能逐步提供既尊重译者劳动、尊重内容所有者正当权利，打破不必要垄断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的技术解决方案。

六、翻译技术伦理：技术与文明共同进步
在技术冲击所有行业的时代，翻译技术在翻译实践中广泛应用带来了不同主体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冲突，成为翻译系统内部的波动因素，也使得翻译技术伦理成为翻译伦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技术带来内、外部扰动因素不仅影响着翻译系统的各个主体，也影响着翻译系统依存的环境和运作机制，这些问题都亟待新的翻译技术伦理观予以调整，以便建立新形势下翻译系统的新秩序和平衡。传统的翻译行业应积极探索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寻找新的增长点甚至进化成新型语言服务行业。翻译产业与翻译教育界应当积极寻求在技术洪流裹挟中的生存出路，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业界和教育界不能忽视科技伦理强调的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并举；而翻译技术开发和应用中的人文精神，也不仅仅只包含所谓为全人类跨文化交流服务的宗旨，不仅仅对公众的信息权、语言权关注，还应帮助为公众实现这些权利的译者体现价值。翻译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应为人的发展塑造个性化的空间，体现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进程的统一，服务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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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5.017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5-0153-08作者简介：冯曼（1975—），女，湖北公安人，翻译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梅瑞祥